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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愛因斯坦早年對於「每一束光中都有光子」的建議，已經植入沃土並生根發芽了。這種「啟發式的觀點」真正刺|激了新發現。一九二三年，丹麥物理學家尼爾．波耳（Niels Bohr）嘗試建立原子結構理論與原子放出之光二者間的關係。早在一九一一年，英國的拉塞福（Rutherford）就曾經證明原子是由一個帶正電的原子核位於中心，一群帶負電的電子圍繞四周組成的。同時長久以來人類已經知道自由原子和普通固體物質不同，普通物體放出的光是連續的，而原子則只放出某些和它特性有關的固定波長的光。為了要解釋自由原子的這種特性，波耳發現如果用牛頓力學的方法，假設電子繞原子核旋轉運動，像行星繞太陽一般，根本完全無法解釋自由原子的這些現象。於是他不得不立下一個獨立的新假說，他用普朗克在解釋熱輻射時所類似的方式修正了牛頓定律，他假設只有在某些特定的軌道上電子才可以繞原子核旋轉，電子在不同的軌道上有不同的能量，當電子由能量較高的軌道跳躍到較低軌道時，其差額的能量就以光子的形式放出來。這種放出光子的觀念可以說是與愛因斯坦光電效應相反的一條路徑，光電效應中一個光子被吸收而釋放出一個電子。但是此處仍然只能够預測原子的群體平均行為，對於單獨的原子仍然束手無策。起初這個缺陷並未引起重視，人們以為原子的行為和人壽保險公司的死亡統計沒什麼大分別，由此可以預言人的平均壽命；但是並不能預言單獨個人的壽命，因為每個人有不同的死亡原因。當時人們對原子所知不多，物理學家相信類似的原因也存在於每一個個別原子的行為中。

我承認，在很久的一段時期裡我一直相信愛因斯坦是對波耳理論的最佳實證詮釋人。一九二九年在布拉格舉行的一次德國物理學家會議上，我發表了一個演講，攻擊德國物理學家的形上學地位，而替馬赫實證主義辯護。演講完後，一位極負盛名的物理學家起立發言，在這之前我從來不知道這位物理學家的哲學觀點是什麼。他說：「我的觀點和一個人相同，這個人在我心目中不但是當代最偉大的物理學家，也是當代最偉大的哲學家，他就是愛因斯坦。」聽他這麼一說，我立刻放下了心，期待著他會擁護我的觀點而攻擊別人，但是我錯了，發言的人說，愛因斯坦反對馬赫及其同路人的實證觀點，愛因斯坦認為物理定律不僅是一堆觀察現象的綜合。他繼續強調說，愛因斯坦完全同意普朗克的看法，認為物理定律描述時空裡的事實，這是獨立於吾人之外而存在的。

愛因斯坦在相對論及原子物理學方面的先驅成就，刺|激了物理學的實證觀念。因此，許多人都把他當成是實證主義的開山祖師之一。對實證主義者，他是個天使；但對於反對者來說，他卻是個魔鬼。事實上他對實證主義及形上學的態度並不如此簡單。當年他當教授的態度以及對政治問題的看法所表現出來的那種矛盾人格，也同樣表現在他的哲學中。

就在差不多同時，一位年長的德國人維納．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由另一個方向去探究次原子粒子與光子之間的作用。他完全打破了傳統牛頓力學中以為粒子的位置改變是連續的，因此也是可以追尋的這種觀點。

愛因斯坦旅行歸來，在柏林安定下來後的這段日子裡，「上帝不會和人類命運玩擲骰子遊戲」的感覺逐斷地動搖了。一九二四年，路易．德．布洛易，當時是巴黎的一名研究院學生，在向郎基文（Langevin）教授所提出的博士論文中，提出了對牛頓力學，甚至比愛因斯坦相對論中所提出的作更重大的修正。郎基文當時是眾所皆知的政治極端分子，他被這個學生的大膽建議嚇住了，德．布洛易的作品在他看來簡直是荒謬絕倫。不過鑑於波耳「選擇性」的軌道理論，當初也是相當使人困惑的，因此，他想說不定這個學生的論文裡可能會有些東西。

