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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去世了，我念念不忘的卻是他無窮的生命。我至今還不能相信他的肉體已不在人間，在感覺上他似乎像明月、清風、和愛荷華這片「溫柔的土地」（這是美國另一位大師考普蘭所作的歌劇的名稱）一樣，永恆的存在，而且，對我而言，更添賦了一層歷史和生命的意義。

我就是無數的受惠者之一，在感激之餘有時也不免浩歎：保羅的這個崇高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藝術的獨創性已經不再受所有的人尊重，在所謂西方「後現代」的當今環境中，作家和讀者之間的關係越來越生疏，作品和商品的關係卻越來越密切，作為一個藝術家和文學家，只能在校園內得到某種程度的保護，這恐怕也是保羅始料未及的，因為當年他的目的是以寫作衝破學府，使學者尊重創作。這兩年，美國現代藝術上的幾位巨人連續故世：作曲家亞倫．考普蘭、指揮家伯恩斯坦、舞蹈家瑪莎．格蘭姆，還有詩人保羅．安格爾。在我的心目中，保羅一直是那一代碩果僅存的少數巨人之一，隨着他們相繼謝世，廿世紀終於結束，在這個世紀的盡頭展望廿一世紀的新文化，我實在不敢樂觀。

我的岳父保羅．安格爾過世的時候，南加州陽光普照，而芝加哥當天卻是陰沉沉的。保羅一向不喜歡芝加哥，我在芝大任教的時候會三番四次地請他和華苓來玩，他都支吾搪塞過去了，不過每次路經芝加哥海奧爾機場的時候，他們總會打個電話給我，我雜事纏身常常不在家，在電話答錄機中聽到華苓和保羅的聲音，仍感到一份親切。

安格爾所代表的文學精神，我認為是卅年代美國鄉土主義和歐洲現代主義最完美的結合，他不但植根於愛荷華（有一次他笑着說：「我從生下來到現在，只走了二十多里地！和*圖*書」），而且也真正把歐陸的所謂「高峰現代主義」（high modernism）的傳統發揚光大，他那一代的人擁有的藝術視野是世界性的，尤其對於藝術的獨創性（originality）最為關注，他數十年孜孜不倦地為作家服務——發掘、提拔、哺育無以計數的作家（美國當今的文壇名人，至少有一半是他發掘的）——也因為他堅信作家不同凡人，作家有獨創性，是與生俱來的，不能在工作坊中仿製，然而作家具備了天份異稟之後，仍然需要特別的滋養，才能開花結果，保羅首創的工作坊的方式就是把作家聚在一起，互相切磋磨礪。作品雖然是作家獨創的產品，但在產生的過程中，就像生孩子一樣，處處需要照顧， 甚至在孩子呱呱落地後逐漸成長的艱難過程中，也處處需要父母的保護和提攜。這就是我對保羅獻身文學的領悟：他原是一個獨創性很強的現代詩人，卻自願把開創者的角色轉換成一個為所有作家開創園地的人，他在愛荷華精心設計了一個獨特的人文環境，他採用的滋養方式就是一種發自純樸的鄉土的真誠和愛心，這種愛心是無邊無際的，就像藍藍屢次對我說的一句話：「老爹把一生奉獻給別人，他沒有一點私心，他只是無窮無盡地給、給、給。」

如果我要為他寫傳記，他不見得會答應，而我也笨拙，恐怕不能勝任。幾年來在「酒」餘飯後我成了保羅的知音，這也是我的緣份。早在我認識他之前，就從不少中國作家口中知道他的助人精神，開始仰慕他，也時常為他抱不平（至今仍然如此）：為什麼中國人聚在一起的時候只談中國的事？為什麼沒有中國作家問起他的西方學養？（誠然，語言是一個障ｈeｔuｂｏoｋ.coｍ•ｃom礙）而他對於中國人和中國文學的瞭解和關切，卻遠遠超過任何的中國作家對於他的美國鄉土傳統和西方現代文藝的興趣，於是我不揣淺陋，一開始就和他談西方文學，這是我的幸運，有時候我也打趣地對他說（其實他卻是如此）：「你是我的師主guru，我卻不配作你的徒弟。」然而，保羅對我的關懷，卻遠遠超過了一個岳父對女婿的照顧。在我開始和藍藍交往的時候，那年暑假華苓剛好隻身到大陸旅行，不在家，保羅更感到孤單，他們伉儷情深，生活上是分不開的，也很少分開過，華苓走後，藍藍是他最親近的女兒，常去照顧她的「老爹」（後來我也隨着用這個中國式的親熱稱呼叫他），所以附帶着我也和他親近起來，我和藍藍的婚事早就在未婚之前得到他的祝福。後來我非常誠懇地去徵求他的同意，他很高興，藉機又講了另一個文壇掌故，並引用了他的一位朋友對未來女婿說的一句話，內容頗為大膽，在此不便洩露（走筆至此，我好像又聽到保羅爽朗的笑聲！）。保羅和華苓那個溫暖的家，也成了我的家，獨身已久的我從中得到的溫情、滋潤和教誨，是筆墨無法形容的。當然，我也必須承認：我的「食客」陋習依然改不了，在他們家裡不知吃過多少次美食，那張廚房旁邊的飯桌子，變成了我常駐之地，因為只有在那個「小天地」 的笑聲中才使我深深體會到保羅的偉大，和一種只有偉大的文學作品才能表達（而我卻無法形容）的人的溫暖。我感到生命充實多了。

