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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沙阿決定要處決柯梅尼，但有人認為把他變成烈士是不明智的作法。沙阿於是轉而對教派人士施加政治壓力，讓柯梅尼成為一位阿亞圖拉（Ayatollah），然後將他驅逐出境。首先到土耳其，後來又到伊拉克。這項作為開啟了沙阿一連十多年的成功統治；至少從物質建設的標準來說是如此。但是沙阿著重於建立一個世俗的國家，也致力於婦女的解放，這令柯梅尼以及愈來愈多的教派人士感到深惡痛絕。沙阿的父親也是一位改革者，而且，正如阿塔圖克（Mustafa Kemal Ataturk）總統在土耳其提倡拿下面紗，沙阿的母親塔姬．歐爾默魯克王后（Tadj ol-Molouk）與她的兩位女兒莎姆絲公主與雅希拉芙公主也首度在一九三六年一月不帶面紗出席公開場合。

在希爾頓飯店裡，薩發衛楊對他們解釋，他們將要給宮廷大臣阿撒多拉．阿藍做個檢查。柏納德已經知道阿藍的疾病，因為另外一位法國教授保羅．米利耶（Paul Milliez）曾經就阿藍的病情向他請教。但是柏納德把福蘭德林拉到一邊對他指出，阿藍的白血病屬於一種簡單而且常見的類型，用這麼神秘的方式請醫生來看他不合常理。他們跟阿藍見了面，阿藍則告訴他們，事實上，他們將要診療的是沙阿本人。

國王不能藉由殺害他的同胞來挽救他的王位。獨裁者可以，因為他是以意識型態之名而行動的——他相信那意識形態必須獲勝，無論代價為何。然而國王跟獨裁者並不一樣。國王與他的子民之間世是結盟的關係，他不能背棄這盟約。獨裁者沒什麼好交代的，權力在他手裡，此外別無其他。國王接受王冠，他有責任把王冠傳下去。

在那個夏天，英美國政府本來應該達成的結論是，沙阿本人已經無法承擔恢復法律與秩序的工作，所以應該要聯手對他施加壓力讓他下台。當時的沙阿已經是個空殼子了。在德黑蘭，無論是他或者宰相，都提不出有效的政策指示。舉例說，在危機發生之前，沙阿老早就該在伊朗軍隊裡訓練一批技術人員，以便在油田遭到攻擊時還能夠維持油管暢通。要維持油管暢通，需要自己有緊急應變計畫，在沾染了宗教色彩的仇外情緒高漲的時候，還想仰賴引進外國專家來解決問題是十分愚蠢的。在這次事件裡，油田幾乎被完全關閉，無論對伊朗政府還是外國而言都是重大衝擊。一九七八年十月底時，原油產量從原本的每日六百萬桶，掉到每日略高於一百萬桶。

伊朗的沙阿，穆罕默德．禮薩．巴勒維（Mohammad Reza Pahlavi）於一九四一年從他的父親禮薩．沙阿．巴勒維（Reza Shah Pahlavi）手上接下王位。禮薩．沙阿在一九二六年自立為王，建立了一個新的王朝，即巴勒維王朝。但是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與蘇維埃軍隊入侵伊朗之後，被迫遜位（伊朗當時仍普遍被稱為波斯）。當羅斯福、邱吉爾與史達林於一九四三年於德黑蘭舉行會議時，這位年輕的沙阿並不是一個十分顯著的角色。這幾位巨頭當時完全料想不到，他在未來三十年裡，將成為波斯灣地區最具關鍵地位的統治者。

當結束首度訪問離開王宮時，他們的感覺頗為複雜。福蘭德林記得柏納德說：「明天應該會有美國的醫生來看診；我們現在待的地方，明天就換他們待了。」但是柏納德的預測並不正確。把柏納德與福蘭德林找來德黑蘭是沙阿親自精心考慮過的選擇。沙阿已經了解到，他的脾臟腫大代表他最起碼一定有血液疾病，而考慮到可能造成政治問題，他並不打算找任何美國醫生，因為他相信他們可能知會美國政府。對英國，沙阿也有類似的顧慮。接下來法國醫生也明白了，沙阿與阿藍之間已經做好一切的安排，知情的只有一個非常緊密與可靠的小圈子，任何敏感訊息都不會洩漏出去。

至於沙阿，他仍然跟先前一樣不失禮儀，但是福蘭德林發現他們談論病情的時間越來越短；特別是在最後的幾次會面裡，他能夠感覺到沙阿的緊張以及心思被別的事物所牽絆。在醫療方面，他們的討論基本上只關涉到應不應該給予這種或那種神經鎮定劑。在這些諮商過程中，薩發衛楊常常在旁邊，但不是每次都在。福蘭德林最後一次到德黑蘭是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底。他一共拜訪沙阿三十九次，其中三十五次在伊朗境內。在這最後一次會面裡，沙阿幾乎不是同一個人了，外觀上就能看出他正處於極可怕的緊張與焦慮。當福蘭德林為他檢查時，他無法停止收聽收音機裡的新聞。

柯梅尼於二月十一日從巴黎返抵德黑蘭。街道上塞滿了大量的群眾，一度輝煌的伊朗軍隊當場就潰散了。我代表英國政府向我們在德黑蘭的大使發出電報正式承認新政府；當時我正在波斯灣海上，隨同女王搭乘皇家遊艇前往拜訪沙烏地阿拉伯途中。沙烏地領袖們感到非常震驚，但是很高興看到英國並未對沙阿玩兩面手法。

有一項有意思的獨立證據指出，法國真的知道沙阿生病的事。這是來自英國前任駐德黑蘭大使丹尼斯．萊特爵士（sir Denis Wright）。他卸任大使以後，在荷蘭皇家殼牌石油公司擔任董事。他後來在一次BBC廣播節目中回顧沙阿倒台的過程，董事會裡的另一位成員是法國人，擔任過法國駐莫斯科大使以及法蘭西銀行總裁，在巴黎有極其廣博的人脈。這個人曾對萊特說過，他聽說沙阿病的非常嚴重。萊特說，他聽到這個話之後，很快就去拜訪沙阿，但是在那次見面時他沒有看到任何生病的跡象，也就把問題擱下來，而沒有繼續追查這條線索。

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三日，沙阿從巴拿馬飛往埃及。幸運的是，埃及人沒有干預誰來開刀的問題，且願意提供最好的醫療照顧。金恩、美國外科醫生麥可．德巴奇（Michael DeBakey）以及福蘭德林在開羅與埃及的醫生會商，大家同意脾臟應該儘快割除。開刀過程中，他們從肝臟採取了活體切片，檢查的結果顯示為淋巴肉瘤。金恩不希望採取完整的化療來使沙阿最後的日子太痛苦，但是福蘭德林、埃及的醫生以及沙阿的家人覺得他應該接受這樣的療程。所以金恩於三月三十一日返回美國，而福蘭德林再度接手了沙阿的醫療照顧。

十一月底時，卡特政府做了一個非常奇怪的決定，任命喬治．鮑爾（George Ball）為外部顧問。布里辛斯基後來承認，這是他的錯誤。鮑爾是個出色的政治人物，過去長期支持自由主義，曾在國務院裡擔任過政務官。他的加入使得布里辛斯基與國務卿塞魯斯．凡斯的內部意見衝突更形尖銳化，衝突點在於，美國是否應該支援伊朗使用武裝部隊進行軍事介入。

一九七九年四月底，當沙阿還在巴哈馬時，他脖子上出現了腺體腫脹。福蘭德林醫生飛過去看他，診斷結果為淋巴組織瘤，他為一個腫大的淋巴結抽液並且採集了另一個骨髓樣本。檢查結果顯示，他的病情已經惡化。（沙阿的淋巴結腫大呈現出異常的淋巴細胞與淋巴母細胞，表示這些細胞已經發展出不受目前療程控制的能力，雖然沙阿的血液與骨髓狀況仍然十分正常。）沙阿現在知道他是真正地病了，而福蘭德林建議採取更為侵入性的治療，最理想是能在醫院待一段時間，以便準確地評估病情到了什麼階段。然而沙阿仍然不希望真相被揭穿；他對福蘭德林說：「就在此刻，革命者正在我的國家殘殺那些效忠於我的官員。我不能讓他們因為聽到了我的病情而陷入完全的絕望之中。」於是他讓沙阿密集注射氮芥（Nitrogen Mustard）、長春新鹼（Vincristine）、甲基吓肼（Procarbazine）以及去氫可體醇（Prednisolone），由他的夫人擔任護士。

沙阿政權持續成功有相當程度是由於他一九六二年任命了阿撒多拉．阿藍（Assadollah Alam）擔任宰相。他給阿藍兩個主要任務：一個是擺平對土地改革日漸升高的反對聲浪，另一個是推動所謂的白色革命。一九六三年一月舉行的全民公投通過了一項包含六大要點的社會改革。在一九六三年的春天裡，阿藍鎮壓了法爾斯（Fars）的部族酋長，廢止了古老的部落制度傳統，摧毀了部落居民的忠誠情感。德黑蘭與庫姆（Qom）繼續有抗議行動，由地區領袖柯梅尼推動。緊要關頭上阿藍鼓舞著優柔寡斷的沙阿，極力敦促政府予以反擊。「但是要怎麼反擊呢？」據說沙阿如此提問。阿藍回答：「用子彈，陛下。」阿藍還補充道，如果行動失敗他將擔起一切的責任。一九六三年六月五日，在阿藍本人的號令之下，動亂在數小時之內被擺平。

