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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點上，我特別想提一提朱熹和張栻這兩位大師，他們無疑是嶽麓書院跨時代的精神楷模。朱熹還對廬山的白鹿洞書院做出過類似的貢獻，影響就更大了。我在嶽麓書院漫步的時候，恍惚間能看到許多書院教育家飄逸的身影，而看得最清楚的則是朱熹，儘管他離開書院已有八百年。

除了與張栻會講外，朱熹還單獨在嶽麓書院講學，當時朱熹的名聲已經很大，前來聽講的人絡繹不絕，不僅講堂中人滿為患，甚至聽講者騎來的馬都把池水飲乾了，所謂「一時輿馬之眾，飲池水立涸」，幾乎與我二十七年前見到的嶽麓山一樣熱鬧了，衹不過熱鬧在另一個方位，熱鬧在一種完全相反的意義上。朱熹除了在嶽麓書院講學外，又無法推卻一江之隔的城南書院的邀請，衹得經常橫渡湘江，張栻愉快地陪著他來來去去，這個渡口，當地百姓就名之為「朱張渡」，以紀念這兩位大學者的教學熱忱。此後甚至還經常有人捐錢捐糧，作為朱張渡的修船費用。兩位文化教育家的一段佳話，竟如此深入地銘刻在這片山川之間。

又過一年，「偽學」進一步升格為「逆黨」，並把朱熹的學生和追隨者都記入「偽學逆黨籍」，多方拘捕。朱熹雖然沒有被殺，但著作被禁，罪名深重，成天看著自己的學生和朋友一個個地因自己而受到迫害，心裡實在不是味道。但是，他還是以一個教育家的獨特態度來面對這一切。例如一一九七年官府即將拘捕他的得意門生蔡元定的前夕，他聞訊後當即召集一百餘名學生為蔡元定餞行，席間有的學生難過得哭起來了，而蔡元定卻從容鎮定，為自己敬愛的老師和他的學說去受罪，無怨無悔。朱熹看到蔡元定的這種神態很是感動，席後對蔡元定說，我已老邁，今後也許難得與你見面了，今天晚上與我住在一起吧。這天晚上，師生倆在一起竟然沒有談分別的事，而是通宵校訂了《參同契》一書，直到東方發白。蔡元定被官府拘捕後杖枷三千里流放，歷盡千難萬苦，死於道州。一路上，他始終記著那次餞行，那個通宵。世間每個人都會死在不同的身分上，卻很少有人像蔡元定，以一個地地道道的學生身分，踏上生命的最後跑道。

是的，在這裡，時隔那麼久，具體的學ｍ•ｈｅtｕｂoｏｋ•ｃｏｍ.cｏm術觀點是次要的了，讓人反覆緬思的是一些執著的人和一項不無神聖的事業。這項事業的全部辛勞、苦澀和委屈，都曾由嶽麓書院的庭院見證和承載，包括二十七年前我潛身而入時所看到的那份空曠和寥落。空曠和寥落中還殘留著一點淡淡的神聖，我輕輕一嗅，就改變了原定的旅程。

既然學生死得像個學生，那麼教師也就更應該死得像個教師。蔡元定死後的第二年，一一九八年，朱熹避居東陽石洞，還是沒有停止講學。有人勸他，說朝廷對他正虎視眈眈呢，趕快別再召集學生講課了，他笑而不答。直到一一九九年，他覺得真的已走到生命盡頭了，自述道：我越來越衰弱了，想到那幾個好學生都已死於貶所，而我卻還活著，真是痛心，看來支撐不了多久了。果然這年三月九日，他病死於建陽。

這類風波，當然都會落在那些學者教育家頭上，讓他們短暫的生命去活生生地承受。說到底，風波總會過去，教育不會滅亡，但就具體的個人來說，置身其間是需要有超人的意志才能支撐住的。譬如朱熹，我們前面已經簡單描述了他以六十餘歲高齡重振嶽麓書院時的無限風光，但實際上，他在此前此後一直蒙受著常人難以忍受的誣陷和攻擊，他的講席前聽者如雲，而他的內心則積貯著無法傾吐的苦水。大約在他重返長沙前的十年左右時間內，他一直被朝廷的高官們攻擊為不學無術、欺世盜名、攜門人而妄自推尊、實為亂人之首、宜擯斥勿用之人。幸好有擔任太常博士的另一位大哲學家葉適出來說話。葉適與朱熹並不是一個學派，互相間觀點甚至還很對立，但他知道朱熹的學術品格，在皇帝面前大聲責斥那些誣陷朱熹的高官們「遊辭無實，讒言橫生，善良受害，無所不有」，才使朱熹還有可能到長沙來做官興學。朱熹在長沙任內忍辱負重地大興嶽麓書院的舉動沒有逃過誣陷者們的注意，就在朱熹到長沙的第二年，他向學生們講授的理學已被朝廷某些人宣判為「偽學」；再過一年，朱熹被免職，他的學生也遭逮捕，有一個叫余嘉的人甚至上奏皇帝要求處死朱熹：

