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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寫我不會這樣寫，我覺得有點勉強。『一二．九』我不在北京。我三五年已畢業了。可是『一二．九』事件後我第二天趕回北京。我到斯諾家去，他的太太海倫非常焦急，說中國人對中國人為甚麼這麼殘暴，後來我寫了這篇以燕大為背景的小說，寫兩種學生對這事的不同態度。」

《夢之谷》沒寫完就「八一三」了，蕭乾自稱《夢之谷》是個失敗的嘗試，「我本來想放棄了，後來到昆明，巴金寫信來，說要編一套長篇小說，說我的小說也有特點，勸我寫完，所以《夢之谷》的尾巴是勉強接上去的，將來若要用的話我還會好好整理一下，因為那不像甚麼小說，可是寫的都是真的事情。」

「我的小說，其實只是我寫小說的開始，還未真正寫小說，開始寫小說的人，大部份都是自傳體。慢慢才是開始虛構了，在《栗子》裏虛構比較多……」

「我是滿族人。我母親是漢人，父親是滿族人。可是我一點滿族意識也沒有。為甚麼呢？因為我是在父親死了以後才生的，我是暮生的。我怎知道我是暮生的呢？許多關於我的身世都是從小時候一個姑姑罵我的話聽出來的。她罵我『你這暮生的』，有時說：『你這「午時雞」』。『午時雞』就是淘氣的意思……」

「屠格涅夫說小時候媽媽每年帶他到多瑙河上玩，任他聯想，比如說藍色，要他立刻說一個字，訓練他的聯想。我有時對我的小孩也是這樣，我說一個形容詞，要他馬上說個名詞，……我從沈從文學會了不用用濫的文字，要自己做文字出來，不然怎叫創作呢。」

受了看書的影響，他跟其他一群貧弱的孩子在校中組織起一個互助的少年團體，與校外團體通信中批評學校，結果給捉了去，關在北京捕房，隨時可以槍斃。後來他的美國堂嫂找那美國校長跟他們說了，不知怎的就把他放了出來，但也審了多次，那時他才十五六歲，唸高一。

一九七九年暑假回港，看見香港報上連載《未帶地圖的旅人》，才知道蕭乾健在，而且過去的散文特寫，又能結集出版了。後來又知道蕭乾會出來，到愛荷華參加「中國周末」，想到有機會見到他，甚至或許可以採訪《人生採訪》的作者，真是叫人難以相信。也許因為一直從《人生採訪》忖想作者形象，到了在愛荷華見到蕭乾稀疏的白髮，才驚覺眼前的作者已經七十歲了。在愛荷華，人多，節目豐富，一直沒機會和蕭乾長談，本來約好在密西西比河遊河後去他住的地方談。但遊河完了，已經差不多半夜，想到蕭乾也許太累了，也就不想打擾，約定等到他們來加州再訪問了。蕭乾他們十一月底來，在聖地牙哥的加州大學演講，逗留一個星期左右。其間我在他們住的學校嘉賓室的陽台，爛漫的陽光下，作了兩個多小時的錄音訪問。訪問了，錄音卻一直沒整理出來；後來功課忙碌，拖著沒做；而且蕭乾十二月回港，香港雜誌訪問他的不少，想到許多資料可能重複，也就一直拖延下去了。直到最近，放暑假了，重聽錄音帶，又看到蕭乾回去後寫的《美國點滴》，想到一些問題，終於整理出下面一文來。有些已經在別的刊物見到多次的資料，這裏盡量濃縮或刪去了。談話先後也經過調動，如果有甚麼錯誤，該由我負責。我原先設想的詳談跟這裏的結果不同；下文有點像是聽從了蕭乾廿四年前一篇雜文的勸告，「把原有的大綱揣回口袋裏去」，留神眼前說話的人另有關心的問題。

