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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最近的一般性研究顯示，所有的醫生都嚴重低估一件事：病人的決策能力受到疾病影響的程度。在英國，二〇〇五年通過的一項法規，將心智能力的喪失定義為「腦或心智功能遭受損害或干擾」，並列舉這類病人的診斷症狀包括：無法理解與決策相關的資訊；記不住這相關資訊；無法使用這相關資訊來完成決策過程；無法藉由溝通來傳達決策。

對保密原則持絕對看法的人認為，醫生對於病人的病情做任何公開聲明，都算是違背希波克拉提斯誓言（Hippocratic Oath，這個誓言有兩個版本，古典的版本是：「那些我在治療時——或甚至不在治療時——所見到或所聽到的與人們私生活有關的，也就是那些在任何時候都不應說出去的事情，我將三緘其口，因為我認為這類事情是提不得的。」現代的版本是：「我將尊重我的病人的隱私，因為他們之所以向我揭露他們的問題，並不是為了讓全世界都知道。」）他們的看法是，醫生應該把病人的祕密帶進墳墓，而不能留下關於病人病情的任何書面紀錄。但是也有另外一種看法，而且這是我認同的一種：有時候私人醫生的觀察可以為歷史帶來教益，以及，在一段時間以後（或者等到家人近親表示同意或過世之後）把病歷的私人資訊除掉，而只公布醫療細節，這樣的作法是很寶貴的。三位最接近沙阿的醫生，薩發衛楊、柏納德以及佛蘭德林，揭露了部分資訊，但是沒有到達失德與破壞品味的地步，而且他們一直保有沙阿遺族的信賴。相較之下，默蘭就走過頭了，他在一九六六年，在邱吉爾死後如此短暫的時間裡，就出版了一本書，裡面大量引用了一本據他說是他擔任邱吉爾私人醫生期間的日誌，然而那並不是一本一般意義下的醫生日誌。為此默蘭——正確地——受到了指責。私人醫生公布病人的訊息，要怎麼做才對？著名的神經科醫師布萊恩勖爵（Russell Brain, Lord Brain）的例子可以作為典範：他的兒子在經過邱吉爾家族的同意之後，於二〇〇〇年出版了他父親治療邱吉爾的紀錄。然而在許多方面上，有別於默蘭，古博勒想要在密特朗死後立刻揭露他的醫療祕密是對的。他這麼做，促成了一場公共辯論：他的揭露對法國是有益的，也將使法國以及其他國家在這個議題上有更高的開放性。若要為古博勒辯護，我們可以說，他有必要以鮮明的方式把他的苦衷展現出來：由於密特朗的要求，他曾經處在多麼困難的境地裡，也無法阻止這難堪的事態繼續發展。也許古博勒犯錯之處，是他一開始沒有選擇在一份醫學期刊上發表，也揭露了過多密特朗的個人訊息，比如密特朗對他的前列腺癌的私人反應。相較之下，默蘭揭露的邱吉爾的病情，跟公共政策沒有多少直接的關聯性，雖然中長期來看，這些資料對歷史家是有用的。

如果詹森在一九六四年大選前面臨一次獨立的醫療評估，因為當時他享有極高的受歡迎度，應該能夠度過心臟病被揭露造成的影響。此外，以他的性情，他大概會想辦法掩蓋他的憂蠻症與妄想症狀，確保所有相關醫療紀錄都不存在，以及讓他的私人醫生做最少的揭露。尼克森的情況應該跟詹森也差不多；尼克森在一九七二年競選連任時的支持度非常高。

如果約翰．甘迺迪知道在一九六〇年的總統大選之前，他要面臨一次公開獨立的醫療評估，那他大概會決定在更早的時間點揭露更多自己的健康狀況，很有可能緊接在阿德萊．史帝文森於一九五六年競選失敗以後就公布，好讓美國民眾有時間消化這件事實。他幾乎一定會說他的愛迪生氏病是從二戰服役期間就開始的。若他做了這樣的交代，我不相信這個病會阻礙他四年之後贏得總統大選。這麼做也可能改變他的態度，讓他認清；作為一位必須定期接受公開獨立醫療評估的人物，他必須停止肆無忌憚的藥物濫用；那些藥物給他帶來情緒的動盪。他可能也會更早改變作法，轉而接受一個更有紀律的治療方式，來處理他的愛迪生氏病以及他的背部疼痛。

獨立的醫療檢查最好是在一般內科醫師或神經科醫師的監督下進行，但是他們必須有徵召任何其他專科醫生或外科醫師的權責，特別是那些有心理醫學專長的醫師，以進行任何專門的檢查，包括認知功能檢查（這類檢查在過去幾十年中有長足的發展，現在也仍在進步當中）。

總統的健康令我擔心。我沒想到他的身體這樣虛弱……他兩手顫抖，說話有顯著的困難……心智方面雖然似乎沒有任何缺損，但是身體方面他簡直快垮掉了。我非常非常的擔心他。

還有一個更難提防的孤立因素，那就是政府的階層結構。這種政府內部的上下差異，讓領導人感覺良好，讓他們輕易認為自己跟隨便其他的男性或女性不可同日而語。因此今天我們對於政府領導人，比從前更需要有力的控制與制衡，以控管他們所能得到的特殊待遇，讓他們不致被包裹在太深太厚的繭裡。民選政府必須定期重新被選民認可，做的不好就會失敗下台，這是民主制度最健康的體驗之一。過去在選戰中，領導人常常放低身段，貼近一般民眾的生活，可惜這種有益的作法沒有持續很久。權力的外在標誌，特別是大群的安全人員，隨時伴隨著競選中的政府首長，這表示他們已經被隔絕起來，不再勤跑基層。需要買票入場、充斥政黨活躍支持者的會面場合，取代了舊日以演說說服選民的競選活動。約翰．梅傑以首相之尊，在一九九二年大選期間站在他的「肥島箱」上競選的事，似乎已經是遙遠的記憶。

第五章裡我論說，如果英國、美國與法國於一九七七或七八年得知伊朗沙阿的疾病的話，他們就會勸說或者施壓讓他離開伊朗，到瑞士接受治療，並由此創造出一個機會，讓得到真實授權的攝政議會來開啟一個民主改革的進程。這可以預先阻擋阿亞圖拉．柯梅尼的返國，伊朗許多後續事件也就無從發生，因為並沒有證據顯示伊朗的主流民意是希望建立一個伊斯蘭統治的國家。沙阿將疾病保持機密的案例，跟巴基斯坦領導人穆罕默德．阿里．真納（Muhammad Ali Jinnah）的情況有些類似性。真納在一九四六年被診斷出患有肺結核末期，這是在印度分裂與獨立的前一年。他將自己的病情完全保密，此事造成了非常重大的後果，影響了印度半島上數以百萬計人民的生活。

在法國，總統連任的次數並沒有限制，但是兩次大選之間的任期長度被席哈克從七年降為五年。所以如果有兩任十年的限制，席哈克總統就必須在二〇〇五年五月下台，而不是二〇〇七年。俄羅斯聯邦共和國總統從一開始，在葉爾欽的時代，就有兩任八年的限制。非洲許多的殖民地國家獨立時，一開始憲法裡都設有最多兩任的限制，大多情況下都是八年。然而悲劇的是，當這些總統個人的權力坐大之後，有太多人修改了憲法來延長自己的任期，有些幾乎變成終身制。這造成了災難性的結果。但願這種趨勢已經開始有所逆轉。

儘管如此，過去的歷史顯示，有時候在決定領導人的去留問題時，讓他的健康狀況作為整個政治考量光譜的一部分，對民主政治而言是不無益處的。這就是為什麼讓所有候選人在競選政府首長之職以前接受法定的醫療檢查，是一件如此重要的預防性措施。這也是為什麼對現任的政府首腦的健康控管程序，必須非常注意特殊處境下良好治理的複雜性與彈性。要綜合所有因素需要一個均衡的判斷力；特別必須考慮到疾病與決策能力之間的不確定關係。

如果內閣裡多數成員感覺到他們的政府領導者已經無法行使權力與履行職務，那麼這位資深政治家，若在美國，將向國會報告；在法國，向國民議會與參議院報告；在英國，向上議院與下議院報告；若在德國，則向聯邦議院與聯邦參議院報告。如果這些機構經過多數決，決定該名政府首腦已經無法行使權力與履行職務，那麼就該引用該國的憲法條款，以選出一位繼任者。前述的資深政治家也應該被賦予一項職權，即在兩次年度例行的醫療評估之間，得以堅持進行一次特別與私下的醫療評估，如果他對政府首腦的健康開始感到憂慮。跟候選人的情況一樣，這個獨立醫療評估制度的存在，在大多數的狀況下將足以使現職的政府首腦——若他生病的話——決定自願下台。

安南在聯合國祕書長任內，顯著而堅決地倡議「有條件的主權至上論」，也挑戰一國的內政不容外力干預的觀點。他在一九九九年九月對大會說，考慮到聯合國在科索沃事件上被完全繞過，「就廣泛的理解而言，國家是人民的僕人，而非主人」。安南接著宣稱，聯合國的會員國必須把「國家利益定義地更開闊，構想地更寬泛」。安全理事會再也不可以把一個正在有系統地毀滅其住民的國家，只因為這個國家在戰略上無足輕重，就視為無關緊要。他留意到，在科索沃之後，如果人類的集體良知……發現聯合國不是他們最大的保護者，那麼就存在一項重大的危險，人們將往別處尋求和平與正義。

民主國家應該有更大的動機來制定法律，強制那些競選政府領導人職務的人，在選舉登記之前，接受公開與獨立的醫療評估，無論他是參加直接選舉，或是以間接選舉的方式在黨內角逐候選的資格。立法者應該同意，在這類醫療評估被公布的過程裡，應該要確保醫生的觀點不會遭到審查。如此一來，選民在走進投票所之前，便能掌握候選人健康的關鍵事實。這種獨立醫療評估的法定要求，可能使某些政治人物根本就不參加選舉了。另外一些政治人物，則可能搶先公布他們先前從未公開的病史，以免被獨立醫療評估揭發時受到傷害。要阻止政治人物為他們的病史編造說法是不可能的。但是大多數在計算之後，應該會覺得事先好好解釋是較佳的選擇，以免被意外揭穿時喪失了潛在選民的支持。

當我於一九六六年首度成為國會的一員時，我可以沿著唐寧街散步而不必出示任何證件，可以對官邸門口的警察點個頭、走進十號官邸，直接遇到招待人員。在那個時候，有人身保護措施的閣員只有三個人：首相，外交大臣與內政大臣，而且不管在任何公開場合，通常只配有一名安全官員，偶爾增為兩名。現在有人身維安措施的政治人物非常之多，為此所動用的警力也巨幅地增長了。今天整條唐寧街都不對大眾開放，要打開柵欄汽車才能通過，通過後又關起來。看美國總統走訪十號官邸，簡直就是在觀賞一項軍事行動。而首相本人的進進出出，也都是相當可觀的警力、武器與車輛裝備的展示。一九四五年薇奧莉特．阿特烈（Violet Attlee）開自家的車載她的先生到白金漢宮，讓阿特烈從喬治六世手上接下首相官防——今天我們離這樣的時代已經非常遙遠了；許多改變都令人悲傷，但就多數而言也都是必得如此的。