從一九七三年十一月起，大約是沙阿首次注意到他脾臟腫大的前後，沙阿就構想要設置攝政議會，這個議會將把大權保留在王后的手上，直到他的兒子長大到能夠登基。一九七七至一九七八年，當國內的動盪升高，沙阿當時本來可以公開表示他必須前往國外接受特殊的醫療照顧，即便這可能算是稍微誇大了他當時的病況。然後，他本來可以設置一個攝政議會，這次跟他先前所構想的很不一樣，而是把真實的權力授權給多名政治領袖，並且責成他們啟動民主改革。由於他人不在國內，政治氣候可能會大不相同，和平過渡到憲政君主體制很有可能成功。

一九七九年二月伊朗沙阿（Shah，伊朗國王的稱呼）倒台，阿亞圖拉．盧霍拉．柯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接掌大權，這在地緣政治上注定要成為一個災難；這件事帶來的後果，今天我們仍然面對著。我是英國當時的外交大臣。英國、西方其他國家與沙阿之間的關係，從來都不單純。這個區域對英國來說具有關鍵性的經濟與戰略利益，而他，伊朗沙阿，是英國在這個區域裡的盟友。然而他同時也是一位專制的君主，試著把他的國家予以轉型與現代化，而同時國內有許多強大的力量反對著他，對他張牙舞爪。在一九七〇年代時，局勢已經明白指出，如果沒有某種程度的民主改革，包括向君主立憲制度踏出一步，那麼他的統治就會越來越困難。但是從伊朗以外很難對這個過程施加影響，最主要的原因是，沙阿雖然是專制君主，卻也是一個優柔寡斷的人。而且當美國與英國在一九五三年把宰相穆罕默德．默撒迪克（Mohammad Mossadeq）予以罷黜時，等於把自己對民主的承諾也打了折扣。

由於沙阿日趨專制，包容力也越來越低，所以如果英國繼續從事那些情報活動（沙阿相信這是英國多年以來的陰謀），可能很容易就會危害到英國與沙阿的關係。所以在一九六〇年代晚期的時候，英國選擇不在伊朗部署自己的情報組織，除了上述原因，也因為覺得除了仰賴薩瓦克之外並沒有太多選項。事後看來這是一個錯誤。特別是沒能在倫敦的祕密情報局裡建制一個獨立的伊朗情報分析部門。這樣一個部門在任何時候都可以是珍貴的資產，而在一九七七至七八年間更會是極為關鍵。這也將有助於跟以色列的祕密情報局達成更好的連繫。

當我回顧那些年的歷史，重新聆聽了許多當年沙阿身邊人的想法，我很確信，唯一能夠使他免於垮台的辦法就是讓西方政府知道他的疾病。他在位的最後幾年裡所展現的特徵都是早年既有的，但在晚年都被放大。權力是他人生的一部分，從幼年起即是如此。他無法與人分享權力，要他放棄更是困難。無法果決同樣也是他人生的一部分。他在一九七八至一九七九年裡為一些身體症狀所苦：睡眠失去規律與經常感到疲憊——他得了憂鬱症。這時他遭到許多人民的排斥，又生著重病。對此，憂鬱症是一個自然的反應。所有這些因素都是不可分割的；這些因素全都促成了他的垮台。沙阿永遠不可能自願走下王位。必須有西方政府以疾病為由來逼迫他，他才會走。

然而沙阿認為他之所以能在一九五三年返回伊朗，完全都要歸功於他的人民。他宣稱：和-圖-書「我知道他們愛我。」這是一個他用來讓自己安心的神話。在那以後，由於出亡的經驗一直讓他提心吊膽，所以他決定要在國外備足相當的財富以確保他的未來。他也覺得有必要建立專屬於自己的國家情報單位暨安全組織「薩瓦克」（SAVAK，伊朗文全名為Sazemane Etteiat va Amniyate Keshvar）。他選擇了美國中情局與以色列祕密情報局（Mossad）作為創建機構的主要顧問，而不是英國的祕密情報局。這個機構便成為廣泛動用酷刑與實施鎮壓的殘酷核心。

一九八〇年四月，美國軍方嘗試用直昇機解救德黑蘭的人質，結果在沙漠中慘遭失敗，無以為繼。之後凡斯採取了表裡如一的消極態度，先前他就建議卡特總統，這項任務在軍事上與政治上都不可行。一直到一九八一年一月，在雷根接續卡特當上總統的那一刻，美國人質才終於被釋放。這個人質事件給卡特的聲望帶來重大的打擊。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六日，沙阿與王后法拉（Farah Pahlavi）慶祝巴勒維王朝建朝五十周年。在那一天，法拉日後寫道，她感覺到民眾與王室之間有些東西不一樣了。「我可以在骨頭裡感覺到那種轉變，像忽然吹過一陣冰冷的風。在我們之間的和諧與信賴關係之上，似乎壟罩著一片觸摸不到的陰影。」她描述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沙阿開始教導她以及兒子禮薩國家事務。他們接見參謀長們，與宰相以及其他部長開會，也與來自各種機構以及國會的代表們見面。禮薩距離二十歲生日已經不是太遠——二十歲是登基或者成為攝政王的法定最低年齡。然而沙阿仍然想要他的兒子跟他一樣地統治這個國家，當時並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他鼓勵兒子將來要下放部分權力，更不用說完全交出去了。

兩位法國醫生採取了沙阿的血液做成玻片樣本，用一種特殊藥水染色過後，放在顯微鏡底下觀察。很明顯地，沙阿罹患了一種慢性的淋巴細胞性白血病。這個慢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由於脾臟出現了肥大的現象，屬於一種有點不尋常的類型。當阿亞迪得知檢查結果後，指示絕對不可以使用「白血病」這個詞；就他的立場來說，他們必須告訴沙阿一切都沒問題。但是對兩位法國醫生來說，這個要求太過分了，因為他們剛剛檢查出的這種淋巴細胞性血液疾病最終會發展為惡性疾病。此外，他們將必須指定一些特定的治療方式，沒有適當解釋根本無法進行。但是在這第一次的拜訪裡，他們還沒有取得血清免疫電泳的分析結果，沙阿整體的身體狀況也還沒有引起嚴重憂慮之處。所以法國醫生們決定依照阿亞迪務實的建議，先等他們回到巴黎，完成所有檢驗與檢查之後再說。當他們取得所有的結果時，他們決定使用「瓦爾登斯特倫氏病」（Waldenstrom's Disease）這個名稱來稱呼沙阿的疾病，而且他們知道沙阿的病並非該病典型的晚期型態。（在淋巴細胞性白血病裡，淋巴細胞的數量會增加，淋巴細胞是白血球細胞的一種變化體。淋巴細胞會出現在淋巴結、脾臟、胸腺、骨髓以及膽囊壁等部位，與身體的免疫能力息息相關。免疫球蛋白則是一種蛋白質，可以透過對血清進行免疫電泳而分離出來；所謂血清，則是當血液中的血球細胞被除去之後所剩下的液體。在沙阿的例子上，他的單株免疫球蛋白M峰〔Monoclonal Immunoglobulin M peak〕並不明顯，這是瓦爾登斯特倫氏病的一種典型的現象。）

在第二次進宮診斷結束之後，柏納德、福蘭德林、米利耶與薩發衛楊一起在那間別墅裡會面。福蘭德林描述：在那個陽光明亮的星期天早晨，他們在別墅花圜裡散著步，針對如何治療這位病人討論了很長的時間，以便獲得一致的決定。薩發衛楊堅持一切訊息都必須最嚴格地保密，也不能讓沙阿知道太多。他特別擔心沙阿可能說話不夠謹慎，因為他很容易跟人講起他身體的毛病，有可能在不經意間讓他的隨從得知這個祕密。從醫療觀點看來，病人的身體狀況仍然十分良好，但是他的脾臟還在繼續變大。他們決定立刻開始為這個慢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進行恰當的標準治療，施予每日六毫克的苯丁酸氮芥，以及每月一次例行的血液檢查。（苯丁酸氮芥〔Chlorambucil〕是一種烷化劑，用於化學治療中，以口服使用。最主要的副作用是會損壞病人的骨髓，所以必須定期做血液檢查來加以預防。）

他們第二次到德黑蘭時，米利耶已經加入了治療沙阿的祕密小組。薩發衛楊的想法是，米利耶（同時也是他的指導教授）既然治療過戴高樂以及沙烏地阿拉伯親王，而且根據評估他是能夠保守祕密的人，所以應該把他找進來。現在知情者有七人，此外還有個第八人：他雖然不知道病情，但是知道法國醫生到德黑蘭的事。他是親近沙阿與阿藍的一位友人，每次醫生們來到德黑蘭，都是由他招待住在他地點偏僻但是奢豪無比的別墅裡。

柏納德在幾次不同的機會裡試過與沙阿談起他的疾病，討論這病可能的發展，但是他不願討論，或者不想全聽進去。一九七八年沙阿在夏宮裡說過一句話，福蘭德林認為這時候沙阿確實了解自己的處境了。此時他的長子正在美國空軍官校受訓，沙阿對福蘭德林說：「我只要求您再幫我維持我的健康兩年，好讓王儲有足夠的時間在美國受完一年的訓，然後在德黑蘭再待一年。」

關於沙阿患病的一些歷史，有好一段時間已經為人所知，但是直到法拉．巴勒維於二〇〇四年出版她的回憶錄《恆久的愛》（An Endurings Love）之後，事實的全貌才得到揭露。她在書中擷取了喬治．福蘭德林醫生（Georges Flandrin）寫給他的教授瓊安．柏納德（Jean Bernard）的三封長信。這兩位法國醫生協助治療了沙阿，其中福蘭德林一直治療到沙阿過世。這些信寫於一九八七年，是為了給沙阿的病史提供記錄。在這一章裡我大量引用了這三封信，許多時候是原文照搬福蘭德林自己的話，這是經過他准許的。

