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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父親的書房牆上掛着一張放大的舊照片，是四十年前父親在新竹東門（？）的一個廣場上指揮各校合唱團的一個盛大場合，照片中的父親很年輕，鏡頭由下而上仰攝，從側面看到父親的上身和兩臂，揮舞着指揮棒，非常傳神。那時正當父親壯年，精力充沛，除了在新竹師範任教外，也是運動場上的健將，足球、籃球、網球樣樣精通，與李遠哲先生的命尊李澤藩先生是球友，兩人都是新竹文化界的名人，似乎頗受尊重。我考新竹中學時發生「滑鐵盧」慘敗現象，數學只考了四十分，以備取最後一名入學，可能也是父親說人情的結果，至今想來仍覺羞恥。進竹中以後，以雪恥自勵，發憤圖強，功課才逐漸轉好，母親當年還特別為我補習英文，奠定了一個外語的基礎，至今受益無窮。但父親似乎對我的課業不聞不問，直到我以成績優秀保送台大時，他才表露出一份驕傲。然而，當我提到想要學音樂時，他卻一口拒絕，並開玩笑地說：「學音樂哪有好飯吃？」我當時也三心兩意、沒有堅持，所以近年來我也常在朋友間開玩笑說：如果當年到維也納學了指揮，說不定今天也可以當上一個二流樂團的總監。如果我是百萬富翁的話，至少也可以捐給芝加哥交響樂團幾十萬元，可以在台上指揮十幾分鐘，過過癮！不料美國的一位千萬富翁，名叫Gilbert Kaplan，竟然以其雄厚的財力租了一個交響樂團演出馬勒的第二交響樂，並錄製唱片，又把馬勒原譜購下出版，變成了馬勒專家，真令我羡慕不止。

「你爸爸先走了！」媽媽在長途電話中的聲音並不悲慟，而略帶埋怨。「我早知道了，」我回答的時候心中也很平靜，因為我們的「先知」朋友伊利沙貝早就和我說：這一年裡我會失去一個親人。

我和妹妹美梵在這一個浪漫的音樂傳統中長大，後來美梵也主修聲樂，只有我一個人成了音樂的外行，改學歷史和ｈｅｔｕbｏoｋ•cｏｍ.ｃom文學，但朋友皆知我生平最酷愛的還是音樂，尤以未能赴維也納學指揮引以為終生遺憾。作為一個「愛樂者」，我反而最受音樂的感染。在飛機上聆聽華格納，我竟然淚如雨下（上一次流眼淚是岳父安格爾逝世的時候），感到一種異常的感情上的滿足：我終於把父親的靈魂擁抱在音樂的和絃裡，當《紐倫堡的名歌手》第三幕結尾混聲大唱流入耳際的時候，我更激動，右手有點發抖，指揮之慾蠢蠢欲動，又覺得父親正在指揮，他拿着他那個慣用的白色的指揮棒，把合唱的各聲部有條不紊地理清，節奏不緩不急，充滿了溫馨，使我感受到華格納的音樂中罕有的人道氣息。（我在飛機上聆聽的唱片是EMI的新版，指揮者是年近七十的Wolfgang sawallisch）

而母親卻長年體弱，近年來視力和聽力更減退很多，夜晚失眠。所以我一直擔心的是母親，甚至暗自計劃今年母親去世後如何照顧父親的問題。上月初返台探親，本想和父親談談這個問題，卻一直無法啟口。中國人似乎忌談死後的事，我也未能免俗，甚至也不願和父親同往金寶山去看看他們早已購置好的墓地。

然而，父親畢竟獻身音樂一輩子，孜孜不倦，不謀名利。他作了不少合唱曲，但器樂曲甚少。他是我的第一個小提琴老師，也是最後一個，他會介紹我到司徒興城先生處繼續學琴；但我始終沒有達成他的願望；他廣結善緣，作校歌無數，卻只作過一部歌劇《孟姜女》——至今未能上演。作為一個愛樂者，我當然希望父親更能在作曲上多花點心血，特別在他退休以後，我會送給他幾張卡式錄音帶，以資激勵，他似乎無動於衷，甚至在晚年音樂也不聽了，音樂會更不想去。而台灣音樂界一代又一代人才輩出，他對某幾位作曲家頗為激賞，但對一些試驗性的作品卻嗤之以鼻，有時候我故意提起購買到的ｗｗw•ｈeｔｕbｏok•ｃoｍ.cｏｍ新唱片和他交換意見，他對作曲家——從巴哈到巴爾托克——瞭如指掌，但對近年來崛起的指揮家——如西蒙拉特等人——卻「聽」而不聞，視若無睹，我們之間後來竟無法在音樂的領域中交流，這是一件憾事。

