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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裝豬灣事件某程度上是一個祝福，或者是在新取得的總統大權侷限之下所受到的教訓。這種態度是荒謬的。向新疆界的第一次探險是一個失敗，而且並非一個普通的失敗，而是一個散發出無能、天真（因此是危險的）、好戰等臭味的失敗；新總統不過在數月之前如此雄辯滔滔地宣稱有能力領導自由世界，此刻卻被這項失敗削弱與戳穿。

高溫按摩與運動開始對總統產生效果。然而一九六一年聖誕節在棕櫚灘，甘迺迪的健康狀況嚴重倒退。特拉威想要重振她逐漸消逝的權威，於是召集了醫療團隊討論要對媒體公布的受邀醫生名單。她把克勞斯略過不提。然而克勞斯實際上在受邀者之列，當時甚至也在場；他認為總統已經違反了他們彼此的協議，不讓他有完全的控制權。所以他就直接找上甘迺迪，也當著特拉威的面前說：「如果她再動你，我就不管你了。」甘迺迪點頭表示同意。日後又有一次，特拉威未經克勞斯授權做了一次普羅卡因注射；克勞斯立刻就搭機南下去見總統，並且表示，如果這種事情繼續下去，他就辭去這份工作。甘迺迪向他保證不會再發生了。

維也納會議後，甘迺迪承受的政治壓力仍然相當大，而且一般來說他也應付的不錯，不過柏林是一個已被關注很久的危機地區，總統有周詳的危機應變計畫可以倚賴。在八月十二到十三日的夜晚，東德的安全部隊拉起了裝有倒刺的鐵絲柵欄，阻擋有人逃往西柏林；同時蘇維埃重新開始核子試驗。甘迺迪的看法是：「一道圍牆比一場戰爭好上十萬八千里。」在堅定的發表聲名後，他召集後備軍人火速增派部隊前往歐洲，明確展現出防衛西柏林的決心，並且派他的副總統詹森到西柏林去。甘迺迪也向國會要求增加三十二點五億美金的國防預算。這次危機在秋天就落幕了，但是在新建的柏林圍牆後方，危險仍然潛伏在東德以及華沙公約國家裡。一直到一九八九年圍牆終於倒榻，而且蘇維埃共產主義本身開始崩潰瓦解時，柏林的局勢才不再是長期令人憂慮的變數。

柏克萊與柯亨醫生（甘迺迪在紐約的內分泌專科顧問）聯手，對特拉威提出了最後通牒，如果她不邀請漢斯．克勞斯醫生（Hans Kraus，一位有口碑的治療背部疼痛專家）來治療總統的話，他們兩人將出面敦請總統裁定這項建議。柯亨曾經請克勞斯為他的愛迪生氏病患者治療肌肉疼痛；也為那些患有甲狀腺機能減退症的病人減輕類似疼痛；他十分信賴克勞斯。柯亨與柏克萊兩人都覺得甘迺迪的身體狀況惡化地很嚴重，他們都擔心他會變成身障者，終身都得仰賴麻|醉|葯生活。

此刻號角再度召喚我們；不是叫我們拿起武器，雖然我們需要武器，也不是叫我們走上戰場，雖然我們不乏準備，而是叫我們扛起重擔，年復一年地長期的在微光中奮鬥……對抗我們共同敵人：暴政、貧窮、疾病以及戰爭。

艾森豪所設想的計畫跟甘迺迪最後所批准的在一些重要的面向上有所不同。中情局最早呈給甘迺迪的計畫是在古巴的濱海城市特里尼達（Trinidad）登陸，並且期望該城的人民會加入那些由美國訓練的古巴游擊隊。不過甘迺迪覺得這樣太過聳動，太像是二次大戰的入侵行動，所以他想把登陸地點改到別處，並且製造出一種表象，彷彿是游擊隊在進行滲透並且支持內部革命。然而他否決人口眾多的特里尼達後，選擇的是地處偏僻的豬灣，這使得大規模暴動的可能性大幅降低。參謀長聯席會議的觀點是，如果沒有引起古巴暴動，入侵計畫極可能不會成功。這一點，日後甘迺迪覺得當初應該對他表示的更明白一些。他可能也排除了讓游擊隊在山裡作戰，因為山區距離豬灣有八十英哩之遙，中間全是沼澤與熱帶雨林。

一九五五年，一份外科期刊登出了一篇題為〈外科手術中對腎上腺皮質醇機能減退的管理〉的文章。我們現在知道報告裡第三個案例就是甘迺迪。（報告中甘迺迪匿名為某個三十七歲的病人，要求為背部傷勢進行一個非急迫手術，其平日所接受的藥物是每三個月輸入醋酸脫氧皮質酮〔Desoxycorticosterone Acetate〕一百五十毫克，以及每日口服二十五毫克可體松。在了解到一九五四年甘迺迪已經服用這樣大劑量的類固醇後，那麼一九六〇年他的醫生們在大選前夕宣稱他一九五八年所做的腎上皮質素檢查結果屬於正常，就是一件很有問題的事。這種檢查如果要有意義，他的醫生們在檢查前必須停止讓他服用類固醇一段時間，而既然他服用的劑量不低，又已經服用超過二十年，那麼如此停藥需要不小的膽量，而檢查結果能回報的貢獻卻不大。甘迺迪死後解剖時，從腎周圍脂肪墊〔Perirenal fat Pads〕的連續切片檢查中沒有任何腎上腺皮質或腎上腺髓質的大體證據，只有個別的腎上腺皮質細胞顯示出嚴重的愛迪生氏病，可能是原生疾病，而且確定不是源自於肺結核。在那次解剖檢查，應該也要做內分泌學的檢查才是。）這篇文章在當時，確實引發了一些人調查是不是他，而且也真有一篇媒體報導如此宣稱。期刊方面發出了嚴正的否認，指出這篇文章裡的病歷並非甘迺迪參議員，但當時要證明文中提到的確實就是他並不會很困難。某種角度而言，既然甘迺迪擔心大眾知道他有愛迪生氏病，為何還會同意這篇文章的刊登？毫無疑問期刊方面必定曾對他保證不可能被追溯到是他，但這篇文章裡明白地說「這位病人有顯著的促腎上腺皮質素不足」。這證明了他在一九六〇年競選期間說他的病情屬於「輕微」是多麼不準確。雖然在一九五四年甘迺迪家族又為他舉行一次告別式，但這主要是由於手術後感染的問題。在這兩次手術過程中，技術高超的醫療團隊確保了他的愛迪生氏病不會爆發出來。

一九六一年五月裡，總統在這個治療之後開始能夠四處走動，而雅可布森稱總統告訴他自己好了很多，並且問他下星期能不能跟他一起去歐洲。甘迺迪還說，他的祕書沒收到先前九月裡在紐約去他診所看病的帳單。這一點表示，雅可布森上一次治療甘迺迪是在一九六〇年的九月；不過這不排除之後甘迺迪沒有使用雅可布森前次提供的小藥瓶自己施打藥品。持平而論，我認為最好的推定是，在豬灣事件期間雅可布森並沒有用安非他命治療甘迺迪，也沒有提供可自行施打的小藥瓶給他。但是在與赫魯雪夫會議之前的準備階段以及會議期間，雅可布森是持續地照料著甘迺迪，也頻繁地給他進行注射。

十月十八日，甘迺迪已經做出結論：要玩弄赫魯雪夫唯一的辦法就是把他拉到世界舞台上。對美國來說這樣做有風險，但是他們會謹慎進行而且對赫魯雪夫來說，選擇在古巴這個如此接近美國的地方來挑戰甘迺迪，從頭到尾都是在嚴重挑釁美國。我在一九七二年出版《國防政治學》（The Politics of Defence）討論國家決策，我認為為甘迺迪採用公然的最後通牒來進行協商是不智的行為。不過現在我自己也明白過來了，我想他做出了正確的選擇。甘迺迪也把策略方向從空中攻擊轉為海上封鎖，這是一個彈性要大上許多的選項。

但是關於總統健康的問題，被蒙在鼓裡的不僅僅是美國人民。甘迺迪的健康狀況被包圍在滴水不漏的保密機制裡，甚至連那些最靠近他的助手當中，也沒有人知道他的病有多嚴重以及他服用藥物的程度與種類。如果知道的話，在他早期的任期裡，他們很可能會對他的判斷抱持更多的質疑。極少數人——他的妻子、弟弟羅伯特以及他的父親——才有特權知道的跟他的醫生一樣多。特拉威在勝選之後追隨甘迺迪進入白宮成為他第一任的白宮私人醫生，她在回憶錄裡說，總統有一次對她說，若找不到他討論健康問題，「泰德．索倫森（Ted Sorensen，甘迺迪的貼身幕僚與文膽）是這裡唯一一個完全知道我健康狀況的人。除他以外，不要跟任何人討論這件事」。特拉威證實，在總統死後，這種把一切訊息都限制在少數人之間的作法並未停止。（在甘迺迪紀念圖書館裡，有一個日期為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六日的檔案，紀錄了司法部長羅伯特．甘遊迪〔他在詹森總統上任後仍然擔任此職〕所立的規定，是要求所有關涉到個人醫療事務的通信都應該被視為「特許通訊」，並且不能進入聯邦檔案館的中央檔案。）

在危機一開始頭幾天，他們考慮過私下派出外交代表去見赫魯雪夫。索倫森為甘迺迪起草一封他稱之為無懈可擊的信件，派遣特使帶去給赫魯雪夫。信上說，只有赫魯雪夫同意下令撤除飛彈，美國的軍事行動才會中止，而同時美國的軍機將會監看這些飛彈的撤除。但是不論索倫森如何在信裡添糖加蜜，讀起來仍然像是在為美國的主動攻擊做辯解，也像一封最後通牒，不可能為赫魯雪夫所接受。

雅可布森記載，他的櫃台人員告訴他，華盛頓一位「杜恩女士」於五月二十三日來過電話。雅可布森稱「杜恩」（Dune）是他們使用的代碼，並表示這電話是來自總統辦公室。這顯然指出，他的辦公室已經與白宮的祕書建立起密切的連絡管道。雅可布森跟攝影家馬克．夏奧（Mark Shaw）起飛往華盛頓；夏奧擁有一架雙引擎的塞斯納（Cessna ）飛機。喜來登大飯店的房間已經為他訂好，次日早晨有一輛白宮的轎車前來把他接走。雅可布森寫道，他治療了賈姬後就去見總統。總統仰躺在他的床上，在加拿大種樹造成的問題還沒過去。

懷特：你本人跟他談過這個病嗎？

在雅可布森未出版的回憶錄裡，有他提供的治療與索費狀況可供分析。當中有個章節談到甘迺迪的狀況，揭露了很多訊息。雅可布森的專長之一是幫助病人面對壓力。回憶錄上描述：在一九六〇年九月第一次看診之後，甘迺迪告訴雅可布森，他肌肉無力的問題完全消失了，他覺得很冷靜而且非常清醒。雅可布森沒有敘述他給了什麼樣的治療，但很可能就是他最常幫病人打的X A M肌肉注射，這是他自己調配的配方，成分是安非他命跟類固醇。雅可布森並沒有說到給甘迺迪任何可以自己施打的小藥瓶的事，雖然這在他這裡是很普通的作法。

一九五四年與一九五五年這兩次背部手術是對甘迺迪的勇氣與耐心相當大的考驗。他利用這次經驗寫了一本書，是關於曾經展現了過人勇氣的歷史人物。我們越了解甘迺迪的健康狀況，對他的堅忍與勇敢就越感敬佩。

賴瑞．紐曼（Larry Newman）在一九六一年秋天加入了情報局派出的總統特勤隊，根據他的說法，有一位資深情報局幹員「知道那傢伙（指雅可布森）在做什麼，並且試著讓他離總統與第一夫人遠一點」。「我們沒看到他打那些東西（指注射藥瓶），也不知道甘迺迪自己做其他注射的時間表」，該名幹員說：「但是我知道，在清醒時間裡……是每六小時來一次。」雖然安非他命的使用在一九六〇年代初期並沒有像今天那樣嚴格的控制，但是沒有一位認真負責的醫生會把這種程度的劑量給予一個有類似甘迺迪病史的病人。

從這次飛彈危機一開始，甘迺迪總統就知道參謀長們想要進行立即與大規模的空中攻擊，接著入侵古巴。然而甘迺迪決定慢慢來，不讓參謀長們成為主要的諮詢來源。這時候作為三軍統帥的總統已經非常不一樣了。想當初，一九六一年四月豬灣事件失敗之後他方寸大亂，該年六月從維也納飛回來時情緒也被壓垮。甘迺迪現在不但能控制他自己，也能掌握他的內閣與參謀長聯席會議。

特拉威：參議員先生，我想，醫學期刊跟通俗雜誌裡應該馬上要有一長串的評論了。人們不知道愛迪生氏病患者看起來有什麼改變。

在四月十七到十八日正式入侵豬灣的行動期間，甘迺迪總統的表現的如何呢？答案是，他有持續與劇烈的腹瀉，而且尿道感染復發。這無疑解釋了為什麼他那時顯得完全失去了士氣，像吃了敗仗一樣。在四月十七日上，豬灣入侵當天，為了尿道感染，甘迺迪接受了六十萬單位普羅卡因盤尼西林（Procaine Penicillin）的肌肉注射。三星期之前他的慢性尿道炎也有過一次類似的劇烈爆發，當時也得到治療。對任何健康的人來說，這樣的感染以及治療一定會讓他感覺狀況比平時差，但是對患有愛迪生氏病的甘迺迪來說，影響很可能要大的多。

前美國駐莫斯科大使列維林．湯普森在執行委員會上推論：「如果讓赫魯雪夫有機會宣稱『我救了古巴，我阻止了一場入侵』，那他就會撤除古巴的飛彈。」這個論點說服了甘迺迪，麥可納瑪拉相信，在整個危機當中，這可能是美國方面做出的最重要決定。藉由撤除土耳其飛彈給赫魯雪夫提供政治生命。這是無比危險的時刻，多少人的安危懸於此，這也是整個冷戰時代最重要的決定之一。二〇〇八年麥可．德布斯（Michael Dobbs）出版了《午夜將至：核戰邊緣的甘迺赫魯雪夫與卡斯楚》。這本好書敘述許多古巴危機的細節。比方說，出於他的政治天分，赫魯雪夫也知道在古巴議題上他威脅美國太過頭了。十月二十六曰晚間，古巴的蘇聯軍隊將三枚EKR洲際飛彈移到美國海軍基地關達那摩灣（Guantanamo Bay）十五哩的範圍內，而它們上面搭載一萬四千噸威力的核彈頭。

甘迺迪對顧問的詢問與挑戰是時斷時續的；他親自更改了中情局的行動計畫卻未經過與軍方諮商；他似乎沒有意識到當他取消第二次的空中攻擊時，他正嚴重地縮限了美國對行動的支援，所有這些累積起來導致了豬灣的大慘敗。甘迺迪的古巴決策在他上任總統的頭三個月裡充滿瑕疵，這是無法迴避的結論。

甘迺迪最初認識雅可布森是在一九六〇年與尼克森的電視轉播選舉辯論會之前不久，是一位一九四〇年代結識的老友查爾斯．斯柏丁（Charles Spalding）居中介紹的。在一次訪談裡，斯柏丁講述了他去看雅可布森的經過：「我猜他拿給我們的是『快速』還是什麼別的。」斯伯丁說，在打了一針之後，他就去甘迺迪家。「我簡直是跳來跳去，他們就問：『天啊，你哪裡來的這種好精神？』去找馬克思吧，見過他後，你能從圍牆上跳過去。」斯柏丁的前妻貝蒂說斯柏丁「打一針後，滿臉會變得血紅。他的眼睛會發呆，眼白看上去充滿黏液，眼球則像釘死了一樣，他的嘴巴會變乾。」

羅梅奇與坎佩柏爾這兩件緋聞拋出的問題不是甘迺迪的性好漁色，而是他在總統任內會不顧國家安全而冒險玩樂。胡佛向羅伯特．甘迺迪透露了他哥哥跟羅梅奇來往的事，於是羅伯特就安排讓人把她遣送到西德去，日期是在八月二十一日。胡佛對資深參議員們作證說，根據中情局的調查，沒有證據指稱羅梅奇是間諜或者她曾經到過白宮——這是明目張膽的扯謊，也是胡佛行事的一個例證：他把自己跟甘迺迪總統綁在一起，以便能夠留在中情局局長的位子上。後來詹森總統時代他也是這麼做。