這次會談讓我心裡的那個強大領導者印象更加鞏固，跟一九五三年時那個躊躇而無法果決的沙阿沒有絲毫的相像。我承認在一九七八年，當我們辯論著該怎麼做才能支持沙阿的政府時，留在我心裡的就是這個有自信、敢主張的沙阿。但這是個虛假的印象。有意見搖擺傾向的人很少能夠改變；在表面之下他仍然是個拿不定主意與脆弱的人，而我最大的錯誤，就是被沙阿細心建構的自我形象給騙了。

英國歷任大使跟許多其他國家的大使們一樣，幾十年來都關注伊朗動盪的訊息。一九六〇年代中，英國駐德黑蘭大使館有報告稱，沙阿政權的倒台可能已經不遠，但可能不會很快發生；大使館方面另外擔心，伊朗舊社會受到新觀念的入侵，工業化的生產關係凌駕於傳統的生活方式之上。一九七〇年代裡，西方政府不斷地為了沙阿政權是否能夠支撐下去而焦慮萬分。一九七七年八月，英國駐德黑蘭大使向倫敦英國外交部發出的急件電報，標題是「國王衣服全穿好了嗎？」真正值得批判的並非西方政府預測能力不佳，沒能算準即將來臨的革命，而是我們對待沙阿的方式。我們沒能記得，在他穿上一位專制君主的外殼之前，他是一個多麼脆弱的人。我們對他太過恭順。在協助罷黜了默撒迪克之後，我們本來應該堅持要求他進行真正的民主改革，並且為君主立憲制預做準備，如佛郎哥在西班牙所做的那樣。這些改革不只對他自己以及他的繼承人的王位是必要的，對於他的國家能否抵抗伊斯蘭的極端主義也是關鍵所在。

季斯卡．德斯坦在擔任總統相當一段時間後，在巴黎的一次晚宴派對上被人問起是否知道沙阿生病的事。他回答道：「間接聽過。」因此，有可能法國總統與外長知道這回事，卻沒有知會自己的情報單位，也許是懷疑他們跟英國與美國有些祕密連繫，卻從未對他們的主子明白承認。整體來說，我相信事情就是如此，雖然我想不出來法國總統是如何被間接告知沙阿生病之事。但是這解釋了為何德斯坦親自決定准許柯梅尼在德黑蘭危機期間可以留在法國。法國情報局局長對此非常不悅；這表示，窩藏柯梅尼對法國有好處這個觀點是出自季斯卡．德斯坦總統。英國的利益在於讓我們在波灣地區的友邦相信，我們是忠實的盟友，不會只因為時局的艱困就轉移對沙阿的支持。最後，當柯梅尼回到伊朗之後，法國在經濟與政治上能有多少收獲，我深表懷疑。

沙阿也不是美國的傀儡或棋子。一九七三年十月與十二月他主導石油輸出國組織會議（OPEC），要求提高石油價格。一九七六年接受《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訪問時，他警告美國不要嘗試挑戰伊朗在波斯灣地區天然的以及戰略的利益；如果美國這麼做的話，伊朗會「把整個區域變成美國的地獄」。

一九七九年八月，福蘭德林飛到墨西哥去治療沙阿。沙阿與他的夫人在巴哈馬群島的簽證已經到期而且未獲延長，所以到了墨西哥。福蘭德林發現沙阿的白血球數量下降，於是他減輕了化療的劑量。然而九月時，沙阿出現黃疸。由於身旁人懷疑可能是瘧疾，所以請紐約的寄生蟲病學專家班哲明．金恩醫生來看病。金恩於九月二十九日抵達墨西哥。他的診斷是阻塞性黃疸（Obstructive Jaundice）。福蘭德林從巴黎飛來與金恩一起診斷沙阿。然後據福蘭德林的說法，兩人發生了爭執：該由誰來掌握病人，美國的寄生蟲病學家還是法國的腫瘤專家？根據金恩的說法，這項爭執於十月十八日得到解決，因為福蘭德林正式卸下沙阿私人醫生的職務。然而為什麼沙阿不繼續留在墨西哥，這一點仍然不清楚。金恩極力推薦沙阿前往紐約，並且為此打電話給在國務院的醫生艾本．杜斯汀、（Eben Dusin）。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九日，在每週例行的早餐會報上，國務卿凡斯與卡特總統討論是否應該准許沙阿到美國來。凡斯現在改變了意見，主張應該讓沙阿來。卡特仍然相當不願意，但是布里辛斯基以人道的理由支持凡斯的主張。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四曰，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被示威者劫持，裡面的六十六名美國人成為人質，時間長達四百四十四天。柯梅尼在此之前已經宣稱美國人陰謀繼續支持沙阿，如我們老早預料到的，他甚至還鼓勵伊朗的學生們採取行動來「迫使美國交出那位被革除的罪犯沙阿」。

如果一九七八到七九年之間沙阿的統治能夠轉型為民主制度，那麼後來一連串深遠影響波灣地區和平的事件就都可以避免。伊朗在區域內的影響力在革命的短短數月之內就消散與崩壞了。如果伊朗能夠維持區域強權的地位，那麼一九七九年蘇聯可能不會入侵阿富汗，一九八〇到八八年的兩伊戰爭鐵定不會進行，伊拉克不會入侵科威特，所以一九九一年美國也不需要為了把海珊趕出科威特而發動伊拉克戰爭，也因此，美國不必從一九九〇年起在沙烏地阿拉伯駐軍。美軍將常駐在當地激怒了沙烏地阿拉伯人奧薩瑪．賓拉登。他嘗試晉見親王來阻止此一決定；接見他的是沙烏地防衛部長蘇爾坦王子（Prince Suitan）。賓拉登痛恨海珊，認為他是一個不信阿拉的人，雖然他們同屬遜尼派穆斯林（Sunni Muslims）。賓拉登在一九八〇年代大部分的時間裡都在阿富汗與蘇聯作戰，因此在他的家鄉成為一位名人。他倡議要招募一支聖戰者（Mujahideen）軍隊代替美軍來保衛沙烏地阿拉伯，並且宣稱數百萬的穆斯林會集結起來加入這一事業。蘇爾坦王子聽他講了將近一個小時，才禮貌地拒絕了賓拉登的計畫。當美軍確定要來沙烏地阿拉伯的消息傳來時，賓拉登強烈譴責親王。一九九一年三月，他號和*圖*書召推翻沙烏地王室；四月時，因為擔心遭到逮捕，他離開沙烏地阿拉伯前往巴基斯坦與阿富汗邊境。因此九月十一日對美國世貿雙子大樓以及五角大廈的攻擊，事先並非沒有警訊。從一九八〇年代起，超過一百萬的穆斯林在許多不同戰場上死去，給遜尼派與什葉派穆斯林之間造成嚴重的敵意，也助長了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浪潮。

一九五九年還是學生時，我曾去阿富汗旅行，在去程與回程途中走過伊朗許多地方；之後一九六六年擔任國會議員時又去了一次，但是當我擔任外長時所面對的伊朗已經成為一個非常不同的國家。一九七七年時，伊朗的財富、國力以及複雜性都有巨大的增長，今昔相比，幾乎認不出是同一個國家。伊朗的外交地位看起來也強大許多，因為伊朗當時的石油產量佔世界總量接近百分之十二，也供應了英國石油需求的百分之十六左右。英國石油公司所供應的石油當中，有介於百分之四十到四十五之間是來自伊朗。幸運的是，這個擁有巨大石油儲量的國家，同時也是英國產品的主要購買者；一九七七年時，我們年均賣給伊朗的工業產品、汽車與軍事設備價值約在兩億英鎊左右，當年售出的七百五十輛酋長坦克與兩百五十輛毒蠍坦克（Scorpion tank）還不包括在內。

沙阿的朋友亨利．季辛吉說他是「漂泊的荷蘭人」，說的沒錯。他的最後一程走遍了西方世界褪色了的邊界；他受此懲罰是為了他的狂妄。在這趟孤獨、悽涼而且俗麗的旅程中，沙阿一直保持著勇氣與尊嚴。然而許多他從前的朋友與盟國卻視他的到來為祖咒。

在政變期間，沙阿不只是極端的緊張，甚且還舉棋不定；在一個關鍵的時刻裡，他以為計畫要失敗了，就帶著王后索拉雅（Soraya）搭乘一架小飛機逃到伊拉克。在巴格達時他與美國大使進行過談話。英國大使法蘭西斯．薛福德爵士（Francis Shepherd）向倫敦發出了一份電報描述了沙阿的談話內容：「他當時決定，作為一位憲政君主，他不應該訴諸武力，因為那將導致流血、動亂以及蘇聯的介入。」在其中，沙阿對未來的態度表露無遺。

在威廉．蕭克羅斯（William Shawcross ）十分精采的《沙阿的最後一程》裡，他說沙阿的醫生們很確定，法國的祕密情報單位此時對沙阿的疾病一無所悉；我跟醫生們親自確認過，他們至今仍然如此認為。李查．赫爾墨斯（Richard Helms）曾任美國駐伊朗大使與中情局局長，在法國情報單位裡有廣泛的人脈；他說，根據他詢問的結果，法方從來不知道沙阿已經病重。他也確認，中情局在沙阿死前也不知道他生病的事。此外根據蕭克羅斯所寫，以色列、伊朗薩瓦克以及英國的情報單位也通通不知情。當時英國祕密情報局是我負責，就我所知，我相信情報局的確不知道。