愛因斯坦衷心地承認波耳理論在解釋原子物理現象上的成就。但是由一個哲學的角度來看，他並不肯承認可以放棄描述物理現象的任務而滿足於對現象的觀察。他了解像牛頓曾經認為的：從運動的定律及其起始條件就可以預言質點的一切未來運動，在本質上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以為物理事件應該可以由一個尚未為人所知的理論來支配，這個理論將包括一系統的場方程式（Field Equations），這些方程式是一種普遍的形式，而質點及光的運動定律都將是這個普遍形式下的特例。

二十世紀初期，愛因斯坦創造了他的狹義相對論，隨後又有廣義相對論的產ｈｔtｐs://ｍ.ｈｅｔuｂｏok.coｍ.com生，這就使得人們更加覺得物理學不再只是對於觀察結果所做的綜合結論了，於是理論的基本原則及觀察結果之間的聯繫就更複雜，不再是以前人們所想像的那個樣子了。由十八世紀到愛因斯坦為止，物理學的發展同時也伴隨著哲學的發展。「普遍定律」是觀察結果之綜合的這種觀念，使得人們相信定律只是人類想像力的創造，必須經過觀察加以試驗才行，馬赫的實證論已被邏輯實證論代替了。一九三三年夏天在他永遠離開歐洲前不久，他在牛津的史本賽（Herbert Spencer）講座中把自己的自然科學觀作了一個最佳系統的解說。他首先說到十八、十九世紀的物理學，也就是機械的物理學時代：

在廣義相對論裡，他用萬有引力場來處理萬有引力。物質產生一種萬有引力場（Gravitational Field），這個場作用在其他的物質上而產生一種力使之運動。愛因斯坦用彎曲空間的方法來描述這種力，同樣的類似情形在帶電粒子中也存在著。它們彼此之間有力互相作用，這可以看成是電荷產生了一個電磁場，而這個電磁場對其他的帶電粒子再產生作用力。因此物質之於萬有引力場是完全相當於帶電粒子之於電磁場的。於是愛因斯坦就想建立一種「統一場」（Unified field）的理論，把他的萬有引力場的理論加以擴大而包容進電磁現象裡。他並相信用這種方式也許可以得出一種比波耳理論更好的光量子（光子）理論，可以不必藉觀察結果就能推導出有關物理事實的定律。

「在此，我所指出的這種物理理論的基本原則中的純粹幻想特性，是十八、十九世紀所不通行的。但是它的基礎將會日益穩固，因為基本觀念與定律和那些相關於吾人經驗的觀察結果之間的鴻溝，也將日益加深。這個鴻溝會由於邏輯結構的統一發展快速而變寬，也就是說：對於整個系統基礎所須的獨立邏輯觀念元素加以減少。」

當時這個人所提出的愛因斯坦觀點令我非常驚奇。事情似乎太過簡化了，隨即我明白了：愛因斯坦對於實證主義的那種敵對態度，是和他對於波耳的原子物理觀念的態度相關的。不久，我見到蘭克卓的一篇論文，他把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與波耳的理論相比如下：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是相當於形上學的科學觀念，而波耳的理論則是極端的實證主義的觀念。對於相對論的這種看法令我非常驚訝，因為我一直習慣將它當成是了解馬赫的綱領。

世人都相信，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是長久以來物理學上最驚人、最巨大的一次變革。事實上，有關物質的新觀念，其影響甚至更為深遠鉅大，而且還在發展中。

廣義相對論裡成功地運用了幾何學，因此自然地他也想到在四次元空間中發展他的新理論。在這種情形下，除了萬有引力效應產生的空間彎曲之外，還得加進一些其他特性。

起初德．布洛易與薛丁格假設質點與引導「波」之間的關係是一種嚴格的「因果」關聯。但是一九二六年，馬克斯．波恩（Max Born）與約丹（P. Jordan）把德．布洛易波的強度解釋成空間單位體積中所有的質點數，於是質點數與物質波之間的關係，就完全和光的強度以及愛因斯坦光子之間的關係一樣了。

