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強權專制下的幽默種種
強權與專制,是在民主意識非常淡薄而民主制度又不很健全的封建社會裡,經常出現在人們政治生活中的兩個相互聯繫的概念。一般說來,當一個人手中的權力過多或過大的時候,就會形成強權,而當這強權又得不到制度上的限制和監督的時候,就會產生專制的君王、專斷的官僚和專橫的禁忌。
為中國大眾所周知的「指鹿為馬」的歷史故事,可以説明這一道理。
秦代的丞相趙高圖謀篡奪秦二世的皇位,擔心大臣們不服,於是設法試探。他把一隻鹿獻給二世,對二世說:「陛下,這是一匹馬。」二世笑著說:「丞相弄錯了吧?明明是鹿,你怎麼說是馬呢?」於是,二世問周圍的大臣。有的大臣沉默不語,有的說是馬,以討好趙高,有的則説是鹿。事後,堅持直言的大臣一一都被趙高所殺害了,朝中群臣也就開始懼怕趙高了。
不用説,趙高是極其專橫、霸道和殘忍的。他為什麼能夠這樣呢?根本在權力上。翻開任何一部中國的史書,我們都會看到,趙高既是胡亥的老師,又在秦始皇駕崩之後,策劃胡亥殺掉了他的哥哥扶蘇,從而成為秦二世皇帝的第一功臣。由於有了這樣偉大的背景,趙高在胡亥時代自然成了權傾天下的人物,位居丞相的權貴,自然可以在聖駕面前「指鹿為馬」地濫施淫|威了。
當然,在過去的封建社會裡,也有大權在握、官居高位而並不專橫霸道的人物。五代時的馮道,也是作丞相。有一次,他命令一個門客講《道德經》,而《道德經》的第一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連犯馮道的名諱。門客嚇得不敢講,只好說:「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馮道聽了,非但不以門客未遵從命令為惱怒,反而將此事開懷大笑了過去。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得承認,似馮道這般開明的權貴在中國歷史上並不多見,而與之相反的趙高們卻比比皆是,舉不勝舉。強權未必都專制,專制個個都強權。像趙高這樣因強權形成專橫,因專橫形成專制,而又因專橫和專制形成的禁忌,例如趙高於無形之中禁止群臣說此「馬」非馬,就是下面所要介紹的並常常受到幽默嘲弄的政治禁忌。
政治禁忌的目的與我們前兩章曾提到的理性禁忌和道德禁忌有所不同。它對個人的言行加以限制和禁止,既不是為了束縛個人的本能慾望,也不是保護他人的體面尊嚴,當然更不是為了維護社會的秩序和禮儀制度,而是有其政治的原因,即:旨在通過嚴格的禁忌,來捍衛某個權勢或某個權力集團(統治集團)的根本利益。這樣一來,政治禁忌就往往為非理性的了,不講道理的了,「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之所謂也!
蠻橫不講理的結果,便是更加嚴厲。所以在一切的禁忌形式中,恐怕最嚴格、最嚴厲而又最易於使犯禁者得到最嚴酷懲罰的,當推政治禁忌而莫屬了。原始的蒙昧禁忌不過是精神恐嚇,文明的性禁忌不過是道德批評,社會的理性禁忌不過是經濟處罰,所有這些我們已經介紹過的禁忌,與政治禁忌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了!誰若違犯了上述這些禁忌,不外乎一些精神的和物質的懲罰,但誰違犯了帝王將相的政治禁忌,輕則可以蹲監,重則還會殺頭!因為沒有保持沉默,,沒有順其所好地將鹿説成馬的那些大臣們,不就被趙高一一索去了腦袋嗎?宋代的兩個優伶,不就是因為一句「此環掉腦後」犯了奸相秦檜的禁,丟去了身家性命了嗎?明代的一些文人儒士,不就是因為在詩文中出現了與「賊」、「僧」、「法」、「盜」相諧的字,而被既當過和尚又當過賊寇的朱元璋砍了頭嗎?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其實,趙高對犯禁者的懲罰固然厲害,一殺就是一群大臣,但趙高所禁忌的範圍卻很具體、很有限;也就是說,他設下「指鹿為馬」的詭計,只為了測出異己,翦除異己。實際上,我們將會看到,封建社會的政治禁忌,範圍非常廣,涉及面非常寬,舉凡政治生活的一切領域,都有禁忌的陰影存在。它的禁,是禁止一切亂了上下等級秩序的言行舉止;它的忌,是要消除一切不利於統治者利益的思想主張;它的諱,是想掩飾自己的一切過失和不足。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專制的封建時代,政治禁忌就像那高懸在人們頭上的達摩克利斯劍一樣,無所不在,無處不有,無時無刻地不壓制和束縛著人們的政治理想和社會良心。
最後,面對著如此嚴厲、如此普遍的政治禁忌,人們也自然會相應地作出幾種選擇。敢怒不敢言,沉默者是也;敢言敢怒,勇於犯禁者是也;不怨不怒而巧言令色,奴隸者是也;其結果,沉默者仍然沉默,勇敢者失去頭顱也失去枷鎖,奴隸者得到頭顱也得到枷鎖。這幾種情形,我們在「指鹿為馬」的歷史故事中已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除此之外,便是既能保護自己,又能反抗禁忌的幽默態度了,就是聰明、機智、巧妙、靈活的幽默態度了。
1、為智者的幽默
這場審訊的結果是不難想像的。雖然夏明翰因為這場審訊而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但他卻是精神上的勝利者,因為在他那巧妙的幽默和聰明的機智之下,作為強權與專制之代表的審訊官受到了嘲弄和捉弄,遭到了失望與失敗。這種情景,與反擊戈林司令的瑞士軍官,與逼迫楚王不得不以禮待己的晏子,與讓宰相楊國忠洋相出盡的李白,都如出一轍,都是用幽默來制伏和征服在現實中難以征服強權專制。所以我説他們這是「為智者的幽默」。
「在哪裡?」
「你究竟知道不知道你們的人?」
「你們有多少人可以和我們作戰?」
這大概是個虛構的笑話,一個第三帝國的空軍司令,是不會與一個小小的外國軍官進行這樣交談的。但儘管如此,這個虛構的笑話還是很能夠説明我們關於幽默可以戰勝強權專hetubook.com.com制的觀點的。你可以設想,面對著不可一世的戈林元帥的挑釁,這個瑞士軍官簡直無計可施,逆來順受,太窩囊;迎頭痛擊,太危險!幸好聰明與智慧使他驀然想起一句妙語:你百萬大軍我五十萬人馬,不正好一槍倆!
