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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這個評估，我們必須了解到，其他許多在羅斯福身邊與他共事的人，對他都極為尊敬。他個人的堅強決心、永不鬆懈、精於謀略與樂觀主義，使沉陷在經濟大蕭條裡的美國能夠克服經濟的困難；如他說過的一句話：「我們唯一需要害怕的事情，就是害怕本身。」從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五年，他的這些特質（某種程度是他的疾病的產物）給了他足夠的政治威望來動員他的國家，以走向戰爭，並且贏得了那場戰爭，為全世界帶來了福祉。我不相信羅斯福有狂妄症候群。邱吉爾同樣也沒有。

根據一項大型的流行病學研究顯示，有百分之六點二的受試者產生出終身的自戀型人格失調，這個數據是較高罹患率的男性（百分之七點七）與較低罹患率的女性（百分之四點八）的平均值。在自戀型人格失調患者之間所顯示的高比例躁鬱症現象，提醒我們在診斷狂妄症候群時，應該要持續注意那些有憂醫症病史的案例。

最有機會躲開狂妄症候群的領導者，通常是那些懂得小心的人：他們保持了個人的謙遜，在可能範圍內維持原先的生活方式，會聆聽靠近他們的人，如配偶、家人與朋友說的話，以及知道要迴避權力的陷阱。這些領導人會試著做細心的諮詢，即便那過程不一定會改變他們的意見。他們的判斷也可能錯誤，但是這些錯誤常常不是由於無知，或來自對他人觀點的蔑視。尤其是，在民主政治中，他們認同體制內建的審查與制衡應該得到一絲不苟的尊重，他們也極少或根本不試著繞過這些制度，無論是在內閣裡或是在國會中。

有些領導人自己的人格，就是他整體行事方式的關鍵。當代最好的史家之一，大衛．萊諾德（David Reynolds）在描述這樣的領導人的狂妄症時，做了一個引人注目的結論：

參議員歐巴馬在二〇〇九年繼任為美國總統，然而根據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一日《紐約時報》的社論指出，他所公布「（關於他身體健康）的訊息如此稀少，以至於選民只能相信他的競選文宣所說的，他的健康情況良好。」至於副總統拜登，二十年前曾因可能危及生命的腦動脈瘤而動過手術，則是公布了四十九頁的健康報告。

一直到跟羅斯福總統的連繫結束之前，我一直都希望他的務實心態能使他的內心保持幾個敞開的窗口。但最後我發現……是他自己大力地把窗戶砰然甩上了。他發展出一種非常特別的辦法，來讓自己對預先的構想更加確信……到了最後，一個透過各項手段以自絕於自由意見與忠告的人，無可避免地要染上某種類型的心智中毒。他活在一個理念的世界裡，而那些理念全都是他自己創造出來的，那是一個虛幻構想的世界。

在伊拉克戰爭之前以及之後好一陣子，英美兩國媒體的批判聲音都閉上了嘴，要嘛是因為報紙們同意了興戰的決策，要嘛則是因為他們感到難為情，軍事入侵的進展比他們事先所預估的要順利與容易太多。此外，因為不知道後續規畫的稀鬆程度，他們也難以預判會演變成暴亂的局面。在大西洋兩岸的新聞界，實在應該有更多的調查ｈｔｔｐs://ｍ.heｔｕｂoｏｋ•ｃom•cｏm報導，美國國會與英國議院也應該對後續規畫有更詳盡的審查。

我們在《腦》上面的論文指出，狂妄症候群與自戀型人格失調之間的確切關係不明。然而，有一項研究結果顯示，自戀型人格失調本身是非常變動不拘的，只有百分之四十六到五十之間的案例經過三年的追蹤期之後仍然維持原先的診斷結果。這項結果有助於說明狂妄症候群屬於一種後天失調，而且該項研究發現，在二十名原先並沒有出現失調病徵的患者當中，會有四名在追蹤期期間發展出失調病徵。

在世界政治史上，上個世紀既可以說是最壞的，但也可以說是最好的世紀。說是最壞的，是因為世界各地發生了許多種族滅絕與大規模屠殺平民的事件。但是民主體制的拓展，是一個關鍵的進步指標，而在一九〇六與二〇〇六年之間的這一百年裡，民主政治得到最大的拓展。根據自由之家（House of Freedom，一個對民主政治做系統性觀察的組織，位於紐約）的資料，一九〇〇年時，還沒有一個完全成熟的民主國家，在一九五〇年時也只有二十二個。但是到了二〇〇〇年時，這個數字來到了一百二十。

