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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朱熹生當南宋新朝的初期，經高宗到寧宗四代半壁江山的皇朝，主戰與主和的戰略紛亂、忠奸邪正的政黨相爭。他抱有以聖學匡正時弊的目的，處於無可奈何的局勢之中，但仍然堅守二程「伊洛」之學的師承，自以「主敬」的修養、主張「道問學」以達賢聖的宗旨，始終不變。實在也足為後世學者的楷模。他的一生對儒家經學的著作不少，但最用心得力的應該算是《大學》、《中庸》的章句。換言之，他把原本《大學》、《中庸》另加分章編排，自作註解。他自己並沒有說，只有我朱熹所編注的《大學》、《中庸》，才是空前絕後的孔門正宗心法，後世必須以此為準。但他編注的《大學》、《中庸》，卻變為後世元、明、清六七百年來的御用範本，用它來牢籠天下學者進取功名的思想，成為不可另有其他見解的意識形態。應該說這並不是朱熹的本心，這是元、明、清三代那些「不學無術」治國當家皇帝們的過錯。尤其是明朝開國之初的和尚皇帝朱元璋一手造成的罪過。

話說朱熹，他在宋高宗的時期，並沒有得行其道，高宗死後，由孝宗趙慎登位，有恢復中原之志，準備講武，設置武舉十科，並以朱熹為「武學博士」。因為他對高宗「上封事」的書中，也講過有關恢復的事，所以便給他這個官銜。但還沒有開始講武，宋朝又與金人修好談和，而且朱熹又和當時的宰相及大臣們議論不合，因此就罷官。史載「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僅九考，立朝才四十六日，進講者七，知無不言」，然因與韓侂冑等意見不合而罷官。當宋光宗趙惇的最後一年，才再召朱熹為侍講。跟著就是寧宗趙擴即位，韓侂冑當權，宋室朝廷也正鬧嚴禁「伊洛之學」，視之為「偽學」。因此，又罷免了朱熹的侍講和修撰的官職，再過九年，朱亮以七十一歲的高齡過世了。

其實《大學》的本文，只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並非說《大學》就是做天子的帝王學啊！它是說做國家第一領導人的皇帝也好，做一個普通的老百姓也好，不管做什麼，必須先要學好做人ｍ.ｈｅｔｕbｏok•ｃoｍ•coｍ，以修身為本才對。至於由修身而外發為治國平天下之學，是做學問一貫的道理。並不是說，必須要出來做官，做事業發財，甚至要做國家的第一領導人，當上皇帝才是「明德」的學問啊！否則，著作《大學》的曾子，他自己為什麼不出去做皇帝，而且也不肯隨便去做官，做事業發財呢？

宋高宗的所作所為，明顯的權術不少，例如他使秦檜殺了岳飛以後，便把岳飛的故宅來辦「太學」，這是要人懷念岳飛呢？還是教人只要讀書，不要學岳它以武力抗金呢？這就不得而知了。其實，他的心事，敵國的金人都很明白，只是不說穿，好做要挾而已。例如在紹興二十一年的春天，他總算要表示一番，就派了一個專使叫巫汲的，到金國去做「祈請使」。這個職責的名稱很奇怪，「祈」是「祈求」，「請」是「請安」。所以巫汲到了金國，首先提出要迎請靖安帝（欽宗）歸國。金主就說：「不知歸後何處頓收？」換言之，你們要欽宋回到南宋以後，不知道你們拿什麼地位來安頓他啊！做皇帝嗎？高宗肯讓位嗎？不做皇帝，他回去又做什麼呢？岳飛口口聲聲要「直搗黃龍，迎回二帝」，所以就不能不被殺了。巫汲聽了金主的問話，就無話可對，只好唯唯而退了。

但在他下達尊崇程頤的詔令五年以後，便有儒臣陳公輔上書，要求禁止「程學」，高宗又照准了。陳公輔的奏疏內容，大略是說：

南宋高宗趙構和欽宗一樣，都是徽宗的兒子。徽、欽二宗父子被金人俘虜北去，金兵曾經一度進攻到南京和臨安（杭州），但被韓世忠和岳飛等所擊敗，立即撤退北歸。可是金人曾兩次利用宋臣張邦昌，立作「楚帝」，跟著又立劉豫作「齊帝」。他想用傀儡的政權，作為緩和民族之間的抵抗情緒。宋高宗就在這樣戰況勝負不定，不聽抗金名將宗澤的建議，就由他最初被封為「康王」的封地相州（河南湯陰，今稱安陽縣），決計退到揚州，後來又一路逃亡到浙江的寧波、溫州而到杭州。正當宋室朝廷進退無主的情況下，他被臣工們擁護，就在杭州繼承帝位，是為「南宋高宗」。

