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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書院的出現實在是一批高智商的文化構想者反覆思考、精心設計的成果，它既保持了一種清風朗朗的文化理想，又大體符合中國國情，上可摩天，下可接地，與歷史上大量不切實際的文化空想和終於流於世俗的短期行為都不一樣，實在可說是中國文化史上一個讓人讚嘆不已的創舉。中國名山間出現過的書院很多，延續狀態最好、因此也最有名望的是嶽麓書院和廬山的白鹿洞書院。

據說世間某些氣功大師的人生履歷表上，有一些時間是空缺的，人們猜想那一定是他們在某種特殊的遭遇中突然悟道得氣的機緣所在。我相信這種機緣。現在常有記者來詢問我在治學的長途中有沒有幾位關鍵的點撥者，我左思右想，常常無言以對。我無法使他們相信，一個匆忙踏入的庭院，也不太清楚究竟是作什麼用的，也沒有遇見一個人，也沒有說過一句話，竟然是我人生中的一個「關鍵」。完全記不清在裡邊逗留了多久，衹知道離開時我一臉安詳，就像那青磚石地、粉牆玄瓦。記得下山後我很快回了上海，以後的經歷依然坎坷曲折，卻總是盡力與書籍相伴。書籍中偶爾看到有關嶽麓書院的史料，總會睜大眼睛多讀幾遍。近年來，出版事業興旺，《嶽麓書院史略》、《朱熹與嶽麓書院》、《嶽麓書院山長考》、《嶽麓書院名人傳》、《嶽麓書院歷代詩選》、《嶽麓書院一覽》、《中國書院與傳統文化》等好書先後一本本地出現在我的案頭，自己又多次去長沙講學，一再地重訪書院，終於我可以說，我開始瞭解了我的庭院，我似乎抓住了二十七年前的那個傍晚，那種感覺。

在這種氣氛中，嶽麓書院的教學質量一和*圖*書直很高，遠非官學所能比擬。早在宋代，長沙一帶就出現了三個公認的教學等級：官辦的州學學生成績優秀者，可以升入湘西書院；在湘西書院裡的高材生，可升入嶽麓書院。在這個意義上，嶽麓書院頗有點像我們現在的研究生院，高標獨立，引人仰望。

辦這樣一個書院，錢從哪兒來呢？仔細想來，書院的開支不會太小，在編制上，除山長外，還有副山長、助教、講書、監院、首事、齋長、堂長、管幹等教學行政管理人員，還要有相當數量的廚子、門夫、堂夫、齋夫、更夫、藏書樓看守、碑亭看守等勤雜工役，這些人都要發給薪金；每個學生的吃、住、助學金、筆墨費均由書院供給，每月數次考核中的優勝者還要發放獎金；以上還都是日常開支，如果想造點房、買點書、整修一下苑圃什麼的，花費當然就更大了。書院的上述各項開支，主要是靠學田的收入。所謂學田，是指書院的田產。政府官員想表示對書院的重視，就撥些土地下來，有錢人家想資助書院，往往也這麼做，而很少直接贈送銀兩。書院有了這些田，就有了比較穩定的經濟收入，即便是改朝換代，貨幣貶值，也不太怕了。學田租給人家種，有田租可收，一時用不了的，可投入典商生息，讓死錢變成活錢。從現存書院的賬目看，書院的各項開支總的說來都比較節儉，管理十分嚴格，絕無奢靡傾向，而學田的收入又往往少於支出，那就需要向官府申請補助了。我想，那些劃給書院的土地是很值得自豪的，一樣是黑色的泥土，一樣是春種秋收，但千百年來卻是為中國文化、為華夏英才提供著滋養，這與它hｔtｐs://ｗｗw.ｈeｔubｏoｋ•ｃom•cｏm們近旁的其他土地有多麼的不同啊。現在我的案頭有一本二十年前出版的書中談到書院的學田，說書院藉著學田「以地租和高利貸的剝削收入作為常年經費」，憤懣之情溢於言表。按照這種思維邏輯，地租和典息都是「剝削收入」，書院以此作為常年經費也就逃不脫邪惡了。為了這種莫名其妙的小農意識，寧肯不要教學和文化！中國的土地那麼大，可以任其荒蕪，可以淪為戰場，衹是劃出那麼微不足道的一小塊而搞成了一項橫貫千年的文明大業，竟還有人不高興，這並不是笑話，而是歷史上一再出現的事實。中國的教學和文化始終阻力重重，嶽麓書院和其他書院常常陷於困境，也都與此有關。而我，則很想下一次去長沙時查訪一下那些學田的所在，好好地看一看那些極其平常又極其不平常的土地。

沒有任何資料，沒有任何講解，給了我如此神祕的親切感的嶽麓書院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所在，我當時並不很清楚。憑直感，這是一個年代久遠的文化教育機構，與眼下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正好大異其趣，但它居然身處洪流近旁而安然無恙，全部原因衹在於，有一位領袖人物青年時代曾在它的一間屋子裡住過一些時日。嶽麓書院很識時務，並不抓著這個由頭把自己打扮成革命的發祥地，朝自己蒼老的臉頰上塗紫抹紅，而是一聲不響地安坐在山坳裡和-圖-書，依然青磚石地、粉牆玄瓦，一派素靜。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誰願意來看看也無妨，開一個邊門等待著，於是就有了我與它的不期而遇，默然對晤。