我們在論文中描述狂妄症候群只有在掌握權力一段時日之後才會開始發展，在這層意義下，狂妄症候群時罹患與發展將會遵循一種病態人格改變的路徑，例如《國際疾病傷害及死因分類標準第十版》所標示的四種類型：創傷後維持一段長時間的人格改變、精神疾病、長期疼痛與無以名之的狀況。罹患了狂妄症候群的政治領袖在本質上是拒絕承認自己可能會生病的，因為生病是一種缺陷的徵兆。他們也是人群當中最有可能率先服用認知增強劑（cognition enhancers）的一種人。根據科學期刊《自然》一項針對其主要科學讀者的非正式調查發現，一千四百名受訪者當中有五分之一的人會在非關醫療用途的情況下服用興奮劑或促醒劑（wake-promoting agents），例如派醋甲酯（methylphenidate ）、普衛醒（Modafinil）或Bete阻斷劑。

二〇〇九年二月，我與大衛森（Jonathan Davidson）教授合著一篇關於狂妄症候群的論文，發表在神經醫學期刊《腦》之上。大衛森是北卡杜克大學精神醫學名譽教授，曾經主持一項研究名為「一七七八年至一九七四年美國總統的精神疾病：由傳記找尋線索」（Mental Illness in US Presidents between 1778 and 1974: A Review of Biographical sources），這項研究曾在導論提到過，而和他合作讓我獲益匪淺。

在獨裁者裡，希特勒有狂妄症候群。墨索里尼有憂鬱症，也可能有躁鬱症，毛澤東可能也是。他們本質上都是狂妄的。赫魯雪夫有輕度躁狂症，跟其他許多獨裁者一樣。

要抑制政治人物的狂妄行為，得依靠國內民主的審查與制衡。這些機制多年來已經在美國與英國裡建立了起來。最https://www.hetubook.com.com重要的是內閣的警醒與審議，因為內閣成員是最完整地看到在職的政府領導人行事真相的人。內閣部長願意為原則問題而辭職，是非常重要的。美國司法部長艾略特．李查森（Elliot Richardson）沒有聽從尼克森的命令裁撤特別檢察官阿奇鮑德．考克斯（Archibald cox），而是選擇辭職。當卡特總統不顧國務卿塞魯斯．凡斯的建議，硬是派直昇機進入伊朗，笨手笨腳地嘗試解救美國人質時，凡斯也是辭職走人。二〇〇三年時，下議院議長羅賓．庫克為了入侵伊拉克問題而辭去職務。如果柯林．鮑威爾或傑克．史卓在伊拉克戰爭開始之前辭職，很可能會產生可觀的效果。然而與部長辭職同樣重要的，是選民分別在二〇〇四與二〇〇五年獲得了開除布希與布萊爾的機會，但是兩人再度贏得了選舉。即便如此，在二〇〇六與二〇〇七年的期中選舉時，對兩位領導人的不滿都相當高漲。

主宰正確的風險評估與決策制定的大腦腹內側額葉與島葉區域若發生病變，則傾向於做出高風險的決策，而且對自己所做決策的正確性有著錯誤的自信心。這些發現對我們來說似乎與狂妄症候群的神經學有關，其中不適當的信心導致（一）以冒險為尚，（二）無能預見不樂見的後果；（三）做出危險的決策以及造成對他人的傷害。這些發現同時暗示了自戀型人格失調可能在成年生活中來來又去去。因此，假定狂妄症候群既是後天養成的、但又會隨著權力的脈絡產生改變而趨緩，一點也不牽強。

過去二十年來的人道干預問題重重，而堅持不干預主義的信念也只是帶來失望與挫折。這個世界需要的，是更有智慧也更健康的領導者。

一個重要的問題是，狂妄症候群是否在本質上與自戀型人格失調（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 NPD）相同，它是自戀型人格失調的一種亞型，還是另一種失調。我們刊登在《腦》上面的論文所指出的十四種狂妄症候群的病徵當中，有七種符合《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四版》中描述自戀型人格失調的標準，有兩種則符合反社會型人格失調與歇斯底里型人格失調的標準。餘下的五種被視為獨特的病徵，從來沒有在別處被分類過：（五）把自己跟國家或組織等同起來；（六）喜歡使用王室的口氣說話，例如「吾人」；（十）堅信一個更高的法庭（無論是歷史的或上帝的）將會證明自己是對的；（十一）不知休息、輕率魯莽以及衝動；（十三）道德行為凌駕於可行性、成本與後果。在診斷是否罹患狂妄症候群時，我們建議十四種病徵當中至少要出現三種或三種以上，而且當中至少要有一種屬於前述五種被視為獨特的病徵。

