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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特朗這一次實現了左右共治的完美理論。這理論建立在一個簡單的原則上：不要把意見不合轉變成衝突。他們可以把差異表達出來，可以提出批評，但是不要成為權力鬥爭的武器，像一九八六年所發生的那樣。

法國作家提瑞．費斯特（Thierry Pfster，曾經為密特朗第一任社會黨政府的首相比耶．茅洛伊〔Pierre Mauroy〕擔任發言人）用一種非常奇特的歷史觀點來看待密特朗面對真相與事實的態度。戴高樂將軍曾經咆哮過：「真相！你以為我靠真相就能建立自由法國政府來對抗英國人跟美國人？寫歷史要靠企圖心，不是靠真相！」費斯特引用這句話來說明他的論點，他認為對法國人來說，在政治領域裡撒謊是正常的；拿真相與事實的標準來衡量政治人物是太過天真了。他繼續申論，法國人，特別是法國的精英，從來不理解為什麼柯林頓總統會被彈劾。因為那意味著政治人物會因為他們有能力保護私生活——特別是性癖好——而被彈劾，這讓法國精英感到震驚。費斯特相信，這解釋了法國對柯林頓事件的反應，相對於其他許多民主國家，他們的反應更多是嘲笑與自我滿足的正義感——他們又找到一個理由來鄙視美國人的生活方式。

密特朗在三月裡對米洛塞維奇計算過在即將來臨的一九九三至一九九五年的左右共治裡他會喪失多少權力，到了一九九三年五月時，他的健康惡化的很厲害，所以他的權力也因為健康關係逐漸地消逝。那時他每天早晨從他的公寓出門到艾麗榭宮後就會直接躺到床上，然後當天大部分的時候都下不了床。所以不令人訝異地，密特朗從那時起在法國的外交與內政政策上扮演的角色就非常有限。從一九九三年五月起，在前南斯拉夫解體的議題上，他個人的參與比起先前是少得太多。在一九九三年四月與五月間，當我為和平協議發聲，立場也從和平協商移轉到軍事強制執行時，我都無法喚起密特朗的注意。他這時關注的焦點很自然地已經變成他個人對死神的戰鬥。

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一日的會談當天，我跟密特朗在一起好幾個小時。除了臉色蒼白之外，略帶透明的膚色跟我於一九九二年九月與十二月時所見過的一樣，他看上去比我預期的好的多，似乎從他的手術中恢復過來了。在艾麗榭宮下午的會談裡，他的狀況非常之好：他有周詳的資訊，插入討論的時點恰到好處，而且發言時常伴有豐沛的情感，特別是當他提到塞爾維亞與法國的歷史牽繫，以及當他以個人的經驗做例子時。密特朗不只一次提到他在二戰期間從一九四〇年六月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當戰俘的經驗，之後他逃進了尚未被佔領的維琪法國。他講述當時他所住囚營的馬路對面，是另一間塞爾維亞戰俘囚營；他們的居住條件比密特朗這邊的要惡劣的多，但塞爾維亞人的適應力之強，到現在都讓他印象極為深刻。密特朗說，前塞爾維亞從歐洲舞台上的消失，它所留下的缺口讓他的心裡幽幽地浮起了憂愁，就像他於一九四一年聽到貝爾格勒被攻陷的消息時一樣。之後的大部分時間裡，他讓凡斯與我主導談話，只在適當的時候補強我們的論據，而且相當有幫助。當他回答問題時，會接著我們的話，並且一再強調他全力支持我們的提議。有一次他形容凡斯-歐文和平計畫是一個「比父母所想的還漂亮的嬰兒」。我被他所展現的熱情與毅力深深的打動了。密特朗的狀況如此之好，其中一個我當時還不知道的原因是，他新接受的化學治療效果不彰所以停止了，又重新回到原來的荷爾蒙治療。化療對許多癌症都有減輕病情的良好紀錄，但是在治療前列腺癌上卻令人失望。

在他第二次左右共治的期間裡，密特朗換了一種很不一樣的方式出牌，新任首相的性格是關鍵因素。在與席哈克共治的時候，一直上演著爭奪控制權的戲碼，但是跟巴拉迪爾時，他們卻發展出一個相敬如賓的伙伴關係。我在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與巴拉迪爾見過面。他是一個極有才智的人，法國防衛部參謀長海軍上將賈克．蘭沙德（Jacques Lanxade）提醒過我，他做事一絲不苟，對於法國部隊在南斯拉夫任何進一步的投入都極端審慎。密特朗新任的外交部長阿蘭．朱佩（Alain Juppe）跟席哈克走的很近，有一種摩登、舒緩的談話風格，跟他比較起來，首相巴拉迪爾的每一個姿勢都是經過仔細計算，也十分拘束的。

一九九六年一月八日，離職後八個月，密特朗在睡眠中過世，享年七十九歲。在這之前他已經決定停止接受治療。他此時的醫生尚-比耶．塔洛（Jean-Pierre Tars）先通知了潘若以及他們的女兒馬札莉娜，然後才知會丹尼爾麗以及他們的兒子。

雖然他再度開始接受荷爾蒙治療跟放射線治療，但是也一直嘗試各式各樣的順勢醫法與另類醫療。然而密特朗的狀況還是越來越壞，此時他一天中有許多時間都在床上度過。在一九九四年十一月裡，古博勒仍然伴隨總統前往接受各種治療，但他已經不抱太大希望了。其他醫生對他的敵意日漸升高，總統的醫療方式又互相扞格。古博勒這時已經確定一件事，總統已經沒有能力遂行他的職責，也已經不再履行法國人民透過選舉責令他完成的義務了。到了十二月，密特朗的聲帶受到波及，說話非常困難。古博勒簽署了他最後一次的半年健康公報；他仍然沒有揭露總統失能的全部真相。實際上來說，從這一刻起，古博勒就不再是總統的私人醫生了。

一九八八年五月裡，密特朗在第二回合投票中以顯著差距贏了選舉，獲得百分之五十四的選票，席哈克只得百分之四十六。

不過，是在保護庫德族這個議題上，密特朗才表現出願意支持干預主義的態度；這在當時是相當激進的。他的妻子丹尼爾麗好一段時間以來都是毫無保留的庫德族捍衛者與支持者。當在伊拉克北部的庫德族人於一九九一年的四月一日開始大批逃難時，她說服她的先生收看關於他們慘況的新聞報導。四月三曰，密特朗派了柏納德．庫許納（Bernard Kouchner）這位有群眾魅力的人道事務部長（後來在二〇〇七年由薩科奇任命為國防部長）前往安卡拉與土耳其政府仔細磋商一個可接受的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決議。庫許納創造了一個辭彙：「干預的義務」。土耳其總統圖爾古特．扼扎爾（Turgut Ozal）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庫德族難民從伊拉克進入土耳其東南部。然而，令許多外交人士感到驚奇的是，四月五日安全理事會通過了一個聯合決議——編號UNSC 688，這是聯合國首度在決議上提到庫德族的名字——而且得到土耳其政府的支持。這在區域內是關鍵性的決定。四月七日，美國空軍開始空投補給品到白雪覆蓋的高山上，許多庫德族難民在那兒面對原始且絕望的環境，試著存活下去。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德國要求歐盟承認克羅埃西亞，這時前南斯拉夫境內的動亂大體而言尚未解決。密特朗與外交部長羅蘭．杜馬斯原本反對德國的主張，這時卻又改變了意見。這使得英國的立場變得突兀。所以約翰．梅傑與他的外長道格拉斯．胡爾德立刻跟上隊伍，同意承認克羅埃西亞，違反了自己更正確的判斷。較明智地反對這項請求的有歐盟調停代表卡靈頓勛爵（Peter Carrington, Lord Carrington）、聯合國代表塞魯斯．凡斯以及美國政府。

密特朗證明了一件事：政府的首長可以生病，病況可以很嚴重，治療可以很艱鉅，但他們仍能有效地統治。在這一點上他們跟其他人沒有兩樣。癌症治療已有長足的進步，病人今天可以順利接受許多困難的療程。密特朗在這個階段仍只接受荷爾蒙治療，這不像化療那麼使病人感到虛弱。然而即便如此，回顧那些年裡，特別是在第一任總統任期內（一九八一到一九八八年）他能夠達成如此多的政治成就，還是令人十分驚嘆。

密特朗死後一年，在一九九七年一月，我受邀在巴黎一場為期兩天的研討會上講話，這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為了追念密特朗的生平所舉辦的。一九六六年以來，我在法國政壇最緊密的朋友就是米歇．羅卡德（Michel Rocard），到現在也還是。他是一位成功的社會黨首相，但是深受密特朗的憎恨。早在一九九三年三月，密特朗在《費加洛報》上曾輕蔑地列舉了他選定的接班人，依順序是德洛、李歐塔（Francois Leotard）、巴爾（Raymond Barre）、席哈克、他的狗、最後是羅卡德！密特朗故意有系統地摧毀社會黨裡所有可能的繼任者，愉快地把位子交給右派的總統席哈克。他一直都說，席哈克有很大的功能，幫助他擊敗喜歡中央極權的德斯坦。

但是這項手術使他不可能繼續保密。古博勒醫師回憶說，艾麗榭宮祕書長于貝爾．韋德里納（Hubert Vedrine）一聽到總統生病的時間如此之久，隨即驚呼：「你是開玩笑的吧！你怎麼能在這個角色裡撐這麼久！」

