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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看沈三白的《浮生六記》，翻開書本第一頁就看到林語堂序中的這幾句話。非但與我心有戚戚矣，而且竟然覺得這應該是我的「夫子自道」。林語堂對芸娘的看法是一廂情願的臆想，而我呢？卻認為句句眞實，只須把「芸」換成「瑩」就行了。

因此我想重讀《浮生六記》，因為這是記述一對夫婦在日常生活中的感情。自從林語堂為之作序，奉為經典之後，不知道有多少癡男怨女為之傾倒。但我三十年前初看此書，並不覺得芸娘有什麼好，也許當時自己年少氣盛，正在追求徐志摩式的愛情，當然更不想草草結婚，生怕敗壞了我一向嚮往的浪漫情操。此次重讀，卻又覺得書中所寫的樂趣太少了，只寫了兩卷——「閨房記樂」和「閒情記趣」——就「坎坷記愁」起來，終至於遭父母放逐，窮困潦倒，而芸娘又英年早逝，更不是我願意接受的結局。俗話常謂紅顏薄命，但為什麼悲劇都和女人有關？沈三白等到芸娘已逝之後才圓養生之道，是否為時已晚？又有什麼意義？他在此書最後一章中說：「然情必有所寄，不如寄其情於卉木，不如寄其情於書畫，與對艷妝美人何異？可省許多煩惱。」此言差矣，只不過他的「美人」已逝，只好退而求其次，故作文人之狀而已。我和玉瑩婚後的第一件事就是養生！其實早在我們開始單獨交往的時候，她就默默地擔負了為我養生的責任，半年之內竟然把我自己任意糟蹋的身體復元過來，所以我們在此一反《浮生六記》之道而行，正因為我和_圖_書們更珍惜安樂。林語堂說：「在未得安樂的人，求之而不可得，在已得安樂之人，又不知其來之所自。」我認為他只說對了一半，至少我非常清楚，和我的「瑩娘」一起生活的安樂其來有自，而這種安樂是經過多年來的感情經驗以後得來的，也可以說得來不易，更值得珍惜，這是我們「養生之道」的第一要義。

我終於在一生甲子之年和玉瑩結為夫婦，這只能說是緣份。我們都姓李，我也會戲稱五百年前我們本是一家，如果屬實的話，我也只能解為姻緣前世已訂，卻要我們在今世活了大半輩子才終於認清彼此，如照現代人的說法，人生一切都和「逢時」或「不逢時」有關：在某一個時候只能有某種關係，而所謂「水到渠成」也是時間的賜予，時間眞像一溪流水， 淵遠流長，它有無數轉折，但永不會枯竭。我和玉瑩的感情，既是時間所造成，所以也特別覺得深厚，時間是無盡頭的，所以我們的感情也絕不會有枯竭之日。就以最尋常的觀念來說：普通人二三十歲結婚，到我們這個年齡即使不子孫滿堂，至少也是「老夫老妻」了吧，生活隨時日的流轉而逐漸變成俗套，其意義可能隨子女的將來而轉移。而我和玉瑩反而感到時不我予，禁不住要彌補已逝的時間，雖然年華已逝，但也愈覺「現在」的珍貴，這是一種很自然的感覺。我們多年來建立的感情本源自日常生活，所以也表現在我們日常生活的情趣中。

「芸，我想，是中國文學上一個最可愛的女人……m.hetubook.com.com她只是我們有時在朋友家中遇見的有風韻的麗人，因與其夫伉儷情篤令人盡絕傾慕之念，我們只覺得世上有這樣的女人是一件可喜的事，只顧認她是朋友之妻，可以出入其家，可以不邀自來和她夫婦吃中飯。」

後來玉瑩看我太過不修邊幅，家裡弄得亂七八糟，乾脆重作馮婦為我清掃，並以我所付的微薄酬金接濟家用。我在芝加哥八年，至少有一半時間是和她夫婦「相依爲命」的，多年來我的感激之情自非筆墨能形容，因為這種感情來自日常生活，沒有曲折離奇的情節，也沒有驚天動地的激|情，只能用最普通的日常語言來形容。多年來我和他們夫婦不無「促膝暢談書畫文學」的機會，但更多的時間還是在閒話家常， 而這種「閒情」也日積月累，成為我精神生活的一部份。我們十數年來的友情也是時斷時續，細水流長。他們在一九八八年雙雙返港，我也在前一年終於結婚，雙方音訊斷了四五年，待我再次在香港見到他們的時候，他們已經分居，時過境遷，令人悵然，而我顧念前情，也會屢次勸他們重修舊好，但已經覆水難收，所謂家家有本難唸的經，我雖身為摯友兼師兄，但也愛莫能助。再過幾年，我自己的婚姻也悄然終結。

