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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講到晏殊對他的讚賞和信任。有一天，宰相晏殊想為自己的女兒選擇一個好女婿，就來問范仲淹，在他所教的學生中，有哪個人最好。他就推薦了富弼。晏殊終於選擇富弼做女婿。後來富弼果然不負所望，成為宋代的名臣名相，同時也是一位最了不起的外交官，年八十而卒。「守口如瓶，防意如城」的名句，就是他自己寫在屏風上的一生守則。當富弼還在做學生的時候，考試沒有通過，就要回家去了。范仲淹知道了還有一次考試的機會，就親自去追他回來，因此富弼「遂舉茂才異等」，猶如現代國家特別考試錄取的人選。這就是范仲淹愛護後進子弟，極力造就有為青年的行為。

唯一不同的便是邵雍（堯夫），世稱「康節先生」。他畢生闡揚易學，而且對於象數之學，別有師承。不但為宋代「儒宗」所推崇，由他開始，經元、明、清千年以來，易學的術數、方伎等等雜學，大多都以邵康節的象數方法為標榜，有形無形地影響民間社會的風俗。二程兄弟，平常很想向他探問易學象數的隱秘，但終因自視太高，不能明白他的精微。但在邵康節臨死之前，程伊川問他：「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他但舉兩隻手一比做答案。伊川不懂，再問他，這是什麼道理？他就說：「前面路徑須令寬。窄則自無著身處，能使人行乎！」換言之，邵康節深切知道程氏兄弟的學養，尤其對程伊川過於師心自用的個性更清楚，因此，便告訴他前面的路道要留寬一點，大窄了，會使自己沒有站的地方，怎麼好叫別人走得過去呢！

在神宗的時代，由「拗相公」王安石的執政時期，想要恢復王道的井田制度、實行管仲治齊的軍政管理、建立「保甲」等制度、整頓經濟財政的田賦稅收，便大力推行新政，不惜排除平時文章意氣相投的名儒大臣們的反對意見。漸漸演變，就明顯成為派系的鬥爭。到了最激烈的時候，就認定以司馬光為首的為「洛黨」，以蘇東坡兄弟為首的為「蜀黨」，極力加以打擊。因此使文名最盛，才華畢露的蘇軾（東坡）先後被放遠兩三次。這使他與廣東、瓊州（海南島）等地，在文化歷史上結了不解之緣。同時，在這個時期，如自相標榜為繼孔孟絕學，高談心性微言的二程兄弟，程顥（明道）、程頤（伊川），在王安石和蘇軾（東坡）兩大高明之間，因彼此觀點的不同，視為「偽道學」，那也是理所必然的結果。因為蘇東坡和王安石兩人，不但以儒為宗，但對於禪與道的見地，似乎比二程等人尤有勝處。程明道和王安石的學術意見和政見不合。程伊川和蘇東坡的政見意見也不合。歐陽修是明白表示，反對佛老。司馬光則保留態度，在他修編《資治通鑒》，但取《魏書．釋老志》以供學者的參考，比較少加意見。

在東方的中國方面，也正是由宋微宗趙佶繼承北宋的帝位，對於前期的學術思想上的論爭和政體變革等演變，都已漸漸談化。但因受上代以來文學文化的影響，宋徽宗也如五代時代的南唐李後主一樣，是一個名士風流的才子皇帝。他擅長書法，又會作畫，愛玩天然的奇石。他講究宮廷的建築，在皇宮的東北角，動工新建花園式的宮殿，以堆疊勞民傷財所搜括來的奇石。同時又相信道士林靈素等的蠱惑，篤信道教符咒神力，可以安邦定國，會打退金兵。所以便放心大膽去玩弄當時的名妓李師師。他也算很有福氣吧！就憑這樣一個敗家子弟的樣子，做了二十五年的皇帝。不料天兵大將抵不住金兵的進攻，就急急忙忙把皇位交給兒子趙桓繼承稱為欽宗。不到一年，父子二人和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都被金人所俘虜，最後，被囚死在東北的「五國城」。