血液樣本的檢驗在巴黎完成，病患的名字與社會安全號碼是借自福蘭德林的一位年長的親戚。兩位醫生把診斷結果告知薩發衛楊之後，起初沒有得到任何回音。他們並不為此擔心，因為他們已經特意決定不提出任何治療建議，而只做病情簡報。一直到一九七四年九月才又有了消息：對方請兩位醫生於九月十八日返回德黑蘭。有趣的是，在這段期間，沙阿及其夫人曾經應新當選的法國總統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Valery Giscard d'Estaing）的邀請來到法國，時間是在六月二十四日到二十九日。但是沙阿並沒有跟他的法國醫生連絡。

伊朗籍的醫生是幫不上忙，但是法國醫生就不一樣。福蘭德林告訴我，他沒有通知他的政府。我不知道柏納德教授或米利耶教授是否運用了他們在法國社會裡的身分與地位向季斯卡．德斯坦總統知會此事。無論如何，他們對伊朗政治局勢的態度如果大致上反應了法國報紙以及巴黎觀點的話，應該會相當複雜與曖昧，比起如果他們是在華盛頓或倫敦執業的話一定複雜的多。季斯卡．德斯坦的政府給人的印象是，他並不把全部的籌碼下在沙阿身上，而是跟柯梅尼保持著密切連繫——柯梅尼這時候是住在法國。這可能使法國醫生們比較不覺得向總統報告沙阿的疾病（因此破壞希波克拉提斯的誓言）一定有益於法國的國家利益。

一開始沙阿不知道再來要往哪裡去，最後則是飛到了羅馬。他住在一間旅館裡，沒有錢，也無法對局勢做任何影響。美國方面試著讓他強硬起來，讓他主張憲法賦予他的權力，並且宣告默撒迪克的行動為非法。德黑蘭的街上擠滿了默撒迪克的支持者以及由民眾黨（Hudeh Party）派出的共產黨員，但是中情局撒錢動員了許多反對默撒迪克的遊行。這些支持沙阿的群眾呼籲軍隊出來擁護沙阿，並且推翻默撒迪克。當默撒迪克被送上法庭時，他譴責英國以及所謂的「趕走行動」（Operation Boot）要為他的失勢負責。所以英國背上了首謀的名聲，雖然實際上是美國人完成了大部分的工作。美國方面實施的是「埃傑克斯行動」（Operation Ajax），而且對自身的角色沒有像英國人那樣的顧忌。

民意調查顯示，大多數伊朗人希望返回與美國維持良好關係的時代，那是從一九四三年的德黑蘭會議之後就一直保持的。難解的問題在於，要如何動員這樣的民意。有些人考慮出動美軍對伊朗的核子設施進行轟炸；這些人必須面對的關鍵議題是：這能夠促使伊朗人停止核武計畫嗎？還是，他們在被打斷一段時間之後會回過頭來加倍努力？現在到了二〇〇八年與二〇〇九年，已經很少人還鼓吹轟炸伊朗了。轟炸可以影響地面戰鬥，但是當地面並無部隊作戰時，那它能強化的只剩交。伊朗的基本教義派人士如果遭到軍事攻擊，態度只可能比原先更為死硬，而不太可能重新思考。如果二〇〇三年入侵伊拉克的後續收尾處理得更成功一點，現在要說服伊朗放棄高純度濃縮計畫就會容易許多。在二〇〇三年五月，伊朗是願意協商的，但是從二〇〇五年開始，伊朗的立場似乎越形強硬。外交領域就跟真實人生一樣，失敗了就會付出代價。在二〇〇八至二〇〇九年裡，保有耐心，準備好開啟長期的外交交涉（有必要的話再以嚴厲且有明確目標的制裁作為後盾），這會比狹隘的武力展示更有成功的機會。

在這期間，保密的要求給薩發衛楊造成特別沉重的負擔；除了阿藍與阿亞迪以外，他是唯一知道沙阿生病的伊朗人。他覺得有一天病人的家屬或者伊朗人民會責備他隱瞞了真相。他也知道保密這件事可能造成一些政治後果。在他與法國醫生們針對這個問題討論過許多次之後，醫生們決定，讓病人的妻子知道真相是重要的一步。醫生們擔心這個病在可見的未來會惡化，所以他們希望王后能知情，好讓她在心理上能承受她先生的健康會變壞的事實。在找上王后之前，他們許多次試著說服沙阿，請他自己對王后說。但是每一次他都顧左右而言他。所以他們就決議要私下知會王后。

薩發衛楊研判，要在沙阿不知情的狀況下與王后私下密談，唯一可能的地點是在巴黎。柏納德、米利耶、薩發衛楊與福蘭德林與王后見了面。王后此時仍然不知道為什麼他們這麼想見她，而且為什麼要如此祕密。向王后報告他們所掌握的訊息的人是柏納德。自然，對王后來說這是晴天霹靂。她的先生，看起來如此健康，卻患有一種慢性疾病，最終會奪去他的性命。此外，他先生知道自己的疾病，但是不想告訴她任何消息。

法國醫生離開之後，沙阿只接受了一星期的口服治療，阿亞迪就命令進行血液檢查。但是對這種血液檢查來說，一個星期的時間太短了。可疑的是，據說這次檢查顯示出白血球顯著的減少。阿亞迪感到恐慌於是停止口服藥。結果是法國醫生於一九七五年一月十八日第三度被請去見沙阿。這次地點是在蘇黎世，沙阿這時在瑞士滑雪。法國醫生直到這時才得知沙阿早就停止療程。這次諮商，在場的人有阿亞迪、薩發衛楊、米利耶、柏納德與福蘭德林。福蘭德林從巴黎帶來一部小型的蔡司顯微鏡，跟他在德黑蘭使用的是同一型號；他是把機器拆開了放在背包裡帶過來的。沙阿看上去狀況很好，實際上也不錯；他對福蘭德林敘述他怎麼滑下迪亞沃勒察（Diavolezza）滑道。福蘭德林本身也是滑雪者，他一方面讚賞這樣的本領，但也嚇了一大跳：一個脾臟腫大到如此程度的人，一旦重重的摔一跤，不知道結果會多麼嚴重。諮商的結論是，治療已經不能再拖，醫生再度開立了苯丁酸氮芥的化療處方。在伊朗這邊，阿亞迪與薩發衛楊兩人都說，在德黑蘭他們沒有辦法定期給沙阿做血液檢查而同時保持祕密。他們於是決定，因為沙阿在瑞士還要停留一個月，所以福蘭德林要再到蘇黎世來為沙阿做下一次的血液檢查。在商定了如何持續觀察沙阿的進展之後，福蘭德林在二月十九日前往德黑蘭，在那之後每個月定期去一次，有時與柏納德一起，有時自己一人。福蘭德林最後一次前往德黑蘭是在一九七八年的十二月底。

沙阿優柔寡斷的性格最早在一九五三年的政變中顯現出來；在那次政變裡，他的宰相穆罕默德．默撒迪克遭到罷黜。默撒迪克將石油產業收歸國有，因而引起美國與英國的不滿。但是默撒迪克在伊朗內部也面臨強大的反對力量，這使得中情局與英國祕密情報局得以策動使他倒台。事後看來，英國與美國較明智的選擇應該是集中力量來影響默撒迪克所領導的伊朗，改善其國家體質，催生適當的民主體制，並且協助伊朗抵禦蘇聯共黨的滲透。而且，若在英伊合資的石油公司裡建立一個較為開明的英國高層，也比較能夠因應伊朗人民對分享石油收益的需求，從而達成一個較為穩定的解決方案。

協商將會非常困難；二〇〇七年十二月美國的《國家情報評估》宣稱「我們懷疑伊朗有意發展核子武器」，美英法德認為必需實施更加嚴苛的經濟制裁措施，但很難想像俄羅斯與中國也會認同。協商若要成功，必須要有真正夠份量的誘因，伊朗才有動機改變。比如同意一旦伊朗放棄提煉高濃度鈾，就立刻中止自一九七九年革命起對伊朗所實施的一切制裁。而如果一個新的與穩定的伊拉克能從動亂中脫胎而起，成為伊朗可以信賴的國家，那麼與伊朗的協商也會有較大的希望。

就他的血液的狀況來說，如血液玻片與其他檢查所顯示，當然都控制的不錯。但是他淋巴組織腫瘤的逐漸增長是可預料到的，最終一定會轉變成高度惡性的癌症——這時稱為淋巴肉瘤——這樣的病程不可能不影響到他的決策能力。（淋巴肉瘤〔Lymphosarcoma〕是非霍奇金氏淋巴瘤〔non-Hodgkin's lymphoma, NHL〕的舊稱。非霍奇金氏淋巴瘤並不容易分類，現在有幾種不同的分類法。非霍奇金氏病比霍奇金氏病更常見。通常在六十五歲到七十歲之間的病人身上診斷出來。致病的原因不詳，儘管有人認為與病毒與細菌感染有關。此病是重度或輕度，取決於異常淋巴細胞增生的速度。病人的脖子、鼠膝、脾臟或肝臟上的淋巴結會呈現腫大。放射線治療是病人自願才做，但化學治療是不可避免的。也有移植骨髓的案例。）沙阿的故事是一個標準案例，說明了壓力與癌症這兩種因素會互相使對方更加惡化。科學上現在已有有限的證據顯示，心理因素包括環境變遷帶來的壓力，可能構成非特定的觸發因子，使已經存在的癌細胞病灶的增生與擴散比預期要快上許多，如我們在第一章討論英國首相張伯倫所提及。在沙阿的例子上，就非常可能存在這樣一種交互作用。福蘭德林對沙阿在德黑蘭最後幾個月的描述，讓我們毫不懷疑他已心力交瘁並且處在重大壓力之下。他的訪客描述他顯得心煩意亂、沮喪抑鬱，問自己為什麼這些事會發生在他身上。

