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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最初可說是一種對於外力之假借；此外力卻實在就是自己。」

事實上亦很少用。此可分兩面言之。——

械鬥——此在廣東福建等處，聚族而居之鄉村，時或見之。其地民氣民風似有些鄰近西洋，又加以族姓為界別，有祠堂作中樞，遂萌集團意識而不免構怨相鬥。鬥起來，是沒有人管的。縣府或者尚不曉得，如何談到防止禁止。及至死了幾條人命，經官成訟，依然解決不下來。因雖經判斷，兩造多不甘服，還是打。要打就打，官還是管不了。往往「以不了了之」，仍待其自然解決。

先就後一層來說。外國人上法庭如同家常便飯，不以好訟為嫌。中國人則極不願打官司，亦很少打官司。親戚朋友一經涉訟，傷了感情，從此便不好見面。在歐美律師為上等職業，在中國則訟師乃為眾人所深賤而痛惡。往時一個人若打過官司，便被人指目說「這是打過官司的人」，意若云「這人不好招惹」，或「這人品行可疑」。諺語有「餓死不作賊，屈死不告狀」，其嫌惡拒絕之情，不獨外國人難瞭解，抑亦非今日中國人所瞭解。為什麼如此不同？這就為他們生活於團體之中，一切靠團體，而我們則非。凡團體必有其法。試回溯中古來看，處處團體莫不各有其法及法庭：國王有法庭，教會還有其法庭，鄉村有法庭，都市更有其法庭，乃至各行會亦且自有法庭。在一團體內，人們彼此間有了問題，當然上法庭解決，豈有他途？是法律皆有強制性。不過到了近代，這強制卻集中統一於唯一之強大團體（國家）罷了。我們的歷史發展，有異乎此（如前各章所論證）。倫理社會原非團體，那種基於情義的組織關係，只可演為禮俗而不能成法律，第六章已詳。二千餘年來，雖迫於事實，要它成一個國家，卻總難使此倫理社會扭轉到階級武力的地域統治——總不像國家。除近年來受西洋潮流影響引起變化，今後如何歸結，非此所論。就過去看，它自己早不能再有「團體權力」、「個人權益」一類觀念發生（這等於另起爐灶）。而只能本禮俗以設制，融國家於社會。其組織結構根本寄託在禮俗上，而不著見於法律。法律這樣東西，它幾乎可說沒有。其自古所謂法律，不過是刑律，為禮俗之補充輔助，不得已而用之。傳統思想，貴德而賤刑。強制力在中國，是不被尊重的。它只是迫於事實不能不有之，乃至不能不用之，然論其本旨，則是備而不用的。

大概人類社會秩序，最初形成於宗教。其後，乃有禮俗、道德、法律等，陸續從宗教中孕育分化而出。於此四者之間，若者早，若者遲，若者分，若者合，若者輕，若者重，各方文化表現不同。離開宗教而有道德，在中m.hetubook.com.com古西洋殆難想像；離開法律而有秩序，在近代國家彌覺希罕。然而在舊日中國卻正是以道德代宗教，以禮俗代法律，恰與所見於西洋者相反。道德存於個人，禮俗起自社會；像他們中古之教會，近代之國家，皆以一絕大權威臨於個人臨於社會者，實非中國之所有。

辜鴻銘先生嘗譏西洋，不是教會僧侶借上帝威權嚇人（中古），便是國家軍警以法律管制人（近代），離斯二者，雖兄弟比鄰不能安處。米勒利爾著《社會進化史》，亦說：「中國國家就靠千千萬萬知足安分的人民維持，而歐洲國家沒有不是靠武力維持的。」往古印度文明最使人驚異者，是其宗教出世法之特盛（其成就亦正在此），近代迄今西洋文明最使人驚異者，是其征服自然利用自然一切科學技術之發達（其成就亦正在此）；舊日中國文明最使人驚異者，即是其社會秩序恆自爾維持，若無假乎強制之力。明眼人當早看出：人類社會正是藉著矛盾而得進步。雖矛盾，卻不能無秩序；無秩序則社會生活不能進行。秩序而要在矛盾上建立，則強制之力夫豈可少？人類理性方待漸次開發，社會秩序純全基於理性而立，只可期諸較遠之未來，豈所論於過去？知此，則舊日中國居然仿佛見之者，不能不說是奇蹟了。然而審於上面所說其社會構造之特殊者，又不難理會其故。

