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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問他對於許來合（Schleicher）的看法，許來合是可能取得政權的「社會將軍」，愛因斯坦回答說：「他會造成和軍政府統治相同的結果。」

對於這一連串的發展，許多科學家們都深感高興，他們相信現在的權力是在軍方手中，自從俾斯麥時代以來，他們就相信：德國在教授們的統治下只會有害而無益。因而知識分子與民主分子的沒落，正表示著德國的日漸興盛。

「自由一詞，在德國哲學家口中具有極為特殊的意義，它指的不是任何選擇或私人主動的可能性。德國人所謂的自由，就像天堂裡天使們的自由，他們面對上帝，不得犯錯。除非你對於它的實質有深切的瞭解，否則你就不能得到它（自由）。你使用並祝福它，並且覺得是你自我精神的神意表現，同情心遂將你與你的工作、國家及宇宙淹沒，直到你不再感覺得出造物主與你自我之間的分別。這時，你被驅使去做的事就變成是完全自由了。」

一九三二年三月，德國舉行了一次總統選舉，帝國的陸軍元帥，八十多歲的興登堡是民主及社會黨的候選人，他的主要對手是右翼極端革命黨人的領袖希特勒（Adolf Hitler），感謝首相布魯寧的宣揚，興登堡當選了。共和及民主勝利了，但是問題卻是：如今權力竟落入了前德意志帝國的親近人手中，他利用了四周的影響力於是就使用了他的權力推翻了共和。

愛因斯坦並不是意指美國可以藉孤立政策來達成這個任務。一九三一年的三月二十九日，他寫道：「在這個國家裡，人們必須增長一種信念，人民必須具有對國際政治的責任感。在這個國家裡，做為消極的旁觀者角色是不受尊敬的。」而且，他也相信美國的參與世界政治，就是對世界和平的貢獻。他引用班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話說：「從來就沒有好的戰爭，也從來沒有不好的和平。」

當時一個居於領導地位的科學家曾經對我說過：「幸運的是列那與史塔克都是老傢伙了，如果他們正當壯年的話，他們會連物理學的內涵都控制住的。」

基本上，他的立場總是很清楚的：他絕不會去接受一個表面響亮，實際卻導向他無法贊同結果的原則。

非亞利安人在研究工作上比擔任教書職位被容忍得更長久了一點，這幫了普朗克不少的忙。因此，在柏林的大迫害過後，他仍能保持不少非亞利安人的研究工作者。但是當迫害最後還是到來時，他們的境遇就更可憐了，那時，他們即使想離開德國到國外找工作，也非常不容易。

「妳以後再也不會看到它了。」愛因斯坦平靜地回答道，當時使她覺得非常奇怪。

愛因斯坦所擁有的一切，包括别墅、銀行存款及任何東西，全被沒收。然後，他收到一封政治警察的來信，說明所以採取這些行動的理由：「這些財產顯然是要用來資助共產黨活動」，「柏林市府的生日禮物」，花了他半生積蓄才建築而成的别墅終於被沒收了，愛因斯坦如今已一無所有。很明顯地，他當初選擇了德國籍用以表示對德國共和的同情，現在證明對他是不利的，因為如果他還是瑞士公民的話，就可以以外國人的身分，對財產的沒收提出抗議。

有關這一種形上學理論的實際應用，當時德國教育界的領袖克利克（E. Krieck）曾經有一個極清晰的敍述：

骨子裡是排除猶太人，表面上卻只能說非「亞利安」人，這引起了許多的困擾。依照納粹當政前的非「亞利安」人意義，除了猶太人之外還包括了其他的人種。其中就包括了那些擁護國社黨的匈牙利人與芬蘭人。最後，終於決定了「非亞利安人」的判別應採取官方對於祖父母的宗教信仰來決定。因此如果一個匈牙利人可以證明他不是「非亞利安人」並不就是說他是亞利安人，於是邏輯上的「排中律」就被拋棄了。依照新的官方表示，匈牙利人既不是亞利安人，也不是非亞利安人。

一九三〇年，美國加利福尼亞的加州理工學院邀請他到巴塞地那過冬，擔任客座教授。當年十二月，他前往美國。這個時候他的主要政治思想是屬於和平主義的，他也覺得這是美利堅合眾國的偉大使命。在船上的時候，他由廣播中對美國人說：「祝福美國！經過了漫長的十年，敝人今晨將再度踏上美國國土，敝人心中激盪不已的想法是：這個國家，在舉國人民堅強的毅力下，已達到了今天這個無可置疑的重要地位……。朋友們，就在你們的國家裡，你們的潛能可以消滅任何專制的軍國主義，這種潛能將會日益地表現得更清楚！更確定！今天，貴國的政治與經濟條件可以摧毁任何可怕的軍事暴力傳統。……今天，你們的任務所走的也正是這一條路……。」

無數的記者想知道愛因斯坦對現在的德國有何意見。但他只重複表示：他不願再生活在一個不能自由表達意見的地方，何況該處還盛行著種族及宗教歧視呢。不過，他從未發表過任何具體的談論。

「離開別墅前，好好地多瞧它幾眼吧。」

四月七日，學院方面給了愛因斯坦一封信，大意如下：

最後這整個事件使得愛因斯坦及市議會雙方都覺得十分不愉快。事實上這樣的禮物也不可能讓任何人覺得愉快。因此，對於柏林這座模範城市到底在搞什麼名堂，就更讓人捉摸不清了。

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論文公開地在柏林國立劇院前被焚燬了，跟它們一起焚燬的還有一些淫|書及左派書籍。有一陣子凡是猶太人的著作都被冠以「譯自希伯來文」的字樣，故意暗示這些只是表面用德文印出來的煙幕而已。那時，仍然有一個物理學教授在講授相對論，常開玩笑地說：「如果你相信愛因斯坦的原始論文是用希伯來文寫的話，那就大錯特錯了。」

「我們尊重科學，但科學本身不該是一個終點，不該退化成為一種知識的自大。今天，我們的科學家有一塊沃土，他們得想法找出來，如何才能把那些必須由外國進口的原料，用本國的東西來代替。」