他的醫生在這個時候不可能讓他對自己和_圖_書的健康這樣樂觀，讓他計畫能活到一九八二至八三年才把王位交給兒子。所以，要麼醫生沒有告訴他真實的展望，要麼他選擇忽略醫生提供的訊息。王后說，她從來不知道沙阿在這時候是否真正了解他的病情。

沙阿還發現，開除霍衛達非但沒有達成他要的效果，甚至還引發其他的副作用。這件事讓那些一直效忠沙阿的人看到，他們不能指望沙阿會回報他們的忠誠。沙阿不信任任何人，只除了在他身邊的小圈子。與本書中描述的許多領導人一樣，沙阿是多疑、妄想的，而且在接近他統治的尾聲時，陷入非常嚴重的抑鬱。他從來不努力讓現代化論者相信他已經準備好要走向一個君主立憲國，因為，事實上，這是他自己也沒能確信的事。

在一九七五年初期，伊朗經濟陷入嚴重的問題。沙阿先前以狂熱的工業與建設活動刺|激著伊朗，繼而石油價格上漲，這表示通貨膨脹越來越無法阻擋。德黑蘭的地產租金不斷飆高，使生活水平急遽地降低。沙阿了解問題何在，但是選擇不處理根本的問題，而是發起一項反奸商剝削的運動。這項舉動惹怒了市場的商人，他們正確地猜到這是把矛頭指向他們。如烏雲罩頂，這些經濟的困難開始把市場的商人推向穆拉（Mullah）——什葉派的宗教領袖們。到了一九七六年，通貨膨脹已經超過百分之二十，貪污腐敗十分猖獗。舉目可見的蕭條正緩緩滲入伊朗的社會裡。

一九七七年八月，沙阿對療程的反應相當好。然而到了十月，民眾的不滿高漲；德黑蘭的歌德學院（Goerthe-Institut）舉辦了文學朗讀的活動，朗讀的是批判政府的作品，所吸引到的聽眾人數多得驚人。隨後在十一月，沙阿出發拜訪美國總統卡特前夕，學生在德黑蘭公開進行了示威抗議。在華盛頓白宮外面，一項由伊朗學生發起的示威活動變得相當暴力，警方必須動用催淚瓦斯，而這些辛辣的煙霧飄過了白宮的草坪，使正在參加歡迎儀式的人都淚流滿面。

同一時間，柴契爾剛剛當選首相，正忙著撤回她在野的時候所採取的立場——在野時她是支持讓沙阿到英國來的。她曾在非公開的新聞簡報中抨擊前任工黨政府，說我們應該為拒絕收容沙阿而感到羞恥。她也曾經私下對沙阿做過承諾，一旦上任她就會撤銷英國政府的決定。但是她並沒有公開宣布她改變了想法——那樣的話至少還算是保住一點榮譽——而是選擇偷偷摸摸地處理此事。她派英國前任駐德黑蘭大使丹尼斯．萊特爵士使用假名與假護照前往巴哈馬群島。於是，根據威廉．蕭克羅斯所記載，在五月二十日那天，萊特是以愛德華．威爾遜（Edward Wilson）之名住進巴哈馬的海洋俱樂部，並且以威爾遜先生的身分被請進沙阿在海灘邊上的宅邸，與沙阿共進午茶。沙阿必定非常鄙視這一切。卑劣之處還不止於此，因為英方政府還要求，如果有人問起的話可以對外宣稱，沙阿接受並且了解英國無法向他提供政治庇護的理由。對於沙阿來說，這是羞辱之上再加羞辱。不過他顯然接受了柴契爾政府的決定，條件是英方將宣稱，他從未正式向英國提出任何申請要到英國來。他在自傳裡寫道：「我長期以來對英國的動機與政策都感到懷疑。我從未找到讓我改變態度的理由。」把一切狀況考量進來，這個判斷不算太過苛刻。

沙阿多次重申他的兒子不必用跟自己相同的方式統治；禮薩繼承的是一個終於從低度發展裡爬升起來的國家，他的任務將是讓伊朗走向開放與民主。一九七七年春天，國內要求自由化的呼聲越來越急迫，這些呼聲來自政界的反對力量、知識分子以及一位後來支持柯梅尼與穆拉的記者。在一封給國王的公開信中，這位記者特別要求他依照憲法來行使統治，並讓這個國家享有跟西歐與美國相等的言論自由。夏布爾．巴克奇爾（Shapour Bakhtiar）以及梅迪．巴薩爾干（Mehdi Bazargan）也公開支持這些要求。

法拉．巴勒維相信沙阿曾經計畫要加速推動伊朗的自由化。一九七七年夏季當中，為了對這個國家明白宣布改革的時間已經到來，沙阿把在職多年的阿彌爾．阿巴斯．霍衛達（Amir Abbas Hoveyda）宰相換下來，改由國家復興黨（National Renaissance Party）的祕書長賈木許德．阿默澤嘉（Jamshid Amouzegar）來擔任。法拉形容阿默澤嘉是一個「才華洋溢、有文化素養、也非常正直的人」。但是阿默澤嘉跟這個黨代表了自由化嗎？當國家復興黨剛成立的時候，沙阿的表現跟任何政治多元主義都沾不上邊。他將自己置於一切權力的中央，這個國家所有的問題都要由他來擔任迅捷的指揮者。這表示在一九七七年時，沙阿的批判者不可能把這個黨或者沙阿宣示自由化的談論當一回事。

福蘭德林對沙阿的性格很有興趣，他想知道在官方的形象底下沙阿是怎樣的人。阿藍在過去比任何其他人都更能克服沙阿裹足不前的習性，他曾經在伊朗東部山上的住家款待過福蘭德林。阿藍說了很多關於自己與沙阿的事。談到沙阿的性格，阿藍對福蘭德林描述了某些互相矛盾的特色：「這個人爬升到如此顯赫的權位，在某些面向上卻還是天真地相信別人對他說的話，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另一方面他還說：「沙阿從孩童時期起就習慣扮演一種國王角色，想像自己擁有神奇的能力，可以把他所想與所知道的完全隱藏起來。」證據是，有一次阿藍必須向沙阿報告一件事情，而阿藍知道沙阿已經知道這件事情。但是在聽取報告的時候，沙阿沒有露出絲毫已經知情的反應。阿藍於一九七七年八月辭去宮廷大臣的職位，於一九七八年四月過世。這對沙阿而言是悲劇性的；這位使他在一九六三年顯得有決斷力的人，在他最需要的時候卻已經不在人世，也就是從一九七八年夏天起，當沙阿的疾病使他遲疑不決的本性更變本加厲的時候。

但是在一九七九年年末時，法國前外長路易．德．吉蘭戈（Louis de Guiringaud）在一次晚餐時對我說（當時我們兩人都已卸任外長一職），去年他就跟我講過沙阿生病。我立刻詰問他這一點，因為我知道我絕對沒聽他提過。沒有一個受過醫生訓練的人會忘記這麼重要的訊息。如果吉蘭戈當時告訴我，一定會在我腦裡引發許多事情，我會從那時起把沙阿當成一個病人來看待，而非只是一個政府領袖。但是吉蘭戈為什麼會宣稱法國政府早在一九七八年就知道這件事？那不是為了虛榮的緣故。他是個誠實的人，而且我們一起工作兩年多，已經建立了友誼。

埃及總統沙達特邀請沙阿到埃及來是一項勇敢而高貴的決定。這個決定點燃了基本教義派的憤怒；當時在埃及這樣的情緒原已在蔓延之中。後來一九八一年十月六日，沙達特在一次閱兵典禮中遭到暗殺，這件事一定脫不了關係。

在一九七〇年代，美英兩國都把與沙阿保持良好關係視為核心的外交政策之一。我相信這判斷是正確的，即便在英國有些人事後回顧，認為英國當初應該放棄沙阿。從經濟上來說，在一九七〇年代，無論是對英國或美國，沙阿的親善態度都相當重要。英國亟需銷售更多的工業產品給伊朗，以抵消油價暴漲帶來的衝擊，沙阿則十分幫忙地同意購買英國的酋長坦克（Chieftain tank）。

當伊朗的危機日漸惡化，沙阿的醫生們，這些唯一了解他健康狀況的人，是否有責任向友善的外國政府知會這個祕密呢？他們不可能不知道，他們的病人陷入了何等岌岌可危的政治處境中。數月以來他們也親身體驗了德黑蘭的政治動盪。有一次，他們被擋在衛兵的警戒哨之外，無法返回王宮，而只能在街上等待薩發衛楊，期待著阿亞迪將軍的車子的出現。在之後的幾次來訪中，一直到一九七八年年底，福蘭德林發現這類問題出現的次數越來越頻繁。阿亞迪退出了沙阿的醫生團隊，原先為了接待法國醫生以及為沙阿保密所做的安排，一項一項也都無以為繼。他們的來訪是越來越困難，因為福蘭德林已經無法在那座隱蔽的別墅裡落腳了。他必須轉而住進飯店，而且因為整體的失序、電力的短缺以及街頭上不時與暴動只有一線之隔的示威活動，有時連房間的大門都跨不出去。

