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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爆發時中日力量之懸殊，蔣介石看在眼裏，急在心裏，那時就已經有發動精神總動員的想法。一九三八年三月七日，蔣介石在武漢召集親信開會，討論有關發動精神總動員的步驟。會上提出：「我們在欲發動全國精神總動員，即應針對敵方的計畫，確定目標，領導全國民眾朝此目標努力，始能發生效果。」不過，一年以後蔣介石才正式發動這場運動，給他啓發和壓力的還是日本先行一步發動的精神總動員。

一九三九年三月，蔣介石在國防最高委員會下設了精神總動員會，蔣介石親自出任會長，並公佈了《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和《精神總動員實施辦法》。

做好這一切工作，不但要充分調動全國的力量，而且要充分協調各方面的工作。事關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戰已經激起了各方面的熱情。組織協調好這些力量，既在抵抗日寇侵略中發揮最大效用，又不至於威脅國民黨的統治地位，可能的話還要改造國民黨的隊伍，借抗日輸入新鮮血液，注入生機，久經政治風波的蔣介石面臨著比軍事失敗、國土淪陷更嚴峻的考驗。

日本在佔領了廣州和武漢後，公開抛棄以前所承諾的「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原則，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日，發表所謂建立「東亞新秩序」的聲明。這實際上是要推翻九國公約所確立的遠東秩序，必然增加與英美等國的矛盾。利用這一有利時機，國民政府積極推動國際社會對「東亞新秩序」的外交反擊。美英為阻止國民政府崩潰投降和「東亞新秩序」的出現，十二月十五日，主動向中國提出貸款援助，分別為二千五百萬美元和一千萬英鎊。

蔣介石雖然掌ｍ•ｈeｔuｂooｋ•ｃom.com握著中國大部分的財力資源，但在與日本的較量中，也同樣深感力量薄弱。抗戰爆發之後，蔣介石一直強調精神力量對抗戰的意義，而「發動精神以配備物質，利用空間換取時間」更是其持久抗戰的戰略。他認為：「我們抵抗日本，先要攻擊日本的侵略精神，如要攻擊日本的侵略精神，就是先要具備我們的立國精神。」南京失陷時，他又發表公告，稱「我之抗戰，唯求三民主義之實現，與國民革命之完成；故憑藉不在武器軍備，而在強毅不屈之革命精神，與堅忍不拔之民族意識」。

雖然以軍事起家並終生迷戀武力，但蔣介石並不願以武人面目示人，統治欲極強的他，在政治風波場上摸打滾爬了十幾年，對權術之道嫺熟之極，他深知武力難以長久維持自己的地位，要服從還必須在武力外下功夫。他構建了自己的一套哲學——力行哲學，並自稱這是對孫中山「知難行易」學術的「發揚引申」，「與總理『知難行易』的學術，不唯不相反，而且是相輔相行的。」十年內戰期間，為了對抗中共及共產主義思想體系，蔣介石承繼戴季陶的思路，極力把儒家仁義道德與三民主義糅和在一起，從孫中山的遺威和傳統文化中為處於艱困之中的國民黨尋求統治依據。

日本的精神總動員運動，引起了當時中國國內輿論的廣泛關注，報章書刊均有研究和評論，這對一直強調精神力量作用的蔣介石無疑是一種強烈的刺|激。在這種刺|激下，國民精神總動員開始從理論預想推向實際操作。

一九三九年一月，國民黨五届五中全會召開，設立國防最高委員會。這是國民黨抗戰時期的最高領導決策機構，也是國民政府在摸索建立以蔣介石個人為中心的對黨政軍實行最高統治的最終形式。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對於黨政軍一切事務，得不依平時程序，以命令為和-圖-書便宜之措施」

然而，蔣的這一舉動是在其一九三九年前後連續推出加強個人獨裁措施，國共關係發生逆轉的情況下發生的，這就決定了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的多重性質。

蔣介石深知，政治上得勢必定會推動軍事的轉機，而這些又將他成為重定乾坤、舉國擁護的領袖。在加緊同最具威脅性的對手——中國共產黨談判的同時，蔣介石開始從國民黨組織的改革上下功夫，為將來作打算。

