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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事實上，納塞爾很清楚地表明了埃及沒有意願干預任何國家的海運船隻，而且在收歸國有這件事情上，除了以色列之外，沒有幾個國家感到擔憂。所謂對世界航運的威脅，英國從來沒有真正地在這個議題上嘗試動員各國的關注。更甚者，納塞爾將運河公司收歸國有的方式，清楚地顯示出他並未非法行事。當他宣布國有化的時候，他從股東手裡買下股份所支付的價格，是當時巴黎證卷交易所的市價。國際間也不怎麼關切埃及與蘇維埃的關係日漸緊密。而最重要的，艾森豪總統並不打算把奪下蘇伊士運河跟蘇維埃帶來的危險關聯起來，而他正是後來決定蘇伊士運河危機的結局最關鏈的人士。

何瑞斯．伊凡斯爵士在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五日的那封信上所描述的艾登的突發性高燒，與膽管炎（cholangitis）的症狀相符。（膽管炎是一種菌血症或敗血症；從患者的血液培養裡可以得到許多也可在膽管裡發現的微生物。這是一個會使病人虛弱的嚴重疾病。腦部也會被影響，比如腦部的體溫調節中樞產生病變、病人感到暈眩以及判斷力困難——如曾有這種病況的病人事後所回憶——這或許是微生物及其所排出的菌外毒素浸潤了腦部所致。）那些另外還伴隨著寒顫或身體顫抖出現的高燒，顯示出肝管有過渡性的感染升高；伊凡斯使用溫和的硫磺藥物來治療。這些突發高燒裡最嚴重的一次發生在十月五日的下午，當時艾登正探望他住在倫敦大學附設醫院的夫人。當時他忽然感覺到像結冰一樣的冷，然後開始無法控制的顫抖，還伴隨高燒。在醫囑下，他到離夫人病房不遠的一個房間裡的床上躺下，體溫升高到華氏一百零六度，就一名成年人而言是極高的體溫讀數。他在十月八日才被准許離開醫院，出院時，根據報導，艾登精神非常好。不過這種感覺只能是暫時性的：他的身體在如此程度的寒顫過程中是處在極度的勞累之下的，這需要時間來恢復。大多數人，包括他內閣的同僚，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艾登繼續工作，但是，如他的官方傳記作者所說，「一聲不祥的鐘聲已經響起」。

這是外交上的大慘敗。用艾森豪的話來說：「我真的從來沒見過有強大的國家能搞出這樣徹底的混帳跟爛攤來。」法國跟英國在失去盟友的支持後，不得不做出自打耳光的回轉。美國對英鎊的施壓以及尼可萊．布加寧就蘇伊士事件發出的威脅信（他在十一月四日凌晨調動了二十萬蘇維埃部隊以及四千部坦克進入布達佩斯）都還不足以讓英法妥協，關鏈的現實是他們被徹底地孤立了，這在安全理事會上馬上就顯示出來。

艾登認識艾森豪雖然超過十年，卻以為艾森豪在重大議題上被一個本來所信任的人隱瞞與誤導之後不會反擊，這是對艾森豪性格的嚴重誤判。艾森豪確實覺得被艾登的行徑給出賣；這也是在情理之中。真相是，如英國大使事後所說，美國對外政策的重大決定是掌握在艾森豪手裡，不是杜勒斯。何姆勛爵批評艾森豪派美國第六艦隊沿著英國入侵船艦航行是表現對英國的敵意，但是跟很多人一樣，何姆勖爵低估了艾森豪在「艾可」這個暱稱的友善形象底下所隱藏的強悍性格。在艾登這邊，他把他的怨恨投注在杜勒斯身上，說他「像一隻受傷的蛇一樣拐彎抹角，而且比蛇更不值得原諒」。但是杜勒斯只是替罪羊：美國的觀點從頭到尾都是明白而清楚的。關於艾登，艾森豪在十一月二日做了一個總結：「一定是因為他知道我們在這件事情上採取絕對反對武力的態度，所以當他最後決定要實施計畫時，就完全默不做聲了。」。艾森豪在這兩年的信件往返中顯露出許多真實的模樣，與他超然、熱愛高爾夫球的公共形象差別相當遠。從跟艾森豪的私下接觸裡，艾登不可能不認識到這一點，因此他選擇忽略艾森豪的觀點實屬魯莽。而且從較早通信中的語調裡來看，艾登應該不會忽略艾森豪的看法，至少是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以前，之後艾登就受到以色列計畫的迷惑。艾森豪沒有給艾登任何自我欺騙的空間，以為他在總統大選前夕可以容忍美國人看到英國人如此公然地藐視他在全世界的權威。然而，在他剛連任成功不久，艾森豪對艾登卻比杜勒斯對他還慷慨大方。艾森豪提議要與艾登見面，杜勒斯當時正住院中，後者勸他不要在停火之後這麼快就與艾登和莫葉見面。既然艾森豪的反應是如此，如果當初入侵蘇伊士運河遲幾個星期才進行，艾森豪的回應頗有可能會低調許多。

艾登一般來說是行事謹慎、對阿拉伯友善的人，而且以他過去的紀錄來判斷，我們本來可以期待他在一聽到以色列介入的提議時就予以拒絕。不過，儘管艾登當時也沒有正式做出承諾，但是他在會談上沒有當場排除此點，這本身就已經是個決定。他向法方所提的問題，則讓法方毫不懷疑他已經認可了這個構想。夏爾注意到艾登覺得興奮，米拉德則覺得艾登僅只是感到好奇。先前十分接近艾登的諾丁，在他的書裡問道：「他是怎樣達成這個要命的決定的？又是為了什麼？這樣一個其全部政治生涯都建立在協商天才之上的人，如何能夠、又為什麼如此狂亂地隨興行事？」令人不意外的是，這場不名譽的戰爭後來在災難之中結束了；而艾登這位首負其責的人在做出此等決策時，也並非處在適任的狀況裡。

艾登很確定動武的決定是正確的。不過問題是，我們永遠沒辦法證明沒有採取行動的話狀況會有多糟。他仍然覺得，打倒納塞爾跟打倒墨索里尼真的是同一件事——總得做點什麼來阻止獨裁政權。拿另一個例子來說，如果我們為了希特勒佔領萊茵河地區而出兵干預，一定也會有很多的批評，但這是在做正確的事，而且將會拯救數以百萬計的生命。他的盤算是，納塞爾與俄羅斯人會在次年三月或四月入侵中東地區（大概是攻打以色列）。既然英國部隊不能無限期地在塞普路斯乾耗，他感覺必須做出這個決定，在十月底搶在埃及人之前先行動手。

在蘇伊士的大慘敗上，艾登的疾病有多重要？歷史家及保守黨國會議員羅伯特．詹姆斯承認，在蘇伊士事件上，他很難「準確地釐清是哪些因素，把艾登從一個絕對合法的立場，推向那個極危險的幾乎跨越到不合法的立場上」。有的人懷疑，他的疾病能不能算的上特別重要的因素。修斯．托馬斯（Hugh Thomas）曾寫過，有一位醫生曾診療過艾登（或許是杭特醫生〔T. Hunt〕），他認為就算艾登健康良好，在蘇伊士問題上他的作法也不會有太大的差異。我不相信這種說法可以成立，如果把我所做的詳細分析考慮進來的話，艾登做出關鍵決定的時點跟他的醫療發展是相符合的。蘇伊士危機的關鍵問題不是採行軍事行動，而是決定不尋求美國的支持而跟以色列共謀。如果艾登真的健康良好，現有的證據讓我認為他是會拒絕這種策略的。

安東尼的健康，最低限度來說，也對他政策的推動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我覺得要拒絕接受這個判斷，是非常困難的……如果他身體好，可能他追求的也還是相同的政策，但是我很難相信——若他狀況好——他會在政治與軍事兩個層面的執行上都犯下如此顯而易見的判斷失誤。

這些敘述也顯示出，艾登此時的工作方式，跟他過去二十年裡處理外交政策時完全不同，甚至跟過去幾個月裡的表現也不一樣。例如說，當他對張伯倫的姑息政策希望破滅於是在一九三八年辭職時，艾登考慮的十分周詳，也廣泛地徵詢意見。二次大戰期間，艾登在許多場合上協助了邱吉爾，使他偶爾反覆的決策風格得到更高的穩定性；這都是有詳盡檔案紀錄可查的事。一九五一年之後，艾登在外交政策上的決策風格是冷靜而不動感情的，而當他做出黨內不歡迎的決定時（例如一九五四年的蘇伊士運河基礎協定），從當時的局勢來看也都可以得到解釋。當我們分析一九五六年十月這個關鍵的月份時，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可敬而勇敢的人，被疾病與疲倦壓彎了腰，斟酌著種種極端困難的問題，然後卻做出太多善變而反覆的決定，跟他過去清醒冷靜的紀錄相去甚遠。在《安東尼．艾登：他的生平與名聲》一書中，大衛．達頓教授（David Dutton）透過歷史分析做出結論：「我們很難了解，為什麼艾登會相信他跟法國與以色列的計畫可以把美國人蒙在鼓裡；唯一能做的解釋是，他的判斷力已經不是他巔峰時期的狀態了。」他還進一步說：「所有的證據都指出，他在這個階段已經病的很嚴重……十月初時他的身體很虛弱疲倦，極其需要休養，而且很可能就在精神崩潰的邊緣。」

艾登持續地嘗試遮掩密謀，這損害了他的名聲。當他在十二月二十日在下議院說：「我們事先不知道以色列會攻擊埃及」，他是在撒謊。對下議院說謊話，這是艾登身為國會議員三十二年來從來沒做過的事。這太不符合他的性格，也促成了他的離去。一九五七年一月一日，何瑞斯．伊凡斯非常堅定地認為艾登應該辭職，不然的話，他最終可能走上自殺一途。其他的醫生則提到他的肝功能損害。真相是，艾登辭職是出於政治的原因，不全然由於健康的緣故。艾登事先告訴邱吉爾他已決定辭職。邱吉爾當天就回信：「有一點要切記：辭職的理由只能給一個，健康。政策跟精神就讓他們自己去。再怎麼說，一個人所做不能超過健康允許的限度。」艾登擔任首相所做的最後一件事，其中之一是向祕書口授一則註記，敘述他在辭職的前一日（一月九日）最後一次前去晉見女王的情形：「我告訴她醫生們的報告，一如女王也已讀過，根據我的判斷，我沒有其他選擇，只能請求解除擔任她的第一大臣的職責。」

