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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來放毒的人，鮮有不中毒的，從來的玩火者也很難逃脫自焚的命運，這是冥冥中的報應，也是歷史的懲罰。如果你喜歡，也不妨把它稱爲「不以人意志爲轉移」的「辯證鐵律」。一直到了今天，文革已過去了十年，紅衛兵運動更過去了廿年，但我們仍在無數的文章中，聽到對紅衛兵的入骨譴責。但我們還沒聽見，至少是幾乎沒有聽見，譴責紅衛兵的人們，也能承認乃至反省自己應負的責任。中國啊中國！什麽時候，什麽原因讓妳變得這麽缺乏自我反省的能力呢？

毫無保留的效忠換回的報酬是豐厚的。洋房、小臥車、司機、文藝一級的高薪，以及全國文聯、作協的副主席，北京文聯主席的頭銜，還有那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常委的政治待遇，所有這些，都會讓老舍的同文們羨慕和妒嫉過不止一陣子。劉賓雁曾把對黨的忠誠分爲三種，老舍那種「以順爲正」的妾婦式的愚忠，自然應劃歸入「第一種忠誠」的範圍。「第一種忠誠」帶來的榮耀和寵幸，按照常理類推，卽使不能傳之子孫，至少也應及身而止。然而正是老舍們起勁地鼓吹「一分爲二」的階級仇恨和階級鬥爭哲學，逼著每個人不斷地在自己的師友親戚以至兄弟父母妻子中發掘和製造「階級敵人」。不停地仇恨下去，鬥爭下去，不到地球上剩下最後一個人，仇恨和鬥爭便不會停止。老舍在黨的指揮下，每天忙著爲仇恨和鬥爭的熊熊烈火搬柴運草，一心要燒盡一切「階級敵人」，卻和圖書沒想到烈火首先吞噬的，竟然會是他自己。

舒乙的文章，確是「字字看來皆是血」，寫得委實驚心動魄。老舍對黨的愚忠，落得個如許收場，讓人對這麽一個黨，不僅寒心，而且齒冷。只是文章中，仍然還是只有足够的譴責，而完全沒有任何反省，故仍不脫時下悼念文章的陳套。舒乙把乃父稱爲「烈性」的「硬漢」，我明知對死人有點失敬，但仍不能不稍有懷疑。因爲「烈性」的「硬漢」大概是不會有機會成爲北京城「四大不要臉」之首的。他引巴金的話，稱道乃父爲「中國知識分子最好的典型」。「最慘」容或有之，「最好」卻一定不合乎事實。老舍的死，其實是死於報應。報應，套一句《臺北人》中瞎子師娘的話，就是所謂的「冤孽」——這還是比較忠厚的說法。我的朋友冬冬，或許還會有一更公正的說法。但一公正便不免有傷感情，爲存忠厚起見，不提也罷。

老舍還不是中共黨員，他不曾入黨的原因，究其實是黨認爲讓他繼續留在黨外比進入黨內能更迷惑人些。不是黨員的老舍，卻比任何一個黨員作家都更馴服、更賣力、更俯首貼耳和忠心耿耿。老舍壓根兒就不是什麼「人民藝術家」，他是不折不扣的「黨的藝術家」。他在一九五〇年後的作品，都是在黨的指揮棒指導下泡製出來的「遵命文學」。黨叫他幹啥，他就幹啥，只要黨需要，在老舍的心目中，沒有不可以犧牲的個人人格尊嚴和獨立思考，m.hetubook.com.com以及廉恥和所謂的「面子問題」。無條件地向黨「一邊倒」，使他勇奪北京城「四大不要臉」之首，連大喊「斯大林爺爺」和「太陽與鋼」的郭沫若也只能瞠乎其後。

每個人有每個人自己的一本帳。我無意替紅衛兵辯解和開脫。沾在手中的血腥，或許能讓時光的長流冲淡，但卻永遠不能洗脫。少年時由於無知和受蒙蔽而犯下的罪愆，要一輩揹上良心的十字架來償還。只是，誰在中國整整一代赤子的無瑕白壁中，層層噴上階級鬥爭和階級仇恨的毒漆？是誰每天都在教他們對「階級敵人」要「絕不施仁政」？是誰每天都在警告他們「對敵人仁慈，就是對人民殘忍」？是誰每天都在提醒他們「能恨，才能愛」？又是誰在鼓勵他們把「階級敵人」打翻在地，還要「再踏上一隻腳」？家中的父兄，學校的師長，提供「精神糧食」的文藝家，尤其是各級機關的官老爺們，你們難道就不要負責？

中外的文學批評家在惋惜老舍的橫死時，都忘不了給老舍頭上戴上「人民藝術家」的桂冠。顧名思義，「人民藝術家」應該是人民的代言人。試問自一九五〇年以來，血淋淋的「鎮壓反革命」，「掃地出門」的土改，箝制思想言論學術自由的「改造思想」，以及「反右」時的「陽謀」，「三面紅旗」下的遍地餓殍……中國人民長期在封建加法西斯的暴政蹂躪下的血淚，以及他們呻|吟和掙扎著的雪雪呼痛之聲，老舍憤慨過沒有？抗議https://m.hetubook.com.com過沒有？在文學作品中反映過沒有？沒有！沒有！沒有！