這次愛因斯坦不必再旅行各地演講了。他被邀請參加在加州理工學院及威爾遜山天文臺的科學研究工作。兩個地方都離巴塞地那不遠，在洛杉磯的郊區中。加州理工學院在密立根（R.A. Millikan）的努力策劃下，久已成為物理學研究的中心。密立根曾經是麥可遜的學生，也是諾貝爾物理獎的得主。他在實際現象方面，是愛因斯坦理論的最早知音之一。他不但在科學方面的能力很強，而且也是個很好的行政工作者。他一直都是個現實主義者。愛因斯坦對和平主義的狂熱，在他看來總覺得有些不切實際。這個意見很快地就被證實了。不過密立根和愛因斯坦在某一方面的看法是一致的：他們兩人都不否認宗教團體在增進人類合作上所佔的重要角色，他們也都不承認任何宗教的教條會對科學產生束縛。

一群美國猶太民族主義份子也在巴勒斯坦買下一塊地，在他生日那天特地種下一些樹，他們規定等以後這些樹長成之後，將命名為「愛因斯坦叢林」。

學院方面無法繼續堅持說愛因斯坦在國外散布製造「殘暴故事」，於是就換了另一種說辭；他們怪愛因斯坦，雖然他沒有製造什麼事端，但是他也沒有積極地幫助國人，並為祖國辯護。

我在前面曾經提過，對愛因斯坦較溫和的攻擊早在一九一八年就開始了。現在攻擊愛因斯坦的領導人發覺他們的大好時機終於到了，他們可以站出來公開地叫囂，而擁護愛因斯坦的人卻噤若寒蟬不敢吭氣了。一九三三年，愛因斯坦的宿敵——列那，在納粹的機關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肆無忌憚地大放厥詞：

「你們信中說如果我在國外能為德國人民說話，那效果將會非常巨大。對於這一點，我願意如此回答：你們要我說的那些話，將會違背我一生所信仰的公理與自由的原則，這樣的一種證詞，將不會如你們所說有益於德國人民。相反地，這樣的話將會把德國人民，一向在文明世界的光榮地位上所建立的一切原則全數摧毀。這樣的一種證詞，不但會使道德趨向野蠻，而文化的價値也將因此斷送。

終於，愛因斯坦失去耐性了，本來是一件用全體市民名https://www.hetubook.com.com義送給他的禮物，卻變成了政治紛爭的口實。這樣，即使在最令人滿意的情況下，結果也必然是政治交易下的產品。於是愛因斯坦寫了一封信給柏林市長，這位市長先生日後為了接受一件送給他太太的毛皮大衣的賄賂而聲名大噪。愛因斯坦的信大意如下：「親愛的市長先生：人生苦短，而當局行事有如牛步，敝人生命短促，無法適應您的方式，盛情心領，如今敝人生日已過，禮物敬謝不敏。」

這次集會後不久，時當一九三三年十月，他在南漢普敦（Southampton），等候一艘由安特衛普開往紐約的船。在此，行將開始敍述他的美國生涯之前，我們還要費一點時間在歐洲，看看他的抽象理論在各種不同的政治目的，及各種宗教團體不同目的所呈現下的各種面貌。

一九二九年的三月逐漸接近了，愛因斯坦及其家人開始擔心敏感的報紙會對他的五十歲生日注意，這對愛因斯坦而言，並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有些報紙專門探尋愛因斯坦對某些私人事情的看法然後加以發表，再加上一些愛慕者及朋友們可能的拜訪及慶賀，使得愛因斯坦決定暫時離家一陣子。於是謠言立刻紛起：有的說愛因斯坦到法國去了，或荷蘭、英國等，甚至有人說他到美國去了。其實這些多半是誇大之辭，他正安靜地待在柏林郊區的一家擦鞋廠中度過了這段日子。在那兒時他常常在幽美的湖邊，搭起營帳並自在地拉拉琴或划划船。

愛因斯坦本性中有一種真正的藝術氣質，總會讓人聯想起歌德自傳中的字句。他驅使自己把精神上的一切苦惱，用詩句流露出來。每當面對這種狀況時，他常會演奏一些簡短而繁雜的小提琴曲，或是寫幾首打油詩。雖然這根本趕不上古典歌德的浮士德，但在心理上兩者卻滿足了同樣的功能。

結果是：愛因斯坦不但自己花錢蓋了房子，連土地也是自己掏腰包買的。這件事情過後不久，我到柏林去，愛因斯坦夫人對我說：「就這樣子，不靠他們，我們自己反而有了一幢靠近河邊的美麗房子。不過我們的積蓄差不多也全花光了。我們沒有錢了，卻有了自己的房產，這也帶給我們一份相當大的安全感。」

「我希望本學院變成一面反抗科學中亞洲精神的戰旗。我們的領袖已經在政治與經濟中剔除了這種精神——就是所謂的馬克斯主義。而在自然科學裡，由於過分的重視愛因斯坦，以致情況仍在搖盪之中。我們必須認清：德國人在知識上追隨一個猶太人是不值得的。通稱的自然科學完全起源於亞利安人，德國人今天必須從未知的領域中自己走出一條路來！希特勒萬歲！」

愛因斯坦在比利時有個好朋友——阿柏．雷馬特（Abe Lemaitre），天主教神父，他發現愛因斯坦的宇宙萬有引力場理論，和宇宙物質的不均勻分布情形相符合。雷馬特假設各星系不停運動而日漸相離，因而建立了膨脹宇宙的學說，這觀念早經俄國數學家佛列曼應用愛因斯坦理論提示出來，透過了雷馬特才廣獲重視，其後再經愛丁頓利用天文觀測證實。由於雷馬特變成了比利時榮耀的象徵，所以比利時女皇也對愛因斯坦的理論發生了興趣，在許多場合中都樂於和他談天。

然而仍需要一個並非基於宗教的種族分類法，於是國社黨開始觀察德國境內的各色人種，發現其他人種都有一個聚集區域，而不像猶太人分散在各國城市及商業中心。因此參照這個現象，乃有了一種新的標準。

在普朗克這類人的心中，許多加諸個人或團體的暴力行動，只是「右翼革命」的暫時現象而已。柏林有一位科學家在找普朗克，希望能設法讓他馬上離開德國到國外工作。他覺得有一天自己將會成為另一次迫害下的犧牲者。普朗克回答：「親愛的同事啊！你怎麼會有這麼奇怪的想法呢？如果你覺得今天大學中的氣氛不適合你的話，何不休假一年，到國外去走走，並做些研究？當你歸來時，現在政府中一切令人不愉快的現象，一定會消失的。」

這種基於種族與宗教的狡猾綜合定義，只為了達成一種政治目的：亦即排除那些所有可能對學生的政治及意識有危險影響的人群。這個定義無法符合教授們所要求的那種科學的清晰性與準確性，極少數的教授願意施行這種政治的肅清工作。但這個工作卻被強制用一種非科學的手段執行。