德．布洛易注意到愛因斯坦在光學上所用的「啟發式觀點」相當有用，替光加上一些通常只有物質才有的性質：能量與動量（Energy and Momentum）。因此，德．布洛易借著這個暗示，替力學又引進了一個新的「啟發性觀點」。為了解決那些描述次原子質點（指原子中的質點）運動的困難，德．布洛易建議加給這些質點一些波動的性質。他假設：就像光子在光線束中的運動，是由組成光線的電磁波來決定，同樣地，質點的運動也是由一種新的波，稱為「物質波」（matter wave）來引導（或引動），物理學家或稱之為德．布洛易波。依照這個理論，波耳的電子軌道就是物質波因受到干涉而沿著軌道所建立的波動。這種現象完全視光線經過夾縫時所產生的干涉圖形而定，圖形上或亮或暗的區域視光的進行方向及互相干涉或加強而決定。不過德．布洛易波的波長與質點的動量成反比例，並且只有在質量很小時才顯現出來，尤其在次原子質點中。對於普通大小的東西，例如一顆撞球彈子，由於波長太小，所以沒有任何可以觀察得出的波動性質。

當時德國數學教學與研究中心是在哥廷根大學（University of Göttingen），敏可斯基本人在那兒和圖書任教，相對論的數學化也起源於那裡。愛因斯坦曾經說：「哥廷根的那批人有時候真讓我嚇一大跳，看來他們並不想幫忙把理論的形式弄得更清晰些，卻只是想證明給我們這些物理學家看看：他們比我要聰明得多。」哥廷根的偉大數學家大衛．希爾伯特就曾說過：「我們哥廷根數學城中馬路上的任何一個小孩都要比愛因斯坦更懂得四次元幾何，不過話又說回來了，相對論是愛因斯坦所提出的而不是我們。」在一次數學家聚會中，他問道：「你們知道愛因斯坦為什麼提那些我們這一輩早就提過的空間與時間的原始深奧概念嗎？因為他對於時空的哲學與數學根本就一無所知。」

由這個方向去探究就得到一種理論稱為「量子力學」（Quantum Mechanics）的，後來海森堡到哥本哈根去和波耳合作研究，這個理論在邏輯上得到更令人滿意的成就。

就像他生活中與思想上的許多方面一樣，他對科學的實證觀念也有一種內心掙扎的態度。一方面他迫切地想把物理學邏輯地加以釐清，完成前人未曾做到的事，並渴望達到一個極端假設下的結果，不願接受任何無法得到觀察驗證的定律；但在另一方面，他覺得「邏輯實證論」無法提供給「科學的想像力」一個合理的地位，並且也不能接受一種感覺——「確定的理論」乃是隱藏著的——人們要做的就是把它給找出來。總而言之，如果人們不知道愛因斯坦對於實證的要求，不知道他強調理論唯有和觀察事實相符才能得到證實，那麼，愛因斯坦的科學哲學觀就常會帶給人們一種形上學的印象。

當時，他的聲名也吸引了不少外國訪客到柏林來。這些訪客的遊覽節目表上不只包括了布蘭登堡大門及其上的勝利女神像，齊格沙利的普魯士王子雕像，雷哈特（Reinhardt）的劇院作品，還包括了著名的愛因斯坦。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他到底是個物理學家、數學家兼哲學家，或僅是個空想家，但他們還是要去聽他的演講。有時候人數實在太多了，愛因斯坦會停下一會說：「現在我想暫停一下，讓那些不感興趣的聽眾可以離開。」通常這麼一來，就只剩下不到十個學生在場了，於是，愛因斯坦就可以愉快地談一些比較接近他内心的話，而不會被那些茫然的臉孔干擾了。