想都別想！海軍陸戰隊登岸的那一分鐘起，這件事情就會淹到我們的脖子上。我不能讓美國涉入一場戰爭然後輸掉，不管代價是什麼。我不會冒險製造一個美國版的匈牙利革命。而且一旦這麼做，事情就可能變成那樣，一場他媽的大屠殺。了解了嗎，各位先生？

在一九六一年十月時，甘迺迪接受的醫療亟需變得更理性、更有紀律。最重要的是必須修正與控制他從多重來源用藥的作法；首先要控制的就是特拉威的普羅卡因注射，因為施打次數越來越頻繁。（特拉威六月二十五日、二十九日與三十日繪製的背部圖上註記指出，她給總統注射了十五西西、千分之五濃度的普羅卡因，注射的肌肉部位——特別因為總統抱怨不舒服——是在甘迺迪的左臀上，而非在他的背部區域。）總統仍將需要數月的時間來重建信心與力量，才能夠面對這即將襲來的「風暴」。但是至少在一九六一年十月裡，他的背痛就開始得到一個稱的上專業的醫療照顧，正好在古巴飛彈危機的一年之前。但這新的醫療照顧只取得部分的成功，因為甘迺迪耗費了較長的時間才能正視他的另一個重大的健康問題：雅可布森施打的安非他命與類固醇。

麥克米蘭描述甘迺迪面對赫魯雪夫時的反應是「目瞪口呆——或說困惑會比較公平一點」以及「受到衝擊與驚嚇」。他覺得甘迺迪把赫魯雪夫看成「一個野蠻人」。甘迺迪繼續抱怨媒體在維也納對待他與賈姬的方式，並對麥克米蘭說：「如果有人說『桃樂西女士是個酒鬼』您會如何反應？」（編按：桃樂西是麥克米蘭的夫人）麥克米蘭脫口而出「我會回答：『那您真該見見她的母親！』」讓甘迺迪笑了出來。甘迺迪很喜歡他與麥克米蘭的關係，麥克米蘭也是。雖然他們的年紀以及對許多事情的看法都不同，特別是對女人的態度。在另外一次對話裡，麥克米蘭就沒能這麼快找到話來回嘴了：在討論過核子武器的議題之後，甘迺迪不經意地說：「哈洛德，不知道你的情況是怎樣？如果我三天沒女人，就會犯可怕的頭痛。」

懷特：他怎麼說？他說了之後你又對他說什麼？

一九六一年十月十七日到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四日的十四星期裡，克勞斯一共來看過甘迺迪三十二次。克勞斯處理肌肉痙攣問題主要的辦法是按摩，而不是特拉威所選擇的注射。克勞斯確實也使用注射，但他治療疼痛觸發點的方式跟特拉威大異其趣，因為他是在整塊肌肉上注射食鹽水溶液，當疼痛無法用其他方式排除他才注射普羅卡因或利多卡因加以緩和。他們也同意，未來特拉威的普羅卡因注射只有在克勞斯的指導下才可以進行。此外，克勞斯如果使用了任何涵蓋廣泛部位的注射法，隨之而來的就是一套為期三天的運動治療。

到了二月，甘迺迪的顧問們意見分成兩派。中情局以及李查．畢塞爾（Richard Bissell）——中情局的古巴計畫主持人，影響力非常大——的構想是，美國入侵可引發一場內戰，使美國得以公開支援反卡斯楚勢力。但是國務院方面預計，入侵會在拉丁美洲以及聯合國造成非常嚴重的後果。畢塞爾跟甘迺迪總統一樣都喜歡伊楊．弗萊明（Ian Fleming）的詹姆斯．龐德小說。他身材高大而英俊，形容自己是一頭「吃人的鯊魚」。他畢業自常春藤名校，是那種總統與他的弟弟直覺上會想聽從的類型。廣受敬重的歷史家亞瑟．史列辛格（甘迺迪曾經想請他進白宮服務）是反對入侵的。他給甘迺迪寫了一紙便箋說：「不論這行動被偽裝的如何完美，都會被算在美國的帳上。結果一定是接連不斷的重大抗議。」他也警告總統，此一行動可能會引起叛亂與暴動。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一日，甘迺迪在白宮舉行一場關於蘇維埃的研討會，參加人有阿維瑞爾．哈利曼（Averell Hardman）、喬治．肯南（George Kennan）、查爾斯．波倫（Charles Bohlen）以及美國駐莫斯科大使列維林．湯普森（Llewellyn Tommy Tompson），他是特地為這次會議趕回來的。會議的結論是不應該跟赫魯雪夫有任何接觸或進行高峰會談，但是甘迺迪迫不及待想要與他會面；在二月二十二日時他寫道，他希望不久之後可以與赫魯雪夫做一次非正式的意見交換。

特拉威嘗試阻止此事；她知道甘迺迪害怕其他醫生進入白宮，因而將他真實的健康狀況洩漏給媒體，所以她利用這一點表達反對克勞斯進入白宮。然而更重要的是，特拉威害怕萬一克勞斯進來了，自己會被淘汰出局，因為他是同領域的真正專家。不過，她的努力失敗了。克勞斯於十月十七日進入白宮，而從那時候起，特拉威的地位就一直被降低。柏克萊在一九六一年的秋天實際上取代她，成為甘迺迪的私人醫生，雖然正式的公告在一年以後才發布。他後來昇到海軍上將，並且繼續擔任詹森總統的私人醫生。特拉威仍然擔任白宮裡的醫生之一，一直到一九六五年。

豬灣事件最嚴重的後果之一，就是讓赫魯雪夫瞧不起甘迺迪；他對幕僚說，這位年輕的總統缺少一根強硬的脊椎，不論是在加勒比海地區還是別處都挺不住一次嚴重的挑戰。但是當十八個月後，那個嚴重的挑戰來到時，甘迺迪已經不是原來那個樣子了。他已經採納了各方對他工作方式的批評，也確保了再來會很不一樣。他建立了執行委員會來幫助他決策，這個委員會的特性「正好是團體迷思症狀最遙遠的對立面」。

甘迺迪很熱切地想知道更多關於赫魯雪夫的事情。在抵達維也納之前，中情局給他提供了一份報告，是赫魯雪夫的「人格速寫」。報告上描述了赫魯雪夫的思考框架，和_圖_書素材是取自他在接見外交官員時、或者在其他場合上與西方外交官員公開談話時，說過的故事或談話。其中一個故事是來自烏克蘭作家沃洛迪米．維涅顯科（Voodymyr Vinnichenko ），赫魯雪夫年輕的時候讀過他的作品《護身符》（Talisman）。故事裡有一位沒受過完整教育的猶太人，而赫魯雪夫把自己投射到他身上：「那個小賓亞就是我。」中情局認為這個故事指出赫魯雪夫「意識到自己出身卑微」，不過他滿意自己的成就，對他的活力、主動性以及能力深具信心，認為能夠勝任他的位子。但是赫魯雪夫的傳記作者威廉．陶柏曼（WilliamTaubman）對中情局的詮釋提出敏銳的質疑：「如果赫魯雪夫真的把自己看成賓亞——一個不折不扣的貧困的小猶太人，住在一個仇猶思想根深蒂固的地方——那麼他對自己應該是非常懷疑的，遠比他承認過的還要深刻。」

在倫敦被診斷出愛迪生氏病之後，醫生估計甘迺迪壽命剩下不到一年。他在一九四七年十月從家裡踏上渡海旅程前往英國前，因為他病情嚴重，家人甚至為他舉辦告別儀式。他的頭痛、胸腔感染、胃痛、尿道感染接連不斷；一九五一年當他訪問日本時，又遭遇另一次愛迪生氏病的劇烈發作。不過雖然有這樣冗長的病史，甘迺迪還是在一九五二年在麻薩諸塞州成功地擊敗共和黨參議員亨利．卡柏特．羅哲（Henry Cabot Lodge Jr）。一九五三年七月，他的背痛嚴重到讓他住進了喬治．華盛頓大學醫院。

當然，這些都是歷史的假想情境。如果他做出了這些決定，約翰．甘迺迪應該會是一個偉大的總統。

有幾位醫生在一九六一年的下半年裡採取某些步驟來控制甘迺迪的用藥，並且在他與柏林危機搏鬥時改善治療他背部的方式。追查這整個過程是一件令人著迷的事。十月十七日，漢斯．克勞斯——一位矮小、運動家身材、率直的人，曾任奧地利的奧林匹克滑雪隊教練，也是傳奇的攀岩家——開始為甘迺迪總統做檢查。他發現甘迺迪的肌肉是如此的虛弱，他連一下仰臥起坐都做不動，但同時又如此的緊繃，他的大腿肌肉摸起來感覺就像「鋼琴的琴弦」。

懷特：了解。

然而當甘迺迪在六月六日抵返華盛頓時，在精神與身體狀況上當然還沒有準備好在當年（一九六一年）的夏天裡面對任何這類風暴。他已經開始依賴雅可布森的安非他命注射，也不同意雅可布森請求離開。雅可布森之所以有這樣的請求，據他說是因為他感覺到特拉威對於他治療甘迺迪的事表現出敵意。六月八日，白宮方面向媒體承認了總統背痛的問題十分嚴重，會議期間總統需要拐杖才能行走。白宮也告知總統即將出發前往棕櫚灘休養。這一天，甘迺迪就肌肉痙攣的問題第一次接受了超音波治療，但是特拉威沒提到任何普羅卡因肌肉注射，而且她在隨總統前往巴黎、維也納與倫敦期間的那些天裡也沒有留下任何紀錄。接下來三天，甘迺迪沒有任何活動，但是在六月十二日上，他在床上撐起上半身，抽著雪茄，主持了一場討論貨幣政策的會議。在這期間，赫魯雪夫在六月十日公布了他交給甘迺迪的備忘錄內容；六月十二日，在曰內瓦舉行的禁止核子試爆會談實質上等於讓蘇維埃的代表團主導一切。六月十六日在華盛頓，總統因為無法走上登機塔的樓梯，所以由一座活動升降台送上空軍一號；一般情況下只有修理飛機引擎時才會動用這種器材。

在六月五日的第一個工作階段裡，麥克米蘭明顯地感覺到甘迺迪背部疼的厲害，看上去緊繃而疲倦。於是他們沒有按照預定程序開正式會議，而是麥克米蘭把甘迺迪請進自己的房間做了非正式的閒談，只有他們兩人，從上午十一點半到下午三點，享用著三明治與威士忌。甘迺迪告訴麥克米蘭，蘇維埃領導人有話直說的殘酷程度，多麼出乎他的意料。

歷史家提奧多．德拉培（Theodore Draper）說，豬灣事件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失敗——歷史上失敗到這樣徹底的例子還並不多見」。豬灣事件之後不久與赫魯雪夫進行的維也納高峰會議甚至可以說是更為嚴重的慘敗，而需要負全部的責任的是甘迺迪一人。簡單而且最明顯的解釋，是甘迺迪與他的團隊缺乏經驗。但是我相信，這種說法並沒有充分地解釋一切。雖然判斷力與智慧是需要後天學習的，但是甘迺迪在他就職第一年裡犯下的判斷錯誤，並不單純是那種缺乏經驗的類型。我相信那些錯誤是根源自他整體的健康狀況。儘管先前對甘迺迪疾病的調查報告以及醫生對此所做的陳述，都遭到在他手底下工作的人的抗拒與鄙視，但是我們現在知道，特別是透過傳記作家李查．李維斯（Richard Reeves）的作品，這些揭露大部分都屬於事實。約翰．布姆迦納醫生〔John R. Bumgarner〕寫過一本書《總統的健康》。書中談甘迺迪的一章，開頭兩句是這樣：「我寫到這一章時，心裡有極大的恐懼與抗拒。許多才華洋溢與富有調查精神的作者，都因為那圍繞在甘迺迪身邊的迷霧遮罩而打退堂鼓，因為任何對甘迺迪真正模樣的探究，都被隔擋在外。」在羅伯特．達列克關於甘迺迪健康經過授權認可的書出版之前，有四本傑出的著作對於揭開甘迺迪疾病的真相有很大的幫助。

四月十五日星期六的早晨，八架B26轟炸機從尼加拉瓜起飛，對三座古巴軍用機場進行了轟炸，但是只摧毀了古巴三十六架戰鬥機裡的五架。一架塗裝了古巴號誌的飛機也從尼加拉瓜飛往邁阿密，製造古巴有人判逃的假象。飛機抵達邁阿密時，機身上有許多彈孔，軍方宣稱飛機是從古巴飛來的。同一天在聯合國，有人指控美國有涉入此案，阿德萊．史帝文森則嘲笑這種指涉是「毫無基礎的」，還說轟炸了古巴軍用機場的飛機是卡斯楚自己的。在中情局裡負責這次祕密轟炸任務的人日後寫道，當他看到史帝文森在為這個充滿欺騙的計畫努力辯護時，感覺背脊上一陣涼意，他的疑問是，怎麼會沒有人在乎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知不知道這次空中攻擊是美國的障眼法？史帝文森應該要得到充分的簡報，而不應該被告知美國在其中沒有任何參與。等到史帝文森發現是有關方面故意不知會他這次行動真正的情況，理所當然地非常惱火。如果他知道真相，他會使用更謹慎的語言來辯護。在史帝文森遭受如此輕蔑的對待後，甘迺迪必須親自安撫他，以阻止他提出辭呈。

撒林格：我沒辦法告訴你對話的每一個細節，不過我記得我告訴他，有人指控他患了愛迪生氏病，而他說：「我沒有愛迪生氏病。」我說：「別人指控你服用可體松。」然後他說：「這個嘛，我沒有服用可體松。我從前是服用過，但是我已經不再服用了。」

我國同意移除設置在古巴的飛彈，因為貴國認為它們具有威脅性。我國也將在聯合國公開做出此一保證。此外，既然貴國始終擔心蘇維埃聯邦的一舉一動，那麼貴國的代表也應該在聯合國保證撤出在土耳其的飛彈。

但是有些人並不覺得甘迺迪有魅力，也不是每個人從一開始就為他著迷。記者桃樂西．湯普森（Dorothy Thompson）看了甘迺迪的就職演說；她對朋友說：「這個年輕人有某種虛弱跟神經質的地方。」這個敏銳的觀察並不符合當時的流行觀點，但卻不時浮現在今天對甘迺迪總統表現的評估裡。

在當選之前，甘迺迪對古巴與卡斯楚的立場有過許多轉換。一九五九年十月時他說：如果艾森豪政府當時，在那位年輕而激昂的反叛者勝利的時刻裡，能向他表示更溫暖一些的歡迎，特別是在他前來美國的旅程上，那麼，他有可能就不會投向共產主義者那邊——這個說法令人不可置信。但是到了一九六〇年十月，當選戰進入白熱時期，甘迺迪為了蓋過尼克森的聲勢，就表示反卡斯楚的勢力不論在古巴內部以及之外，都值得美國向他們提供援助；這使得黨內外交政策的大老狄恩．阿契森跳出來警告甘迺迪，他的選戰語言將把他鎖死在一個容易被攻擊的立場。

絕大多數美國人投票給甘迺迪時，一點也沒想到這個看起來年輕、健康的總統候選人表面上跟實際上非常不一樣。在電視上他與尼克森會面時，甘迺迪看上去狀況極好，精神放鬆，皮膚曬成健康的棕色，充滿精力，而尼克森相較之下顯得憔悴，蒼白，多汗，鬍子還刮不乾淨。

三月十九日，特拉威提到開立德美羅（Demerol）衍生品的處方，看來似乎是為了易發炎的結腸，但應該是很小的劑量。

在本章裡，我期望能夠提供一個嶄新的觀點，來探討為什麼甘迺迪的決策能力在豬灣事件與古巴飛彈危機之間會有這樣大的落差。我相信解決這個謎團的——迄今一直被忽略——關鍵因素，就是甘迺迪用藥的情況以及他整體的醫療狀況：一九六一年中大部分的時間裡，甘迺迪的健康狀況很差，而一九六二年春天時，他的健康得到大幅的改善；這兩者間有顯著的差異。

第二天赫魯雪夫就朱比特飛彈問題給甘迺迪寫了一封極其私人的信，信中提到，在上一封準備公開的信中，他謹慎地沒提及到朱比特飛彈問題。他再次強調撤除土耳其飛彈的重要性。這個「暗道」祕密外交運作的相當好。我們也知道羅伯特已經與一位蘇維埃祕密情報員定期連繫了相當時間，所似在此之前，美蘇兩位領導人之間也已經有過成功的祕密外交。