法國跟以色列自從蘇伊士運河基本協定之後，就進行密切的連絡。以色列覺得英國軍隊撤出埃及之後，以色列更容易遭受攻擊，而法國人則害怕埃及插手他們在阿爾及利亞所面臨的重大軍事與政治挑戰。法國在阿爾及利亞有四十萬部隊，而且既然納塞爾支持叛軍，那麼法國人就有鮮明的動機除掉他。法國對以色列的軍售已經幾乎要破壞三方協議中的軍火平衡條款了，而這是法國、美國跟英國一起簽訂的。

杜勒斯所說的遠遠不只是一個暗示，美方在大選前不願意見到任何行動。而艾登在與艾森豪的信件往返中，也直接被告知美國大選的敏感性。但是在十月的進展中，麥克米蘭與艾登兩人似乎都沒有衡量過，在大選前夕入侵埃及對艾森豪會帶來什麼影響。這是非常奇怪的，因為他們自己也是身在民主制度的政治人物，一定知道幾乎所有政治領導人都害怕輸掉選舉，就算在民意調查裡有壓倒性的優勢也一樣；他們都痛恨在投票日之前的最後幾天發生任何不確定事件。艾登跟麥克米蘭沒能把這一點考慮進來，已屬愚蠢之舉。麥克米蘭至少後來在他的回憶錄裡承認：「也許我當時應該更加考慮到美國的總統選舉。」艾森豪在十月五日收到艾登一封以「親愛的朋友」抬頭的信，信上艾登請求准許英方發布公告，概括地聲明美國空軍將會給英國皇家空軍提供改裝飛機的技術知識，以及訓練英國的飛行員，好讓他們能夠攜帶特定型號的美國核武。艾森豪於十月十二日覆信，要求「暫緩發布」任何宣告，理由是「在我們國內的政治局勢，以及在我們與其他盟友的關係中，有許多敏感的議題」。所謂國內的政治局勢，明顯指的是十一月六日的總統大選。艾登沉默了一段時間（這當然是有含意的），並於十月二十八日正式地接受艾森豪暫緩公告的要求。十月三十日，艾森豪給艾登去了一封以「親愛的安東尼」抬頭的信，信中稱他為「我的老朋友」，但信裡明顯地針對英法以色列的軍事行動對他提出警告，信的結尾處艾森豪說：「我覺得現在最重要的，是英國與美國迅速且清楚地向彼此攤開他們當前的觀點與意向，不管發生什麼事，我們一定能找到某種方式來協調我們的構想與計畫，一方面避免我們陷入危機事件裡，另一方面也避免對彼此的誤解，因而失去在和諧中採取行動的機會。」艾登在同一天向艾森豪承諾要再寫一封信，但是這第二封信到達艾森豪手裡之前，媒體上就發布了英國與法國的最後通牒。艾森豪在十月三十曰當天，再給艾登正式回了一次信，這次信的抬頭是「親愛的首相先生」，而且另一封完全相同的信則寄給法國總理蓋伊，莫葉。第一個了解到他們對艾森豪的反應做了錯誤判斷的人，是財政大臣麥克米蘭；這是在他於十一月五日到六日的夜間收到來自華盛頓的訊息之後。蘇伊士危機給英鎊帶來巨大的壓力，讓英國的外匯準備嚴重失血。麥克米蘭需要國際貨幣基金會的短期融資，但這必須有美國的協助才可能。麥克米蘭得到的回應是，美國對英鎊的支持有個前提，就是午夜之前必須停火。這一則來自華盛頓的訊息，再加上美國第六艦隊在薩依德港外對皇家海軍船艦進行擾亂的消息，讓麥克米倫立刻改變了立場，不再支持英方的軍事行動。

一九五三四月十二日在倫敦診所（London Clinic），擔任外交大臣的艾登接受了一項常見的手術，開刀將膽囊割除，然而手術發生了嚴重的差錯。這不只對艾登個人而言十分不幸，對往後數年的國際政治也有壞影響。手術是在艾登的醫生何瑞斯．伊凡斯（Horace Evans）的建議下進行的，在這之前艾登發作了黃疸、腸胃道疼痛的症狀，也有膽結石。伊凡斯向艾登接https://www.hetubook.com.com連推薦了三位具有膽管手術專業的外科醫生，但要命的是，艾登都加以拒絕，卻選擇讓約翰．修姆（John Hume）來開刀，一位當時六十歲的一般外科醫生。照艾登的說法：「修姆從前幫我割了盲腸，現在也讓他來開就好。」

二〇〇四年時，曾經在艾登政府裡擔任大臣職務的著名媒體人迪德斯勛爵（Lord Deedes）在電視上說，艾登在蘇伊士危機期間「在醫生的處置之下，有服用巴比妥酸鹽，這是當時很多人服用，現在也還在服用的藥物；我想這是幫助艾登休息與睡眠方面的問題。有時他也服用安非他命，小小的『振作』一下」。他也同意艾登有服用被傳稱為「起起伏伏」的藥物。迪德斯的陳述是符合事實的，而且跟艾登的遺孀克拉里莎的說法——艾登才沒有吃什麼「起起伏伏」——正好相反：克拉里莎所說雖非作偽，但她是錯的。歷史家修斯．托馬斯（Hugh Thomas）聲稱：艾登曾經對一位顧問說，他差不多是全靠安非他命過日子的，雖然亞芬勳爵夫人說，他只在辭職之前的兩個星期裡用過這種藥物。

修姆非常焦慮，以至於第一次手術開到一半時必須中斷將近一個小時，好讓他的神經鎮靜下來。在手術發生意外之後，修姆覺得他已經不能為第二次手術主刀，因此第二次手術是由修姆的第一助手蓋伊．布烈克本（Guy Blackburn）主持的。有人描述這次手術「甚至比第一次更險象環生；在漫長而痛苦的手術過程中，艾登好幾次離死亡只有一線之隔」。一般接受的觀點是，艾登的膽管在第一次手術中被切斷了，艾登被告知的原因是「手術刀滑了一下」；艾登的官方傳記作者也支持這個說法。另外一個來源的描述更不客氣：在第一次或第二次手術中他們犯了一個「小學生等級的錯誤」，「不小心把從肝臟裡跑出來的膽管給綁死了」，結果造成了膽管閉鎖的大問題。（嘉布里爾．秋尼教授〔Gabriel Kune〕，一位膽管外科手術專家，認為在這兩次倫敦手術的某個階段中，肝臟動脈的右分支受到了損害。他的依據是，在波士頓重新進行的兩次手術中，醫生發現肝總管〔common Hepatic Duct〕在非常靠近右邊肝動脈之處有嚴重的傷害。而且，在一九七〇年重開的手術中，醫生發現艾登的肝臟右葉變得異常的小，因此秋尼認為，在膽管受傷的同時，肝臟右動脈也不慎被結紮起來；而這個相對局部缺血的問題——除了肝動脈，肝臟可以從門靜脈〔portal vein〕得到第二個血液供應的來源——導致了肝總管的縮窄以及肝右葉的萎縮。儘管如此，並沒有證據顯示艾登的肝的代謝功能受到影響。）

英國於一八八二到一九二二年統治埃及，對這個君主制國家有強大的影響力，一直到加默爾．阿布德爾．納塞爾（Gial Abdel Nasser）於一九五二年推翻法魯克國王，這影響力才宣告終止。以及他這一代人而言，蘇伊士河是英國的生命線，能自由通行非常重要。艾登擔任外交大臣時在開羅見過納塞爾一次，當時就開始對他產生個人的敵意。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日，克拉里莎．艾登在開羅的英國大使館晚宴上與納塞爾將軍會面過後，在她的日記裡對他有如下的描寫：「將軍三十五歲，從來沒有到過埃及以外的地方，是個想法相當難以了解的人，說著冷淡的英文，但非常禮貌。」她寫道：後來那整個晚上納塞爾都覺得被深深地冒犯：納塞爾覺得自己身為總統，艾登應該過來見他；而他穿西裝，事先不知道艾登會穿黑領結禮服；而且「最後一點：安東尼用阿拉伯語跟他交談，這讓他感到被冒犯」。然而，先前艾登很勇敢地面對了現實，於一九五四年協商了蘇伊士運河基本協定，這包括了英國部隊的撤離，這一點是邱吉爾所反對的，也遭受到保守黨某個派系強烈的批評。依照這協定，最後的英國部隊於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三曰離開了薩依德港（Port Said）。

在首相任內，艾登參與了美英雙邊針對埃及的亞斯文大壩援助貸款的討論。這對埃及而言是很重要的計畫。總統艾森豪正從回腸炎裡恢復健康，而他的國務卿杜勒斯擔心蘇維埃對埃及的影響與日俱增，於是堅決反對援助水壩建造。七月十七日英國大使奉命在華盛頓向美國方面表示，英國並不支持從建水壩計畫中撤出。杜勒斯的結論是（而且正確），英方此言只是為了留個紀錄，因此並不認真看待。接著在國會的壓力下，杜勒斯於七月十九日宣布美國退出援建計畫。在倫敦，商業部主席彼得．梭尼克羅福特（Peter Thomeycrofi）為了支持大壩的事去見艾登，結果艾登賞了他一頓排頭——這是他有名的幾次暴怒之一。這是一個訊號，標誌了艾登的反覆無常。默蘭勖爵在七月二十一日的日記裡寫道：「艾登在十號官邸裡的情緒，充斥了整個政治圈。」就在前一天，內閣同意了英國將退出建造大壩的貸款援助計畫。

一九五六年春天時，聯合情報委員會的評估報告對艾登沒有多少影響力。這時他已經把納塞爾視為無藥可救；他認為自己對該地區事務是一方權威而且他已經掉入一種危險的習慣，只採信跟他預先的構想相符的情報，卻忽略聯情委員會比較持平與全面的觀點。

克拉里莎．艾登在她的日記裡，否認她的先生在軍事入侵埃及之前服用過德里鈉米：

我從來不覺得健康問題影響到安東尼所做的任何判斷。那些在他手下工作的人的看法也是這樣。我記憶中他並沒有依賴每日服用的興奮劑，而我是每個白天與黑夜都跟他在一起的。伊凡斯．何瑞斯有可能開那些藥給他，但是安東尼不是一個會希望判斷力受損害的人。

在演說當天，安東尼．諾丁（Anthony Nutting）通知艾登，法國總理蓋伊．莫葉（Guy Mollet）請求艾登即刻同意接見他打算從巴黎派出的使團。在十月十三日傍晚，艾登首相結束會議返回「西洋棋」宅邸之後，諾丁來電告訴艾登，英國駐巴黎大使格烈德偉恩．傑柏爵士（Sir Gladwyn Jebb）來到倫敦的事。傑柏揭露一項訊息，法國已經派出七十五架最新的幻象戰機到以色列，事先卻沒有按照三方協議所約定的程序跟英國與美方協談清楚。艾登問諾丁，法國是不是在煽動以色列攻擊約旦，這是英國當時最擔心的狀況之一。