在我的觀點裡，密特朗最漂亮的一次政治演出是在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一日，當他對德國國會發表演說：「蘇維埃用他們的SS-20飛彈單邊破壞了歐洲勢力的均衡……我不會接受這件事，我們必須武裝起來以重建平衡。」他靠著法國總統身分的份量，單槍匹馬使德國的社民黨——當時在野——重新回到理性的防衛政策。密特朗的表態鞏固了大西洋兩岸聯盟，也一口氣解除了華盛頓方面稍早對於密特朗的憂慮——原本他們不知道密特朗會怎樣處理法國的共產黨。法國共產黨從那時起就被巧妙地邊緣化，這個結果有很大成分是密特朗的貢獻。

這不只是一個醫療診斷，密特朗現在面臨一個政治危機。這個危機只有他能解決。而且，既然他先前做過承諾，此刻人們期待他選擇坦誠開放，發布一個簡短的聲明，說明總統得了前列腺癌將接受治療，但無需住院。一個這樣的聲明或許就夠了，他不必提到癌症已經侵入骨頭的事實，他同時也可以堅定地宣告他有百分之百的意志來繼續承擔總統的職責。輿論界可能會冒出一些異議，可能有幾篇報導會推敲他必須辭職，但絕大多數的法國選民應該會願意先相信這位新任的總統並靜觀後續的發展。他的社會黨可能不會太高興，但是一個法國總統一旦勝選，在政治上無需他的政黨同僚支持也能存活。

從艾麗榭宮的角度，祕書長韋德里納的看法十分正確，他說：右派執政的左右共治對密特朗來說是一個福音，因為有許多的總統職權被交到了首相的手裡。「我們覺得很滿意。馬提尼翁府的人馬展現了善意。巴拉迪爾跟巴奇爾（Nicholas Bazire，巴拉迪爾的幕僚長）本來輕易就能架空我們。但是說也奇怪，他們對待我們非常公平。」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密特朗開始接受雌激素荷爾蒙治療。這必須配合抗凝血劑來使用，因為雌激素本身有一個嚴重的副作用，即造成血管栓塞，有百分之三十的病人會因此在兩年之內死去。

密特朗最親近的顧問賈克．阿塔利在二〇〇六年席哈克仍是總統的時候說過：「法國今天不再是一個真正獨立的國家，但也還不是全球化歐洲國的一部分。我們現在處在一個界定不清的狀態裡。許多人渴望一個君主，要求一個更強大的總統。」關於他的昔日的老闆，阿塔利的意見十分清楚：「法蘭索瓦．密特朗是法國最後一個國王。」

密特朗生病的事在一九九二年九月十一日被公開了，因為他已經不能再推遲進醫院接受手術。他的前列腺已經過度地壓迫到尿道。這個腫大的前列腺使他的尿液無法從膀胱中完全排出這是十分常見但也非常困擾的症狀。在手術之前，由於前列腺肥大的緣故，他必須非常頻繁地上洗手間。九月三日他為了支捋馬斯垂克條約跟菲利浦．塞更（Philippe Seguin）進行了一場關鍵的電視辯論，結果十分成功，但是在前一天夜裡，他得起來跑廁所十二次。辯論場上，他只有一次電視廣告時間可以上廁所。在這裡，密特朗展現了他鋼鐵的意志，勇氣與耐力，跟他在生病期間遇到許多其他狀況時一樣。

密特朗總統自己掩人耳目的辦法是推說他不知道自己服用的是什麼和圖書藥物，只說這是古博勒醫師開給他治風溼的藥。不過，這類欺瞞是密特朗的第二天性。描寫他性格的書已經很多，以後也一直會有人寫。要理解他為何決定選擇保密，他的性格實是關鍵所在。在他整個政治生涯裡，保密與托詞一直都是最自然的伙伴。他有時候被稱為「獅身人面獸」並不是沒有原因的。

密特朗成立了一個反恐小組，這個小組迴避了既有的程序，直接對共和國總統負責。在這之前，恐怖份子的活動是由法國警憲部（French National Police and Gendarmerie）負責處理，而這個單位則是向總理與內閣負責。這個小組接受的命令從來沒有一個適當的法律基礎，他們為總統進行竊聽，後來被《解放報》揭發。

一開始，密特朗對於保密的決定可能還有點動搖，因為古博勒聲稱，總統一定跟最接近他的助理賈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直接談過他的病情。根據古博勒所言，阿塔利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一則日記裡寫下：「總統告訴我他得了癌症，說他完蛋了。」不過，幾天之後在日記上他寫道：「總統對我說：『那些醫生都是蠢蛋，他們搞錯了，我沒得癌症。』」這顯示了密特朗經過起初的動搖之後，決定要堅守他的立場，要求旁人百分之百保密。但是古博勒提到的這兩段話都沒有出現在阿塔利出版的日記《一字一句》（Verbatim）裡。密特朗的決定給古博勒帶來巨大的倫理與道德兩難。因為每六個月發布一次的總統健康公報上簽署的是他的名字。用古博勒自己的話來說：

法國仍然在消化密特朗執政時的複雜、傑出、矛盾、無情以及繁複。他維持機密的習慣以及保護政治人物隱私的法律現在都得到仔細的審視。同樣被仔細關注的是密特朗的一個承諾；法國要不斷與歐盟進一步整合。雖然為時尚早，但這個承諾似乎為薩科奇總統所認同。密特朗對他的傳記作者喬治-馬克．班納穆（Georges-Marc Benamou）說過，他是「最後的總統」；一部關於他的影片也以此為標題。究竟在這個全球化的世界與整合的歐洲裡，密特朗會不會是最後一個真正能夠完全代表法國這個民族國家的總統，要取決於關於歐洲整合那場辯論的結果，很大程度也取決於薩科奇會不會改變方向。

米洛塞維奇不是一個種族主義者，甚至不是極端民族主義者，儘管他毫不掩飾地利用而且操弄塞爾維亞人的民族情感。他也不是原來的那個共產主義者。他只不過是一個殘酷無情的政治領袖，極端專注於施展與維繫權力，為此他能夠發動戰爭，授意民兵進行殺戮，以及暗殺政治對手。他的雙親以及一位他非常敬愛的叔叔都自殺了。在我跟他會面的期間，他沒有精神不穩定的明顯徵兆，雖然偶爾他似乎有點沮喪，但也不到患有心理疾病的程度。

然而密特朗選擇的不是公開，而是掩蓋。根據古博勒的敘述，密特朗立刻就說：「不管發生任何事，你不得洩漏任何消息。這是國家機密，」他又補上一句，以便古博勒絕對沒有誤解他的意思：「你有義務保守這項機密。」事後回顧，有些人認為，當總統命令他不計任何代價也要保密時，古博勒應該表示無法接受。但是他已經當密特朗的私人醫生十二年了，這樣做幾乎等於辭職，也等於在他的病人陷入最大的困境時丟下照顧他的工作。古博勒與史台格感到無法不接受病人保密的要求，他們認為這是為病人服務。密特朗甚至禁止古博勒把病情告訴總統夫人丹尼爾麗．密特朗（Danielle Mitterrand），密特朗自己也對妻子與孩子們三緘其口。密特朗直到一九九一年才告知丹尼爾麗，而她毫無芥蒂地幫他解釋：「他只是為了保持我們心情平靜。」

同時，密特朗在艾麗榭宮裡的機要祕書皮埃爾．貝雷戈瓦（Pierre Beregovoy）對於有人聲稱總統生了重病予以否認——就在同一天，史台格把完整的檢查結果帶給總統。《巴黎競賽》上刊出的一篇長達四頁的報導給這些傳言火上加油，描述了密特朗上星期進醫院的經過，還附有幾張照片。

最後，古博勒出書被證明無罪了。二〇〇四年五月，歐洲人權法院認定，法國法院決定禁止古博勒著作的散布是違犯了歐洲人權公約的第十條。

確實有些病人會將疾病的訊息完全隱甚至是在最親近的家人面前。但是一個由民主程序選出的政府領導並非普通的病人。他有公開坦誠的義務；密特朗也了解這一點，但他決定不予理會。

最後到了二月，新任的美國國務卿華倫．克里斯多福（Warren Christopher）同意與我們合作推動凡斯-歐文和平計畫，也準備讓北約來規畫實行。但是他非常不明智地拒絕強制執行解決方案，兩年半之後這樣的立場變得對塞拉耶佛的穆斯林政府不利，而美國人想支持這個政府，也想對塞爾維亞人友好。

密特朗相信，既然聯合國安理會六八八號決議案呼籲伊拉克停止攻擊庫德族人，也堅持伊拉克應允許人道救援組織進入伊拉克境內，那麼，這就表示聯合國授權他國進行軍事干預（對照席哈克在二〇〇三年對伊拉克問題的不同立場，密特朗的態度是很有意思的）。他說：「這是第一次我們認為『不干預』就是『沒能救援處在危殆之中的民族』。」美國的解釋更進一步：美國主張，六八八號決議納入了較早的六七八號決議裡的干預概念，其界定為「動用所有必須的手段」。然而有人認為應嚴格解釋聯合國決議文，所以反對這種詮釋，並認為六八八決議並未回溯參照六七八決議。不過最重要的是，安理會成員國同意了這次行動，使得對決議文的法律詮釋成為多餘。

總統的任何行程古博勒都陪同前往。他親自操作療程，隨身攜帶必須的器材，親自將靜脈注射瓶掛到圖畫或外套的掛鉤上，因為他們不能在大使館或其他政府招待所的牆上釘釘子。他還得收好用過的器材帶回巴黎丟棄，這麼做是因為密特朗與古博勒都擔心外國的醫療間諜。密特朗相信布里茲涅夫在蘇聯第一書記任內曾經從梳子上蒐集到他的頭髮並加以分析，以便研究他的藥物治療是什麼性質。這種顧慮有時候甚至使他們的遮掩行動染上喜劇元素。法國方面懷疑有些國家為了調查來訪元首的健康狀況，甚至會蒐集馬桶沖掉的物體。他們相信，龐畢度的病情早就被某個外國政府發現了，因為他們偷偷採集了他的尿液樣本。所以古博勒也會周全謹慎地檢視總統的浴室，並且幫他沖掉使用過的馬桶。