美國總統大選之後直到就職典禮之前，卸任者要對將上任者進行為期兩個月的簡報。這是一個有意義的制度，讓總統當選人有時間轉換成領導國家的政治家，而默默地把他們選戰期間的政治語言丟到一邊。甘迺迪就任總統時也沒有例外。在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八日，甘迺迪聽取中情局局長亞蘭．杜勒斯（Allen Dulles）的重要簡報。當主題來到可能入侵古巴時（卡斯楚已於前一年在古巴掌握權力），甘迺迪說他需要好好考慮這件事，但是杜勒斯警告說時間非常緊迫。在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就在他的就職典禮之前，甘迺迪與將卸任的總統艾森豪進行二度會面，艾森豪提到，卡斯楚計劃在拉丁美洲推行共產主義，所以美國正在援助古巴的反卡斯楚游擊隊勢力，也在瓜地馬拉訓練一組人馬。

但是這改變並不只限於行政上，也不純然是總統在豬灣事件的創傷後得到教訓。更深的改變是在於他的病情以及他所接受的治療。甘迺迪處理豬灣事件的無能以及他面對古巴飛彈危機時所採取的高超手法，這兩者之間強烈的差距只有將他在這兩個關鍵時期的健康狀況納入考量，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

很少人能夠達到最高權位，而同時不把一些祕密遮掩起來的。當甘迺迪宣誓就職時，他藏著一個天大的祕密：他在自己的健康問題上故意誤導美國人民，他的健康其實比大眾猜測的都要糟糕的多。他有愛迪生氏病，必須依賴荷爾蒙替代療法才能活命；他認為必須保密才能贏得選舉並且保有總統的位子。在他的選戰過程中，一個裝著他醫療祕密的袋子不見了，而甘迺迪知道，如果這訊息在這個關鍵的階段中走漏出去，那麼選民對他掩蓋行為的震驚，以及對他健康真實狀況的知悉，很可能就會使他輸給共和黨的競爭對手副總統尼克森。（愛迪生氏病也稱為慢性腎上腺素功能低下症以及腎上腺素皮質機能減退症〔Hypocortisonism〕。這是指腎上腺體的功能缺損；首度由托馬斯．愛迪生醫生〔Thomas Addison〕於一八八五年做病理描述。今天絕大多數的醫生認為愛迪生氏病代表的是腎上腺皮層自體免疫功能缺損。身體病弱的症狀在童年時期可能發展地十分緩慢，在青春期裡逐漸顯著，甚至持續到青春期以後，如甘迺迪的例子；或者，這種疾病可能呈現為劇烈的急症，大多數如此發病者，其正常功能會完全崩潰。患者的腎上皮質素分泌不足，也就是皮質醇、醛固酮以及雄性激素。病的盛行率是人口的兩萬五千分之一。從前被緊密地跟肺結核關聯在一起，不過今天只有不到百分之二十的病人是由於肺結核而得病，而有百分之七十的病人是由於自體免疫的損害。這種病偶爾可以被腫瘤的二度增生或轉移而引起，比如支氣管腫瘤，或者由於腦部基底的腦下垂體被移除或損害。治療方式是使用氫化可體松來替代所缺乏的荷爾蒙。）

這些證據都顯示雅可布森在古巴飛彈危機期間仍然跟甘迺迪見面，但是沒有如他所稱的那麼頻繁。尚未解決的問題是，雅可布森還給甘迺迪打了多少次安非他命加類固醇。我猜測起甘迺迪背部真的十分疼痛的期間（比如跟在維也納與赫魯雪夫會談的期間），次數一定顯著地少許多。克勞斯精明強悍的人格以及甘迺迪總統所建立的關係或許代表了總統會考慮他的警告。有一次他在白宮游泳池邊的一道牆上向甘迺迪展示了攀岩技巧；他把手指塞入細縫中，身體就靠這僅有的支撐懸吊在牆上，他還會足蹬上牆的功夫。他正是會令甘迺迪讚賞的類型。

有些人仍然四處探嗅甘迺迪總統的醫療資訊。當克勞斯開始看甘迺迪的病不久，他的診所辦公室就遭人闖入。辦公室裡的文件上訊息非常有限，而跟白宮相關的部分放在一個沒有標記的檔案夾裡，並未被闖入者發現。當白宮方面被告知這件事之後就採取了預防措施，其中之一是中止與克勞斯辦公室的電話來往，因為要竊聽這條線十分容易。有趣的是，白宮方面認為嫌疑最大的並是非共和黨，而是由胡佛（J. Edgar Hoover）所掌握的中情局。先前在一九六〇年的選戰期間，特拉威與尤金，柯亨的顧問辦公室也都曾遭人祕密闖入。

在一九六一年秋天，甘迺迪背痛狀況如此的糟，以至於他的白宮海軍軍醫喬治．柏克萊（George Burkley）感覺總統可能很快就無法走路，最後可能終身要坐輪椅。在媒體禁止在場的狀況下，總統從直昇機的梯階走下來時一次只能走一步。對一個喜歡把力量與陽剛形象投射出去的人來說，這真是一個教他十分屈辱的場景。但是柏克萊值得讚賞的是，他跟威爾遜總統以及羅斯福總統的醫療顧問不一樣；雖然只是一個海軍上尉，但是他在醫療意見以外也採取了嚴格與強硬的態度。

到了四月十八日星期二，古巴內部沒有發生暴動的跡象，而且古巴政府的空中武力已經擊沉了流亡者的主要補給船隻。白宮束手無策。用海軍作戰部長阿爾萊．布爾克（Arleigh Burke）上將的話來說，「他們掉在一個真正糟糕的困境裡，這完全是他們自己捅出來的簍子。」甘迺迪不確定再來該怎麼辦，而中情局、布爾克與邦迪現在都要求美國航空母艦送飛機去把卡斯楚的飛機打下來。布爾克憤怒地說，海軍方面此前「只被告知了部分的事實」。

大選剛結束時，甘迺迪私下有時候對古巴問題表現出相當開放的態度，而且他甚至不排除與卡斯楚恢復友好關係。在就職典禮一星期之前，阿德萊．史帝文森（即將出任的美國常任駐聯合國代表）從芝加哥給甘迺迪寄了一份報告，撰寫者是一位剛從古巴回來的芝加哥工會領袖，報告上強調，古巴雖然失去了自由，但是國內的人民廣泛地支持卡斯楚，而且從哈瓦那發出的新聞報導是不可靠的。大約在同一個時間，杜勒斯給甘迺迪做簡報，完整地報告了中情局對古巴滲透以及推翻卡斯楚的計畫，而甘迺迪不帶成見地告訴他，請他繼續規畫。

也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如五角大廈的檔案所示，甘迺迪總統在國家安全會議上首肯了在越南進行祕密行動。幾個星期後，陸軍特種部隊就啟程前往南越。有些人相信這是越戰急遽擴大的關鍵時刻。而在前一天，他才跟一個歹徒的情婦在芝加哥上過床。此時甘迺迪的身心狀況當然不適合做一個影響如此深遠的決定。

特拉威：是的，參議員先生。您沒有傳統的愛迪生氏病。但是醫學也在改變，醫生們不表同意也許因為他們說的是另一件事情。

在意欲方面亟想有所行動，在理性智性方面又要求自制，甘迺迪在這兩邊之間掙扎了一段時間。不過在入侵之前，他某種程度克服了這些內心衝突，把這個議題區隔開來，繼續處理其他事情。三月二十八日，史列辛格問甘迺迪：「您怎麼看待這個該死的入侵？」甘迺迪苦笑答道：「我能不想就儘量不想。」這是在計畫簽署生效後的兩個星期的事。簽署計畫時他還提出但書，登陸地區在凌晨前必須清除所有美國船隻，而且在登陸前二十四小時前他還可以下令取消計畫。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約翰．甘迺迪娶了賈桂琳．布維爾（Jacqueline Bouvier）。但是在一九五四年四月，拉赫診所的X光檢查顯示出他的第五腰椎已經支撐不住，五月裡他必須使用拐杖。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內分泌專科醫師團隊完成了長期的新陳代謝檢查後，甘迺迪接受了三個小時的手術，醫生置入了一個金屬片來穩定他的腰椎。一開始一切都很順利，但是在第三天上，由於發生了嚴重的感染，一切抗生素都沒有生效，甘迺迪陷入了昏迷。因為前次手術後帶來持續性的感染，一九五五年二月在紐約另一個手術移除了他的金屬片以及骨頭上的螺絲。雖然大眾（特別是麻薩諸塞州的選民）知道他接受了這些關於背部的手術，但他們從未被告知他有愛迪生氏病。

即便他把當選之後才坦承病情，作為即將就任的總統，甘迺迪仍然有機會選擇更公開的態度，逐步結束他醫療狀況的機密與隱瞞。如果他同時有足夠的智慧任命美國最好的醫生來擔任他的白宮私人醫生，把他各個不同的治療狀況納入掌控之後，這位醫生很快就能夠改善他的醫療照顧。接著總統一定也會受到極大的壓力，不得不採取更有紀律的方式改善自己健康：停止施打雅可布森給他的安非他命加類固醇以及不再嘗試各種毒品。一位明智的醫生一定也會說服甘迺迪，請他利用總統的地位讓大眾不再對愛迪生氏病以及其他種種疾病感到恐懼，也讓更多人了解到這些病的醫療照顧已有重大的進步。

甘迺迪在一九六三年十月最後一次見到克勞斯時向他保證，新年的時候他一定能把背部的緊身內衣給丟掉。但是十分悲劇性地，這是一個他永遠無法實現的承諾；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甘迺迪在達拉斯遇刺身亡，就此結束了他充滿願景但還有如此多未竟事業的總統任期。

麻醉與危險藥品管制局的幹員於一九六九年對雅可布森做過一次訪談。他們「注意到他的手上有針頭注射的痕跡。他承認自己每隔兩到三天就給自己注射二十五克的甲基安非他命」。我假設管制局說他靜脈注射的單位是毫克，而非公克。雅可布森死於一九七九年。（曾經有病人接受過四百到五百毫克劑量的安非他命的靜脈注射，有些人活了下來。也有記載稱，有人在二十四小時內被靜脈注射十五公克而存活下來；但是另有一個死亡的案例，病人在迅速地靜脈注射一百二十毫克後即死去。此外，管制局的報告也說，美國多重硬化症協會〔National Multiple Sclerosis Association〕顯然把雅可布森認定為「一個蒙古大夫兼江湖郎中」。見Information concerning Dr. Max Jacobson, FBI records,18 August 1972。）

從一九四五到一九四七年，甘迺迪的胃痛與背部疼痛都沒有停止，還一度發生黃疸，當時問題被低估為瘧疾復發（一九四四年他曾感染瘧疾）。一九四七年在倫敦，丹尼爾．達維斯醫生（Daniel Davis）首度診斷出甘迺迪患有愛迪生氏病。他當時已經在麻薩諸塞州的第十一選區當選為國會議員。在住進倫敦診所（London Clinic）之前，他可能輕微罹患這種疾病長達十年之久；他服用從一九三七年開始服用皮質醇藥片。一九四七年時，甘迺迪表現出所有典型的徵兆：噁心、嘔吐、發燒、疲倦、體重無法增加、皮膚呈現褐黃色。由於某種緣故，他可能中斷了服用皮質醇藥片。

雅可布森稱，他於五月二十四日拜訪甘迺迪，次日早晨見到賈桂琳時，她拿一個德美羅（一種合成的類嗎啡止痛藥）的小藥瓶給他看；這是她在總統的浴室裡發現的，她猜是自己注射用的。（德美羅或鹽酸配西汀〔Meperidine Hydrochloride〕今天用於治療愛迪生氏病，其藥瓶上會有特別的警告註記。）這裡我們必須稱讚雅可布森，因為他強烈反對總統施打這種東西，並且說這有高度的成癮性，他將以他的配藥方式來改善這個ｈttｐs://www•heｔｕｂｏｏk.coｍ.cｏｍ情況。雅可布森認為，德美羅會導致成癮依賴以及戒斷症候群，安非他命則「只有大約百分之五」的使用者產生完全依賴，這當中有很大的差別。除了總統之外，沒有人知道他施打德美羅已經多久的時間，眾人只知道三月時因為過敏性結腸曾口服過一次。在豬灣危機期間，總統或有可能已經在打這種藥。甘迺迪夫人問雅可布森是否可以試著阻止總統。雅可布森說，他會直接跟甘迺迪提起這個問題，不過擔心這可能影響總統的思緒。當天稍晚，甘迺迪夫人告訴雅可布森，是一位祕密情報員拿藥給甘迺迪的，這個人因此已經被開除了。這個例子再度揭露總統的用藥習慣就像在調配怪異的雞尾酒，白宮裡沒有一位醫生知道這件事清。

第二次B26空中攻擊表定在四月十七日早晨進行，這一天是美國訓練的古巴流亡者突擊海岸的日子。然而這次空中攻擊沒有實施，因為甘迺迪命令飛機留在地面，儘管中情局警告他，如果沒能從空中對灘頭進行攻擊，那會是一場災難。日後為了找出豬灣行動何以失敗，甘通迪成立了一個委員會進行調查，由馬克思威爾．泰勒將軍（Maxwell Taylor）擔任主席。五月三日麥可納瑪拉在調查委員會上針對行動計畫提出證詞：「行動計畫上有一個重大的修正是參謀長們未能知悉、也令他們十分衝擊的。那就是決定取消登陸當天部分空中攻擊。此項修正的決定是在我以及參謀長們唯一一次沒有參加的會議上做成的。」這項證詞實際上是譴責與指控白宮的決策方式。泰勒調查委員會（包括羅伯特．甘迺迪）於是做成理所當然的結論：日後這種規模的準軍事行動，絕不能再以如此方式指揮，也就絕不能用特定理由否決美國支援。

非常奇怪的是，這位如此嫺熟於媒體關係的總統，卻相信在未來的幾個月裡可以一直否認入侵古巴是美國策動的。這是過度自信以及一廂情願的典型例證。但是甘迺迪與他的顧問似乎擔心，如果他取消這個行動，那些在瓜地馬拉受訓的古巴人會挫折地回到美國，公開揭露他的策略，並指責他沒有膽量。甘迺迪的政治顧問肯尼．歐東尼爾（Kenny O'Donnell）與甘迺迪私交甚篤，他在日後所做的錄音訪問中表示，他擔心如果停止這項入侵行動，可能會使甘迺迪看起來像個「討好卡斯楚的傢伙」，彷彿「艾森豪做出推翻卡斯楚的決定，甘迺迪卻放棄執行」一樣。作為新任總統，中情局用過一點功夫研究甘迺迪的政策立場以及人格特質，他們相信，這套訴諸展現男子氣概（Machismo）的論述對甘迺迪來說會起很大的作用。中情局注意到總統已經退了一步，他不在古巴問題上做出承諾，但是按照中情局的計算，最好是敦促總統及早做出決定，並向總統強調媒體很可能會做出「有決斷力的艾森豪與虛弱而沒有決斷力的甘迺迪」這樣的對比。

長久以來一般都認為，如果美國選民從當甘迺迪首度參選總統時就得知他身體與醫療的真相，那他們是不可能讓他當選的。在一九六〇年或許也是真的；但我們永遠不會知道真正答案，因為沒有人嘗試過公開坦誠。若在今天，以健康常識之普及，我毫不懷疑政治人物可以把他們的健康狀況交付給一般大眾，而大眾也會把這些疾病放在適切的背景下來看待。控制良好的愛迪生氏病，絕對不會是一種讓任何人失去資格競逐最高公職的疾病。

直到一九六〇年十一月的選戰之後，羅伯特．甘迺迪才同意在一次訪談中透露多一點關於總統健康的訊息，但他所說的仍是非常節制。一九六一年，由美國醫療協會出版的《今日健康》雜誌二月號上刊出了一篇文章，引起了包括《紐約時報》在內的許多報紙做出報導。文章中提到，特拉威與尤金．柯亨醫師（Eugene Cohen）曾在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一日草擬了一份聲明，當中給出了關於愛迪生氏病非常合理的訊息，指出這個病名包括了不同程度的腎上腺低能。此外，替代療法非常成功，在一些特定情況下外科醫生幾乎不會猶豫割除兩個腎上腺體。聲明還指出，女性的愛迪生氏病患者生小孩也沒問題。如果這種直截了當的訊息在甘迺迪當總統期間繼續公布下去的話，本來能慢慢地教育大眾，去除環繞在這個疾病四周的許多成見與恐懼。在甘迺迪的疾病議題上開誠布公將使真相浮現，使作偽停止。