如果事後對蘇伊士危機進行調查檢討，如相關單位所應該做的那樣，繼任者或可以從中得到許多教訓，也可能防止東尼．布萊爾日後在伊拉克問題上所犯下的許多錯誤。這兩個案子同樣都是從十號官邸中處理複雜的國際危機，也同樣製造出災難；比較本章與第七章即可得知。兩次入侵在軍事上都取得成功，但後續發展都成為政治災難。然而，在一九五六年蘇伊士危機與二〇〇三年伊拉克戰爭兩者之間，存在一個關鍵的差異。布萊爾的行動是在支持美國總統，但是艾登的行動則是違抗美國總統一明二白的建議。布萊爾在支持一位缺乏經驗與不成熟的總統；艾登則是忽視一位身經百戰的軍事指揮官及思慮周全的總統。在二〇〇八年時，情勢已經顯明，伊拉克戰爭對英國的長期利益的損害遠超過蘇伊士事件。英國必須對伊拉克戰爭進行調查檢討。

蒙巴頓不是一個容易共事的人。他曾任亞洲最高統帥與印度總督，又是皇室家族成員之一，性格十分迷人，但是有人覺得他的判斷力有問題。有一次，在為阿弗瑞德．格倫特（Alfred Gruenther）將軍舉行的晚宴結束後，他在門前的階梯上跟艾登強烈表達他反對軍事入侵的立場；克拉里莎說：「他一直爭論一直爭論，安東尼只好告訴他，政治方面不是他該管的事。」當時的陸軍統帥陸軍元帥譚波勒將軍根本不想理會蒙巴頓，以為他是個心術不正的人，而艾登對他的敬重非常有限。即便在軍事行動開始之後，蒙巴頓仍舊透過他的參謀長熱線撥電話給艾登，敦請他阻止武力入侵，而這時皇家空軍已經轟炸過埃及的軍機場轟炸，裝甲部隊正在向運河地區挺進當中。艾登拒絕他的建議時，脾氣好的出奇。不過話說回來，不管蒙巴頓作為同事是多麼麻煩，他實際上是個嚴肅認真的人，他審視過艾登政策的細節，在入侵蘇伊士運河一事上，他的立場無論在政治還是軍事上都是正確的。

我們現在知道，在這個時刻，當艾登如此完全地依靠他的政治直覺時，他的身體狀況是很糟糕的。不過在一個星期之前，他才有過一次極度的高燒。他每天服用一堆鎮定劑的藥物才能睡覺，然後又服用興奮劑來消除鎮靜劑的藥效才能工作，而且他從七月底開始就就一直處在持續的壓力之下。但是當時的人們對於他確實的精神狀況所知比我們少得多，就他們看起來，艾登的政治直覺與決策品質是如何呢？

蘇伊士戰爭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時間點……這會給我們幫大忙。西方跟美國會為此不安跟騷動，但是因為英國法國跟以色列在打埃及，所以不會太嚴重。他們被困在那邊，而我們會繼續耗在匈牙利。

蘇伊士大慘敗對英國與法國的外交政策造成長期且深遠的影響。法國憤怒地走向挑戰美國霸權之路，而英國在遭受屈辱之後與美國重建特殊關係，並且依賴這個結構。一九七七年《泰晤士報》上艾登的悼文稱他是「英國最後一個相信英國是一方強權的首相，也是第一個在遭遇危機時發現原來並非如此的首相。」

如果艾登決定在十月十三日由於健康因素而辭職，或者，更可能一點，在他的保守黨會議上宣布將接受醫生的建議於當晚飛往牙買加，而不是如後來在十一月才去，那麼，蘇伊士危機的歷史很可能就會變得非常不一樣。史羅恩．洛伊德在紐約與埃及外長的交涉也許可以幾個星期後再進行。本來艾登和安東尼．諾丁在與摩利斯．夏爾在「西洋棋」宅邸會談之前，對交涉的進展本來是抱持樂觀的。艾登若去度假，那麼跟夏爾的先期會談就不會進行，而代理首相（可能是巴特勒）與外交大臣都沒有立場替首相接受像法國與以色列所提出的那種全新策略，甚至連考慮一下都不會，至少在十一月六曰美國大選之前。

何姆伯爵是一位天生的紳士，一個總是竭盡全力（甚至超過必須的程度）來合理對待人與事的人，他是艾登政策的支持者，也是埃及特別委員會的成員之一；對於艾登如何主持委員會的會議，他有這樣的描述：「委員們都很煩躁。」而且首相的狀況：「不能說是極端的好。我個人不認為首相的判斷能力因此變得模糊混亂，這得留給以後的歷史研究者來告訴我們。」何姆接著說：「這些會議在方法跟程序上，或許不像承平時期進行的那樣好。」防衛部的常任次長李查．包威爾爵士（sir Richard Powell）是時常接到艾登電話的人，他說艾登「非常急躁，神經非常緊張，非常容易被激怒」。他也描述艾登「對納塞爾產生一種可以說是病理性的情緒」，以及「他處在一種極度興奮的狀態中——他不是真的能夠百分之百控制自己。有極不尋常、非常怪異的事情發生。」皇家空軍上將威廉．迪克森爵士（sir William Dickson）是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他於一九五七年四月對約翰．柯爾維爾（John Colville）談話時也用「極度興奮」（Exaltation）描述艾登。他說艾登「在最後的幾天裡，跟一個得到天啟的先知沒什麼兩樣，隨身都要拉著內閣全體跟所有幕僚長，任何反對的論據都被他通盤否定，在極度興奮中做所有的事。」「極度興奮」的定義是「指一個人劇烈的心理狀態或者在錯覺中的幸福感。」迪克森還說：「在那段充滿風暴的日子裡，首相好幾次對他說話如此不堪，他一生當中從未遇過別人那樣對他說話。」參謀長們都很不願意讓以色列當他們的盟軍。

大選之後，隨之而來的是七月在日內瓦舉行的四國高峰會議。美國總統艾森豪為了讓艾登得到一點政治加持，同意這場峰會可以在大選之前就向外宣告。邱吉爾曾經不斷地主張應該於一九五三年舉行高峰會，但是艾登與艾森豪當時不願意支持這個想法，因為他們相信，距離史達林死去的時間還太近，新的蘇維埃領導圈不會有意願進行重大的溝通協調。現在艾登可以自己來評估蘇維埃的代表團——由尼可萊．布加寧（Nikolai Bulganin）與赫魯雪夫領軍——看看在核武相關議題上是否能取得進展。十二月裡，艾登把他的內閣重新洗牌，讓配合度不高的哈洛德．麥克米蘭從外交部換到財政部去，任命史羅恩．洛伊德（Slwyn Lloyd）為外交大臣。這讓艾登重新確保了他對外交部的控制。然而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克拉里莎．艾登（Clarissa Eden）在日記中寫道：「安東尼一直覺得疲倦，心情沉重。媒體，俄羅斯，約旦，這些都讓他感到沮喪。」

到了這個時點，艾登的私人祕書傅瑞迪．畢夏普（Freddy Bishop）「終於不願再體諒艾登或者為他感到難過」。在戰爭期間為了獲勝所採行的手段，很容易引起人過度的道德義憤；而密謀當然也是常見的策略。部隊入侵之後，艾登與洛伊德也已經不是英國的部長群當中唯二參與了密謀的人。從一九八七年一月起，艾登內閣的檔案依據三十年保密條款首度對公眾hetubook.com.com開放後，我們可以清楚知道，內閣在十月二十三日上就得知關於與法國和以色列密謀的事情。這是內閣本來可以集體反對密謀以及挑戰艾登判斷的時刻。那麼，為什麼他們沒有這麼做？為什麼他們都跟著這個政策走，除了一開始的些許抗拒之外？

在十月八日星期一，艾登出院當天，拉博．巴特勒必須在首相缺席的狀況下主持埃及委員會。但是到了當週星期六時，艾登已經恢復的很好，能夠在蘭都德諾（Landudno）舉行的保守黨大會最後一天上，站在領導者傳統的位置上發表演說。忠誠的黨員特別喜歡演說中的一段話；艾登在其中說：「我們一向的主張是，武力對我們而言雖是最後的手段，但卻是不能排除的。我們從來都拒絕宣稱在任何狀況下都絕不使用武力。沒有一個負責任的政府能夠做出這樣的保證。」

八月十七日，艾登寫信給邱吉爾：「我很抱歉星期一不在，但是我需要離開幾個小時。現在我又恢復良好狀況了。」信上還寫道：「最重要的是，看起來美國人對於把蘇伊士運河國際化，是非常堅定地跟我們站在同一條線上的。」然而艾森豪從來沒有對艾登隱瞞過他反對使用武力的立場。在九月三日艾森豪寫信給艾登：「我必須坦白的告訴你，美國公眾的意見是截然拒絕動用武力的。我確實看不出來，使用武力手段如何得到成功的結果。」

從艾登個人的利益來說，也為了英國與法國在中東的勢力，本來較好的選擇是把內閣的召集延到十一月七日以後，讓英法有足夠的時間佔領整個運河區，並且讓法國在聯合國任何制裁決議上行使否決權。這毫無疑問是法國總理莫葉與以色列總理本古里安本來比較想做的。但是艾登覺得他必須比麥克米蘭搶先一步，而內閣一旦集會了，就不願意等待佔領完成，也不準備違抗安理會。

二〇〇五年一月，克拉里莎（當時她曾說，她覺得「蘇伊士運河好像還從她的會客室中流過」）友善地允許我查閱她先生仍未公開的醫療檔案：檔案位於伯明翰大學的特藏檔案館。在那兒我發現一封此前從未被人提到過的重要書信，那是伊凡斯在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五日所寫的，背景是艾登在辭職下台後不久走訪紐西蘭，那是一封公開信，寫給任何可能在紐西蘭治療艾登的醫生。伊凡斯信上寫道：