宋仁宗登位前十年，還由劉太后主政，仁宗只是備位而已。劉太后死後，也正是宋仁宗二十四歲的時候，才由他自己當家，才算是真有實權在手的趙家天子。但當他自己親政的第一件事，就是停止修造道觀和佛寺，不用內侍（太監）羅祟勳。立即召范仲淹為「右諫議」，以備咨詢。這也等於說明由宋仁宗開始的宋朝文運，好像演電視劇一樣，首先就由范仲淹登場亮相，也並非是偶然的事。當宋仁宗慶歷前後，即公元一〇四一年間，宋儒理學家的興起，大部分是受范仲淹的影響，或經他的培養推重而成名的。而且在仁宗慶歷三年前後開始，名儒而兼名臣的，就有晏殊、韓琦、富弼、文彥博、歐陽修、蔡襄等人。稍後，便有司馬光、蘇軾（東坡）三蘇父子兄弟、王安石一輩人物。

晏殊對范仲淹的人品學問，非常讚賞，同時也很欣賞范仲淹的文學才華。學問人品的基本，固然有關於天然的稟賦，但也是由道德修養而來。文學辭章就不同了，幾乎百分之七十，完全由於天才。雖然勤力學習，沒有生有自來的才情，始終難得有文藝上的絕妙境界。所以清人趙翼論詩，便有「到老方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的感慨了。尤其是身兼文武韜略，出將入相的人物，大多是富於才華，富於情感的和_圖_書人。古今的名將，具有軍事天才的人，也是如此。只是一般人沒有真正置身軍旅，並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換言之，軍事上的戰略、戰術和戰鬥，統是戰爭的藝術，也是智力和情操的結晶。兵法即藝術，藝術即兵法、只是普通的人，不瞭解真正的武學，看列軍人就伯，認為統是老粗，實在非常遺憾。

孫明復，晉州平陽人（山西），四舉開封府籍，進士不第（沒有考取進士），退居泰山。後來因石介（徂徠先生）的推薦，經范仲淹、富弼的進言，才名顯朝廷，擢為國子監直講，年六十六卒，學者尊稱為「泰山先生」。但他和范仲淹本來就有關係，而範文正公卻早已置之度外，並不知道後來學養成名，以師道自居的「泰山先生」，就是當年他所培植的人呢！因為范仲淹當初在睢陽（河南境內）掌管講學職務的時候，有一個孫秀才，要求遊學他方的費用，范仲淹便自己送他一千文。明年，又來了，又送他一千文。可是范仲淹就問他，為什麼要到處遊學，奔波於道路呢？孫秀才聽了，就很痛苦地說：「母老，無以為養，若日得百錢，甘旨足矣（孝養母親的生活費就夠了）。」范仲淹便說：「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也。兩年僕僕（風塵），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學職（給你一個學生的名額），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學不捨晝夜。第二年，范仲淹離開了睢陽，孫生也就辭別他去了。十年以後，范沖淹聞泰山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他就和富弼協助石介，共同向皇帝推薦。卻想不到在朝廷上見面的「泰山先生」，就是當年向他要遊學費用的孫秀才。這就是范仲淹推己及人，以及他愛才的度量和德行，能夠大公無私地鼓勵培養出一個學者宗師的盛德。

北宋王朝，由宋神宗到哲宗這三十年前後，公元一〇六八至一〇九八年間，學術思想的異同，和主張政治改革的新政意識，互相衝突，互相爭議，可是沒有因此而隨便處死一個大臣或學者。看來有相當的主張自由、言論自由的味道。但畢竟是「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文戲」；實際上，對當時南北對峙的局勢，富國強兵的作用，並無什麼好處。但我們應知道，在北宋這一時期，何以能有這麼多「儒林」學者產生？原因不外三個，第一，我們在前面說過、因有五代雕刻「九經」的流通關係。第二，因在宋仁宗慶歷時期，公元一〇四八年間，有畢升用膠泥刻字，排比成活字印書版的發明，從此而使書本更為流通，古書得以保存留傳。而且還很快輾轉流傳到西洋，知道採用活版印書。第三，公立學校和獨家講學的「書院」興起，因此使文化教育較為發達。