三月中旬，國家安全顧問麥可喬治．邦迪（McGeorge Bundy）警告甘迺迪：「顧問們一致同意，必須在某個階段除掉卡斯楚的空中武力……我個人的看法是，這場空戰或早或晚一定會來到，而推遲的越晚就會越難打。」但是在三月二十八曰到二十九日，甘迺迪指示中情告訴古巴任務旅的指揮官：「絕不允許美國的武裝部隊以任何方式參與或支援入侵行動。」如此也就確定了這個行動能成功的唯一條件就是古巴內部必須要有暴動。然而中情局與軍方此時仍然誤解了總統絕不動用美國軍隊的決心。國務院資深外交官傑斯特．鮑爾斯（Chester Bowles）擔心會是這個情況，所以他反對入侵行動，並且對魯斯克說，應該要棄置此項計畫。總統對此並不知情。

六月三日跟赫魯雪夫進行的會議非常糟糕，連甘迺迪都責備自己搞砸了。他的表現完全失常，而當時坐在甘迺迪後面、時任莫斯科大使、經驗豐富的蘇維埃專家列維林．湯普森對他的國務院同僚說，甘迺迪只知道坐在那邊，讓俄國人開完一槍又是一槍，他看到這種景象真是嚇壞了。第一天會議之後甘迺迪大發脾氣，覺得赫魯雪夫把他當成小男孩一般對待；而甘迺迪方面的會議記錄者查爾斯．波倫（Charles E. Bohlen）如此描述甘迺迪：「他似乎有點發揮不出他的實力。」美國戰後的偉大外交官之一喬治．肯南則認為，總統的舌頭好像被綁起來一樣，而且對自己完全失去確信。這類批評是不尋常的，因為甘迺迪很少給人這種印象。這幾乎一定是雅可布森給他的藥劑造成的影響。

雅可布森的醫生執照在一九七五年四月中在紐約被吊銷。一九七九年他提了恢復執照的申請，但是遭到否決，理由是從一九六六年二月起從他那裡取得的事證。從一份一九七五年的報告中，我們知道有兩位病人在一九六一年與一九六八年之間特別地接受他的處置；報告述之甚詳。這份報告我整本讀過：其中顯示，提供可自行注射的安非他命給病人在雅可布森來說是極其普通的事，而注射效果被形容為「歡欣亢奮」（elation）以及「幸福陶醉」（euphoria）。

在這次危機過程中，甘迺迪仍然有嚴重的健康問題，但是他的背比在一九六一年夏天時好的多。他服用日常的抗痙攣藥物來控制他的結腸炎，用抗生素以抵禦他的尿道問題以及鼻竇炎，還有較高劑量的氫化可體松、睪丸酮還有鹽片來控制他的愛迪生氏病並增強他的體力。後來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日，甘迺迪在醫囑下增加了十毫克的氫化可體松，在壓力時期裡這是合理的劑量增加。在他就拆除古巴飛彈一事發表電視演說前，也服用了十公克的鹽片。他的腸胃道醫生羅素．波勒斯讓他停止服用治療食物過敏的抗組織胺藥，這是由於妻子的建議，因為她覺得甘迺迪變得越來越抑鬱。波勒斯於是改用三氟啦嗪（stelazine），一天給予一毫克，如他妻子所建議，讓他「心情好一點」。但是這藥只吃了兩天就停了。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不管雅可布森有沒有給甘迺迪做過什麼治療，他的行事方式以及專注集中的能力跟他先前跟赫魯雪夫在維也納開會的時候非常不一樣，而且他的決策能力相對於豬灣事件也有巨大的進步。謹慎、堅定、不輕率魯莽，這是甘迺迪在古巴飛彈危機裡表現出的優異特質。

在民主黨黨內初選以及一九六〇總統大選的過程中，甘迺迪陣營的人都全盤否認他們的候選人有愛迪生氏病。為何如此？答案十分明白。參議員甘迺迪本人就在否認，如一次與他的醫生珍尼特．特拉威（Janet Travel）的對話所顯示（特拉威醫生把這段對話寫進她的書裡）：

皮質醇是一種人工合成的藥物，於一九三五年製造出來。在一九三〇年代之前，百分之九十愛迪生氏病的病人者會死亡；從一九五〇年起，大多數病人可以活到正常的歲數。（許多醫療研究團隊對一九三五年皮質醇的發現做出了貢獻，包括梅約診所的愛德華．肯達爾醫生。在一九五〇年獲得諾貝爾獎的演說中，他說確實的化學成分是於一九四四年由默克〔Merck〕藥廠合成成功的。甘迺迪時代，在美國關於愛迪生氏病最傑出的專家是喬治．托爾恩〔George W. Thorn〕醫生。值得玩味的是，甘迺迪並沒有找他看診，大概是因為不希望消息在波士頓被洩漏出去，畢竟一直有謠言他得了愛迪生氏症。在一本於一九五〇年出版的書裡，托爾恩解釋了死亡率降低的原因。在一九三〇年代以前，當時還沒有任何特別的治療方法，百分之九十的病人都會死去。在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六年之間，醫界使用腎上腺體的萃取物、腎上腺皮質以及不完善的荷爾蒙替代治療，五年的治療期間裡有百分之五十的病人會死亡。在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五年之間，當口服的皮質類固醇腎上腺素荷爾蒙開始使用時，死亡率將低為零，所以如果替代療法進行良好的話，病人可以活到正常的歲數。）需要特別注意的是：

甘迺迪個人的性冒險甚至可能危害國家安全。關鍵的問題是，這有多大程度是來自於他性格裡喜歡率性行事的傾向？還是由於他服用睪丸酮與類固醇作為替代療法所造成的？又或者這是他使用毒品如安非他命、德美羅或其他藥物的結果？答案大概是三者都是，但在不同的時間點上，組合的比例不同。在柯林頓總統的例子上我們看見，冒險偷腥確實常常被記到另外一本帳本上；民眾中的大多數人能明智地了解這回事，至於他們領導人的能力、是否適合留任以及是否投票給他則看成不相干的另一固問題。某種程度選民能夠接受領導人的性生活是個人的事，甚至能夠容忍柯林頓為此在宣誓作證時撒謊（柯林頓因此受到律師執照吊照兩年、罰款兩萬五千美元的處分）。

直到一九七二年，《紐約時報》上才刊出了第一份關於雅可布森治療甘迺迪總統的報導。不過撰稿的記者覺得必須加上一個附記：他們無法確定地說甘迺迪有接受安非他命注射。慢慢地，雖然甘迺迪的支持者一概否認，愈來愈多訊息還是浮現出來。羅伯特．達列克的甘迺迪傳出版於二〇〇三年；這本書有特別的重要性，因為達列克得到甘迺迪紀念圖書館的信託管理人——三位長期家族關係人——的許可，得以查閱甘迺迪的醫療檔案；這些檔案先前是被嚴格保密的。達列克證實，甘迺迪讓雅可布森為他「注射止痛藥與安非他命」。

一九六二年夏天時，羅伯特．甘迺迪非常擔心他哥哥跟雅可布森的關係，並且請中情局分析雅可布森給甘迺迪注射的藥物成分。「然而實驗室沒有得出結論，無法命令雅可布森只能治療甘迺迪到一九六二年的秋天。」至少從一九六一年的五月二十四日起，雅可布森就開始密集地治療甘迺迪，在白宮、巴黎、然後在維也納；在所有這些地方，他都給甘迺迪注射安非他命加類固醇。在總統身上打這種針劑，哪怕只是一點，一定也會嚇壞白宮裡的其他醫生，更不用說是在一個極重要會議的準備階段。甘迺迪與赫魯雪夫的會議預定於六月三日在維也納舉行，為期兩天。對於旁人批評雅可布森給他的治療，甘迺迪都不接受。他說：「我不在乎，就算那是馬尿，只要有效就好。」

甘迺迪招攬楊，是著眼於一九六四年的總統大選嗎？因為屆時他可能會需要一個比柏克萊更能言善道的醫事權威來為他的身體狀況背書，證明他足以勝任總統職務。甘迺迪向來對於維護他的健康形象——把自己表現為一個健康絕佳的人——十分注意，所以這種目的的人事操作是非常有可能的。

索倫森確實觀察到，一九六一年四月十八日之後甘迺迪有了顯著的改變。「在往後的數月當中，他將會感激自己只付出輕微與暫時性的代價就學到如此多重大的教訓，促使他在用人、政策以及行政程序上做了根本的改變。」我不認為豬灣事件的影響是暫時的，但這事件確實留下許多必須吸取的教訓，而甘迺迪也迅速地學習改進。李查．古德溫比索倫森花更長的時間反省過去：

當甘迺迪在十月十六日早晨主持他第一場會議時，他概略地描繪出四種可能的軍事腳本。第一，進行轟炸，移平所有已知的飛彈基地。第二，展開全面空戰，攻擊蘇維埃的米格二十一噴射戰機以及所有SA-2飛彈基地。第三，進軍古巴。第四，島嶼封鎖。甘迺迪明白指出：「至少我們得做第一項，所以看來我們不必等非常久才行動。」幸運的是，他很快也對第一個腳本產生懷疑，因為馬克思威爾．泰勒將軍的評估是：「百分之百移平是不可能的，總統先生，這一點我們確知。」因此總統從一開始就是有彈性的，少有跡象顯示他覺得必須證明自己或展現強悍手腕，如他處理豬灣事件時那樣。

國家安全會議（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在四月四日開會，富爾布萊特也出席，他強烈譴責這整個行動是「有違比例原則」以及「不道德」。但是其他在場人士一定很難適當地考量富爾布萊特的意見，因為他是在行政部門之外的政治人物。毫不令人意外，會議通過了入侵計畫。參謀長聯席會議以鮮明的用詞再度仔細地界定了他們的立場，如果中情局設想正確的話，這個計畫在軍事上是可行的。但是中情局的設想在那時候當然是完全錯誤的，而軍方已經意識到這一點，只是他們不打算挑戰大家準備行動的衝勁。

總統就職典禮過後幾個禮拜，雅可布森接到特拉威一通電話，詢問他關於壓力方面的治療。特拉威證實了他的疑問表示這跟總統有關，雅可布森在回憶錄上宣稱他在電話上提供了她詳細的資訊，但是當他表示願意把這些資訊以書面方式連同他X AM配方的試用品寄過去時，特拉威卻又一口回絕。

雅可布森治療的目的，並不只是解除總統局部的不適，也要為甘迺迪提供額外的力量來應付壓力；這幾乎一定是注射安非他命加類固醇。然而「已有的觀察指出，愛迪生氏病患者對於類固醇的情緒提升效果是超乎尋常的敏感」。儘管如此，雅可布森仍然時常給他的安非他命注射液添上高劑量的類固醇，還佐以各式維他命，有時甚至加上磨碎的骨髓、胎盤、電鰻以及其他他覺得能帶來益處的東西。因此雅可布森給予的類固醇一定是在總統接受的替代療法配方中額外的劑量。有人宣稱中情局在白宮裡發現過五個雅可布森留下的注射小藥瓶；經過分析之後，藥瓶顯示出高濃度的安非他命與類固醇。

在一九六一年八月，甘迺迪抱怨感到疲倦、暈眩與嗜睡。傑符瑞．克爾曼醫生（Jeffre Kelman）事後回顧他的醫療紀錄說：「他感到疲倦因為他為了止痛的緣故用了毒品。」此外，特拉威這時給他打更多的普羅卡因，有人稱一天達五到六次之多，而雅可布森也還在給他打安非他命。雅可布森稱，八月二十八日他在麻薩諸塞州時接到電話，請他開車前往海恩尼斯去見總統。他說，在治療之前，總統看起來神經緊張而且易怒。雅可布森接著提到，他九月十八日、十九日到了白宮，九月二十五日則在紐約治療甘迺迪的喉嚨痛，因為總統緊接著要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演說。

甘迺迪剛當上總統時，我還是倫敦的醫學系學生，而且跟世界上許多年輕人一樣，對他抱持很高的期望。當時我們無法不意識到，我們生活在一個危險的時代裡。冷戰處在高峰時期，當時的焦點在於共產黨威脅將封鎖西柏林，以及在蘇聯與美國之間持續升溫的核武競賽。其中一部分是古巴飛彈危機，後人將為此記得甘迺迪總統。

到了一九六二年五月，要完全掌握甘迺迪的醫療狀況，只剩下一件工作，那就是排除馬克思．雅可布森。一九六一年十一月裡柯亨寫信給甘迺迪，特別就雅可布森給他進行的注射向他提出警告，但是甘迺迪並未重視。祕密情報檔案以及白宮大門紀錄證實了雅可布森造訪甘迺迪總統不下於三十四次，一直到一九六二年六月當他停止走訪白宮。然而在這之後，雅可布森在白宮以外仍然治療甘迺迪好幾個月。雅可布森宣稱他在古巴飛彈危機期間頻繁地見到甘迺迪，這表示當總統離開華盛頓、飛往紐約與芝加哥的時候曾與他見面。克勞斯曾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針對雅可布森給他的注射清楚而強烈地對甘迺迪說：「如果我再一次聽到他又給你打一針，我保證就會讓外界全都知道。對一個手指頭放在紅色按鈕上的總統來說，那種東西根本連碰都不該碰。」

在這次闖禍之後，甘迺迪知道他不能把武力問題完全交給軍方決定，他也了解到，軍事力量其實是沒有彈性、不值得信賴的工具。

在大西洋兩岸，佔據權位的是較老的領導者。蘇維埃聯盟的總書記赫魯雪夫是六十六歲，英國首相麥克米蘭也是六十六歲；法國總統戴高樂七十歲；印度總理尼赫魯七十一歲；以色列總理本-古里昂七十四歲；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是七十九歲；而德國總理康拉德．阿登納是八十四歲。然而所有這些人的健康，都好過甘迺迪。

甘迺迪：醫生，您永遠沒辦法教育那些共和黨人。

在克里姆林宮，赫魯雪夫等著收看甘迺迪的演說；如果甘迺迪宣布要進犯古巴，他就考慮從島上發射核武飛彈。赫魯雪夫故意在美國近岸挑戰甘迺迪的威望；自從一八二三年的門羅主義以來，美國政府就把這個地區視為美國的勢力範圍。

維也納或許是讓甘迺迪個人轉變的關鍵點。在豬灣事件後，他私下責備其他人的失敗，但是在與赫魯雪夫會面之後，他知道這是他的失敗，而且只有他一人失敗。在飛回華盛頓的路上，他明顯地在林肯的一句名言上找到了慰藉：「我知道有上帝——而且我看到一場風暴即將到來；如果祂有個任務給我，我相信我也已準備好了。」

甘迺迪陣營利用非常狹義的愛迪生氏病定義（由肺結核造成的腎上腺低能症）聲東擊西，刻意讓這個選舉用的醫療聲明誤導民眾。有人曾寫道，在各種政治人物創造的煙幕中，這毫無疑是最聰明的一個，而說甘迺迪在戰後的腎上腺低能症是「溫和的」，實在是對真相的惡搞與嘲弄，更別說在一九四七年他病到如此嚴重，家人還為他辦了告別式。

如果一九六一年時甘迺迪總統服藥的狀況處在良好的控制之下，那麼中情局與軍方建議美國應該為古巴流亡者的入侵行動提供支援時，總統有可能會自信地予以駁回，認為這樣的作為不適合一個大國風範。如果當時總統如此選擇，他一定會得到參議員威廉．富爾布萊特、狄恩．阿契森以及其他許多國際事務領域裡的重要人物與專家的支持。而且甘迺迪在維也納與尋戰挑釁的赫魯雪夫會談時，也可能在情緒上較為穩定，有更好的準備與立足點，使他能更有技巧地處理這次會議。結果可能是赫魯雪夫在結束會談時不至於低恬甘迺迪的決心與威望，也就有可能不會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決定在古巴部署配備有核子彈頭的飛彈。這一連串的事件——豬灣的錯誤決策、在維也納與赫魯雪夫會談的軟弱表現以及接下來的反卡斯楚與反蘇聯的立場——於一九六二年十月招至了一場嚴重的危機，然而恰恰由於甘迺迪以如此出色的能力解決了這場危機，使得他有信心描繪出一條路線，在以柏林為象徵性決戰點的冷戰中堅持下去，最終通往了德國的統一。這當中實有歷史的反諷。最近出版的一本談中情局歷史的書《CIlA ：罪與罰的六十年》（Legacy of Ashes），作者為提姆．魏納（Tim Weiner），他在書中挑戰了這樣一種觀點：「多年以後，全世界都相信，全靠甘迺迪總統沉著的決心，以及他弟弟鋼鐵般的意志，一心謀求和平解決，這個國家才得以免於一場核子戰爭。」