於是，大家望穿秋水的種族定義終於有了，大學裡就依著這個模式開始肅清異己。起初，仍有少數人倖免於難，所有由帝制德國聘請的教授一律留任，由共和德國聘請的則不然，因為後者顯然是傾向於同情猶太人的。此外那些曾在第一次大戰中為德國及其盟國服務的人，也都獲得留任。

把愛因斯坦理論中的特徵聚在一起，就能得到一個所謂的「猶太物理學」的定義，在此定義之下，就可以證明愛因斯坦的理論完全是猶太人的。於是，凡是過分抽象的理論就會被視為「猶太的」，也就是說如果這個理論只是一連串思考的結果，而不牽涉到任何直接的技術應用，那麼這一切都將是「猶太的」。他們完全忘記了無數德國的諾底（Nordic）教義都是玄想的產物，而許多非亞利安人則安處於物質世界，這物質世界卻是他們那種「劣等心靈」所能理解的唯一部分。

另一方面，比利時的年青人與各地一樣，都認為一切戰爭均源於資本家壓迫工人所致，因此，具有社會感的進步青年都不贊成戰爭。但比利時人知道對任何戰爭的堅決反對，都會使這個國家淪為鄰邦的附庸，戰爭乃是鄰邦的政治工具。於是，思想較為極端的學生們就面臨了底下的問題，是不是繼續反對擴充軍備及服兵役的宣傳，而使好戰的鄰邦可以輕易地侵入。或者乾脆提起槍桿捍衛祖國，附和他們以前所反對的口號——剝削階級對抗工人的口號呢？於是有一群信仰和平主義的年輕人代表，來請教愛因斯坦這個良心取決的問題。愛因斯坦老早就因反戰、反服兵役運動著名。一九三一年春天，他就曾為美國的一群牧師所發表的宣言而激奮不已。這些牧師宣稱他們絕不參加任何戰爭，即使他們的政府宣稱戰爭是為了保衛國家亦然。針對這個宣言，愛因斯坦寫了下面的感想：

然而這一切並不如愛因斯坦的敵人所想像的那麼差。國社黨發布了一道命令，說明任何物理學理論都不得妄稱為「真國社黨」的，因此在這種微妙的地位下，愛因斯坦的理論也就還能在各大學裡倖存。有些人光教理論而避免提及愛因斯坦之名，有些則乾脆拋棄「相對論」的名稱，全看各人的膽識而定。更嚴重的是，有些人竟然只教這個理論所附著的現象，僅僅把它當做是一種經驗事實，而完全忽略了這些事實間的理論邏輯關係。常會有物理學家故意漠視這些重要事實，例如質與能的關係，質量與速度的關係等等，這在當時都是司空見慣之事。

當愛因斯坦夫人去看房子時，出乎她意料之外，居然有人住在裡面。同樣地，後者也驚訝地發現居然有人要來佔取他們的房子，即使是著名的愛因斯坦也不例外。事情原來是這樣的：當柏林市政府取得這塊土地的所有權時，曾保證原住人居住的權利，而市議會大概是把這件事忘記了，於是竟把它贈給了愛因斯坦當作生日禮物。在普魯士的首都柏林，向來是以秩序井然出名的，這樣的事情令人多麼難以想像！

「被限制的並不是科學本身，而只是科學研究者與教師——一些具有科學天份的人。唯有把他的整個人格獻給國家、民族，及德國的前途時，他才可以在大學中研究和任教。」

一會兒之後，愛因斯坦下樓來，我們略事寒暄後，愛因斯坦夫人問我怎麼找得到這地方。我告訴她是地方上的人指給我看的。「可是這是嚴禁的啊！」她驚奇地說，愛因斯坦聽了不禁開懷大笑不已。

興登堡當選之後的第一件行動就是排斥布魯寧，強迫他最忠實的競選搭當辭職，並推出帕彭（Papen）替代他來出任首相。帕彭的背後有武力支持，企圖根除一切共和與民主的痕跡。他宣稱一個基本上全新的時期即將開始，並解散了普魯士政府。htｔps://ｗｗw•ｈｅｔubｏoｋ.ｃom•coｍ

前面已說過，整肅運動開始時，愛因斯坦遠在美國，德國境內所發生的事情傳到後，他啟程到紐約拜見德國領事，德國領事以職責在身，不得不告訴他要他安心回去。政府當局會公平地對待任何人的，只要他是清白，不會有人找他麻煩的。但是愛因斯坦毅然下了決定：只要這個政權存在一天，他就永不返回德國；他當場就這麼坦白地對德國領事表明了。事後，那個領事私下對他說：「教授先生，我現在要以普通人的身分告訴你：你的選擇是對的。」

但是當比利時的年輕人來向他請教的則是：如果比利時被強鄰侵入時，他們是否應該拒絕入伍呢？愛因斯坦還不致於一時糊塗，一開始，他就知道必須考慮當時的情況，而提出一個最適當的答案。有人也許會認為某些原則在任何情況之下都應該堅持，但他並沒有被這種模稜兩可的觀念沖昏了頭！

「『多謝敦厚的來信！

市議會終於明白了。整個沿岸的土地沒有一塊是他們可以支配的。但是這件贈送禮物的事早已家喻戶曉了，市議會的議員們沒法子厚著臉皮讓這件事就此不了了之。於是，一位代表到愛因斯坦家，解釋道：「為了要肯定送給您的土地是真正屬於我們支配的，是否可以請你自己選定一塊適合你，而且是正要出售的土地，我們願意為您出錢買下它。」愛因斯坦同意了。他實在不願意讓這樣一件瑣事佔去大部分時間，於是這件事情就落在他太太的身上了。終於她在靠近波茨坦的卡普特（Caputh）村找到了一塊幽美的地方，議會也同意了這個選擇。於是一個購買土地的議案在緊接著的議期中被提出了。誰知整個事件至此又發展成一個政治爭論。一位國民黨議員提出：愛因斯坦是否配得上這個禮物？於是決議又被擱到下一次議期中。

「為什麼？」她問。

我們談了不少有關於這個大學的事，愛因斯坦曾經為它催生過，而且他現在賦閒，因此耶路撒冷的大學都想盡辦法要聘他，但是他不想接受，他不贊成在那個生死關頭上，某些大學還為了提高自己身價爭聘一些已經成名的教授。在許多年輕科學家的未來正面臨危險的當頭，他認為這些大學應該從這些年輕人中，挑選最有能力的給予機會，讓他們能繼續教學與研究。為此，他勸哈伯不要去耶路撒冷。