不久，波耳提供了一種對原子粒子奇異行為更圓滿的解釋。他指出「位置」與「動量」是微小粒子的兩種不同現象，就像光子的有粒子與波動二種現象一樣。說粒子位於空間的某一個有限範圍裡，正等於說光的能量聚集在一顆光子中，而定義粒子的動量則正等於強調光子的波動面。粒子與光兩者都具有波動與粒子的雙重性，但是他們的行為卻一點都不矛盾。波耳仍然強調「馬赫條件」，認為我們只能做一些可以有真正物理實驗的陳述。照他的說法，光的發射，或電子放出的描述，或為波動，或為一束運動粒子乃是依所使用的儀器裝置而不同。照這個觀點，這兩種性質只是同一物體的「互補面」，我們所觀察到的端賴我們拿來檢驗的次原子粒子的可觀測反應。這個觀念稱為「波耳互補原理」。

這一個由德．布洛易、薛丁格、波恩所發展的理論，只可以計算原子粒子的平均位置，而不是實際的位置。這個理論被稱為「波動力學」，所以如此名之主要是因為它強調的是物質的波動性質。這個定理告訴我們，未來的一切事件沒法子精確地預測，只能够統計式地預言。例如：我們沒法子正確地預言一粒光子或物質粒子會擊中幕屏上的某一點，而只能够說將有百分之幾的入射粒子（或光子）會射在屏上的某一個區域之内。如果科學沒法子突破這一個階段的話，愛因斯坦說：「那麼上帝真是和人玩擲骰子了。」

這席話讓我想起了許多因為他的相對論理論而引發的爭論。不斷地有人反對他，認為：如果二個事件之間的絕對時序間隔是沒法量度的話，人們就不能下結論，並且這個時序間隔也就是毫無意義的，「絕對同時」這個觀念也將變成只是一堆沒有意義的字眼了。愛因斯坦對這種論斷的回答總是如此：物理學只能包含那些可以用實驗方法量度得到的量。更甚於此的，Ｐ．Ｗ．布里基曼教授把愛因斯坦的「同時」概念當做最好的例證，做為他實證主義所要求的條件，強調唯具有運作定義（Operational Definition）的「量」方可被引進物理學中。後來我對愛因斯坦說：「但是你說的這種時尚其和-圖-書實是你自己在一九〇五年發明的啊！」起初他只幽默地說道：「再好的笑話也不該重複太多次啊！」接著他用較嚴肅的態度對我解釋說在相對論理論中他看不到有任何解說形上學命題之處，他事實上是把電磁場與萬有引力場當成是一種物理事實，其意義和質量等物理事實是同等的。相對論告訴了我們對一件事實的不同描述方式之間的關聯。

愛因斯坦了解，一九〇五年他提出的光量子（Light Quanta）觀念，其實只是一個臨時性的假說，許多難題都還沒解決。例如：光子理論非常成功地解釋了熱輻射與光電效應，但是它不能够解釋光的折射及繞射等一系列現象。反過來說，波動理論固然可以解釋上述光的後一種現象，但是對於光子理論所能解釋的現象卻都無能為力。

兩年之後，奧地利的物理學家厄爾文．薛丁格（Erwin Schrödinger）以德．布洛易的觀念為基礎，發展了一套原子的新力學，依照這個理論，原子的運動在任何力場作用之下都可以計算出來。在波耳的原子理論裡，必須把牛頓力學和一些獨立的假設合併在一起才可以得到圓滿的結果，而薛丁格則從一個統一的理論得到相同的結果。

物質和波動相關的這個概念有一個強有力的實驗支持著。一九二七年兩位美國科學家大衛遜（Clinton J. Davisson）與嘉瑪（L. H. Germer），證實了一束電子被晶體繞射的情形，和光柵繞射的情形完全一樣。這個證明是非常令人震驚的，因為繞射乃是屬於波動特有的性質，直到德．布洛易建議而被大衛遜及嘉瑪證實以前，人們做夢也不會想到這個現象可以由物質引起。更甚於此的，這種繞射波的波長可以由繞射波的波型計算而得，其結果與德．布洛易預測的結果完全相同。

這篇東西只有幾頁，但是卻包含了大部分不是普通人可以瞭解的數學公式。一般人看到這篇東西，情緒上和看見一篇上古亞述人的楔形文字沒什麼不同。要想看懂這篇東西必須具備高度的幾何抽象思考能力。對於具備這種條件的人，統一場論的普遍定律可以由考慮四次元空間的某些假設推導而得。並且可以證明這些定律以電磁場定律及萬有引力場的定律為其特例。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實驗可以由其中導出來並證實它的真確性。對一般人來說這個新理論比前一個理論更令人難解；但對專家們來說，則是邏輯與美學的一項空前成就。