美國人必須再等待四十個年頭，才能看到真相慢慢地浮現出來。一個政府如果是誠實與負責任的，那麼當我們政府首腦的健康狀況或者所接受的治療可能有損害他判斷力時，就應該要求公眾予以注意。要能辦到這一點，最起碼我們需要領導人透明的醫療資訊。在甘迺迪身上我們顯然沒有得到這個待遇。

從這些醫療筆記的字裡行間可看出，柯亨是關鍵的醫生，並為其他醫生們所敬重，也直接跟甘迺迪溝通一些敏感問題，比和圖書如如何處置特拉威。柯亨屬於那種年長又卓越的醫生，從甘迺迪於一九六一年一月就任總統時就應該擔任總統的私人專屬醫生，並統一管理白宮裡的醫療問題。（特拉威曾經就總統的腸胃道問題向羅素．波勒斯醫生〔Russell S. Boles〕請教。波勒斯次日給她回信：「我覺得尤金．柯亨醫師令人感到愉快，跟他合作對您會很有幫助。」一九六二年五月九日，柯亨寫信給甘迺迪：「今天我跟特拉威醫師談過話我對她說，醫療部門在柏克萊醫師的掌管之下越來越專業，這使得她處在一個有點尷尬的處境。」柯亨接著對甘迺迪提出六點意見，其中第一是：「她現在真的已經沒有可以做的事」；第二：「她完成了她的任務，在第一年裡讓事情上軌道。」；以及第六：「八月時她就可以離開她的職位，交出總統專屬私人醫生的工作。」到了五月，特拉威見甘迺迪的機會越來越少，而她被留在白宮裡的唯一原因是確保她不會向外揭露甘迺迪的健康機密。他們擔心如果她被迫離開白宮，可能就會受到引誘因而公開談論總統的醫療狀況；然而，當她於一九六八年出版回憶錄時並她沒有透漏機密。）

我們無法讓您好好坐下來……國家安全會議真的沒辦法再為您工作，除非您所批准的工作時程不會每天都被打亂。五天之後就要召集這些會議是愚蠢，但是一口氣將之延後六個星期是同樣糟糕……杜魯門總統跟艾森豪總統把每天需要處理的外交事務當成早晨第一件事，而幾個星期前您要求我開始比照這個方式跟您會面。結果我只在三個早晨裡成功地找到您，總共會面的時間是八分鐘，而且我的總結是，這不是您所喜歡開始一天的方式。甚且，那八分鐘裡有六分鐘不是讓我報告我要給您的東西，而是您又交辦新的事項……（邦迪開始羅列記者們與其他人向甘迺迪提出的詢問）……現在除了最緊急與立即的事情外，我們要見到您是如此的困難，以至於您親自要求的文件與報告有一半從來沒有上呈給您，因為當您再度有空的時候，您顯然已經對那些東西沒興趣了。

這場「風暴」在甘迺迪預言一年之後找上門來，時間是一九六二年十月十六日，有照片證明在古巴有蘇維埃的飛彈。幸運的是，總統背痛的情況此時已經得到根本的改善，他接受全盤的醫療照顧。他已準備好面對這場挑戰。

六月二十曰，總統喉嚨痛；照特拉威的描述，六月二十二日是總統進入白宮以來病的最嚴重的一天，由於鏈球菌感染而發高燒到華氏一〇五度。關於這場病有一些按照時間排列、內容詳細的紀錄，大概是一位護士在這期間寫下的；從這些紀錄中可以明顯看出總統狀況極其糟糕，他被施打了高劑量的盤尼西林，還用海綿浸冷水擦拭身體。然而特拉威對白宮的記錄只說總統發燒到華氏一〇一度，還溫和地陳述：「總統健康沒有嚴重的顧慮。」六月二十八日，甘迺迪狀況好了很多，於是召開記者會控訴蘇維挨政權「意圖永遠分裂德國」，還說：「沒有人會錯評這項威脅的嚴重程度。」

大衛．歐馬斯比-高爾（David Omasby-Gore）在戰前的倫敦就跟甘迺迪熟識；甘迺迪的妹妹凱薩琳（Kathleen Kennedy）就是嫁給他的表哥哈丁頓勛爵（Williiam John Robert Cavendish, Lord Hartinton）。甘迺迪在基偉斯特島與麥克米蘭首次會面時，請麥克米蘭任命他為英國駐華盛頓大使，而他任內的表現也極為傑出。歐馬斯比-高爾後來成為哈列克勛爵（Lord Harlech）。在口述歷史裡，他回憶這次在倫敦與甘迺迪見面：「他顯然深受疼痛的困擾，因為他的背部狀況極端的糟。」哈列克說，甘迺迪覺得維也納的會議「是一場最最令人不愉快的晤談；赫魯雪夫擺明了要威嚇他，要他知道害怕。赫魯雪夫赤|裸裸地展現了蘇維埃聯盟的力量；這令甘迺迪非常不快，他原先設想跟赫魯雪夫的首度會面完全不是這樣。」

撒林格：是的，我跟他談過。

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星期一，甘迺迪公開發布壞消息，他們發現射程足以打擊美國的飛彈部署在古巴。一億美國人打開電視聽他的演講，另外有同樣多人在世界各地聽這場演說。在此時，甘迺迪政府所不知的是，蘇聯在古巴有一百六十二個核武彈頭，還有四艘潛水艇正在島嶼附近追蹤美國海軍船艦。每一艘潛艦攜帶了配備核武彈頭的魚雷，雖然它們在蘇維埃潛艇基地的連繫範圍以外，也仍然獲得授權可以發射這些核武。冷戰跟核武大戰之間只有非常危險的小小距離。用赫魯雪夫的話來說，那是一個「燃燒的氣味在空氣中漂浮的時代」。

甘迺迪反對美國動用任何編制武力，他的立場看起來不可能更明白了，但是中情局裡經驗豐富的人士以及軍方還是感覺到總統的立場裡有足夠的模糊性，比起面對失敗，他可能寧願動用軍力來獲勝。許久以後，亞瑟．史列辛格（以歷史家而非當時參與者的身分）在書中談論到這一段。他援引杜勒斯所說，杜勒斯承認他自己的錯誤：「我應該解到，如果甘迺迪一開始對這個構想並不熱衷的話，那他在第一個適當的機會就會予以放棄，而不會採取必要的措施來使其成功。」

十月二十七日星期六早上，麥克納瑪拉詢問諸位參謀長的想法，他們之前提出「要及早抓緊時機出動飛機轟炸古巴」。空軍參謀長李梅將軍（General Curtis LeMay）粗魯地回答：「最好在星期日（隔天）或星期一就展開攻擊。」下午一點十四分，李梅告訴麥克納瑪拉，一架美軍高空偵察機U2在阿拉斯加失蹤了。幸好赫魯雪夫那天已經提議美蘇雙方切勿因為任何誤會開啟戰火。最高維埃主席團同意他在（美國時間）早上十點進行廣播：

甘迺迪知道，他沒有把會議處理好。大衛．萊諾德（David Reynolds）也持這樣的看法。他認為甘迺迪沒能「轉換軌道，第一個下午都陷在漫長的意識型態爭論裡」是失誤所在。會議結束後，資深記者、《紐約時報》的華盛頓編輯室主任詹姆斯．雷斯頓在一次十分鐘的私下會面裡問甘迺迪會議進行的怎樣。甘迺迪回答道：「這是我這輩子遭遇過最嚴酷的事。」還說：「我遭到毫不留情的攻擊。」又說：「我想，我知道他為什麼這樣對待我。由於豬灣事件，他認為我沒有經驗。或許他以為我是個笨蛋。最重要的，也許他認為我沒膽子。」雷斯頓相信甘迺迪差不多還處在驚嚇狀態中，說話不斷重複，許多在其他狀況下絕不會說的話都隨口而出。但是這些都沒有出現在《紐約時報》上。萊諾德則描述這次高峰會是「荒誕離奇的」。我們無法不做出這樣的結論，雅可布森注射的藥劑顯著地影響了甘迺迪的表現，而這對赫魯雪夫與蘇維埃的政策發生了深遠的影響。

參謀長聯席會議並不知道羅伯特在十月二十七日跟多布利寧舉行祕密會議。只有總統與國務卿迪安．魯斯克知道，他們彼此同意，如果到星期一羅伯特的任務失敗了，那時他們將催促聯合國祕長宇潭（U Thant）提出讓土耳其與古巴交換飛彈，而甘迺迪會公開表示接受。這是史帝文森早已鼓吹過的一項交易。

對於這些在甘迺迪領導的白宮內部與周遭所發生的嚴重失算，各方的陳述是片斷而多少有些立場。根據一份針對這些陳述所做的傑出研究，這樣的決策顯示出「團體迷思」（Groupthink）的症狀，也就是為了尋求團隊一致，而犧牲了蒐集資訊、批判評估以及辯論。在這個案子哩，這種尋求一致的傾向呈現在「共同的幻覺、團結以及自以為是的過度自信」中。甘迺迪總統事後說：「所有關於豬灣的謎現在都已解開，只除了一個——怎麼會每一個參與其中的人都認為這樣一個計畫能夠成功。我不知道答案在哪兒，我也不知道有任何別人知道。」

入侵古巴日期逐漸迫近，甘迺迪的壓力自然非同小可；任何愛迪生氏病的替代藥物處方在這種時刻都會遭到考驗。病患有新增的壓力對醫生來說就代表他很難在每個時刻都判斷出類固醇與睪丸酮適當的劑量該是多少。在這個時刻更是特別的困難，因為總統在入侵的前一個月裡還因兩次尿道炎而接受治療，而感染期間常常需要提高替代藥方的類固醇劑量。華盛頓執業的泌尿科醫生威廉．赫柏斯特（William Herbst）從一九五三年起就為甘迺迪處理他小便時的「燒灼」感以及「前列腺柔軟」（Prostate Tenderness）。從一九四〇年起，甘迺迪也因為一系列的性病而接受治療。在一九六一年時，他的診斷是非淋球菌型尿道炎（Non-gonorrhoeal urethritis）；這種尿道發炎常由於衣原體感染（Chlamydial infection）而引起。赫柏斯特於一九六一年四月十四曰也被叫來看甘迺迪，而他開始使用一種抗痙攣藥物團申丁來治療。

歡欣亢奮、精力充沛、自我表揚、言語機智、擺弄崇高姿態——公開場合上興高采烈、高度喜歡社交、熱衷將他人理想化、工作成瘾、喜歡調情、表達清晰；暗地裡時則——對於冒犯了他人感到歉疚、無法單獨自處——容易被賄賂收買，認知風格缺少系統性的方式與途徑——宏大的計畫，思慮奔馳，比一般人更不受正常身體需求如食物與睡眠等的拘束——持續不斷地處在「高昂」狀態——直到最後掉入精疲力竭之中。

某位海軍軍醫合理地相信甘迺迪的許多症狀是來自一種長期的疾病，但海軍方面負責退役的委員會仍然於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宣布（或許是受到他的戰場英雄身分的影響）：「甘迺迪現在的異常症狀是由於他泡在海裡超過五十小時以及連續一星期未能飲水所造成。」他被列入一九四五年五月一日的海軍退伍名單，名單上稱他終身失能：「肇因於執行勤務時發生意外……為盡職責而身體損傷。」

當羅伯特．達列克對甘迺迪總統健康狀況的描述在二〇〇二年的《大西洋月刊》刊出之後，《紐約時報》社論所做的結語是：「當我們閱讀他長串的疾病與藥物名單時，實在很難不懷疑，他的身體會不會在某些時刻太受損壞，讓他無法做好那份我們用選票請他來做的工作。」達列克認為不會。他寫道：「甘迺迪的健康問題與醫療情況，在一切重大議題上都沒有削弱他當總統的表現。」這個觀點我並不認同。

約翰．甘迺迪從來不曾得到一種傳統上稱之為愛迪生氏病的疾病，一種腎上腺體由於肺結核而遭到破壞所致的疾病。任何與此聲明相反的說法都是惡意與錯誤的……在戰後他有過輕微腎上腺素不足的症狀，而這在任何方面上都不是危險的情況。而且有可能甚至這個問題幾年之後也能被治好，因為他的促腎上腺皮質素在一九五八年檢查結果正常。醫生們已經說過，這種狀況可能是由於他在戰爭期間的驚嚇與瘧疾所導致。

總統與他的團隊離開維也納，前往倫敦與首相哈洛德．麥克米蘭會面。馬克思．雅可布森稱，當天晚上在史丹尼斯拉夫．拉茲威爾王子（Prince Stanislaw Radziwill，賈桂琳的妹夫）的家裡，他治療了甘迺迪。他也說，次日他再度在那裡見到甘迺迪並且隨他搭乘空軍一號返回美國；在飛機上又治療了他一次。

在我所見的範圍內，特拉威的醫療紀錄整體來說是令人震驚的。對總統的處置沒有適當的陳述，更不用說她使用品質邋遢的紙來做記錄，沒有使用書冊登載，也沒有正式的檔案。因此，她很可能給甘迺迪做過其他的處置卻沒有紀錄，或者那些紀錄遺失了或被拿走。

一般都誤以為甘迺迪在所有階段裡都排除動用美國的戰鬥部隊，但這是不正確的。甘迺迪的確授權布爾克送了一個訊息給海軍上將羅伯特．丹尼森（Robert Dennison）「準備無軍徽的海軍戰機以投入可能的戰鬥」以及預備撤退反卡斯楚的小隊。但是甘迺迪繼續他的內心掙扎，直到在四月十九日從午夜到凌晨三點的一次會議上，他授權發布另一個訊息給丹尼森，要他派六架無軍徽的美國噴射戰機到登陸海灘，以防衛古巴派遣隊遭受空中攻擊。但是他們不得射擊古巴的地面目標或者主動尋求戰鬥。甘迺迪一定不會不知道，這時才介入不僅行動規模有限，成效也不大。本來同一時間也計畫空降古巴流亡軍，但由於時間協調上的錯誤而從未進行。到了四月十九日下午一點時，參謀聯席會議決議，已經沒有能夠採取的行動，唯一能做的只剩下撤退。反卡斯楚部隊裡只有十四人獲救，一千一百八十九人投降。

豬灣挫敗之後的幾個星期，甘迺迪總統即將與蘇維埃領袖赫魯雪夫在維也納舉行第一次高峰會議。五月十六日，會議前兩星期，國家安全顧問麥可喬治．邦迪給甘迺迪寫了一張便箋；這張便箋揭露許多狀況，有時被稱為「我希望當您在好心情時看到這張紙條」便箋。內容談到甘迺迪應該如何準備與赫魯雪夫的會面。

甘迺迪非常不智之處在於他太快移除了白宮的軍事架構，而沒有設置任何組織來代替；他覺得那是艾森豪短時間立起來的。（在接掌大權之後不久，甘迺迪斷然地廢除了國家安全會議裡的計畫委員會〔Planning Board〕以及作戰協調委員會〔Operation Coordination Board〕。對艾森豪來說，這些是制度裡的煞車器，如果沒有它們，他會感到憂慮。艾森豪的國防部長批評甘迺迪，認為他在豬灣事件上讓即時的命令凌駕於正式的機制之上。甘迺迪唯一的共和黨閣員財政部長道格拉斯．迪隆〔Douglas Dillon〕的批評更切到要點；他說，豬灣大慘敗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失去了這些牽制與平衡機制。可對照第七章布萊爾未經周詳考慮變更了安全與防衛的決策架構。）泰勒調查委員會的報告稱：「最高層的命令由資深官員的即時會議發出，卻沒有考慮到書面的行動計畫，也沒有做適當安排將會議所達成的結論與決議紀錄下來。」入侵行動失敗後艾森豪與甘迺迪會面。艾森豪真的不敢相信，甘通迪批准一個計畫之前沒有事先徹底了解，也沒有對細節提出質疑。從艾森豪任內的行事紀錄來看，他永遠不會理所當然地進行任何計畫，但是一旦經他批准，他也不會輕易讓計畫失敗。

然而在白宮，總統從未賦予她最高的信任與權限來整體掌握他接受的各種不同藥物治療（包括總統自己施用的部分）。這些是不同的醫生各自開的藥，或者由朋友或認識的人直接交給他，但是都累積在他的身體裡。透過她我們才知道他於一九六一年在擔任總統的頭六個月裡所服用的一些藥物。她當時的紀錄顯示：「胃\腸與前列腺問題、高燒、偶爾脫水、膿腫、失眠以及高膽固醇等問題伴隨著甘迺迪的背痛與腎上腺疾病。」要管理的藥物瓶瓶罐罐如此的多，她必須持續維護記錄與管理藥物：