其實，在南宋初期，如以朱熹、陸象山兩人代表理學家的注重心性微言以外，其他的名儒學者也不少。尤其是調和朱陸之間的呂祖謙（東萊），後來列為浙東「金華學派」的代表人物。另如「永康學派」的陳亮（同甫），以「功到成處和_圖_書便是德，事於濟處是有理」的事功主張，與朱陸異同之爭，更為突出。如其自說：「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異同，原心於秒忽，較理於分寸，以積累為工，以涵養為主，晬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這些話很像孔門弟子子路的豪情壯語。因為他有志急切於事功，所以曾與當時退居浙南的軍事學家而兼詩人的辛稼軒往返，縱論國是。辛稼軒在他走後，用自己的經歷，作了一首《破陣子》的壯詞寄給他，可以說不是讚許的意思，還是勸勉他「知止而後定靜」的成分居多。原詞是：

但高宗在即位以後的戰略政策，既不想中興，更不敢想統一。他所想的只是偏安一隅，苟延殘喘而已，所以仍然學祖先的辦法，以金錢財貨的「和議」做為上策。因此罷李綱、韓世忠，以秦檜殺岳飛，表示「偃武修文」，以促成和議的成功。至於國破家亡，父兄被俘虜，在他做皇帝的三十六年，以及後來讓位給太子孝宗的二十五年，前後一共活到八十一歲之間，從來沒有表現過激昂慷慨的情緒，真是到達一切都不動心的景況，看來也算是歷史上一個稀奇的皇帝。另據宋人史料所載，當宋高宗出生的時候，他的父皇宋徽宗，忽然夢見「五代」末期和趙匡胤同一時代的吳越王錢鏐進宮，他就出生了。這個史料，雖然是古人迷信的傳說，但看來也非常有趣。錢鏐一變而做宋高宗，便把杭州做汴州（開封），大概正如白居易的詩所說，「未能拋得杭州去，大半勾留是此湖」吧！

總之，學問修養是一件事，做皇帝或做官或發財，是另一件事。有學問修養的去做皇帝或做官，做事業發財，當然是好事。但沒有學問修養而能做個好皇帝或好官，那也就是真學問真修養。有學問修養，不得其時而行，就不出去做官做事，自守善道，做個規規矩矩的人。或者以「師道」自居，隨緣教化後生而「止於至善」，這也正是「大學之道」的一個典型，例如曾子就是這樣一個人啊！

他的這道「制命」，切實褒揚了程頤（伊川），是繼千古以來周公、孔子絕學的第一人。只有程伊川是真儒真學者，其他的人都是假道學，自己叫賣虛名而已。所以我要追封程伊川為大學士，希望大家都要如他一樣。不過，這篇「制命」的大文，不知道是高宗自己的手筆，或是哪個大臣所代寫的，看了它最和*圖*書後兩句，真的很有意思，也真的很可笑，是絕妙好辭。他說：「我所以現在要褒揚程頤、是要使大家明白皇帝給與他的榮耀，真正的意思，只是為了這個，不是為了那個。」你們不信，再讀一讀原文最後的三句試試看。他當時還是初登帝位，還在坐立不安的局勢之下，就先來捧出北宋王朝時代的一位新聖人幹什麼？根據他原文最後一句自做的答案，是「在此不在彼也」，豈非明白告訴大家謎底了嗎？

另如呂東萊、陳同甫之間的「永嘉學派」的代表人物葉適（水心），大致都主張學以致用，不大同意高談心性，無補時艱的空言義理。其他還有「閩中學派」、「寧波學派」等等，也各有所長，各有專著行世。有人說：「哲學家和文學家，都出生在亂世和衰世的時代。」如果以這個觀點來看南北宋的文運，似乎覺得哲學和文學又太多了一點。但到了南宋建都杭州百年以後，十三世紀的後期，中國文化儒、釋、道三家的主流，也都如「強彎之末，勢不能穿魯縞」了！由於理學的興起，傳統儒學的「五經」正義的經世致用之學，也已漸形沒落。禪宗從臨安大慧宗杲禪師以後，也已進入「說理者多，行證者少」的情況。道家有與朱熹同在福建武夷山的白玉贍，被後人推薦為繼南宗張紫陽真人的正脈以後，也就轉入元朝初期王重陽和長春真人邱處機所創的「龍門派」的道教了！

我們暫且不管歷史上的是非，再回轉來討論南宋開始的文運，和宋儒程、朱理學的興起，使《大學》、《中庸》大行其道，做為帝王領導學和帝王師之學的由來。

事實上，當南宋初期四代帝王的八九十年之間，和朱熹一和圖書樣，同為當代的名儒學者，同樣具有以正學救時的用心，同時也在講學傳道授業者，並不少數。

前面已經講過北宋末期五大儒和二程兄弟自稱「出入佛老，反求六經」而悟道，突然繼承孔孟的絕學，點燃千古心燈的經過。從現在的我們看來，只如浮光掠影，白紙上有一些黑字而已。而在南北宋之間，這可不是小事，它是足以震撼千古的奇蹟，使當時的天下學者低首向「程門」的，實在不在少數。