正是面對這種兩難，一群傑出的教育家先後找到了兩難之間的一塊空間。有沒有可能讓幾位名家牽頭，避開鬧市，在一些名山之上創辦一些「民辦官助」的書院呢？書院辦在山上，包含著學術文化的傳遞和研究所必需的某種獨立精神和超逸情懷；但又必須是名山，使這些書院顯示出自身的重要性，與風水相接，與名師相稱，在超逸之中追求著社會的知名度和號召力。立足於民辦，使書院的主體意志不是根據當時的政治需要而是根據文人學士的文化邏輯來建立，教育與學術能夠保持足夠的自由度；但又必須獲得官府援助，因為沒有官府援助麻煩事甚多，要長久而大規模地辦成一種文化教育事業是無法想像的。當然獲得官府的援助需要付出代價，甚至也要接受某種控制，這就需要兩相周旋了，最佳的情景是以書院的文化品格把各級官員身上存在的文化品格激發出來，讓他們以文化人的身分來參與書院的事業，又憑藉著權力給予實質性的幫助。這種情景，後來果然頻頻地出現了。

這種響徹戶外的書聲，居然在嶽麓山的清溪茂林間迴盪了上千年！

這個庭院的力量，在於以千年韌勁弘揚了教育對於一個民族的極端重要性。我一直在想，歷史上一切比較明智的統治者都會重視教育，他們辦起教育來既有行政權力又有經濟實力，當然會像模像樣，但為什麼沒有一種官學能像嶽麓書院那樣天長地久呢？漢代的太學，唐代的宏文館、崇文館、國子ｈｔtｐs://ｍ•ｈetubｏｏｋ•ｃom•ｃｏｍ學等等都是官學，但政府對這些官學投注了太多政治功利要求，控制又嚴，而政府控制一嚴又必然導致繁瑣哲學和形式主義成風，教育多半成了科舉制度的附庸，作為一項獨立事業的自身品格卻失落了。說是教育，卻著力於實利、著意於空名、著眼於官場，這便是中國歷代官學的通病，也是無數有關重視教育的慷慨表態最終都落實得不是地方的原因。當然，其中也不乏一些文化品格較高的官員企圖從根本上另闢蹊徑，但他們官職再大也擺脫不了體制性的重重制約，阻擋不了官場和社會對於教育的直接索討，最終衹能徒呼奈何。那麼，乾脆辦一點不受官府嚴格控制的私學吧，但私學畢竟太瑣小、太分散，匯聚不了多少海內名師，招集不了多少天下英材，而離開了這兩方面的足夠人數，教育就會失去一種至關重要的莊嚴氛圍，就像宗教失去了儀式，比賽失去了場面，做不出多少事情來。

嶽麓書院的教學體制在今天看來還是相當合理的。書院實行「山長負責制」，山長這個稱呼聽起來野趣十足，正恰與書院所在的環境相對應，但據我看來，這個稱呼還包含著對朝廷級別的不在意，顯現著幽默和自在，儘管事實上山長是在道德學問、管理能力、社會背景、朝野聲望等方面都非常傑出的人物。他們衹想好生管住一座書院，以及滿山的春花秋葉、夏風冬月，管住一個獨立的世界。名以山長，自謙中透著自傲。山長薪俸不低，生活優裕，我最近一次去嶽麓書院還專門在歷代山長居住的百泉軒流連良久，那麼清麗優雅的住所，實在令人神往。在山長的執掌下，書院採取比較自由的教學方法，一般由山長本人或其他教師十天半月講m.heｔuboｏk.com•cｏm一次課，其他時間以自學為主，自學中有什麼問題隨時可向教師諮詢，或學生間互相討論。這樣乍一看容易放任自流，實際上書院有明確的學規，課程安排清晰有序，每月有幾次嚴格的考核，此外，學生還必須把自己每日讀書的情況記在「功課程簿」上，山長定期親自抽查。課程內容以經學、史學、文學、文字學（即小學）為主，也要學習應付科舉考試的八股文和試帖詩，到了清代晚期，則又加入了不少自然科學方面的課程。可以想像，這種極有彈性的教學方式是很能釀造出一種令人心醉的學習氣氛的，而這種氣氛有時可能比課程本身還能熏陶人、感染人。直到外患內憂十分深重的一八四〇年，馮桂芬還在《重儒官議》中寫道：

嶽麓書院存在於世已經足足一千年了，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是世界上最老的高等學府。中國的事，說「老」人家相信，說「高等學府」之類常常要打上一個問號，但這個問號面對嶽麓書院完全可以撤銷。一千多年來，嶽麓書院的教師中集中了大量海內最高水平的教育家，其中包括可稱世界一流的文化哲學大師朱熹、張栻、王陽明，而它培養出來的學生更可列出一份讓人嘆為觀止的名單，千年太長，光以清代而論，我們便可隨手舉出哲學大師王夫之、理財大師陶澍、啟蒙思想家魏源、軍事家左宗棠、學者政治家曾國藩、外交家郭嵩燾、維新運動領袖唐才常、沈藎，以及教育家楊昌濟等等。嶽麓書院的正門口驕傲地掛著一副對聯：「唯楚有材，於斯為盛」，把它描繪成天下英材最輝煌的薈萃之地，口氣甚大，但低頭一想，也不能不服氣。你看整整一個清代，那些需要費腦子的事情，不就被這個山間庭院吞吐得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