波帕、阿敏與穆加貝這幾個簡短的例子，說明了人道干預政策有很大的限制，常常被現實政治所決定。這並不是新鮮事；軍事介入一直以來都會由於種種計算與衡量——軍事力量、政治意志以及意識型態的許諾等等——而受到縮限。蘇維埃在一九五六年入侵匈牙利、一九六八年入侵捷克時，北約都不願意出手干預或抵抗，就是最好的例證。聯合國安理會對發生在盧安達的種族屠殺漠不關心，然後同樣的劇碼在蘇丹又重演一次，背後的邏輯也都是現實政治。科菲．安南擔任聯合國祕書長時，提倡「保護之職責」的原則，以為人道干預建立合理的基礎。這項原則在二〇〇五年的聯合國大會上得到認可。（聯合國憲章的修正案，也就隱然代表此事可以在既有的憲章框架下實踐。因此我們可以合理假定，他們認可的所謂保護之職責，位階是高於憲章中對國家主權的尊重。安理會對憲章的詮釋，國際法庭不能予以否決或進行「司法審議」。這給了安理會會員國一些詮釋憲章的彈性。安理會若做成決議，要求一名國家首長下台，並且援引聯合國憲章第七章威脅他，如果不下台就軍事介入——而這項決議案得到必需的九票多數且沒有會員國投下反對票，那就是合法的。同樣地，如果一名政府首長不保護他的平民大眾、不遵照憲章與世界人權宣言的要求，那麼威脅他聯合國將援引「保護之職責」的條款，一樣也將是合法的。對和平造成威脅〔這是一個政治判斷，而非法律判決〕，跟憲章中不得干預他國國內主權的禁令兩相衡量，可以有更高的優先性。在處理二〇〇八年在蘇丹達富爾〔Darfur〕發生的種族屠殺時，聯合國安理會如何詮釋「保護之職責」，將會決定二十一世紀聯合國的面貌。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面臨一個極端困難的挑戰，因為非洲聯盟的實力仍然太弱，而且在達富爾問題上還意見分歧。蘇丹政府的幾位領導人所展現出來的殘酷野蠻，以及對聯合國的蔑視與違抗，讓這整個國家壟罩在不祥的徵兆之下。然而在這個案例上，蘇丹境內種種問題並不能歸咎於單一一位暴虐的領導者。安南當了十年的聯合國秘書長之後，於二〇〇六年年底離職。由於他兒子的行為受到指控，他在二〇〇三年復活節期間陷入憂鬱，又在二〇〇四年春天與夏天裡復發。譯按：安南的獨子科佑．安南〔Kojo Annan〕於一九九五至九七年在一間瑞士籍的檢驗服務公司工作，而該公司於一九九八年在聯合國主導的伊拉克以油換糧計畫中獲得價值四百八十萬美金的合約，有嚴重的利益衝突之虞。）

另外一位可能因為公開揭露健康狀況而影響到政治生涯的偉大領導人，是小羅斯福。在新任競選伙伴杜魯門於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八日在白宮裡見過他之後，杜魯門對媒體說，羅斯福「犀利地跟荊棘一樣」。然而私下時，杜魯門對他的助手說：

問題在於，這兩種「病」彼此是有關聯的。壞的決策與能力不足的執行，就代表代議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的精髓——一位政治領袖領導國家的能力與意願——被腐蝕了。取而代之的是諮詢式民主（consultative Democracy），在其中領導者滿足於讓民意調查與焦點團體（Focus Groups）來發號施令，因為這樣領導者日子會很好過。一個諮詢式民主的降級版就是所謂的三角策略（Triangulation），可以被展示為一個較容易贏得與保持政權的途徑。httｐs://ｗwｗ.ｈｅtｕｂooｋ•coｍ•com

但是我們不能允許西方世界的良心忘記這一點：我們做的太少了。直到越南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派遣十萬名部隊跨過邊界進入柬埔寨，殺戮才終於停止。一種誤入歧途的現實政治思維趨使著美國與其他許多國家，包括英國在內，使他們實際上忽略了波帕的罪行，只因為他抵制著控制越南的共產黨。但是柬埔寨的種族屠殺行為，就此成了美國涉入東南亞的一個恐怖遺產，其黑暗程度更勝過越戰。

在伊拉克大挫敗之後，對代議民主的批判看起來似乎很符合潮流，但是我們必須小心，不能隨便擁抱諮詢式民主。五十年前瓦爾特．利普曼（Walter Lippmann）——美國著名的專欄作家，有自由主義色彩——就注意到，政治人物越來越把民氣當成施政的基礎。這對他構成一個警訊，因為他覺得以他這輩子所經驗，大眾的意見在許多重大議題上都是錯誤的。他寫道：

在一九九〇年代初期，結束了種族隔離政策之後的南非共和國，不願意與聯合國安理會聯手在辛巴威把穆加貝趕下台。這件事可能在兩個國家身上，乃至整個區域，都留下了持久不癒的疤痕。如果某些悲觀論者的看法正確的話，這件事甚至可能侵蝕到南非本身的民主體制。多麼反諷的歷史啊！一九六五年一個勝差微小的工黨政府，加上一個反對動用武力的在野保守黨，感覺到無法採取軍事行動來恢復羅德西亞的合法地位，只因為南非的白人種族主義少數政府，支持了非法獨立的白人伊恩．史密斯並且拒絕透過軍事介入來讓他倒台。然而從一九九七年起，一個在國會中享有巨大勝差的黨政府，加上一個希望對穆加貝採取更嚴厲行動的在野保守黨，卻仍然感覺到無法進行軍事干預，只因為這次一個民主的南非黑人政府再度拒絕幫忙推翻穆加貝。

本書核心的論題是，在過去百年間，政府首長由於患病而造成的不決策或錯誤決策，一直是產生拙劣政府的因素之一。針對這些政府首長，以及他們的疾病與拙劣決策之間的關係，系統的研究一直都太過稀少。

然而佛朗哥的親信無論如何也不願讓這位八十二歲的政府首腦死去，他的家人於是介入。佛朗哥從一九六三年起就患有糖尿病，這種疾病會干擾碳水化合物的代謝，使血液中累積糖分。他也有帕金森氏病。這些病史本來應該使他以及支持者及早規畫權力的接班。事實上，當佛朗哥陷入昏迷時，這些安排在許多細節上還沒有完全就緒。親信們維持佛朗哥生命的理由之一是，這樣他們才能確保佛朗哥死後，新任的國王胡安．卡洛斯（Juan Carlos）所任命的部長議會主席（President of the Council of Ministers，譯按：即政府領袖，相當於英國的首相）是可靠的。佛朗哥的任期到十一月二十六日為止，他必須在那之前重新指派下任議會主席。然而佛朗哥的女兒堅持應該允許她的父親無需等到那時候才死去。所以，生命維持機器於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九日被移除，第二天佛朗哥就死於尿毒症。（尿毒症是血液中有尿素的累積。這是腎衰竭所造成的臨床結果。這個症狀常常是酸中毒影響到血液後形成的，而這又是腎功能損害的結果。成因可能是腎臟的疾病，或者腎動脈變狹窄或被阻塞。其他的成因包括背部壓力升高，或者輸尿管被阻塞。表現症狀包括頭痛，以及日間的昏睡感，也可能導致意識喪失與痙攣，是一個非常危險的狀況，通常透過腎透析來治療。）

費迪南．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於一九六五年當上菲律賓總統，當時他四十七歲。早在一九七一年他就被診斷出患有紅斑性狼瘡，這是一種自體免疫疾病，會襲擊動脈，特別是心臟與腎臟的動脈，但這個病頭幾年並未影響他的施政。（紅斑性狼瘡是一種自體免疫疾病，會襲擊供應皮膚或內臟的動脈。有時也可以影響人體的全部，這時則稱為系統性的紅斑性狼瘡。這是一種嚴重的疾病，潛在地可能致命，患者絕大多數都是女性。病人天生的免疫系統向內倒戈，攻擊結締組織並造成嚴重的發炎。最新的研究認為，患者是缺乏一種稱為D Nase 1的酵素，這會降解DNA，即去氧核糖核酸。若是這種情況，治療也要從D Nase 1著手。其他的療法使用到非類固醇的抗發炎藥，可以減輕關節疼痛；抗瘧疾的藥物可以減輕皮膚上的紅疹；可體松類固醇可以緩解肋膜炎與神經症狀。會出現的症狀有關節炎、肋膜炎、腎臟炎或腎感染，因而導致腎衰竭，有時必須進行腎透析。神經學的或精神病理的症狀也會出現。這種疾病在全世界出現，但是在華人與加勒比黑人〔Afro-Caribbean〕間較為常見。）馬可仕要求他的親信與醫生們將他的狀況做全面的保密。一九七八年時他已經嚴重地失能了，臉部變得浮腫（幾乎一定是使用類固醇治療的結果），並且開始間歇地洗腎。到一九八〇年時，他的腎臟都衰竭了。他做過一次失敗的腎臟移植，從那以後就固定洗腎。很快他就得靠他的洗腎機器才能活命，但是直到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官方才正式承認總統患有嚴重的疾病。一九八六年敗選之後，他必須逃離菲律賓，最後於一九八九年死於檀香山。

蒙巴頓與英國情報單位所不知道的是，在一九四六年巴特爾（J. A. L. Patel），一位孟買的醫生以及這位穆斯林領袖的好友，給真納做了肺部的X光檢查。真納在過去十年裡，根據巴特爾的說法，是靠「權力意志、威士忌跟香菸」過日子的。驗查結果顯示，他患了肺結核，而且已是末期。（肺結核是一種被肺結核分支桿菌〔MycobacteriumTuberculosis〕感染而造成的疾病。這種病通常影響到肺部，但它也能影響淋巴結、腎臟、骨骼、皮膚、消化道以及包覆腦部的腦膜。肺結核在二十世紀上半葉仍是尋常的疾病，之後逐漸減少。但是從二十一世紀一開始，肺結核又捲土重來，大多數的案例是因為結核桿菌發展出抗藥性，以及愛滋感染的增加〔愛滋病患對尋常結核病也沒有抵抗力〕。真納的肺有兩個大空洞，醫生告訴他，如果不改變生活習慣的話，壽命就只在一兩年之內。真納知道，如果他任何一位反對者發現此事——不論是在自己黨內，或印度教信徒領袖隨便一位，或在英國政府裡——他們一定會想辦法把關於印度獨立的協商往後拖延，等他死後再談。因此他堅持醫生必須將此事保持最高度的機密。真納拒絕減少他的政治活動，也不願意戒菸。他催促蒙巴頓盡速做成決議，從未露出絲毫妥協的意願。）

沒有明顯的疾病範疇可以解釋他的瘋狂行徑。理解波帕人格的關鍵似乎是，他小時候在一所佛教學校裡學習了壓制他的個體性，然後他把小乘佛教的虛空論與超越論跟高棉的迷信融合了起來。如菲利浦．薛爾特（Philip Short）為他寫的傳記中所述：「這一場難以形容的悲劇有許多的原因。這個國家新的領導者們過度的自信，特別是那位更名為波帕的主要領導人，只是原因之一……所有的暴君政治裡最常見的罪惡，就是狂妄。」