起初看來這只是一件土地產權登記錯誤的事件而已，市議會的首長們，知道了這個誤會後立刻想法子要盡快補救。那座殺風景的「愛因斯坦之屋」座落在遍植美麗樹木的公園，面積很廣可以容納許多房子。於是市議會選擇這個公園的另一部分，靠近水邊的，送給愛因斯坦做生日禮物，不過房子就得他自己出錢建造了。愛因斯坦夫婦相當高興地接受了這個安排。但是進一步的調查發現這也是不可能的。當「愛因斯坦之屋」的所有人在取得居住權時，同時也獲得保證不再有任何其他人在這個公園裡蓋房子，打擾他的清靜和妨礙他的視野。

為了使革命能够更為徹底，許多既無種族又無政治背景嫌疑的老教授們，也因年齡老大被迫退休了，理由是認為他們已經無法適應新的政體。於是，經過了這些重新的考量後，許多新的教師被安插|進來。在統治者的心目中，他們才是可信賴的，也只有他們才會在新哲學的光輝照耀下任教。

新政權在得勢之後，這批既不是亞利安人也不是非安利安人的數目便愈來愈多了。日本人更成為這一族中的出類拔萃者。後來因為國社黨的反不列顛政策，使他們與「閃米族」的阿拉伯人拉上了關係，於是阿拉伯人也進了這個「非亞利安人」集團。起初猶太人曾加以抗議，因為他們是屬於「閃米」族，現在也被劃入了高貴種族群中了，因此，現在的猶太人，就變成了不屬於任何種族，反而變成一個雜種的「非人種」了。

「你知道嗎？」他說：「我最近碰到一樁很愉快的事，你也許還記得我的朋友，名化學家哈伯吧。」讀者也許記得他是愛因斯坦在柏林的老朋友之一。他一直都勸愛因斯坦去適應國社黨的思想，至於他本人在這一方面也是非常前進的。「我最近接到他的一封信。」愛因斯坦說：「信中提到說他想申請到耶路撒冷的希伯來大學教書。」

起初，學院還假惺惺地旁敲側擊了一番，反覆地討論了很久，不知到底該如何採取行動，他們一方面想保持學院一向公正無私的作風；另一方面又得顧及政府的交代。納斯特一向屬於比較前進的分子，曾經說過：「為什麼一個偉大的數學家，是學院院士，也一定得是個德國人心目中的德國人呢？想想看：德阿侖伯（D' Alembert）、莫柏休士（Maupertuis）和伏爾泰（Voltaire）不都是我們學院的院士嗎？而這些人還都是法國人呢！」他一再對人重述這種觀點。有一次他對一位院士說：「後人將會如何評判我們啊？他們一定會認為我們是一群屈服於暴力之下的懦夫！」

一九三一年春，愛因斯坦返回柏林，同年秋天，再度飛往巴塞地那過冬。一九三二年春，他再度返回柏林，正好及時趕上見到德意志共和喪禮的主要一幕。

十二月，許來合繼任為首相，他想用工人階級為基礎來建立政府，但興登堡極力反對。許來合只是個過渡政權，一九三三年元月底，愛因斯坦還在充滿陽光的加利福尼亞威爾遜山天文臺和天文學家討論空間的物質分布及其他問題時，許來合辭職，興登堡任命希特勒——他競選時的對手！——為德國的首相。

此時，不只是愛因斯坦本人，整個科學界及理論物理界都遭到了嚴厲的責難。當時有一位德國的傑出科學代表，他曾遭整肅後來又被寬赦了，曾經對我說過：「你該知道，愛因斯坦和整個科學妥協了。」

大部分的德國物理學家都竭盡思慮，但求自保，避開來自那些政治物理學家如列那之流的干擾，有些人甚至突發奇想，這在當時倒還是一件有趣的事呢！他們認為只有一個辦法可以動搖列那在新政權裡的權威地位，那就是證明他是「非亞利安人」。這似乎是相當可能的，因為列那的父親曾在斯洛伐克的首府——布列斯堡（Pressburg）做過經紀人。這個城市的主要居民是猶太人，而經紀人則多半是猶太人的職業，於是這種假想似乎更見真實了。當時，我正在捷克教書，布列斯堡當時屬於捷克，我不斷地接到德國科學家的來信，問到列那的祖父母在布列斯堡的事，說實話，我對家譜學這種事一向不感興趣，因此，把這些信轉交給另一位布列斯堡的朋友；但是他也不十分熱心家譜的研究，後來只好針對列那的父母親下手。可惜並不如意，因為大家都清楚列那家是不信猶太教的。

接著我們談到十一年前他第一次赴美時所說的預言：德國的大難似乎正如他預言地如期降臨了。

這時，他全副精神還放在與柏林科學院的信件來往上，他拿出那些信件給我看，並指出信中不同之人所擔任的角色，還說了一些有關馬克斯．普朗克的其人其事。最後，他說：「為了解除煩惱，後來我作了幾首打油詩，我把這些信件都裝入一個信封內，並在封面上寫下這首詩，開頭的兩行：

那些以為愛因斯坦會堅持原則的人，都沒有考慮到愛因斯坦性格中的基本實證及獨斷特質，根本上他的政治思考方式與物理相同，一旦他掌握了實際的問題，他的思想實證基礎馬上就會顯現出來。他不認為原則本身有任何意義，除非我們用經驗的基礎來加以驗證。通常他喜歡思考原則字句所附帶的情緒效應，結論是：他的物理語言與政治語言在某些情況下須要有一種形上學的撫觸。當然，這只是一個較富有詩意的說法，實質上它還提供了一個與人類感覺交通的接觸點。

這個時候，馬克斯主義因為它那種政治權力支配科學發展的論調，而被德國教授所揚棄。他們始終認為科學與政治是完全各自獨立，而且是清清楚楚地分開的。現在政治權力落到希特勒與他的黨的掌握中，而這一群人的最高原則就是政治凌駕一切人類活動之上，包括科學、經濟、藝術或宗教。如果我們記得這個新情況不但代表了一個新的政治組織，而且也代表一種新的哲學思想與一種對於生活ｗｗw.hｅtｕbｏｏk•ｃｏｍ.ｃom的重新安排的話，我們就能理解這個軍政府的立足點了，這種新的安排指出一切的努力都是為了替德國人民及德國人種服務為目的。這乃是科學及一切其他行為的最高目標。

