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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見彗在道光十五年。道光初年，英和獲罪，曹振鏞掌權，宣宗遠賢親佞，造成了一個不痛不癢，疲軟猥瑣的政局。這年正月，曹振鏞病歿，本是人事革新上一個非常好的機會，但宣宗懵然不覺，曹振鏞得諡「文正」，可知其人雖死，流毒仍在，穆彰阿大用，賽尙阿入軍機，於是而有鴉片戰爭、洪楊之亂。無視於彗星的警告者如此！

上引文出自「歷代通鑑輯覽」，原文於「正」下註：「正朔也」；「服」下註：「服色也」。漢文帝迷途知返，不但不惑於新垣平，且亦不惑於公孫臣。緊接着是「詔議佐百姓」，命羣臣凡可以助百姓紓困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這才是眞正的除舊布新，文景之治、孝武盛運，皆非偶然。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宋師北伐，勝算極大，只以高宗私心自用，始終不願父兄南歸；雖然表面上照例常請金國歸還「二聖」，但當金主亮率直質問：「回去了，安頓何處？」使者卽瞠目無以爲對。

值得研究的是，甚麼叫除舊布新，以及怎麼樣才是除舊布新？這可要看彗星之時是何世？大別而言，可分爲三類：

談後勤則自諸將平羣盜後，休養生息，足食足兵，支援前線的力量甚厚。至於民心士氣，普遍切齒金人，樂見規復中原；所謂「直把杭州作汴州」，只是秦檜一黨的心態，並非民氣眞實的反映。

如果僅是誅新垣平，不算除舊布新；可貴的是：

彗星的警告是甚麼：「除舊布新！否則有災禍。」

在統一的時代，彗星所提的警告，有時隱而不顯，常須事後或者數十年乃至數百年以後，才能看出當初之能否接受警告，關係是如何重大。擧數例如下：

彗星的種類很多，以其形態來分，至少有三種；漢書文帝紀：「八年有長星出於東方。」顏師古注：

這個警告，適用於任何人，對甲，同時也對甲的敵人乙。但中國人一向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總以爲這個警告是衝着自己來的，所以管子有這樣的話：

由漢文帝的作爲，可知除舊布新，不外乎納諫、遠佞、微言、恤民四者；或問，何以不言求賢？因爲能納諫、遠佞，則賢才不求而自出，逢有道之君，可爲之時，而其人和-圖-書須求而始出，決非眞正的賢才。

這種天命人事相通說有沒有道理呢？在三十年前我會斥之爲無稽之談。但自人類登陸月球以後，我的想法漸漸改變；這些年稍讀歷史，略明古今治亂之由，領悟天道好還之理，才知道天命人事相通之說，決非妄誕，但難得正解。

明神宗四十八年（萬曆三十五年丁未）。

明世宗四十五年（嘉靖十年辛卯）。

這三個時代被警告的對象不同，統一的時代，當然是警告在位的君主；對立的時代則警告「失和之國」的雙方，誰能眞正除舊布新，誰就是勝利者，警惕的作用格外深刻，至於分裂的時代，彗星純然是提出忠告：「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在羣雄並起的混亂局勢中，最後必由眞正能除舊布新者統一天下。

不論那一種彗星，在中國一向都視作不吉之兆，世說新語：

嘉靖、康熙、乾隆皆是治世，足證哈雷之現，並非不祥；它只是提示一個天道好還，人事上亦應該作一個新的開始的信息而已。

但當一個人的可悲的第二階段來臨時，同時也是可喜的下一代的第一階段開始。這生生不息的循環之理，是宇宙運行的最高法則，統攝天命、人事，毫無例外，是自現代術語的所謂「週期」。人事的週期，「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大致爲一甲子；黄帝命大撓「採五行之情、占斗剛所建」作干支，以十干配十二支，總數得六十，這是人爲的分法。以天命的週期而論，哈雷彗星的一來復雖爲七十六年，但早則和_圖_書七十四、遲則八十年，這個彈性的週期，就人事上重大的變遷而言，更能符合實際。

二、對立的時代；

這就是說：如果雷根討厭哈雷，他不會想到格達費同樣也在討厭。我覺得管子的話，實在有意味，由此可以領會，失和的兩方，禍福之機，繫於是否能接受除舊布新的警告；以及對除舊布新的誠意與手段而定。