戴高樂也開始自我欺騙。年老的政府首腦所做的影響到百萬計公民的決策，以及這份名單上年老的藝術家與作家的創造能量，兩者之間的差異是極其巨大的。戴高樂——以及其他許多年邁的政府領導人——的自欺之處在於，他們相信自己比任何人都更不受消逝的年歲影響，而信奉一句格言「心不老人就不老」。政府首腦常常在位子上眷戀太久，常常輕易忘記許多政府都規定其關鍵的決策者到了一定年紀就要退休，而他們自己已經遠比這樣的年紀還要老了，卻仍期待把權力握在手裡。這是一種危險的虛榮與自大，會讓政府首腦戀棧不去，遠超過一般人退休的年紀。為什麼許多國家政府仍然不願放寬年限，而規定某些關鍵決策者要早早退休？在英國，海陸空三軍將領常常在六十歲前後的年紀退伍，警察首長退的更早，外科與內科的顧問醫師（Consultant Physician，譯按：顧問醫師是英國醫院裡較高的醫師階級，指資深與有專精領城的醫生）常常得在六十五歲就退休。在英國一般的開業醫生，作為獨立的服務提供者，也有退休年齡的限制，跟地方法官與部分法庭法官一樣。無論是在私人或國有的企業裡，任命超過六十歲的執行長的例子非常罕見，也很少有人超過六十五歲以後還在當執行長。不過許多國家的立法者仍然想確保自己免於任何這類退休限制，以便能一直做下去，有時甚至到八十幾歲；部分政府首腦也是如此。

事實上也是非常困難。格達費多年以來都獲得有力人士的支持，包括尼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在內；曼德拉對於格達費長年支持非洲國民議會非常感激。讓許多國家困擾的，是格達費與恐怖主義的連繫。在英國，一九八〇年初期愛爾蘭共和軍使用的塞姆汀塑膠炸藥（Semtex）就是格達費政府供應的。利比亞涉入的其他恐怖攻擊還有：一九八六年柏林一所美國軍人光顧的「美人」（La Belle）迪斯可舞廳被放置炸彈，造成三人死亡、二百二十九人受傷；以及一九八八年一架泛美航空的飛機在洛克比（Lockerbie）上空遭炸彈炸毀。利比亞因為支持這些恐怖行動而受到制裁。雷根總統在一九八六年對利比亞進行報復性轟炸，特別還炸了格達費自家的住宅，一名親密的家庭成員喪生。這無疑是使他開始改變策略的諸多因素之一。雷根用了「報復」這個字眼，依照聯合國憲章這是不可接受的，但是讓格達費清楚認知了美國空軍的長程攻擊能力。（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五日當雷根轟炸利比亞時，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特意完全避開雷根所使用的「報復」一詞，也從未認可此事。她准許美國F-111攻擊轟炸機使用英國的飛機場時，所持的理由是，雷根政府的行動是防衛性質，雖然她知道的非常清楚，雷根是為了柏林的炸彈攻擊進行報復。雷根舉出了「無可辯白」的證據，指控格達費策動了柏林的炸彈攻擊，並在十天之後空襲利比亞。二〇〇一年柏林法院判決，這項攻擊是由利比亞的秘密情報單位所組織的，並且得到當時駐東德的利比亞大使館的協助。該法院判決四名執行炸彈攻擊的人有罪，而且聯邦法院於二〇〇四年支持了這項判決。這個迪斯可舞廳爆炸案是在一九九〇年兩德統一、東德的秘密警察檔案被開放之後，案情才逐漸清楚。這些國家安全部的檔案讓檢察官在一九九六年找到一個利比亞人願意跟他們合作。作案的證據之一是，東德國安部截聽到一段從的黎波里〔Tripoli〕傳給東柏林利比亞大使館的無線通訊，要求攻擊要「儘可能造成最大傷亡」。）

如果過去的政府首長也面臨這種強制性的公開獨立醫療評估的話，會產生什麼效果呢？我們只能憑空猜想，但是這麼做很能幫助我們澄清議題。如果邱吉爾的時代就有獨立醫療評估制度，那麼在一九四五年時，他無疑會對任何不利的評估嗤之以鼻，拍一張一手持雪茄一手拿白蘭地的照片，拿自己的健康說笑話；在一九五一年，如果健康評估是負面的話，他或還有可能說服大眾忽略這個問題。然而到了一九五五年，他就不可能過關了。公開的醫療評估應該會揭露他在兩年之前有過非常嚴重的心臟病，也會讓大眾明白見到，這場病如何使年老自恃的邱吉爾變成一個跟不上時代的悲哀角色。

儘管如此，即便疾病與治理能力的關係並非可以單純換算的，但這是一個民主社會需要更注意之處。民主國家的政治人物如伍德羅．威爾遜、小羅斯福、邱吉爾、甘迺迪、詹森、尼克森、龐畢度與密特朗等各有各的面貌，但他們都沒有把真實的健康訊息交付給他們的選民們。有幾位一連數年都將疾病視為機密。

尼克森此時的表現糟糕到什麼程度，可以從下面這個例子看出來。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一日晚上，國務卿兼國家安全會議主席季辛吉接到通知，英國首相愛德華．希思希望在接下來半小時之內與尼克森總統討論他對於中東問題的顧慮。季辛吉在會議上對他的國安會副主席勃蘭特．史科克羅夫說：「當我跟總統提這件事時，他已經喝翻了。」他們於是協議把希思的電話延到次日。但是關於尼克森的狀況，令人驚訝的是季辛吉與史科克羅夫說話的方式，「彷彿尼克森的飲酒過量已經成為日常運作的一部分，他們幕僚除了接受也別無他法」。幾天以後，在十月二十四日，當布里茲涅夫在熱線上警告，如果美國不同意參與軍事介入，莫斯科可能會獨自行動，電話這一端的尼克森幾乎確定是在酒醉當中。此事在第二章裡已有討論。季辛吉協助散布了一個虛構的版本，稱尼克森親自化解了這個處境。但是美國這個最強大也最複雜的民主國家，在危機期間處理國家大事根本不該是這個方式。

一個重要的問題是——而且這個問題沒有明白單純的答案——在民主政治裡競選政府領導人一職，無論直接或間接選舉，如果候選人在選前接受獨立的醫療評估，選民是否有權知道這些檢查的結果？我的答案是：「有。」我相信這是必要的。光靠打探消息的媒體是不夠的。所有候選人在黨內初選之前，或者在任何爭取政黨領導權的選舉之前，都應該接受一個獨立與公開的醫療評估——這是良好治理的前提，更是公眾監督與責任政治的基礎。漸漸開始有人這麼做，但都是隨自己的喜好；大多數企望掌握大位的政治人物都不會接受這種規定。他們會想選擇特定醫生來為他們做醫療評估，也會想要控制發布給政壇同事與媒體的內容。事實上，許多資深的政治人物表面上開放，實際上卻樂見更嚴格的立法來保護他們的隱私。候選人的私人醫生仍然扮演了過於重要的角色；所謂的公開評估通常都是由他們執行，所揭露的訊息幾乎一定是選擇性與有傾向性的，尤其是有潛在殺傷力的訊息。所以選民大眾在這個議題上要有警覺性。

在非洲，烏干達總統伊迪．阿敏時常被形容為一個精神不正常的小丑，但實際上他是一個惡性重大的虐待狂。經由二〇〇六年的電影《蘇格蘭最後的國王》，這個世界才更了解到這一點。一九七一年一月，時年四十五歲的阿敏發動政變推翻米爾頓．奧博特（Milton Obote），掌握了烏干達的政權。一開始他處決的範圍只限於那些他認為不忠誠的士兵，但是很快他就完全失去控制，下令殺掉的人數達數十萬之譜，以一種詭異而恐怖的方式犯了危害人類罪（Crime against Humanity ）。他的行為既古怪又難以預測。有些醫生大膽猜測，ｈｔｔｐs://m•ｈeｔubｏoｋ.ｃｏm.ｃom他可能患有末期梅毒，一般稱為麻痺性痴呆（general paralysis of the insane）。（梅毒是一種經由性行為傳染的疾病，但在很少的情況下是天生的。這種病是由梅毒螺旋體，一種螺旋狀的細菌，所引起的，用顯微鏡觀察患者的血液抹片就能看到。梅毒可用盤尼西林治療。臨床治療上，這種病的病程被區分為三個階段：第一期、第二期與第三期。第三期通常在染病之後數年才出現，雖然有時候只需要幾個月的時間。第三期的症狀有神經缺損、脊髓癆〔Tabes Dorsalis〕或者麻痺性癡呆，偶爾會表現出浮誇妄想的特徵。麻痺性癡呆的病患不可能像阿敏那樣壽終正寢。）不過這個診斷從未得到證據的支持，而且最後被證明是錯誤的，因為梅毒是致命性疾病，但是阿敏一直活到二〇〇三年，才在沙烏地阿拉伯（他在這裡獲得政治庇護）壽終正寢。

在位的政府首腦如果生病，又該如何呢？這個情況比較困難，需要另外一個更為私人的制度。民主社會應該有更大的動機來制定一種法律，規定他們的政府領導人每年接受獨立的健康檢查，而且檢查將是私下進行。透過私下檢查，一位獨立醫生可以監視在位的政府首長的健康，而不至於引發公眾關切或點燃政治爭議。為了維持醫療措施的一貫性，在選前為該名政府首長執行獨立醫療檢查的醫生，最好也能夠被選為執行就職後檢查的醫生。這位獨立醫生如果發現任何值得注意的狀況，就要依法向一位事先被指定的資深政壇人物報告。實際說來，心智能力很可能是最敏感也最難以評估的面向，如果出現這方面的狀況的話，獨立醫生將依照授權，徵召心理學專家進行評估，而且這也將在不公開的狀況下進行。如果最後這位政府首長沒有值得擔心之處，此事將不被報告，也不會在年度的評估報告中揭露。只有當評估結果顯示這位政府首長行使權力與履行職務的能力發生問題時，才會需要採取行動，而且屆時就不是醫生的事，而必須由政治人物來處理。

在一九七七到七九年的期間裡，當我就羅德西亞（Rhodesia，譯按：辛巴威的舊稱，原先是英國南非公司所管理的一塊區域，獨立之後成為辛巴威）的獨立問題與羅伯特．穆加貝協商時，就見識到他的殘忍無情。但是在我跟他交涉的範圍內，他沒有明顯的撒謊行為，我也沒有看到任何精神不穩定的徵兆。然而他是一個意識型態狂熱分子，永不和解也永不讓步。他宣稱自己是一位毛澤東主義的政治領導者，雖然英國祕密情報局在我的要求之下，發現他在莫三比克的首都馬普托（Maputo）參加彌撒；早年他曾在羅德西亞一間耶穌會辦的學校受過教育。一九七八年我的基本想法是，「領導人寧可不太正直，千萬不要極端狂熱」，所以我判斷約書亞．恩科莫（Joshua Nkomo）比穆加貝更適合出任轉為民主的辛巴威的第一任領袖。為了實踐這個構想，好一段時間我協助與恩科莫進行祕密協商，最後促成了伊恩．史密斯與恩科莫的會談。（Ian Smith，譯按：伊恩．史密斯是英屬羅德西亞的白人總理，努力爭取羅德西亞從英國獨立，以成為大英國協的一國。但是英國方面堅持獨立之後的國家〔即辛巴威〕應直接交由非洲本土政治人物來執政，而史密斯認為應該在白人的參與下漸進轉移。在多次嘗試挫敗後，史密斯於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單邊宣布羅德西亞獨立。此事沒有獲得英國與聯合國的認可，因此成為非法的，羅德西亞因此受到聯合國經濟制裁。）這場會談在完全保密的狀況下在尚比亞的首都路沙卡（Lusaka）進行，與會者包括奈及利亞外交部長約瑟夫．加爾巴（Joseph Carba），在奈吉利亞總統奧盧塞貢．奧巴桑喬將軍（Olusegun Obasanjo）的指導下，由尚比亞總統肯尼特．考恩達（Kenneth Kaunda）做東道主。會議本來的目標是讓恩科莫直接飛回羅德西亞，讓羅德西亞的軍方領袖彼得．沃爾斯將軍（Peter Walls）站在飛機客梯下歡迎他出任首相，以便結束伊恩．史密斯的非法獨立。原本的計畫包括在英國的支援之下，派出一支聯合國與大英國協的部隊，連同一個觀察團，以監督一次公平與自由的選舉在一年之內進行。但是計畫注定無法成功：這次會談決議在路沙卡再談一次，但是在那之前，這項規畫的消息就走漏了，以致於第二次會談從來沒能進行。坦尚尼亞總統尼雷爾與穆加貝對這整個規畫是徹底地反對。