如果專以宋神宗先後時期來說，比較學行純樸，足以為「五大儒」之首的，當以周敦頤（濂溪）為勝，尤其由他所制的「太極圖說」，綜合儒、道、陰陽的理念，常被後世道、儒各家所引用，做為依據。二程兄弟，早歲曾經從他求學，只是後來自相標榜，並不承認是學出「濂溪」之門。張載（橫渠）是二程世誼後輩，而且曾經從二程問學，但也自成一格。

有志竟成，他終於考取了進士，得到一個官位，為「廣德軍司理參軍」，等於現在的一個軍區司令部的政治部主任兼管軍法。這樣，他總算有了薪俸的待遇，就去接母親回到本家，恢復本性。後來又調為「大理寺丞」，等於現在的最高法院院長，再後又調職務，管過糧食工作。因母親死了，就回家守喪三年，一邊教授學生，他可沒有一點埋怨或不滿母親的心理，完全恪守「儒行」的孝道。三年過後，經由推薦，出任過「秘閣校理」，等於現在中央辦公廳的主任。跟著就出去做地方行政首長等職。

「三代」以上，是以德化民成俗，用文治而平天下。「三代」以下，是以「止戈為武」的武功平天下，然後再事治國。「功德並用」，「恩威並濟」，才是傳統儒道文化的最大原則。而趙宋天下，在建國之初，但用「黃袍加身」、「陳橋兵變」的巧取豪奪政策而取天下，並非以正義之師來統一中國。從此便「偃武修文」，使用金錢財貨的外交和議政策，媚敵自保，因此養成後來的趙家子孫的職業皇帝們，統統成為「守文弱主」的結果，豈不是「事有必至」，「理所固然」嗎？

宋仁宗久聞他的人品和學問，所以在皇太后一死，自己親政的第一年，就召他擔任了「右諫議」。仁宗並不是劉太后親生的兒子，因此，很多人趁太后死了，就有許多批評太后的話發生了。范仲淹身任諫官，是可以對皇帝講不同意見的話。因此他就對仁宗說，先帝宋真宗死後，太后調護陛下十餘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其大德。仁宗聽了，便說，我也很不忍心聽這些閒話。就下命令宮內宮外，不准再講皇太后垂簾聽政這十多年的往事。這就是范仲淹推己及人，調和皇帝和養母之間的心結，促進宮廷政府之間的安定。他「要言不煩」，只提起皇帝的注意，你母親也養你且幫忙你那麼多年了，就是有些不對，現在更不能舊事重https://www.hetubook.com.com提了。

到了宋朝開始，由讀書學儒而考取功名，漸至躍登為朝廷的政要，功顯當時，名留千古的一大群人物，大多都由平民、貧民出身的寒士，正如古人所謂，「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或如說，「一舉名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等頌辭，便是從宋初開始，考試制度最為成功特出的現象。

到了宋真宗時期，又徵召終南山的隱士種放入朝，結果種放還是不來。又因澶州之役過後，極力提倡「神道設教」的政策，便賜封信州（江西）道士張正隨號真靜先生，為他建上清院及授籙院。這就是後世江西龍虎山張天師的起源。

我們現在非常簡單粗淺地介紹了北宋後期由學術思想和政見的異同所引發的「黨禍」的可悲，以及對後世最有影響力的「五大儒」，和二程兄弟一系所標榜的「出入佛老，而反求六經」，才悟到孔孟的心法，認為「道在是矣」的宋儒性理微言的大概情形。因此在中國文化史上，開始以宋儒二程一系的理學，和南宋以後繼承「程門」心法的朱熹（朱子）儒學，便接替了上古歷代先聖和孔子的心印，實在是一件不可思議的大誤會。這正如禪宗大師洛浦所說「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夜迷巢」的感歎是相同的。