當時愛因斯坦反複地強調他為了離開柏林那個環境，心理上曾經經歷了某種程度的解放。愛因斯坦夫人也在座，她對這種說法並不苟同，因為情緒上他與德國有著割捨不斷的臍帶感情，她說：「你不可以這樣說，在柏林，你也享受過不少快樂時光，比如說每次你參加物理討論會回到家時，你總喜歡說，這種傑出物理學家的聚會，是當今世界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

愛因斯坦的自動辭職是為了避免讓像馬克斯．普朗克這種人覺得痛苦和難堪，因為他勢必奉行政黨命令，開除一位他自己認為是最有價值的院士。普朗克本人是不斷為新政府的偉大高貴目標而吹噓的人之一，他認為科學家不懂政治，因此絕不會給政治家添麻煩，我們的任務只是密切地注意政治，並使科學家盡量少受傷害。我們應該盡我們所能來維持德國的科學水準，至少讓那些羡慕不已的外國人不會注意到我們國家有任何降低水準的現象。

我仍然記得一九三二年夏天，我和愛因斯坦間的一段談話。我們在卡普特鄉下他的家中，那是一幢由堅固樑棟搭建成的長房，自巨大的長窗望去，映入眼簾的是詩般幽美的風景。當時有一個教授表示他希望軍政府會阻止納粹人的發展，愛因斯坦道：「我相信軍政府將無法阻止國家社會黨人的革命，軍政府只會鎮壓公意，那時人們將會自右翼極端革命份子中尋求保護以反抗這些壓迫。」

這個答覆在當時曾引起了一陣騷動。很多人都懷疑它的真實性。大部分人說：「當然，一個原則不致於因為在一個特例中產生矛盾，就全盤皆錯，比如，在這種情況下國社黨的勝利就是一例。」

在英國的反戰份子如羅素、麥克里希（Archibald　Macleish），有鑑於此，也歸結出同樣的結論。許多喜歡由形上學方向思考的人把這一種人稱為「矛盾的」，他們覺得奇怪：像羅素這樣的大邏輯學家竟會如此不合邏輯。觀察愛因斯坦的情形，可以發現他已經以形上學的方式顯示出了它的一致性。於是由於他那種直爽誠實的思考，愛因斯坦再度變成被攻擊的對象，這情形甚至在他尚未離開歐洲時，就已經開始了。這次箭頭來自前進及極端份子。

不過，不久之後，這些例外也被取消了，整肅工作更加嚴厲地執行著。最後，變本加厲，凡是妻子照官方定義屬於非亞利安人的教師也被革職了。

比利時皇家政府對於謠傳可能在比利時刺殺愛因斯坦的事非常重視，特地安排了兩名守衛日夜不離地保護愛因斯坦。這自然使他十分煩惱，像他這樣一個善體人意的人，是很不願意讓這兩個守衛形影不離地跟著他到處奔跑的，同時他那種放浪不羈的波希米亞生活方式，對這種「警察干涉」更是無法容忍。但是比利時政府唯恐發生意外事件，所以始終堅持派遣守衛的事。

德國的右翼革命已經叫鄰近小國看出來了。德國掙脫凡爾賽和約束縛的日子已經為期不遠了，可能的方式將是使用武力。凡稍涉歷史的人都知道，德國絕不會以廢除凡爾賽不平等條約就滿足的，她必然會進一步掌握機會索取更多，以達成她「生存空間」的古老夢想。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戰爭教訓，比利時人已經知道德國早就把比利時劃入這個空間內。一九三三年，愛因斯坦剛到比利時的時候，這種想法就已經使很多人感到不安了。

「這是美國牧師們一項令人心慰的啟示，百分之五十四回答這個問題的人都說，他們不會參加任何戰爭，只有堅持這樣的極端行為才能對世界有所助益，因為任何一個政府必然地都會把任何戰爭歸於『自衛』。」

我們還談到當今的領導階層視愛因斯坦為政客的荒誕想法。愛因斯坦夫人並提起一件最近發生的事：他們接到一個德國陌生人的來信，急切地希望愛因斯坦接見他，但為了預防刺客，陌生人根本無法輕易地接近他的居所。愛因斯坦夫人就拒絕了，但拗不過那位陌生人再三的請求，而且那人還說是重要事件，愛因斯坦夫人只好答應單獨接見他。這個人真的來了，說他是納粹突擊隊的一員，但他現在反對納粹，還有他知道黨內的許多秘密，想以五萬法朗的代價出賣給納粹的死對頭等等。他想知道愛因斯坦是否出得起這筆錢。愛因斯坦夫人問他：「你何以會認為愛因斯坦會對貴黨的秘密感興趣呢？」「噢！」這個人答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愛因斯坦是反對黨的領袖，這樣的一樁買賣對他當然是很重要的。」愛因斯坦夫人對那個人解釋說他錯了，「愛因斯坦對這些秘密沒有興趣，不管它們是真的還是假的。」

可惜他們仍然不甚了解這個新哲學的獨斷精神。這種界定為了要配合需要急速地產生了，即使它根本不合乎德國教授在人類學、人種學或哲學上的正確性，甚至邏輯的一致性也罷。事實上根本就不可能有一個符合科學的「亞利安人」定義，唯一能够識別的只是他們所說的一種屬於「亞利安語系」的語言。這樣的一種界定根本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樣一來，說猶太語（Yiddish）（一種德國方言，是斯拉夫語、德語與希伯來語的混合語，中歐及美國猶太人多使用）的人就變成非「亞利安人」了，所以情勢使得開始必須定義的就是「非亞利安人」了。「非亞利安人」的定義包括那些至少有一個非亞利安種祖父母的人；祖父母若是信猶太教則屬非亞利安人！這種定義和人種學上的種族定義，絲毫扯不上任何關係，完全只是為了想證明兩代前那些沒有信猶太教的人是否轉信了基督教罷了。

這件事留下了令人極不愉快的回憶，現在我們已經可以確定，國社黨——當時已經是世界上最強大力量之一的黨派，居然把愛因斯坦當成是反對黨的領袖，因此以後一連串不愉快事件的發生是毫不足奇的。