儘管如此，許多政府開始針對退休年限作更有彈性的立法，而這也是對的。由於給付退休年金的開支上揚，國民整體健康的進步使得人們想要繼續工作，這都使得死板的退休年限勢必需要調整。但是工作生涯被延長了，有一點也必須伴隨而來：當疾病無預警地上身時，要更願意退休。這代表人們必須更願意接受醫療建議，而關鍵決策者則必須定期接受獨立評估。

由於評估民眾意見的問卷測驗越來越細密精巧，政治人物已經學會在不同的觀點之間採取三角策略。在今天，贏得選舉的政治人物中越來越少人曾提出一種可界定的關於公共事務的理念；他們不靠這種理念打選戰，選民也無從據此信任他們的執政。我們已經發展出戴上更多腳銬的民主政治，被隨議題逐流的大眾意見所框限，然而這些意見本身並非總是穩定的，而是能夠輕易地移轉，甚至轉個一百八十度。在這樣一個政治氣氛裡，尋求權力的政治人物太容易就全憑大眾意見來採取他的立場。相較之下，對政治領導人而言，更容易發生狀況的路線是發展出堅強的信念，並為之辯護，也準備為了堅守下去與輿論對抗。到現在為止，仍然還沒有誰比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把代議民主的概念表達的更好。他在一七七四年十一月三日對布里斯托的選民說：「民意代表虧欠於你們的，不僅只是他的勤勞奔走，還包括他的判斷能力。如果他為了順從你們的意見而犧牲他的判斷力，那他就不是為你們服務，而是背叛你們。」要重建代議民主政治的聲譽，要靠更多成功的決策。能力不足的決策，會給這整個概念帶來重傷害。上個世紀已經顯示，那些希望施展獨立判斷力的領導人，當他們生病時，所達成的決策是非常糟糕的。結果使代議民主本身也受到損害了。

擁護絕對正義的人，對任何躲避審判的行動，都會大聲譴責，而且他們常常是正確的。米洛塞維奇的受審是值得歡迎的，雖然由於他死在獄中，所以最後的宣判從來沒有完成。這個案子在海牙延宕如此之久，一部分也是因為起訴名單與起訴事項的列舉實在太長了。把初步起訴的範圍縮小，如同海珊的案例那樣，會是比較明智的方式。

如果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當羅斯福第四度競選總統時，選民們能夠讀到一份獨立的醫療評估仔細地說明了他嚴重的心臟病情的話，那他們還會繼續支持他嗎？羅斯福是堅決要競選連任的，而且他跟邱吉爾同樣可能對任何獨立評估嗤之以鼻。他可能會提醒大家，從前當他染上小兒麻痺時，醫生給他的預估是永遠無法站立，更別提能像他現在這樣走上幾步。然而，若是他必須面對這樣的獨立評估，他有可能會傾向步下舞台放棄競選。在一九四四年的選戰裡，羅斯福還能夠動用潛藏的體力，就在投票日前夕他彷彿恢復了往日的力氣，在敞篷的競選車隊裡，一連好幾個小時在紐約街道上淋雨拜票，很大程度展現了他往日的熱情。所以，即便在一九四四年夏天，美國民眾透過一份獨立的醫療評估了解到羅斯福的健康狀況，頗有可能他們還是會在該年十一月選他為總統。他是一位當之無愧的美國英雄。

這個存在於和解與正義之間的衝突，在已故的智利強人奧古斯托．皮諾契特總統（Augusto Pinochet）身上得到清楚的演示。皮諾契特曾讓非常多的智利人遭到酷刑與「消失」，但是在他一九九八年在倫敦被捕之後，現實政治發揮了作用：由於皮諾契特曾在福克蘭戰爭期間給英國軍方提供過關鍵的援助，所以英國政府似乎「找了一群醫生」給皮諾契特出具診斷證明，讓他不得被遞解到西班牙接受審判。（許多年來這是一個受到嚴格保護的機密。一九八二年阿根廷人入侵福克蘭群島之後，不到一星期的時間，皮諾契特領導的智利就同意英國可以非正式地使用智利最接近福克蘭群島的空軍與陸軍基地。英國方面提供智利一批坎培拉〔Canberra〕超高空偵察機，機上配有高階的照相偵察設備。這些飛機先是飛到中美洲小國貝理斯，在那裡改成智利空軍的塗裝，然後在智利首都聖地牙哥加滿油後，再飛到南端的蓬塔阿雷納〔Punta Arena〕。英國皇家空軍的組員留在飛機上，為英國的特遣部隊指揮官提供了非常寶貴的資訊，一直到戰爭結束。）然而這種詮釋遭到英國內政大臣傑克．史卓的強烈否認，稱他是在確實的醫療證據的基礎上，才做出皮諾契特並不適合受審的決定。皮諾契特於是被遣送回智利，讓他自己的政府與人民來決定要不要審判他，或者讓他上國際法庭去接受審訊。這等於讓智利人不得不決定，要多大程度堅持執行過去的協商解決方案。關於皮諾契特的病情，英國提供的診斷證明大多數似乎都經不起嚴格的審查；而且多少令人尷尬的是，皮諾契特一回到智利，他的健康看似就得到顯著的恢復，而且在死前的好幾年裡一直都很好。當然，英國政府可以宣稱，英國的法律體系當時是非常嚴謹地遵循了國際法架構下一些新的也非常重要的條款。有史以來第一次，一個實施了酷刑的主權國家領袖無法免於被起訴，並且在新的國際司法體系下接受審判。

在二十一世紀開始這段時期，辛巴威被一位狂熱主義者牢牢握在手裡。穆加貝的施政，已經大幅毀掉了這個國家一度豐饒的農業生產，嚴重地損害了經濟的穩定，也削弱了一九八〇年憲法的民主基礎。在二〇〇五年時，有一千兩百萬人口的辛巴威，超過三分之一需要仰賴捐贈的食物才能免於營養不良。兩年之後，這個國家掉進一個螺旋下墜的態勢，超級通貨膨脹據估計來到駭人聽聞的百分之一萬一千，而高齡八十三歲的穆加貝宣布，他將尋求在位子上再待六年。這個世界面臨了一個道德的兩難：如果繼續提供食物，等於幫助掌權者繼續留在位子上，但是繼續讓他留在位子上，又會惡化救援工作原本想要減輕的人道災難。不只在辛巴威，救援組織在世界上其他地區也常必須與這種難題搏鬥。

政府領導人生個病有那麼重要嗎？畢竟，就像人們常說的，什麼程度的人民就會得到什麼水準的政治人物。這種懷疑論的一個延伸，就是主張：我們真正應該在乎的，並非三不五時就影響到個別政府領導人的疾病，而是影響到整個政治系統的弊病。

政府首腦在任內生病，能掀起非常敏感的問題，有時候這些問題影響深遠。在一個民主體制裡，獨立醫療評估再怎麼權威性，再怎麼有名的一群醫生達成了一致結論，都不能直接勒令病人非自願性的去職。獨立的醫療建議，在第一時間下，應該由當事的政治人物本人與他的家人私下考慮。如果他們選擇不理踩這項評估，就應該交由一位資深、可被信賴的政治人物接手處理這項醫療發現，並且將所有相關因素一併納入考量。實務上一個無法避免的現實是，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這樣一位資深的政治人物一開始一定是跟當事的政府首腦來自相同的政黨，所以一定多少會感到不知如何是好。這位大老可能會需要非正式地向醫學界的領導人物徵詢意見，並將他們的祕密建議放在其他許多因素當中綜合考量。然後他就必須決定，是否有必要將這個狀況知會內閣裡的其他同僚。

近年來有一種新的威脅，即國際法律訴訟，逐漸發展了出來。對名聲顯赫的政府領導人所進行的審判都還是太接近的往事，以至於我們無法評估這些審判會有怎樣的預防性效果。法律訴訟這個途徑是有展望的，但是絕對的正義不可能藉以實現；我們必須願意同時衡量正義與和解這兩個面向。（在和解與正義之間總是存在衝突，要化解這樣的衝突，往往構成真正的兩難。現在政府領袖會由於危害人類罪而遭到起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但有的時候，仍然有必要給予某些政府領袖一個安全港。沙烏地阿拉伯就不動聲色地庇護了阿敏。法國也曾經接納了幾個法屬非洲殖民地的領導人。有人論說，穆加貝雖然原本就拒絕下台，但是此事之所以會越來越困難，是因為他看到尚比亞前總統弗雷德里克．齊盧巴〔Frederick Chiluba〕的遭遇：他被以貪污的罪名起訴；以及賴比瑞亞總統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二〇〇六年被移送到海牙的國際刑事法庭——原先為了解決賴比瑞亞的危機，有關方面曾經保證會讓他脫身，以作為交換條件之一。）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英國將政權移轉給兩個獨立的國家，英國與巴基斯坦。然而，如果蒙巴頓遵照阿特烈原本的時間表，讓政權移轉在一九四八年六月三十日才進行，那麼各方在該年上半年時就會看到真納病得多麼嚴重，尼赫魯與國大黨很可能會被英國說服，轉而支持英國內閣使節團一九四六年五月十六曰的提案。（這份提案是建議成立一個聯邦國家，分成A、B、C三個區塊，每個區塊都包括數個省份。這給穆斯林在區塊B與C裡幾乎是百分之百的自治，因為他們在這些區塊裡佔壓倒性的多數。提案還包括，十年之後每一個省的立法局得進行一次重大投票，並依據投票結果要求聯邦，重新考量該省在被指定區塊裡的地位。同時，中央政府可以控制國防、外交與通訊。穆斯林聯盟已經於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接受了提案，但是國大黨在六月二十四日只做了有條件的接受，因為聖雄甘地堅持中央政府裡要有一位由國會提名的穆斯林。內閣使節團原先承諾就算國大黨拒絕加入，臨時政府也一定會運作下去，現在卻沒能堅持自己的承諾，這讓真納感到非常的憤怒，獨立協商於是陷入僵局。回到一九四六或heｔｕｂoｏｋ.com.cｏｍ一九四七年較早的妥協提案，如果外界知道真納大去之日已經不遠，或許可能提供一個非常小的機會，讓印度免於分裂。真納於一九四七年成為巴基斯坦的第一任總統，於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一日過世。）

