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第三次長沙會戰中，獲得大勝，的確是珍珠港事變以來，盟國在亞洲戰區中唯一的勝利，這時候日本的南方軍，在百日之内，就橫掃盟國在亞洲所有的據點與要塞。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英軍在香港向日軍投降；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英國馬來亞最高司令珀西瓦爾，率領十萬部隊，在新加坡向日軍山下奉文投降；三月五日，荷蘭在印尼守軍司令載帕爾，向日軍今村均中將投降；五月七日美軍司令官溫立特中將（麥克阿瑟僅以身免）在菲律賓向日軍的本間雅晴中將投降。整個亞洲戰局中，只有中國在長沙，痛擊日軍，造成日軍成軍以來，另外一次大規模會戰的惨敗記錄。

在中日全面作戰之後，日軍的攻勢作戰的力量逐步地衰退，華軍抵抗的力量漸漸地在增強，最後中日雙方，以爭奪湖南省會長沙及附近的要地，做爲中日兩國軍事對抗的平衡焦點所在。從一九三九年起到一九四四年之間，日軍總共四次出兵企回攻略長沙，其中三次都被中國的軍隊擊敗，這就是在中國抗日戰爭歷史之中，最爲値得紀念的三次長沙大捷。當然長沙與湖南的軍民，以完全的犧牲與無數的血淚，與守軍配合，寫下這三個可歌可泣的歷史大戰役記錄。

日軍自從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底，攻佔武漢之後，就把兵力沿著長江水道向前推進到岳陽一帶，與中國軍隊隨著新墻河對峙。日本駐武漢的第十一軍，擁有七個師團與數個獨立旅團的兵力，扮演著插入華中心臟地區的戰略機動部隊的角色，中國則以第五、六、九等三個戰區包圍日本的第十一軍，雙方形成一種戰略平衡的對峙狀態。

這時候日軍大本營，已經深爲陷入中國戰場的戰略泥淖所苦，日軍已經無法再增加兵力，繼續深入中國進行攻擊，也就是說，日本很難在戰場上擊敗中國。因此，日本的兩個選擇，其一是採取以戰養戰的策略，設法長期搜刮佔領區內的資源，以維持日軍在中國境內的開支，其二就是設法與中國進行停戰談判，減少日軍在中國境內的數量。結果日本兩者都同時進行，但是兩者都不成功。

日本大本營原先是有意從一九三九年起，逐年減少在中國的駐軍，希望能夠將在華日軍的總兵力，從八十萬人，調整到一九四一年的四十萬人，以減少日本在中國戰場的戰略損耗。日軍大本營甚至決定，縱使日本無法與中國完成和議，日軍也要撤退到長江三角洲與華北地區，大幅減少在中國戰區的消耗，以保持日軍應付蘇聯的戰力。

但是在華的日軍，強烈反對大本營的減縮計畫，，特別是第十一軍的中將司令官岡村寧次，曾經多次的以進攻四川的作戰計畫，上報日軍大本營，要求不但不能減少，反而應該設法大幅地增加在中國的駐軍。只要日軍增加兵力，他有信心可以深入中國作戰、擊敗蔣介石的重慶政府。

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二日，由於蘇聯所支持的外蒙古「獨立」政府部隊，在與日本支持的另外一個傀儡政府滿洲國部隊，在諾蒙罕發生衝突，日本關東軍與蘇聯紅軍，也就「當仁不讓」地由幕後支持走到台前開火，雙方的部隊在諾蒙罕地區進行了一次規模相當激烈的局部戰爭。蘇聯紅軍相當成功地擊敗了日本關東軍的第二十三師團，以及支援作戰的關東軍第七師團的一部，造成日本全國的震動。日軍大本營最怕的就是，這場戰爭會擴大成爲日蘇的全面衝突，因爲日本超過三分之二的部隊，已經陷在中國戰區，假如此時日本與蘇聯爆發戰事，那麼日本實在難以雙線作戰。

這就是史達林厲害的地方，他想要在保持東亞與太平洋地區的利益，但是又不想與日本爆發軍事衝突，既然日本與中國已經打得難解難分，那麼史達林只要等機會，露幾手給日本知道，蘇聯的實力是不好惹的，日本就會知難而退了。因爲日本特別是一個吃硬不吃軟的民族，蘇俄越是偶爾給日本一些「教訓」，日本就越「尊敬」史達林，更不敢對蘇聯有任何的輕舉妄動。

史達林在一九三九年蒙古諾蒙罕之戰，漂亮地展現其國防建設的成果，果然讓關東軍服氣了。日軍大本營立刻撤換整個關東軍的指揮階層：司令官植田謙吉大將，參謀長磯谷廉介中將，都遭到免職的嚴重處分。這時納粹德國爲了進攻波蘭，竟然不顧日本這個「反共」的伙伴，而與蘇聯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日政府因而覺得，軸心國的「反共鋼約」根本不可靠；由於日本的中國事變一直無法解決，日軍主力全都陷在中國戰場，因此現在不是日蘇發生衝突的時機。因此日本設法以低姿態的方式，與蘇聯達成了停戰協議。日本關東軍這種丟人現眼的醜像，造成日軍更不敢在中國戰區進行裁軍而示弱，反而要拿中國軍隊開刀，以繼續支撐皇軍無敵的神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