前面說過，在對立的時代，彗星的警告作用最深刻，如前所述，可見應驗之快，但不如宋高宗紹興十五年之例，更爲深刻。

三、詔有司：豪强虐民者拘執。

且從古人三十年爲一世之說談起，此爲自經驗法則中歸納出來的一個結論，一世卽一個階段，人生自幼而長，三十歲是一個顯明的表徵；禮記：「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男子至三十歲各種條件皆已具備，足以擔負起綿延種族的神聖使命，故論語說：「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集注釋此謂：「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這就是說：在正常的情況下，人生至三十歲而定型、而守成、無法再作其他選擇。是故三十歲爲一個人自幼而長第一階段的結束，同時也是自長至衰第二階段的開始；合而計之，六十年一甲子，人壽大致爲此數。

這段註解說得很清楚。有兩解，廣義而言，包括隕石在內，皆可謂之彗星；狹義的，則專指「光芒長，參參如掃篲」，民間謂之「掃帚星」而以十七世紀英國天文學家艾德蒙．哈雷（Edmund Halley）命名的哈雷彗星。以下行文，提到彗星，大致皆指哈雷而言。

中華民族自有歷史以來，卽認爲人事與天命相通；或者說天命主宰人事，因此天文上的各種不常見現象，每視之爲「天象示警」。警告的主要對象是以皇帝爲中心的統治階層，而被警告者至少在形式上是幾乎毫無例外地、誠惶誠恐地接受的。

按：漢武年號有「太初」「太始」，無「太元」，當是「建元」之誤；史記孝武紀：「一元囗『建元』；二元以長星，囗『元光』」漢武因長星見而改元「元光」，俾上應天象，即此事。至於哈雷俗稱「掃帚星」，說是會帶來災禍，因而厭惡，則以「報憂不報喜」，如一士之諤諤，往往不受歡迎，自是人之常情；歷史上只有少數英ｍ.ｈetｕｂooｋ.ｃｏｍ.cｏm主，重視並識得彗星所帶來的信息，而且誠懇地接受它的警告或者說是忠告，獲得逢凶化吉，遇難成祥的好結果。彗星決非呱呱亂叫的烏鴉！

至於宣統二年出現的哈雷，應該與明朝景泰七年的見，等量齊觀；適用對立時代之例，與清朝對立者是革命黨；與明代宗對立者是幽居南宮的明英宗。這兩次的哈雷成了「喪門弔客星」，宣統三年與景泰八年郎有武昌起義與奪門之變。但當時清朝的統治集團與明代宗，果能懷於星的警告，除舊布新，譬如以攝政王與載澤爲首的親貴們，不是將政權把持得那麼緊，眞正實施憲政，至少要疏遠盛宣懷等人，清朝決不會亡得這麼快。而明代宗如能知「久假不歸」之非，奉迎英宗復位，則退歸藩邸，得延天年，亦是很可能的事。

三、分裂的時代。

彗者慧也，唯有心人識之——這是我對彗星的價值判斷。

宋高宗紹興十五年夏四月朔，彗出，大赦。除此以外，別無除舊布新的措施。不僅如此，且反其道而行之，「歷代通鑑輯覽」紹興十六年條：

這年爲金皇統六年，五月右丞相韓先死；燕京人，號稱賢相。皇統七年四月，「金主被酒，强諸王飲，不能，俱逃去。金主大怒，時惟戶部尚書宗禮在側，乃使之跪，手殺之。」六月，金殺其橫海節度使田瑴，爲小人所構的冤獄。皇統八年六月，金以完顏亮平章政事。皇統九年十月，金主殺弟，殺后。十二月，完顏亮弒主自立，以是年爲天德元年。翌年，金主亮大殺宗室。

因此，哈雷之不知第幾度現色相，我們要從歷史的「望遠鏡」中去窺視，才能發現它對我們苦難的中國人，會產生如何重大的意義。

故宮文物月刊三卷九期，有陳萬鼐先生一篇談哈雷的大作，他列出一張表，統計秦始皇七年至宣統二年，哈雷彗星二十九見；但漢唐盛世，如漢武帝、唐太宗、唐玄宗在位時，都未見彗星，似乎證實了彗星不祥，其實不然，因爲哈雷彗m.hetubook.com.com星的週期爲七十六年，而自姫周共和以來，從無任何帝皇在位之年超過此數，卽不能保證其在位時必可見彗星。但享祚較長，則見彗星的機會必多，除漢武帝五十四年，宋仁宗四十一年適在週期之中以外，其他在位四十年以上的，都曾爲哈雷所拜訪，列表如下（括弧內爲哈雷出現的年分）：