從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到國民公約、誓詞，始終都沒有離開「抗日」「救國」等字眼，這在汪精衛叛國投敵，引起抗戰情緒動盪的情況下，對於堅定全國的抗戰意志，增強國民黨抗戰力量，是有十分重大的意義的。正是由於它的主旨是為了堅持抗戰，延安的中共領導人對此也作了積極回應，號召全國民眾擁護蔣介石抗戰到底，反對一切漢奸賣國賊，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

在總結抗戰前期經驗教訓的南嶽軍事會議上，蔣介石對此講得更加直白：「我們現在要爭取第二期抗戰的勝利，達到最後的成功，我以為需要物質上的成分少而精神上的成分多，而且我們現在物質不如敵人，將來更感困難。如果我們要專憑物質來戰勝敵人，必難成功；如果我們的士氣和精神不強，紀律不好，雖有如何好的武器和優裕的物質，亦不相干。所以精神的修養和道德的提倡，乃是我們高級將領最大的責任。」

國民黨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正式開展全國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蔣介石在重慶親自主持首次會議並訓詞。會後，重慶萬餘人進行了火炬遊行。此後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在各地開展起來。

強調精神力量的作用，尤其是精神力量高於物質力量，其實是中國近現代許多政治人物共同的特點。近代以來，中國正處在由封建王朝向近現代民族國家演變的過程中，組織性並不嚴密，孫中山稱之為「一盤散沙」，中國人本來就是靠精神文化聯繫在一起的。

自武漢撤退之後，國民政府所面臨的中心問題，是如何在落後的西部地區維持國家機器的m.heｔｕｂoｏk•coｍ.ｃoｍ正常運轉。國民政府要完成立國西南進行持久抗戰的既定戰略，有大量的事情需要妥善安排：使中央政權能在西部立定腳跟，組織好社會生活，安排好工業生產，調整好主要靠公路的交通運輸與通訊系統，安置好內遷的高等學校與新設置的十餘所大型全公費的國立中學和科學研究機關與文化團體，整頓西部地區的政治與社會秩序，安頓好由東部轉移至西部的大量難民。

《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稱：「吾人回顧十八月以來奮鬥之經過，而檢討其缺失，則物質條件之欠缺固甚明顯，而精神條件之未備尤萬居首要。」「所謂國民精神總動員者」，為「集中其一切意識思維智慧與精神力量於一個方向，而提高之」，它不僅為排除暴敵之侵略，「尤在於努力抗敵之中，樹立戰後建國之永久基礎」。國民精神總動員的共同目標是：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所謂國家至上民族至上，就是必須認定「國家民族之利益應高於一切」；所謂軍事第一勝利第一，就是要求「國民一切之思想行為，均應絕對受國家民族軍事利益之支配」，「竭其全部之智慧與全中國精力，以求取軍事之勝利」：所謂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就是「要求國民全體的思想，絕對統一集中於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與軍事第一勝利第一兩義之下，不容其分歧與懷疑，不容作其他之空想空論」。

國民黨政權具有軍閥的特徵，蔣介石要獨裁，但各地方勢力擁兵自重，造成他沒有絕對權威。蔣採取縱橫捭闔的手段，對地方勢力又打又拉，但始終沒有使之聽命於自己，相反，時時尋機發難，逼他下野。為此，蔣曾憤恨地說，封建割據的實際，仍潛伏在形式的統一之下，當今中國的病源就是地方割據。在内外交困的時刻，蔣介石在加強專制獨裁和加強對民眾控制的同時，不失時機地在其力行哲學中充實了民族主義精神，決定發動「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以使思想意識的統一與權力的集中相一致。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一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表宣言稱：「總理昔日講述軍人精神教育，痛切說明『人類有精神之用，非專恃物資之體』，『欲任非常之事業，必有賴非常之精神』提出『抗戰精神之徹底振作，此實抗戰建國勝利成功之最大保障，必須盡全力以實行者也』。」