教學，說到底，是人類的精神和生命在一種文明層面上的代代遞交。這一點，歷代嶽麓書院的主持者們都是很清楚的。他們所制訂的學規、學則、堂訓、規條等等幾乎都從道德修養出發對學生的行為規範提出要求，最終著眼於如何做一個品行端莊的文化人。事實上，他們所講授的經、史、文學也大多以文化人格的建設為歸結，尤其是後來成為嶽麓書院學術支柱的宋明理學，在很大程度上幾乎可以看作是中國古代的一門哲學——文化人格學。因此，山明水秀、書聲琅琅的書院，也就成了文化人格的冶煉所。與此相應，在書院之外的哲學家和文化大師們也都非常看重書院的這一功能，在信息傳播手段落後的古代，他們想不出有比在書院裡向生徒們傳道授業更理想的學術弘揚方式了，因此幾乎一無例外的企盼著有朝一日能參與這一冶煉工程。書院，把教學、學術研究、文化人格的建設和傳遞這三者，融合成了一體。

果然不久之後朱熹和他的學說又備受推崇，那是後話，朱熹自己不知道了。讓我振奮的不是朱熹死後終於被朝廷所承認，而是他和他的學生面對磨難竟然能把教師和學生這兩個看似普通的稱呼背後所蘊藏的職責和使命，表現得如此透徹，如此漂亮。在我看來，蔡元定之死和朱熹之死是能寫出一部相當動人的悲劇作品來的。他們都不是死在嶽麓書院，但他們以教師和學生的身分走向死亡的步伐是從嶽麓書院邁出的。

他知道比自己小三歲的哲學家張栻正主講嶽麓書院，他以前曾與張栻見過面，暢談過，但有一些學術環節還需要進一步探討，有沒有可能，把這種探討變成書院教學的一種內容呢？一一六七年八月，他下了個狠心，從福建崇安出發，由兩名學生隨行，不遠千里地朝嶽麓山走來。

當然我在這個庭院裡每次都也嗅到一股透骨的涼氣。本來嶽麓書院可以以它千年的流澤告訴我們，教育是一種世代性的積累，改變民族素質是一種歷時久遠的磨礪，但這種積累和磨礪是不是都是往前走的呢？如果不是，那麼，漫長的歲月不就組接成了一種讓人痛心疾首的悲哀？你看我初次踏進這個庭院的當時，死了那麼多年的朱熹又在遭難了，連正式出版的書上都說他「把歷代的革命造反行為誣蔑為『人欲』，瘋狂地維護反動封建統治」，如果朱熹還活著，沒準還會再一次要求把他「梟首朝市」；至於全國性的毀學狂潮，則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都盛。誰能說，歷代教育家一輩子又一輩子澆下的心血和汗水，一定能滋養出文明的花朵，則這些花朵又永不凋謝？誠然，過一段時期總有人站出來為教育和教師張目，琅琅書聲又會響徹九州，但嶽麓書院可以作證，這一切也恰似潮漲潮落。不知怎麼回事，我們這個文明古國有一種近乎天然的消解文明的機制，三下兩下，琅琅書聲沉寂了，代之以官場寒暄、市井嘈雜、小人哄鬧。我一直疑惑，在人的整體素質特別在文化人格上，我們究竟比朱熹、張栻們所在的那個時候長進了多少？這一點，作為教育家的朱熹、張栻預料過嗎？而我們，是否也能由此猜想今後？——

嶽麓書院能夠延綿千年，除了上述管理操作上的成功外，更重要的是有一種人格力量的貫注。對一個教學和研究機構來說，這種力量便是一種靈魂。一旦散了魂，即便名山再美，學田再多，也成不了大氣候。

朱熹抵達嶽麓書院後就與張栻一起進行了中國文化史上極為著名的「朱、張會講」。所謂會講是嶽麓書院的一種學術活動，不同學術觀點的學派在或大或小的範圍裡進行探討和論辯，學生也可旁聽，既推動了學術又推動了教學。朱熹和張栻的會講是極具魅力的，當時一個是三十七歲，一個是三十四歲，卻都已身處中國學術文化的最前列，用精密高超的思維探討著哲學意義上人和人性的祕密，有時連續論爭三天三夜都無法取得一致意見。除了當眾會講外他們還私下談，所取得的成果是：兩人都越來越服對方，兩人都覺得對方啟發了自己，hetubook.com.com而兩人以後的學術道路確實也都更加挺展了。《宋史》記載，張栻的學問「既見朱熹，相與博約，又大進焉」；而朱熹自己則在一封信中說，張栻的見解「卓然不可及，從遊之久，反覆開益為多」。朱熹還用詩句描述了他們兩人的學術友情：