精神疾病很容易讓政治人物選擇保密的態度，因為即便是在今天，一般民眾對精神疾病的恐懼還是大過對身體疾病。以至於有些醫生認為，對大眾發布精神醫療的訊息有必要特別處理，將當中部分資訊保密是合理的。但是選擇性的揭露是不可接受的，政治人物必須教育大眾認知此事，並且信賴他們的判斷。政治人物長期以來都害怕揭露或公布他們任何的精神疾病，因為害怕這會損及選情。他們記得湯馬斯．伊果頓（Thomas Eagleton）參議員的經驗：伊果頓在一九七二年與喬治．麥戈文（George McGovern）搭檔，作為他的副總統候選人參與大選，但是當他曾有三次憂鬱症發作的消息洩漏出來時，就不得不在選前退出選舉。從二十一世紀起，大眾對精神疾病的偏見有減少的趨勢。但是任何總統候選人在決定副手人選時，要挑戰一般對精神疾病仍然存在的偏見，特別是當這位人選還接受過電痙攣治療時，還是一定會感到猶豫，儘管副總統這個職位曾被一位在職者形容為「還值不得一桶熱口水」。（參議員伊果頓在一九七二年被喬治．麥戈文提名為總統大選的競選搭檔。在這之前他在密蘇里州的政治生涯非常成功：一九六〇年，三十一歲時，他成為州檢察長；一九六四年時當上副州長。之後在一九六七年他選上參議員，轉往華盛頓。就在他被麥戈文提名為副總統候選人之後不久，由於流言滿天飛，他召開了一場新聞發布會，公開表示他曾經三度由於「神經耗竭與疲憊」住進醫院：第一次於一九六〇年，在州議員選戰結束後，他接受了電痙攣療法；第二次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獲選為副州長之後，這次沒有接受電療，而是好好休息了一陣子，並治療胃痛；第三次在一九六六年，他在梅約診所從九月住到十月，以電療治療憂鬱症。）

如果社會大眾不能倚賴政府首長的私人醫生來獲知首長的健康狀況，那還有什麼選擇呢？在這個問題上尋找指引有一種方式，就是參考商業公司的董事會所發展出來的辦法。世界上所有公開上市的公司，都有責任保護他們的股東，以免因為執行長生病而損及他們的投資。這樣的公司會聘請獨立董事加入董事會，並且採取良好的治理規則。他們對於公司領導人每月進行的審慎檢視，遠比政治領域裡的內閣對政府領導人所實行的更為詳細與有效。公開上市公司的董事長在任用一位可能的執行長之前，常常會堅持要看到健康檢查報告，在許多公司這份報告每年還得更新一次。有些董事會會堅持給執行長指派一位指導者，協助他克服領導風格裡的個人問題。部分美國公司現在規定，新任執行長必須符合健康狀況揭露方面的要求，而且已經跨過一直以來被援引為「不作為理由」（reasons for inaction）的立法障礙。（在美國商業界，有一些法律與倫理的顧慮禁止執行長做更大程度的正式揭露。這些包括健康保險可攜性與責任法案〔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 HIPAA〕以及美國殘障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ADA〕。健康保險可攜性與責任法案，在一般情況下，並不允許保險業者或僱主提供的健康團險把特定僱員的健康資訊透露給僱主或者任何其他第三方，除非經過當事人的同意或授權。不只如此，在僱主健康團險的例行管理過程中所取得的個人申請理賠紀錄，不得被用於任何其他僱用目的。美國殘障法案一般來說禁止對殘障者有僱用歧視，也限制僱主不得要求受僱者接受僱用後的身體檢查，除非這種檢查是所有僱員都必須接受的。這類案例也可以援引州法律的保護。關鍵的倫理議題是，執行長是否有責任提供一切擔任公司領導者的必要資訊，因為他或她的健康對公司的穩定經營來說可以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即便一位執行長同意，也有人爭論過，任何揭露健康資訊的合約都能算是違犯了美國殘障法案。）

印度分裂之後，立刻發生大規模的動亂與屠殺，死傷慘重，兩國之間也進行了猛烈的戰爭。後來巴基斯坦也分裂了，東巴基斯坦於一九七一年成為孟加拉。今天，喀什米爾仍是情勢緊張地區，印度與巴基斯坦兩國為了領土爭議仍然軍事對峙。這個局面特別引人憂慮，因為兩國現在都擁有核子武器。如果蒙巴頓、尼赫魯與甘地知道真納的病情，也許就不會出現今天我們所見到的三個國家：兩個主要為穆斯林的巴基斯坦與孟加拉，以及印度教徒佔多數但也有相當數量的穆斯林少數的印度。如果印度沒有分裂，幾乎整個印度半島都會被包括在民主政治的結構裡。

一九四四年的總統大選拋出了一個問題：在戰爭期間公布羅斯福的獨立醫療評估，會不會洩露太多這個民主國家最高統帥的健康狀況？同樣的問題也適用在邱吉爾一九四五年的競選上，因為這時對日戰爭仍在進行中。這類現實顯示出，要為在任的政府首長制定出嚴格的規定是非常困難的事。有些人據此主張，戰爭期間對政府首長任何的醫療揭露，都應該例外處理。這類豁免的規定我是反對的，而且儘管困難重重，我仍然相信，規範候選人在競選政府領導人職務前公布健康報告，是民主政治一項非常關鍵的保護機制，而這一點在戰爭期間甚至比在承平時期還要重要。

醫學界，無論是在國內或在國際間，如果能建立一套行為準則，來規範醫生如何為名人發布公開醫療報告，會是一件很有幫助的事情。一個指導原則是：私人醫生的建議應該保持本來的性質，也就是應該一直是私下的。健康問題的公開聲明不應該由私人醫生來做。另一個指導原則是：每當需要醫學評估，最好請獨立醫生來執行。公開聲明仍然可以由當事人自己發表，或由他的幕僚代為發布。

我在外交大臣任內，由於無力阻止阿敏的大屠殺，在感到徹底挫折之餘，曾經動腦筋想要暗殺他（承認這件事我並不覺得羞愧），並且跟英國祕密情報局討論此事的可行性。但是在二戰之後的年代裡，在英國情報單位裡面，反對這類暗殺的文化變得根深蒂固，而這也是出於良好的原因的。如果在和平時期把暗殺視為一個選項，即便是針對屠殺人民的領導人，負面影響幾乎總是能蓋過正面成效。最後，在一九七九年，阿敏被坦尚尼亞政府的軍事介入推翻了，原因是阿敏跨過邊界的攻擊以及持續的挑釁行為。在坦尚尼亞總統朱利葉斯．尼雷爾（Julius Nyerere）的請求之下，我授權英國以紆迴的方式提供財務援助，為坦尚尼亞部隊作戰所需的彈藥買單。「阿敏的統治使烏干達如受浩劫，法律斷喪，財政破產，死亡人數根據估算達到二十五萬人。」但是在這個案例裡，我們很難主張一九七九年外國的軍事介入給烏干達帶來了和平與穩定。在英國的堅持之下，奧博特沒有復職為總統，而是另外一位可被接受的烏干達政治人物被任命。然而奧博特很快就回來當上總統，之後，一直到他於一九八五年再度被推翻之前，「他對國內的鎮壓跟阿敏先前所做的是一樣的血腥」，死亡的平民在三十萬上下。現在烏干達在狂妄總統約韋里．穆塞韋尼（Yoweri Museveni）將軍的統治之下仍然稱不上穩定；一九九四年駭人的種族屠殺事件裡，烏干達的不穩定擴散到盧安達，也進入薩伊共和國（今天稱為剛果民主共和國）。在美國柯林頓總統的主導下，聯合國安理會不顧駐派當地的加拿大籍聯合國將領的呼籲，拒絕派遣擴大編制的快速反應部隊介入盧安達。毫無疑問地，如果當初在一九七五至七六年時，在烏干達鄰國的支持之下，阿敏是被聯合國強力的制裁行動給推翻的，那會遠比事實上發生的坦尚尼亞軍事入侵要好的多，而整個區域的歷史也將獲得大幅的改善。

四十多年來，我在許多國家近身觀察過許多政治人物成為政府首長的變形記。政府首腦把我們的生活與生命握在他們的手裡。但是那些手，以及那些控制這些手的腦袋們，常常喪失了做出最佳決策的能力。在商業界、企業體與軍事組織裡，我們擁有一定的程序，來確保關鍵決策者在最佳狀態裡發揮他的功能。現在輪到所有民主國家採取行動，來看管他們的政府首腦的能力了。

一九六〇年時，加利福尼亞州決定成立一個法官資格委員會來處理那些可能不適任的法官。前十個結果為退休的案例，其中有三個的原因是嚴重的精神耗損、不穩定、怪異與變態行為、記憶力衰退以及無法專心於或理解他人說的話。法官決定同儕的去留，並成為一種模式，讓專業內部試著建立一種機制，來檢查那些會影響社會大眾的決策者。二〇〇七年一月聯邦調查局公布了已逝的最高法院法官威廉．倫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的檔案，其中顯示他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時已經對止痛藥乙氯維諾（Placidyl）成癮；而這件事之所以被發現，是因為他在一次背痛住院期間出現戒斷症狀。他之後逐漸戒除使用這種藥，而且負責評估的醫生判斷這件插曲不至於影響他的法官職能（聯邦調查局對這些醫生做過訪談），於是一九八六年倫奎斯特被晉升為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這起事件告訴我們，一個人可以在外界無甚察覺的情況下藥物成癮，但這個狀態也可以逆轉。定期且獨立的醫療評估雖然不保證能篩出所有病癥，但這是現存最好的保護機制；此外也很重要的是，患病的政府領導人心態要更開放。

安全理事會未來應該採用一種行動基準：任何對人權的重大傷害，但是嚴格說來又不到種族屠殺的程度時（這種情況必須立即採取行動），可以在憲章的架構之下援引「對和平造成威脅」的條款。根據「有條件的主權至上論」，這是一件可行之事。這可以給安理會的箭筒添一支箭，使安理會多一個籌碼來授權經濟與政治制裁的強制執行，然後如果對方不予理會的話，再進行軍事干預。

你知道索弗克利斯（Sophocles）寫《伊底帕斯在柯隆諾山》（Oedipus of Colonus）的時候已經九十歲了嗎？米開朗基羅年過八十歲時，還在西斯汀小教堂以及聖彼得教堂的圓頂上創造美妙的作品。提香九十五歲時畫了《勒班陀戰役》（The Base of Lepanto），在九十七歲時畫了《基督降架圖》（Descent from the Cross）。歌德完成《浮士德》第二部分時八十三歲，這部分不比第一部分遜色。雨果寫《篤爾克瑪達》（Torquemada）時八十二歲，八十三歲時竟又寫了《歷代傳說》（Legenden des Siecles）！此外還有伏爾泰，今天我們有莫里亞克（Francois Mauriae）！

在過去一百年裡，只有兩位政府首腦曾經正式被確認為精神失常。一位是第一章提到的法國總統保羅．德沙內爾，他在一九二〇年自願辭職，今天的神經學者相信他生的病是額顳葉失智症。另一位是約旦國王塔拉爾（Talal I bin Abdullah），他於一九五二年由於精神分裂症被迫下台。