在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法國總統選舉的第一回合投票裡，社會黨的候選人密特朗票數輸給仍在第一任任期上的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總統。但是他擊敗賈克．席哈克（他後來的總統繼任者）以及共產黨候選人喬治．馬夏斯（Georges Marchais）。共產黨的得票率通常在百分之二十上下，這次卻只得到百分之十五點五的選票，而密特朗獲得超過百分之二十五的票。在第二回合投票裡，只剩下密特朗與德斯坦競爭。德斯坦這時承受相當的政治壓力，因為一九七九年第二次石油危機給國內帶來了衝擊。他的問題不止於此：蘇聯在東歐部署了SS-20核子飛彈，他的回應卻顯得語焉不詳；中非帝國的皇帝波卡沙（Bokassa）致贈鑽石的相關醜聞中，有人指稱他直接涉入——這些都開始腐蝕他的人氣。在五月十日，密特朗以百分之五十二的票數贏得第二回合的選舉。五月二十一日就職上任，密特朗在政治上似乎無事不可為，彷彿來到權力之路的頂峰，身體精神都狀況絕佳。密特朗立刻解散國會，並且贏得法國國民議會裡絕對多數的席次，他的社會黨獲得百分之三十八的選票。

在密特朗完成慷慨激昂的結語之後，米洛塞維奇在當日下午離開前對我說的話是：「為什麼他不提出要解除制裁？」這是他典型的反應。他是從不受情緒干擾的人，看起來他一點也沒受到密特朗勸說的影響。米洛塞維奇準備與我們達成協議，即便這表示塞爾維亞人必須從他們目前佔有土地的百分之七十中撤退出來，並且滿足於在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全境內只佔百分之四十三的土地。諷刺的是，柯林頓政府一開始批評凡斯-歐文和平計畫對塞爾維亞人太過優惠，可是理查．霍布魯克（Richard Holbrooke）於十一月二十一日成功簽訂岱頓協定（Dayton Accords）的時候——在這期間又有許多人喪失了生命或遭受沉重的苦難——塞爾維亞人保留的土地卻多出了百分之六！有趣的是，各國政府首長包括米洛塞維奇在內，於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回到巴黎來簽訂協定時，主持會議的人已經是席哈克總統。

然而法庭的禁令發布後幾個星期，這本書的英文版被放上了網際網路。在一九九六年三月時，這本書可以在美國的許多網站上找到，法國網路使用者當然也讀得到。法國上傳這本書的網站被關閉之後，法國民眾就透過美國的伺服器閱讀，這等於是違犯自己國家的法律。我最早是在網路上閱讀了古博勒書的英文版，我在本書中大量使用與引用的也是那個版本。此外我還補充了直接與古博勒談話所得的內容。

所以，當一九八一年前列腺癌被診斷出來時，密特朗維持他保守祕密的習慣。密特朗對疾病保密造成嚴重的政治效應，他的立場開始快速轉變：原本他是一個民主政治人物，敏銳地關注社會黨、廣大選民以及個別公民的權利，但是在短時間內就變成一個獨裁的政治人物，沉湎於掌握大權，也被大權包圍。民主在他走向權力的路途中一直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但現在忽然成為可有可無的事。他的政黨、選民、法國男性與女性的人權等等，這些都成為次要的，只剩下一個最重要與壓倒一切的要求：必須守住疾病的祕密。

同樣神祕的，是密特朗在法國政壇上從右翼轉向左翼謎一般過程，在其中他創造了一層煙霧罩，自己則完全躲到後面去。一九六五年他在總統選舉中挑戰戴高樂。選舉結果顯示，他有能力把左翼統合起來，因為在第二回合投票裡他獲得百分之四十五的支持。在那以後他成為前景看好的政治人物，名目上屬於左派，但是帶有一個勉強拼湊出來的形象——他希望被視為一個知識分子、藏書家以及地方人士。也有人形容他是「小說中的角色」，以及「像果陀一樣的拖延者。」

在他早期的治療過程中，他的批判者對疾病仍一無所悉時，密特朗受到法國右翼相當大的壓力；他們痛恨他的新社會主義以及他背叛法國資產階級。他們集中攻擊的領域，是密特朗一開始處理得很狼狽的經濟問題，以及他無視一九八一至八二年間國際景氣循環的低潮而猛衝經濟成長的政策。但是左翼也給密特朗壓力，他們要求他兌現選舉支票，特別是他還有不只一位共產黨籍的部長在他的政府裡。後來他做了一次罕見的公開道歉，說：「我太容易被我們的勝利影響了，勝利把我們沖昏了頭。所有人都預測一九八二年時經濟會再度成長，但是誠實地說，我不具備必要的專業能力來反駁他們。」值得疑問的是，如果他身體狀況更好的話，他會不會更傾向打擊左派。作為一個永遠在計算政治利益的人，他一定了解到，他可以負擔的起一次左派經濟處方的失敗，只要這失敗在他總統任期內發生的夠早，使他來得及轉向。而且在他開始接受治療的最初幾個月裡，跟左派保持和平而讓右派來攻擊，也比較符合他個人的狀況。

巴拉迪爾的挑戰是，要利用首相的優勢建立起他的聲望，好讓中右政黨聯盟推派他自己而不是席哈克出來競選總統。（在這次左右共治裡，有一段時間巴拉迪爾的民調一直上升，席哈克則呈下跌走勢，看起來好像巴拉迪爾將會出線擔任總統候選人。但是結果是，席哈克運用了他所有的政黨政治手腕以及他作為巴黎市長的地位，富有技巧地擊敗了巴拉迪爾，成為中間與右派政黨聯盟的候選人，於一九九五年五月參加並贏得了總統大選。）一九九三年，巴拉迪爾需要一切他所能運用的時間。在他的《在馬提尼翁府的兩年》裡，巴拉迪爾如此描述密特朗：在我的印象中，法國民眾對總統的疾病非常重視。關於他的病，我所知的一切都是他告訴我的。他常對我提到他的病，有時很詳細和-圖-書。他知道他可以信賴我的審慎，也相信我不會利用他身體的病痛來獲取個人或政治上的利益。那樣做會讓我覺得很可恥……我還想加上一句：如果我真的用惡劣的手段來對付一個病重的人，我無法為自己感到光榮。

密特朗死後不久，古博勒打算出版一本書，內容是描寫他擔任密特朗醫生期間的事情，但這本書被禁止出版。丹尼爾麗與她的孩子向法國法院提出控訴，而法院裁定古博勒的書嚴重侵害密特朗的家庭隱私。法院禁止此書繼續銷售，違犯禁令售出的每一本書都要課徵罰款。法國法律承認隱私權至少已有一百五十年。一九七〇年時，法國在民法典的第九條裡對隱私權做出了法律上的描述：「私生活得到尊重是每一個人都有的權利。」這種權利在死後仍然存在，家庭成員可以為死者主張隱私權保護。公眾人物的私生活也不例外。

在疾病被發現之前，密特朗最大的祕密是他的婚外情。他長期與婚外伴侶安娜．潘若（Anne Pingeot）有家庭生活，兩人還有一名女兒馬札莉娜（Mazarine Pingeot）。法國民眾對此從不知情，一直到《巴黎競賽》雜誌於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日將此事公諸於世。這時馬札莉娜已經二十歲，離密特朗辭去總統職位只有六個月。

我落入一個陷阱，被推進一個謊言之中；整整十五年之後，我才終於逃脫出來。這個謊言遮蓋了一切。醫生們撒了謊，因為我們最後對病人宣布，他可能存活的時間還有五年——儘管他的預後其實只有三年，或甚至只有三個月，如果他的身體對治療沒有反應的話。病人也決定撒謊；一開始對自己（這是人之常情），然後對別人。十二月裡我開始準備第二次總統健康公報，從他叫我做假的那一刻起，他就是在對別人撒說。

在等待戴高樂回國（於一九四四年八月）的臨時政府裡，時年二十七歲的密特朗獲任命為祕書長，為期兩星期。但是在戰爭期間，他曾與戴高樂在阿爾及爾有過一次不愉快的會面，因為密特朗拒絕戴高樂要求他把三個互相競爭的反抗運動合併起來。密特朗也從未得到戴高樂的邀請到他的政府裡服務。一九四七年密特朗進入保羅．拉馬迪（Paul Rimadier）的政府主掌退除役官兵委員會；從一九四七到一九五八年，密特朗在第四共和內的十一任政府裡服務，被視為一位非社會主義的以及新激進主義的部長，曾經獲選為法國中部的涅夫勒省（Nievre）的代表。