我沒有找到任何證據顯示艾登的醫生讓他使用過量的安非他命，也沒有任何祕密用藥的紀錄，既沒有藥物依賴，更沒有成癮的記載。事實上在一九七一年三月，艾登在一封寄給拉赫診所醫生的信上顯示他對於藥物的謹慎，也注意不同藥物彼此間的相互作用。面對這樣互有出入的證據，我們必須確認一件事實，那就是，醫生們都很清楚，即使是最小心謹慎的病人在陷入壓力的時候，也會自己增加安非他命劑量，以便取得暫時性的精力提升，並且在一開始時感到抒解。他們很可能不會跟醫生或關係緊密的親人說自己正在這麼做。我們也知道艾登服用配西汀藥丸以治療疼痛，而有些報告指稱他也會自己開藥，然後讓他的私人偵探為他注射。（艾登在拉赫診所寫給醫生的信裡寫道：「另一個問題是關於安眠藥。如你所知，我有服用司派林〔Sparine〕。我的問題是，如果我偶爾在夜裡服用等同於四顆黃色小藥丸或兩顆紅色藥丸的藥量，會不會帶來傷害？有時候我覺得最好的效果，是在我上床前一個小時或更早時先吃一個黃色小丸，然後關燈就寢時再一個黃色小丸，若我睡到一半醒來，比如說凌晨兩點，就再吃一個紅色藥丸。或者我會在上床時吃一個紅色藥丸，如果凌晨三點我還躺著沒睡著，就加吃一個黃色小丸，若到清晨五點還是醒著，就再一個黃色小丸。這兩種吃法都是例外為之，通常一顆紅色藥丸加一個黃色小丸就夠讓我睡整個晚上，但我確實偶爾吃的更多。我這邊的醫生覺得這種吃法一點也不會傷身，但我覺得應該跟你確認一下。」擷取自艾登於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四日於拉赫診所寫給約翰．諾爾克洛斯〔John Norcross〕的信件。）

布萊恩後來在六月二十六日到查特威爾來看邱吉爾，這時他的狀況已經惡化。他說話的構音障礙更嚴重，左手更為虛弱，腳步更不穩定。六月二十八日與七月三日布萊恩又分別給他做了檢查，當中有段時間邱吉爾完全不能走路，不過他的狀況開始有所改善。當布萊恩於八月二十五日在官邸再見到他時，他注意到首相從上個星期的內閣會議之後就非常疲倦。值得注意的是，邱吉爾在一九五五年六月八日又中風了一次，此時他已經退休；然後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日又來一次。

自從納塞爾在七月奪下運河以來，在過去的五個月裡，我已經不得不顯著地增加藥量，同時也增加了興奮劑的使用，以便中和那些藥物的效果。這最終對我並不穩定的身體內部形成了負面的影響。很自然地，我問醫生的第一件事是，我能不能支撐到夏天，或者至少撐到復活節。他們告訴我，他們不表樂觀，並且相信我沒辦法再撐六個星期以上。

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卡特爾為艾登進行了一次繁複的手術。就在同一天，邱吉爾回到官邸時發生了一次嚴重的中風。在為義大利總理艾奇德．德．加斯佩里（Alcide De Gasperi）舉行的晚餐餐會上，他忽然腳站不穩，說話含混起來。次日早晨他的左臂呈癱瘓狀態，也需要旁人協助才能行走。當天上午他仍然主持了內閣會議。會議結束後，默蘭勛爵請了羅素．布萊恩（Russell Brain）過來，他診斷邱吉爾是中風，但並未喪失語言能力，走起路來只有些微的步伐不穩。檢查結束後，邱吉爾還對布萊恩長篇大論地談起外交政策。

她還寫道：「後來，在去牙買加度假之前與回來之後，他依照醫生開立的劑量服用德里鈉米。」

十月五日發作的高燒，正好是蘇伊士危機來到緊急關頭的時刻。兩天之前艾登告知內閣：「蘇維埃聯盟有可能與埃及達成一個雙邊互助的條約；如果這成為事實，那麼我們嘗試使用武力來解決這場紛爭，危險程度就會大幅攀升。」他也知道，此刻英國部隊正持續在塞普路斯（Cyprus）以及其他地方集結，很快他就不能說那只是戰備狀態；而在十月五日聯合國的安全理事會上，埃及針對英國與法國的部隊調動提出抗議。

二月六日，艾登從渥太華的總督官邸寫信給他的妻子克拉里莎：「我很好，但昨天非常疲累，所以整天都躺在床上。」一個身體狀況良好的人不會有這種表現。當我們試著評估一個人的健康狀況對他決策過程的影響時，睡眠不足以及疲倦這兩個因素常常被低估。在接下來的三月，下議院為了約旦的局勢陷入充滿火藥味的爭論，艾登異於平常地控制不住脾氣，因此反對黨的席位迴響著開汽水的「辭職！」呼聲。根據羅伯特．詹姆斯（Robert Rhodes James）撰寫的艾登傳記，克拉里莎在三月七日這一天的日記上寫道：「在約旦的事件已經擊垮了安東尼。他在極度的疲倦中勉力振作，這抽乾了他思考的力量。今天晚上最終的辯論是一場混仗。」然而她在自己的書裡引用自己的日記時，只說：「在約旦的事態讓人震撼。」而沒有提到他在疲倦中強打精神。英國派往約旦的部隊統帥約翰．格魯勃（John Bagot Glubb）將軍，已經被胡塞因國王悍然列為不速之客，而艾登認為這是埃及總統納塞爾（Gamal Abdel Nasser）對胡塞因發揮了負面的影響。

在危機的整個期間，英國與美國之間都有清楚的利益分歧。英國政府不僅僅擔心航運船隻通過蘇伊士運河時的安全，而且還想把運河納入掌控之下。國家威望的考量在英國方面也具有首要的重要性，而且這個個政府沒辦法把運河問題跟納塞爾政府的問題清楚分開來處理。以事後回顧的角度，艾登的貼身祕書蓋伊．米拉德（Guy Millard）於一九五七年為外交部寫了一份關於這段危機時期極盡詳細的個人回顧，最後結論說，英國想要同時解決這兩個問題是一個錯誤。這是對危機期間的英國政策（由美國人來拍板）的批評。英國不只意在達成協定來保護那些使用運河的船隻，如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的「蘇伊士運河使用者組織提案」裡所擘畫的那樣，除此外英國還想讓埃及換一個新的、不一樣的政府。但是，就跟二〇〇三年的入侵伊拉克一樣，英國不打算挑明主張埃及應該換新政府，而是用對船隻的威脅當作藉口，就好像英國與美國在四十六年之後用大規模毀滅武器當作藉口一樣。

十月二十九日，以色列的空降部隊在當時還默默無聞的阿里爾．夏隆的率領之下，空降進入西奈半島。第二天，英國與法國就按照與以色列做好的約定，分別發出了最後通牒要求雙方停火，並且威脅如果不同意就將軍事介入。納塞爾否決了這項最後通牒，於是在十月三十一日英方與法方開始了軍事行動。

關於艾登往後三個月的行為與健康狀況，一直以來都有很多文獻與說法。當中有些是八卦，有些是純然的亂猜，但也有些是事實。關於他在危機期間的健康，他的公務日誌顯示出他求助於何瑞斯．伊凡斯爵士或其他醫生至少有十次，都介於蘇伊士運河國家化與十月底之間。十月五日到八日之間他也住在醫院裡。艾登自己在蘇伊士危機期間幾乎沒寫日記，少少幾篇的其中之一，八月二十一日，有如下記載：

終於，邱吉爾在一九五五年四月六日下台了。艾登一向是決心要提前大選的，他也付諸實現了，而且在五月大選中獲勝，把保守黨在下議院裡的席次勝差一舉從十七席提高到五十八席，總得票率為百分之四十九點七，這是二戰以後任何政黨所贏得過的最高得票率。他勝選的原因，相當部分就是民意調查的結果一直以來都指出的：艾登是他的時代最受歡迎的政治人物之一。

八月七日時，擔任財政大臣的哈洛德．麥克米蘭傳了一張小字條給埃及委員會，上面載明了他對入侵埃及的想法，基本上反應了邱吉爾在此前一天告訴艾登的觀點。但是艾登對麥克米蘭表示，沒有事先向他——英國首相——諮詢，就傳發小紙條，這不是他該做的事。這是兩人之間已經有了緊張關係的徵兆。英國參謀本部在整個危機事件過程中表現都不好，沒有表現出凝聚力，也沒有決斷力。他們從頭到尾都擔心必須長期佔領埃及。

在納塞爾七月二十六日的演說之後，艾登立即所做的決定是可以理解的，他進行軍事準備，但並不立即動武，因為他的幕僚長並不表現出熱切採取軍事行動的態度。但是如果真要批評的話，艾登此時的決策是太過小心翼翼了。這跟他於十月十四日不顧一切的決定（這時他的健康問題成為重要因素）形成了戲劇性的對比。在納塞爾演說次日，艾登並未立刻完全接受大法官奇爾木伊爾的法律觀點（即英國若要軍事干預蘇伊士運河，唯一可能的基礎是主張納塞爾的行動是非法）；艾登也沒有接受他的老友、當時擔任海軍第一部長的奇爾契寧子爵（Viscount Cilcennin）的看法，即如果真要動武就必須快，在夏天裡就要動手，延宕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後來在當年秋天，根據奇爾契寧的說法：「納塞爾已經把手腳不乾淨的痕跡都抹掉了。」儘管如此，內閣的蘇伊士事件處理特別委員會在七月三十日的會議記錄說，立即的目標是「推翻現有的埃及政府」。所以更換政權從一開始就是目的。奇爾契寧也認為，艾登從未在美國工作過，他不理解即將於十一月進行的總統大選會怎樣影響美國對英埃事件的態度——如果英國對埃及採取任何行動的話。

皮爾森．狄松觀察到：

一個古怪的例子就關聯到艾登的心理狀態：他約見邱吉爾當時的私人祕書安東尼．蒙太格．布朗恩（Anthony Montague Browne），問他認為邱吉爾會不會願意入內閣來當政務委員。當時邱吉爾已經八十二斷了。布朗恩回答道：「我不相信他會喜歡『妓|女的特權』的相反面。」這話裡的機關來自前首相史丹利．鮑德溫針對一位報社老闆說過的一句出名的諷刺話：「要權力又不要負責任，這是世代以來妓|女才有的特權」。後來邱吉爾跟他的祕書開玩笑，說他都還沒問自己的意見就推辭了。但是實際上真正的丑角是艾登，他這個提議已屬可笑。

昨夜很慘，現在感覺相當糟。凌晨三點半醒來，一直痛到現在。最後還是得吃配西汀（pethidine）。醫生來的正是時候。克林比何瑞斯更樂觀。我們要嘗試一種不同的療法。同意先不做最後決定，直到一個健康狀況好的假日讓我有機會做個決定。