及至第二年，也就是後元年戊寅，哈雷出現，而適有人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皆詐也，審問是實，新垣平伏誅。

宋高宗三十六年，太上皇二十五年，共六十一年（紹興十五年乙丑）。

漢文帝是仁君；仁君而能有爲，最難能可貴，依個人所見，後世只有清聖祖可以媲美。如康熙二十一年見彗，而這年的除舊布新，較之漢文帝後元七年，更爲徹底。其時方當三藩之亂以後，康熙首於上元大宴羣臣，用柏梁體賦詩，以示偃武修文之意；接下來的大事是：

由此可知，紹興十年的哈雷，警告的作用是多麼深刻？高宗如能罷黜爲金人作奸細的秦檜，局面馬上就會不同；而不理會除舊布新，反而變本加厲地只求苟安，則見便眞的是「天象示警」，荒淫的完顏亮竟得遷都燕京，率師南下。

這些大事，無不饒有重大的除舊布新的意義；祭先師爲對漢文化的認同；祭伯夷叔齊表示容忍明末的遺民，尊重其不仕新朝的志願；流人改發遼陽爲恤囚；豪强指八旗武將，虐民拘執是除特權；而每日臨朝聽政，表示軍事狀態的結束，施政納入正軌。由此而啓的盛運，康、雍、乾三朝，幾乎可說是漢朝文帝、景帝、武帝三代歷史的再現。

清朝第二次見在乾隆二十四年。這年大旱，又有風、雹、蝗蟲等災，且用兵準、回兩部方在緊要關頭、天災兵禍交困，處置不善，易生變亂；而乾隆賑恤不遺餘力，捕蝗不力的省分，總督革職；幾次步禱求雨，憂民之心，灼然可見；又下詔求直言，清獄減刑，禁織造貢精巧刺繡，修省的工夫做得很深。同時這年內外人事，亦有極大的變動；重用阿桂，最足以表現革新的特色。於是十月間平準、兩部的大功告成；自此而往的二十五年，爲有清一朝全盛中的全盛時代。

四、定每日臨朝聽政，春夏以辰初；秋冬以辰正。

漢文帝十六年，自謂善於和*圖*書「望氣」的趙人新垣平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東北神明之舍，天端下，宜立祠，以合符應。」於是造「渭陽五帝廟」，親往祠祭。未幾，新垣平又言：「闕下有寶玉氣」。果然有人獻玉杯，上刻「人主延壽」字樣。於是詔改明年爲元年（史稱「後元年」），大酺天下。新垣平又謂汾陰有金寶氣，周鼎或者會在汾水出現，因而在汾陰建廟，以祈求周鼎復出。在此以前，漢文帝信魯人公孫臣之言，以五行生剋論朝代，秦爲水德，土剋水，所以漢朝爲土德，色尙黃，因而準備改歷，改服色。接着，又爲新垣平之言所惑；「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顯然非有道之君之所爲。

清高宗六十年，太上皇四年，共六十四年（乾隆二十四年己卯）。

梁武帝五十五年（中大通二年寅戌）。

一、以平滇（吳三桂）祭告嶽凟、古帝陵、先師闕里。

這可以明顯地看出來，金國大有可乘之機，外加的壓力足以引起其內亂。至於宋朝的主觀條件是，雖然李綱齋志以歿，岳飛沉冤待雪，但「四大名將」猶有韓世忠、劉錡、張浚在；保蜀的吳玠、吳璘兄弟，蓄銳待發，而且後起之秀，如後來采石磯大破完顏亮的虞允文等，都是將才。

除舊布新，此其時矣！拿出誠「心」來，使成慧。「彗星見，失和之國惡之！」我想，「惡之」者應該不是我。

一、統一的時代；

二、東巡關外，祭伯夷、叔齊；以寧古塔苦寒，流人改發遼陽。

清聖祖六十一年（康熙二十一年壬戌）。

研究這段歷史，放眼哈雷復現色相之下的現實，眞是旣感慨、又興奮。我深深感受到，除舊布新不僅要有識、有志、更要有力；有識、有志固須大智慧，而有力則常受內在的牽制而形成所謂「自我難局」，高宗以一念私心，爲秦檜所挾制，先愛後慘，終於畏之如虎。卽令有識、有志，亦無能爲力。是故統治者要遂行除舊布新，有兩個先決條件：第一，大公無私，因爲無欲則剛，不受牽制；第二，有足够的控制力量。具備了這兩個條件，而有識、有志，則彗星的警告便是適時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