他跟媽媽很少見面，所以印象很淡，對他好的是一個堂姊。「她是個個子很矮、其貌不揚、但心地非常善良，很聰明的老處女。」

一九三五年，蕭乾大學畢業後十五天便進入天津大公報編副刊，從此就開始了他的報人生涯，也開始了他用文學筆法寫的採訪了。

「有一個越南華僑，姓趙的，他的妹妹同一個男的發|生|關|系，他回去決鬥——後來那男的肯結婚，才不用決鬥——一路在船上，他在上格床日也哭，夜也哭，很不快樂，便是這麼一個人把我帶到汕頭。」

他覺得報導文學的好處是時間性，專題性，「如果幾十年後還有可讀性，那就很好。」

「那不是虛構，是壓縮。虛構是沒有東西加東西進和-圖-書去，壓縮是刪掉。」

「這次出來有人叫我寫美國之行，我不寫。」他說。為甚麼呢？「第一這種走馬看花的遊記，不知多少人寫過了。我寫東西，現在因為年紀大了，總想有點message。我寫了《愛荷華的啟示》，刊在人民日報，我在最後也有一點message，我寫美國，想針對國內問題。因為來美的人太多了，一百年來，不知多少人在寫。我不想寫純粹遊記。」

今日蕭乾談到這些過去的經驗時，往往是這樣子，很冷靜、很謹慎地一點一點列出來。他重新執筆以後新寫的《未帶地圖的旅人》就給人這樣的感覺。這篇文字寫得理智周到，對許多事情一一交代清楚，比如與楊剛的友誼，與大公報的關係。《當代》刊的是初稿，蕭乾在美時告訴我們說回去再修改，出書時要再加上一段話，他說：

「對，我的報導文學的寫法也接近寫小說。我第一次的報導是魯西的災情，我跟畫家望雲一同去，他用筆畫，我用文字，都是在素描。我是描寫，有意要練習，注意自己不用驚嘆號……我覺得學外文對中文也有好處，我比較注重標點符號。有些人就是逗號逗號逗號，到最後一句才用一個句號。另外，語法我比較注意。」

問到報導文學的種種，蕭乾說他對外國和港、台的看得不多。

但是「十」天不是「三」天呀？

此外近期刊在《新文學史料》的〈斯諾與中國新文藝運動〉、〈魚餌、論壇、陣地〉、《戰地》增刊的〈斯諾與《活的中國》〉、《新聞研究資料》的〈老報人隨筆〉、《開卷》的〈貓案真相〉、《中報》的〈斯諾夫人海倫訪問記〉等，都是報人本色的文字，一一交代事實、澄清真相，為了需要，注重文字的實用性多於文字的創造性；因為歷史環境的影響，小說家蕭乾終於讓位給老報人蕭乾了。其中〈魚餌〉一文記三〇年代主編《大公報．文藝》的經驗，實在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作品，寫出作為文藝主編的經驗，不但寫他組稿、編特輯、搞批評討論、書評專欄、辦文藝獎等，更重要是寫出一個編者的原則和理想，以及實踐的經驗。文中見出的剛正態度，在今日尤其值得不同地區的中文文藝刊物編者參考。現在的蕭乾文章的特色是理智，四十多年前《籬下集》出版之前，他在《水星》發表〈給自己的信〉，裏面好像是一個理智的自己跟一個感情的自己在辯論，到了今天，在多年混亂後這特別需要理性來重新反省和分辨的時刻，這位「理智的蕭乾」是取得壓倒性的勝利了。

「是真的。當時我很大膽，第一次戀愛，那女孩子也姓蕭，廣東人同姓不可以戀愛的。她父親是北京滿洲人，家裏窮得不得了……」

這問話顯示了海外對蕭乾作品的不熟悉。再說回剛才的話題，寫小說喜歡寫|真事似乎是蕭乾的一個特點哩！

這倒是蕭乾小說的一個特色。散文如《落日》寫他母親死在他懷裏，死了像太陽落下了，是真的事情；《灰燼》寫與沈從文楊振聲幾個人一直從湖南到昆明去，在陳州時見到的一場意外：一對夫婦把財產保護得很好，一場大火就甚麼都沒有了，這也是真的事情。就算小說，《蠶》也是他自己養蠶的經驗，他小時每年都養蠶，小說裏寫的都是真事，而《蠶》裏面的女孩子，蕭乾說，真人姓高，今日還在美國呢。