逼死老舍的直接凶手是今天人人都唾罵的紅衛兵，舒乙在文章中，還特別提到在派出所中輪番毒打他父親的「少年們」，尤其是其中爲數不少的「女孩子」。凡是經歷過文革的人都難以忘記，在紅衛兵中，打人打得最凶，折磨人的手段最狠辣的，絕大部份是些天眞爛漫，涉世未深的初中生。我曾親眼看過廣州六中初中一年級的一個小女孩，蘋果一般紅潤的雙頰，天使一般純眞的微笑，一隻腳踩著老師的腦袋，雙手握著棒球棍往老師身上猛捶，小辮子上的黃蝴蝶結上下飛舞。告訴她打人是違反政策的，她眨著點漆般明亮的大眼睛，一臉不解地詢問：「……可是，可是，書中和課本中，不是都在教我們把階級敵人打翻在地，再踩上一隻腳嗎？」

老舍做夢也沒想到，自己會在一夜之間，便由革別人的命到被別人革命，專別人的政到被別人專政。「反革命」而且還是「現行」這一頂如山鐵帽，徹底壓垮了老舍的求生意志。懷著比天還大的冤屈，他去跳了北京德勝門外的太平湖。在投湖的前夕，他告訴妻子胡靑：「人民是理解我的，黨和毛主席是理解我的，總理是最了解我的。」他拿著用工筆手抄的毛澤東詩詞，在太平湖邊坐了一整天，由上午一直到午夜。他不想死，他還在苦等苦盼，但人民並不理解他，因爲毆辱他的沒有一個不是人民；而「最理解」他的黨、毛主和*圖*書席、周總理卻始終沒向他伸出拯救的巨手。他最後只好咬牙跳進水中，什麽遺言也沒有留下。

今年六月，「北京話劇團」在新加坡公演老舍撰寫的話劇《茶館》，新加坡文化界的一些朋友曾約我一道去觀賞，但都被我一一婉拒了。我不去的理由很簡單：《茶館》已拍成電影，而這電影我在一年前便看過，我受不了演員們逢說話便拖慢半拍的節奏，我更受不了在「四人幫」倒臺十年後的今日，還有人公然在舞臺上宣揚「只有革命，不能改良」的極左路線，以及「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會打洞」的紅衛兵時代的血統論。還有一更重要的原因——我不願說出口的原因——我受不了一九五〇年以後的老舍，尤其是在讀完了老舍的兒子舒乙所撰寫的悼念文章——〈老舍的最後兩天〉——之後。

「千苦艱難惟一死」，要老舍因「爲民請命」而甘冒抄家殺頭的風險，未免有點強人所難。但是，他若還有點良心，至少可以像沈從文、吳祖湘一樣，在一九五〇年後封筆不寫啊。老舍封筆了沒有？沒有！豈止沒有，他還要用他那欺盡天下人的大筆，把屠夫的獠牙，妝點爲菩薩的笑靨，把人民的血淚呻|吟，幻化成對黨的鮮花禮讚。皮厚心忍再加上在向上爬的動力下激發出來的勤奮，他寫出了鼓吹階級鬥爭，煽動階級仇恨，讚美極左路線的大量作品，光是劇本就有十二部之多。難怪和_圖_書中共派往文藝界的「奴隸總管」周揚，在一面鞭撻怠工作家的同時，一面又總不忘把老舍擡出來，作爲全國作家都必須學習和效法的「勞動模範」。

他的投水只換來一紙「自絕於人民」的「現行反革命罪」的證明書，以及死無葬身之地的徹底揚棄，連骨灰都不許保留，所有這些，都在舒乙的文章裏提到了。他的妻子，在他的屍體前，都曾被逼和他這個「自絕於人民」的「現行反革命」劃清界線。胡絜靑還說「該死」，這種慘絕人寰的恨事，在大陸言之鑿鑿，可惜舒乙在文章裏不忍提及。

等待著他的，是紅衛兵精神上的踐踏和肉體上的毆辱：「皮帶、拳頭、口號、唾沫全砸向了他一人」，毒打之後還要被戴上「現行反革命」的帽子，戴上「現行反革命」的帽子後還要被扭送派出所，被扭送派出所後還要遭受無知少年男女的輪番毒打，一直到深夜……

文化大革命的風潮排山倒海而來，老舍一心以爲這次「文革」也和歷次政治運動一樣，只不過又是在鬥爭別人，革別人的命。他自殺前二十多天，在人民大會堂遇到巴金，還鄭重其事地要巴金代爲闢謠：「請告訴上海的朋友們，我沒有問題！」正出於對「我沒有問題」的確信，老舍不遵醫囑，迫不及待地扶病上班投身運動。然而，正如舒乙在文章中寫的那樣，「命運無情地嘲弄了他的獻身精神。著急呵，著急，事與願違，他竟以最快的速度直接奔向生命的終點。這一天便是他出院後上班的第一天——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