根據此時被邊緣化的古博勒所言，有一位米爾科．貝爾楊斯基醫師（Mirko Beljanski）加入了治療。他曾任巴斯得機構（Pasteur Institute）的研究員，拿過科學博士，在另類醫療的執業者之間享有盛名。菲利浦．德．居培（Philippe de Kuyper）醫師也是一位另類醫療執業者，他也曾被請進艾麗榭宮。古博勒概括描述了這個特殊爭鬥的雙方（但當然還有其他許多的鬥爭）：一邊是傳統的醫學，如他自己與史台格醫師，另一邊則是採取另類醫療的居培與貝爾楊斯基醫師。貝爾楊斯基的療法使用從天然成分裡萃取的無毒分子。這些分子再與放射線治療搭配使用，以保護病人不受到放射線治療的副作用傷害。居培認為貝爾楊斯基的產品是市面上最好的，也讓他的病人使用，但是他拒絕證實他是否也拿這些產品用在密特朗身上。總統顯然在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在貝爾楊斯基的家裡見過他，雖然聖艾蒂安（saint-Etienne）法庭上曾經有過關於他醫療與用藥的合法性的訴訟。該案於一九九五年四月宣判後，貝爾楊斯基的非營利機構就解散了。

公開健康狀況是密特朗在選戰期間做過的一個特殊承諾。他保證，如果當選的話，他的醫生團隊將每隔六個月公布一次他的健康狀況。龐畢度總統生病的祕密公諸於世時，人民才知道他在何等可憐痛苦的狀況下死於血癌。他患了骨髓性白血病，但這個國家對於他的總統發生了什麼卻一無所悉，包括密特朗在內的許多法國人都深表震驚。德斯坦在一九七四年競選時也曾承諾要定期做健康簡報，但是當他就任以後，沒有任何明顯的理由就放棄了。在一九八一年的夏天，第一份密特朗健康公報由克勞德．古柏勒醫師（Claude Gubler）發布；他從一九六九年起就擔任密特朗及其家人的私人醫生，他真心地相信總統的狀況是非常好的。

這個稱號最早是源自於他處理自己在二戰期間活動紀錄的方式。二次大戰末期，他加入法國的反抗運動，從事偽造文件、替戰俘規畫逃亡路線等工作。在一九四三年裡，他使用「摩爾藍船長」（Captain Morland）的假名，與委員會主任摩利斯．皮諾（Maurice Pinot）聯手，開始拓展一個反抗運動的網絡，即「戰俘與遭逐者國家運動」。但是，後來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密特朗獲得維琪政府領導人貝當元帥頒發法蘭奇斯科勳章（Francisque）。維琪政府是跟佔領法國的納粹德國合作的，而這個勳章是為了獎勵功勞卓著的公務員，於是，密特朗獲頒此勳章引發了他從此以後再也沒能擺脫的爭議：他是否跟納粹佔領的法國偽政府有所勾結。多年以來，每當有人攻擊這件事，密特朗都傲然地拒絕評論，認為回應這種攻訐有損他的尊嚴。但是一九九二年他做了一件事，毫無必要地挑釁了他的批評者，也等於給增加他與納粹勾串的可信度——他以總統的身分到貝當的墳墓獻上花圈。給貝當獻花本來並非全無先例。戴高樂與德斯坦兩位總統分別在一次大戰結束五十周年與六十周年紀念時，都曾派人在貝當墳上放置花環——因為他是凡爾登戰役裡的法軍指揮官。但是密特朗的行動引起了眾怒，賈克．朱利亞（Jacques Julliard ）寫道：

看密特朗用層出不窮論辯技巧與米洛塞維奇過招是令人著迷的事情。他說，法國是塞爾維亞的傳統友邦，他並不希望看到塞爾維亞遭到孤立或被不公正地懲罰；但是米洛塞維奇必須面對當前局勢的現實，也得認清國際上的氣氛。如果內戰持續下去，塞爾維亞將會被進一步的孤立，屆時即便交情最深遠的邦國與盟友也都將幫不上忙。如果國際社會共同要求更嚴厲的制裁，連俄羅斯也不太可能站出來說話，可是現在情況已經差不多是那樣了。所以在接下來的數日之內，各方絕對要達成協議。米洛塞維奇面臨一個歷史的抉擇。雖然他不至於可以用一隻小指頭就讓波士尼亞的塞爾維亞人掉過頭來，但是他們都把他當成「老大哥」：他擁有實質上的威望。兩個選擇：要麼戰爭繼續下去，悲劇越來越慘，制裁越來越嚴厲，或者停止戰爭，讓塞爾維亞重建國內經濟，也在歐洲扮演一個正當合宜的角色。這個會議在時間上緊湊地夾在密特朗走訪華盛頓與訪問莫斯科之間，更顯時機的恰到好處。

然而他的治療裡有一個面向是值得加以強調的，那就是密特朗使用了疑問重重的另類療法。這可以拿來跟甘迺迪總統的案例互相比較：甘迺迪有一段時期也對可疑的「包你嗨醫生」雅可布森十分依賴。當密特朗的健康日漸惡化，他對身邊的醫療顧問也就失去了信心。許多人在這樣的情境下忍耐不住，密特朗的情婦安娜．潘若也開始尋找旁門的意見以及另類的治療法。他的哥哥羅伯特也研究美國的醫療圈，希望能找到某些新的治療途徑與特效藥。

密特朗的疾病公開之後，病情的種種轉折以及治療的過程古博勒醫師都有詳細紀錄。不過從一九九三年五月起，當密特朗的病情加重時，紀錄就開始少了些。在十一月裡，紀錄更是稀少。密特朗接受過各種不同的治療組合，因為不同的醫生與外科專家意見都不一樣。然而古博勒不再是備受信賴的醫生，不再能肯定他與病人之間的關係。不過，醫生之間的種種爭執以及一直改變的療法，對於密特朗每況愈下的健康並沒能帶來多少改變。

一九九三年一月，所謂的凡斯-歐文和平計畫（Vance-Owen Peace Plan）正式宣布。但是法國與英國都只願意在波士尼亞繼續進行純粹的人道軍事干預，而不準備扮演強制執行和平計畫的角色，除非美國也願意派遣地面部隊來參加。這種消極態度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到了二月，他們對美國的外交手法感到不信任，他們相信美國有投機的想法，對同情波士尼亞的各國政府譁眾取寵——這些政府是希望西方國家對塞爾維亞人開戰的。許多美國人沒有認識到，這是一場在極端複雜局勢裡發生的侵略戰爭（塞爾維亞與克羅埃西亞的種族清洗在其中佔據首要的地位），與此同時，這還是一場真正的內戰。密特朗是凡斯-歐文和平計畫熱切的支持者，他很高興我準備在聯合國上為了歐盟向柯林頓的新政府抗爭，因為柯林頓試著讓這個和平計畫出局，儘管歐盟、俄羅斯以及聯合國安理會多數支持這個計畫。

一九八三年三月二十三日，密特朗改變了他的經濟政策。他加稅，並且讓法郎留在歐洲貨幣體系裡。在財政部長賈克．德洛的協助下，他說服了德國總理柯爾調高德國馬克的兌換率百分之五點五。後來柯爾、密特朗以及德洛（這時是歐洲委員會的主席）是讓一九八五年的單一歐洲法案（Single European Act）獲得通過的主要推手，之後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 Treaty）裡單一貨幣以及歐元區的構想都由此而來。他們三人都是堅定相信歐洲整合的人，而密特朗以良好的態度與確定的信念推動這件事，並且於一九九二年九月以些微的差距通過對馬斯垂克條約的公投，使歐元得到法律的基礎。

密特朗跟巴拉迪爾合作良好，這是他先前跟席哈克左右共治時不會願意的事。《世界報》的主筆在一九九三年七月十六日寫道：

這整個時期，如古博勒所寫，是「一場為時十一年、逮到就死的捉迷藏」。因為必須保密的緣故，醫療風險無疑地也升高一些。然而這是病人為了繼續遮蓋真相而願意付出的代價。有一次，在一九八二年年底，密特朗發生了一個危險的併發症：他的肺部發生血栓，在投入抗凝血劑肝素（Heparin）之後問題才解決。

密特朗的疾病公開了之後，到底對法國的外交政策運作有什麼影響？有任何影響嗎？我在這方面的親身經驗是，關涉到法國從一九九二年九月起面對前南斯拉夫內戰採取的外交政策。一九九二年聖誕節前夕，法籍的聯合國駐塞拉耶佛部隊指揮官菲利浦．模里昂（Philippe Morillon）將軍跟我協調停火條件。我試著說服英國政府把駐紮在克羅埃西亞的戰士履帶裝甲車（Warrior armoured vehicle）調派到塞拉耶佛來，但我的請求遭到拒絕。模里昂也不比我成功，他想請法國考慮一下額外的裝備。我們需要的是口徑夠大的機砲，最好配備有雷達，以確保不受威脅。有這些機砲，當塞爾維亞方面有任何重型武器侵犯時，我們就能打回去。事實上，在塞拉耶佛境內與四周，波士尼亞政府的地面部隊比塞爾維亞人的還多。

密特朗應該滿足於只當一任總統，並且在一九八八年從公共生活裡退休下來嗎？持這種看法的人主張他在第二任期裡的政治判斷能力比較差。他們特別指出，在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倒塌後，他一開始是反對德國統一的。在這個立場上他跟柴契爾夫人一致，也損害了他以及法國跟德國的友好關係。在這之前，密特朗跟柯爾總理的來往一向都展現出近乎零缺點的判斷力。在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二日，一次大戰凡爾登之役的紀念典禮上，他們緊握著對方的手，兩人合作的關係來到了一個頂點。結果現在密特朗在統一的問題上給德國彈了一個刺耳的音符。他擔心的是，統一的德國不會像西德那樣強力地支持他進一步整合歐洲。柴契爾擔心的地方不一樣；她憂慮的是兩德國力的整合。她試著讓密特朗跟她一起公開反對德國統一，但最後沒能成功。密和圖書特朗改變了作法，他用一種最擅長的方式解決了這個議題：他私下跟柯爾做了一個政治交易。他請柯爾支持歐元，這可以終結德國馬克宰制法國法郎的局面，而他將以支持德國統一作為回報。在這之前，歐洲的領導人對德國統一意見十分分歧，給柯爾提供最關鏈政治靠山的，是美國總統老布希。