其他染上狂妄症的民主國家領袖，在上個世紀裡，除了張伯倫與布萊爾之外，還有大衛．勞合．喬治、柴契爾夫人與小布希總統。老羅斯福與詹森的狂妄症跟他們的躁鬱症有關。伍德羅．威爾遜也有狂妄的表現，但是他罹患動脈硬化、多次腦溢血與失智症。小羅斯福於一九三七年在法院改組計畫案（Judicial Branch Reorganization Plan）與國會對上時，看起來像是掉入了狂妄症的魔掌（此案關係到最高法院法官的提名）。但是幸運的是，他有幽默感，一定程度也習於譏嘲，這使他在民主體制裡從來不會忘記自己該站在哪裡。雷蒙．莫萊（Raymond Moley）在一九二八到一九三六年間與羅斯福非常接近，他分析了長期而孤立地行使統治大權會讓人「心智中毒」的問題：wｗｗ•ｈetubｏｏk.ｃｏｍ.cｏｍ

我所提出的這些程序是為了促進良好治理與尊重人權，不只在民主國家裡，而是在全世界範圍內。聯合國安理會（包括那些還會是會員國的非民主國家）需要認真面對暴君問題：當有些暴君——無論患病與否——造成廣大的苦難與國內的動盪、並損及自己與鄰近國家的國民時，安理會作為國際社群的一員，準備採取怎麼樣的行動來對付他們？這意味著必須在政治上、經濟上或許也在軍事上進行干預。干預的目標在於保護人民免於受到一個政府或政權首腦的荼害，以及隨後的協助國家重建。這類干預在二十一世紀裡，將仍然是聯合國與其他國際社會成員的一個崇高任務。

在狂妄症候群與自戀型人格失調和反社會型人格失調所共通的這些元素中，例如不良的決策、差勁的情緒控制、無法克制的侵略性、缺乏適當的同理心等，所發現的多巴胺、去甲腎上腺素、血氨酸功能的改變，彼此之間有可能是相關的。額葉紋狀體系統與邊緣系統的多巴胺路徑已經被證實為衝動與/或嚴謹行為的重要控制中心，而這可以反映出人在動機上或認知上的控制是否有缺陷。其他神經傳導物質，例如正腎上腺素或血清素，所扮演的角色，則有待驗證。病態的賭博行為，由於把冒險視為功業，似乎顯示出某些狂妄症候群的病徵。從神經生物學的觀點來看，病態的賭博行為被視為不正常的行為上與神經內分泌上的反應，以及，至少在男性之間，是一種特定的基因。病態的賭博行為經發現與多巴胺受體D2、D4這兩個基因、多巴胺運轉子、色胺酸水解酶、alfa 2C腎上腺素受體之間有關連，其中多巴胺基因、血清素基因與正腎上腺素基因各擔負不到百分之二的責任。而當決策的管控以及與處罰有關的訊息處理受到損害時，就有可能出現狂妄症候群的病徵。

關於政府領導人的疾病（無論是上任前就有的還是任職期間發生的）以及這疾病對政府運作所造成的結果，在這本書中已有某種程度的詳細討論。但是除此之外還有一種有趣的、相當不尋常的現https://m.hetubook.com.com象，如前面已經討論到的，那就是：握有領導大權的經驗本身，似乎會讓政府領導人染上一種我稱之為「狂妄症候群」的東西。

醫學專業在談到精神疾病時，很正確地避免使用如「瘋狂」（Madness）與「古怪」（Lunacy）等語彙。但是許多世紀以來，人們一再觀察到，有些人一旦掌權，精神的穩定性就出問題，而且，在掌握權力以及那種像是精神不穩定的反常行為之間，存在一種因果關係——哲學家羅素有一個詞把這回事掌握得很準確，那就是「權力中毒」，我在導論裡也已經提過。權力是一種效力很強的藥，並非每一位政治人物都具有那種不可或缺與根深蒂固的性格來抵禦它的影響：這樣的性格要包括常人思維、幽默感、不做醜惡的事、有懷疑精神，以及甚至包括一點喜歡譏嘲的習性，因為這樣的心態會把權力實然地只當成權力來看待，那不過是一個特權的機會，可以服務公眾以及影響（有時也決定）事態的發展。

在二十世紀中葉，這二十二個民主國家佔世界人口比例百分之三十一。然而到二十世紀結束時，一百二十個民主國家（全世界有一百九十二個國家）構成了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二點五。在二十一世紀裡，我們需要把焦點放在深化這些民主實踐上。二十世紀後半葉民主政治爆炸性的成長，代表了普選權的普及，蘇聯的解體以及多黨競爭選舉的成長。更為爭議性的是——但是我相信這是正確的行動方向——我們需要積極地推廣民主。在關係到阿拉伯人與穆斯林的民主問題上，這是特別具有挑戰性的。這些國家中的大多數，史上從未有過任何形式的民主政府，因此特別需要時間。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拉克、伊朗、敘利亞、約旦與埃及注定將成為這種民主改革策略的試煉場。如果要成功推行民主化，必須用上一切的外交交涉技巧，包括耐心、持久與理解——而這是我們在這些區域裡最欠缺的東西。在伊拉克挫敗事件之後，人們很容易背棄民主化，怪罪美國的「新保守主義者」，然後試著在懷疑主義與嘲諷的論調裡逃避問題，一如那些在過去三十年裡默許伊拉克暴政的人所做的那樣。但是這麼做，是悲劇性地對這次事件做了錯誤的解讀。真正的挑戰，是從我們在伊拉克的許多錯誤中汲取教訓，並且發展出新的技巧，以便繼續耐心地拓展民主的事業。