赫魯雪夫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四曰決定要在古巴部署核子飛彈。他在四月還耍嘴皮子說：「要不在山姆大叔的內褲裡丟一隻刺蝟？」他的動機不是想走向戰爭，更大程度是想在古巴與拉丁擴展馬克斯列寧主義。他想讓美國人體會被敵人飛彈指著的感覺，但這只是他次要的動機。蘇聯面臨美國部著在英國、義大利與土耳其的飛彈，但是位於土耳其的美製朱比特（Jupiter）飛彈並不是讓赫魯雪夫採取行動的決定性因素。

當甘迺迪在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六日造訪柏林圍牆時，曾說過一句非常著名的話：「Ich bin ein Berliner.」（我是一個柏林人）。無疑有很多人出來邀功，宣稱甘迺迪之所以說出這句德國話與他們有關。雅可布森也是其中之一；至少他能說流利的德文。甘迺迪被暗殺之後，雅可布森描述他是「一位非常親愛的朋友，也是一個偉大的人」，這或許誇大了他們彼此的關係。但是毫無疑問地，他跟總統及其夫人接近的程度，遠比那些守護甘迺迪形象的人承認過的要緊密的多。

甘迺迪：但是我沒有這個病，醫生。

然而甘迺迪還是推動了計畫。為什麼呢？一部分原因是他被國內的政治考量所左右，決定要展現他強悍的一面，不要跟艾森豪比起來時被看成是肉腳。他弟弟羅伯特也敦促他要有行動的決心，要殘酷而兇狠地對付古巴。作為司法部長，他對卡斯楚充滿深刻的敵意，他後來還涉入了意圖謀殺他的密謀。甘迺迪一位較年輕的顧問李查．古德溫（Richard Goodwin）描述了那場決定是否入侵古巴的會議上的氣氛：「在與會者的資訊不全與默許順從之下，還可以感覺到某種傲慢——大家未必承認也沒明說的信念是，我們能夠了解甚至能夠預測歷史的變動，雖然它是善於閃躲、時常出人意表又總是只能猜測的。」更甚者，一九六一年年初的幾個月，選戰的記憶在總統與他弟弟的腦海裡仍然十分鮮明。一切事情似乎都照他們的方式前進。總統的行事風格與情緒模式在一九六一年，跟十八個月之後比起來明顯要傲慢與隨便許多。

簡單的說，豬灣事件是一個徹底的災難。事件發生以後，甘迺迪承擔了全部的責任，美國輿論的責難因此得到些微的舒緩。甘迺迪團隊對媒體進行了高超的短期操作，並且發生了很大的作用。而總統的機智與他引人好感的自我嘲弄互相搭配的非常好；他對記者說：「有個古老的說法：勝利有一百個爸爸，而失敗是沒人認養的孤兒。」

跟他處理豬灣事件時的一個顯著差別是，甘迺迪設置了國家安全會議的執行委員會（Executive Committee, EXCOMM），為處理古巴飛彈危機提供了一道有紀律的安全機制。這個委員會是一項創新，它在一九六二年十月才成立的，成員十四人到十五人。甘迺迪在古巴飛彈危機之前從來沒有求助於他的內閣，現在卻安排內閣在十三天之內開了差不多二十七次的會議充分討論各種選項，總統也放心地未全程參與所有會議。羅伯特，跟他在豬灣事件時不一樣，甘迺迪與索倫孫從一開始就完全參與其中。在一九六二年十月時，國防部長麥克納瑪拉也比先前更了解狀況，也更有自信了。在一九六一年，麥克納瑪拉在豬灣事件上完全支持參謀長們的看法，但是在一九六二年他對自己的判斷感到足夠的確信，使他能夠前後一貫地反對參謀長們針對古巴飛彈危機所做的建議。

撒林格：但是那不是愛迪生氏病。那種病不會要人命，也不會發展成致命的病；他的病情在掌控中，從前都控制的很好，以後也會一直得到控制。我不記得那種病曾經有過任何……

年僅四十三歲，這位新任總統看起來充滿了「維加」（Vigah）——一個廣泛流行的甘迺迪用語，代表著活力、魅力與幽默。他是第一位當選總統的天主教徒，第一位現任總統獲頒紫心勳章，也是歷來選出的總統裡最年輕的。悲劇的是，他同時也是死亡時最年輕，而且是第四位遭到暗殺的美國總統。

無論如何，請特拉威當總統的白宮私人醫生是一個非常令人訝異的選擇。她無疑是肌筋膜疼痛的專家，但她不算是有名的綜合科醫生，也沒有處理過甘迺迪的愛迪生氏病；負責看這個病的主要是柯亨醫生。甘迺迪案例有一個特殊之處，他故意採用分門別科的專家，以使得沒有一個醫生有權力處理他的全部病情。特拉威只能透過電話或是親自向柯亨諮詢，特別當甘迺迪受到感染時，要問他何時與增加多少劑量的類固醇。她本人的專長是處理甘迺迪的背痛。而她的特殊技能在於使用注射器把高劑量的普羅卡因（Procaine）或奴佛卡因（Novocaine）灌到他的腰椎裡。普羅卡因是一種古柯鹼的人工合成替代品，而且就算稀釋也很可能有一部分會跑進甘迺迪的中樞神經系統裡。普羅卡因對中樞神經系統的可能作用包括喪失專注力、疲倦、情緒波動、猶豫不決、焦慮與躁動，這些在甘迺迪總統任內初期都可以觀察的到。（特拉威使用一種大型的注射器，上面接著一根長而粗的針頭。她治療的手法是將針頭刺入肌肉的痙攣區、離散區或觸發點。一開始這樣做會httｐs://m•hetuｂoｏｋ.ｃｏm.com十分疼痛，但是當痙攣停止、肌肉放鬆時，疼痛會舒緩下來。如果使用到普羅卡因而非只是鹽水溶液的話，還會有局部麻醉的效果。普羅卡因是古柯臉的合成替代品，最早發現在一九〇五年。古柯鹼則是在一八六〇年首度從一種南美洲的灌木可可樹的葉子裡抽取出來的。今天主要用於眼科以及鼻與喉部較輕微手術的局部麻醉劑。普羅卡因會給中樞神經系統帶來負面的效果；這一點連同其他一些原因使得今日在臨床上會使用利多卡因〔Lidocaine〕或丙胺卡因〔Prilocaine〕等作用劑來加以取代，這樣中樞神經系統受影響的顯著程度會降低很多。特拉威也讓甘迺迪穿矯正鞋，因為他的右腿比左腿長，大約長零點八到零點九五公分。在她的口述歷史裡，她認為這是由於甘迺迪出生時右半身體就比左半長，而不是背部接受手術後的衍生狀況。這有可能給甘迺迪帶來一個自童年殘留下來的肌肉無力問題。而他在哈佛發生車禍之後必須穿支撐身體的緊身內衣，使他的肌肉問題更形複雜。）

甘迺迪的背痛問題，在他成年之後就沒有停止困擾他。有人主張那是一九三八年在哈佛發生的一次汽車意外造成的。有些人則認為這背痛更可能是來自他服用的類固醇導致的；如同許多人所知，類固醇會造成骨質疏鬆症。很可能兩者都是原因，而骨質疏鬆症較晚出現。

在這段做出豬灣計畫決策的時間裡，所有這些治療帶來怎樣的效果呢？作為愛迪生氏病替代治療的一部分，甘迺迪必須服用睪丸酮。我們知道在大多數病人身上，這會使血液中的睪丸酮濃度發生變化。有時候當血液的睪丸酮濃度高再加上類固醇治療，甘迺迪會被推向「展現男子氣概」的方向；而當藥物的效果消耗完畢時，他又會縮回頹喪低沉的情緒裡。

傑斯特．鮑爾斯（Chester Bowles）描述甘迺迪在四月二十曰的內閣會議上是「十分的虛脫」，並且在談話當中忽然中斷，對自己說一句與脈絡無關的話：「我怎麼會這麼白痴？」他無法入睡，並且認為整個豬灣事件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經驗。他一直打電話給他的爸爸。這並非一個狀況良好、精神充沛的三軍統帥的行為，也不是一個患了抑鬱症的人做的事。而是一個身體不好、靠多種藥物撐了起來，然後由於一次失敗而墜入低潮的人的行為。甘迺迪並不習慣失敗，因為截至目前為止，從他當上參議員開始就是一路攀升。

答案在這裡。首先，並不是每一個牽涉其中的人都認為這個計畫會成功，甚至是中情局。其次，甘迺迪應該知道，在從國務卿以降的整串命令系統裡，美國總統作為三軍統帥跟其他人是完全不同的，無論他的經驗多還是少。他的顧問們也很敏銳地注意到，甘迺迪不喜歡別人對他做事後的批評。李查．古德溫有一次看到過羅伯特．甘迺迪嚴厲斥責入侵行動的批評者傑斯特．鮑爾斯（Chester Bowles），而總統冷靜地坐在旁邊。古德溫的印象是：「巴比（Bobby，羅伯特．甘迺迪的暱稱）嚴厲的爭辯其實反應了總統自己隱藏的情緒，那是先前在某些親近的對話裡傳達給巴比的。早在那時我就知道，約翰．甘迺迪雖然向外展現出可親、體貼與小心節制的風度舉止，但是在那之下，有一種內心的強硬以及時常不穩定的憤怒。」甘迺迪確實有某種狂妄的態度，但他並未染上狂妄症候群。他在某些面向上太過犬儒、太過幽默，他不會容許自己被權力毒害。他的自信心也不會過度膨脹，因為他有真正的好奇心與求知欲，想要評估是否有替代選項。簡短而言，他不是如時常如外界看到的那樣有決斷力，也並非愛擺男子氣概，而他的情緒變化時常是反應了他當時服用什麼藥物。

如我在甘迺迪紀念圖書館所見，在克勞斯詳細的診斷紀錄裡，他報告當甘迺迪彎下腰來、試著摸地板時，他的指尖離地二十吋而且無法更近。在運動治療之後，在十一月二十日，他能夠伸到離地十一又四分之三吋的地方。克勞斯對總統說：「如果您不開始鍛鍊身體，很快就會變成瘸子。一個星期要做五天，而且您必須現在就開始。」克勞斯也要求絕對的掌控權；他寫道：「我想與這位病人一星期工作三次……訓練可以有不少成果。」甘迺迪擔心，如果他請了一位新的醫生；記者又會開始報導他的健康問題。最終他們達成協議；克勞斯來看甘迺迪，對外的解釋是總統健康狀況更上層樓，現在需要更多的規律運動。

在四月十八日傍晚，甘迺迪非常疲累，他話說到一半時就停了下來，獨自出門在玫瑰花園裡散步將近一個小時。次日早晨皮耶．撒林格發現他在他的臥室裡面哭泣。賈姬也告訴她的婆婆他在掉淚，而且除了上次開背部手術的時候，她從未見過他情緒低落到這樣的地步。甘迺迪的國策顧問肯尼．歐東尼爾（Kenny O'Donnell）也說，從認識他以來沒有看過他如此接近崩潰的模樣。就在這時刻，羅伯特．甘迺迪給他哥哥寫了一張預言般的紙條：「如果我們不希望俄羅斯在古巴建立飛彈基地，最好現在就決定下一步來阻止這件事。」

三月底，甘迺迪諮詢了前任國務卿狄恩．阿契森的意見，問他對這計畫有何看法。阿契森對甘迺迪評審不高，只是反問：「您是當真的嗎？」當甘迺迪承認，他打算支持一千五百名入侵者去對抗卡斯楚可運用的可能高達兩萬五千名的防衛軍，阿契森反駁道：「這不用請普華會計事務所（Price-Waterhouse）來算就能知道，一千五百人不可能跟兩萬五千人一樣厲害吧。」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參議員威廉．富爾布萊特（J. William Fulbright）在民主黨深具影響力，他也得到關於此事的簡報，並且強烈批判這整個構想。

一九四三年八月，一艘由美國海軍甘迺迪少尉所指揮的小型魚雷艇PT109在黑夜中被日本驅逐艦猛力撞上，地點是在太平洋所羅門群島中的一個峽灣裡。魚雷艇被切成兩半，兩名組員死亡，包括艇長在內的其他十一名組員在海裡游泳五個小時後，才到達一個小島上獲救。當驅逐艦撞上來時，甘迺迪被強力摔在魚雷艇的甲板上，他的許多病痛都是從這場意外開始，特別是他的背部疼痛。甘迺迪鼓勵外界相信這件事，因為他不希望任何人把焦點放在他隱瞞的過去不良健康紀錄上。相較於其他案例，甘迺迪隱瞞病史要算在他自己的帳上，因為他這樣才能在二次大戰裡為國從戎。很不幸地，遮掩醫療紀錄從此成為他畢生的習慣。

雅可布森提到的下一次與白宮連繫是三個月之後，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二日。他接到一通電話，請他搭飛機南下到佛羅里達西棕櫚灘見總統。當他抵達時，雅可布森說，甘迺迪非常擔憂賈姬的狀況：她在生下小孩（他們的最後一個）之後得了長期的憂鬱症跟頭痛，雅可布森正在治療她。總統想問她是否能夠承受即將前往加拿大的旅途勞累，更重要地，是否能經受住接下來前往巴黎、維也納跟倫敦的行程。雅可布森為甘迺迪夫人做了處置，並且宣稱他去除了她的偏頭痛，她的情緒也完全轉變過來了。雅可布森沒提到在這個場合上他是否治療總統，也沒提到是否給總統任何可自行注射的小藥瓶。

赫魯雪夫也發了一封緊急電報給古巴的蘇軍指揮官：「最高領導人下令，除非莫斯科方面同意，否則絕不可以使用FKR、月神等核子武器。收到命令後即刻回覆。」赫魯雪夫的這些決定證明，他沒有一絲躁症或狂妄症候群的跡象。甘迺迪這邊也得想辦法回應赫魯雪夫的廣播。他授權弟弟羅伯特在傍晚七點十五分時撥電話給蘇維埃大使亞納托利．多布利寧（Anatoly Dobrynin），他們敲定半個小時後在司法部長的辦公室內舉行祕密會議。羅伯特告訴多布利寧：「總統現在面臨強大的壓力，我方受到武力攻擊，現在眾人要求他下達命令以火力回擊。」羅伯特繼續說：「一旦我們開始以武力反擊，連鎖反應很快就會展開，屆時要再阻止一切將非常困難。」他承諾美國「不會進軍古巴」，又說美國需要四到五個月的時間來移除土耳其的飛彈基地。他提醒多布利寧：「總統最大的困難在於得面對公眾對土耳其議題的討論」。美國保證飛彈一定會撤走。但是他警告道，如果這個消息走露，那麼上述保證就完全失效。

在私下，甘迺迪卻試著把責任釘在其他人身上。有一次他說，富爾布萊特預見了這一團爛帳，如果這個人能多參加幾次會議，他的決定可能就會有所改變。但是誤導甘迺迪的一直是他自己。因為並不是會議上被提出來的那些建議造成了問題，而是他自己主持與處理那些會議的方式決定了這個悲慘的結果。古德溫談到這次入侵事件時寫道：「事後看來問題的真相就比較清楚。這不是單純的計算錯誤，而根本就是荒唐。」

甘迺迪否決登陸特里尼達，中情局並沒有抗議（雖然也沒有認同），因為他們第一優先是要獲得總統授權，他們相信總統一旦跳進來了，就不會容許任務失敗。然而甘迺迪很快就顯現出來，他的想法跟中情局的設想之間有多大的差距。四月十二日，在規畫過程中有人建議，美國可以派遣美國部隊進入古巴以援助那些流亡者。甘迺迪就爆發了：