「寫報導文學很多是當時性的，很難每篇在幾十年後還有可讀性。作為一個記者你要盡記者的責任，不能常常想著寫些不朽的東西。報導文學很多只是報告，但也看題材，有些題材可以容許多寫一點。比如說一九五六年我到內蒙去訪問，回來寫了兩個東西，一個叫《萬里趕羊》，一個叫《草原即景》，《萬里趕羊》在人民日報登了以後，很多讀者來信說很感動，人民日報把信發表了，所以這個東西比較多人注意。」

這些早年寄人籬下的生活，對宗教的反應，還有那個善心的老處女，對於看過蕭乾早期小說的讀者相信都一定熟悉不過了。

他以前寫報導覺得最難寫的是甚麼？

中學的時候，讀到香港翻印的《珍珠米》和《廢郵存底》，喜歡裏面的散文，又同意其中ｈttps://m.ｈeｔubooｋ•ｃoｍ•cｏｍ對文學一些平實的意見。後來零零星星讀到更多蕭乾的作品，更多對蕭乾的介紹。記得《中國學生周報》一位作者在「讀書研究」版的介紹裏告訴我們說：蕭乾在五七年反右運動後逝世了。蕭乾好像變了一個遙遠的名字。讀他的小說集，覺得有他的特色，但一直最喜歡還是他的報導文章，最後讀完《人生採訪》，對其中簡潔精煉的文筆，打抱不平的態度，十分佩服。心裏對自己說：「有一天我也要寫這樣的報導。」

「我第一本小說是《籬下集》，基本上寫早年在北京的生活經驗。我差不多在十六歲以前都是寄人籬下，這裏住住那裏住住，那裏住住這裒住住。我沒有家。我母親在我七八歲就死了。我母親死之前跟人家做女傭。所以我每個月才見她一兩次，我到人家處見她，人家門房高興一兩個鐘頭才傳個話，傳了話也不能馬上出來。我就在門口等她，不知甚麼時候出來。我每次都帶點東西給她，水果或別的，給了就走了。她每月工資三塊錢，她把工資都放在我阿姨家裏，叫我每月到阿姨家裏吃幾頓好的飯。怎樣好的飯呢？就是在餅裏擱幾塊肉，像吹號筒，我每月就吹幾次號筒……