在這場巴黎的會面結束九年之後，在二〇〇二年，米洛塞維奇被捕，被送往海牙的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on Yugoslavia）接受審判。然而在這之前，他與歐盟、聯合國、美國與俄羅斯多次磋商，也與各國外長、首相與總統見面；對於最終可能被國際刑事法庭逮捕，他從來沒有表露過任何明顯的擔憂。沒有誰向他提出過赦免作為交換條件，但他簽訂種種和平協議時也沒要求過這樣的條款。到了海牙之後，米洛塞維奇被診斷患有高血壓。之後開始了超出常例的漫長審判程序。在審判程序還沒達成周延的判決之前，他就於二〇〇六年死在監獄裡。驗屍報告的結論是，他死於冠狀動脈阻塞或者心臟病發作。在他死亡之前不久，有些經過詳細調查的報導稱，他一直偷偷服用藥物以阻斷他降血壓藥的效果，目的在於一如大多數人所相信的那樣——延長他的病情，以及因此拖長他審判的程序。在判決宣布之前不久會有防止自殺的特別監護，而米洛塞維奇死亡的時間點正好落在這特別監護實施之前。若上述偷服藥物的報導為真，他的死亡是啟人疑竇的。

海珊於一九九〇年八月二日入侵科威特，這件事被密特朗當成一個機會，來行使他在國安政策這個「保留領域」上的完整權力。他已經努力凸顯自己的權威好一段時間了。米歇．羅卡德（Michel Rocard）是他百般不情願才任命為首相的社會黨同事，能力很強，支持度也很高。密特朗的威望從選舉結束之後就開始走下坡，他希望在這個全球性的議題上能搶回主導權，所以叫羅卡德不必為了處理此事而中斷他的航海假期。密特朗的直覺判斷是要跟巴格達維持一個對話管道，但是完全支持美國人在必要時動用武力對付海珊。密特朗雖不是現實主義者，但仍足夠現實到能夠了解，如果法國部隊要加入戰鬥，他作為總統，有可能必須接受這些部隊要在美方的最高指揮之下作戰。他知道這一點會使得有強烈國族意識的國防部長尚-皮埃爾．舍維納門（Jean-Pierre Chevgement）感到深惡痛絕，便也勸他繼續休假不要回來。所以最後是密特朗做出決定，派出法國部隊在美國人的指揮下協同作戰。這個決定後來在國民議會裡以五百二十三票比四十三票通過。一九九〇年九月十四日，第六輕裝師的五千名法國軍人被派往沙烏地阿拉伯，同時派出的還有五十架飛機；法國最後一共派出了一萬兩千人的兵力參戰，而多國部隊總數達五十萬人。對伊拉克陣地的轟炸從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七日開始，但是法國的角色並不像英國那樣重大而且核心；這一點令法國軍方裡有些人覺得焦躁難堪。舍維納門對伊拉克的鴿派立場在國內遭受攻擊，因此於一九九一年一日辭職。兩相對照，密特朗是堅決而大膽的。在這段期間內，他向外沒有絲毫露出疾病對他的任何影響。

在他逝世十周年紀念時，韋德里納說：「法蘭索瓦．密特朗給人留下強大與成功的印象。他讓所有人傾倒。」密特朗的許多對手已經發現一件事：當他們試著往前翻新一頁，卻發現——用密特朗的話來說——「這不是你隨便可以撕掉的一頁」。他作為總統時的優勢領導、他的政治成就以及他對癌症超乎尋常的戰鬥，都使密特朗在法國仍然是一個影響遍及各個角落的人物。

他之所以得到善於耍詐與欺騙的評價，主要來自一個奇怪的突發事件（有些人聲稱這是有意設計以便獲取知名度）：一九五九年十月十六日，媒體發出消息，稱有人嘗試暗殺密特朗，但被他躲過了。右翼議員羅伯．佩斯格（Robert Pesquet）指控他假造這起事件來騙取公眾的同情。密特朗的國會免責權被解除，使得他可以上法庭面對這項指控；但是這案子卻從未開庭，因為佩斯格逃到外國去了。這起所謂的「天文台事件」（Observatory Affair）損害了密特朗，但是比事件本身更損害他的，是他採取一貫的保密的態度，沒能捍衛自己的清白。

在他的疾病隨著手術（稱為內視鏡切除手術）被公開之後，密特朗回過頭來表明他的醫療歷程。他公開談起醫生在一九九〇年診斷出某種異常的狀況。他顯然認為，如果情況惡化的話，這可以表示自己已提過這件事。就算他的癌症已為大眾所知，他的遮掩行動在手術後也仍然繼續著。他採取了精心規畫的程序，手術中被切除的前列腺檢體由特定的醫生來做組織學檢驗，而這位醫生只會說這組織確實有癌症。他們特意地要求這位醫生不要說謊，但是會做好一切安排，他不會在報告上指出這組織有接受過放射線治療的跡象。在艾麗榭宮裡，他們確保沒有任何文件檔案能指出，在長達十一年的時間裡，密特朗總統曾經授意他的醫生每六個月發布假的健康公報，還隱瞞總統先前就接受過藥物與放射線治療癌症。密特朗仍然把一些跟他的狀況相關的事實保留起來，並且命令他的醫生——這時是衛生部裡的一位督察——繼續每六個月發行一份誤導外界的醫療評估。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他停止服用雌激素荷爾蒙藥丸，轉而開始接受化學治療。這是一位美國醫生提出的建議，古博勒反對這個療法，他對化療並不熱衷。

古博勒應該在密特朗死後這麼快就把掩蓋疾病機密的事情寫出來嗎？大體而言，我相信他應該這樣做。但是比較好的作法是，他應該先發表在醫學期刊上，這類發表需要同行評審（POS review），這會給他帶來一些限制、保留以及保護。圍繞在密特朗疾病周遭的事實被揭露以後，醫學倫理中一些深層而根本的問題變得非常醒目。希波克拉提斯誓言今天仍然指導著醫生的行為，那麼這誓言真正要求了些什麼事？我們的社會珍視這些準則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這社會準備做些什麼來幫助醫生遵守這些準則？特別是，私人醫生一方面扮演了病人的私人顧問的角色，另一方面在實務上也是病人對外發言的代表（在許多國家裡這種做法越來越普遍），我們能夠把前面的角色保留下來，但是把後面這個實務功能給廢除掉嗎？這些種種問題我們將會在第八章裡檢視。

巴拉迪爾知道，就算總統即將死去，法國政府仍可以繼續有效地運作，只要總統與首相的想法彼此契合就行了。這是他的親身體驗。他曾經在龐畢度總統手下擔任過艾麗榭宮祕書長直到龐畢度過世。有一次龐畢度發作劇烈疼痛，他對巴拉迪爾說：「讓我一個人在這裡。我不想你看到我哭出來。」這讓巴拉迪爾感傷不已。巴拉迪爾也知道，龐畢度在死去之前離辭職只有一步之遙，也承諾過很快將對他的人民發表演說。他說：「我將對法國人民講話。我有事情要告訴他們。」然而他從來沒有時間做這次演講；一九七四年四月二日，他在任期上過世了。

當密特朗到外國訪問時，這個保密的蜘蛛網也仍然包圍著他。他會安排兩架飛機，一架自己搭乘，另一架會稍晚抵達，上面載的是他的祕密家庭。外國元首知道這事，外國媒體可能猜到，但很少人說或報導此事。撒謊已經成為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擴散到施政的領域裡來。舉個例子：我們現在知道，雖然密特朗否認，但是一九八五年七月密特朗確實授意法國情報單位將綠色和平組織的彩虹勇士號弄沉。當時這艘船正準備干擾法國在太平洋的核子實驗。這件事在二〇〇五年七月得到海軍上將比耶．拉寇斯特（Pierre Lacoste）的證實。

我曾用低調的方式拯救庫德族人。我於一九九一年寫信給梅傑首相，並且動用了我所有的影響力來勸英國政府介入。這使我非常仔細地追蹤了密特朗的行動以及國際上關於有無權力干預的爭論。在冷戰期間，聯合國大憲章一直都被狹義地詮釋，人道干預的先決條件是地主國先向國際社會求援。這是一個法門，用來確保沒有人能以解除困厄與苦難之名對他國進行干預。但是現在密特朗與梅傑的手段改變了這一點；援助庫德族人成為有軍事後盾的人道干預的第一個案例。接下來在一九九〇年代裡，在索馬利亞、波士尼亞與科索沃，這樣的軍事人道干預成為國際行動的一個特點。

儘管在第一任內有出色的政治成就，但從任何合理的醫療評估來看，密特朗都不應該在一九八八年競選連任。他之所以決定要這麼做，背後的原因是他想要讓自己在政治上的成功更加鞏固。他在與總理席哈克為時將近兩年的左右共治爭鬥中佔了上風：席哈克是右派協力推出的代表，一九八六年時右派在國民議會贏得多數，就強迫密特朗接受席哈克出任首相。密特朗輸掉國會多數時實力變弱，席哈克成為呼聲最高的總統人選，但密特朗讓反對者跌破眼鏡。在這兩年的左右共治將結束時，反而是密特朗成了選民眼中更值得信賴也更有好感的人。他把責任加以區分，建立了一種可作為未來先例的左右共治形式。大致上來說，總統保留外交與國家安全的領域，總理則在內政上有決定權。他使用氣度宏大的措詞說：「一方面，在經濟與社會問題上，最後的決定權歸於國會。」但是他將會在上方擔任主持與裁決者。此外，「對於我國武裝力量的使用，國家元首承擔最終的責任」。如此他定義了自己的新角色：「我絕不可能就此變成一個空殼子總統。」