事實顯示，甘迺迪的健康從很小的年紀起就不穩定。他是個多病的小孩：一九二〇年時因為猩紅熱而住進醫院兩個月，當時他還不滿三歲。一九三〇年，十三歲上，他體重急遽下降，身體停止生長。一九三一年由於腹部疼痛進行了闌尾切除手術，但是並沒有減輕他的症狀。一九三四年，時年十七歲，他住進梅約診所（Mayo Clinic）一個月，被診斷患了結腸炎，雖然有些人認為是腹腔的疾病。獲得諾貝爾獎的愛德華．肯達爾醫師（Edward Kendall）在這家診所服務，他以及同事當時正進行對於皮質醇或氫化可體松（Hydrocortisone，一種人工合成的皮質醇）的最尖端的研究。甘迺迪在一九三七年接受以可體松治療結腸炎以減輕發炎症狀，或許跟一隻醫學實驗的白老鼠差不多，但是有可能那時他已經顯示出腎上腺低能症（Hypoadrenalism）的症狀。不管怎樣，這個實驗性的療法，當時只有極少數人得到。這是甘迺迪專斷跋扈的父親出資提供的；甘迺迪的大妹羅絲瑪莉（Rosemary Kennedy）也在這位強橫父親安排之下，接受了腦白質切斷術（Lobotomy, Leucotomy），就是在腦裡切斷神經組織；手術前他甚至沒有問過太太的意思。這次手術導致羅絲瑪莉餘生都必須仰賴特殊照顧。（腎上腺低能症也可能由於病人長期使用類固醇而導致。這種腎上腺低能症的產生，是由於在血液中循環的類固醇被維持在一個過高的水平，壓制了一種由腦下垂體製造的荷爾蒙促腎上腺皮質素〔ACTH〕。喪失這種腦下垂體荷爾蒙，表示腎上腺體內的細胞遭到破壞。另外一種腎上腺體受到破壞的途徑，是病人得到肺結核病。英國作家珍．奧斯汀的死因可能就是如此。皮膚上嚴重的色素沉澱或者顏色轉褐黑色，是跟所有型式的腎上腺低能症連結在一起的，雖然使用荷爾蒙替代治療後絕大多數的色素沉激都會消失。當腎上腺發生自體免疫缺損時，皮膚上常常出現一種蒼白的花紋補丁，一般稱為白斑病。我們可以猜測甘迺迪在一九四七年已罹患腎上腺低能症，因為他從一九三七年起就服用類固醇，也因此這個病可能是衍生的結果。不過由於他同時患有甲狀腺機能減退症〔以睪丸激素治療〕，內分泌不足，此一事實支持我們認為他的病其實是自體免疫疾病所引發的愛迪生氏病。他的妹妹艾尼絲〔Eunice Kennedy〕後來也被診斷出患有愛迪生氏病，此一事實顯示了他這個病有遺傳的基礎。）

如果沒有治療的話，愛迪生氏病的病人幾乎無一例外都表現出精神異常的情況。最常見的變化是沮喪、情感退縮、喪失感受力以及失去動力與主動性——也就是在那些長期身體耗損的人身上，常常可以看到的症狀。有時候也會有突然的情緒動盪，或者爆發焦慮與易怒。

隨著健康的改善，不只在外交事務上，甘迺迪處理國內政治議題時也展現了更多的冷靜與技巧。一九六三年時，他規律的做運動，也時常打高爾夫球，他背部的狀況從來沒有這麼好過。

私下派代表還有另外一個缺點，就是赫魯雪夫可以下令採取立即的行動，甚至當他還在跟甘迺迪的密使會面之時。他或許會中斷所有通往柏林的高速公路與運河的交通。這會立即把衝突從古巴擴大開來，並且讓赫魯雪夫在進行後續的協商時有更廣闊的談判範圍。

羅伯特看不起副總統詹森有很多緣由，他在甘迺迪紀念圖書館的訪談曾提到，他相信如果一九六二年的美國總統是詹森，結局一定是一場大災難。當執行委員會最後一次會議結束後，成員們離開房間，沒有一個人知道危機將如何結束；這時副總統詹森把羅伯特與肯尼．歐東尼爾拉到一邊說話。詹森此時的立場是反對總統的計畫，但是他在所有的會議上從來不曾表達過，有時甚至做出正面的補充。這時詹森說：「當我還是德州小男孩時，有一次沿著路走著，忽然有一條響尾蛇冒了出來。我知道唯一能做的，就是拿起一根棍子把牠的頭給敲下來。」羅伯特永遠忘不了這次簡短的交談。因為這落實了他對詹森的看法：作為一位領導者，他在決策的關鍵點上不夠堅強。

在一次由傳記作家提奧多．懷特（Theodor White）進行的口述歷史訪談中，甘迺迪的發言人皮耶．撒林格（Pierre Salinger）證實在一九六〇年七月民主黨全國大會上，參議員甘迺迪仍然否認病情，甚至否認他有接受藥物治療：

既然甘迺迪在面對挫敗時沒有選擇繼續軍事行動，那麼主張甘迺迪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情緒模式，就是著意展現男子氣概就不能夠成立。事實上，在整個豬灣事件期間，甘迺迪的立場是來回游移的。比如當他在佛羅里達棕櫚灘度過復活節的週末時，在與父親約瑟夫交談許久之後，他是一個勁的要入侵。但是在其他時刻，他又要求幕僚保證，他可以在任何時候中止入侵行動。

李奧尼德．布里茲涅夫指控他「粗暴地」對待同事，並且說他「忽略他人的意見」，而且在一種抑鬱的狀態中「心神錯亂」。他可能已過渡到躁鬱症或者仍然患有後期的輕度躁狂症。我不會稱他在任內產生狂妄症候群，因為他有憂鬱症的病史。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四日，他被最高蘇維埃主團的集體領導從位子上趕下來，雖然官方稱之為「退休」。在他毫無準備地從權力跌出去之後，赫魯雪夫陷入了非常嚴重也非常持久的憂鬱症之中。他死於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

這顯示甘迺迪已經變得何等的不安與躁動，卻又徒勞無功。就是在這段期間裡，甘迺迪重新開始接受馬克思．雅可布森醫師（Max Jacobson）的醫療照顧。他在紐約的病人給他起的綽號叫「包你嗨醫生」（Dr. Feelgood），前一次甘迺迪請他出馬是在總統大選期間。雅可布森顯然不算是平常的醫生；他在一個特別的顧客群之間享有盛名。這是指那些有企圖心、非常富有的發達人士。這樣的人你在世界上大多數繁榮的大城市裡都能見到；他們希望醫生給他們提供額外的能量。有些希望改善他們的性能力，幫助他們追求一種需要灌飽精力的生活方式。雅可布森之所以贏得「包你嗨醫生」的名號，是因為他給顧客施打安非他命、使用的是興奮藥丸以及用小藥瓶做肌肉注射。根據所知，他曾給顧客注射三十到五十毫克的安非他命，有時候甚至注入更大的藥量。他還會教導特定的顧客使用液態安非他命——在當時常使用的代號為「快速」（Speed）——作靜脈注射。他也慣常提供注射用的小藥水瓶給顧客，讓他們自己來施打。

在甘迺迪跟他醫生之間的關係有一個有趣的轉折。一位年輕的海軍上尉醫官詹姆斯．楊（James M. Young）在一九六三年六月成為白宮的醫生之一，他使用充滿信心的語彙描述甘迺迪的健康狀況，稱總統「健康有活力，長期的背痛問題已經不復存在」。羅伯特．達列克猜測：

赫魯雪夫的妻子妮娜說：「他的心情不是整個在雲端，就是整個在谷底。」對這個世界來說很幸運的是，以如此的人格，赫魯雪夫在飛彈危機期間並沒有感覺到難堪，所以在危機接近尾聲之時，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八日，他「有一種滿足的感覺」。關於他跟蘇聯如何被甘迺迪羞辱的全部過程，他要經過了相當的時間才真正反應過來，因此赫魯雪夫當時才同意拆除飛彈。赫魯雪夫在一九六四年十月被逐出權力核心之時，他人格的病症已經惡化到非常嚴重，「他的行為近乎荒誕：頑固地堅持推動徒勞無功的政策，對於自己的權力基礎正在崩潰瓦解彷彿視而不見，對於陰謀推翻他的勢力輕率地不加反應」。

甘迺迪的醫療紀錄並沒有完全留下來，但是我研究了那些還在甘迺迪紀念圖書館裡的紀錄，特別是那些與一九六一到六二年相關的部分。對健康狀況保守機密並沒有幫助甘迺迪，因為這作法同樣遮蓋了這些健康紀錄所顯示的最首要的特色，那就是他克服這些疾病的勇氣。他的這些疾病會把最大多數的人完全打倒。

雅可布森從來沒有跟總統的其他醫生進行協調；特拉威的醫療筆記裡也不曾提過雅可布森的名字或提到他的處置。（舉個例子：在一九六一年五月到十月之間，雅可布森每四到六星期給甘迺迪肌內注射一次五西西的丙種球蛋白〔Gamma Globulin〕以提升他抗感染的能力；為此他每個月去見總統一次。但是我們從特拉威的紀錄裡知道，她也給總統打丙種球蛋白。雙倍劑量的丙種球蛋白不見得會產生太大傷害，但令人憂慮的事實是，她並不知道雅可布森治療的事。）雙倍劑量的其他藥物例如類固醇就一定不是小事，也一定會造成損害的後果。雅可布森的安非他命加類固醇的肌肉注射一直持續著。這種處方使甘迺迪一時間感覺較好，但是如眾所周知的，古柯鹼衍生製品跟安非他命都不會創造能量；這些藥品提供暫時的強化效果，但隨之而來的是一種低落的感覺。安非他命靜脈注射所造成的「快速」的效果，這時在美國也逐漸廣為大眾所知。愈來愈多人無照販賣可注射的安非他命，有的人偽造處方，有的人甚至在電話上假冒醫生開處方。一九六二年，聯邦、州以及地方的執法機構嘗試遏止這種販售行為。當可注射的安非他命的醜聞爆發後，亞培〔Abbott Laboratories〕於一九六二年將德素新注射液〔Desoxyn〕撤出市場，布勞斯衛爾康〔Burroughs Wellcome〕也將梅泰德林注射液〔Methedrine〕撤出零售藥局的販售體系。安非他命只保留給醫院使用。但俗稱「快速藥廠」的非法工廠取代了製藥業的地位。

甘迺迪總統的健康狀況開始顯現出明顯的進步。到一九六二年一月時，克勞斯與喬治．柏克萊觀察到總統當月的狀況比前一年的任何時候都更好。到了二月底，他們形容前四個星期，是「從醫學的角度來說是就職典禮以來最平安的月份；說是自一九六〇年競選期間以來也不過分。」在四月裡，他們稱他的整體狀況是「極好」。一九六二年三月，甘迺迪的骨科醫生瓦德與克勞斯一起為總統做檢查。總統背部的治療終於落在強而有能力的人手裡，而治療的成效讓總統自己與身邊其他人都十分高興。（三月裡，瓦德發現X光照片顯示薦髂部位的傷害並未擴大。克勞斯發現甘迺迪「能夠不費力地做仰臥起坐，也能不費力地做屈膝動作。」柏克菜在三月的醫療筆記裡提到，他仍擔心特拉威自稱為甘迺迪的私人醫生，並且又給總統打了一針普羅卡因——至少這一針她有向柏克萊報告；柏克萊對於「這根針頭如此隨侍在側」感到非常憂慮。一九六二年四月二日有報導稱，克勞斯相信她給總統又打了的這一針本來是可以避免的，而柏克萊寫下：「特拉威醫師覺得，因為克勞斯醫師沒有大發雷霆，等於是默許她動輒注射的作法。」）

甘迺迪總統在五月十六日到十八日間訪問加拿大。當他用鏟子挖土種一棵橡樹苗時，嚴重地弄痛了他的背，也有相片確實拍到他兩手撐著拐杖。奇怪的是，特拉威在五月十九日的醫療紀錄裡沒提到甘迺迪的背痛，只說「他累了」。五月二十日，她的紀錄是甘迺迪覺得沒問題。她下一筆紀錄是五戶二十五日，上面登載了她早上八點三十分用肌內普羅卡因（Intramuscular Pr和*圖*書ocaine）治療三個部位的浸潤情況，晚上八點時在兩個部位又做一次；五月二十八曰又有一筆紀錄，指出她在甘迺迪位於海恩尼斯港（Hyannis Port）的避暑宅邸裡同樣的處置又做了一次。在她的醫療記事簿裡，有一張男性軀體的正面圖與背面圖。她做過肌肉浸潤處置的部位被標記起來，有四個地方。

撒林格：約翰．康內利（John Connelly）與印地亞．愛德華（India Edwards）聯合召開記者會，宣稱約翰．甘迺迪患有愛迪生氏病。甘迺迪參議員方面認為記者會不值一提，他們不會做出回應。我給醫生（特拉威）擬好了一份聲明，斬釘截鐵地否認他有愛迪生氏病。當然，在我認識他之後，這個謠言一直都在，在他擔任總統的期間都沒停過，而且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被熱烈討論一下。這件事的真相是：他確實有一種機能減退症，某些醫生會診斷為愛迪生氏病，但是照顧他的醫生們會說那不是愛迪生氏病。換句話來說，那是性質接近的病。

泰德．索倫森對豬灣計畫並不知情，在行動結束之前也全無涉入。他在他的《甘迺迪傳》裡，從總統的視角為豬灣的失敗提出了坦率的批評以及充滿知性的辯解。他指出，在甘迺迪交付的與他實際上批准的行動之間，有五個根本的差距。他對甘迺迪處理古巴飛彈危機則給予全面的讚譽。然而索倫森此書寫於甘迺迪遇刺死後兩年，對甘迺迪的健康醫療狀況也大多知情，他卻從來沒有疑問過。甘迺迪的健康或治療狀況多大程度影響了他的決策，當然也就沒有討論到在一九六一年與一九六二年之間甘迺迪的健康有多麼顯著的差別。

但更令人憂慮的是，當他戮力於為國服務時，這位新任總統一點也沒有改變他生活方式的跡象。甘迺迪沒有安排國內任何頂尖醫生當他的私人醫生，也並不試著限制他的娛樂性藥物，也許他有嘗試，但就是沒有成功。不圖此，他努力的重心在於運用總統的權力來使他的醫療狀況成為機密，並且向外投射出正常、健康、快樂、愛家的形象。這跟真實有非常大的距離。

分類下列物品：注射用的與口服的種種皮質類固醇（治療他的腎上腺低能症）；普羅卡因注射液（舒緩疼痛的「觸發點」）；超音波治療以及熱敷包（用於背部疼痛）。止瀉寧（Lomotil）、美達施纖維粉（Metamucil）、止痛藥、苯巴比妥（Phenobarbital）、睪丸酮、團申丁（Transentine）來控制他的腹瀉、腸道不適與體重下降；盤尼西林與其他抗生素來治療他的尿道感染與膿腫；還有吐諾爾（Tuinal）幫助他睡眠。

在決定競選總統之後，甘迺迪本來應該要有勇氣開創一種不一樣、更公開以及實際上更民主的政治風範，改善與選民的關係。如果他選擇公開他的愛迪生氏病，本來是能夠為他的總統表現增色的，特別是前任總統艾森豪已經建立了一個成功的先例公開了他的疾病。有些人認為，既然甘迺迪先前都在隱瞞，他就永遠不可能實現這種公開的態度。不過甘迺迪並不需要承認他是在虛假的偽裝之下贏得選舉，或者承認他對選民撒了謊。他所需要做的只是逐漸開誠布公，不再否認他自己的病情。有人或許會說，可是甘迺迪的隱瞞是成功的。不過話說回來，他當總統的時間也不長。如果他在大眾眼前的時間更久一點，那他的外殼很可能也會被掀掉，他身為總統的誠信就會受到相當大的損害。

雖然就政治生活而言，甘迺迪可以免去輕率魯莽這樣的指責，但若談到他的私生活，特別是關涉到他使用毒品以及他與女人的關係，就很難不這麼說。最早當有人開始流傳他使用強力的毒品時，總統的助手們很輕易就把這些說法掃到一邊。但是今天有證據——特別是法蘭克．辛納屈（Frank Sinatra）最近的一本書裡所揭露的證據指出，甘迺迪在當上總統之前，以及在擔任總統期間，都有吸食改變情緒的毒品。類似的指控包括他在一九六〇年年初在拉斯維加斯的訪問中使用過古柯鹼，在白宮裡跟女性友人試過大麻以及迷|幻|葯，以及曾經跟他的小舅子彼得．勞福特（Peter Lawford）一起給一名女子服用硝酸戊酯，為了看這對她的性體驗會產生怎樣的效果。這些事所表現出來的不負責任程度，只有另外一位美國總統尼克森的飲酒問題才差堪比擬。

赫魯雪夫後來以他一貫的粗暴與尋釁宣稱：「柏林就像西方的睪丸：每次我想讓西方尖叫，我就壓擠一下柏林。」然而現在我們從檔案裡知道，赫魯雪夫並不希望戰爭，他要的而是瓦爾特．烏布利希（Walter Ulbricht）的東德能夠維持穩定以及得到承認。至於在甘迺迪這一邊，這次會面之後，他知道他將面臨赫魯雪夫的挑戰。

豬灣事件時間，甘迺迪的身體狀況就沒有這麼明朗，做任何結論都只是猜測。甘迺迪可能沒有施打雅可布森的安非他命加類固醇針，但是他有使用其他藥物。我認為比較保守的評估是，甘迺迪在豬灣事件上的決策能力確實是受到他的身體狀況、所接受的治療以及藥物損害的。