但一九二八年，他終以鬧學潮名義被學校開除。他便是這時候到潮州教書的。

《人生採訪》出版已三十多年了，想不到這位停筆近二十年的作者，又再來到美國。

「那是剪裁。我不喜歡沒有經過剪裁的東西。一個文章最要緊是不要鬆散。我有些東西是比較鬆散，小說也有這個問題。」

在後來出版的《創作四試》中，蕭乾把自己的小說主要分為感傷、象徵、戰鬥、自省、刻劃幾類。《栗子》大概可算是戰鬥類的了。問他寫小說改動多不多，他說：

聽到這裏，看過《夢之谷》的讀者，一定覺得，咦，去到異鄉的青年小夥子與大眼睛潮州姑娘的戀愛不是快要登場了？那麼，《夢之谷》寫的，是真事嗎？

蕭乾回去以後，今年三月，我們看到他在人民日報連載的十則《美國點滴》了。蕭乾寫美國的超級市場，科學工業館、兒童音樂會、教育、法律，也寫到在美國的一些中國人。其中最好的幾篇，他做到了用生動的描寫，形象化地表達他的意思，比如由一顆棗核寫出一個在海外的中國人思鄉的感情，而又以一個年輕笛手，寫出這種思懷也混和了憂慮。正如《人生採訪》中的文章一樣；這十篇短文也是以國內讀者為對象的。蕭乾有他的訊息，所以寫到美國一座大廈拆樓用「定向內爆」，數分鐘內變成廢墟之餘，筆鋒一轉，也比照了廣州一座三層樓房用十字鎬拆了差不多半年的實況；寫美國的圖書館、法律、政治等，有意寫來作為比較和參考；蕭乾對美國社會有不熟悉、甚至誤解的地方，如寫高速公路的交通問題等，但看下去，看到「那裏的汽車不論是甚麼牌子的，都不顯示車主的地位身份。觸犯規章，掏名片是不管用的」，又使人覺得蕭乾有他用心良苦的地方；正如第五則「上與下」中把中美兩種教育制度對照後沒有下結論，跟著似乎沒相干地說到美國報紙的批評，對從政者不期然起了警戒作用，讀者或許也會自然跟著在政治上作一對照吧？蕭乾寫科學工業館和兒童音樂會，也是兼想到國內兒童教育的問題了。所以這十則短文，蕭乾的態度基本上是公平善良而開放的，提出現代化的優點和可能有的缺點（雖然寫罪案問題等還嫌片面），看異國的社會制度，作為自己國家的借鏡或鑑戒；另一方面，他也想寫一些活在外國的中國人，使國內讀者了解他們的想法；蕭乾的文字，是盡了作為橋樑的功用了。反而刊在《讀書》的〈漫談訪美觀感〉一文，可能因為是座談發言，同樣的材料說得比較省略，缺了文字的周到，就比較強調「大綱」而忽略了活生生的「大眾」了。因為簡略，對香港的情況也說得不夠公平，比如好像把翻版書商都說成只為牟利，翻三、四〇年代的書只是「鑽空子」。其實牟利的書商當然很多，有眼光搞文學的也不是沒有；三、和_圖_書四〇年代的翻版書在香港可以重印，不只是因為「鑽空子」，作品本身的素質是有關係的。有二十多年，香港是唯一可以翻印出版、教授、和研究這些文學的地方。為甚麼呢？在今日回顧，我們不妨檢討這特殊情況的成因，不必以營利一筆抹煞對三、四〇年代文學的興趣與研究。事實上，我們在香港一直可以讀到蕭乾作品，還是依賴翻版書呢。經過這麼多年下來，又突然出來接觸種種複雜的人事，蕭乾可能遇過不少令他戒備的事，但我希望他相信，真正看過而喜歡《人生採訪》，不是因為甚麼實利而喜歡的人，可能很少，但還是有的。

蕭乾說：「我的文字倒像沈從文，我很欣賞他的比喻文字。沈從文的文字很富比喻，他說一個青年羞澀得像一株銀杏樹，『羞澀』跟『銀杏樹』這個連繫很突然，也很自然，他寫青島街上家庭主婦推著娃娃車，他說車子裏放著『一枚』娃娃，他用字很新鮮。我有一篇小說是特別在這方面用心的，那是《俘虜》，我想在文字上下工夫，比喻很多，比如說天上的彗星像頑童在石板上畫東西。」

後來他在「北新書店」找到一個棲身之所。在那裏，他看了一些華林著的書，關於中國社會、新英雄主義的。也喜歡《浮生六記》、劉半農編的一些東西，看了幾個自傳，鄧肯的，「是唯美主義！」還有盲女人海倫．凱勒，「看了以後覺得殘廢也可以做點事情。」還看了《大地的女兒們》，寫三個美國女子。「但文學作品究竟看得不多。我看得比較晚，最早看的是哈代，第一本是《苔絲姑娘》，我特別欣賞他的副標題，A pure woman faithfully presented（一個純潔的女子的寫|真），這小說，由標題就點出來了，寫牛奶場姑娘的墮落，不怪她，怪這個社會。」在北新的工作，除了校對送稿費以外，還要到「紅大樓」去抄書。「這時抄過翻譯的曼斯菲兒短篇小說集，最喜歡其中一篇，講一個議員寫好一篇講稿，放在桌子上，那天剛好他生日，他女兒買了一件禮物送給他，沒有紙，便拿講稿包了，第二天議員找講稿，找不到，發現女兒用來包東西，便大發脾氣，他女兒很委屈的哭了，這小說寫人生很有Irony的味道。我最早接觸的歐洲現代主義，便是曼斯菲兒。」