朱熹去世三百年後，另一位曠世大學問家踏進了嶽麓書院的大門，他便是我的同鄉王陽明先生。陽明先生剛被貶謫，貶謫地在貴州，路過嶽麓山，順便到書院講點學。他的心情當然不會愉快，一天又一天在書院裡鬱鬱地漫步，朱熹和張栻的學術觀點他是不同意的，但置身於嶽麓書院，他不能不重新對這兩位前哲的名字凝神打量，然後吐出悠悠的詩句：「緬思兩夫子，此地得徘徊——」

這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之死。他晚年所受的災難完全來自於他的學術和教育事業，對此，他的學生們最清楚。當他的遺體下葬時，散落在四方的學生都不怕朝廷禁令紛紛趕來，官府怕這些學生議論生事，還特令加強戒備。不能來的也在各地聚會紀念：「訃告所至，從游之士與夫聞風慕義者，莫不相與為位為聚哭焉。禁錮雖嚴，有所不避也。」（《行狀》）辛棄疾在輓文中寫出了大家的共同感受：

朱熹是一位一輩子都想做教師的大學者。他的學術成就之高，可以用偉大詩人辛棄疾稱讚他的一句話來概括：「歷數唐堯千載下，如公僅有兩三人。」以一般眼光看來，這樣一位大學問家，既沒有必要也沒有時間再去做教師了，若就社會地位論，他的官職也不低，更不必靠教師來顯身揚名，但朱熹有著另一層面的思考。他說：「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習氣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論語集注》）又說：「唯學為能變化氣質耳。」（《答王子合》）他把教育看成是恢復人性、改變素質的根本途徑，認為離開了這一途徑，幾乎談不上社會和國家的安定和發展。「若不讀書，便不知如何而能修身，如何而能齊家、治國。」（《語類》）在這位文化大師眼中，天底下沒有任何一種事業比這更重要，因此他的目光一直注視著崇山間的座座書院，捕捉從那裡傳播出來的種種信息。

朱、張會講後七年，張栻離開嶽麓書院到外地任職，但沒有幾年就去世了，衹活了四十七歲。張栻死後十四年即一一九四年，朱熹在再三推辭而未果後終於受了湖南安撫使的職位再度來長沙。要麼不來，既然來到長沙做官就一定要把舊遊之地嶽麓書院振興起來，這時離他與張栻「挽袂」、「聯床」已整整隔了二十七年，兩位青年才俊不見了，衹剩下一個六十餘歲的老人。但是今天的他，德高望重又有職權，有足夠的實力把教育事業按照自己的心意整治一番，為全國樹一個榜樣。他把到長沙之前就一直在心中盤算的擴建嶽麓書院的計劃付諸實施，聘請了自己滿意的人來具體負責書院事務，擴充招生名額，為書院置學田五十頃，並參照自己早年為廬山白鹿洞書院制訂的學規頒發了《朱子書院教條》。如此有力的措施接二連三地下來，嶽麓書院重又顯現出一派繁榮。朱熹白天忙於官務，夜間則渡江過來講課討論，回答學生提問，從不厭倦。他與學生間的問答由學生回憶筆記，後來也成為學術領域的重要著作。被朱熹的學問和聲望所吸引，當時嶽麓書院已雲集學者千餘人，朱熹開講的時候，每次都到「生徒雲集，坐不能容」的地步。

每當我翻閱到這樣的一些史料時總是面有喜色，覺得中華民族在本性上還有崇尚高層次文化教育的一面，中國歷史在戰亂和權術的漩渦中還有高潔典雅的篇章。衹不過，保護這些篇章要拼耗巨大的人格力量。就拿書院來說吧，改朝換代的戰火會把它焚燬，山長的去世、主講的空缺會使它懈弛，經濟上的入不敷出會使它困頓，社會風氣的誘導會使它變質，有時甚至遠在天邊的朝廷也會給它帶來意想不到的災難。朝廷對於高層次的學術文化教育始終抱著一種矛盾心理，有時會真心誠意的褒獎、賞賜、題匾，有時又會懷疑這一事業中是否會有智力過高的知識分子「學術偏頗，志行邪偽」，「倡其邪說，廣收無賴」，最終構成政治上的威脅，因此，歷史上也不止一次地出現過由朝廷明令「毀天下書院」、「書院立命拆去」的事情（參見《野獲編》、《皇明大政紀》等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