「那個時代的科學家大部分都相信基本的物理定律。以邏輯意義而言，都不是人類心靈的發明，而只是用抽象化方式推衍得到的；也就是說，是由實驗經由一種邏輯程序而獲得的。直到廣義相對論推出後，才使人信服地承認這種觀點的不正確。」

某一瞬間的粒子位置與動量和其未來的值之間並沒有什麼定律加以連繫。屬於這個領域的定律具有一些特殊的性質，如果一個質量很小的物質（如次原子粒子）的起初位置及動量已知是在某個範圍之內，則未來某一瞬間的位置及動量可以計算精確到某一範圍。如果使得起始時的範圍限制得非常窄，那麼一個未來的量度範圍就無法量度到任意的窄狹範圍。換句話說，如果我們想射中靶上的一個特定點，那麼即使我們瞄得非常準確，我們仍然不能確定我們一定可以射得中。如果我們想射中至少離標的不遠的某個合理範圍之内，我們就得考慮海森堡的理論，他以為起初的位置及動量的精確範圍二者之間有一個固定的關係：二者精確範圍大小的乘積必須是個定數，說得馬虎些，必須等於普朗克常數ｈ，這個關係就是著名的「海森堡測不準原理」。

一九二九年，愛因斯坦結束了旅行，再度在柏林定居下來。在不同的國度裡面，對著說不同語言、受不同訓練的各式人民演講後，又回到正常的物理數學上來，其中的轉變並不是很容易適應的。他不必再做被指定的教書課程了，因此，他的演講主要可分成兩種極端的方式：第一種是對只受過一般教育的普通人；對這種人他盡可能用最簡單、最清楚的方式來解說一些普遍的科學原理，讓聽眾對於當前科學思想發展的方向有一個明確的概念。另一種方式則是對專門的物理學者，演講他正在思考的極專門的技術性問題。

一九二九年，愛因斯坦五十歲那年，他著手建立統一場理論的消息已四處流傳。對於大眾來說，一個人在步入知命之年的時候，也找到了解決一切自然之謎的公式，這是個多吸引人的消息啊！愛因斯坦接到世界各地報紙與出版家雪片飛來的電報：要求他用最簡單的言語解釋他的新理論內容。成千成百的記者湧到他家，終於有幾個記者見htｔｐs://ｗｗｗ•ｈｅtｕbｏok•com.coｍ到他了，愛因斯坦驚奇地說：「我實在不需要什麼宣傳。」每個人都在期待著另一個比前一個理論更令人驚奇的高潮出現。他們聽說將有一份有關新理論的通訊，會出現在普魯士科學院的刊物上，於是報紙把目標轉向承印的印刷所，卻沒能成功。因此除了等它出版之外，別無他法。美國記者怕比別人慢了一步，早就安排好用電報傳真，一俟出版立即拍送回國。

照波耳的說法，他並不主張完全拋棄用質點運動來描寫次原子粒子現象的方式。用輻射的可觀測強度與頻率來表示的方法，是由海森堡最早建議的，必須用一個加上限制的「運動質點」的使用，才可以做為描述的工具。牛頓的說法，只有加在質點上的力及其起始的位置與動量為已知，則以後每一瞬間的位置與動量都可以計算至任意精確的値。海森堡發現對於次原子粒子這是不成立的。

自二十世紀初年起，就有許許多多關於兩種不同觀點的爭論，其一認為科學只是描述觀察的結果並加以系統化，另一則認為科學可以並且應該從事發現一個真的世界。這個爭論在中歐的物理學界中表現得尤其如火如荼，馬克斯．普朗克是後一種觀點的代言人，他稱他的觀點為「形上學觀點」，他率領他的一群辯士把辯鋒朝向那些他以為是反對派的最頑固分子，尤其他攻擊馬赫的實證主義觀念，也就是和波耳觀點相符合的一種觀念。