正因為失去了活用文字的權利多年，再用的時候，特別珍惜文字的效果，用來說那最重要、最實際的、最有效的事情，顧不了文采，當然更不會浪費或奢侈了。

我們今天看《人生採訪》，佩服的不是作者跑的地方多，而是其中的觀察和態度，不管寫水災、寫戰爭、寫風景、人物，其中有一種不必靠驚嘆號表現出來的同情心與正義感。蕭乾的文學修養也用到寫報導文學裏，比如書中寫嶺南的一篇《林炎發入獄》，由幾面來寫一段冤獄真相，作者冷靜地採訪剪裁，紀錄六段訪問，沒有加上任何主觀結論，但作者顯然並不是沒有意見，這種冷靜追求真相，不歪曲事實的寫法本身，已表示了一種立場。果然此文後來引起反應，當局把林炎發釋放出來。蕭乾有時把意見藏在描寫中，如他散文《嘆息的船》寫一艘在風暴中擱淺的船，見到一艘艘外國船經過，以為可以獲得援手，結果卻失望了，這表面是寫景，其實也暗示當時中國的處境。正如採訪集中《劫後的馬來亞》一篇，有一段寫碼頭卸貨，先寫破衣奔跑的埃及工人，再寫掌握發動機的寧波海員，最後，好像電影中把鏡頭移上去或拉開來一樣，我們看到指揮著一切的是船橋上的英籍船員。這幅圖畫，也形象化地寫出馬來亞當時的政治處境。而這些還不僅是技巧而已。讀《人生採訪》，使人擴寬眼界，看到在不同地方的人的感受，報導文字既打抱不平，也表彰了某些美好的品質。蕭乾不一定含蓄，他覺得必要時，也直接作出批評，或發出感慨，正如最近在《未帶地圖的旅人》中，回憶到戰時英國走警報時顯示的社會責任感，筆頭轉過來，也不忘批評目前在北京見到年輕小伙子擠公共汽車或排隊「夾塞」的剽悍。以所見的事作為借鑑，正是《人生採訪》作者的本色。

「我是住在我一個堂兄家，和圖書我這堂兄是信耶穌教的，但他是假耶穌教，白天是耶穌教，晚上搞佛教。我得跟他走，所以我對宗教很反感。那時候的宗教是強迫信教。在學校裏頭要祈禱，祈禱就要先閉上眼睛。學生閉上眼睛，老師還要檢查。上邊祈禱，另一個老師檢查我們是否閉上眼睛。我呢，我反抗，他快來時便閉上眼睛，他剛一走開馬上睜開眼睛……我這堂兄信佛教我還要依著他，有時候一晚要叩三十六個頭，還有時候他病了，他許願，要到廟裏還願，從北京到廟恐怕有一百英哩，還要經過兩度山，山很危險，我才幾歲呢，也要陪著他還願。」

其實，蕭乾另一篇《道傍》對流星也有相同的描寫。

蕭乾說欣賞巴金有一種悲天憫人的精神，他寫東西有理想，是一個有message的作家。

「寫文學作品老是不想用現成的字，像『天空藍得像寶石』等……」

「我們是兩種寫法，他是天馬行空，我是本本份份，規規矩矩的寫。他是詩人呀。」

可是有時在剪接或細節突出上不是需要虛構嗎？比如他寫戰時倫敦，把十日的生活寫成「倫敦三日記」？

「散文《珍珠米》寫的也是真事。我最近在波士頓演講的時候，有一個人問：你現在還能夠寫《珍珠米》那樣的故事嗎？你跟英國一個女孩flirt的故事，我說那不是我跟她flirt, I was trying to get rid of her（我要脫身還來不及呢！）」