當甘迺迪對全國演說時，蘇維埃人已經給他們在古巴的指揮官以撒．皮列夫（Issa Pliev）擬好了指示，要他「讓全部的軍力進入待命狀態」。如果美國入侵古巴，在古巴的這四萬一千名蘇維埃部隊在軍力上將會落於絕對的劣勢，唯一的救贖是他們有蘇聯製的短程核武飛彈「月神」（Luna）。蘇聯方面嘗試性地擬定了一組命令，以便授權指揮官動用月神。幸運的是，蘇維埃的國防部長馬歇爾．羅迪昂．馬凌諾夫斯基（Marshal Rodion Malinovsky）說服了他的同僚們，延後發出動用月神的指令，並且傳了一道命令給在古巴的蘇維埃部隊，嚴禁使用任何核子武器。馬凌諾夫斯基明智地考慮到，如果在美軍尚未進犯之前，華盛頓就攔截到授權動用戰略核武的命令，那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莫斯科也明智地下達了指令，除非有直接命令，否則不得發射射程達一千一百英哩（約一千七百七十公里）、攜帶核武彈頭的R12彈道飛彈。

雅可布森稱他是搭乘空軍一號前往維也納的，而特拉威是在空軍二號上。他直接前往美國大使的私人宅邸，高峰會談預定在那舉行。根據雅可布森的描述，甘迺迪可能在那兒接受了一次安非他命加類固醇的靜脈注射，因為雅可布森強調，當時氣氛非常緊繃，他一進大使宅邸立刻就被召去見甘迺迪。甘迺迪對他說：「赫魯雪夫隨時可能抵達。會談可能進行好幾個小時，我負擔不起我的背這時候出任何狀況。」雅可布森於是給甘迺迪打了一針安非他命。我們無法確知這次是否跟平常一樣是添加類固醇的肌肉注射，還是以甲基安非他命實施靜脈注象。雅可布森回憶一九六一年一月在白宮為甘迺迪治療。當時大提琴家帕布羅．卡薩爾斯（Pablo Casals）開演奏會，甘迺迪要求再做一次「維也納治療」。這表示維也納治療跟平常是不一樣的，很有可能是靜脈注射。

甘迺迪排除私下派出外交密使當作主要的溝通模式，他明智地授權他的弟弟羅伯特進行關鍵的「暗道」協商。在「暗道」中，美方提出條件交換，他們願意撤除部署在土耳其的飛彈。

雅可布森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裡實際上取代特拉威成為總統的私人醫生。事實上特拉威不知道雅可布森也到了巴黎。雅可布森先在華盛頓治療了甘迺迪四天後回到紐約，再跟他的妻子一起搭乘法國航空前往巴黎。但是在那之前，當空軍一號停在紐約的艾德威爾德機場（後來更名成為約翰．甘迺迪機場）時，雅可布森給總統又做了一次治療。雅可布森稱，在巴黎他每天都在奧塞宮（Palais d'Orsay）見到總統，那是保留給重要人物來訪時停留的地方。甘迺迪拜訪巴黎是與赫魯雪夫在維也那會面的序曲。法國總統戴高樂認為甘迺迪與赫魯雪夫見面是不智的，但還是說「加油！勇敢！撐著點」。再等幾年，有一天共產主義會被自己的重量壓垮。戴高樂私下給這位訪客寫了紙條：「好好享受年輕的好處，但要忍受一下當生手的折磨。」

但是甘迺迪被告知的抵達時間是錯誤的；赫魯雪夫在四十五分鐘之後才到達。甘迺迪走下梯階去迎接赫魯雪夫，好像是要展現他的活力跟健康來把這位頗具福態的六十七歲蘇維埃領導人給比下去、。雅可布森打的很可能是靜脈注射，好讓效果作用地快一點如果真是這樣，那麼這一針會給甘迺迪帶來一個比較大的「雲霄」，而一個比較嚴重的「谷底」或許在會議結束之前就會到來。羅伯特．達列克用了另一種方式來描述：「雅可布森下午稍早在甘迺迪見到赫魯雪夫的前一刻給他打一針，當這時間緩緩過去，效力漸漸消退時，甘迺迪很可能也就失掉了那一針給他帶來的充沛情感與體力優勢。」（就算先不談安非他命與類固醇組合可能產生的問題，光是注射類固醇就能對行為產生效果，劑量非常高的時候，會造成躁狂或精神錯亂的症狀。高劑量可以讓施打者得到一種充滿活力與幸福的感覺，增強身體與性方面的興趣。然而即便最新的醫學已有許多進步，治療愛迪生氏病的醫生今天仍然很難給類固醇藥設定正確的劑量。甘迺迪的內分泌專科醫生尤金．柯亨一點也不知道雅可布森到來的事，因此總統類固醇的治療也是完全處在狀況外。在二十一世紀剛開始這個時代，大多數的內分泌專家認為過去給病人太高劑量的類固醇了。最廣泛接受的處方是早晨給予氫化可體松十毫克，午餐時間給予五毫克，傍晚時分再給予五毫克。有些醫生會選擇去氫可體醇或者可體松。很清楚的是，相較之下，當雅可布森跟柯亨兩人的治療加起來時，甘迺迪接受的類固醇劑量是多太多了。這一點從甘迺迪擔任總統期間的許多相片可以得到證明——他的臉呈現某種程度的圓滾跟腫脹；這跟庫興氏症候群〔Cushing's disease〕有關連，患者製造了過多的皮質醇。）

一九六〇年時，中情局請了二十位左右的美國精神科醫師與心理學家提出報告。他們注意到赫魯雪夫的「憂鬱症以及無法抵抗酒精」，但是把焦點放在他「輕度躁狂的」性格上。陶柏曼引用一位精神分析學者對輕度躁狂特徵的列表，認為幾乎是對赫魯雪夫完美的描述：

如果說在一九六二年十月這幾個緊張萬分的日子裡，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人的命運都握在甘迺迪與赫魯雪夫的手裡，那是一點也不誇張。不過，除了一開頭的挑釁，蘇聯處理這個局面時，展現了相當大的自制。甘迺迪總統處理古巴飛彈危機的手腕也值得高度讚許。他的動作是有分寸的，某些時點上甚至非常細緻，但同時也是堅定與充滿決心的；撇開那些事後諸葛的觀點，甘迺迪的正面衝突策略發揮了效用。不過，跟他在這個危機裡的出色表現比較起來，我一直感到相當困惑，不過在一年之前，在也跟古巴有關的豬灣挫敗事件（Bay of Pigs Fiasco）裡，他卻出現一連串的決策錯誤。他為什麼會計畫與支持那一千五百名反卡斯楚的古巴人在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七日對古巴發動攻擊？更重要的問題是，為什麼甘迺迪在一九六一年六月初跟赫魯雪夫進行的維也納會議是這麼一個完完全全的失敗？

次日談到西柏林時，對話醜惡了起來。赫魯雪夫說：「蘇聯將會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簽訂和平協定。」甘迺迪問，此一協定是否會阻斷柏林的對外交通，赫魯雪夫說肯定地回答。一方發出挑戰了。「如果有人動武，我們的回應就是動武。如果美國想要戰爭，那這是美國的問題。」赫魯雪夫說。會議結束時甘迺迪說：「那麼主席先生，戰爭將會來到。這將是一個寒冷的冬天。」

在我的判斷裡，當甘迺迪一九六一年六月在維也納與赫魯雪夫見面時，他的表現是嚴重地受到影響的。他背部的疼痛，雅可布森醫師又給他亂打安非他命加類固醇，還有為了愛迪生氏病而服用的睪丸酮與類固醇等替代治療藥物；這些因素在相互作用之下使他陷入虛脫、焦躁、情緒波動的狀態，顯著地減低了他做好總統工作的能力。

總統為了減輕背部疼痛，在白宮裡有時候一天做五次熱水淋浴，在溫水游泳池裡游泳，並且坐在搖椅上休息。幾年下來，他的下半背部接受過非常多的普羅卡因注射。引起爭議的是，特拉威一天中可以給總統注射達三次之多，有時甚至更頻繁達五、六次。總統的其他醫生開始覺得她反覆地注射普羅卡因令人擔憂，而且在她的診療紀錄裡，有證據顯示從七月到十月的注射劑量是一路增加。特拉威對總統及其家人十分敬愛，這點從她在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日由提奧多．索倫森進行的口述歷史訪談中是溢於言表。在這次訪談中，她給出了一些耐人尋味的醫學專業上的細節。（特拉威幾年以來都跟兩位內分泌專家一起治療總統。訪談中她揭露，在一九五五年，甘迺迪患有甲狀腺機能減退症。基礎代謝率非常低，是負二十；高膽固醇，數值為三百五；蛋白結合碘〔Protein-Bound Iodine〕在合格邊緣。這指出他的愛迪生氏病根源是自我免疫失調。醫生給他開了一種新的甲狀腺藥劑三碘甲腺原氨酸〔Triiodothyronine〕，劑量維持在每天五十微克。在一九五七年，甘迺迪背上還長了一個手術後的膿腫，可能是個縫線膿腫〔Stitch Abscess〕，而且感染劇毒性的凝固酶〔Coagulase〕，金黃葡萄球菌檢查為陽性。這個膿腫先被放乾，之後使用鏈黴素〔Streptomycin〕反應良好。）

追求女色並不會使一個人失去當總統的資格，撒謊否認這一點也一樣不會；柯林頓總統的彈劾訴訟程序沒能通過就證明了這一點。但是甘迺迪跟兩位女子在性方面的輕率魯莽是不能被忽視的。絕大多數美國人對甘迺迪與瑪莉蓮．夢露的緋聞應該不會太過譴責，如果這事情在他生前就洩漏出來的話。然而跟朱蒂絲．坎佩柏爾（Judith Campbell）搞緋聞就是莽撞與愚蠢，因為甘迺迪很清楚她是惡名昭彰的黑手黨人物山姆．強迦納（Sam Giancana）的女友。甘迺迪可是一個組織的領袖，道個組織的職責所在正是要消滅集團犯罪的。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在一次與中情局局長胡佛一對一的午餐中，胡佛警告甘迺迪不能再與坎佩柏爾見面。但是甘迺迪還是繼續打電話約她，直到一九六二年八月才停止。一九六三年七月三日，胡佛再度試著干預甘迺迪總統的緋聞，這次是要阻止他跟艾琳．羅梅奇（Ellen Rometsch）約會。羅梅奇的問題是她是在東德長大，許多人相信她是個間諜；據說她曾在東德政府領導人烏布利希（Walter ulbricht）的身邊當過祕書。她多次到白宮來參加泳池邊的裸體派對，也跟甘迺迪上床。她是由參議院祕書長鮑比．貝克（Bobby Baker）介紹給總統認識的；貝克幫參議員們找應|召女郎的服務是出名的。

然而總統直到一九六三年裡仍然與雅可布森見面，即便安非他命注射已經減少。在甘迺迪的攝影師馬克．夏奧出版的攝影集裡，有一張照片拍攝於一九六三年的棕櫚灘，裡面有甘迺迪總統、查爾斯．斯柏丁、拉茲威爾王子以及雅可布森等人。雅可布森稱他在一九六三年七月在海恩尼斯港見過甘迺迪，但沒有進行任何治療。或許這時候對甘迺迪來說，雅可布森的注射已經成為一種娛樂，而不是他賴以抒解劇烈疼痛與壓力、必須按時施打的醫療行為。

所有這些都是文字遊戲，因為自然產生的皮質醇（Cortisol）跟人工合成的可體松（Cortisone）在效果上是同一件事。甘迺迪否認服用可體松，特拉威更是為他辯駁。在一次與甘迺迪的妹夫薩今特．施萊佛（Sargent Shriver）的電話中，特拉威說：「當然，他有服用一些跟可體松近似的東西，但是他服用的是在正常生理範圍內的劑量，那些不算是『藥』。」（施萊佛與甘迺迪的妹妹結婚。在一次電話談話中，施萊佛對特拉威說，在某場記者會中參議員林登．詹森的支持者提出了一個問題：甘迺迪的身體狀況好嗎？施萊佛：「就是那個關於愛迪生氏病的謠傳。他們聲稱他是靠藥物——可體松——過日子的。巴比回答說，他根本沒有愛迪生氏病，也沒有吃可體松。」特拉威：「這個嘛，那是正確的。傑克沒吃可體松好多年了，他有服用一些跟可體松近似的東西，但是他服用的是在正常生理規範的劑量，那些不是藥，巴比可以說那些是人體自然的成分，當他壓力大的時候，醫生會讓他服用一些，以補充他腎上腺的必要物質，那是預防性質的。傑克現在狀況太好了，所以他的醫生們不傾向現在停止繼續服用。」）人們又一次看到政治領袖跟他的私人醫生在選民面前做偽，把真相玩弄到接近撒謊的地步。這條路線到後來跟尼克森競選時也沒有改變。投票日兩天之前，羅伯特．甘迺迪發出一份由特拉威所作的聲明：

約翰．甘迺迪在一九六〇年十一月當選美國總統，以三百零三選舉人票對尼克森的兩百一十九票，但是總投票數只有些微的勝差：在所有投出的近六千九百萬票（68,837,000）裡他只贏了不到十一萬兩千票（118,574）。然而在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甘迺迪發表就職演說之後，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幾乎四分之三的美國人認同他們的新總統。一個年輕、自信的聲音在全世界迴響：

一月二十二日，已經就任總統的甘迺迪跟他的國務卿迪安．魯斯克（Dean Rusk）會面，此外出席的還有他的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瑪拉、他弟弟司法部長羅伯特．甘迺迪、國防部參謀長萊曼．連姆尼茲將軍（Lyman Lemnitzer）以及杜勒斯等人。杜勒斯估計在大約兩個月後，美國就必須對在瓜地馬拉接受美國訓練的古巴人做出一定安排。魯斯克警告，美國的任何直接干預都會有極為重大的後續效應。

索倫森是個極為聰明與敏銳的人，我希望他已經寫出一本更個人觀點的論著，並在不久的將來出版，因為他在甘迺迪身邊度過很多的時光。當甘迺迪還是參議員時，他們在一九五七與五八年之間在選戰中走遍全國，睡在數不清的飯店與汽車旅館中，有些金光閃閃，有些邋遢破爛，也頻繁地搭乘飛機在民主黨的募款餐會之間奔波趕場——從一個人頭要一百美金的到只要五美金的都有。儘管如此，即便是如此親近的顧問如索倫森，甘迺迪也並不讓他知悉自己私生活的許多面向或他服用藥物的細節。甘迺迪總是把他的人格與生活的不同面向區隔開來。李查．紐時達（Richard Neustadt）對於甘迺迪與索倫森的評語或許是正確的：「從來沒有兩個人能比他們更親密，同時又更疏離。」但是即便如此，索倫森的個人洞見仍十分有價值，既然那些年歲都已經逝去。

甘迺迪於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被診斷出患有十二指腸潰瘍，但這也可能只是他的類固醇療法的一個副作用。他的背痛沒有停止；在許多不同醫院裡做過檢查後，甘迺迪於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在新英格蘭浸信醫院（New England Baptist Hospital）進行了一項手術，開刀的是一位從拉赫診所來的外科醫生。這位外科醫生並沒有如預期那樣找到破裂的椎間盤，但是在顯微鏡檢查下卻發現異常柔軟「且退化的纖維軟骨」。這不像是任何物理傷害能夠造成的結果，可能是類固醇的副作用。當時他的病情描述還包括「擴散的十二指腸發炎以及痙攣性的結腸炎」，也就是整個腸道都在發炎。一九四四年十月，甘迺迪在左邊坐骨神經上接受注射普魯卡因（Procaine），這給他帶來相當大的舒緩。從這時起，注射普魯卡因以抒解背部疼痛便成為一個固定模式。

但是的有效嗎？種種證據累積起來都指出，從五月二十四日起反覆地施打安非他，嚴重影響了甘迺迪總統在維也納會議上的表現。先前提到，沒有一位醫生全權掌控他的健康狀況。還有人說「甘迺迪選擇醫生跟藥物比挑女人還要隨便」，這說法大約不假，而且指出他不節制的一面。

這場危機過去了。羅伯特一直相信，內閣會議廳裡的十三人當中有七位，如果其中任何一人是美國總統的話，那麼這個世界現在應該已經炸掉了。同樣地，如果甘迺迪總統在一九六二年的健康狀況還是像他在一九六一年裡大多數的時候那樣糟，那麼結局大概也要做如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