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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心地謙遜，生活簡樸，且極自負，交友尤慎。判史王弘很欽仰他，想和他交朋友，可是無從謀面。他曾很自然地說：「我性不狎世，因疾守用，幸非潔志慕聲。」王弘祇好和一個朋友用計騙他；由這個朋友去邀他喝酒，走到半路停下來，在一個涼亭裡歇腳，那朋友便把酒食拿出來。陶淵明真的欣欣然就坐下來喝酒，那時王弘早已隱身在附近的地方，這時候便走出來和他相見。他非常高興，於是歡宴終日，連朋友的地方也忘記去了，王弘見陶淵明無履，就叫他的左右為他造履。當請他量履的時候，陶淵明便把腳伸出來。此後，凡是王弘要和他見面時，總是在林澤間等候他。有一次，他的朋友們在煮酒，就把他頭戴的葛巾來漉酒，用過了還他，他又把葛巾戴在頭上了。

也許有人以為陶淵明是「逃避主義者」，但事實上他絕對不是。他要逃避的僅是政治，而不是生活的本身。如果他是邏輯家的話，他或許早已出家做和尚，徹底地逃避人生了。可是陶淵明不願完全逃避人生，他是愛好人生的。在他的眼中，他的妻兒是太真實了，他的花園，那伸到他庭院裡的樹丫枝，他所撫摸的孤松，這許多太可愛了；他僅是一個近情近理的人，他不是邏輯家，所以他要周旋於周遭的景物之間。他就是這樣的愛好人生，由種種積極的、合理的人生態度，去獲得他所特有的能產生和諧的那種感覺。這種生之和諧便產生了中國最偉大的詩歌。他為塵世所生，而又屬於塵世，所以m•hｅtｕbｏok•coｍ.ｃｏm他的結論不是逃避人生，而是「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陶淵明僅是回到他的田園和他的家庭裡去。所以，結果是和諧，不是叛逆。

所以我們已經曉得，我們如果把積極的人生觀念和消極的人生觀念適度地配合起來，我們便能得到一種和諧的中庸哲學，介於動作和靜止之間，介於塵世的徒然匆忙和完全逃避現實人生之間；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哲學中，這一種可說是人類生活上最健全最完美的理想了。還有一種結果更加重要，就是這兩種不同觀念相混合後，和諧的人格也隨之產生；這種和諧的人格也就是那一切文化和教育所欲達到的目的，我們即從這種和諧的人格中看見人生的歡樂和愛好。這是值得加以注意的。

他唯一的弱點就是喜歡喝酒。他平常過著孤獨的生活，很少和賓客接觸，可是一看見酒，縱使他不認識主人，也會坐下來和大家一起喝酒。有時他做主人的時候，在席上喝酒先醉，便對客人說：「我醉欲眠；卿且去。」他有一張無弦的琴，這種古代的樂器，祇能在心情很平靜的時候，慢慢地彈起來才有意思。他和朋友喝酒時，或是有興致想玩玩音樂時，便撫撫這張無弦的琴。他說：「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

他那時的住處，位於廬山之麓，當時廬山有一個聞名的禪宗，叫作白蓮社，是由一位大學者所主持。這位學者想邀他入社。有一天便請他赴宴，請他加入；他提出的條件是在席上可以喝和圖書酒。本來這種行為是違犯佛門的戒條的，可是主人卻答應他。當他正要簽名入社時，卻又「攢眉而去」。另外一個大詩人謝靈運很想加入這個白蓮社，可是不得其門而入。後來那位方丈想跟陶淵明做個朋友，所以他便請了另一位道人和他一起喝酒。他們三個人：那個方丈代表佛教，陶淵明代表儒教，那個朋友代表道家。那位方丈曾立誓說終生不再走過某一座橋，可是有一天，當他和他的朋友送陶淵明回家時，他們談得非常高興，大家都不知不覺地走過了那橋。當三人明白過來時，不禁大笑。這三位大笑的老人，後來便成為中國繪畫上常用的題材，這個故事象徵著三位無憂無慮的智者的歡樂，象徵著三個宗教的代表人物在幽默感中團結一致的歡樂。