他說到《栗子》的時候，蕭乾說自己的小說受巴金影響，這使我覺得很意外。我一直覺得蕭乾小說是受沈從文影響，記得以前在某篇文章裏看過蕭乾說自己一直留著第一位師傅修改過的《蠶》的原稿，而在三九年他離港赴英前在《大公報》文藝版發表的《一個副刊編者的自白》中，對自己在大學開始投稿寫小說受到沈從文鼓勵，也有熱情的記敘。

最近又讀到蕭乾的〈斯諾夫人海倫訪問記〉，覺得蕭乾真了不起，出來一次美國，做了許多事情。除了發言、聯絡、交談以外，也觀察、訪問、記錄。在加州時我也跟他談到我在大學當助教的寫作課程，也把我們用的一些新新聞體及採訪寫作用書如《工作》等送他，也很高興他說回國後還有用。蕭乾始終沒有放棄他作為一個記者的工作，這是他的興趣也是他的責任，這也是他最可貴的一種素質。說寫小說的蕭乾已讓位給寫報導的蕭乾，這樣說並無眨抑之意；兩種工作各有重要性，目前這樣做更有必要。許多好的小說家也是好的記者。（我想到台灣的王禎和，他既是有創意的小說家，也寫過冷靜準確的訪問，聽說他近日病重，不知目前怎樣了？希望他早日逐步康復吧。）許多好的作家身上多少都有一種記者的素質，那是一種怎樣的素質呢？那是一種對人生的好奇與興趣，不輕率，不歪曲，留神地觀看這世界的人事。採訪人生是為了了解人生、聆聽、觀察，把個人主觀的褒貶減到最低，虛心尋求真相，因為只有認識其他人，才可以尊重其他人；可以溝通消息，才可以避免封鎖帶來的愚昧；傳達和交流意見，才可以消除因為封閉而產生的偏見，因偏見而導致的災禍。這實在是我們這時代裏最需要的一種素質。

「中國作者很少在文章裏提自己的愛人，我要做一件別人沒有做過的事，我想出書的時候在序言裏寫：五十年代後期，中國有一批可敬的男性和女性，他們生活的伴侶在政治上遭到挫折的時候，沒有用離婚來劃清界線。我在這裏想向我的愛人文潔若表示謝意。」

從採訪魯西開始，然後去蘇北，走過滇緬，寫過雁蕩，三九年赴英時，正是歐戰前夕，讀書教書之餘，也寫了不少通訊，寫戰時的倫敦、戰敗的德國、中立的瑞士、舊金山的聯合國成立大會等。這些採訪在四七年收輯成《人生採訪》一書出版，分為國外、國內兩部，厚達五百多頁。蕭乾早期的生活重現在小說中，後來我們則是從採訪裏見到他跑遍的世界了。

在蕭乾英譯的小說集《蠶》（The Spinners of Silk）裏，我們也會發現其中一篇是寫雁蕩山的一個片段，另一篇是寫上海的，都不是小說，為甚麼收進去呢？問起來，蕭乾說當www.hetubook.com.com時選的時候覺得自己《栗子》那小說集裏很多東西都是罵人的，不想收在裏面，但篇幅又太短，所以把這兩篇都收進去了。由這例子看來，也可見蕭乾所寫的小說和報導的密切關係。