艾登以為他的遮掩行動可以逃過美國的情報機構的察覺，這也是完全脫離現實的。他的掩蓋最多能撐幾個星期，更有可能幾小時後就被發現。事實上中情局宣稱他們從頭到尾每一個階段都知情，儘管也有一些證據讓人懷疑這樣的說法。在十月二十九日當天，據說當國務卿杜勒斯首度聽到以色列進攻的消息時，他馬上懷疑法國在背後，但是沒有懷疑英國。https://m.hetubook.com.com直到英國與法國發出最後通牒之後，杜勒斯才看穿這些遮掩與偽裝的用意，並且在次日問英國的代理大使約翰．寇爾森（John Coulson ），英國怎麼可能期待埃及把自己的領土交出來，重新給外國佔領，而且還是在國家遭受攻擊的當兒？寇爾森傳電報給洛伊德說：「現在最讓他們痛恨的是，他們認定我們這邊故意不讓他們知道狀況；我們跟法國與以色列的串謀或許還不會讓他們這麼毛。」法國外長皮諾比艾登實際的多，他把串謀的事實知會了美國，而同一時間艾登還在美國人面前假裝根本沒串謀這回事，等於是在美方的怒氣上倒油。

艾登原本希望，如果英國按照美國提出的「蘇伊士運河使用者組織提案」來行事，把運河置於國際的監管之下（艾登曾稱此提案為「一個荒唐的點子，但如果這讓美國人跳進來玩的話，那我也可以接受」），那麼事情可以發展成對埃及進行經濟制裁，然後杜勒斯最後只好心不甘情不願地支持軍事行動。但是到了十月裡，這個希望看起來極端不可能實現。

愉快、自信、英俊，艾登是許多保守黨女性支持者屬意的海報明星，在黨內意見相左的不同派系間受到同樣的歡迎。就公平與適當性來看，邱吉爾在一九四九年兩度心臟病發作之後，本來都應該退休，而讓艾登領導保守黨迎向即將來臨的大選。但是他怎樣也不肯下台。艾登無止無盡地等這位老人離開，他的挫折感三不五時就顯現出來。這件事明顯地折磨著他，使他不時與人關係緊張與爆發口角，而且通常是私下為了小事情而不是在重大的議題上；這損害了他的魅力與可親的形象。

夏爾將軍提出跟以色列同謀，這個計畫對任何一位英國首相來說，本來應該都會顯得棘手，而且注定要在國內與國際間招來政治風險，艾登曾任外交大臣、擁有極其豐富的外事經驗，更應該看出這些問題。特別是，當有人一提出讓以色列介入，艾登本來就應該在第一時間排除此案。他深知以色列是埃及唯一不允許其船隻使用蘇伊士運河的國家，因此以色列對於掌控運河的國家會有無法掩飾的興趣。艾登應該知道，如果英國要入侵運河，那最好是只跟法國聯手進行，而且最好是在美國大選之後。雖然這一定也還會招致國際間許多批評，但是這麼做還是有些好處的。因為英國方面可以宣稱，其目標為維護「蘇伊士運河基本協定」的精神；這是艾登所協商出來的，納塞爾也曾經是簽訂的一造。

在一份十月十八日由洛伊德所簽署的備忘錄上，紀錄了十月十六日艾登與洛依德自己在巴黎與法方的莫葉與法國外長克利斯廷．皮諾（Christian Pineau）所進行的會談，會談上沒有其他官員的參與。這份紀錄清楚顯示，他們針對美國將如何反應以色列對埃及發動攻擊，進行了討論與評估；

他在過去一年的健康狀況大致上是由廣泛的維他命療法來維持的——每晚給予阿米妥納（Sodium Amytal gr 3）以及盒裝速可眠（Seconal Enseal gr 1.5），以及每天早晨常給予一顆德里鈉米（Drinamyl）。這些藥物只在最後六個月裡真正成為不可缺少。在他到牙買加休養之前，他的狀況大體上是極端過度的勞累、全面性的生理神經耗弱。在這段期間，休養對他似乎有所幫助，還有稍微增加劑量的鎮靜劑以及維他命B12治療也帶來益處。

這是外界首次發現艾登有服用右旋丙苯胺（Dextroamphetamine）的醫療證據；這是一種興奮劑，是上述德里鈉米的成分之一，其另一成分是異戊巴比妥（Amylobarbitone），是一種鎮靜劑。這種藥物組合（在其他國家的商標名稱為Dexamyl）過去常被稱為「紫色紅心」（Purple Heart）。每天早晨服用一顆德里鈉米所產生的一些微小副作用，可能在一九五六年七月時就出現在艾登身上。醫生給予的劑量在八月二十一日的醫療緊急狀況之後，似乎有所提高；可能在十月裡又再度提高，然後助長了他在十一月的崩潰。我們並不精確地知道艾登一天服用幾顆藥丸，特別是從十月五日起到十一月十九日止的這段期間，當他的醫生開始為他的健康狀況感到十分憂慮，並建議他到牙買加去渡個假。這些藥丸有可能給艾登造成下列症狀之一：失眠、躁動、焦慮、易怒、過度興奮以及過度自信——這些都出現在我對狂妄症的描述裡。倫敦國王學院的臨床藥學教授馬可姆．拉德（Malcolm Lader）在蘇伊士運河五十周年紀念的一次訪談中說，服用德里鈉米的人會變得「喪失顧忌」，而且開始盡情地率性而行。他還說，劑量大一些的話，服用者會產生妄想，他們的判斷力會「更進一步受到損害——最極端的狀況下，他們可能失去現實感」。德里鈉米現在已經很少人使用，因為醫學專業已經比以前更注意到這種藥物對判斷力、精力與情緒會產生什麼效果。我相信，關於安非他命類藥物對於降腎上腺素以及多巴胺在腦中的濃度有怎樣的影響，以及在長期擔任充滿壓力的領導職務的人腦裡，這兩種物質的濃度對安非他命類藥物有怎樣的反應，是一個非常值得專業醫學進一步進行探究的題目。在第九章我將碰觸了一個問題，狂妄症候群是否可能得到一個神經科學的解釋。（安非他命及其右旋同分異構物〔dextro-isomer〕右旋丙苯胺〔dextro-amphetamine〕，連同甲基丙苯胺〔methyl amphetamine，又稱methedline〕，構成一組藥物，其作用方式是讓腦內的神經末端釋放出一元胺〔monoamines〕。降腎上腺素與多巴胺是在這個連結裡最重要的媒介。這些興奮劑會製造出一種充滿活力、無比自信的狀態，以及一種飽滿的幸福感。首度合成於一八八七年，於一九三二年引入醫療實務中，這種藥物是以Benzedrine的商品名流通。在二次大戰期間，必須保持清醒狀態的軍方人原以藥丸的型式使用這種藥，後來於一九五〇與六〇年代安非他命得到非常廣泛的使用。到了一九六四年，在英國媒體強烈抗議這種藥物的濫用之後，違規持有安非他命成為非法，醫生們也大幅減少開立這種藥。安非他命把降腎上腺素從結合處釋放出來，所以不只對腦部作用，也會作用在肺部、心臟以及身體的其他部位上。所造成的作用視使用的劑量而定，但即便是溫和的劑量也無一例外地引來失眠、躁動、焦慮、易怒、過度興奮與過度自信。長期使用安非他命，就算劑量溫和，也一定會導致疲勞倦怠。這個「下墜」效果也常常伴隨入睡困難而出現。另一種使用安非他命的後續效果被稱為「暴跌」。這些用藥後的效果可能是腦裡的降腎上腺素與多巴胺的正常存量耗竭了的結果。今天在英國這種藥只能依照藥物濫用法案的第二列表來開立處方。安非他命在下一章討論約翰．甘迺迪的健康裡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

簡單的答案。是因為政治現實的問題。任何英國首相如果得到外交大臣的支持，那他就能主導內閣國際事務的決策。這個情況類似於當首相得到財政大臣的支持時，就有很大的權力來左右內政事務；而首相加外交大臣對外交的影響力，是比加財政大臣對內政更具有決定性的。此外，部分個人的企圖心以及政黨操作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特別是就財政大臣哈洛德．麥克米蘭而言。哈洛德．威爾遜曰後描述麥克米蘭的立場是「率先出主意，也率先逃走」（First in, First out）。

在那短短幾天之內，艾登也決定，他著手此事的前提必須是不向美國人知會他的企圖。他愚蠢地以為可以瞞過美國人，讓他們不知道以色列在計畫中真正的角色。在一切面向上，這都是重大的判斷錯誤。英國跟以色列與法國密謀所導致的最要命結果就在這裡。依我的判斷，如果艾登狀況良好的話，他一定會了解到，這種行事路線本身就把自己的毀滅包括在內。外交部的常任次長伊凡．奇爾派崔克（Ivone Kirkpatrick）也許是資深外交官員中唯一支持軍事行動的人，他以為美國人也不想知道英國的任何武力計畫。

邱吉爾看到，要推翻納塞爾就不能不攻擊開羅。但是內閣卻相信，只要三個師的軍力拿下運河，要不了多久納塞爾就會因為顏面盡失而倒台。他們的計畫是在蘇伊士運河沿岸進行純粹軍事目的的轟炸，而不會進一步採取政治行動到開羅推翻納塞爾。然而這個想定低估了納塞爾所煽起的民族主義的力量。他將能夠繼續從開羅控制全國，也將能夠對入侵部隊發動攻擊。所以這個計畫有一個核心的弱點。

艾登的威望從來沒有像在十一月六日這一天這麼低落過。麥克米蘭本來可以公開地挑戰艾登，因為他是艾登以外唯一能夠喊的動內閣的人；這個內閣已經軟弱到沒有力量擺脫艾登了。但是艾登搶先採取了行動。他召集內閣在早上九點四十五分到下議院的首相房間開會，他已經知道自己無法維持內閣裡的多數來繼續執行他的政策。他對內閣說，由於美國人很可能在當天稍晚在安全理事會上支持經濟制裁，所以現在除了宣布停火之外已經沒有其他選項。一位內閣成員說，麥克米蘭「用了很重的話來說明美國可能採取的行動……以財政大臣的身分，他把對上帝的畏懼灌注到內閣的財經小組裡」。

一九五六年，艾登的首相生涯急轉直下。新年剛過，報紙就對他大肆批評，其中一篇特別打中要害的文章於一月三日出現在支持保守黨的《每日電訊報》（Daily Talegraph）上。文中稱：「我們的首相很喜歡擺出一種姿勢。如果他要強調一件事，他會握起拳頭，一拳打在另一隻張開的手掌裡——但是你很少聽到發出了什麼聲音。」文章繼續說，人們一直在等著聽「堅定政府的拳頭聲」，但都是白等。這樣的批評讓艾登耿耿於懷；當這一年稍晚爆發了蘇伊士運河危機時，艾登之所以如此堅決地採取強硬措施，可能也跟他對這種批評無法釋懷有些關聯。在那篇文章刊出幾天之後，當時的下議院領袖拉博．巴特勒接受訪問時說：「我會堅決地支持首相克服他所有的困難。」然後記者提了一個有陷阱的問題：「艾登是我們現有最好的首相嗎？」對此巴特勒很不智地表示同意，而且沒有多做保留。這是巴特勒典型的雙關話，但報紙的大標題給艾登造成了傷害，讓他從此無法忘懷。