穆加貝在英國與美國的媒體上有好些年都被貼上「瘋狂」的標籤，但這是一個過於膚淺的診斷，根本不適用於他。三十多年來我一直拒絕這樣描述他，因為我相信，穆加貝的所作所為，反映的是毛派共產主義的殘酷與毀滅性的本質；對毛澤東他是衷心傾慕的。在二〇〇六年，我觀賞了一齣十分精采的話劇《與穆加貝共進早餐》。（作者是符瑞澤．葛雷斯〔Fraser Grace〕，首度由皇家莎士比亞劇團〔Royal Shakespeare company〕於二〇〇三年，於莎士比亞故鄉亞芬河畔的史特拉福〔Stratford upon Avon〕公演。劇中設定的時空是二〇〇一年穆加貝在哈拉雷〔Harare，辛巴威的首都〕的官邸，只有四個角色：穆加貝本人，他的妻子葛蕾斯，一位被葛蕾斯找來幫先生看病的精神科醫生，第四位是一個保鏢，也是一位秘密警察。）。這齣話劇提供了一個很特別的非洲的觀察角度，探究了穆加貝困擾的根源為何。這個根源某種角度來說，跟迷信在波帕的性格中所扮演的角色頗有可類比之處。話劇的歷史細節都是準確的，部分而言，這齣劇演示了奧登（W. H. Auden）著名的觀察：「那些遭受惡行的人，會以惡行回報。」劇中強調了穆加貝對伊恩．史密斯不可化解的仇恨，因為一九六六年在迦納首都阿卡拉（Accra），史密斯曾經拒絕以人道理由釋放穆加貝，使他無法在三歲的兒子因瘧疾性腦炎死去之前見兒子一面；這也是在該地廣為人知的事情。然而這齣劇接著描繪了一個死靈（斯瓦希里文稱為ngozi），一個慘死者的靈魂在痛苦地離去之後，以約希亞．東戈加拉（Josiah Tongogara）同志的形象回來了，並依照紹那人的傳統糾纏著穆加貝，讓他飽受恐懼。穆加貝對白人精神科醫師說話；這齣劇讓人禁不住揣想是哪些更深層的傳統力量在趨使著穆加貝。（東戈加拉是游擊隊組織ZANLA的魅力型領袖；而ZANL A則是穆加貝的政黨ZANU的武裝部門。東戈加拉在一九七八年參加了在馬爾他由英美支持的協商，也參加了一九七九年在倫敦蘭徹斯特宮〔Lancaster House〕的會議〔譯按：決定辛巴威正式獨立的會議〕。許多人期待他能在獨立的辛巴威裡成為一位關鍵角色。悲劇的是，在獨立之前，東戈加拉在一場車禍中喪生了。有些人相信，東戈加拉之死是穆加貝下的毒手。但是在劇中，穆加貝相信他的死是倫敦方面動的手腳，試圖讓辛巴威在邁向自由的前夕陷入不穩定。穆加貝說：「作為我黨同志，我們原本應該更努力為東戈加拉的死復仇。也許，這個死靈想傳達的訊息，是我們答應要還他的東西都還沒有還清。」之後，在一場關鍵的對話裡，精神科醫生對穆加貝說：「羅伯特，不是任何事都跟權力有關。」穆加貝回答：「啊，但這件事是。」再度地，一位劇作家能夠比政治人物、外交官與醫生們表現出更深刻的體會，來描摹一名政治領導人內心的真實狀態。）

在過去四十年裡，除了薩達姆．海珊以外，有三名暴君特別彰顯了介入的需要：波帕（Pol Pot）、伊迪．m•ｈeｔｕｂoｏｋ.coｍ•cｏm阿敏（Idi Amin）與羅伯特．穆加貝（Robert Mugabe）。當我於一九七七年成為外交大臣時，波帕已經成為柬埔寨的紅色高棉（Khmer Rouge）領導人兩年。波帕原名為桑洛沙（Saloth Sar），於一九七〇年才使用這個假名。他留學巴黎時是個激進的馬克思信徒，也加入地下共產黨，並在一九六二年成為該組織的總書記。他對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彼得，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十分傾慕。他冷靜的舉止之間帶有一種近似史達林、特別是毛澤東的殘酷無情。他同樣攻擊知識分子，光只是帶眼鏡或者說外語就可能引來他的殺機。他相信不斷革命論。他一登台，「貨幣、法庭、報紙、郵政體系以及對外通訊，甚至連都市這個概念，都被直接了當地廢除了」。他在一九七五年四月淨空了首都金邊，不管兩百萬居民的死活，而把他們通通趕到郊區去。「為了集體的緣故，個人的權利並非只是遭到縮限，而是徹底地被消滅了。個人的創造力、主動性與獨特性本身被宣告廢止。個別的意識被系統性地剷除了。」在三年多的時間裡，原本七百萬人口的柬埔寨，有一百五十萬人喪失了生命。

格達費自己有幾條絕不更改的原則；一旦你同意這些，那麼在他說話與行事當中，自有某種瘋狂的邏輯存在。但是他那種邏輯當然跟我們的不是同一回事，在此間的辦事處裡我們也不相信那是大多數阿拉伯平民或領袖的邏輯……我認為他真切地相信自己是「受到召喚」的。對一般的凡人來說，要預測他在召喚之下會如何行動，是超乎想像的困難。

在二十一世紀一開始，我們所擁有的國際法與國際慣例，是一個正在興起但是仍不完美的文明世界的產物。這是一個自一九四五年起，透過聯合國，不斷試著變得更彼此相連的世界。這是一個選擇將自己的根源深植於種種道德與文化之中的世界，而這些包含了幾乎所有種族、宗教與信條在內。這也是一個，即便有許多失敗，一直試著鍛造對聯合國憲章尊重的世界。這樣一個世界，身上蓋滿了「美國製造」的印記，每個印記都連結到特定美國總統的名字：羅斯福、杜魯門、艾森豪、甘迺迪、卡特與老布希。從一九四五年起的民意調查一再顯示，美國人民相信，美國政府在聯合國橫行霸道並不符合美國的利益；他們意識到，聯合國很大程度是美國自己的創造。如今這項挑戰落在歐巴馬總統身上。

在英國，選舉委員會（Electoral Commission，譯按：英國規範選舉的機構，類似台灣的中央選舉委員會，但是功能較多，還包括規範政黨財務。架構也不同，英國的選舉委員會是獨立於政府的機構，只對國會負責。）可以批准一個由皇家內科醫學院薦舉的獨立醫生小組，讓首相候選人從中挑選。這些醫生可以協議出要用何種形式進行醫療評估，以及還需要其他哪些專科醫生來執行哪些專門檢測。然後選舉委員會可以引導這些醫生，依照適當的方式將結果向大眾公布。在其他國家裡，類似的獨立醫生團體可以被賦予同樣的職責。很重要的一點是：無論是候選人或是現職的政府首腦，當他們接受獨立醫療檢查時，最好是保密的。如此一來，如果這檢查結果是不利的，他們就可以選擇退出選舉或辭職下台，以換取報告結果不被公布。

當我們的壽命越來越長，癌症與動脈硬化取代了肺結核與肺炎成為主要死亡原因。但是前兩者一開始能夠以其他形式顯現出來，如輕微的憂鬱症或精力與動機的衰退；這能夠損害政治領導人的決策品質，對任何其他人也是一樣。世界衛生組織現在將憂鬱症列入成熟市場經濟體中疾病負擔（Disease Burden，譯按：估算疾病對經濟影響的一種量化指標）最高的兩種之一。一篇二〇〇六年發表的期刊文章發現，有百分之二十九的美國總統在在職期間罹患精神疾病，百分之四十九則在一生當中的某個階段出現過疑似精神疾病的徵兆。拿來跟人口平均相比，這個比例較一般的預期要高的多。介於一九〇六與二〇〇六年之間，有七位美國總統被判定為在職時有精神疾病，分別是老羅斯福（躁鬱症），塔虎脫（呼吸相關的睡眠障礙），威爾遜（重度憂鬱症），柯立芝（重度憂鬱症），胡佛（重度憂鬱症），詹森（躁鬱症）以及尼克森（酒精濫用）。精神疾病也影響其他國家的許多政府首長。當中有些人成功地隱藏了他們的憂鬱症，使身邊的人以及人民都不得而知。每一位政治領導人，當他們決定要競選最高公職時，應該要認清一件事：他們有義務公開真正的健康狀況。明知自己患有會損害領導能力的疾病卻仍舊參選，就代表這個人缺乏誠實的品質——這是一個國家有權期待其領導人應該具有的品質。如果選民能從獨立的來源獲知候選人的健康狀況，那麼他們就能自己決定，候選人的特定疾病應不應該使他喪失任職的資格。

然而在七十八歲時，當戴高樂應該考慮下台的時刻真的到來的時候，他仍然為了留在艾麗榭宮裡掌握權力給自己找理由。他的侍從官尚．德斯奇安（Jean d'Escdenne）描述，有一天天色將晚時，他走進戴高樂的辦公室，看到他坐在辦公桌前，手裡拿著一張寫字紙。德斯奇安向總統問好之後，戴高樂就把那張紙拿給他，讓他把內容讀出來：

那麼在民主社會裡，要如何確保公眾能夠取得政治領導人的健康資訊？在從前，大眾常常必須完全仰賴政府首長的私人醫生所做的陳述。但是一位私人醫生主要是向他的病人負責，你不能期待他會在病人的最佳利益與國家利益之間做平衡的取捨。期待私人醫生試著結合這兩種角色於一身，是不可行的。如果他們這麼做，通常會造成反效果。以邱吉爾的私人醫生默蘭勛爵——一位傑出的醫生，英國皇家內科醫學院（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院長——為例，他嘗試的結果就是失敗的。他曾為了國家的利益而誤導公眾對於溫斯頓．邱吉爾的健康狀況的認知，特別是在一九三五年時；為此他遭受了應得的批判。密特朗總統的私人醫生克勞德．古博勒是另外一個例子，他嘗試同時擔任私人醫生與獨立評估者兩個角色，但也是失敗的。一九九六年在一場醫學倫理調查會上，古博勒承認，他在密特朗死後這麼短的時間就公布了他的病情，是違犯了醫生的保密守則。但是他聲稱自己在兩種榮譽準則之間進退維谷，也要求調查會確認，他曾在遮掩病人病情的健康報告上簽署負責。要求一位私人醫生結合這兩種角色，會使他連病人的最佳利益都無法照顧，更不用說能給民主社會帶來什麼益處。私人醫生受限於必須保密以及其他政治條件，常常使得政府首腦所得到的治療達不到最好的水平。雖然一位政府領導人很容易取得最佳的醫療資源，但是由於擔心媒體與大眾可能發現他疾病的真相，常常根本就不去使用。約翰．甘迺迪剛上任的期間，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

這項研究顯示，喪失決策能力的情況在住院病人間頗為常見，但是這種失能卻很少被臨床醫師或病人家屬發現，即便他們時常見到病人。醫生總是習慣假設病人有這個能力，除非有強烈的證據否證這一點。回顧歷史讓我們看到，照顧政府首長的私人醫生——比起當他們照顧其他一般病人時——把這道門檻拉的更高，不到最後關頭都不會宣告其決策機能已經損壞。

因為尼克森在處理一九七三年的中東危機與一九七四年的和平協議時，如此明顯地受到水門事件的損害，季辛吉當時至少應該跟其他內閣成員進行諮詢，援引憲法第二十五修正案將總統予以停職。雖然這類諮詢大概不能促成具體的行動，也可能破壞季辛吉與尼克森的關係，但是這至少能讓大家看見，季辛吉對國家福祉的關切，勝過了對尼克森政治生命的關心。