我第一次見到玉瑩的感覺就是「在朋友家中遇見的有風韻的麗人，因與其夫伉儷情篤令人盡絕傾慕之念」，我當時——在芝加哥大學任教——只覺得世上有這樣的女人是一件可喜的事，因為可喜，所以當我被邀到她家和-圖-書作客時，心情特別愉快，而這種愉快的心情也非因我「情有獨鍾」所致，不少在芝大唸書的同學——現在大多仍是他們的朋友——到她家吃飯時恐怕都有類似的感覺。他們家常常在週末大開飯局，普渡眾生，尤以香港來的學生最受優待。我雖然年齡虛長十數歲（她夫婦稱我為師兄），但在精神上早已和這些年輕學子打成一片，甚至久而久之，變成熟朋友之後，我真的是「只顧認她是朋友之妻，可以出入其家」，甚至可以不邀自來和她夫婦吃晚飯，最後乾脆毛遂自薦，每週兩三次到她家搭伙，反正當時我是光棍一個，又是她夫婦的師兄，所以出入其家「搵食」之際，竟然也逐漸口無忌憚起來，吃飯的時候大吹大擂，上自國家大事，下至風花雪月，無所不談，甚至故意炫耀我的「賣老之術」，加油加醋地講起黃色笑話來了。記得玉瑩當時非但不以為忤，而且往往開懷大笑，而其夫則頗正人君子，每每淺笑即止。所以每次到他們家吃晚飯，我都可以洗卻一天的疲勞，心情輕鬆得可以任意翱翔於五湖四海——當然早已忘記了自己在芝加哥湖畔居所中的孤寂和冷清。至於玉瑩的廚藝之得心應手，當然更不在話下。

這本書的各部份是自然串連而成的，我本想寫一個浮生七記或八記，但又覺得掠古人之美，有自鳴得意之嫌，不如以雜亂無章的「散文」形式寫出來，並故意在「理論」上混淆家庭和公共的領域，不假公濟私，也不以私為公。我甚至鼓勵玉瑩把她多年來自創的食譜和養生秘訣也和圖書放在裡面（當然她寫不完的話也可以單獨再出一本書），增加一點實際效果。也許，這本書可以開創一個「多聲體」的新形式，以便雅俗共賞，那將是我們享有的最大樂趣。

我和玉瑩合寫的這本《過平常日子》，表面上似乎在追溯沈三白的《浮生六記》，但在內容上當然大異其趣。我和玉瑩都嗜愛中國文學，雖有憶古的幽思，但都自覺是現代人，沈三白書中所描述的樂趣和憂愁，我們只能同情，卻不能重蹈覆轍。也許，玉瑩和我仍有一點浪漫餘情，所以也不承認在這個所謂「後現代」的時代中，人生只有慾望而沒有愛情，只不過我們必須把愛情重新定義，把它作為「安樂」的先決條件。然而我年過半百之後，當然也早已超越了徐志摩式的盲目理想，事實上，徐志摩和陸小曼結婚後生活並不愉快，如果他不是墜機而死的話，說不定還要再離婚一次，即使他和林徽因結為夫婦，也不見得比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生活更幸福。林語堂說「知足常樂」是中國文化的最大特色，但徐志摩畢竟是五四時代的人，他當然反傳統，當然不會知足的。我在前半生一意追求徐志摩的愛情理想，所以也不知足。如果以《浮生六記》為典範，我們只能說他和芸娘之所以能知足，是因為兩人早已個性相合，沒有經過戀愛或追求愛情的過程，這在傳統文化和文學中容易得到，而在錯綜複雜的現代社會中是很難尋求的。《浮生六記》中所描述的「知足常樂」也是從夫妻的日常生活中得來，沒有生活，何言樂趣？我反hｔtps://m.ｈetubｏｏｋ•ｃom.cｏm省自己前半生卻覺得自己根本不知道生活為何事，只在愛情和事業的兩極中作奮力不懈的殊死鬥，眼看別人個個成家立業，我卻不自覺地反其道而行，先立業後成家，而中年成家以後卻又因經驗不足而失敗，所以余英時先生聽到我和玉瑩結婚的消息後，說了一句妙語：你終於「修成正果」——所謂正果，當然不是指佛家的超越凡塵或看透俗世，而是恰得其反，是說我終於「修」到常人所經歷的婚姻生活。這種生活，對別人可能早已司空見慣，但對我而言還是很新鮮，而玉瑩的感覺也是如此，她甚至還在牀頭放了一個筆記本，隨時記下我們之間的一些生活上的「情」和「趣」，積少成多，這才引動了我們合寫一本小書的念頭，不但為我們所珍惜的生活留點記錄，也可以以此告慰友朋的關心，甚至可以使部份不相識的讀者莞爾一笑或感受一點溫暖，我們就予願以足了。

我和玉瑩雖然同病相憐已久，但是從未單獨見面。我每次來港，必會約他們夫婦吃飯，我也只顧認她是朋友之妻，只覺得他們伉儷之情不會消失，當然我也「盡絕傾慕之念」。不過，正如林語堂所說，我在玉瑩身上「似乎看見這樣賢達的美德特別齊全，生中不可多得」，至於是什麼樣的美德，我當時也說不出來，只是有時心中偶有一股「歪念」：誰不願意和她結為夫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