世或稱中國民族安息於地上，印度民族安息於涅槃……西洋諸民族好戰健鬥……歐羅巴全部文明史無一字非鮮血所書。（《新青年》一卷四號，陳著《東西民族根本之差異》一文）

「宗教信仰中所有對象之偉大、崇高、永恆、真實、美善、純潔，原是人自己本具之德，而自己卻相信不及。」

「孔子有他一種精神，為宗教所不能有。這就是他相信人都有理性，而完全信賴人類自己。」

「孟子總要爭辯義在內而不在外。在他看，勉循外面標準只是義的襲取，只是行仁義而非由仁義行。」（以上均見第六章）

彼此調和妥協。——彼此遇有問題，即互相讓步，調和折衷以為解決，殆成中國人之不二法門，世界所共知。「一爭兩醜，一讓兩有」，為我南北流行諺語。此以爭為醜之心理，固非西洋人所瞭解和_圖_書。讓則兩有之理，他們似亦不知道，卒必至兩敗俱傷，同歸毀滅，再後悔已遲。舊日更有「學吃虧」之說，飽經世故者每以此教年輕人。此誠不免流於鄉愿，卻亦為此社會保持和平不少。除了遇事臨時讓步外，中國人平素一切制度規劃，措置安排，總力求平穩妥帖，不落一偏，尤不肯走極端。蓋深信唯調和為最穩妥，最能長久不敗之道。所謂「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人道惡盈而好謙」，「有餘不敢盡」，「凡事不可太過」，……如是一部調和哲學自古為賢愚所共熟審而習用。求其所以如此者，似由下列各點：一、從乎生物的本性，總是向外攻取不回頭的。唯人類心思作用發達，乃不盡然。理智則能計及前後彼此，所見不止當前，理性則能視人如己，以己度人。讓步調和，無疑是表見了人類心思作用的特徵。中國人理性早見，宜其如此。二、行於家人父子夫婦之間者為情，而存於集團與集團之間、集團與其分子之間者為勢，其情蓋寡。中國倫理推家人之情以及於社會一切關係。明著其互以對方為重之義，總使它對立不起來。在西洋，則幾乎處處形見對立之勢，雖家人父子夫婦不免。彼此對立易生問題，乃至於衝突。對立不起來，縱有問題，亦易解消或緩和。三、缺乏集團斯不形成對抗；對抗不成，宜相和合；但和合亦不易，則只有疏遠而已。例如中國政府之收斂寧靜，官民間愈少交涉愈好，是亦一種相安之道。四、相爭是由於各人站在自己立場，相讓則由於互為對方設想。中國倫理明著其互以對方為重之義，一個人似不為其自己而存在（回看第五章）。此固不能取人類所恆有之「自己本位主義」而代之，然兩種心理一申一抑之間，其為變化固不少矣。在西洋，各人主張自己權利而互以義務課於對方；在中國，各人以自盡其義務為先，權利則待對方賦予。是其一趨於讓，一趨於爭，固已顯然不同。五、力向外用，或不必經過頭腦思維，或雖經過而淺。力向裏用，較多一周折，卻必出於思維之後。當其思維，已是一種忍耐節制，思維之後，則更產生忍耐節制之力。中國人忍耐力之特大，世界聞名（參看前後論民族性各段）。在如此之大空間上，如此之長時間內，蓋真不知有若干若干之矛盾衝突，皆以忍耐未嘗表面化而過去了。六、向裏則心思之用多，向外則體力之用多。用體力者，愈來愈喜歡用體力；用心思者，愈來愈喜歡用心思。試看在遊戲娛樂上，中國人亦是用心（且每為個人的）多於用體，西洋人卻用體（且每為集體的）多於用心。西洋人武健而中國人文弱，蓋早決定於數千年理性早見之初。武健者躁動，容易有紛爭騷亂，文弱者和圖書固宜不然矣。

