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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現在無法描述那場大火，無法想像一座亞洲大都市全部投入火海之後的怕人情景，無法猜度那無數過慣了大城市繁華生活的渤海人被迫拖兒帶女踉蹌南下時回頭看這場大火時的心情和眼光。記得當地的考古工作者告訴我，發掘遺址時，總能看到一些磚塊、瓦片、石料這些不會熔化的東西竟然被燒得黏結在一起，而巨大的路石也因被火燒烤而斷裂。這場火看來實在是不小，不知前後燒了多長時間。我伸頭看過的那口八寶琉璃井的井水，當時一定是燒沸了的，那麼，遠遠滋潤著它的無數水源也都會連帶著燥熱起來，在地底下蒸騰。但是蒸騰也就蒸騰罷了，過不了多久，一切又重新冷卻，朔北的長風把最後一縷火焦味吹走了，厚厚的冰雪抹去了這塊土地上的任何一點熱量，似乎一切都沒有發生過。從渤海國南遷的人四處散落，幾代之後，連一個渤海人的後裔也難於找到了。

更麻煩的是任何一座像樣的城市都有一種看不見、摸不著的社會心理規範，言語舉止、步履節奏、人情世故，都與此密不可分，說得好聽一點，也可以說是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獨特的風情。難道，這種滲透到每一條街、每一間房、每一們人渾身上下的風情也會在某一天突然煙消雲散？

為了索解這個問題，我在香港又想起了渤海國首都。我在高樓間想著廢墟，在昔日荒涼的漁村想著昔日喧騰的華都，在一百多年後的熱鬧中想到一千多年前的熱鬧，在波光浩淼的吐露港海灣想著荒草叢中的那口八寶琉璃井。雖然相隔遙遠，但香港畢竟是現代大都市，它擁有很多規和_圖_書模宏大、收藏齊備的圖書館，可以為我提供在徘徊廢墟時得不到的資料。經過長時間的爬剔搜尋，我終於知道有關渤海國的歷史資料少而又少。《舊唐書》、《新唐書》裡有一些大同小異的記載，日本和朝鮮也保存了一些零星的旁佐性資料，而它自己的記錄文件則已湮沒得一件不剩，就像一名沒有留下任何日記和自述的亡故者，只能靠周圍鄰居的零落記憶來拼合他的生命過程。

我從資料中知道，渤海國是當時東北大地上受盛唐文明影響最大、因此也最先進的一個自治藩國。可以想像，剛剛從一種比較原始的游牧生態走過來的部落，要不要接受當時也許是世界上最高文明之一的盛唐文明，是會經歷一番長期而艱苦的鬥爭的。翻來覆去鬥爭了好多年，終於以先進戰勝保守，以文明戰勝落後，在大仁秀時期（公元八一七至八三〇年）達到鼎盛，世稱「海東盛國」，其首都與唐朝長安一東一西地併立於世。但是，切莫樂觀，先進真的戰勝了保守嗎？文明真的戰勝落後嗎？未必。達爾文的進化論一搬到社會歷史上來常常碰壁。「海東盛國」太招眼，太容易引起周圍人們的忌恨了，它與唐朝的親密交往也太讓別的游牧部落看不慣了，它所匯集的財富太讓人眼紅了，它擁擠的街市太能夠刺|激別人的佔領慾了，它播揚四海的赫赫大名太能煽起別人要來吞食它的野心了。於是，它最強盛的時期也就是它最脆弱的時期。千萬不要為萬眾瞻仰而高興，看看瞻仰者的眼神吧，最嚴重的危機已在那裡埋伏。大仁秀時期才過去一百年https://www.hetubook.com.com，公元九二六年，渤海國竟一下子被契丹所滅，像是一齣有聲有色的戲突然來了一個出人意料的結尾，但仔細一想，這個結尾也是合乎邏輯的。

現在，我正棲身在華夏版圖南端一個只有一百多年歷史的世界級都市裡，經常站在朝北的窗口發愣。香港實在太年輕了，但是繁華的街市、花崗岩的建築、牆角上乾枯的藤蘿、藤蘿下滿臉皺紋的老人常常使人產生一種錯覺，以為這座城市出現在這理是天造地設、不言而喻的，似乎從遙遠的過去到遙遠的將來都應該如此，沒有改動過也不會再有大的改動，要改動也只是城市裡邊樓多樓少、路窄路寬的內部變化而已，怎麼可能設想它的整體衰落呢？把那麼多人、那麼多車、那麼多樓趕到哪裡去？在日常市井生活中，公共汽車站挪個位，整修馬路要繞個道，大家都不舒服了，一定都恢復原樣才安心，幾乎沒有人意識到這種「原樣」本身的暫時性。