一九三四年，納粹的二號頭子，赫曼．戈林（Hermann Göring）說：

不過最美麗、最有趣的一種禮物，則是來自柏林市政府。愛因斯坦自一九一三年即一直定居於柏林，並使柏林成為吸引大批外國人的中心。大家都知道愛因斯坦喜歡在哈維河（Havel）及其伸展出來的湖泊中泛舟，於是，柏林市議會決定在靠近哈維河邊的地方送給愛因斯坦一幢别墅，房屋是屬於市政府的地產，市議會的這個決議獲得全體市民的一致通過。這表現了柏林市民對於科學的愛好，對一位卓越市民的崇敬，以及對水上運動的喜愛等混雜的情感。所有的畫報雜誌上都出現了一張令人難忘的照片，題為「愛因斯坦之屋」。

如果一味堅守原則，他的行為將得不到别人的同情。愛因斯坦了解：公眾及私生活中的原則乃是用以鼓勵那些被認可的行為，原則本身不應該是個目的，他簡短地回答了這個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每個人都應當盡己之力為祖國的自由而戰。

他的幾個好朋友合起來送了他一艘小船。愛因斯坦一向喜歡泛舟於柏林附近的湖泊及溪流中，小舟迎風漂蕩時，他最喜歡沉緬於白日幻想。操舟是一種令人愉快的運動，這是力學原理的簡單應用。這種把物理定律直接用在日常經驗上的事，比那些抽象的經驗更令他覺得愉快。他因此而寫了一篇通俗的文章，介紹一般人如何應用物理定律來操舟，這樣一定可以由鋸齒形的路徑達到特定的目標。

「你們的信告訴了我：我的辭職是一項多麼正確的抉擇啊！」

這個理論的第一次應用，就施行在清除高等教育機構中因種族血緣而不適於擔任教育年輕人的教授。這些人中包括非德國人，或者更廣泛地說非亞利安種的人。這箭頭指的主要是猶太人。大家早已認定猶太人因為歷史及教育的緣故早已自成一個團體，如今，他們在新的統治法令之下，是傾向於隱藏自我的。「猶太人」一詞指的不單是那些信奉猶太教的人。新政府訂了一個對於宗教信奉的中立標和-圖-書準，他們所說的猶太人乃是一個種族；但是這樣一來就很難有一個標準來決定怎麼樣的人才是猶太人了。完整的定義很難下定，因此在程度上很難確定。那些有良知的德國人及大學教授都認為不可能會有什麼「種族釐清」事件發生。沒有一個清晰簡明的界定，政府沒法子做任何事。

於是，這個哲學基礎就被用來澄清德國大學中的教授成分了。

普朗克本人曾經企圖說服希特勒，說他這種機械式地應用「非亞利安人」的定義在教育及研究機構上，一定會得到反效果的。普朗克與希特勒的會晤是當時柏林大學圈中，普遍的談話資料。普朗克幾乎沒有機會表達他的論點，「領袖」對他說話的態度不像對一個單獨訪客，倒像是面對一大群群眾在發表他那煽動性的演講。他說：如果猶太人不是共產黨的話，他可以考慮給他們一些工作機會。普朗克小心翼翼地提出了他的辯解，說：「像哈伯（Haber）這種人總不是共產黨吧！」希特勒答道：「相信我，那些表面上不是共產黨的人，暗地裡一定是。」「别以為我的神經如此脆弱，以為這樣一點小事就可以轉移我對偉大理想的方向。每一件事都得徹底地照命令執行。」

同一年的夏天，亞伯拉罕．弗萊克斯納（Abraham Flexner）——美國著名的教育家，到卡普特拜訪愛因斯坦，問他有沒有興趣加入普林斯頓新成立的研究所，「今年冬天，我仍然將去巴塞地那，之後我想我可以和你一起工作。」他這麼回答。

基於此，那些由於本身原則反戰而攻擊愛因斯坦的人，其本質與那些在物理學上反對他的人是相同的，在物理學上，那些人認為他首先在一九〇五年用「光速是常數的假設」提出了狹義相對論，而後又在廣義相對論中放棄了這個假設：廣義相對論說「光速視其所在的重力場強度而改變」。反對愛因斯坦的人為此更加指責他前後矛盾並企圖掩飾矛盾。這種說法其實是錯誤的。光速的常數性質只有當沒有強大的重力場存在時才會成立。如果仔細考慮原則的每一個限制條件那麼原則就不會自相矛盾，而的確可以擴充人類的知識領域。

我們知道：愛因斯坦自動辭職固然免去了學院將他開除的尷尬，但是他還是接到了巴伐利亞科學院一封正式開革的信。

由於執政黨的報紙，早已充滿了攻擊愛因斯坦的文章，指控他在國外的煽動行為，大大地為害了政府的言論。學院終於決定發表一篇沉痛的宣告，解除了愛因斯坦和學院之間的任何關係。「對愛因斯坦的請辭，我們毫不覺得遺憾；」宣告這樣說：「學院對他在國外的言論感到訝異，學院的院士們始終對於普魯士有深厚的忠誠；雖然在政治上我們超然於各黨派之上，但是對於國家的忠誠卻始終如一。」

但是，這倒也成了那個特殊時代的德國物理學家，在研究正統科學之外的另一段插曲。

對於一個想盡快發展國家資源的新政權來說，不管它為的是向外征服或是對內的重建，要求科學強調立即的應用這是很正常的事。同樣的情形在俄國蘇維埃政權的初期也發生過。

這種感覺後來就被證明是錯的。因為不到三年，愛因斯坦就不得不帶著家人離開這美麗的家園和這份全新的家當，這當然只是為了私人的原因。唯一令人覺得有趣的是：這樣一件充滿錯誤的鬧劇何以竟然會發生在秩序井然的柏林？這個問題的答案，也正是整個德意志共和國，整個問題的答案。柏林市明顯地是由一些代表「文化」的人士領導的，他們想用表揚愛因斯坦來表現這一點。但是決定的力量卻是在那些破壞表面領導者的人物手中。柏林市政府的官員們執行市議會命令的方式，就是要使它失敗，讓整個市政顯得荒唐百出。

勒考克距德國不遠。很多人擔心會有狂熱份子度過邊界來「幹掉」他，然後逃回德國，這些狂熱份子不用擔心任何懲罰，因為這種罪行將被解釋是出於「最佳用意」的，以前就曾發生過類似的事件；甚至更有謠傳說愛因斯坦的頭懸賞重金，至於傳言是真是假實在很難追究。