北宋的政權，由宋仁宗親政，正在公元一〇三三年開始，接著就是英宗趙曙、神宗趙瑣、哲宗趙煦三朝，前後六十年之間，可以算是文運鼎盛，名儒輩出，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尊重相權，最尊重文人學者的時代。但由神宗到哲宗的三十年間，也是學者大臣各自固執我見，因意識主張的異同，互相爭執，互相對立，終於形成宋朝的「黨禍」，和真偽道學之辨的悲劇。

如果從人類學的觀點來說，對比東西文化的演變，而且以中國文化史的立場來講，就像太陽運行東西兩半球的一晝夜之間，西歐和東亞的中國，明暗代謝，幾乎似有類同，而又有大不相同的差別情況。我只是首先提出大家的注意，希望青年後生，可以做多方的研究探討。

宋初開國的第二十四年，也就是宋太宗趙光義即位的第十四年，年號「雍熙」開始，就召請當時在華山的隱土陳摶入朝，在名義上是皇帝向他請教道術。究竟他們所談的真實內容是什麼，就不得而知了。歷史所載，都屬於官府公告式的官話，就不必討論了。陳摶當然不會久留朝廷，立即請辭還山歸隱。但在這一年內，太宗就頒發詔令，要求民間提供遺書。所謂「遺書」，就是有些人的著作，還沒有公開問世，被社會上所不知道的書稿。過了四年，改年號為「端拱」元年，就免了共同起事的布衣之交趙普的宰相職位，正式發佈呂蒙正為「同平章事」（事實上，就是宋朝對宰相的官銜名稱）。

蘇東坡雖然說得對，但在歷史上稱「神宗」的謚號所謂的「神」，統如漢靈帝和明神宗等的謚號一樣，稱之為「靈」為「神」的皇帝，都是歷史評議，含蓄批評他們本身，生來就具有神經質的稟賦，思想情緒不太正常，當然無法求其「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的高明智境啊！

現在要講宋初的文運之先，必須要注意由盛唐到五代，帝王政權的興替，與中國文化儒、佛、道三家之學的盛行，並無多大影響。甚至反使當時的聰明才智之士，厭惡亂世，逃避現實，去參禪學佛，或修煉神仙道學的，更為多數。宋朝初建，禪宗的「五家宗派」，正是盛極一時。道家和道教經過宋真宗的提倡，也是有聲有色。例如宋真宗景德年間，公元一〇〇四年，就有禪僧道原首先彙集禪宗公案的《景德傳燈錄》著作面世，而且有當時的名臣楊億為它作序推薦，這是後世研究禪https://m.hetubook.com.com宗第一都重要的寶典，《五燈會元》等書，都是後來居上的續成之作。在道教方面，也有張京房召集道士所集《雲笈七簽》大部著作的完成，為後世編集《道藏》，開其先河。稍後，有張紫陽（伯端）《悟真篇》問世，融會禪佛儒行的精華，是開創道家「神仙丹訣」、「南宗」的寶典。

錢若水的一番話，也代表了宋朝開始，由宋太宗到真宗、仁宗數十年間，如呂蒙正、王旦、呂端、王曾、寇准一輩儒者的正義和作風，實在足為有志從政者的針砭名言。

我們為了說明傳統文化中儒家經學在歷史上的衍變，以及宋初文運的昌盛，乃至形成宋儒理學家的因由，因此，花了不少時間介紹趙宋開國的重文輕武政策，恰為宋儒理學成長的助緣。由此而使《大學》、《中庸》在儒學「十三經」中的突出，和《論語》、《孟子》共稱為「四書」的經學，主導中國文化教育，配合元、明、清考試取士、讀書做官的政策，千年以來，牢籠天下的才智之士，都陷於功名泥淖之中，難得自拔。但不要因為我的這一說法，便誤解了儒家「四書」害了中國文明，或耽誤了中國文明的發展。其實，儒家的「四書」，並沒有妨礙了中國，只是南宋以後的有些學者，過於迂曲誤解了「四書」，反而妨害了傳統儒學對民族文明發展的重要。