「有的寫得很快，在腦子裏就要寫出來。有時也要改的。我是這樣，我若兩三點睡不著，我就不睡了，也不起來，就躺在床上想東西。許多白天注意不到的事情都出來了。」

蕭乾當年在《夢之谷》後本要寫一個自傳體的長篇，暫名《年輪》，是他希望以「摧殘弱小心靈」為題材的小說，後來「八一三」就沒寫了。

他用文學技巧來寫報導，也許就為了它可讀性更高吧。蕭乾的報導文學無疑在幾十年後還有可讀性，可惜的是上面說到五六年內蒙之行那兩篇文章以後，我們多年來也看不到這位採訪高手的報導文字了。五七年被批鬥後，蕭乾沉默了二十年。今日說起來，蕭乾說自己五十年代的情況是屬於小康之列，有些人還比他慘，有些人勝過他。他慶幸的有幾點：第一他沒有給派去北大荒，他在唐山勞動了三年，回家過年一次，太太探過他兩次。第二他沒有抄家，更重要的是家庭沒拆散，家庭拆散的一種情況是分到外省去，夫妻分離，一種是太太鬧離婚，劃清界線，蕭乾說：「我老婆說：十年，二十年，你走，你放心，家，我負擔。這樣的老婆真難得。」第三是他沒有改行，懂得外文就像懂得一點技術，他這個外文救了他，所以他沒有離開文字隊伍，不過是從創作去到翻譯。

《籬下集》的小說也寫到他早年在地氈房學手藝的生活。在現實生活中，「我做過六年地氈，第一年是繞線，第二年做雜毛氈，然後才能做牛毛氈，牛毛以後才能做羊毛氈，我已經做到最高了，是把羊毛氈脫線，剪線，補起來。我還派羊奶，我那時身體也不好，天還黑呢，便要背著十六磅羊奶，從北城走到南城，那時候的富人都住在南城，他們都養狗，所以我現在很怕狗，派羊奶要把羊奶放下還要把空瓶子拿走，這時狗便來咬了。所以我非常怕狗……」

他也寫過風景，例如《人生採訪》裏寫雁蕩山的幾篇。

「報導文學現在有一個爭論性的問題，就是報導文學容許不容許虛構？如果是報導文學，應該嚴格來說是真的事情，用真名真姓。你可以在細節方面下工夫，一旦虛構，就是fiction，不是報告文學。」

不過，「照我當時的處境，處在社會的底層，從這一點來說，我對這些甚麼主義有點反抗，有一天在北新書店看到一本書，說怎樣搞罷工，說工人受剝削，我們三個夥計，看了以後，覺得，哎唷，我們書局的老闆對我們也很剝削，他們吃完飯我們才上桌子，也沒有睡覺的地方，就睡在辦公室桌子上，一個月才得四塊錢，三人便搞了一次罷工，怎麼搞？工作給他一個『半完成』，那時我們發《語絲》，有些寫人名不寫住址，有些寫住址不寫人名，之後我們寫了一封信，要求如何如何，然後我們就走了，不過三個人當天晚上哪裏睡覺都不知道，哈哈哈，後來都乖乖回來了。老闆也讓了步，大家都要吃飯嘛……」

蕭乾的《栗子》一方面是有一個message，是寫「一二九」事件，另外也想在技巧上嘗試，比如這小說不是明顯地拿粟子當象徵嗎？

「雁蕩的幾篇我是想練習，我不懂寫古文，又不懂詩，我想用散文體來寫山水。」

想寫自傳體的小說，寫的小說多有真事根據，這也解釋了後來蕭乾與報導文學的連繫。早在四十多年前他還未進報館前，已經說過希望以新聞採訪擴展自己的眼界，作為寫小說的準備；這話在《人生採訪》的序中重複了一次，在最近寫的序文中又再重複了一次。一晃四十多年過去了，他的小說沒機會發展下去，寫的報導文學反而獲得了更大的成續。

在離開聖地牙哥以前，蕭乾說他在美國也聽到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我也想談談美國，現在還未整理出來怎樣談美國。過去很簡單，大家一到美國便大談美國，一到非洲便大談非洲。現在不是這樣，我想寫美國的精髓，不是表面，寫廣度容易，深度比較難。」

那他覺得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怎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