多方壓力似乎讓格達費改變了他對恐怖主義的態度，也開始願意中止利比亞的核武計畫。毫無疑問地，雷根的軍事行動是產生這個結果的因素之一。美國展現了一件事：無論是在何處，只要有人支持恐怖行動，美國在對付這樣的政府時，絕不會受到對聯合國憲章措詞的特定法律詮釋的阻礙。然而除了武力恫嚇之外，仍然欠缺的是吸引格達費改變的正面誘因。

根據英國的一項規定，部分政府資訊有三十年的保密期，之後才能公開（不過拜信息自由法案之賜，大多數政府政策檔案的保密期都可以被忽略）。我以為保密期縮減成二十年較好，因為歷史紀錄經過太長的時間，有可能遭到不可恢復的扭曲。在經過這法定的等待時間以及在當事人過世之後，再揭露全部的醫療細節，以我的判斷，就跟希波克拉提斯誓言並無衝突。一位政府領導人的私人醫生，當他揭露時，有可能在非醫療的資訊方面不夠謹慎，因此應該要小心地選擇他的語言。最好是能發表在一份醫學期刊上，因為同行審查可以確保足夠水平的客觀性，也不會衍生私人醫生靠揭露轉牟利的問題。

關於政府首長的私人醫生，當他們的病人仍然在世時，我們對他們可以有怎樣的期待呢？一個指導性的原則是：私人醫生如果針對病人的健康發表公開聲明，他們至少不應該說謊或有意地誤導視聽。這種行徑會破壞大眾對醫療專業的信賴，會使民眾懷疑其正直與獨立性。病人如果不同意，一位私人醫生沒有代他洩露的餘地，但是私人醫生仍然擁有一種權力，這也是過去許多醫生使用過的，那就是，如果病人要求他有意誤導，那他可以保持沉默。醫學界如果能認清這一點，並且建議私人醫生不要為關於病人的任何公開醫療報告背書，會是明智的事。這件事應該讓病人本人或者他的辦公室去做，或者讓病人另請高明。

要阻止領導者在任內染上狂妄症候群，最簡單也最好的一個防禦措施，就是任期限制：最好有更多的民主國家制定法律，確保沒有一位政府領導人能夠在職位上超過一個固定的年限。在佛蘭林．羅斯福第四次被選為總統之後，美國人廣泛地感覺到，總統的任期是應該透過立法加以限制了。接著通過了一項法律，限制總統最多只能兩任，也就是最久能當八年。從那時起再沒有一位美國總統在職位上總共超過八年；這個條款給美國帶來了利益。跟杜魯門一樣，詹森首次入主白宮是當副總統時完成總統剩餘的任期；他們兩人本來可以，但是都沒有試著選第二次，以便擔任總統超過八年。艾森豪、雷根與柯林頓都當滿八年；選民似乎很樂意他們能當更久。身為廣受歡迎的總統，在八年任期結束後，如果被允許的話，他們本來可以繼續贏得第三次的總統選舉。然而如果他們真的做到第三任，在這一任開始沒多久就會遭遇嚴重的健康問題。只能擔任兩任的限制，除了使疾病出現的機率降低之外，也大大地減少了領導者權力中毒的可能性。政府領導人在位越久，就越容易發展出狂妄症來。

但是一個政府跟一名政府領導人一樣，都可以成為制裁的對象。如果他們體現了國家之內的恐怖與弊害，那麼他們的統治就必須被取代。為了能夠強制一名政府領導人下台或者一個政府結束，我越來越確信，聯合國必須在一個更開放的憲章詮釋框架下，就「對和平造成威脅」這個概念做出更寬鬆的定義，並且願意公開為此背書。這代表，無論是實施一個短期但嚴厲的經濟與政治制裁，或者進行一項並非空言恫嚇的軍事介入威脅時，都可以把政權移轉的要求包括在內。這也表示將聯合國憲章詮釋為：如果安理會決定某位特定領導人的繼續執政對和平造成威脅，就有權力堅持把他除掉。一九七七年秋天，南非反種族隔離政策的行動人士史帝夫．畢科（Steve Biko，譯按：畢科是南非著名且頗具影響力的反歧視運動者，於一九七七年八月十八日被南非白人政府的警察在路障檢查時以恐怖主義的名義逮捕，經過酷刑審問與虐待之後，於九月十二日死去。年僅三十歲。與他的死相關的五名警察都沒有受到司法追究）於慘酷的狀況下死去，公眾的驚恐久久未能平息；這時我擔任外交大臣，英國此時追隨美國吉米．卡特政府，支持安理會宣布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是一項「對和平的威脅」，以及有必要對南非實施強制性的武器禁運。這是安理會第一次使用「對和平的威脅」這項指控。

然而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董事會並非依法當然取得這些結果。少數董事會會堅持，執行長接受任何醫療檢查評估時，至少要有一名董事參與醫生人選的決定。有些公司則要求被選上的醫生必須具有獨立性，他們相信如果這位醫生跟執行長有業務關係的話，獨立的評估將無法被保證。最為苛求、效力也最強的約定是，要執行長事先同意，一旦他執行這份工作的能力出了問題，一位獨立的醫生可以把與此相關的資訊透露給董事會的資深領導者或者公司總裁（如果他沒有兼任執行長的話），而且為此只需要知會他，而無需特別徵求他的同意。在少數幾間公司裡，這種約定實際上成為一個三方合約，由執行長、董事會與獨立醫生共同簽訂。總裁或者董事會領導者透過獨立醫生，將能夠充分掌握執行長的健康狀況，也能決定這些資訊多大程度應該與其他董事分享。如果這套制度逐漸成為公司任用執行長的最佳措施，那為什麼不把類似的作法套用到政府領導人身上呢？

民主社會該如何制定原則，來處理生病、太老或太過狂妄以至於不能好好履行職務的政府領導人，是一回事，但是要處置那些執政已經危及民眾的暴君，就完全是另一件事。

他的結論是：「政府失去活力，是民主國家的惡疾。」

在英國，並沒有法律規定首相可以在位多久。國會也沒有固定的任期，雖然最多五年就必須進行一次大選，除非下議院與上議院授權予以延長。英國應該立法限制首相可以服務的年限，最長總共不得超過八年，無論是連續或中斷。哈洛德．威爾遜的任期中斷，但是總共做了八年。柴契爾夫人如果在擔任首相八年之後於一九八七年五月下台，將能夠保持非常高的聲望，歷史定位也會遠比後來的發展好的多：一九九〇年保守黨的國會議員把她趕下台了。如果有八年的任期限制，東尼．布萊爾就必須在二〇〇五年五月之前下台。然而實際上他在這時候贏得了第三次大選，儘管勝差大幅降低了，他卻似乎為自己的威望沒有再創新高而感到訝異。十六個月後他被工黨的國會議員告知，年底之前他就必須下台。

如果希望大眾對精神疾病有更開明的態度，就有賴於政府首長在處理自己的健康議題時能夠誠實以對。政府首長有公開健康狀況的義務；如果他們加以遮掩，則媒體有責任予以暴露。今天美國不太可能再發生像伍德羅．威爾遜所做的事，遮掩如此重大的疾病；今天的媒體也不再像甘迺迪時代那樣容易跟政府同謀。然而第六章中所述的故事，法蘭索瓦．密特朗竟能夠掩蓋他罹患嚴重的前列腺癌長達十一年之久，應該被視為一個警訊。雖然已經有龐畢度總統於一九七四年死於任內、法國人民對他的疾病卻不知情的前例，這樣的遮掩仍和圖書然再度發生了——即便這是受到法國隱私權法的保護。我原先以為，老布希總統處理他的甲狀腺中毒（呈現為心房顫動）的坦誠態度，代表著在二十一世紀裡，我們可以期待其他元首也誠實處理健康問題，但是這個期待並未實現，因為布萊爾、小布希、席哈克與夏隆全都遮掩他們的疾病。

另一個有趣的例子是使用現代科技祕密地維持政治領袖的生命。西班牙大元帥佛朗哥曾靠生命維持機器而存活。他是少數幾位促成了民主轉型的獨裁者。在他長年的統治期間，疾病向來不是議題，除了他末期的疾病差一點就損害到權力的順利移轉。佛朗哥的親信使用維生技術與設備祕密地延續他的生命，一直到有媒體打破同謀，不再保持緘默：一九七五年十一月裡，佛朗哥悲慘的狀況以及維持他生命種種詭異駭人的細節，被完全公開了。（合眾國際社報導了佛朗哥的生命如何靠四部機器維持下去：「一部連接到他的胸口，當心跳減慢或力道減弱時，就用電擊強迫心臟回到正常範圍；一部類似幫浦的機器協助推動血液，讓血液在身體裡流通；一具呼吸器幫助他呼吸，另外還有一部腎臟機器清洗他的血液。在佛朗哥將軍這二十五天的緊急狀態中，在不同時候他的身上插滿了管子：插|進喉管以送空氣進去，插入鼻子好輸送營養，插入腹部以清理累積的液體，插入消化道以減輕胃部的壓力，以及插入左大腿以降低血塊的壓力。維生小組在這段期間的勞動是相當可觀的；佛朗哥光是嚴重的心臟病就發作了三次。他接受了兩次緊急手術：一次是為了修補一條爆開的動脈，以防止他因流血過多而死；另一次是拿掉潰爛不堪與流血不止的胃的大部分，也是為了防止流血過多。他總共接受了一萬五千西西的輸血。他的肺部充血……腎臟瀕臨衰竭，肝臟非常虛弱。他的腸子每隔一段時間就癱瘓一次……直腸偶爾會出血。腹水在他的腹腔裡累積。左大腿裡有血塊形成與擴散。在這緊急狀況開始時，他的體重是四十九公斤，結束時掉了九點九公斤。」）

我曾經做過的這場祕密外交在一九八〇年代初期讓我有點困窘，因為與我預期的相反，穆加貝在當上新任首相之後，顯然主導了一段時期令人印象深刻的和解運動。考慮到他以及其他黑人領袖在伊恩．史密斯的非法宣告獨立之後所必須忍受的種種待遇，穆加貝與辛巴威境內白人叛軍的和解看起來是既寬大又開明。但是令人難過的是，穆加貝的和解與安撫時期非常短暫，在一九八〇年十月，辛巴威獨立僅僅六個月之後，他就祕密地與北韓簽署了一項協議，由北韓為他訓練一支幾乎完全說紹那語（Shona）的前游擊隊隊員組成的新第五旅，以便對付國內的反對勢力。與辛巴威軍隊比較起來，第五旅穿不同的制服，有較佳的裝備與武器，命令系統也不一樣。穆加貝接著在一九八三年一月授權第五旅對馬塔貝勒人（Matabele，譯按：即恩德貝勒人〔Ndebele〕，在辛巴威有一百五十萬人。辛巴威境內說紹那語的〔班圖語族〕佔百分之七十六，馬塔貝勒人〔祖魯語族〕只佔百分之十八）使用大範圍無差別武力，包括鞭打、縱火與大量屠殺。令我同樣訝異的是，曾經在我面前如此怒罵過資本主義腐敗的穆加貝，自己竟也慢慢開始腐敗起來了。他一步一步摧毀了國會民主，其他非洲領袖以諂媚與哄騙勸他下台，他也完全不買帳。

當戰爭與和平、安全與財政健全、革命與秩序等重大議題有待決定時，如果行政與司法部門，連同其從政公僕與技術官僚，都失去了決策能力的話，那麼對於美國這個自由社會的生存就會是一個致命的打擊。