如史料所載：胡瑗，字翼之。十三（歲）即通「五經」。家貧，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明復、石介同學。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范仲淹愛而敬之，聘為蘇州教授，諸子從學。後來又推薦先生，以白衣（沒有功名的普通人）對崇政殿（和皇帝對話），授試秘書省校書郎。後又屢遷，擢為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專管太學，卒年六十七。出其門者不下數千人，從政者也不少，影響宋初文人政府的風範很大。他便是由范仲淹首先推薦的第一人。所以清初黃梨洲比照禪宗公案匯書《景德傳燈錄》等的辦法，初編《宋元學案》，便以「安定學案」和「泰山學案」開始，標明都是高平講友。所謂「高平學案」就是范仲淹本身一系的學案。

現在要講的，是范仲淹在有官位、權力在手的時候，仍然念念不忘文化教育的大業，極力鼓勵後生青年，首先要立志學問。我們大略講兩三則有關他的小故事，也都是影響宋朝文運的大事。

范沖淹奉命防禦西夏，鎮守邊疆，號令嚴明，愛撫士卒。甚至敵人所屬少數民族的羌兵，都互們警告，「大范老子，胸中有數十萬甲兵」，不可輕觸其鋒，因此相率投降來歸的很多。宋仁宗的時期，因他而得邊疆安靖，所以歐陽修便有「萬馬無聲聽號令，八方無事諫書稀」之作，就是這個時期的寫照。歐陽修極力奏請要用范仲淹做宰相，但范仲淹懇辭不幹。可是范仲淹在前線的心情又是如何呢？且看他的：

總之，如果由周公、孔子以後看傳統文化中「儒者之學」，充竟是什麼樣的內涵和定義？其實，你只要仔細一讀《禮記》的《學記》和《儒行》兩篇大文章，就可明白秦、漢以前所謂「儒者」的規模了。「五經」是中華傳統文化儲藏庫，要想完全通達，頗不容易。「四書」是儒家實習經驗，也可以說猶如《學記》和《儒行》的續編。宋初從仁宗開始，儒學昌盛，但在「五大儒」之先，足以代表真正的儒宗儒行者，應當是范仲淹。他對儒學的造詣，是《易經》和《春秋》，志存經世致用，絕少如後起的「五大儒」中的二程夫子（程顥、程頤）等人，自稱為「出入佛老」，反求「六經」，而道在是矣；然後再來高談心性之學的微言，以自標榜為繼孔孟的絕學。他只以實事求是的作風，力行所知所學，為人民、為社會、為國家「誠意」，「正心」做實事，但求盡其在我，無負初心而已，這才是真儒實學的標準。他的一生，「內剛外和，泛愛眾而親仁，樂善好施（博愛他人，愛做好事，肯佈施），置義莊裡中，以贍族人（為故鄉地方族人買田，首先創辦魅會慈善福利的產業）」。但在他死後，家裡沒有太多積蓄，仍然保持兩袖清風，書生本色。他的四個兒子，也都學有所成，而且智勇俱備，公正廉明，猶如其父。古今學者，能才兼文武，德行純粹如範文正公仲淹者，便可以無愧於「儒行」了。

宋太宗謂侍臣曰：「學士之職，親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為之（他說自己也很想做翰林學士）。」又曰：「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紆朱拖紫（宋朝的官服形色），足以為榮矣。得不竭誠以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尚之士，不以名位為光寵。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位遇之故，而效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如果只是為了做官就算光榮，因此便表示對你皇帝盡忠的，這都是那些中等以下的人所做的事，還有什麼好說的呢）。」