會上有人提出要不要與美國人進行討論的問題。有人認為，如果按照法國跟我們會談的方式對美國人交涉的話，不會達成任何有用的結論。一來是因為他們目前關注的焦點是大選選戰，二來我們就美國的任何行動向杜勒斯先生諮詢多次，結果普遍說來都無法令我們滿意。

十一月四日星期日的午夜過後，蘇維埃的坦克穿過布達佩斯的外圍防衛圈。十一月五日，巴勃．皮爾森．迪克森從聯合國打了一份電報給外交大臣：「俄羅斯人在轟炸布達佩斯，我們一定會被歸到跟他們同等的低級國家。我們抗議俄羅斯轟炸布達佩斯應該沒有多少說服力，畢竟我們自己也在轟炸埃及。」。

首相認為，在三方協定的約束下，若要採取行動，美國政府會跟法國或英國政府感到同樣的焦慮。首相指出，今年上半年我們拜訪華盛頓時，美國已經對我們表達的十分明白，美國的軍力在進行任何參與之前，都必須先從國會取得授權。會談上大家同意，如果以色列在美國大選的競選期結束之前採取行動，國會極不可能重新開議，而就算重新開議，也極不可能做出授權的決定。會上大家認為，美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不太可能達成一致意見採取任何行動。無論如何，國安會最多只能通過一些決議，而莫葉先生表示，就法國政府的立場來說，既然埃及如此行事，法國將不會接受他國把以色列當成埃及的侵略者來加以譴責。然後莫葉先生提出一個構想，西方強國或許可以出兵干預，來阻止運河地區的軍事衝突。會上大家認為，美國未必會願意加入這樣的干預，特別是在總統大選的競選期間。

到這個時候，艾登看起來變得比較冷靜了。雖然經過了十月三十日這一天帶來的負擔與壓力，但是當艾登在發動軍事入侵後給艾森豪總統發電報時，他表現的十分鎮靜。艾登的發言人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他是反對入侵行勤的）描述了艾登與史羅恩．洛伊德的情緒狀況：「重大決定已經做出，他們兩個看起來是平靜而不動感情的。」十月三十一日，當英國轟炸機攻擊埃及的軍事基地時，何姆勛爵的夫人伊莉莎白寫道：「看到首相跟政府裡的每一位如此沉著地面對這局面，讓人印象十分深刻。」然而，這似乎只是暫時現象。十一月三號傍晚，在艾登預定對全國廣播的幾個小時之前，一位年輕的BBC節目製作人大衛．亞典波羅（David Attemborough）被召喚到十號官邸準備。他見到艾登時，艾登正躺在他的床上，床的上方有一整排醫療相關的瓶瓶罐罐。艾登看上去是如此的疲累與病弱，以至於亞典波羅建議首相，在廣播之前應該試著做點休息。在廣播中，艾登宣稱「我是一個支持和平的人，支持國際聯盟的人，支持聯合國的人——我還是原來那個人」。

麥克米https://m.hetubook.com.com蘭在表面上是完全堅信艾登的政策的。他在九月二十五日在美國白宮與艾森豪私下會面之後，給艾登的意見是：「艾可（Ike，艾森豪小名）真的決定要把納塞爾拉下台了，不管用什麼方式。我對他解釋我們的在單打獨鬥中遭遇的經濟困難，他似乎了解我的意思。」陪同麥克米蘭的英國大使當時並未見到這份意見，日後他對此評論說，他「看不出來哈洛德有任何理由對艾森豪的支持如此樂觀」。不過麥克米蘭跟國務卿杜勒斯會談之後，也給艾登寄了一份報告。他告訴艾登：

艾登跟諾丁在十月十四日共進午餐，並且送了一個表達恭賀的訊息給在紐約的外交大臣史羅恩．洛伊德——他跟埃及外長馬孟德．法瓦茲（Mahmound Fawzi）博士的協商似乎取得了真正的進展。然後在該日下午，艾登與莫葉派來的使團舉行會談，法方代表為空軍副參謀長摩利斯．夏爾將軍（Maurice Challe），與代理外長亞柏特．賈齊爾（Albert Gazier）。後來證明這次會談造成重大後果。諾丁也在場。夏爾將軍的計畫是建立在與以色列約定的同謀之上，而這項計畫接下來也成為艾登處理蘇伊士危機的核心政策——這是災難性的。（當蓋伊．米拉德準備為這次會談做紀錄時，艾登說：「蓋伊，這不需要紀錄。」有人引用這一點指稱艾登已經陷入妄想的精神狀況。但是持平說來，一旦有了會議記錄，就會按照當時一般的行政程序廣泛地在外交部裡流通，而且最低限度來說，幾乎不可能不把紀錄傳遞給外交部的常設秘書，然後從那裡要阻止紀錄繼續傳遞給幾名資深外交官以及在紐約的外交大臣就更為困難。知情的圈子也就會無法挽回地不斷擴大。所以在這個早期階段，艾登決定要自己掌控知情的圈子是完全合理的作法。但這裡也顯示出艾登很早就認為，與法國協同行動是幫他解決問題的可能的方式。米拉德在一次我對他的訪談中堅稱，艾登在這次會議之前沒有得到過任何警訊，他不知道以色列也將參與行動。請見早安電視〔Q2TV〕關於艾登在蘇伊士危機期間的健康狀況的紀錄片，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五日播出。）

興奮劑「紫色紅心」

後來莫葉在十一月六日跟德國總理康拉德．阿登納（Konrad Adenauer）會面的時候，阿登納對他說：「法國跟英國永遠不會變成能跟美國相提並論的國家……德國也不成。這些國家只有一個辦法才能在世界上扮演決定性的角色，那就是把歐洲統合起來……我們沒有沒時間可以浪費；你們要報仇只能靠歐洲。」就在次年，一九五七年，歐陸六個創始國家簽訂了《羅馬條約》（The Treaty of Rome），成為歐盟誕生的第一步。英國則沒有參與。

當然，艾登之所以認為需要採取強硬的立場，是源自於他把蘇伊士危機視為更大問題的一部分，即蘇維埃的威脅。這一點無疑是正確的，而且跟艾登的健康沒有關係。艾登認為蘇聯以及其在中東的短程與長程企圖，對英國來說是一個逼進中的威脅；他的這個觀點清楚地表達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寫給保守黨議員伊倫娜．瓦爾德（Irene Ward）的信上，其內容後來也完整收錄在他的回憶錄《完整的圈》。艾登還私下做過一個簡明的解釋，為何他一開始決定要軍事干預，為什麼後來又撤回：這是對他的前任私人祕書（後來也倍受艾登信賴）巴勃．皮爾森．狄松（Bob Pierson Dixon）所說的，時間是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在艾登的要求之下，他從紐約的聯合國飛回來與艾登會面。艾登當時害怕如果沒有制止納塞爾總統的話，埃及就有可能在蘇維埃的支持之下在一九五七年春天進犯以色列。（艾登信上寫道：「我覺得奇怪，為什麼這麼少人〔甚至根本沒人〕把這事件跟一九三八年做比較，然而情況是如此相像。當然埃及不是納粹德國，但俄羅斯是，埃及只是它的爪牙。如果我們放任這個局勢到明年春天，我毫不懷疑，到那時或者前後某個時點，俄羅斯跟埃及將會準備猛撲，乍看之下的目標是以色列，真正的目的則是打擊西方利益。俄國人送那麼多裝備給埃及不只是為了好玩。然而多少人看來都沒看穿這一點，還給納塞爾幾乎一樣多的信任，就像多年前另一批人給希特勒的信任一樣。」）

十月二十四曰洛伊德還有一份註記，是前一曰他與皮諾在倫敦的會談，艾登也參與此次討論：

在一九五六年，艾登是英國最有國際政治經驗的政治人物。他曾經勇敢地為了抗議對納粹的姑息主義而辭職，也曾經在二次大戰的英國內閣中扮演過重要的角色。某個程度來說，他的國際影響力之所以曰漸衰退，是因為英國作為帝國的影響力也在日漸衰退。莫葉在三十年之後才首度公開談起這次危機；作為當事人他給艾登決策的評判是：「這當然是他的錯誤，而且就他個人來說是個悲劇性的、災難性的錯誤。我想，他過度高估了納塞爾、埃及、運河，甚至整個中東的重要性了。」

兩位了解內情的外科醫生都同意，事態發展的順序很大程度顯示了在一九五六年關鍵的十月、十一月及十二月裡，艾登的疾病在他制定政策的過程是一個重要的因素；有一位醫生得出結論，艾登的膽管手術失誤所導致的災難與悲劇，顯然導致了蘇伊士大慘敗。

艾登打算自己把夏爾所提的計畫當面告訴洛伊德，於是把他召回英國，並於十月十六日早晨飛抵倫敦。在此期間，艾登授權諾丁只跟外交部兩位資深官員提起此事，特別排除了外交部的法律顧問，因為艾登知道，顧問一定會說他打算採取的行動在國際法上是不能被合理化的。於是艾登現在就轉而仰賴大法官奇爾木伊爾，因為他採取的觀點是，軍事干預仍是在法律框架內的。但是在憲政體制上，大法官並不是內閣的法律顧問，司法部長才是。諾丁是完全反對此一計畫的，當此事付諸實行時，他第一時間就辭職了；他跟洛伊德在內閣會議之前有一次簡短談話，他告訴洛伊德艾登的盤算，據稱洛伊德聽了之後當場回答他說：「你說的很對，我們一定不能跟法國的計畫有所牽扯。」但是在洛伊德與艾登午餐會面之後，諾丁再跟洛伊德連絡時（這次是透過電話），卻發現洛伊德已經沒心情聽他的訴求，並且隨後就跟艾登一起飛往巴黎。這位欠缺經驗的外長，不只在夏爾計畫上表現出默許的態度，這時甚且還主張，反正他跟埃及外長在紐約達成的六項處理危機原則也不會得到納塞爾的尊重。