狂妄的政府領導人所能帶來的浩劫，通常都是他所代表的人民來忍受。代議民主制的長處在於，被選出的領導人得到空間來遂行真正意義下的領導，並且在最大多數選民選擇猶豫、疑惑與舉棋不定的時候展現出堅決的意志。但是要遂行這種領導，前提是選民的信賴；而當領導者的決策跨過了適任的界線，而進入不適任的狂妄狀態裡時，信賴通常也就消失了。

這樣一個領導人，他動機良善，確信自己的正直，對自己說服他人的能力充滿信心，幾乎到達狂妄的地步。他排擠專業的建議，從內部的小圈子控制政策與訊息，在會議桌上過早做成結論。他的演說修辭日漸誇張與欺瞞，然而他表面上看似的單純質樸，卻可能是深知自己已經走得太遠，無法再回頭的偽裝。所有這些描述讓我們想到誰呢？即便仍和-圖-書有不少差別，東尼．布萊爾處理高峰會的方式，跟納維爾．張伯倫的手段有很多共通之處。

狂妄症幾乎一定是政府領袖的職業風險，對其他如軍隊與企業等領域的領導者也是一樣，因為在這類人士的周遭，總是會築起一道隔離之牆，而狂妄症在這種環境中最會滋長。有趣的是，通用汽車公司有一份研究報告在描述自我欺騙與拒絕面對現實的企業領導人時，特別討論到狂妄症。報告論證，這種問題常發展到一個局面，即領導人完全脫離了他們領導的企業所生存的世界；報告的結論描述了當這些手握大權的凡人宣稱自己不只是凡人時，會產生怎樣的恐怖情境。「希臘人稱這種事為狂妄（Hybris），而且他們知道諸神（我們或可稱為現實）並不允許此事。他們要求的是謙。」

在這本書裡，透過案例分析，我試著呈現，當政府領導人生病時會給世界造成什麼問題，以及，為何我們需要重新定義疾病，以便把狂妄症候群包括進來。我也建議了一些程序，以減低政府領導人在任內患病的機率，或者當他們患病時，縮限他們戀棧不去的空間。這樣的程序在二〇〇八年美國總統大選的過程中得到全世界的注意，因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參議員麥肯（John McCain）曾經在二〇〇〇年八月動手術除掉他左臉上的黑色素瘤，根據摘除下來的癌細胞組織顯示是第二期。當麥肯在一九九九年挑戰布希角逐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時，針對他自己的健康，給了美國大眾驚人的豐富訊息，多達一千五百頁醫療與精神醫學的紀錄來自一項美國海軍為戰時俘虜所進行的計畫。身為越戰英雄的麥肯，承諾將在美國民眾投票決定他是否能夠擔任下屆美國總統之前，公開他四個黑色素瘤的所有訊息，不過這件事最後沒有完成。

在一個民主政體裡，我們必須對親手選出的政府領導人有更多的認識，不能對他的本性與性格一無所知；沒有其他的設計可以代替這一點。媒體在這件事上有責任扮演關鍵的角色。性格的重要性，在榮格學派分析家詹姆斯．希爾曼（James Hillman）的作品中有清楚的闡述。他在《性格的力量》一書中寫道：「一個人內在的自我形象有一種框限的效果，能夠防杜那種膨脹、踰越或狂妄——也就是古典世界認為人類所能犯下的那種最糟糕的錯誤」。至於為什麼有些領導人在大位上會發展出狂妄症，我們需要更多的線索或警報訊息。在一個民主政體裡，人民若有良好的判斷力，也就更可能確保那些他們所選出來的人在性格中擁有適當的特質，使他們更有可能抵禦權力的中毒。

精神疾病的醫療程序，常常必須在病人沒有任何身體症狀或病徵的狀況下進行；因為病人讓醫生警覺到的，不是身體的毛病，而是某種異常的行為。一個非常常見的狀況是，醫學專業可能無法找出這異常行為背後的原因，但仍然會認為這構成了一種精神的病態。一個很好的例子（雖然醫界花了很長的時間才承認這種病），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這種症狀只會發生在創傷事件之後。一組訊號與症狀，例如經驗重現、過度警戒、圍繞在創傷事件的噩夢等。在經過許多辯論與爭議之後，現在被承認為一種醫學上的病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