我們仍然只能說，歷史，曾經在這塊荒涼的上地上做過一個有關城市的夢。夢很快就碎了，醒來一片荒涼。

既然擁有如此強大的盛唐文明，怎麼還會被游牧民族所滅呢？提出這個問題的朋友未免天真。不管哪一種文明在最粗淺的層面上是無法與野蠻相抗衡的，「秀才遇到兵」的可悲情景會頻頻出現。遙遠的唐朝有時可以在實力上幫點忙，但也十分有限。唐朝自身也經歷著複雜的內部鬥爭，後來自己也滅亡了，怎麼幫得上呢？因此，渤海國中主張接受盛唐文明的先進分子注定是孤獨的悲劇人物。他們很可能被說成是數典忘祖的「親唐派」，而唐朝卻又不會把他們看作自己人。在這一點上，唐玄宗時期渤海國的大門藝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的哥哥一度是渤和_圖_書海國的統治者，一直想與唐朝作對，他爭執幾次無效，就逃到唐朝來了。哥哥便與唐朝廷交涉，說我弟弟大門藝對抗軍令躲到了你們這兒，你們應該幫我把他殺了。唐玄宗派幾名外交官到渤海國，對那位哥哥說，大門藝走投無路來找我，我殺掉他說不過去，但你的意思我們也該尊重，因此已把他流放到煙瘴之地嶺南。本來事情也就過去了，不想那幾位外交官在渤海國住的時間長了說漏了嘴，透露出大門藝並未被流放。於是那位哥哥火了，寫信給唐玄宗表示抗議，唐玄宗只得把幾個外交官處分了。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對此事曾作過有趣的批評，大意是說：唐朝對自己的隸屬國應該靠威信來使它們心悅誠服。渤海國那位弟弟為了阻止一場反唐戰爭來投靠你，你應該有膽量宣告他是對的，沒有罪，而哥哥則是錯的，即便不去討伐，也要是非分明。不想唐玄宗既沒有能力制服那位哥哥，又不能堂堂正正地保護那位弟弟，竟然像市井小人一樣耍弄騙人技倆，結果被人反問得抬不起頭來，只好對自己的外交官不客氣，實在是丟人現眼。（參見《資治通鑑》卷二一三）司馬光說得很好，但這位歷史學家應該知道，一切政治家都是現實主義者，至少他們中的大多數都不會為一種遠離自己的文明和文化而付出太大的代價。那位叫做大門藝的弟弟只能在長安城裡躲躲藏藏，他為故鄉都城的文明而奮鬥，但故鄉的都城卻容不了他。後來，渤海國由於自身的改朝換代進一步走向了文明，但這樣一來渤海國本身也就成了那位弟弟，因高度的文明而走向孤單，走向脆弱，走向無援。

揚州至今猶在，但經歷過太平天國的熊熊戰火，又隨著新的交通格局代替了運河功能，它也就失去了昔日的重要和繁華。今天我們能去的，其實是另一個揚州。

中國人很早之前就感悟到世事人生的變化無常，曾經有「滄海桑田」、「一枕黃粱」等詞語來形容這種變化的巨大和快速，但這些詞語本身就反映了這種感悟基本上停留在農業文化的範疇之內。《紅樓夢》裡的「好了歌」、《長生殿》裡的「彈詞」以及大量詠嘆興亡的詩詞當然也涉及到城市生活，但主要還是指富貴權勢的短暫，而不是指城市的整體命運。

事實上，最值得現代人深思和感慨的恰恰正是城市的整體命運。站在朝北的窗口，我想，華夏大地在數千年間曾先後出現過多少星羅棋布的城市啊，能夠保持較長久生命的有幾座呢？譚其驤先生曾說，如果從社會政治影響大、延續的時間長來衡量，可稱為中國「大古都」的城市只有七座，這七座裡又分為三等，第一等是西安、北京、洛陽；第二等是南京、開封：第三等是安陽、杭州。這個排列無疑有充分的權威性，但從今天的眼光看去，其中有好幾座城市實在談不上全國性的社會政治影響了。即使是那幾座至今仍然重要和繁華的城市，其變化之大也十分驚人，除了某些古蹟外，我們幾乎可以把它們當作另外的城市來看待。沒有列入這個名單的城市更是如此，例如揚州，它曾經是東方世界最艷麗、舒適的生活方式的集中地，請讀這些詩句：

除了像龐貝古城那樣純自然力的毀壞之外，致使許多城市消失的原因還在於人類自身。人類，尤其是中國人，究竟有什麼深層原因使他們既迷戀城市、覬覦城市，又與城市過不去呢？

這種情景，幾年前我在甘肅敦和_圖_書煌旅行時感受更深。日本人為了拍攝電影《敦煌》，耗費巨資在沙漠中另搭了一座唐代的敦煌城。我去時他們的電影已經拍好，只把一座空城留在那裡。我在空城的街道上走著，各種店鋪、住屋、車輛與真的相差無幾，店鋪的水牌上清楚地寫著各種貨品和價目，每家住屋的樓梯走廊可通達一間間房間，街道縱橫交錯，四周城牆上旌旗飄飄。我走得好奇，走得寂寞，終於又走得惶恐。比之於今天的敦煌縣城，這裡更接近使之名揚千古的唐代原城，但原城的人都到哪裡去了呢？空蕩蕩讓我一個人走著，像走在夢裡。是的，它在夢裡，電影藝術家只是依照夢搭建了一下，而一旦被搭建，它就讓我們看到了另一座也被稱之為「敦煌」的現代縣城的某種不真實性。從一定意義上說，一座原來的敦煌已多次消失，多次入夢。

不錯，走向了文明的渤海國首都城牆內已經形成了一種強韌的心理規範和社會秩序，還不至於很快就退化，但野蠻者對此有自己的辦法。契丹人佔領渤海國首都之後，先是盡情地搶掠了一番，後來發現，一座城市是一種無形的情緒的集中，一種文化默契的定型，哪怕是無聲的磚石檐牆、大街通衢也會構成一種強大的故國之思和復仇意念，要去捕捉卻又不知去向，以為沒有了卻又瀰漫四周。契丹人惱怒了又瞻怯了，膽怯與野蠻一結合總能做出世間第一等的大壞事，他們下令騰出首都，舉國南遷，逃開這些街道和樓宇，拆散這些情緒和氣氛，然後放一把大火把這座城徹底燒燬。

總而言之，比之於山川湖泊、大漠荒原，都市是非常脆弱的。越是熱鬧的東西越是脆弱，這是中國老莊哲學早就闡述過的，然而都市的熱鬧卻是人性的匯聚，人性匯聚到如此密集的程度還依然脆弱，這不能不說是人類的一大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