爸爸，你又何必自謙？我們這一代（包括作曲家的朋友之內），又有誰學過世界語（Esperanto），並能用世界語和荷蘭的一個筆友通信？又有誰敢在大學時代為自己創造一個獨樹一幟的洋名字：A.Liombro（記不清你這個簽名式是如何拼法）？我問你這個A字代表什麼，你說就是「茶花女」中的Armand——好一個浪漫的名字！又有誰膽敢為自己的兒子取一個希臘神話中音樂神的名字：Orpheus並譯為歐梵，因此注定了我「西化」的命運？又有誰能帶兒女到福州倉前山的洋人家裡聽歌劇，以唱片和木偶演出普奇尼的《波希米亞人》，當那一場蠟燭爲微風吹熄，詩人魯道爾弗握着體弱多病的蜜蜜的雙手唱出知名的咏歎調——《你好冰冷的小手》——的時候，十歲的我也竟然如醉如癡！？又有誰能在五十年代新竹那個窮困的環境中能為兒子創造那麼一個美好的音樂世界？我永遠記得那一晚，一輪明月掛在西天，新竹師範的學生靜靜地坐在操場上，你打開舊唱機，播放借來的唱片，並特別介紹幾首小提琴曲，令我（也不過十二、三歲吧）入迷——世界上還有比克萊斯勒的《中國花鼓》和《維也納冥想曲》更動人的麼？

死亡到底有什麼意義？我坐在機艙裡，不停地思索，由於身體疲憊不堪，竟然無法集中精力，腦海裡一片混亂，只好打開耳機聽飛機上的古典音樂，突然，華格納的《紐倫堡的名歌手》歌劇的第三幕音樂如巨浪排山倒海衝入耳際，也好像衝破了一道感情上的防波堤，我已無法矜持，眼淚終於流了出來。怎麼華格納的音樂會如此震撼心弦？而今ｗwｗ•heｔｕbooｋ.cｏｍ•ｃｏｍ天（二月十三日）正是他的逝世忌辰！我不禁想到他的名曲：《愛與死》。

年輕時的音樂情操是浪漫的。記得父親告訴過我：當他在南京中央大學音樂系讀書的時候，主修的也是德法浪漫派的音樂，擔任樂理的教授是留法的唐學詠先生，合唱和指揮的教授是奧國來的史達士博士（Dr.A.Strassel），而小提琴的教授就是鼎鼎大名的馬思聰。當時音樂系的所在地——梅庵——更是一個充滿浪漫氣息的地方，敎室四周是花園，六朝松下琴韻不絕。父親曾寫了兩篇文章回憶這一段生活（見李永剛著：《無音的樂》第123-151頁），他和母親周瑗（主修鋼琴）就是在一個鋼琴三重奏的場合中認識而後相戀的，我會追問他們練習的是什麼曲子，父親依稀記得是貝多芬的一首三重奏。父親還參加了一個絃樂四重奏團，擔任第二小提琴手，而第一小提琴手就是當今享譽國際的大提琴家馬友友的父親——馬孝駿博士，爸爸給他一個外號，叫馬胡子，可能指他經年不修儀容，不刮鬍子而專心練琴的緣故罷。

「這是人生必經的路，」人人都這麼說，而這種奔喪的經歷，也層出不窮。雖然托爾斯泰說過，每一個幸福家庭的經驗都差不多，只有不幸福的才因人而異，然而我卻覺得有一種不幸的經驗幾乎是家家共有的，那就是雙親的死亡。

父親身體一向健碩，平常清晨四點多就起身，打開大門，到台大操場去慢跑一個多鐘頭，然後回家，到附近的豆漿店去吃早點，吃完洗澡，做家務：掃客廳，擦桌椅，然後看報……幾乎廿年如一日。直到去年眼疾（白內障）開刀後，才放棄長跑的習慣。