發出第二份健康公報，代表古博勒跨過了一個重大的門檻。如果病人的私人醫生得在聲明上署名，而病人又不願意真相被揭露，那麼報告的真實性根本不可能維持。古博勒本來可以試著勸密特朗放棄發表健康公報的承諾，就跟德斯坦一樣或者他可以向密特朗堅持，健康公報以發言人的名義從艾麗榭宮發出，而不要有他的署名。但是事實上要提出道樣的要求十分困難，因為他先前已經以自己的名字與誠信發布過一份公報了，而且以前政府首長的身體健康報告向來都有他們私人醫生的署名。

密特朗失去了積極干預的熱忱之後，南斯拉夫不是唯一遭受損失的地方。若是密特朗健康一點，應該會敦促巴拉迪爾與朱佩，請他們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上同意聯合國指揮官羅密歐．達萊爾將軍（Romeo Dallaire）的請求，准許派出六千人的部隊來阻止一九九四年發生在盧安達的種族屠殺事件。而且如果法國在聯合國採取了更負責的積極干預立場，或許能克服英國與美國的消極意願，聯合國可能在一九九三年派出更大規模的部隊到盧安達，那麼八十萬在暴行中喪生的盧安達人的性命就可能被挽救。

雖然密特朗在庫德族問題上為了倡導「干預的義務」展現了令人讚賞的熱誠，但是在其他案例上，他為了「救援處在危殆之中的民族」而進行干預的紀錄就沒有這樣漂亮。事實上，他在這方面的失敗給他第二任總統任期的表現投下了一道長長的陰影。這在巴爾幹種族衝突上特別顯著。關鍵的問題是，這多大程度是他態度的轉變，又有多少可以歸因於他的疾病？

如密特朗對米洛塞維奇所預測的，法國社會黨在三月底的國民議會選舉裡遭到嚴重挫敗，只獲得百分之二十點二的選票。社會黨的國會黨團成員從二百八十二人降到七十人，這是自從一九七一年社會黨改革以來的最低紀錄。密特朗總統任內最後一位社會黨首相皮埃爾．貝雷戈瓦（Pierre Beregovoy）下台了，換上來的是右派的愛德華．巴拉迪爾（Edouard Balladur）。

幾個月之後，這次換成美國領頭，歐盟決定承認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Bosnia-Herzegovina），但是並沒有同時部署象徵性的聯合國部隊來嚇阻塞爾維亞人與克羅埃西亞人。可以預期的是，這點燃了波士尼亞境內hetｕｂooｋ•ｃｏｍ•ｃom戰爭的導火線。波士尼亞的塞爾維亞人在得到塞爾維亞當地的同胞幫助後，開始在波士尼亞境內大範圍地進行種族清洗，以殘酷的手段把波士尼亞的穆斯林與波士尼亞的克羅埃西亞人從他們的家園趕出去；塞爾維亞人聲稱，歷史上這些區域都是他們原本居住的村落或城鎮——但那些歷史證據常常只是捏造的。在驅趕的過程中，塞爾維亞人任意進行屠殺與強|暴，並且把受害者成群關進營區裡，令人想起二次大戰時期的納粹集中營。跟世界上很多人一樣，我對歐洲與美國能夠容忍這些駭人的事件感到震驚，所以在七月初公開要求軍事干預。我很驚訝，也很生氣地看到，英國與法國都不願意動用軍隊或空中武力來阻止塞爾維亞軍方繼續他們人神共憤的種族清洗。北約成員國的說法是，這不可能干預。

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在些許的猶豫之後，密特朗正式宣布投入總統大選。當時沒什麼人認為他會輸。然而古博勒醫師表示，密特朗從未諮詢他或者史台格教授；這兩個人都希望他不要繼續選舉。古博勒相信，如果當時問史台格的話，他的回答會是，醫學上他不能做任何確定的預測，但是風險一定非常高。史台格先前給密特朗的統計數字十分樂觀，指出至少有半數的前列腺癌症病患存活超過四到五年，而且一旦跨過這個門檻，壽命就跟一般大眾是一樣的；這樣的病人最後常常不是死於癌症而是別的原因。幾乎每個病人都具有一種能力，能夠把他們不想聽到的資訊屏擋在外，然後把他們覺得稱心合意的部分累加起來。密特朗也不例外。他或許在心裡緊緊抱住這次談話的內容，而且不想給他的醫生任何機會來破壞他想多當一任總統的美夢，所以才沒有問他們的意見。他有可能真的開始相信自己這時已經擊敗了癌症，接下來也能夠擊敗席哈克。

四月八日，英國首相約翰．梅傑提出使用部隊來保護「安全港」（Save Haven）的構想，歐盟內部普遍支持他。這是指劃出一個區域，伊拉克的部隊、坦克、裝甲車、飛機以及直昇機一旦進入該區，就會遭到空中火力攻擊。英國積極推動這個構想，但與華盛頓的想法衝突，這讓法國既意外又高興，於是巴黎也就不主張這是法國最先想到的了。倫敦與巴黎攜手合作，最後終於說服了不太情願的老布希總統（他將於五月裡被診斷出罹患甲狀腺機能減退症）發布了一個禁令，禁止伊拉克政府在北緯三十六度以北進行任何活動。因此在伊拉克北部部署聯合的地面部隊是至關重要的。四月十六日，在庫德族被迫開始大批逃難的兩星期之後，在伊拉克北部，美國、法國、英國、荷蘭、義大利與西班牙的部隊於地面實施了「安心行動」（Operation Provide comfort）。

會面的那天晚上，密特朗又到位於奧塞堤岸（Qcai d'Orsay）的外交部來跟我們共進晚餐；這是許多年來沒有法國總統再做過的事。他顯然已經決定，如果跟米洛塞維奇的協商有所進展的話，他咬著牙也要解除制裁。他用張力十足的措詞毫不含糊地鋪陳法國的立場。如果凡斯-歐文和平計劃能被接受：「那麼我們就得儘快地解除制裁措施，能早一天就要早一天。」他承認，這種立場無疑會遭到某些陣營的反對，所謂某些陣營他是說美國。但是密特朗將會在檯面下動用他一切的關係讓其他人如柯爾總理一起來支持解除制裁。「法國會努力爭取解除制裁，也一定會贏」。密特朗很清楚地理解到，米洛塞維奇對於解除制裁有多麼在乎。密特朗是對的。因為六星期之後，四月二十五日，米洛塞維奇顯然為了試著躲開制裁而同意凡斯-歐文和平計畫當中波士尼亞的穆斯林所能接受的修正條款。不幸的是，波士尼亞的塞爾維亞人在他們位於比耶吉納（Bijeljina）的議會上否決了這一塊，於是塞爾維亞又合理地受到了更嚴重的制裁。

當我二〇〇三年以證人身分在法庭上作證時，一連兩天都在法庭上見到米洛塞維奇。他看上去健康狀況還可以。他在辯護裡從未以精神失常為理由。在調查庭開庭時，他的表現是全場的焦點：他親自進行辯護，交叉詰問我與其他許多證人，辯護目標是塞爾維亞這個國家，作為總統的自己只是間接的辯護標的。當時我就想，他會不會嘗試自殺，以免被當成普通罪犯來判刑。我相信他的自我欺騙還沒強烈到那種程度，所以他應該了解，他的罪一定會成立，至少在最主要的起訴範圍內。或許這是一個因素使他決定要干擾他病情的治療，並因此有意識地危害自己的生命。媒體給他打上怪獸或瘋子的標籤，但米洛塞維奇兩者都不是。他是一個惡劣的人，大多時候在缺乏制衡的情況下，殘忍無情地耍弄著可觀的權力，只為了滿足他個人權力的飢渴。

法蘭索瓦．密特朗一直以來都是令我著迷的政治家。我認識他不深，真正認識他的人也很少。我第一次遇見他是在一九六〇年代中期的巴黎，當他主持歐洲左派政黨（Gauche Euroupeenne）的歐洲議員會議時。我見到他從一個穿著邋遢的知識分子整個人轉型成一個聰明、超然的領導者，穿戴著歐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紅玫瑰。我跟他有過幾次交談，一次是在一九七八年的工黨會議上，然後在一九八六年在艾麗榭宮討論英法核子合作（當時我是社會民主黨主席），再來是一九九二年九月上旬，也是在艾麗榭宮，那是在歐盟任命我為前南斯拉夫的協調者之後；在這之後也還有好幾次。

密特朗以國安之名堅持保護他生病的機密，結果導致共和國史上規模最大也最嚴重的對人民隱私的非法侵犯。在密特朗的命令下，特勤小組對數以百計的法國政治人物、記者、出版商以及巴黎名流進行未經授權的電話竊聽。總統的理由是他需要知道這些人當中是否有人打算揭發他的疾病。但這有一部分也是由於他想藉此保護他婚外的家庭生活免於曝光，避免損及潘若女士與女兒的安全。她們的居住與護衛都是由國家的祕密預算來支出的。當一九九三年接受比利時電視訪問時，密特朗激烈地否認任何竊聽的傳聞。「艾麗榭宮什麼也沒竊聽。這裡沒—有—竊—聽。」他說。