艾登所面對的壓力是非同小可的。他的國防部長瓦爾特．孟克頓（Walter Monckton）是唯一挺身出來反對使用武力的資深政府要員，他在這個職位上堅持到十月十八日，直到被艾登調職。這或者可以解釋，為什麼內閣的埃及委員會在七月二十七日與十月十七日之間密集進行了三十五次會議，但是國防部長調職以後就不開會了，下次會議是在十一月一日，前一天英國皇家空軍已開始轟炸埃及軍用機場。另一個更為難纏的反對聲音是海軍上將蒙巴頓勛爵。他是海軍參謀長，他向當時擔任海軍第一大臣（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的海爾夏姆勛爵（Quintin Hogg, Lord Hailsham）提出辭呈。海爾夏姆在他的回憶錄《麻雀的飛翔》裡說，他比照邱吉爾在一次大戰期間對第一海務大臣（First Sea Lord）海軍上將賈奇．費雪（Jackie Fischer）的做法，給蒙巴頓寫了一張紙條，說明蒙巴頓是直屬於首相，所以請他繼續留在位子上，等待進一步的命令。然後海爾夏姆就知會艾登此事，而艾登也追認了海爾夏姆的處置。

艾登手術後恢復了健康，返回英國，繼續擔任外交大臣。後來他健康狀況都不錯，一九五四年時他有一次發燒與寒顫，一九五五年則是三次。情況都不嚴重，也沒有拖很久。（二〇〇三年十一月，美國外科醫生約翰．布拉許發表了一篇出色的回顧，題目是〈安東尼．艾登〔亞芬勤爵〕的膽管傳奇〉。布拉許在一九七〇年給艾登開過刀，也跟卡特爾有私下的連繫；卡特爾就是一九五三年六月為艾登進行第三次手術的醫生——手術是所謂的「肝管空腸側端吻合術」〔end-to-side hepaticojejunostomy〕，使用一個橡膠Y型管作為支架。卡特爾在一九五七年四月在美國還給艾登做了第四次手術。兩位醫生都跟麻薩諸塞的拉赫診所〔Lahey Clinic〕有淵源。這一篇外科回顧，可能是我們所能得到關於艾登病歷的最準確描述。布拉許對所有參與過的人都盡力持平看待，他甚至引述了一個少數意見：倫敦一位退休的外科醫生寫信給另一位美國外科醫生，信上宣稱自己是世界上少數幾位掌握事實的人之一，並且主張：雖然艾登的膽囊管上的縫合線在第一次手術之後斷開了，也在四月二十九日第二次的複查手術中被清除了，但是「他的肝總管一點也沒有受傷。當他前往美國時，他的膽瘻管〔Biliary Fistula〕已經乾了，他既沒有黃疸，身體狀況也很好。」這封信一定是輾轉到了卡特爾的手裡；卡特爾不只是二十世紀最出色的消化道外科醫生，他還是一位紳士，信上許多具有侮辱性質的評論，他通通都沒有回應。）因此可以想見，艾登現在相信，他手術後的健康狀況是允許他接替邱吉爾出任首相的。根據艾登妻子的描述，艾登的醫生何瑞斯伊凡斯爵士在一九五五年二月十四日來看過他。「要說艾登的身體還沒好到能夠當首相，當然他是不會同意的。」

一九五七年一月九日，艾登對他的內閣同事宣布將辭職下野。在他準備好要朗讀的草稿裡，艾登並沒有嘗試隱瞞他對興奮劑的依賴。他坦白地提到自己從七月起就相當程度地增加了安非他命的服用量，他稱之為興奮劑。這篇講稿全文收在羅伯特．詹姆斯（Robert Rhodes James）所著的艾登傳記裡，相關的段落如下：

安東尼．艾登的政治生涯是非常出色的。二十六歲就當國會議員；一九三五年成為外交大臣時才三十八歲，是二十世紀裡最年輕的。他於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日辭去外交大臣的職務，起因是首相張伯倫拒絕了美國小羅斯福總統對歐洲的一項倡議。他在一九四〇年返回邱吉爾的內閣，擔任陸軍部長；一九四一年，哈理發克斯勛爵由於不受到邱吉爾的信任，被派往華盛頓出任大使，艾登於是再度當上外交大臣。一九四五年，當邱吉爾輸掉大選，艾登成為在野的保守黨副黨魁。當保守黨於一九五一年在邱吉爾的帶領下擊敗工黨，艾登就又重回外交大臣之職。全部加起來，艾登擔任外大臣超過十年的時間。

聯合情報委員會（Joint Intelligence Committee, JIC）前任主席培西．克拉多克（Percy Cradock）是一位經驗非常豐富的外交官，他十分了解英國首相在十號官邸中運作的情況。他提供了一份很有趣的報告，評估艾登在這段時間如何運用情報單位。他寫道：

首相邱吉爾從一開始對艾登的手術就沒有置身事外，儘管他不斷提醒修姆，他開刀的病人是多麼重要，他的手術如何千萬不能有差錯，但幾乎是在幫倒忙。在倫敦的兩次手術之後，當一位醫師建議艾登到美國接受手術時，邱吉爾又再度介入。事情是這樣：伊凡斯請一位世界知名的膽管手術專家李查．卡特爾（Richard cattell）——他當時正好來倫敦演講——來看艾登的狀況。卡特爾強烈建議艾登應該到波士頓開第三次手術，伊凡斯也表示同意。邱吉爾的醫生默蘭勛爵先前也診療過艾登（曾經診斷出十二指腸潰瘍），他認為艾登的手術在倫敦一樣也能做好。一開始邱吉爾覺得，如果艾登到外國手術會對英國名聲有壞影響，而且無疑在默蘭勛爵的慫恿之下，他非常堅持這個意見，以致於伊凡斯與卡特爾不得不到十號官邸來與邱吉爾面談。在內閣廳裡，邱吉爾對他們提到，自己的盲腸手術在一張廚房料理台上就完成了。為了說服他讓艾登到美國去，兩位醫生耐心地對他解釋，盲腸手術比較簡單，但是膽管重建手術的複雜過程與開刀技巧，完全是另外一個等級。

伊凡斯之後描述了艾登接受的治療：

我們不清楚艾登何時決定不動用英國駐紮在利比亞的軍隊，以避免阿拉伯世界的反彈。不過當邱吉爾在八月六日私下拜訪艾登時，這個選項仍在艾登的考慮之中。邱吉爾給艾登留下一張便箋，這是他在前往首相鄉間住宅「西洋棋」（Chequers）的路上在車上讓祕書聽寫，然後在路邊停車時用打字機打的紙條。便箋上邱吉爾以極敏銳的眼光警告艾登，納塞爾真正的力量基礎是在開羅，只拿下運河是不夠的。而且他顯然相信，若要能夠威脅開羅與其他大城，會需要也應該動用英國駐紮在利比亞的武裝部隊。邱吉爾在便箋上說：我愈思考奪下運河的事，就愈覺得這事情棘手。漫長的公路只要一串地雷就能阻斷；如果直到進攻時刻之前都必須表現出無往不利的態勢的話，我們將會因工作中斷而受到責難。納塞爾的權力中心在開羅。我很高興聽到，由於〇〇（便箋原稿上無法辨認的手寫字，是邱吉爾在汽車行進間補上的）首相等和*圖*書等的緣故，利比亞方面非但沒有部隊裁減的問題，反而是在適當的空中火力支援之下，或者再加上必要的增援部隊，那些重裝師可以投入戰爭。從另一方面來說，來一次重大的轉變一定會讓我們對以色列放手。我們將會要求他們威脅與穩住埃及人，不要讓他們被轉移去對付約旦。

停火當日的早晨，總統曾經打電話給他，告訴他對停火感到高興，還補充說，既然我們已經靠岸，他相信我們所需要的都已經有了。安東尼爵士沒能夠繼續說下去，因為他正要去下議院宣布停火的決定，就對總統說，他會再回他電話。午餐之後他又跟總統說上話，並且建議他們應該「聚一聚」。總統表示同意，問他什麼時候。安東尼爵士說，愈快愈好。總統於是提議莫葉先生也應該來。安東尼爵士同意會帶他一起來。

蓋伊．米拉德長時期在艾登身邊工作。二次大戰期間艾登當外交大臣時，他在外交部當他的一般私人祕書；之後艾登成為首相，他又跟著進入唐寧街十號服務。艾登所有關於國際事務最重要的會議上他都在場，不僅如此，他還會在深夜與清晨去見艾登，會閱讀艾登附加在文件上的註記，也側聽艾登許多電話內容。某位外交部官員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一日在日誌上記載了艾登的精神狀況：「蓋伊．米拉德說，他不是瘋了，只是精疲力竭。」艾登當然不是瘋了，也還沒有用藥達到無法執行首相日常職責的地步。他的體力從許多方面看去都是相當充沛的，特別是在他十月高燒發作之後。但是從當時與他接觸的人的許多觀察看來，都證實了艾登在蘇伊士危機期間的行為是變化無常的。這些描述完全符合於一個服用德里鈉米興奮劑的人所可能做出的表現。

如果沒有十月的入侵蘇伊士運河的話，在匈牙利的局勢最後也可能變得不一樣。當十月二十九日以色列部隊進攻埃及時，從十月二十三日起開始革命的匈牙利跟蘇維埃部隊正處在停火狀態，蘇維埃部隊在這之前已經被擊退，這時正在撤退中。但是十一月二日赫魯雪夫飛到南斯拉夫與領導人陸軍元帥卓斯普．布洛斯．帝多（Josip Broz Tito）見面，而在十一月三日凌晨時刻，帝多同意蘇維埃入侵匈牙利是合理的。赫魯雪夫對帝多說：

邱吉爾討論了艾登的問題，說如果他放下對外交部的掌控、另外找人來擔任這個職務的話，那麼當艾登回來時就沒有地方可去了。很明白地，邱吉爾的意思是說，如果他因為病情的原因必須辭職下台，接任首相的人會是拉博．巴特勒（Rab Butler）。