愛因斯坦在美麗的比利時避暑勝地勒考克（Le Corque）的海灘某一幢別墅中，渡過了他在歐洲的最後一週。海灘上到處是堆沙築堡的小孩，以及穿著入時巴黎泳裝的迷人婦女。愛因斯坦這時的處境是很奇怪的。他不敢回德國去，因為德國的朋友警告他：如果回去，將會被拘捕甚至被殺害。

四月五日，愛因斯坦給學院一封信，說明了他對自己在國外從事煽動活動之事一無所知：「我並不曉得我自己在國外竟還有過散布所謂有關德國殘暴的故事。說實話，我尚未見到有人引用任何這類殘酷不合人情的報告。我注意到的是：新的德國政府一再重複地強調毀滅德國猶太人的計劃……我希望學院能把這封信轉達給每一位院士，並且把它傳達給德國民眾：因為我已在報紙上遭受誹謗，而學院與報紙間的通訊，正助長了這種趨勢。」

教育部長伯納．魯斯，簡單明瞭地說：「國社黨不是科學之敵，只是理論玄想之敵。」

一九三二年秋愛因斯坦帶著他太太準備離開那詩般的卡普特，臨去時，愛因斯坦對她說：

「『它們像寄信人一樣地德國式！』」。

反對他的人或許會說：「他是個猶太人，並且以創造新觀念而聞名世界，這和統治者認為猶太人是個知識貧乏之種族的觀點，是互相抵觸的，何況他還是個和平主義及國際合作的支持者呢！」不過這些都不足以說明愛因斯坦所承受的強烈痛苦，他的聲名好像晶體一般不斷地在變大。這種情況繼續發展，終於使國社黨人認為他是一個秘密運動的首腦，因此不是被冠上「共產黨」帽子，就是以「猶太國際」的名字，稱呼他為反政府集團。

清算開始的時候，愛因斯坦剛好不在德國，但是新統治者對某些科學團體的敵意出人意外地竟全集中在反對愛因斯坦上。一如對愛因斯坦理論的熱潮是科學史上一件驚人的事件一樣，用這種迫害來對待這樣一位創造了玄奧抽象理論的人，也同樣令人大惑不解。

整個德國的情形都是這樣。首相及政府都表示對藝術及科學的熱心，但當時真正的權力卻仍操在幕後主持份子的手中。

在普朗克當家的威廉大帝學院裡，他也不遺餘力地保持非亞利安科學家的位置。他認為這樣可以避免讓那些他認為有價值的人遭受傷害。這樣，就不會損害到學院的研究工作及德國科學的聲譽了。

種族整肅同時，也進行著政治整肅。而後者的標準就更含混了。那些曾在社會民主黨或共產黨中擔任要角的教授，以及那些信仰和平主義或是自由主義的教授都被革職了。所有被用以憑藉的原則都是模糊不清的。這種整肅要比種族整肅更難了。這乃是由於後者的個人情況是先天註定而無法加以改變的。然而，只要表現良好，每個人都可以洗刷政治上的「罪嫌」。因此從前以「民主」自喻的教授們，現在則以強橫的態度讚擁種族清算及統治者的口號。再者，我們也可以發現那些犯了「民主」罪的教授，如何孜孜於學習將新的種族理論用到數學、化學等方面。另一方面，許多曾支持國家主義及專制王朝的人，對於新的統治者，卻表現了反對的立場。而事實上，第一次遭受政治清算的犧牲者，有很多在表示悔意之後又都復職了。

事實上，愛因斯坦始終都很明朗地把握住一種真正的政治態度。但是國社黨人不但想盡辦法來攻擊他那種對政治的純學院式觀點，而且還要誣賴那種觀點是「布爾什維克」式或「猶太」式的理論。

一九三三年夏天，我從倫敦到歐洲大陸，取道奧斯坦（Ostend），我記起愛因斯坦就住在那附近，決定去探望他；但是我不知道他確實住在哪裡，只好到勒考克去碰碰運氣，我向該地居民打聽愛因斯坦的住處。後來我才知道，當局曾下了很嚴厲的命令，當地人不得告訴任何人有關愛因斯坦居所的消息。我當時不知道這些禁令，不免直率地提出問題，然而竟也意外地得到了直率的回答，獲悉了我所要的一切情報。接著馬上趕到海灘別墅，遠遠地就看見了愛因斯坦夫人坐在走廊上，我總算找對地方了。我也看見正有兩個人用粗豪的口音在和和-圖-書她交談。我不覺納悶：怎麼會有這樣的訪客？這種地方應該只會有科學家、作家或藝術家才會來問津的。我走近别墅，而當那兩個人也看到我時，他們立刻衝上來，緊緊抓住我。愛因斯坦夫人跳了起來，嚇得面如死灰。好在她終於認出是我，她說：「他們以為你就是傳言中的那位刺客。」然後她一再保證，守衛才讓我進了屋子。

事情到此還沒有結束，經過一陣的考慮後，市議會決定另送一片靠近水邊的土地。這塊土地的位置並不十分理想，也並不是真正地靠近河邊；不過鄰居都答允開闢一條通往河邊的路。禮物變得每況愈下，最後當市政府發現它們也沒有權利支配這塊土地時，柏林市民全爆出了大笑！嘲笑指向市政府是可解的，但是愛因斯坦卻無辜地被捲進了這一蹚渾水。

這時，愛因斯坦最關心的是那些成千成百在德國被迫離職的教授、學者及科學家們。英國人多方設法替這些難民安排一些較佳的工作，偉大的英國科學家拉塞福還親自擔任這項工作的領導人，在倫敦組織了一個學院救助會。在它的第一次集會中愛因斯坦以一個受害人的身分出席，並用他的聲望為這項工作鼓吹。對愛因斯坦來說，這當然不是一件令他愉快的事，他一向很不願意在公開場合為這種個人私事也牽涉在內的事現身說法。但是事情的嚴重性，迫使他不得不如此，他前往倫敦發表了一次題為「科學與自由」的演講。會中他坐在拉塞福旁邊。拉塞福任主席，當他開場白完了之後，立刻擺了一個很大的架勢，驕傲地說：「各位先生女士，這是我的同行好友——愛因斯坦教授。」