一九七四年時，一位伊朗醫生阿巴斯．薩發衛楊（Abbas Safavian），也就是沙阿的醫療顧問，打電話給在巴黎的柏納德，請他到德黑蘭來，並且請他把他的「研究室台柱」福蘭德林一起帶過來。柏納德是巴黎聖路易醫院白血病研究中心的主持人。他在血液疾病領域裡是一位聲名卓著的專家，曾經擔任過龐畢度總統的醫生，所以薩發衛楊知道他可以請柏納德保守祕密。薩發衛楊明白表示，他們將不會與德黑蘭當地的任何醫療單位接觸，一切他們認為必要的器材都得從巴黎帶過來。柏納德與福蘭德林取消了他們的門診，兩天之後，在一九七四年五月一日，他們搭乘飛機首度抵達了德黑蘭。

一九七七年五月我與沙阿進行雙邊會談時，我們涉及許多區域以及全球性的議題。我特別積極地勸他運用產油國的實力去影響南非，以便促成納米比亞的獨立以及羅德西亞（Rhodesia，編按：八〇年後改名為辛巴威）的多數政府。我事先與同事討論過，我是否應該向沙阿表達我們對於伊朗國內事務的憂慮。我關切的是人權迫害事件，而且我想要親自表達我為此感到不安。所以我對沙阿說，我不希望將英方的觀點強加於伊朗身上，雖然他走向自由化的行動在英國已經受到許多歡迎，但是如果監獄囚犯的生活條件能得到改善，司法審判能夠固定對大眾開放，那麼批判的聲音也將減少。我沒有過度冗長地展開這一論點，但是我使他不可能懷疑我是發自強烈的感受。沙阿對此並未做出負面的回應，當時沒有，事後也沒有。

沙阿的垮台多大程度要歸因於他的疾病，多大程度是由他的政策與人格所導致？薩發衛楊從未公開發言，但是他授權我說出他的看法。他認為，在德黑蘭整個期間一直到一九七九年一月，沙阿得到的醫療照顧是非常高品質的，所以他的猶豫不決與決策搖擺不可能是疾病影響的結果。福蘭德林也相信，他的疾病在他統治的最後幾年之間並未顯著地左右了他的決策；他之所以遲遲不能認清國內的動盪正急遽地擴大，疾病並非因素之一。

在根深蒂固的反抗陣營裡，一部分是那些把柯梅尼（當時流亡伊拉克）當作精神象徵的人，另一部分則是團結在舊日國家前線（National Front）的政治人物如夏布爾．巴克奇爾以及梅迪．巴薩爾干身邊的人。市場商人的反抗比較善變，但是當他們開始資助清真寺院時，就完全是來真的。城市居民是反抗者當中佔最多人數的，但也最沒有組織；通貨膨脹愈嚴重，他們就愈浮躁不安。所有這些不同背景的反對者都能感覺到，沙阿所發動的「大文明」計畫正在鬆動垮塌。每天一連串的斷電一再讓他們明白，沒有預留適當備載容量的電力規畫者是何等的差勁。

沙阿從一九七七年起發動的自由化政策是回應當時全球對於人權的關注，時間上差不多跟我擔任外交事務大臣的時期重疊。雖然這個政策非常符合我的期望，對新上任的卡特政府來說也一樣，但是，這並非是在我們的指使下進行的。為沙阿辯護的一方從來沒有停止過對卡特總統的指責，他們認為他要為沙阿的垮台負責。但是公平的說，就像卡特對人權的強調其實是回應當時的世界潮流，沙阿同樣也是在回應這些潮流。是沙阿首度開放了伊朗的監獄，讓國際紅十字會來檢查。

開放國家進行民主政治對任何年輕的國王來說一定都會是項沉重的任務。由沙阿親自來開啟這個轉型的過程，原本會是明智許多的選擇。對我來說十分清楚的是，一九七七年五月十四日中央條約組織在德黑蘭進行會議，當時我擔任英國外相，如果我跟美國國務卿塞魯斯．凡斯ｍ•hｅｔｕｂooｋ.ｃｏm.ｃｏｍ（Cyms Vance）對沙阿的疾病有所知悉的話，那麼那次會面將會是個適當的時機來建議他發動民主改革，以建立君主立憲讓他的兒子來繼承。如果我知道他的病已經相當嚴重，我會跟他談談西班牙的君主統治；他對這個國家並不陌生。同年稍晚的夏天裡，我走訪馬德里，那時候西班牙正和平地從法西斯統治轉型為民主國家。從頭到尾的構想都是，西班牙國王胡安．卡洛斯（Juan Carlos）經由佛朗哥大元帥（Generalissimo Francisco Franco）的任命以憲政君王的身分統治國家。國王接受了，後來在一次政變中，他也對軍方十分清楚地表明他對民主政治的許諾。同樣地，伊朗本來也可以轉型為憲政君主制，但美國與英國必須說服沙阿把民主化的時間表再提前一點，畢竟他的健康狀況不理想。這是一項伊朗本來可以完成的轉型，而伊朗從來未能完成它，實是一個悲劇。不過統治權必須確實地被轉移給首相、國會以及伊朗人民。

在一九七五年的一月與十二月之間，沙阿的脾臟恢復了正常的大小，血液的異常狀況也被排除（意思是說在血清電泳測試裡，單株刺突已經完全消失。）雖然有這樣的改善，療程仍然維持同樣的劑量與頻率，這是類似狀況下的通常作法。到了一九七六年二月，福蘭德林在觸診時很驚訝地發現沙阿的脾臟又腫大了，在血液玻片裡也再度見到異常的細胞。這令他很不愉快，並且使他認為沙阿的病情加劇了，需要採取更侵入性的治療。不過後來證明這是一次錯誤的警報。原因在於，他們一開始就決定不要使用苯丁酸氮芥這個藥名，以免有人看到藥品的標籤之後能夠據以推斷出沙阿患了嚴重的疾病，因而使保密的努力失敗。所以他們把沙阿服用的藥品稱為氯奎寧：這是一種無害的成藥，市面上以白色膠囊的型式販售，外觀上非常類似苯丁酸氮芥。福蘭德林先在巴黎把藥買好，裝進氯奎寧的包裝裡，再帶到德黑蘭來。醫生們也約好，在報告上都使用氯奎寧的名稱來代替苯丁酸氮芥。然而這招障眼法雖然成功，但卻過了頭，因為沙阿的貼身男侍服務周到，他考慮到沙阿哪一天可能會出遠門，就在德黑蘭囤購了相當數量的氯奎寧以預作準備，以至於沙阿兩個多月來服用的都是男侍買的氯奎寧，而沒有人知道那不是苯丁酸氮芥。薩發衛楊看到福蘭德林對沙阿的病提早惡化如此訝異，就進行了仔細的調查；在他與貼身男侍談話之後才了解了錯誤所在。於是真正的治療在一九七六年四月又重新開始。到了九月，沙阿的血液染色檢查完全恢復正常。

十二月十二日，墨西哥拒絕再收留沙阿，白宮幕僚長漢彌爾頓．約爾旦（Hamilton Jordan）到德州，沙哈當時暫居在那裡的美國空軍基地，約爾旦告訴沙阿他可以到巴拿馬去。沙阿於十五日離開美國後，伊朗人開始了釋放人質的程序。在這期間，醫生之間為沙阿的治療而爭論，但他們都不懷疑他的健康已經急轉直下。在巴拿馬的狀況，金恩的描述十分詳實。巴拿馬方面堅決要求沙阿的手術在巴拿馬市中心的派提拉醫院（Paitilla Hospital）進行，而不是在美國的運河區內的高爾吉斯醫院（Gorges Hospital），而且他們還要求必須由巴拿馬籍的外科醫師來開刀。金恩完全反對在派提拉醫院動手術。

十二月三十一日卡特訪問伊朗，在演說中向沙阿表達了溢美的致敬，並對新的一年做了過度樂觀、幾近荒謬的展望。一九七八年一月，一篇文章刊登在日報《訊息報》上，內容對柯梅尼嚴厲抨擊，指控他是投機分子以及不信真主的人。英國政府認為這篇文章的刊登必定經過沙阿的授意，但這是十足十的愚蠢行為。宗教大城庫姆很快就發生數次暴動，部分示威者因此喪生。這或許就是點燃這場革命的火星，而伊斯蘭的基本教義派站上了先鋒部隊。

一位美國外交宮曾於一九七八年得到他蘇維埃窗口的警示——他們兩人固定在德黑蘭一間餐廳吃午飯——說沙阿得了癌症，但是美國大使館回應說：「許多部門都盛傳這個謠言，大概是來自蘇維埃方面的靈感」，看來是駁斥了這項訊息。也許KGB真的知道這回事，但是，雖然許多KGB檔案在葉爾欽時代已被公開，卻還沒有證據證實這一點。當時的蘇聯外長安德烈．葛羅米科（Andrei Gromyko）與我討論過沙阿；不令人意外地，他從未提過任何疾病的事。東德情報單位已公開的檔案裡沒有紀錄顯示他們知情，而如果西德的情報單位知道的話，我相信德國外長漢斯-迪特烈希．甘攝爾（Hans-Dietrich Genscher）應該早就告訴凡斯跟我了；我們進行過那麼多次的四方外長會議。

開始只有五個人知道沙阿的病：兩位法國醫生知道一切；阿亞迪知道整體情況，但他不是血液專家；沙阿本人掌握阿亞迪嚴格過濾後告知他的一些訊息；知道最少的是宮廷大臣阿藍。起初薩發衛楊並不想跟阿亞迪這樣位高權重的人競爭治療沙阿。但是兩位法國醫生對薩發衛楊表明立場，他們治療沙阿的前提就是他願意在過程中繼續參與。後來一九七四年五月，他們對薩發衛楊說明了沙阿疾病的確實狀況。他們避免使用電話，所以是約在巴黎紐利（Neuilly）的美國醫院（American Hospital）見面，做了祕密的會談。知情者因此一共是六個人。