忽然間，在任期開始了六個月的十月底，密特朗從墨西哥的坎昆高峰會回來以後，他開始抱怨背部與手臂疼痛，更嚴重的是他跛腳的問題。古博勒給密特朗做了檢查，發現他的前列腺肥大且硬化。（前列腺位於尿道附近；尿道在男性身體裡是上接膀胱，往下進入陰|莖的一條管子。兩個腎臟分泌出的尿液先經由兩條輸尿管向下進入膀胱，然後從那裡再經過單一的尿道排出身體之外。在射|精時——通常由性行為所引發——前列腺分泌的精|液也會通過尿道。這個腺體在成年過程中成長，之後則有隨時間繼續增大的傾向。四十到五十九歲的男性平均有百分之五十的發病率，七十歲以上者則高達百分之九十。這被稱為良性的前列腺增生症會造成滴尿以及排尿潺弱。前列腺癌是第四常見的癌症，治療方式是投以抗雄激素藥物、雌激素、放射性治療或者外科手術，但今日已經較少使用手術治療。）

為了某種仍然不明的原因，密特朗曾經於一九九〇年六月考慮辭職，理由是身體不佳。古博勒的描述是這樣：他為了六月的健康公報前去見總統，而令他驚訝的是，密特朗提議揭露他健康真相的一部分。古博勒回憶他在幾天之後說：「我有可能在八月決定離職。在這個假定下，你必須為我的健康狀況事情預先打個底。如果我決定要走，我們就會對所有人說，但是只到那時候才說。我會再給你打電話。」在古博勒為這個狀況所撰寫的草稿裡，總統承認，由於一個還不明確的原因，他感到非常疲倦需要休息，而且他將接受進一步的健康檢查。總統的機要顧問讀過之後，認為這樣的措詞會帶來政治的「大地震」；在他們的要求之下，這段話被從健康公報中刪去了。最後發布給媒體的是一份例行公報。然而古博勒還是保留了一個小小的醫療警告，提到總統的血液檢查顯示出紅血球的沉降率過高；有時候這是健康轉壞的前兆。古博勒後來聽說密特朗打消了他神祕的辭職考量。依他的理解，那絕不是出於健康的因素。（紅血球是血液中的紅色細胞，當空氣被吸入肺部時，它們可以從肺部吸收氧氣，把這氧氣經過血管送到身體組織，帶走二氧化碳與水蒸氣，當人吐氣的時候，這些東西再被肺部送出體外。紅血球的壽命大約是一百二十天。紅血球沉降率〔Erythrocytes Sedimentation Rate, ESR〕是紅血球從血漿中分離出來並沉降到底部的速率〔血漿或血清是血液的一部分，是像稻草一樣顏色的液體〕。在某些疾病或感染時，血漿中的蛋白質會增加，而這表示紅血球會沉降得比較快。紅血球沉降率基本上是檢查身體發炎的觀察指標。）

密特朗在第一任內是一位十分活躍的總統。他在公開場合發表過一千七百次談話，儘管隨時面臨失去聲音的風險，這是他的治療的副作用之一。他出國一百五十四次，對五十五個國家進行過一共六十次的正式訪問，做過七十次一日旅行，出席過十八個歐洲議會的會議，並且參加過六次高峰會談。這樣活躍的紀錄讓我們很難主張他應該在一九八一年十一月時辭職，也很難聲稱在他當總統的頭七年內，他的疾病曾嚴重損害他的決策能力。

一開始他每天接受非常強的雌激素靜脈注射，為期兩週，之後每隔一天注射一次，一直維持到一九八二年二月底為止。醫療檢查在聖寵谷醫院進行，結果再交給私人檢驗，病人使用的假名為夏維爾．卡本耶（Xavier Carpentier）。那荷爾蒙作用如此強烈，以至於無法用相同劑量繼續療程，因而中斷了三到四個月。（雌激素是自然或人工合成的荷爾蒙，作用是在排卵之前讓子宮壁發生改變，以及促成青春期年輕女性的身體發展，比如乳|房的發育、恥毛與腋毛的生長、臀部與大腿周邊出現典型的脂肪包覆，使線條呈現渾圓狀態。雌激素可以用於治療前列腺癌。自然生成的雌激素在身體裡很快就會被吸收掉，所以為了治療的目的而使用的雌激素都是人工合成的。乙炔基雌二醇〔Ethinyl Oestradiol〕是作用最強的口服雌激素，比己烯雌酚〔Stilboestrol〕強約二十倍，並且可以用於靜脈注射。）

九月初我在艾麗榭宮見過密特朗，在那之前我在倫敦見過梅傑。密特朗看上去臉色蒼白，但是言談舉止仍十分清楚、冷靜與禮貌。他對我說，雖然我先前鼓吹了對塞爾維亞人進行空襲，但是我對法國的立場不應該有任何懷疑——法國不會支持。我對此完全不驚認，因為幾天之前在倫敦，法國國防部長就已經向我表示密特朗的立場就是如此。部長本身倒是比較支持我。儘管如此，密特朗回答我的語調仍然讓我深感失望。但是我還是繼續期待，他會找回當時為了保護庫德族的時候所表現過的熱忱，並且授權採取積極的干預行動以支持凡斯與我將要提出的和平解決方案；我們決定這個計畫一定要盡快提出來。幾天之後，總統的疾病機密就爆發出來了。

十一月七日，在沒有警察的伴隨之下，古博勒用他老舊的汽車載總統從艾麗榭宮到聖寵谷軍醫院去。他用假名艾柏特．布洛特（Albert Blot）幫他安排了一整套的檢查。骨骼掃描是檢查的其中之一，結果顯示狀況非常糟糕。在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六日的傍晚，古博勒由阿多爾夫．史台格教授（Adolphe Steg）陪同前往艾麗榭宮；史台格是一位著名的外科醫生，專精的領域是治療前列腺疾病。史台格對古博勒表示，早先拍攝的X光照片上可見的骨骼損害是前列腺癌的轉移造成的。他們告訴密特朗總統，他得了前列腺癌，而且是晚期。一個癌症已經如此晚期的病人平均存活時間是三年。當然，也有很罕見的例外，但整體來說希望不大。

密特朗給盧安達總統哈比亞利馬納（Juvenal Habyarimana）的胡圖族（Hutu）政府提供武器、人員訓練以及政治支持，因此他在法國內部受到嚴重的批評。一九九四年一月，達萊爾請求當時的聯合國維和部隊指揮科菲．安南（Kofi Annan）准許襲擊ｗｗｗ•heｔｕbook•com•ｃｏｍ盧安達軍方的軍火庫，但是遭到拒絕。哈比亞利馬納在一九九四年的一場飛機失事中喪生之後，胡圖族開始大規模屠殺圖西族（Tutsi）。許多評論家觀察到，密特朗總與巴拉迪爾首相表現出妥協退讓的樣子，遲遲不做出回應。法國的維和任務「綠松石行動」（Operation Turquoise）沒能阻止殺戮，而且依照盧安達的圖西人所說，法國人當時甚至建立了一個緩衝區，讓胡圖族的兇手得以逃逸。

一九八二年時，在阿根廷入侵福克蘭群島事件上，他全力支持英國與柴契爾夫人。法國曾出售超級軍旗攻擊機（super Etendard）以及飛魚反艦導彈（Exocet）給阿根廷。他提供這兩項武器的軍事機密給英國，以協助英方作戰。密特朗對柴契爾十分著迷。他曾經對他親密的盟友以及後來的外交部長羅蘭．杜馬斯（Roland Dumas）說過：「柴契爾這個女人真不得了！她有羅馬皇帝卡利古拉（Caligula）的雙眼，但又有瑪莉蓮．夢露的嘴唇！」英法兩國在他擔任總統的期間，關係是令人驚訝地良好。

我講話的時候並沒有假裝我是立場公正的。然而，在認識他三十年以後，而且充分注意到與他有關的種種陰謀、操弄以及甚至腐敗，我承認在密特朗這個人身上，有一種恢宏的氣度與優美的風格。我讚賞他在最後幾年裡的行為充滿尊嚴與勇氣．也欣賞他在一九九五年五月處在殘酷疾病的末期時，把總統職位交出去的漂亮身影。這給那些在法國之內與之外關注他的人心裡留下了無法抹滅的記憶，也正面地影響了人們對他整體功過的觀感。

在巴黎的那天晚上，密特朗讓米洛塞維奇無法再懷疑他們提出的條件，但是他也清楚指出，風險在於米洛塞維奇有可能錯失這次機會，因為他必須在很短的時間之內下決定。密特朗坦白的承認，幾個星期以後，他就會失去在法國國民議會裡的多數優勢，他的政治力量將只剩下眼前的六成。屆時他要再就解除制裁問題說話就困難許多。密特朗這時是一個在兩個月後就將遭受嚴重疼痛、需要服用大量止痛劑的病人。他此時的演出可以說是精采而令人激賞的。某種面向上，這是密特朗個人在國際事務上最後一次的重大投入。這是一個壯舉。

歷史家們將會記住這一年，當波士尼亞經歷無以名狀的恐懼時，法國的人權捍衛者也深感痛苦，因為有人在貝當這個叛國前陸軍元帥的墳墓上獻一束花——而這個人還是法蘭西共和國總統。在法國，關係到象徵符號的事，沒有人會支持荒唐之舉。可惜當關涉到現實之時，荒唐的事卻大有人做。

我情願相信，密特朗是因為受到疾病的影響才在盧安達與南斯拉夫問題上如此決策。而且這是有理由的。生病中的人常常為不願冒險，對採取行動感到猶豫，寧可先看看事情如何發展，而不願先插手干涉。話說回來，沒有人能真正確定密特朗的心思。越是考察他的行為與動機，就越能發現他深藏於心底的雙重情感與矛盾。我們如果把他最後的無所作為歸因於他的疾病，也許只是因為沒有什麼證據顯示裡面有他的算計。