可是宋儒的道學，從出入禪道的樊籬，以《大學》、《中庸》為主導的「性理微言」，猶如異軍突起，勢不可遏。其中尤以朱熹所尊奉「伊洛學說」，並自創立以「道問學」為主導的性理學風，更為一般後起學者所歡迎。自朱熹以後，有真德秀和魏了翁二人。皆宗奉朱子的學派，最為傑出。雖然宋室的政權，已在風雨飄搖，垂垂欲墮的情勢之中。但被歷史認為促使宋朝滅亡的先後三大名相，如韓侂冑、史彌遠、賈似道，也都是忠奸莫辨的人物。其實，是因為他們復興無功，建國無能，又在學術思想和政治作為上矛盾衝突，就弄得灰頭上臉，遺臭萬年。不管南宋的朝政如何紊亂，但在宋理宗時期，真德秀仍以儒家理學可以救時的用心，作了一部名著《大學衍義》，極力推崇「大學之道」便是千古不易的「帝王之學」。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為四大綱領，引證經訓，大旨在端正領導人皇帝的「君心」，嚴肅宮廷的齊家之道，排棄幸進者的當權執政等三個要點，都是針對宋室術代衰亂的情形而立論，所以更被當權者所忌憚。史稱其「立朝十年，奏疏數十萬言，皆切中要務」，終亦不免遭受排擠出局的必然結果。

例如在中國文化史上，或是儒家理學史上最有名的陸九淵（象山），便和朱熹有正好相反的治學觀點，他是主張學問修養之道，以「尊德性」為主，但得其本，就不愁其末了。朱熹主張的「道問學」，是由集成學識，加以理性的精思推理而到達「形而上」道的境地，是從捨本逐末入手，恐怕終生不得要領。「尊德性」是先行證入「明德」的「自證分」，自然可以貫而通之，達到一切學問的本際。因此，才有在歷史上著名的朱熹與陸象山在江酉的一場「鵝湖之會」，互相對話，辨證真理的學術會談。結果是各有勝論，難定一是。朱陸異同的「鵝湖會辯」，可以說是南宋初期儒家理學家們「理性主義」在邏輯上的論辯，是為後世學者所稱道的盛事。從西方歐洲的文和-圖-書化史來說，這時還正在經院哲學探究神學的階段。從陸象山、朱熹死去的二十年後，西方的哲學家培根才出生（培根生於公元一二一四年，正當宋寧宗嘉定的第七年）。看來也很有意思。

南宋高宗初期用儒學相號召的文化教育政策，就在這樣的爭辯不定中過了二十多年，但二程之學的門人弟子，高談心性微言的學風，已經大行其道，在年號「紹興」的三十二年間，有「程門」的再傳弟子朱熹，自己主動「上封事」（當時的密奏名稱），首先提出：「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細必照，則自然心誠意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接著第二點，提出安內攘夷的理論。第三點，提出政府官吏的管理治權的根本，還需朝廷的正確決策等等。朱熹的這篇奏疏，除了他首先提出《大學》開頭的「格物致知」為帝王學的根本以外，其餘所論國家天下為政之道的見解，不但現在看來很平凡，在當時看來想必也很平凡。而且朱熹當時的官職，只是一個「監南嶽廟」的「監官」，等於現在湖南衡山的宗教局長，雖然已有「程門」傳人學術上的名聲，但到底還是官卑位小，人微言輕，當然是石沉大海，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但在後世推崇朱子學說的人看來。便認為是無上的高見，因為他首先提出《大學》的「格物致知」為帝王之學，是為儒學出身的學者引起足以自豪的心態在作祟了。

因此，高宗就另下一道詔書說：「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可是當時與「程門」有關的學者，也是開初推薦秦檜的名臣胡安國，又上疏為「程學」辯護說：「孔孟之道，不傳久矣，因（程）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這當然又引起另一些儒學大臣的反駁，反而弄巧成拙。

宋高宗既然不顧宋室的國恥，決心以和議為上策。但他也知道，全國的人心是不甘於三分天下二分亡的局面，主戰和主和派的衝突，也很難調和。因此，他也要學祖先宋真宗那樣的辦法，怎樣可使人民的心理，安於偏安才好。武的不行，只有文的最好。因此先須收服一般讀書知識分子的輿論情緒，就在他倉促登位的第四年，也就是改年號為「紹興」的元年，「詔（追）贈程頤直龍圖閣大學士」。他下的這一道命令便叫「制詞」，大略如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