然而，保羅終其一生是樂觀的，他從來沒有自哀自憐過，他永遠充滿了活力，永遠有做不完的事，他的驚人的精力，正像他驚人的記憶一樣，可以喚起每一個和_圖_書人的生命，也使他的生命交織在每一個人的生命之中，他尙未完成的回憶錄的名稱是Engle Country——這兩個英文至少有三種意義：安格爾的家園、鄉土、國家；「國際寫作計劃」成立後，他的文學「國家」更伸展到世界。而我們所有受到他恩澤的人，不論是在愛荷華，或是在紐約、洛杉磯、台北、香港、北京、新加坡、新德里、布拉格、布達佩斯、華沙、列寧格勒、里約熱內盧、或南非……都是「安格爾家園」的孩子；不論我們流落在世界任何角落，他永遠與我們同在。

聽到華苓的聲音，我驚獃了，心中充滿了罪咎，恨不得身在芝加哥，可以立刻開車趕到醫院去，我擔心的是華苓一個人困在一個陌生的環境（她也不大喜歡芝加哥），正是需要親人的時候，我們卻偏偏不在身邊。下意識中我卻仍然無法接受這個事實，要和保羅再談一次。我和保羅的關係，在記憶中就是一次又一次的長談，兩個人一杯在手——他喝了很多艾酒的馬丁尼，我喝加了很多冰的Scotch——暢談文學。我總是有意地引他回到卅年代的歐洲，因為保羅三十年代初期在牛津大學讀書時會暢遊歐陸，見到歐洲文壇和藝壇上的很多名人，他當時還是一個年輕詩人，剛剛嶄露頭角，他的詩集《踩過的大地》（Worn Earth）於一九三二年獲得耶魯大學的「最佳年輕詩人獎」，次年得以最有名的英國「洛兹獎學金」到牛津就讀，以一個年輕人的虎虎朝氣和旺盛的精力，投身在一個傳統悠久的學府中磨煉，攻讀文學和哲學，並苦修德文，課餘參加牛津莫頓學院的划船隊，鍛鍊身心意志（這一直是「洛獎學金」選拔學生的標準：智育和體育並重）；暑假或放假期間，則和*圖*書一個人遨遊歐陸各國，有說不完的經歷：譬如在柏林目睹納粹黨的興起，在慕尼黑湖畔一個農家寄居時為房東放牛（保羅幼年時在家幫他父親養馬，據他說：進牛津的時候，鞋底還帶着牛糞味）。當然更多的是文壇上的風雲際會。那個時候，保羅是一個剛出道的美國青年，他的詩和他的氣質，只能用一個他最喜歡的英文字之一來形容——robust，雄壯，在我的想像中，卅年代的保羅有點像廿年代流亡在巴黎的海明威，不過他並沒有失落，他代表的是一個仍然年輕的土地和理想，渾身充滿活力和朝氣，浸沉在餘暉燦爛的歐洲古老文化傳統中，這個文化剛在第一次大戰後的廢墟和荒原中自求更生，卻面臨着另一次大戰的浩劫，危機四伏。「鄉土」和「現代」，本是我——和我這一代文學界的朋友——最關心的論題，所以我常常不知天高地厚，一氣問他到底，一提到幾個我佩服的作家，他更是精神奕奕，滔滔不絕：卡夫卡、波德萊爾、艾略特……「說起艾略特來，你知道他到英國後變成了一個典型紳士，有一次我拿了封介紹信到他所屬的俱樂部，想去拜見，竟然膽怯，這是我惟一怯場的一次，後來在芝加哥見到了，他倒很彬彬有禮，很proper（保羅說這個字的時候故意學英國口音）……你知道，多年後我帶華苓重回牛津，到我當年唸書的學院的圖書館中偶爾查看珍藏目錄，艾略特也是那個學院的學生，在美國作家書目排行榜上，艾略特的名字恰好在我的前面，當然這是照字母順序，不過是頁也只我們這兩個美國詩人……那個時候我有一個導師，名叫Edmund Blunden，他第一次見到我，就說：安格爾，你這個人不見得是天下最聰明的學生，但絕對和*圖*書是天下最不boring（無趣）的人，我們變成了好友，他後來到了香港，好多年後我經過香港特別去看他，高興得很……。」 話匣子一打開，保羅就有說不完的話，有時候他也故意逗我，說到最精彩的情節，就叉了開去，把話題轉到另一個人物身上，於是另一個精彩的故事又開始了，說着說着似乎忘了原來的故事，有時候又故意插句自我解嘲的評語：「你真的要聽嗎？恐怕三天三夜也講不完！你先去倒一杯酒再說，華苓，這個人要聽我的故事……」華苓總是會心而笑，因為有時候講多了他也禁不住重複，不過我發現他每次重複，往往在有意無意之間加了一兩個細節，好像一個極為圓熟的說書人和小說家：情節交插在不同人物觀點之間，而人物背後的「真實」更是一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文化源泉！我聽得目瞪口獃，有時候華苓也開玩笑說：「怎麼這段情節我都沒有聽過？怎麼你只給歐梵講？」我會試過幾次，想把他的話錄音保存起來，甚至還把小錄音機藏在口袋裡偷偷地錄，但是都不成功，保羅似乎不願意把他的過去重組為正式的口述歷史紀錄，他的回憶錄有兩本書：詩的部份已經寫完，散文的部份一直寫不完，似乎也不願意寫完，他除了閒談之外似乎不願意把自己的豐功偉績訴諸筆墨。

不料這次我在洛杉磯辦公室答錄機聽到的卻是華苓微弱的聲音：「歐梵，保羅過去了……。」我完全不能相信，保羅人好好的，前一天晚上還通過電話，我預祝他們到歐洲的旅途愉快，保羅在電話中說：「這次回來，哪兒都不去了，我最喜歡待在家裡——在愛荷華。」我當時還提醒他，不要忘記，今年冬天我們還要一起到台灣和香港，然後回到洛杉磯我們家過聖誕節，藍藍都準備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