當時的一位外交部次級官員安東尼．納丁（Anthony Nutting）描述了艾登另外一次的勃然大怒。他在電話上大吼：「孤立納塞爾？還是你講的什麼『讓他保持中立』，這些鬼話是什麼意思？我要看到他被毀掉，你到底懂不懂？我要把他幹掉！如果你跟外交部不同意的話，那你最好到內閣會議來解釋你的理由。」（關於艾登易怒的壞脾氣有很多的說法，有些正確，有些則是錯誤的。）有人描述，外交部有位律師受命研究納塞爾所採取的行動〔即把蘇伊士運河收規國有〕的合法性；當他向艾登回報，納塞爾此舉在法律上完全站的住腳，只要他沒有關閉運河就沒問題。「據說艾登當律師的面前把該份報告撕掉，直接砸在律師的臉上。」不過，因為艾登的私人秘書當時幾乎一定也在場，我們很難想像艾登會做出這種行為。要認定這類故事為真時，必須非常謹慎。有一件事很好地說明了為何必須如此：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泰晤士報刊出了一份大衛．克恩威爾〔David Cornwell〕——以筆名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e〕聞名的偵探小說家——的訪談；蘇伊士運河危機發生時，他在伊頓公學擔任宿舍主任。克恩威爾稱，在危機期間，艾登好幾次在晚上爬進首相坐車，來到伊頓問他從前的舍監他現在該怎麼辦。但是，有兩位清楚艾登動向的人士提出質疑，艾登不可能做這樣的拜訪；而他的傳記作者李查．梭爾普〔Richard D. Thorpe〕則是指出，艾登在伊頓公學時期的舍監已於一九五六年二月裡過世。後來勒卡雷向所有相關人士致歉，也承諾會做出更正，但即便是這件事情，在不同時期裡也還是常被當成事實來引述。另一個例子是李奧納德．莫斯里〔Leonard Mosley〕在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的傳記裡所敘述的一件事情：李德爾．何爾特〔R. H. Liddell Hart〕上尉是一位廣受尊敬的軍事專家與歷史研究者，他曾經在唐寧街十號與艾登的會談中被艾登拿鋼筆墨水瓶丟。然而這個故事顯然是捏造的，如李德爾．何爾特的妻子與兒子所證實，因為這兩人在蘇伊士危機期間並沒有真正見過面。

為了國家的利益，他的醫生們當時應該說服他跳出決策程序一段時間，至少是在他發高燒之後。當他於週末從醫院返回十號官邸時，他向洛伊德承認他仍然「十分虛弱」，而依照當時的局勢，軍事入侵蘇伊士運河還遠遠不到無法避免的程度。

在軍事入侵期間，下議院完全沒有被告知與以色列串謀的事，連一點暗示都沒有，不過這是說的過去的。但是離譜的是，他相信他可以把下議院蒙在鼓裡更久。所以艾登決定派兩位外事官員前往巴黎，嘗試把所有祕密會議的相關文件蒐集起來並予以摧毀。他們的密會在巴黎的郊區瑟芙荷（Sevres）進行，這些文件後來被稱為瑟芙荷檔案（protocol of Sevres）。史羅恩．洛伊德參加了在瑟芙荷最早的會議，但是第二次會議牽涉到另一位資深外事官派崔克．狄恩（Patrick Dean）以及艾登的私人祕書多納德．羅根（Donald Logan）。莫葉與本-古里安兩人兩次會議都參加，也都同意保持絕對機密。但是艾登應該要知道，在民主國家裡，沒有什麼事情能永遠保持機密。法國與以色列的領導者對英國內閣已經相當感冒，因為內閣決定把向運河推進的部隊喊停，再加上這兩國對這次軍事行動毫無歉疚感，所以他們勢必不會將此事永遠保持祕密。

艾登在十月五日發高燒，體溫高達華氏一百零六度還併發寒顫，九天後他做出蘇伊士危機中關鍵的決策之一——跟以色列同謀。考慮到這個事實，我不認為誰還可以主張艾登的決策全都沒有受到疾病的影響。我們可能永遠無法知道，艾登在那時候服用安非他命的確實劑量是多少，但是從何瑞斯．伊凡斯說過的一句話裡，我們可以瞥見關於他用藥量的一點線索。伊凡斯跟默蘭勛爵不同，他是個嚴守業務機密的人，跟傳統上傑出的醫生一樣，相信病人的機密應該跟病人一起走進墳墓。拉博．巴特勒十一月二十三日在艾登因病缺席的情況下擔任政府的領導人，他寫道，他在十號官邸的會客室與伊凡斯見面（伊凡斯也是他的醫生），時間可能是在十一月十九日。伊凡斯認真地覺得他應該把真相告訴巴特勒，而巴特勒回憶說，伊凡斯當時告訴他：「安東尼再也不能靠興奮劑撐下去了，而且，既然他不可能在醫院裡休息，我已經建議他去牙買加去休養幾個星期。」若我們斟酌「靠興奮劑撐下去」這個措詞，我們可以大膽地認定，艾登在十月底時每天服用德里鈉米不只一顆。而從相關的文獻研究看來，這很清楚會影響他的判斷與決定，使他一天比一天更易改變與難以預測，這要看當下是興奮劑還是鎮定劑的藥效發揮較大的影響。

過去六個月有過許多次無法解釋的突發性高燒，有可能是病毒感染造成的，但是最讓人起疑的是一次嚴重的寒顫的發作，沒有其他任何症狀，就這樣突然出現。雖然之前我們認為這些突發性高燒純屬意外，但是其中有些可能指出在肝管裡有一種過渡性的感染升高的現象——那些夾帶寒顫的高燒一定就是這個情況。從最新的檢查看來，膽總管有逆流的狀況，該處的出口並沒有瓣膜。但另一方面來說，最近一次X光檢查時，並沒有證據顯示膽管任何部分有擴大現象。

六天之後，納塞爾就採取了行動。七月二十六日，法魯克國王退位周年紀念日，納塞爾在亞力山卓（Alexandria）的曼希亞廣場發表了激昂的演說，宣布將蘇伊士運河公司收歸國有。這有一部分是在報復英美對於亞斯文大壩計畫的決定。當納塞爾演說的消息傳來的時候，艾登碰巧在唐寧街十號設晚宴招待伊拉克國王費薩爾與他的首相努利．阿爾薩依德（Nuri al- Said）。伊拉克人給他的建議是，要對納塞爾做快速與沉重的打擊。晚宴後，艾登召見美國的代理大使，也就是要從一開始就把美國找進來——從後來事態的發展來看，這是一件諷刺的事。他還召見了法國大使，也找了內閣的四位大臣——老友及外交大臣史羅恩．洛伊德、沙里斯布里侯爵（Robert Gascoyne-Cecil, Marquess of Salisbury）、大法官奇爾木伊爾子爵（David Fyfe, Viscount Kilmuir）以及何姆伯爵（Earl of Home，即後來擔任首相的阿道格拉斯-何姆爵士〔sir Alec Douglas-Home〕）一起參與討論納塞爾的行動，此外還有兩位參謀長，陸軍元帥哲拉爾德．譚波勒爵士（sir Gerald Templer），以及海軍上將蒙巴頓伯爵（Louis Molbatten, Earl Molbatten）。這次會談持續到凌晨四點。

杜勒斯說，雖然蘇伊士運河的議題在當前的大選中沒有特別的重要性，但是假如有任何狀況發生，有可能造成災難性的影響。他提醒我，他跟總統在一九五五年五月同意進行四強高蜂會談，那毫無疑問地對我們當時艱困的選戰有莫大的助力。所以他問我們能不能試著做點回報，試著把事情延到十一月六號以後再說？

這裡所謂的「最後決定」牽涉的是另一次手術的可行性，而所謂「不同療法」指的是換服另一種藥。配西汀是一種嗎啡衍生藥物，給嚴重疼痛的病人服用。然而，儘管他用了這種藥，他還是在中午主持了一次內閣會議，下午又進行了其他幾場會議，而當日稍晚他繼續求診於醫生。九月七日他在日記上註記：「昨夜還可以。至少睡眠無中斷，但不久，僅五小時。」一星期後艾登的日記有：「過去兩天下院議事很困難。辯論結束後我幾乎全無力氣了。」

將公司收歸國有，對艾登來說，直接威脅到了英國的利益；他開始把一九五六年的納塞爾看成一九三〇年代的墨索里尼。他公開宣稱，他不會允許納塞爾「把他的拇指伸到我們的蘇格蘭風笛上」，也十足地表明，他將動用英國的軍事武力來排除埃及的威脅，讓埃及不能干預蘇伊士運河上船隻的通行。

艾登在一九五六年的十月與十一月時幾乎每個小時都得做出重要的判斷，而同時與一個嚴重的疾病勇敢地奮戰著。在部分決策裡，他確實表現出無愧於他良好名聲的周全考量。然而在三個關鍵點上——跟以色列同謀、誤導美國總統以及甚至在入侵之後還對眾議院撒謊——他的判斷力是嚴重受損的，這損害主要是來自他的疾病以及相關的醫療處置。

洛伊德陳述的重要之處，是他提到了美國人。克拉里莎十月二十三日的日記上有這樣的記載：「皮諾今天晚上過來這裡。安東尼在晚餐後繞道去了卡爾頓花園。皮諾說，法國已經說服了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他會出兵攻擊，但是如果我們出兵的時間跟他太接近，他就不願意。安東尼說，不，我們只會之後再動手。」

在艾登制定決策面對蘇伊士運河被埃及收歸國有的過程中，他的疾病僅僅是影響因素之一，但是在他將決策付諸實現的過程中，他的疾病成為核心的影響因素。一九七〇年代初期（當時我是下議院議員）保守黨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內閣大臣羅伯特．卡爾（Robert Carr）與艾登交情深厚，十分崇仰艾登，並擔任他的國會私人祕書。他對當時艾登的身體與精神狀況的評斷，我認為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直到這次會面之前，艾登一點也不知道法國已經跟以色列在埃及局勢上進行密切的共謀了。兩個星期之前，九月三十日，以色列的使節團已經祕密地向法國方面提出他們構想中的興戰藉口。他們的計畫是，以色列先軍事侵入蘇伊士運河區，英國與法國則將在事先約定好的前提下進行武力干預，把以色列與埃及的軍隊隔開，向世界展現和平維護者的姿態。英國皇家空軍將消滅埃及的軍機，不然以色列的領土可能受到威脅。

艾登甚至準備把法國人所推銷的計畫當成能夠擊敗納塞爾的手段；這是一個訊號，顯示出艾登的魯莽與不顧危險已經到了何等嚴重的程度。他的外交大臣剛從紐約飛返倫敦，落地才幾個小時，艾登就旋風似地又把他帶到巴黎去；就我們觀察所及的範圍內，兩個人都沒有從外交部官署取得任何正式的、專業的建議，即便艾登可以倚賴財長奇爾派崔克的支持。未進行諮商就採取行動，這對艾登的性格來說是非常不尋常的事情。這件事情不過是其他許多例證的其中之一，它們都指出，艾登在唐寧街十號裡的決策風格已經變得多麼的個人化與沒有組織。在二次大戰中在邱吉爾任首相期間，戰爭內閣的行政機器得到充分的運轉，國家每個不同的部門都各自有其投入與貢獻。就是艾登自己，從前他也是一個非常嚴格遵守必要程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