愛因斯坦對服兵役的態度也一樣，當時我沒有機會與愛因斯坦討論這個問題，但當愛因斯坦到達美國之後，這個問題就更形尖銳化了。激進的年輕人以美國青年國會為代表，起初他們想把握一個絕對的反戰原則，即使戰爭是民主的或法西斯的都在反對之列。因為他們認為這些戰爭基本上都是資本家的戰爭。愛因斯坦本人並沒有被這種論斷迷惑，他發覺此地和比利時沒有不同，這些反戰份子只會淪為偉大軍事強權的工具。他們所得到的結果將和他們所努力追求的目標大相逕庭。愛因斯坦認為絕對反戰的論調，只有在不同強權的勝利對人民不會有太大影響時才有意義。在歐洲，尤其在一九一八年戰後人們也許會說：被法國或德意志共和國統治，被美國或被英國統治其實都沒有太大的分別，因為這些分別無法證明戰爭的正義本質。但是如果一個國家，像納粹德國的政府原則和其鄰國極端地不同時，這種論點就再也站不住腳了，這種情況下，人們不可能因為戰勝者不同而不改變自己。這就像光速唯有當沒有重力場位能的巨大改變之下，亦即沒有大的外力作用下才是恆定的，同樣的，拒絕服兵役也只有當敵對兩國政府的原則沒有極端差異時才可以存在。

我們可以想見那些一向反對愛因斯坦理論的人，現在正可以利用政府對愛因斯坦的敵對態度，來阻止在大學中教授相對論。這些人中，除了前面提及的列那外，還有一位有名的物理學家約翰．史塔克（Johannes Stark）。他在物理學的實驗上有很重大的發現，和列那一樣，也得到過諾貝爾獎。但是他也和列那一樣缺乏瞭解一個複雜理論的能力。和列那一樣，他也認為過分強調理論而忽略感官的觀察是「非德國」傳統的，因此，他主張除去德國學校中這一類的教學。史塔克同時也找到了一個理論，來解釋何以有這麼多德國科學家接受了相對論，而不管它是否違反了德國的精神，他的理由是：因為大多數的物理學家都有個猶太籍的妻子之故。這種利用政治力量來排斥科學領域中某一種觀點的行為，引起德國物理學家們相當大的關心。

愛因斯坦了解到再繼續通信下去也不會有什麼意義了，因此，四月十二日，他寫了一封告别信，給與他關係多年的普魯士學院，他說：

「猶太人對自然研究的危險影響其最重要例證，就是愛因斯坦先生所提供的理論——那個以一些古老知識，再任意摻雜上一些新東西拼湊而成的數學理論！這個理論現在已經像一切與自然隔離的東西一樣，逐漸地支離破碎了，即使在某些方面有成就的科學家，他們也難逃相對論在德國生根的罪愆，因為他們沒有看透，或許他們是不願意看到罷。但撇開科學領域不談，我們以前把這個猶太人看作是個好德國公民，是個多麼大的錯誤啊！」

兩年之後，列那在一個新的物理機構的揭幕典禮中又說：

數年前，德國物理學家威廉．韋恩（Wilhelm　Wien）,一個德國國家主義的同情者，曾對英國的物理學家拉塞福說：「相對論是你們盎格魯．薩克遜人永遠沒法懂的東西，因為這需要那種純粹德國人才有的抽象思考能力才行得通。」但法國的物理學家鮑亞瑟（Bouasse）卻這樣說：「法國人崇尚拉丁式的明朗精神，永遠沒法子了解相對論，它是條頓民族傾於神秘思考的產物。」

愛因斯坦的演說做了相當的保留，他指出救助方案的必要，而盡可能避免任何政治性的攻擊。其實也用不著什麼特別強調的字眼，事情的本身就足以說明一切。愛因斯坦說：「對於一個長久以來視我如子女的國家，我沒有資格判斷她的任何行為。而且在現在這種極須行動的時候，判斷本身也沒有什麼意義。」

「然而，很不幸地你的意見都成了敵人攻擊德國政府、甚至整個德國人民的工具！這真是太令我們失望了。因此，不管如何，即使你自己不內咎辭職，我們的關係也會斷絕的。」

愛因斯坦的夫人早已先準備好了食物，和他共度的除了他太太之外，還有兩個女兒及女婿。愛因斯坦舒服地穿著他平常下鄉時所穿的裝束，這也是在城裡沒有客人來時他日常的打扮——舊褲子、運動衫，著外衣，有時腳上也不|穿鞋襪。愛因斯坦夫人也把那些賀卡及禮物帶下鄉去。愛因斯坦的交遊是多方面的，因此，他的禮物也就來自各種不同的人，當然少不了哲學家及物理學家；也有從猶太民族主義者及和平主義者處送來的禮物。有的甚至只是那些單純的愛慕者送來的。這些禮物中有一份是一個失業的人所寄來的一包菸草。大家都知道愛因斯坦是個難得沒有菸斗在握的人。這個人大概非常迷於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及場論吧，他寫道：「這是一份『相對』地（relatively）極少的菸草，但卻是來自一個極好的農場（Field）。」

一九三三年春他回到歐洲，定居在比利時的避暑勝地勒考克（Le　Corque）離奧斯坦不遠。一開始他就了解：他與普魯士學院的緣份已盡了。但他不知道該由自己先提出辭呈，還是坐待革職。這個時候，普魯士學院的領導人是馬克斯．普朗克，他是第一個發現愛因斯坦，並把他喻做二十世紀哥白尼的人。以往不管任何情況下他都是支持愛因斯坦。因此我們可以想見他是多麼不願意把愛因斯坦踢出學院。同樣地，如果他不得已必須採取某種不愉快措施的話，愛因斯坦也會寬恕他的。最後，他還是決定寫了一張短簡，說明在當權者的淫|威之下，他無法繼續在普魯士學院逗留了，因此請求辭職。

「是的！」愛因斯坦承認：「從一個純科學的觀點來看柏林，的確是個好地方。但是我始終有一種受壓迫的感覺，而且經常還有不得善終的預感。」

為了讓這種全新的觀念在大學教育中生根，政府不得不對教師施展壓力。但是「科學自由」乃是教授們一向奉為圭臬的信條，因此政府一方面施壓力，另一方面卻也盡可能保持舊的思想表達模式。「自由」一詞仍然被響亮地應用著，但意義卻換新了。事實上，早期德國哲學家對自由一詞所下的雙關詮釋，早就替國社黨徒打下了基礎。美國哲學家喬治．桑塔雅那（George Santayana）在第一次大戰的影響情況下寫了一篇題為「德國的自由」的文章：

「身為學院的一份子，長久以來我們就一直在期待著：像你這樣的人一定能够超越政治立場，站在國家一邊，去阻止那些不利於我們的謊言蔓延。今天，德國境內醜行四起，如果像你這樣的人肯說些有利於德國的話，將會對我們的國家有極大的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