我們說，強制力在中國是備而不用的，且在事實上亦很少用。其最好之證明，即一面還是有政府、有兵、有刑，而一面卻消極無為而治。史家所稱獄訟清簡刑措不用者，非皆虛語。凡事物之備而不用者，其所備必不充足。歷代統治機構之簡單，及其實力之薄弱，姑舉兩事即可為證：一是械鬥，二是流寇。

「宗教本是一個方法，而道德則否」（見第六章），直接以道德代宗教是不行的，必須取徑於禮（兼括禮樂揖讓、倫理名分）。此禮與一般宗教之禮，表面非無類似處，而旨歸不同。宗教之禮所以輔成其信仰，而此禮則在啟發理性，實現道德。禮樂揖讓固是啟發理性，倫理名分亦是啟發理性。其要點，在根據人類廓然與物同體之情，不離對方而有我的生命，故處處以義務自課。盡一分義務，表現一分生命，而一分生命之表現，即是一分道德。道德而通俗化，形見於風尚，即成了禮俗。禮俗、道德；道德、禮俗，展轉循環；它卻不發展到法律。它怎能發展到法律呢？法律或以義務課於人，或對人而負義務，總之，義務是從外來的。但從道德看，一切皆自己對自己的事，一切皆內而非外。禮俗以道德勉於人，而法律則不責人以道德。以道德責人，乃屬法律以外之事。其不同脈路有如此。法律蓋繼宗教而有，以組織籠置個人，從外而到內，它們卻是同一脈路的。

流寇——在昔承平之世，四海晏然，人人各安本分，暴亂不生；並非國家禁止暴亂之有具。及其一旦亂起來，則又可能盜賊峰起。平地發生之土匪，橫行千里之流寇，皆秦漢以來中國之產物，西洋所沒有。就中古說，封建制度下，各地自有統轄，一路盡多關阻。彼此侵暴之事，固所時有；土匪卻難得發生，更不可能流動於千里之間。及至近代國家，則人丁戶籍編制嚴密，警察系統遍徹全境。竊盜凶暴，雖不盡免；嘯聚山林之事，卻不會有，又何能東西流竄。寇而能流，可想見有任其所之，無不如意者。此唯鬆散平鋪在廣大地面上之無數人家，如舊日中國社會者，乃有此事。蓋論其四境之內，恢廓通達，實絕異封建，而大有類於近代國家，顧又缺乏近代國家之組織也。

總之，道德與宗教之別，正不外自與他內與外之別。如前舉甘肅地方，回民比較漢人得免於鴉片之害www.hetubook.com.com者，就在其教誡規條具體列出，易於循守，而教會又以組織力量監督挾持以行。漢人既沒有教誡規條，更沒有教會組織，雖尊孔聖，實是各人自便。社會秩序於此，顯然前者偏於強制，後者著重自律。當然，使回民得以成其社會秩序者，亦有不少道德成分在內，顧大體上總是攝道德於宗教了。同時，漢人社會秩序之得以保持，宗教迷信亦正自有力於其間，卻不過散在個人觀念中，為其自律之一助。我們說「以道德代宗教」，要亦是以個人代組織之謂。

個人安於所遇。——此復涵括三點：一、由於前所說職業分途的妙處，開出路來讓人走，人人各自努力奔前程去了，便不像階級社會多數人時懷不平而圖打破現狀。此所云安於所遇，主要是對此職業社會的大環境說，而對其一己之境遇，自然亦隨之在內。二、由於前所說倫理本位組織的妙處，萬一有人在生計上落於無辦法境地（這是難免為秩序擾亂之因子的），則又從倫理情誼關係上準備下了彼此顧恤互相負責。即不從這面得到幫助，亦可從那方得到周濟，四面八方種種關係，便隱然形成其一種保障。結果總使人不致臨於絕路，乃至又尋到出路。這亦是指安於此倫理社會的大環境，而其一己遭遇亦即在內。三、由於這兩面妙處合起來，處處可能有機會，處處又不一定是機會；得失成敗，似皆有其道，似又不盡可知。於是最易使人於勤奮中信天安命。又因為心思常向裏用，時有回省內照，便發見「自得之趣」及「知足常樂」，其向外之逐求爭取大減。所以在一般老百姓，寡欲知足，安分守己，並非是領會了老子孔子的哲學，而寧由社會構造之事實不知不覺鍛鍊出來。