「多少歲?」
像這種用幽默手段機智地反抗專制、制伏強權的例子,在中國古代流傳得很多,而且都是真人真事,有籍可考。《晏子春秋》上說,春秋時期,齊國有個叫晏子的人,身材矮小卻才智過人,聰明絕頂。有一次,齊王派晏子出使強大的楚國,楚王存心要作踐他,以達到侮辱齊國的目的。於是,當門口的侍衛讓他從大門旁邊的小門進去拜見楚王時,晏子說:「出使到狗國的人,才從狗洞裡進去。今天,我出使到楚國來,不該從這小門進去。」侍衛們聽了只好讓他走大門。晏和-圖-書子見了楚王,楚王見他身材矮小,就訕笑說:「齊國太沒人了,否則怎麼會派你這樣的侏儒當大使?」晏子當即回答說:「齊國派大使得看對方國家怎麼樣。有好國王的國家,就派好人去;如果對方國王是個庸才,就派沒有才幹的人去。在齊國,我是最不中用的人了,所以才被派到楚國來!」一言說畢,楚王面有窘色,於是便開始以禮相待晏子了。
唐玄宗的寵臣楊國忠,嫉恨李白之才。有一天,他想出了個辦法,約李白去對三步句,準備好好地將李白奚落一番。於是李白一進門,楊國忠便看看李白譏諷地說:「兩猿截木山中,問猴兒為何對鋸?」「鋸」諧「句」,「猴兒」暗指李白。李白聽了,微微一笑說:「請宰相起步,三步内對不上,願受罰。」楊國忠剛跨出一步,李白便指著楊國忠的腳喊道:「匹馬陷身泥裡,看畜生怎和*圖*書樣出蹄!」「蹄」與「題」相諧,李白借此對仗工整之句,將大宰相楊國忠狠狠羞辱了一頓。
「我是按照你們邏輯在跟你們講話,你們都是這樣:把黑說成白,把天説成地,把殺人說成慈悲,把賣國説成愛國,我姓夏,就當然應該說是冬!」
甚至在封建制度已被辛亥革命的大砲所轟毁的二三十年代,在那個險惡且恐怖的歲月裡,這種以征服和反抗強權專制為旨歸的幽默仍然依稀可見。一九二八年二月,中共湖北省委委員夏明翰不幸被捕之後,與審訊官曾有過一次如下的對話:
「胡說,你明明姓夏,為什麼亂講?」
同強權專制下其他的幽默形式一樣,智者的幽默是被逼迫而萌生出來的。道理十分明瞭,在那達摩克利斯劍隨時都可能從天而降,帶來殺身之禍的情況下,在個人安危隨時都可能出現不測的險惡環境裡,沉默地作奴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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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又有所不甘,勇敢地抨擊強權吧,又會付出犧牲。於是,那些聰慧者、機敏者便走上了幽默一途,試圖在幽默這種玩笑形式的庇護之下,既調侃專橫霸道的強權,又保護自家的性命免遭於難。「你姓什麼?」
戈林說:「哈哈,如果我百萬大軍壓境,你們就無可奈何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法西斯頭子之一的戈林,曾問一名瑞士軍官:
「不,先生,那正好一槍倆!」
「都在我心裡。」
這就是幽默,幽默的力量,可以使威嚴不可觸犯的強權專制陷於尷尬、受到征服的那種幽默力量!
說白了,就是鬥智,就是用智慧制伏否則不可能制伏的強權,使其對自己無可奈何。
「五十萬!」hetubook.com.com
或許是由於古代中國上下尊卑的階級意識特別森嚴,或許是因為過去那個時代中恃強凌弱、仗勢欺人的現象特別普遍,總之在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裡,像晏子這種以機智制強權、以幽默反專制的聰明智士特別的多。我們不是編纂機智人物故事集,也不是在寫幽默文學史,不能將那些能言善辯、其計疾出、克強制勝的幽默家們全都囊括在一本小册子内,而是想指出一個事實:哪裡有專制強權,哪裡就有反抗它們並征服它們的幽默;由於中國封建社會的各個朝代都以集權和專制為顯著特徵,因此在各個朝代中都有鬥智鬥勇的晏子遺風。李白的一段故事,使我們得以對此普遍現象窺其一斑。
「籍貫?」
「我是共產黨,共產黨萬萬歲!」
「知道。」
我們先看一則外國的笑話:
「姓冬。」
「革命者四海為家,我們的籍貫是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