這便是他的流傳千古的名作。文化最基本的影響力，就是文學，也叫文藝。你只要翻開《宋詞》，首當第一位的，便是他的《珠玉詞》。至於他的文集有二百四十餘卷之多，就很少有人去摸它了。古人所謂「但得留傳不在多」、「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就是這個道理。權勢地位，只可以煊和*圖*書赫一時，並不能左右後人的愛憎。它和領導政治的成果一樣，好壞永在人心。

例如西方的歐洲文化，自第五世紀羅馬帝國瓦解到第十世紀，戰爭相尋不息，新國互有興亡，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文化低落，正是歐洲文化史上所謂的「黑暗時代」。這時猶如日出東方，西方正處於長夜漫漫之中。但在中國，恰是由南北朝經唐朝、五代，到宋朝開國初期的階段。雖如旭日東昇，朝陽艷麗，有時也是陰雲密佈，陽光黯然失色。西方文化從公元第九世紀開始，由黑暗時代進入基督教的經院哲學時期，長達六個世紀之久，到十五世紀，才漸漸有了轉變。十六世紀「文藝復興」運動以後的西方文明和文化，才換了一個嶄新的面目。

但不要忘了，前面已經說過由五代唐明宗李嗣源時代開始的雕刻傳統儒學「九經」出售，以及周世宗（柴榮）時代「九經」的刻版完成，和西蜀四川「九經」的流通，都是促使宋初讀書士子學習儒學更加方便有利的條件，也是使儒學更為廣泛傳佈的原因。因此，宋初文運的鼎盛，並非出於偶然，實在是有它的前因。同時，也需要瞭解，在唐宋的階段，中國的學術文化的重鎮，大多還在關中（陝西、山西）及河洛（洛陽、開封）等黃河流域等地為盛。唐宋的名儒學者，也是這個區域範圍的人物佔多數。過去所謂的「華夏文化」、「中原文化」，或「中原人物」大多也是這一區域的人。

講到範文正公范仲淹（希文），我們大家都是知道的。但是我覺得應該為將來的後起之秀提起注意，所以再來簡單介紹。范仲淹出生在蘇州的吳縣，兩歲的時候，生父便死了，家境很貧寒，他的母親實在沒有辦法撐持這樣一個孤兒寡婦的家庭，就帶著他改嫁了一個姓朱的人。他因此也被改了姓名。可是他從幼童開始，自己就很有主張、有志氣。他明白了家庭關係和母親的苦衷，就向他媽媽痛哭一場，不願再留在朱家。他到了南京，依靠親戚家的微少幫助，努力讀書求學。因為太窮，有時煮了一鍋粥，涼了分做三塊，每餐吃一塊充飢。這樣晝夜不息地讀書求學，到了冬天，穿的衣服破了不夠保暖，感覺太疲勞了，就拿冷水澆面，勉強提起精神來苦讀。

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壞，當仁宗還未親政，在天聖五年的時期，宰相晏殊開始提倡興建學校，做為各州各縣的標準，並且延聘范仲淹做教師。范仲淹教授學生的作風，首先是重視養成一個人的品格，所謂「敦尚風節」，最為主要。同時要關心天下事，不能只為自己著想。晏殊對他的教育方針，和他本身的行為，非常器重，而且認為范仲淹的將來，一定會成為國家社會的「大器」。晏殊是宋初才子型的宰相，人們最喜歡的名詞如：

這兩首詞，都是他在防禦西北邊疆前線上的作品，眼淚是真的眼淚，為國家民族的心，也是真的耿耿忠心，情感和理智，並無什麼矛盾的衝突，他是分得很清楚的。至於他的名文，如《岳陽樓記》等等，大家都知道，不必多說了。