二月二十日，蔣介石在國民參政會上提出《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及其實施辦法》。三月十二日，蔣介石通電全國實施動員。據蔣報告，國民精神總動員是為「集中國民一切意識思維、智慧與精神力量，於一個方向而提高使用之」，使國民「每一分子皆能根據同一的道德觀念，為同一的信仰而奮鬥犧牲是也」。

通過設立國防最高委員會，確立了蔣介石對黨政軍一元化領導的高度集權體制。這種體制既包含了抗日的戰時政治體制的要求，也是國民黨「建國」政治體制努力的方向。那就是以國民黨一黨、蔣介石一人為中心，實現獨裁專制。並且在這次全會上還規定了實施《國民抗敵公約》的辦法，其中規定：全國民人以保甲為單位，宣誓「服從最高領袖蔣委員長之領導，盡心盡力，報效國家」；宣誓後如違犯誓言，要「依法治罪」，以此嚴加控制人民的思想、行動，禁止人民的革命活動。

深陷中國戰場的日本政府為調動其國民支持戰爭，緩解矛盾，在通過全國總動員法案的同時，發起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五日的内閣會議上，決定組織「精神團體」，設立理事會和評議會，公推近衛為總裁，內務相末次信正副之，全體閣僚，貴族院、眾議院的委員長，政黨總裁及内閣參議等為顧問。當日，內閣還通過「國民精神總動員旨要說明書」，宣稱：「此次運動目的，不唯宣傳『事變』意義，企圖更集中『物心兩用』力量完成『東亞建設』，包括國民各階層皆在組織之內。」

蔣介石在聯共抗日的同時，他也念念不忘要「剿滅」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武裝。在軍事限和_圖_書制的同時，鑒於統一戰線的存在，蔣介石更注重從政治思想方面限制其發展，使之逐漸失去在群眾中的影響。精神總動員的主要内容就是宣揚民族主義，蔣介石從中看到削弱共產黨思想影響的機會。他欲借民族主義來宣揚中國古代固有的文化道德，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及共產主義思想體系在中國存在的合理性。

在蔣介石看來，中國近代史上，中國遭受侵略是由於傳統主流文化精神的喪失和西方文化的衝擊。他認為：「如今一般人不講究固有的好道德，視為陳腐的東西……所以幾十年來，弄得人欲橫流，四維滅絕。」「如此國家，當然要被外國人侵略壓迫」。他所指的「西方文化」除了資產階級文化外，還包括五四以後在中國廣泛傳播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所以，這次運動還有它消極的一面。

在國民黨五届五中全會上，蔣介石表示：「我們的精神絕對不要被敵人所脅制，我們絕對不能受敵人的欺騙，我們一定要堅持抗戰到底，不但使敵人過去『速戰速決』的目的不能達到，而且使他們『速和速結』的陰謀成為粉碎，這就是我們今日唯一的方略，這就是敵之失敗，也就是我國勝利的基礎。」

就在處境艱難的蔣介石認為終於有了轉機的時候，在日本的威逼誘降下，國民黨內對日妥協投降分子又活躍起來，以汪精衛為首的親日集團公開叛國投敵，時局進一步嚴峻起來。黨國副總裁叛逃降日，一時謠言紛起，人心惶惶，國民黨內開始籠罩一種悲觀失望的情緒。為了挫敗日本侵略者的政治誘降，澄清因汪精衛集團投降而引起的思想混亂和政治動盪，堅定民心穩定軍心提高士氣，蔣介石加緊了建立自己絕對權威的步伐。

抗戰之前的中國，四處瀰漫著絕望的氣氛。「三十年代是一個令人痛苦的年代，是一個民族自我譴責的無情時代」，一位作家悲嘆道：「在中國，一切都落後於西歐」。全民族的抗戰一度使國人精神振奮，但戰場上的節節敗退，以及國民黨要員散佈悲觀言論甚至公開投敵，使民眾再次陷入迷茫。在這樣的背景下，的確有必要來一個精神總動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