第二，紛爭騷亂大概都少有。此又可分兩面言之：一是個人安於所遇；二是彼此調和妥協。略說如次——

第一，民間糾紛（民事的乃至刑事的），民間自了。或由親友說合，或取當眾評理公斷方式，於各地市鎮茶肆中隨時行之，謂之「吃講茶」。其所評論者，總不外情理二字，實則就是以當地禮俗習慣為準據。亦有相爭之兩造，一同到當地素孚眾望的某長者（或是他們的族長）面前，請求指教者。通常是兩造都得到一頓教訓（倫理上原各有應盡之義），而要他們彼此賠禮，恢復和好（此原為倫理目的）。大約經他一番調處，事情亦即解決。此外奸情盜案，宗族鄉黨自為處分，固非國法所許可，卻是偏僻地方一般皆如此。此原不足為禮俗之效，卻見出法律之力達不到民間，人民自生自滅，無所需於國家。為什麼糾紛不難自己了結？為什麼人民可以自生自滅不需要國家？凡審於中國社會構造之特殊者，當必先察覺其分散之勢，此即其根本點所在www.hetubook.com.com。分散傾向之始萌，在宗教缺乏，理性早見。及至此「各自向裏用力」一層，乃更為最後有力之決定。在前曾講過：「集團與鬥爭相聯，散漫與和平相聯。」（回看第三章）不是說個人與個人之間就沒有矛盾，而是化整為零，其為矛盾也小，且易於化除，非必有持續性。集團與集團之間，一有矛盾，即非同小可，且有持續性，而不易化除。復因持續，寖益擴大。此為一層。個人間有矛盾衝突，局外之第三者既多，斯環繞而調解之力自大。集團間有矛盾衝突，其局外調解力便遠不能相比。至集團愈大，則局外力量愈小，以寖至於無。此為二層。集合的群眾心理具有很大機械性，盲目、衝動、不易反省，而散開的一個人一個人，其心理便易於平靜清明，迴轉自如。中國人本是從理性到散漫的，而亦從散漫更容易有理性。像「有理走遍天下，無理寸步難行」之諺語，固為崇尚理性的信念，亦是散漫社會的產物。在大大小小集體勢力分列而對峙的世界中，就只有較力，而難得論理。此為三層。明白這些，再參照下列各點，則於上面問題，自可得其解答。

試看下列各扼要語句：

總結說：社會矛盾（剝削及統治），舊日中國所不能無，但它化整為零，以情代勢，頗得分解緩和。其秩序，雖最後亦不能無藉於國家法律，但它融國家於社會，攝法律於禮俗，所以維持之者，固有其個人其社會之自力，而非賴強制之功。然若沒有以道德代宗教之前一層，即不會引出來此以禮俗代法律之後一層。根本關鍵，還有前者。關於前者，第六章既有申說，茲就前所說者，再一為指點便可。

當時不甚得其解。今日看來，這「安息於地上」確乎一語道著，亦足見事實之所在，有識者無不見之也。此度為外國學者之言，第未知出於誰氏。

乍聞不靠宗教而靠道德，不靠法律而靠禮俗，不靠強制而靠自力（或理性），似乎其調甚高，其事甚難。其實你若懂得它的社會構造，便祇見其自然而平常。因為它所要的，不過是孝、弟、勤、儉四字；只此四字，便一切都有了。孝弟則於此倫理社會無所不足，勤儉則於此職業社會無所不足。說道德，道德只是這個；說禮俗，禮俗正不外此。而此四字呢，既利人而利己，亦且易知而易行。即不說在人類理性原有其根，試問當此社會構造形成，一個人處身其中，其勢不亦只有自勉於孝弟，自勉於勤儉嗎？此直為事實之所必趨，社會秩序在這裏自爾維持，夫有何希奇！三十年前嘗見陳獨秀先生文中有這幾句話：

「依賴感乃是宗教的根源。」（依賴自然就是依賴於外。）

「儒家沒有什麼教條給人，有之，便是教人反省自求一條而已。除了信賴人類自己理性，不再信賴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