我們必須先要瞭解了前面所講的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對比，然後回轉來探討儒家學說的演變，就可啟發大家的反思，運用「正思維」來尋求答案，然後再來重估傳統儒學對人類的「人道」文明的價值了。

我們先要瞭解宋初的文運，有關儒、佛、道三教鼎足並茂的情形，然後再來瞭解宋初開國六十多年以後，到了宋仁宗趙禎在位的四十多年之間，公元一〇二三至一〇六三年，才出現一群名儒賢相，先後相繼執政的鼎盛時期。也是宋儒的儒林和道學（理學）的開始。

所謂「經院哲學」，就是專門研究基督教的神學，它在研究怎樣認識神與實在存在的關係。思辨精密，論證迂迴，煩瑣曲折萬分。所以後世學者，又有稱它是「煩瑣哲學」的。但非常巧合的，中國在第十世紀開始，便是宋朝建國，到十一世紀中間，宋儒的理學、道學也開始興盛，二程（程顥、程頤）一系傳承的朱子（朱熹）學派建立權威。「四書」的朱著章句之學，也迂曲了周公、孔子以來的儒家「經義」之學，長達八個世紀之久，到二十世紀的初期，遺風漸息。在這樣一個長期的黯淡狀況中，猶如在東方的日麗中天過後，陰霾四合，完全是一片「萬木無聲知雨來」的現象，所以才有二十世紀中苦難的中國，不得不重新革命，重新建立中華。

古人說北宋五大儒的出世，是天命攸關。事實上，人間事還是人事所造成的，豈能推托於慮無飄渺的天命。可是在這個時期，在西方的歐洲，也還沉沒在「經院哲學」的神學洪流中，大致也並無多大的動靜。只在一〇九五年間，有克勒芒的教士會議決定，派遣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四年之間，即一〇九九年，十字軍取得耶路撤冷，建立了耶路撒冷王國。這是西方歷史上的大事。好像東西方的命運，又有一點相似之處。

北宋的王朝，就是這樣的劃分了歷史上的界限。接著就是康王趙構南渡，終於又在浙江杭州重新建立起一個朝廷，號稱「南宋高宗」。這完全和晉朝的情況一樣，前晉亡於北漢，歷史劃分它叫「西晉」，南渡以後繼起的王朝，便叫「東晉」。而在南北宋的時代，北方遼、金民族先後更替興亡所建立的王國，也並不是從境和*圖*書外入侵中國的外族。事實上，他們都是早由上代已經歸化居住在北方的少數民族。在文化教育上，仍然是以中國文化的儒家為主，佛道兩家為輔的「華夏」文明。大家只要多留意對遼史、金史的研究，就可明白北宋一百多年來有這樣的結局，完全由於宋太祖趙匡胤和宋太宗趙光義兩兄弟，在開國之初，戰略決策上犯了最嚴重的錯誤，因循自誤，沒有一鼓作氣，收復燕雲十六州，進而統一全國的江山。

呂蒙正，我想大家大概都會知道，他是宋初最貧寒家庭出身的子弟。少年的時候。一邊上山砍柴謀生，一邊苦志讀書，經常會在山上勞動中，碰上大雨，肚了餓了，就將斗笠中的雨水泡冷飯吃。他讀書有成，功名得志，結果當了宋太宗的宰相。我們現在特別提出呂蒙正來，就是說明由他開始，宋初百年之間，造成文治的文人政府的朝廷中，大半都是由貧寒出身的儒學之士。尤其在呂蒙正以後三十年左右，便有從最貧苦出身的范仲淹出仕，古人歌頌他是出將入相，英雄而兼聖賢的人物，也是開創宋代文運最有貢獻的大賢。我們只要翻開《宋史》，讀了呂蒙正當宰相前後時期的「翰林學士」錢若水答宋太宗的對話，便可知道宋初開始形成文人政府的風格，實在大有不同於歷代帝王政體的特點。史載：