愛因斯坦對這種光的雙重性有如下的說法：「在光連續波動的某處有某種豆子一樣的光量子」，波動的振幅決定這些豆子在某一點上的數目，不過這只是一種統計上的平均值，人們永遠無法知道在某一特定時間時，這粒豆子的確實位置究竟在何處。起初愛因斯坦認為這絕不會是終極的真理。「我絕不相信上帝會和人類玩擲骰子遊戲。」他曾這麼說過。但是上帝的骰子在物理學中到處可以見到。例如放射性物質的蛻變過程中，每一秒中一定有某百分率的原子發生蛻變；但是我們卻沒有辦法指出某一個特殊原子是否會在下一分鐘發生蛻變。

一九〇五年，愛因斯坦在柏恩時就曾對光的結構提出極傑出的貢獻，事見第三章第十節，此後，他的注意力主要便移轉到相對論上面去了，相對論處理的對象是巨大的物體，如恆星和行星等，並未觸及自然的基本質點——原子。在萬有引力場中他曾經考慮到光線的問題，但是在這種情形之下，光是波動現象，或是由一串光子流組成，並不成為什麼大問題。

即使是打算成為物理學家的學生們，也不太容易跟得上他的演講。學生期望愛因斯坦能把那些他發表過的理論用較合適的方法灌輸給他們；可是愛因斯坦對那些已經發表過並已有了結論的研究便不再感興趣了，他始終不斷地探求新問題的答案。但對這些新問題有興趣，並且能自己獨立思考的學生，即使在當時像柏林這麼大的學術圈中也有如鳳毛麟角少得可憐。

實際上，愛因斯坦是一個實證主義及經驗主義者，他從不接受任何一種永恆不變的物理架構。在物理學的進展上，他承認任何人都有權利建立一套和新的觀察事實相符合的理論。老的實證論，認為物理學就是把個別的觀察綜合而得的結果。但對愛因斯坦而言，基本的理論定律乃是幻想力的自由創造，發明家的創造成果。他的思考受了兩個原則限制：一是經驗——任何理論得出的結論必須由經驗加以肯定；另一則是半邏輯、半美學的——基礎定律須愈少愈好，並且必須有邏輯上的諧合。這種觀念和「邏輯實證論者」的觀點毫無區別。後者的觀點認為「普遍定律」是吾人觀察結果所作邏輯推理結論的敍述。

不過，愛因斯坦在他的廣義相對論中，必須用到一門高深的數學——稱為「張量分析」（Tensor Analysis）的——才能適當地描述四次元的非歐幾何空間中的物理現象。由於其中所需的複雜運算，使得愛因斯坦覺得需要找一個受過專門數學訓練的助手。愛因斯坦心目中的對象，必須是受過科學教育，有進取心，並且由於外在環境使然而無法在公立學校找到工作的年輕人。愛因斯坦在柏林的第一個助手是個年輕的俄籍猶太人，由於生理上的骨骼過大症，他乍見之下很難給人好印象，因此也就沒人願意請他。協助愛因斯坦工作了一段時間後，這個年輕人希望能够升遷到一個較高的獨立職位，雖然他明知自己那副尊容不會有任何學校願意請他，但他還是希望愛因斯坦能幫他找一份教書的工作，最後他埋怨愛因斯坦未能盡力以致於兩人起了爭執。

大概是一九三二年，我到柏林去拜訪愛因斯坦，我們已經很久沒有一起談過話了和*圖*書，因此，對於他那些不曾發表過的對問題的看法，我可以說鮮有所知，我們談到了波耳及其學派的物理學，愛因斯坦半開玩笑地這麼說：「物理界掀起了一陣新時尚，用精巧設計的理論實驗，證明了某些物理量是不能量度的。或者可以簡單地說，依照我們所能接受的自然律，被探究的物體會產生一種阻撓量度的行為。由這個結論，我們可以說：把這些量保留在物理學中乃是毫無意義的。」他這些話所指的無疑地就是那些原子物理中的「動量」與「位置」量度。