在我看來，陶淵明代表一種中國文化的奇怪特質，即一種耽於肉欲和靈的妄尊的奇怪混合，是一種不流於制欲的精神生活和耽於肉欲的物質生活的奇怪混合；在這奇怪混合中，七情和心靈始終是和諧的。所謂理想的哲學家即是一個能領會女人的嫵媚而不流於粗鄙，能愛好人生而不過度，能夠察覺到塵世間成功和失敗的空虛，能夠生活於超越人生和脫離人生的境地，而不仇視人生的人。陶淵明的心靈已經發展到真正和諧的境地，所以我們看不見他內心有一絲一毫的衝突，因之，他的生活也像他的詩一般那麼自然而沖和。

要描寫這種愛好人生的性質是極困難的；如用譬喻，或敘述一位愛好人生者的真事實物，那就比較容易。在這裡，陶淵明這位中國最偉大的詩人，和中國文化上最和諧的產物，不期然而然地浮上我的心頭。陶淵明也是整個中國文學傳統上最和諧最完美的人物，我想沒有一個中國人會反對我的話吧。他沒有做過大官，很少權力，也沒有什麼勳績，除了本薄薄的詩集和三四篇零星的散文外，在文學遺產上也不曾留下什麼了不得的著作；但至今還是照徹古今的炬火，在那些較藐小的詩人和作家心目中，他永遠是最高人格的象徵。他的生活方式和風格是簡樸的，令人自然敬畏，會使那些較聰明與熟識世故的人自慚形穢。他是今日真正愛好人生者的模範，因為他心中雖有反抗塵世的欲望，但並不淪於徹底逃避人世，而反使他和七情生活洽調起來。文學的浪漫主義，和道家閒散生活的崇尚，以及對儒家教義的反抗，在那時的中國已活動了兩百多年，這種種和前世紀的儒家哲學配合起來，就產生了這麼一種和諧的人格。以陶淵明為例，我們看見積極人生觀已經喪失了愚蠢的自滿心，玩世哲學已經喪失了尖銳的叛逆性，在梭羅身上還可找出這種特質——這是一個不成熟性的標誌，而人類的智慧第一次在寬容和嘲弄的精神中達到成熟的時期。ｈttps://ｍ•hｅｔubｏok•ｃoｍ.ｃom

他就是這樣地過他的一生，做一個無憂無慮的、心地坦白的、謙遜簡樸的鄉間詩人和*圖*書，一個智慧而快樂的老人。在他那本關於喝酒和田園生活的小詩集，三四篇偶然衝動而寫出來的文章，一封給他兒子的信，三篇祭文（一篇是自祭文），和遺留給子孫的一些話裡，我們看出一種造成那和諧生活的情感和天才；這種和諧的生活已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地，沒有一個人能比他更卓越。他在〈歸去來辭〉那首賦裡所表現的就是這種愛好人生的情感。這篇名作是在西元四〇五年十一月，就是在決定辭去那縣令的時候寫的。

陶淵明生於第四世紀的末葉，是一位著名學者兼貴官的曾孫；這位學者在家無事，常於早上搬運一百只璧到齋外，至薄暮又搬運回齋內。陶淵明幼時，因家貧親老，任為州祭酒，但不久即辭了官職去過他的耕種生活，因此得了一種疾病。有一天，他對親朋說：「聊欲弦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有一個朋友聽了這句話，便薦他去做彭澤令。他因為喜歡喝酒，所以命令縣裡都種秣穀，可是他的妻子不以為善，固請種秔，才使一頃五十畝種秣，五十畝種秔。後因郡裡的督郵將到，縣吏說他應該束帶相見，陶淵明嘆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於是官也不願做了，寫了〈歸去來辭〉這首名賦。此後，他就過著農夫的生活，好幾次有人請他做官，他一概拒絕。他家裡本窮，故和窮人一起生活，在給他兒子的一封信裡，曾慨嘆他們的衣服襤褸，做著賤工。有一次他送一個農家的孩子到他的兒子那裡去，幫做挑水取柴等事，在給他兒子的信裡說：「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