在他第二任任期裡雖有上述判斷力衰退的例證，但是持平來說，我們也必須提到密特朗在庫德族問題上的態度，特別是他願意支持軍事干預。在這一點上他拓展了人道干預（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的新領域。

一九九二年八月，我獲邀在一個討論前南斯拉夫會議上擔任歐盟的共同主席。這令我倍感驚訝，因為我曾公開批判歐美各國的立場。然而聯合國共同主席塞魯斯．凡斯力爭要任命我擔任此職。在謹慎的考量之後，既然我們是代表歐盟與聯合國，所以主要的任務是要發展出詳細而公平的和平計畫。如果塞爾維亞人拒絕這項計畫，那麼我們將敦促密特朗、梅傑與新任美國總統柯林頓授權他們的部隊來強制執行。雖然密特朗與梅傑都已經承諾要全力參與聯合國的人道干預行動，但是他們兩人都不願意看到他們的部隊跟波士尼亞的塞爾維亞軍全面交戰，除非美國也投入他們的部隊。我也許太樂觀了些，不過在一年之前，他們兩人都義憤地表示，他們願意採取軍事行動來制止伊拉克並且保護庫德族人（雖然在那次干預行動中美國部隊才是最主要的力量）。這種態度給我希望，也許他們現在仍有可能改變意見。我個人很期待指揮權能從聯合國轉移到北約組織，我也支持北約設立禁航區；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在聯合國祕書長的支持之下，我到北約進行訪問。

從總統任期一開始，密特朗就支持加斯頓．德費爾（Gaston Defferre）推動的地方分權。德費爾是頗負眾望的社會黨領袖以及前任馬塞市長。從拿破崙時起一百五十年來，治理法國各地行省的省長都是由巴黎任命，但現在他們開始縮限法國憲法裡中央的權力。密特朗也充滿創意地提出一整串提升婦女權益的政策。

也許密特朗覺得他知道法國人的深層想法，也就是，這個國家並不希望「維琪政府年代裡究竟發生了哪些事」這個議題最終被解開。在這個意義下，密特朗的模稜兩可其實反映了更多法國人的意見，而不僅僅是在那個期間裡法國成年世代的想法。然而，他自己多大程度涉入了維琪政府的事情仍然並不明朗。

密特朗總統有資格留在位子上繼續服務法國人民嗎？法律上來說當然他有這個資格。民選的總統得到人民直接授權，而密特朗的授權還有兩年半才結束。但是他失能的風險在第二個任期裡比在第一個任期裡要大的多，而且後來這也真的發生了。密特朗的身體撐的夠久，讓他能夠在一九九二年九月十七日法國針對馬斯垂克條約的公民投票中贏得「同意」的結果，即便勝差非常小。日後二〇〇五年法國就歐盟憲法草案的公投沒能通過，密特朗當年這場勝利看來更是非比尋常。一九九二年公投一結束，再沒有急迫的政治理由不讓密特朗以健康的理由辭職。令人遺憾地，他決定繼續熬下去。

我們現在已經無法確知，如果他健康良好的話，他會不會堅持強制執行雅典和平計畫。這個計畫被波士尼亞的塞爾維亞人拒絕，但是從過往歷史上看來，他有可能會堅持。他不只在一九九一年了解到有必要對庫德族進行人道干預，甚且在一九九二年六月，在沒有事先知會任何其他歐盟國家的情況下，戲劇性地飛往塞拉耶佛，甘冒一定程度的人身危險，成功爭取讓機場保持開放。左右共治的政治柵欄應該不會把他擋住。在他與巴拉迪爾與朱佩所約定的條件下，如果他要讓法國支持強制執行雅典計畫，他們應該不會阻檔他，外長朱佩甚至可能支持他。然而法國、英國與美國都沒有大力支持一連三個和平計畫——一九九三年五月的凡斯-歐文和平計畫、一九九三年士一月的歐盟行動計畫（Eu Action Plan）以及一九九四年夏季的連絡小組計畫。（有人認為法國的右派政府在巴爾幹半島問題上比左派政府更積極地想要動用軍隊。但是在巴拉迪爾與朱佩在位的時候，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席哈克總統是否符合這種說法，就比較難判斷。撇開他早期傾向動武的政治修辭，在他於一九九五年五月七日當上總統之後，波士尼亞的局勢發展非常快速，而且是當年七月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Srebrenica Massacre〕才終於震驚了柯林頓政府，促使他們採取了政治與軍事行動。譯按：斯雷布雷尼察是波士尼亞境內的穆斯林居住區，一九九三年被聯合國劃定為安全保護區。塞爾維亞軍隊企圖將該地清洗為塞爾維亞的領土，強行進該區並屠殺了七千至八千名的波士尼亞穆斯林。這是二戰以後歐洲最大的屠殺事件。海牙刑事法庭將這場屠殺認定為種族滅絕事件。）

但是更難回答的問題是：如果不考慮疾病，密特朗也無論如何都會走上這條祕密、神祕與獨裁之路嗎？他是本質上就狂妄，並且對權力的派頭依依不捨，天生就權力中毒嗎？在對他掌握大權之前的表現進行觀察之後，我看不到他有任何這類潛在的傾向，因此我想，疾病是使他急轉直下的因素。不過就像跟密特朗有關的其他許多事情一樣，沒有人真能說的清。

密特朗擔任總統的紀錄整體來說，在法國之內、在歐洲以及在世界上都展現可觀的成就。歷史會記下他是如何處理兩次的左右共治。他堅持留在位置上實踐了他的企圖心，成為法國從拿破崙三世以來服務最久的國家領袖。

健康公報就這樣每六個月按時發出，古博勒越來越感到自己處在一個不可能維持的立場。可以選擇的話，他寧願不要做這些聲明，但是他的病人要求他提出。最後，依照他的說法，他所選擇的措詞既不是謊言也不是掩蓋，只是不完整。但是每隔六個月發健康公報的目的就在於讓法國人民相信，如龐畢度總統那種隱瞞重大健康狀況的事情不會再發生。古博勒一直記得，當時他的立場變得多麼困難。一九八二年，他的童年好友（也是醫生以及密特朗的支持者）問他：「總統說他不會隱職任何的健康問題。如果他生了嚴重的病，你會說出來嗎？」古博勒回答道：「那是當然。」心裡卻十分明白，他在做的事情與此正好相反。照古博勒的說法，他如今在這場欺騙當中涉入的程度，令他十分疲憊。

根據古博勒的敘述，史台格並未閃爍其詞。早先，在十一月十三日上，古博勒告訴密特朗，檢驗的結果並不好，但是他並沒有使用「癌症」這個詞，更沒有告訴他已經擴散。然而史台格是單刀直入。他對總統說：「我的工作不是在你面前隱藏真相。你得的是前列腺癌，已經擴散到你的骨頭，而且這個擴散不是輕微的。」總統喃喃地說：「我完蛋了。」史台格回答他：「這話你不能說，我們會看看該怎麼辦，沒有人可以說事情已經完蛋。我跟古博勒醫生將會做必要的處置。」總統打斷他：「別跟我說笑——我完蛋了。」「是的，情況很嚴重，」史台格答道：「但是我們會著手治療。你必須讓我們接手。你必須同意我們決定的任何事，這很重要，不然的話——」總統又打斷他：「不然的話，我就完蛋了，你們沒有給我任何選擇。」史台格對古博勒說話甚至更直接：「狀況一開始就非常糟，特別是前列腺癌已經開始轉移了。」他繼續說到預後：「如果我們沒能控制住，那就是幾個月之內的事。」（一九八一年時，前列腺特異抗原〔PSA. Prostate-specfic Antigen〕檢測尚未問世。這是今天廣泛被運用的檢測，但是對於其有效性，醫生們看法互有出入。雖然這個檢測不能確診前列腺癌，但是具有指標性。PSA測量一種由前列腺裡的腺體組織所製造的酵素。如果腺體肥大，尤其是有癌症時，那麼就會分泌出較多這種酵素。密特朗初就任總統時，適當的、獨立的醫療評估應該要包括直腸檢查，那時可能會發現的前列腺硬化或不規則腫大。然而在一九八一年年初時，密特朗尿液沒有異樣所以沒有進行這樣的檢查。在那個時期，他也還沒有任何症狀顯示癌細胞已經轉移到骨頭上；骨骼X光檢查通常都必須先有某些可疑的徵兆進行。如果他的前列腺癌在一九八一年年初就被發現，密特朗還可以選擇是否要說服黨內同志讓他競選總統，他可以對法國的選民解釋，早期的癌症治療已經根本地改善了病人的預後，而且他的身體仍然足以領導人民。然而，如果大眾知道他得了癌症，是有可能減低密特朗擊敗德斯坦的機會。）

為了突破協商中的死結，凡斯與我向密特朗請求，請他出面邀請米洛塞維奇總統（Slobodan Milosevic）與我們見面。密特朗很樂意地答應了，會談在三月在巴黎舉行，由他擔任主持人。從國內政治的氣候看來，密特朗邀請塞爾維亞的領導人到巴黎來並非輕鬆的事。因為這時法國國內正在爭論法國的前南斯拉夫政策，知識分子如貝爾納-亨利．列維（Bemard-Henri Levy）為波士尼亞政府辯護，而阿蘭．芬基爾克勞（Alain Finkielkraut）則擁護弗拉諾．圖吉曼（Franjo Tudman）的克羅埃西亞。但是密特朗樂於主持這次會談是關鍵性的，而他主持的方式顯示出他仍是令人敬畏的一號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