過去的年代裡，就算安理會中有必要的九張贊同票，蘇聯與中國也會自動動用否決權來加以反對。在二十一世紀裡，這樣的狀況有可能改變；在某些具有重大人道考量的案子上，安理會可能更容易獲得多數同意，來強制一個政府領導人或政府交出權力。但是此事若要成為可能，我們所有人都必須從伊拉克事件的錯誤中汲取教訓。在這類軍事干預之後，安理會將不會無條件地堅持，取而代之的政府從一開始就必須是一個民主體制。由於對相當部分的世界輿論來說，束手旁觀的選項是無法接受的，也不見容於世界秩序，所以民主國家們偶爾必須有折衷的心理準備，必須接受替代政府一開始可以不是民主體制，如果他們至少是代表制的話。出於類似的務實理由，聯合國憲章從來不要求會員國是民主體制。

聯合國亟需改革，而改革需要重新啟動所有會員國對聯合國的承諾。二十一世紀的安理會若沒有印度、日本、巴西、德國和一個非洲國家加入成為常任理事國，就算沒有人動用否決權，也顯然不具有代表性和權威性。這個安理會若不要求其較大的成員國提供援助以組織一個設備精良的快速反應部隊，那麼一九九四年發生在盧安達、二〇〇九年發生在達富爾的種族屠殺悲劇，將持續發生下去。這個安理會若繼續縱容像辛巴威的穆加比或緬甸的軍政府這樣的獨裁政權，那麼它的道德權威勢將殖落，它堅守聯國憲章的能力勢將衰頹。

柯林頓總統，以及之後的布希總統，與首相布萊爾協同合作，決定把正面誘因納入他們對付格達費的手段之一。雖然此事從未被公開證實，但是，作為一項對他個人的誘因，他們對格達費保證：如果他改弦易轍，就不會有來自外國的軍事干預把他趕下台。此外，如果利比亞放棄一切對恐怖行動的支援，並且不再嘗試建造核子武器，那麼他們就會停止所有的制裁項目。現實政治獲得了大勝。利比亞於二〇〇四年同意對洛克比空難的受害者支付三千五百萬美元的賠償金，美國則於二〇〇六年把利比亞從他們的恐怖主義國家名單中除名。然而不管這種誘因外交多麼有效，獨裁統治者因為並不像正常民主國家那樣有來自國民的壓力，因此通常不受外在誘因左右，除非同時有可信的威脅存在。

在英國，哈洛德．威爾遜自從一九七〇年被擊敗之後，就決心捲土重來，要把愛德華．希思從唐寧街十號官邸給趕出去，即便他私下對自己的健康並非全無憂慮。然而在一九七四年的大選之前，公開獨立的醫療評估大約會顯示他仍然足夠健康，仍能領導他的政黨取得勝利。所以，獨立評估制度如果放在過去，也不會造成戲劇性的改變。這類獨立醫療評估能夠發揮最大影響的地方，是在於說服那些已經生病的政治人物不要遮掩他們的健康狀況，以免有被獨立檢查揭發出來的風險。

如果東尼．布萊爾在贏得的三次大選之前都做過公開獨立的健康檢查的話，就得交出他心律不整問題的所有細節。而且，如果他知道這些檢查是強制性的話，很可能在大選之前許久就會自己公布。更公開地面對自己的健康狀況對他沒有壞處，反而使得以後的發病不會帶來太多政治損害。

疾病並不是唯一讓政府首腦似乎無法繼續執政的因素。衰老本身就可以造成這樣的結果。老年是一個風險因素，常常伴隨著憂鬱與其他許多疾病。我們也應該記住，年老的領導人，特別當他們生病時，更傾向於接受現況，變得更優柔寡斷，常常較無法接受各方意見，也更容易放任政治局勢偏移與動搖。這幾個特徵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歐洲的許多年老領導人身上非常明顯，特別是德國的興登堡總統。貝當與邱吉爾的前例顯然讓戴高樂總統頗為警惕，他不希望在一種肉體與心智都走下坡的悲慘狀態中死抱著位子不放。貝當元帥在一九四〇年曾是維琪法國的政府首長，當時他八十四歲，腦袋已經有點不清楚，甚至前言不接後語，偶爾認不得人。他也患有輕微、晚發的帕金森氏病。好幾位接近戴高樂的人都聽他說過一個願望——雖然他表達的方式非常含蓄——他希望當那個刻到來、當他不再擁有全部的能力時，能有個人警告他一下。

接著，對於略次於以上兩位的其他大人物，獨立醫療評估會造成什麼影響呢？如果安東尼．艾登在一九五五年大選之前接受過公開獨立醫療評估，他大概會得到一份相對上漂亮的健康報告。他在剛當上首相不久就提前大選，選民們很可能不會把他失敗的手術及其後遺症——間歇性膽道炎與其他病痛——當成不適任首相的理由。

軍事介入不應該是第一選項，但卻必須隨時待命，不能等上好幾年才能出動。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不能讓伊拉克的入侵災難阻卻了未來的軍事介入。誘因的使用，也就是「胡蘿蔔與棍子」策略，同樣也很重要。這個策略在對付利比亞的格達費上校（Muammar Gaddafi）時顯然發生作用。幾十年來格達費一直是被貼上「瘋狂」標籤的政府領導人之一。即便外界從來沒有能確認過他患有任何已知的疾病。已故的史帝芬．伊格頓（Stephen Egeaon）對他曾經做過極好的描述（當伊格頓還是一位年輕的外交官，在利比亞革命發生後不久的一九七〇年代）：

但是自動使其喪失資格的機制是無法被合理化的。當面對疾病時，一個人的人格可能有所改變，這一點沒人質疑。但有時候這種改變是往好的方向。小羅斯福的小兒麻痺就是一個典例：他的疾病鍛鍊了他的人格。約翰．甘迺迪的愛迪生氏病說明了一點：為什麼我們不可以認定一種特定的疾病先天就使一個人不得擔任總統。在這本書中我反覆著重描寫，政治領導人如何克服了他們所患的疾病，如何被這疾病所鍛鍊，以及如何雖然在病中仍然明智地統治著。比如說，老羅斯福與邱吉爾在擔任政府首長時，似乎較不受憂鬱症影響，情緒動盪較容易面對，比他們下台之後的情況好的多。也許他們所承擔的為他人謀福祉的巨大責任，使他們超脫了自己的問題。

絕大多數的政府首腦都過著被權力包圍的生活；即便他的人格再怎麼堅強穩定，也一定會受到相當的影響。他們有執行政策的行政部門可供驅策，有為數可觀的政治顧問，配備有專屬司機的座車與前導警力，也有私人飛機。他們時時從一個機場的貴賓室飛往另一個，住在首都裡國有的宏美宅邸裡，也常常在鄉間另有別墅。所有這些，給政府領導人提供了一個世界上只有極少數富豪才能夠匹敵的生活水平。但更重要的是，這給政府領導人創造了一個孤立的環境，而比一般富豪更嚴密許多的人身安全機制，更強化了這種孤立。一九八六年瑞典首相奧洛夫．帕爾梅（Olof Palme）與夫人從電影院散步回家在路上遇刺身亡的事件，使即便是瑞典也改變了保安程序。由於恐怖分子的威脅，絕大多數國家對其政府首長的人身安全措施，在規模與範圍上都做了很大的提升。

由於憲法第二十五修正案，美國比絕大多數國家擁有一個更完備的制度，來處理政府首腦的疾病問題。（修正案第四款如下：「凡當副總統和行政各部長官的多數或國會以法律設立的其他機構成員的多數，向參議院臨時議長和眾議院議長提交書面聲明，聲稱總統不能夠履行總統職務的權力和責任時，副總統應立即作為代理總統承擔總統職務的權力和責任。此後，當總統向參議院臨時議長和眾議院議長提交書面聲明，聲稱喪失能力的情況不存在時，他應恢復總統職務的權力和責任，除非副總統和行政各部長官的多數或國會以法律設立的其他機構成員的多數在四天之內向參議院臨時議長和眾議院議長提交書面聲明，聲稱總統不能夠履行總統職務的權力和責任。在這種情況下，國會應決定這一問題，在休會期間，應該為此目的在四十八小時以內集會。如果國會是在收到聲稱總統喪失能力的書面聲明後的二十一天以內，或如果適逢休會期間，則國會必須在集會以後的二十一天以內，以兩院的三分之二的票數決定總統不能夠履行總統職務的權力和責任，副總統應繼續作為代理總統履行總統職務的權力和責任；否則總統應恢復履行總統職務的權力和責任。」一個無可避免的弱點是，副總統既然由總統任命，在這種情況下有可能拒絕扮演如此重大的角色。副總統湯馬士．馬歇爾在一九一九年就不願意出面反對伍德羅．威爾遜總統，而且就算當年已有憲法第二十五修正案，也沒有理由讓人相信他會改變主意。反過來說，有時副總統會與總統競逐權力，或者過度熱切地想要取代他。儘管如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何在美國的體制裡，眾議院議長不應該出面扮演這個角色，因為他有可能來自另一個政黨。同樣道理，發動這項程序的人，在英國應該是副首相，在法國體制裡應該是總理，在德國制度裡應該是副總理。他們的任務是必須在參考過獨立的醫療報告之後，決定是否要把他們對政府領導人的健康狀況的憂慮提交給內閣。然後，如果領導人拒絕下台，就輪到內閣來決定，並且在得到相關的立法機構背書支持之後，才做出將領導人免職的最終決定。）我們有強烈的理由相信，應該要有人發動這項憲法條款，讓尼克森總統更早一點下台。羅伯特．達列克相信：

英國海軍上將蒙巴頓勛爵（維多利亞女王的曾孫）於一九四六年被首相克理門特．阿特烈任命為印度總督，並被交付一個任務，將英國在印度的主權，於一九四八年六月三十日，移交給一個單一與獨立的大英國協國家。如果他無法居間促成一個協議，那麼英國方面就希望他自己拿主意完成任務。印度國大黨領袖尼赫魯告訴蒙巴頓，他與他的黨會盡一切努力以避免分裂（國大黨在架構上雖然代表印度所有種族，但是被視為得到佔多數印度教信徒的效忠）。真納，穆斯林聯盟的領袖，則用一明二白的措詞告訴蒙巴頓，非得有一個獨立的、可行的穆斯林國家不可。

許多暴君的行徑，常常讓外界以為他們得了某種特定的精神疾病。然而實際上很少是這麼回事。如我先前所討論，希特勒或史達林兩人，就醫學專業而言，都一點也稱不上「瘋了」。而墨索里尼則有精神疾病，因為在他最後幾年裡得了憂鬱症。在我自己的政治生涯裡，有好幾個暴君——其中幾位我親自交涉過——被大眾的觀點視為「發瘋」。如果這些政府首腦真的上國際刑事法庭受審，我不相信他們會訴求精神失常這個理由來為自己辯護。米洛塞維奇沒這麼做，海珊同樣也沒有。這些領導人對自己的人民、有時候甚至對周遭的世界構成了威脅；如果我們要處理他們，問題點不在於他們是否有精神疾病，而是在於這個世界要不要出手干預。正如同民主社會有必要建立新的措施，以面對自己政府領導人的疾病問題，同樣地，當和平受到威脅的時候，聯合國也需要有更大的意願，來介入並推翻這樣的領導人，或者促成政權的移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