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是從「馬赫條件」出發的，馬赫條件是說一切物理理論必須能引導出量的關係，然後可以加以正確地量度。因此「絕對運動」就被「相對於物質粒子的運動」代替，海森堡由同樣的出發點開始，他放棄了正確計算原子中的電子位置，而以為自然律使得吾人不可能以量度來決定電子之正確路徑。原子的性質中唯一量度可及的就是它放出的輻射之強度與頻率。因此海森堡建議以原子放出的輻射強度與頻率做基礎來建立一些應用在次原子現象的定律。這個建議標示了機械物理學的一個關鍵性突破，「質點的位置與速度」這個基本觀念因而動搖。

對愛因斯坦而言，要找個助手並非易事，說起來似乎很令人不懂，但這的確是有原因的。對於一個學物理的學生而言，沒有比這更好的機會了：不但可以在旁觀察並且幫忙像愛因斯坦這樣的偉人從事創造性工作；此外，愛因斯坦還是個平易近人、善於談吐的理想相處對象，那麼，問題到底出在哪裡呢？主要的麻煩出在愛因斯坦沒有任何教學負擔，而那些忙著博士學位或大小考試的學生，早就忙得喘不過氣來了。而且這些學生的指導教授還必須給他們考試，出論文題目，因此這些學生中只有極少數的人和愛因斯坦有私人接觸。因此，愛因斯坦的助手學生大半都是外國人。這些外國人不是來德國找事的，也不須忙著什麼考試，他們來的目的只是想跟傑出的科學家學點真本事。他們很快地就找到像普朗克、納斯特、愛因斯坦這類的人。因此，和愛因斯坦同過事的，除了前面提到的俄國人外，還有匈牙利人康內留．蘭克卓（Cornelius Lanczos）與奧地利人華特．梅耶（Walter Mayer）這兩人對愛因斯坦的幫助很大，對廣義相對論也提出了不少有價值的貢獻，兩人現在都在美國大學中執教。

接著，愛因斯坦又強調：基本物理觀念乃是人類想像的一種發明，他說：

如我前面所提到的，起初愛因斯坦對於用高深數學來發展物理學理論是抱著懷疑態度的，一九〇八年敏可斯基證明了可以用四次元空間幾何把愛因斯坦的狹義相對論簡單地表達出來。愛因斯坦認為這是把高深的形式化引入，而使得人們不容易抓住真正的物理內涵。當馬克斯．馮．勞厄（Max Von Lane）寫出第一本完整的相對論理論的書且出版後，對於裡面所用的那種完美的數學處理方式，愛因斯坦開玩笑地說：「我自己都看不懂勞厄的書。」

如果接受了海森堡的建議，那麼次原子粒子在牛頓力學意義之下就不再是個「羽毛豐|滿」的質點了，他們的行為將無法以牛頓力學來描述。他們只是某種具有一些粒子性質的物理事物而已。

波耳的觀點因此就較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去牛頓力學更遠了。在波耳的觀念中，例如太陽光發出來在還沒到達地球之前，我們不能加以描述到底發生了什麼。只有當一個量度儀器被光子擊中之後，我們才可以描述我們觀察到的東西。例如，我們可以描述太陽上射來的光是否落在屏上的某一點，或者更仔細地說：我們不能藉描述粒子穿過空間時留下的路徑來描述「物理事實」，我們只能描述那些安置在時空路徑上幾個不同點的儀器裝置所量得的結果，物理定律把這些觀察連接起來，而不是連接粒子（或光子）的位置或路徑。這個觀點被認為是和實證論哲學不謀而合，這種哲學以為科學不能够發現這個世界上到底真正發生了什麼事，而只能描述並綜合不同的觀察結果而已。

在這段時間裡，維也納與布拉格正在重建實證主義，這個新運動和所謂的「馬赫要求」息息相關。這個運動的核心就是維也納學派（Vienna Circle），以莫里茲．席里克（Moritz Schlick）、魯道夫．卡納普（Rudolf Carnap）及諾伊拉特（Neurath）等人為首。在美國這個運動稱為邏輯實證論，它和一些類似的運動如運作主義（Operationism）、實用主義等都建立起了關係，英國也以羅素為首發起了類似的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