萬萬料想不到，先走的竟是父親。二月十三日清晨，他照例去豆漿店早餐，在途中就昏倒了，經鄰居送往醫院急救，一時恢復神智，下午照了胃鏡，才發現他胃部已大量出血，心臟缺氧，醫生急救的時刻，鄰居又打長途電和_圖_書話來，約是美國東部清晨四時左右，我聽後就立即打電話訂返台的機票，五時許電話鈴又響，我知道面對死亡「真實」的時刻到了，於是匆忙穿上衣服，開車直奔機場，二小時後就購票登機了。

我隱隱知道：這幾年父親的心態是寂寞的，他早已放棄了他的藝術創造潛能，而只能從兒女的事業上得到一點滿足。我在報紙上發表的雜文，他剪了一大堆，每次返台，他都默默地拿給我看，我每次更换敎職，他都贊成，並引以為榮。據聞在他彌留之際，尙清醒地向護士小姐說：「我的兒子現在哈佛大學敎書！」也許，這也是父子之間的常態吧，然而我每每因此而感到遺憾，不知道如何回報。有一天晚上，他突然若有所思地說：「養育你們兩個兒女是母親的功勞；你們怎麼長大的我都不知道！」這份歉疚之心，父親是用一種半自嘲的姿態表達的，譬如他常常在接電話時說：「你找那位李教授年輕的還是年老的！」又會在他的朋友面前大言不慚地承認：「我現在是以做李歐梵的爸爸為榮了！」

爸爸，你又何必自謙？我們這一代（包括作曲家的朋友之內），又有誰學過世界語（Esperanto），並能用世界語和荷蘭的一個筆友通信？又有誰敢在大學時代為自己創造一個獨樹一幟的洋名字：A.Liombro（記不清你這個簽名式是如何拼法）？我問你這個A字代表什麼，你說就是「茶花女」中的Armand——好一個浪漫的名字！又有誰膽敢為自己的兒子取一個希臘神話中音樂神的名字：Orpheus並譯為歐梵，因此注定了我「西化」的命運？又有誰能帶兒女到福州倉前山的洋人家裡聽歌劇，以唱片和木偶演出普奇尼的《波希米亞人》，當那一場蠟燭爲微風吹熄，詩人魯道爾弗握着體弱多病的蜜蜜的雙手唱出知名的咏歎調——《你好冰冷的小手》——的時候，十歲的我也竟然如醉如癡！？又有誰能在五十年代新竹那個窮困的環境中https://www.hetubook.com.com能為兒子創造那麼一個美好的音樂世界？我永遠記得那一晚，一輪明月掛在西天，新竹師範的學生靜靜地坐在操場上，你打開舊唱機，播放借來的唱因此而感到遺憾，不知道如何回報。有一天晚上，他突然若有所思地說：「養育你們兩個兒女是母親的功勞；你們怎麼長大的我都不知道！」這份歉疚之心，父親是用一種半自嘲的姿態表達的，譬如他常常在接電話時說：「你找那位李教授年輕的還是年老的！」又會在他的朋友面前大言不慚地承認：「我現在是以做李歐梵的爸爸為榮了！」

爸爸，我忘了告訴你，那晚我最鍾愛的兩首小提琴曲也都是克萊斯勒的作品：一是《愛之喜》，一是《愛之悲》。再過幾天晚上，當我把你的喪事辦完以後，我將找到這張唱片，希望也在月光之下演奏這兩首小曲子來紀念你。

父親是學西洋音樂的，倒是選了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我從小在貝多芬、舒伯特、蕭邦和莫扎特的音樂中長大，聽慣了各樣的演奏，卻沒有眞正聽過華格納的歌劇，也許，華格納的作品太長，當年唱片（兒時聽七十八轉的）難求，真正的演出則更無此物質條件。《紐倫堡的名歌手》的故事我忘了，只記得有一場各路歌手的競賽，而下意識中我不禁聯想到父親在世時常常擔任各種音樂比賽的裁判。有一次——當我還在新竹中學唸書的時候——學校舉辦班際合唱比賽，我擔任我們「狂吹」班的指揮，曲目是《赫夫曼故事》歌劇中的「搖船曲」（Barcarole），原劇中應是女聲三重唱，我們這一大班男生，要唱得迴腸蕩氣、餘音繞樑，的確不容易，所以事前我曾數次向父親討敎，學着右手用指揮棒打拍子，並用左手調節音量的強弱——這是我向父親學指揮的唯一經驗。記得他並沒有怎麼指點，就說很好，結果我們那一班竟然榮獲第一，而擔任決賽裁判的就是父親。事後我怕別人說父親偏心，不料父親很嚴肅地說：你們那一班的確唱得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