一九七一年的德黑蘭協議（Tehran Agreement）很大程度是由沙阿促成的；此一協議大幅增加了伊朗的石油收入。然而隨著這項成功，沙阿的朝廷開始表現出奢華與揮霍。當年十月，一場鋪張到達荒誕程度的派對在古城遺址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舉行，主題是為了慶祝波斯王朝兩千五百年紀念。沙阿似乎就是在這個時點上失去了現實感以及對人民的掌握。他的狂妄症嚴重了許多，但是他的自信多是表面的姿態，而非源自真實的確信。他用帳篷搭建了一座城市來接待各國皇族與貴賓，招待所需全出自巴黎最昂貴的商號：美心餐廳（Maxim's de Paris）準備飲食，浪凡服飾（Lanvin）提供制服，博豪布藝（Porthault）供應亞麻布。露天聲光秀歌頌著居魯士大帝，而先知穆罕默德與伊斯蘭題材則遭到忽略。

然而這些都沒有發生。沙阿的疾病被完全保密，一九七七年五月當我與沙阿的其餘西方盟友在德黑蘭會面時，也就沒有機會討論到這項事關重大的議題。與此相反，沙阿在我們面前擺出一整套自信君王的鋪張排場，跟六年前在波斯波里斯的無邊奢侈是同一個格調。沙阿在尼亞瓦蘭宮（Niavaran Palace）設午宴招待中央條約組織國的外長們，菜色極其珍奇豪華，即便在艾麗榭宮裡我也從未吃過這樣的一餐。就算再不善觀察的人，也一定感覺的出來這位君王距離他的人民有多麼遙遠。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六日，沙阿離開德黑蘭，搭機飛往埃及去見安沙達特總統，之後又轉往摩洛歌哥，他的病情在那邊惡化了，福蘭德林茌那裡看過他兩次。他離開德黑蘭時，顯然相信他可以從國外控制局勢，但現實是，從這時起他已經再也無法重回王位。在十九世紀以及二十世紀初期，知識分子、市場商人以及穆拉們曾多次聯合起來，迫使前朝卡扎爾王朝的多位沙阿交出權力或者遜位。沙阿沒有從歷史中汲取教訓，他失去了所有這些成員的支持。最重要的是，他低估了穆拉的影響力，如同美國與英國持續地低估了柯梅尼在流亡期間所建立起來的影響力與人脈。沙阿出亡後在病重與臨死前寫下一份回憶錄；他仍然讚美世襲君王的制度。他顯然沒能認識到，到了這個時代，世界上仍具有國家大權的王室非常稀少。大多數國家的王朝之所以能留存下來，都是因為交出了大部分甚至全部的權力，轉而擔任憲政持續與穩定的象徵。

法國航空的飛機是從巴黎奧利機場起飛的；就在登機之前，他們兩人猜測著這次神祕請求的原因會是什麼。福蘭德林對柏納德有點不好意思地說，「萬一是個惡作劇怎麼辦？」柏納德一本正經地回答：「在我的經驗裡，惡作劇不會用到頭等艙的機票！」在德黑蘭的梅赫拉巴德機場，有兩輛裝了警示燈的汽車已經在客梯車的底端等候他們。他們被送到政府的接待廳，薩發衛楊在那裡歡迎他們到來。薩發衛楊是法國大學合聘教授，德黑蘭一所醫學院的院長；後來他也成為該所大學的校長。薩發衛楊與福蘭德林曾經在巴黎硝石庫慈善醫院（Pitie-Salpetriere Hospital）的吉柏特．德萊福斯（Gilbert Dreyfus）教授手下一起工作過。

伊朗各地都組成了革命委員會，任何與沙阿朝廷相關的人都被拖進監獄裡，新任首相梅迪．巴薩爾干（Mehdi Bazargan）對此無力干預。革命者進行了許多集體審判，許多人遭到公開處決。前任王朝宰相霍衛達被送上法庭被判死刑，幾分鐘之內在監獄裡被槍殺。《巴黎競賽》（Paris Match）上刊登了一張照片，上面是他的遺體，旁邊有三名革命人士，其中之一笑容滿面，還扛著一挺機關槍。隔壁另一張照片上，沙阿家族的一名成員正在巴哈馬游泳。沙阿已經搭乘摩洛哥國王哈珊二世私人的波音七四七，從摩洛哥飛往該地。

二〇〇五年我跟法拉．巴勒維做過一次很長的談話。她是一位舉止尊貴且有豐富同情心的人。她認為，她丈夫在知道了這個病注定會惡化之後，就著手準備讓他的兒子接替他領導國家。她寫道：

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七日，沙阿死於開羅。他的墳墓位在阿爾里菲寺（al-Rifai mosque）。出席國葬典禮的有前美國總統尼克森以及美國與法國駐埃及的大使。英國派出的是代辦。威廉．蕭克羅斯如此總結這齣悲劇：

班哲明．金恩這位在墨西哥照料沙阿的美國醫生，不但誤判了沙阿疾病的性質，也沒有正確評估墨西哥醫院處理此一狀況的能力。紐約醫院的醫生或者史洛安與凱特林癌症紀念醫院（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的醫生所做的手術，技術性一點也不比墨西哥醫生的日常工作更高。也許有不錯的理由支持讓沙阿到美國去，但那些都不是非常有說服力的。

當沙阿首度與兩位醫生見面時，口中說的是無懈可擊的法文。站在他身邊的一個穿著軍服的矮小男人是沙阿的家庭醫生阿亞迪（Ayadi）將軍。他們圍著一張桌子坐下來，沙阿對他們解釋他的問題。幾個月之前，一九七三年年尾，當他在基敘（Kish）島上時，他注意到在左側胸闊肌下方有一個弧狀的凸起。他感覺那可能是腫起來的脾臟。做過檢查之後，他們發現沙阿的脾臟是大了些，但此外沒有別的生理症狀。腺體本身並沒有增大。沙阿此時五十五歲。

國務院不願意對沙阿施壓，以逼他有效地貫徹威信；連沙阿越來越失去權力時，國務院也一再推遲提出對策，對此布里辛斯基持高度批判的態度。他甚至描述，到了一九七九年一月，「國務院的伊朗辦公室裡，基層的官員明顯都在為沙阿的反對者加油」。事後看來非常清楚，白宮與國務院之間的疏離與不和，比我當時所感覺到的程度還要嚴重許多。

在這最後的階段裡，沙阿的醫生是否應該建議他，他應該讓伊朗人民知道他生病的事實？法國醫生們是否應該重新評估保密的決定，從而向法國總統季斯卡．德斯坦報告此事？在那個時間點上，一來一回的政治得失其大無比。不過，執業的醫生一般來說不會像政治人物那樣思考，而是會專注在一件事上——病人的利益。如果請他們在這個m•ｈetubｏｏｋ•com.ｃｏm如此多變而複雜的局面裡做政治判斷，算不算是越過了醫學的邊界呢？醫生跟任何其他人一樣也都是公民，他們不能完全自外於他們所生活其中的社會。醫生們必須思考一下，在他們對病人所負的責任之外，他們還對自己的國家負有責任。希波克拉提斯的誓言並非是絕對的。在非常少的情況下，還是必須要有例外。

此外，如果我們還知道他生病的事，那麼西方政府要求他下台的壓力應該會很強大——少了這股力量他永遠不會走。他繼續留在德黑蘭，這給我們帶來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難以建立一個意見統一的西方陣線。甚至遲至十月，美國政府對於非常基本的問題意見也仍然分歧，比如要不要給伊朗政府提供能壓制群眾的武器。沙阿已經向英國政府請求提供催淚瓦斯，而我們同意了，因為我們覺得他們如果有催淚瓦斯可用，動用坦克向示威者開火的可能性就比較低——這些坦克很可能會是英國製的。美國駐德黑蘭大使威廉．蘇利汶（William Sullivan）以及國務院方面都反對，但是卡特的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紐．布里辛斯基（Nbigniew Brzezinski）則支持。

在隔了四十日之後在庫姆，原先是什葉派在進行悼念儀式，後來爆發危示威抗議。二月中在大不里士（Ta b r i z）也發生暴動，政府出動了坦克。五月，德黑蘭繼續動亂。六月，沙阿開除了薩瓦克的頭子納瑪圖拉．納希利將軍（Nematollah Nassiri）。七月下旬，馬什哈德（Mashhad）也有騷動。八月伊斯法罕（Isfahan）發布了軍事戒嚴令，沙阿承諾將繼續推動自由化，宣稱明年（一九七九年）六月的新國會選舉將會是完全自由的選舉，而關於言論與集會自由的法案將會提交到國民大會。不過，很少人相信沙阿的承諾。

每一次都按照相同的程序：搭乘星期五的法國航空，巴黎─馬尼拉經德黑蘭航線，座位在頭等艙的第一排。通常在夜間抵達，全機乘客中他最先走下飛機，客梯底端等待他們的總是同樣那兩部裝配了警示燈的汽車。星期天清晨他們會從招待的別墅出發前往王宮，不久後返回別墅，整天待在裡面閱讀或乾等，以避免在外面被人見到。當天晚上搭乘夜班飛機回到巴黎，次日星期一一早就又到聖路易醫院上班。