至於宋初一代儒宗的胡瑗（安定先生）、孫明復（泰山先生）、張載（橫渠先生），也都是他所培養出來的大儒。

可是從元、明、清以來，都奉朱熹的「四書」章句為標準課本，教導後生小子千年之久，比起西方文化中的「黑暗時期」和「經院哲學時期」的沉沒還要長久。因此，二十世紀初期的「五四」運動，就不得不起來打倒「孔家店」了！其實，這是先師孔子枉受牽連，應當為之平反才好。但不料數十年後，覺得還打得不夠徹底，再由「四人幫」來演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悲劇。事實上，在宋神宗的時候，蘇東坡已經提出過糾正的呼籲，如說：

因范仲淹的關係，影響一代的大儒，如胡瑗（安定先生）、孫明復（泰山先生），以及後世稱為「五大儒宗」的周敦頤（濂溪）、張載（橫渠）、程顥（明道）、程頤（伊川）、邵雍（康節）等，直接或間接，都與范仲掩先後有關。我們大家都知道他的名文《岳陽樓記》中所說的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不是他只為寫作文字上的空言，而是他一生實踐行履的守則。

至於范仲淹和張橫渠先生的故事，就又不同了。「張載，字子厚，世居大梁（河南開封）。父，迪，仕仁宗朝殿中丞，知涪州（四川涪陵），卒官（他父親在任上死了）。諸孤皆幼，不克歸（同胞兄弟姊妹們都很小，沒有能力回到故鄉開封）。以僑寓鳳翔郡橫渠鎮（陝西眉縣東）」。但他雖然是個孤兒，可是很自立，志氣不群，尤其喜歡談兵。當康定（仁宗年號）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欲結客（聯合一批志願軍）取洮西（甘肅境內）之地。因此，上書謁範文正公。范仲淹接見他，知道他是大器，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便順手拿了一本《中庸》給他。他總算一點就透，聽了範文正公的話，就不投軍，立刻回去，返求「六經」。又與二程夫子交往，後來，考取進士，仕於朝廷，與王安石政見不合。但他的學養，卻開啟關中的風氣，成為一代宗師。尤其是他平常所講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四句名言，與範文正公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都成為北宋以後中華文化學者立志的典範，長垂不朽，永為後生所景仰。

神宗看了他的建議，如有所悟地說：「吾固疑之，得軾（東坡）議，意釋然矣！」再問他說：「何以助朕」？蘇東坡就說：「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鎮以安靜。」意思是說，第一是你想要改變政治體制，快點達到治國平天下的心太急了。第二是你聽了許多不同的意見，反而難以判斷誰是誰非了。第三是你為了要達到理想的目的，進用人才提升得太快了。最好，皇帝你自己先要鎮靜下來才好。

但是，同時還有一些讀書學儒有成的學者，淡泊名利，志行高尚的人，始終不求功名，以耕讀自娛，終身以學問為重，雖然名重當時，但又隱居不出的處士也不少。所謂「處士」的意義，就是善於自處，不求聞達於當時的清高代號。這在唐代的習慣上，稱為「高士」，再早一點，便叫「隱士」，都是同一涵義的名稱。這一類人，在中國歷代的歷史上，關係也很重要。甚至每使歷代的帝王或朝廷，隱隱約約都在注意他們的言行舉動，心存顧忌。那些帝王將相，生怕被他們看不起，便會覺得自己很不安心。這也是中國歷史文化上的特色人物。如果比照西方文化，從西洋的政治學說上，勉強的比類，便是屬於保留「不同意」的主張，或「不合作」的態度的人。不過，這種比方也很勉強，中國文化中的隱士、高士們，是屬於道家一流的人物。他們絕對不肯只為自己而鳴高，有時為了國家天下人民的利益，也會婉轉設法，提出很有影響力的主意，幫助社會的安定，然後即所謂「功成而弗居」、「沒世而無聞」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