到底沙阿認為自己的病有多嚴重？他的夫人敘述了一九七五年冬天時他對季斯卡．德斯坦總統說：

我的問題是，我沒有足夠的時間。我掌握大權的日子不會太久。我打算在七年或八年之後退位。那時我將是六十好幾。原本我希望更早些退位，但我兒予還太年輕。我會等到他準備好，但我希望在他接手之前，關鍵的事情都已就緒。他一開始會遇到很多困難。讓伊朗轉型是我的責任。我已下定決心，一定要做好。

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諮詢了梅迪．巴薩爾干跟他外交部長的意見，但是他們兩人都不樂見沙阿前往美國。不過他們願意強化大使館周邊的警衛。這時在德黑蘭仍然沒有人知道沙阿得癌症的事。十月二十日，國務院向總統舉出應該准許沙阿前來美國的理由，卡特的立場軟化。事後看來，卡特反對接納沙阿的政治直覺比他的顧問們要更準確的多。沙阿於七月二十二口抵達美國，住進紐約醫院康乃爾醫學中心。他移除了膽囊，但是沒有割掉脾臟。福蘭德林一直是希望脾臟被移除的，他與沙阿的家人開始對美國的醫生們很不滿意。沙阿脖子上淋巴腫脹的活體切片檢查顯示，他的淋巴細胞性淋巴組織瘤已經轉變為淋巴肉瘤，這是一種致命程度高出許多的癌症。一九八〇年在《科學》期刊上登出的一篇論文認為：

沙阿流亡以後，在一九七九年三月中，國務卿凡斯向總統建議，不能讓沙阿到美國來。凡斯說：「這是我向總統做過的建議當中最令我厭惡的一個。」我也帶著類似的慚愧之感向首相卡拉漢送出了一份短信：沙阿未曾提出要到英國來的申請；如果他申請的話，建議禮貌地予以拒絕。我們這些決定一點也不光彩，僅僅只是冷酷的國家利益計算而已。想到英國提供政治庇護有長久的歷史，看到下議院議員除極少數以外全都徹底反對沙阿，這些事令我感到沮喪。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日，我在下議院發言時說：「我心中有底，歷史將會證明我們過去對沙阿的支持是正確的。」我的話換來了哄堂大笑，保守黨議員彼得．塔普塞爾爵士（sir Peter Tapsell）用辛辣的嘲笑回答我：「歷史可能有別的事情要忙。」《觀察者》雜誌上一篇由愛德華．默迪梅爾（Edward Mortimer）撰寫的文章，甚至提到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與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以此推崇伊朗革命，並且預期柯梅尼不太可能把宗教的保守主義強加於整個伊朗社會之上。短短幾年以後，那些當年握有權力的英美官員，包括我在內，卻面臨了另外一種批評：不是批評我們捍衛沙阿，而是指責我們因為顧著強調人權，讓他太快倒台了。

美國醫生班哲明．金恩（Benjamin Kean）在很後期才接觸到這個案例。他宣稱，法國醫生們曾於一九七四年懇求沙阿接受徹底檢查以及活體組織切片檢查，但是沙阿不但拒絕，還威脅要開除他們另請新的醫生。法國醫生們則說沒有這回事，首先，在早期的時候腺體並沒有腫大，再來，沙阿跟他們並沒有建立那麼親近的關係。他們之間的關係是正式、禮貌以及充滿尊重的。沙阿永遠不會用那種口氣對他們說話。

沙阿在伊朗境內所建制的軍事力量主要是為了凸顯他在整個中東地區的權力，從來沒有聚焦在內部安全上；內部安全是薩瓦克的工作。美英兩國很高興看到沙阿在區域裡宣示其主宰地位，因為英國皇家海軍撤離波斯灣之後所留下的缺口便能由沙阿填補上來。一九四一年時伊朗的武裝部隊只有九萬人，到了一九七八年時，人數達到了三十五萬。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伊朗部隊在波斯灣南部的阿布穆薩島（Abu Musa）與大小通布島（Tunb Islands）登陸，主張對這些島嶼享有主權。一九七三年時，沙阿用華麗的語言說這是「大文明」的時代，誇稱伊朗已經側身於工業化國家之列。他派遣伊朗部隊去援助阿曼王國，儼然把自己當成波灣地區的霸主與守護者。當時的美國國務卿季辛吉對此不但接受，而且還予以鼓勵。沙阿知道他可以獲得美國先進的戰機與飛彈，唯一的條件是他不能發展核子武器。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當我在阿爾及爾參加胡阿里．布邁丁總統（Houad Boisiense）的葬禮時，外交部的官員用電報給我傳來一份聲明稿，讓我向凡斯表示，我反對對伊朗動亂進行軍事鎮壓；布里辛斯基則是主張要軍事鎮壓的。我無法被說服，因此拒絕寄出這份部裡建議的聲明稿。在這個時候，我已經不再就沙阿的困境提出任何積極的建議了。這場危機如今只能夠從德黑蘭內部來予以解決。要不要鎮壓動亂，只能看沙阿與伊朗軍方自己怎麼決定。沙阿的反應則是閃爍其詞，實際上等於決定不鎮壓。他事後在為自己辯解時寫道：

一九七四年年初時，沙阿是整個中東地區裡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他的利益與西方民主國家的利益大致上重疊，美國、英國、法國與其他國家都鼓勵他把影響力拓展到中東以外的地區去。伊朗是防衛機構「中央條約組織」（CENTO, the Central Treaty of Organization）的成員之一，其他成員包括伊拉克、巴基斯坦、土耳其、英國以及後來加入的美國。沙阿也是波斯灣地區自由貿易的堅定支持者。然而他同樣意識到伊朗與蘇聯之間有很長的邊界，因此總是與莫斯科維持祕密的溝通管道。

在一九七七至七八年裡，英美兩國著意引導沙阿發展一種民主的君主政體，在其中他的兒子可以接替他的王位，但還是屬於憲法意義下的國家元首，其權力由民選的政治人物來制衡。在西方國家的觀察中，他們認為沙阿是一個有決斷力與有決心的君主。但這只是一個幻覺。我們永遠不該忘記的一個關鏈事實是，在一九五三年，那位年輕的沙阿曾經多麼徹底地顯露過他是一個不敢下決心的人。

從我在倫敦的觀點看來，在國際事務上，伊朗似乎已經來到一個關鍵，必須不假他人之手來決定自己的命運了。在一個混亂的局勢裡，我信奉一句古老的航海箴言：「在大霧裡要放慢速度，但是不要改變航道。」但即便如此，在一九七八年年底這個十分接近結局的時刻，如果我知道沙阿的病情的話，我一定會立刻知會凡斯。然後英美政府將會採取果決的行動，要求沙阿公開承認他的疾病，離開德黑蘭，並且指定一個代理政府。

一九七三年時沙阿的病變的非常嚴重；他得到的是一種慢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Lymphocytic Leukemia），但是只有極少數的人知情。他對此疾病採取完全的保密，直到一九七九年十月他發展出更為嚴重的症狀時才為外界所知。這時他的政治生命以及個人的命運已經沒有轉機了。他於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七日在埃及流亡途中因此病而過世。（白血病是一個概括性的名稱，指稱白血球細胞的惡性或癌症性增生所導致的一切疾病。分類的方式是看哪一種白血球細胞出問題，所以有淋巴細胞性、淋巴母細胞性/淋巴性〔lymphoblastic/lymphatic〕、或骨髓細胞性〔myeloid〕等不同的類型的白血病。不正常增生的速度，則決定是急性病還是慢性病。急性淋巴母細胞白血病是一種兒童疾病，現在透過類固醇化療以及對腦脊髓液〔cerebrospinal fluid〕作放射線治療有突破性的良好反應。慢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的成因仍然未知。男性患此病的比例是女性的兩倍，通常在六十歲以上開始。）

今天薩發衛楊在巴黎執業。二〇〇五年時，我與他在兩次很長的對話中談到關於沙阿的疾病。值得注意的是，薩發衛楊、柏納德與福蘭德林從頭到尾都沒有失去沙阿與王后的信任，儘管他們往往必須在一些不尋常的情勢下採取行動。依我的判斷，他們三位處理沙阿的病情時展現了非常高明的醫術。

美國在二〇〇三年入侵伊拉克之後陷入泥沼；在那之後，當世界把注意力聚焦在伊朗身上時，我們再度清楚地了解到，伊朗在區域內是何等的重要。二〇〇七年年末，伊朗看似下了決心要違反聯合國的武器禁令，繼續進行濃縮鈾計畫。自從一九八〇年遭到伊拉克入侵之後——而且伊拉克當時已知正在發展核子武器——德黑蘭的歷任政府都一定會推動核武計畫。海珊於一九九一年被趕出科威特之後，伊朗繼續發展核武的決心則是受到另一位遜尼派的鄰居——巴基斯坦——的鼓舞，因為儘管西方民主國家非常努力地防堵，巴基斯坦還是成功地側身於核武國家之列。伊朗人知道沙烏地阿拉伯給巴基斯坦的核子武器贊助了經費，也因此，他們知道，只要想要的話，他們也能很快地取得這類武器。

對王后而言，更困難的是如何對她的先生說她現在完全知道他的病了。他們決定，唯一的辦法是王后向沙阿請求，准許她與法國醫生們做一次「正式會談」，但是不能揭露她已經祕密地與他們談過話。後來沙阿准許了王后的請求；當醫生們再度來到德黑蘭時，王后便在沙阿知情的狀況下與醫生們會面。就這樣，知情者的圈子又多了一人。薩發衛楊相信從此刻起這個圈子就再沒有擴大。要一直等到很久以後，一九七九年十月沙阿的病情在巴哈馬群島惡化，在墨西哥搭機前往紐約之前消息曝光，這件事才終於為外界知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