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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鐘的來由，有一段很長又很有意思的故事。從古埃及時代開始，一直到一七〇〇年左右發明鐘擺，水鐘一直是沒有太陽的時候，最準確的計時工具。事實上，在大多數有記錄的歷史中，日晷是用來當白天的計時工具，水鐘則是夜裡。在古羅馬時代，日晷是用來衡量、設計水鐘用的。

沒有任何事物比時鐘的指針，更能鮮明地代表生命中快速的步伐了。默片喜劇演員哈羅．洛依德（Harold Lloyd）在熙來攘往的街市上空的八層樓上，掙扎了二十分鐘的場面，以及達利畫的那幅超現實沙漠裡溶化的計時器，都讓我們永難忘懷時間就是個最霸道的獨裁者。

有關時間的權力鬥爭，有時候比更大規模的國家和文化層次的鬥爭還要兇險。在歷史上，宗教當局一直籍由控制月曆，來當作確保並合理化自己權力的基礎。相對地，革命家們也經常籍著攻擊統治者的時間體系，來爭取民心。然而，由於大家對時間規範的接納都是根深柢固的，所以，有關時間的革命，幾乎總是難以持久。

等最理想的標準建立之後，每個工人每個動作的時間就被時鐘化了。工廠老闆會把「浪費」的動作，和直接有益於生產的動作做一區分。（浪費的動作指的就是像聊天、打呵欠、搔頭和其他多餘的動作等等。）這些衡量標準的精確度，最後都精細到一分鐘的幾萬分之一。泰勒相信：這種科學化工程方法，搭以徹底的客觀度，可以為每個工作都訂下完美的標準時間。

新的工業社會裡的一些衛道之士，也被遵守時鐘時間的好處所折服，急於加入推廣的行列。遲到的人，都被比喻作社會上低人一級的人，在某些時候，還被視為道德上有瑕疵的人。

今天的消費者，以不到一件Ｔ恤的代價，就可以買到一件計時單位小到百分之幾秒的手錶。其結果是，今天在公眾場合，每到一個小時的開始時，電子錶的嗶嗶聲響就會形成一片美妙的合音。諷刺的是：我們越是追求精準，往往卻突顯了其失準。我總覺得有趣的一點是：雖然理論上這些電子錶的聲音應該在百分之幾秒內的時間相繼停止，但是實際上的嗶嗶聲卻總是在不同的時間此起彼落。我講課結束的時候，教室裡各個角落傳來的電子錶聲通常會持續好幾分鐘。然後，總會有一個特立獨行的先生，在又好幾分鐘之後，再響一聲來打斷我的發言。

對此主張最力的兩個聲音，來自挫折感最大的鐵路公司和氣象預測單位。就發展日益壯大的鐵路公司而言，沒有可以協調的統一時間標準，就沒法提出理性又有效的火車時刻表，當然也就造成大家的夢魘。經常，相距不過幾里的兩個車站就根據不同的時間標準設他們的時鐘，火車在前後站到站的時間經常先後顛倒。所以，火車站常常設兩個時鐘，一個代表鐵路的時間，一個代表當地的時間。舉例來說，在一八七〇年代，紐約州的水牛城火車站就有三個不同的時鐘：一個是水牛城的，另兩個是來往這個站的另兩線鐵路的時間。

新幾內亞的托布列安島人（Trobriand），每年的行事曆是從我們的十月到十一月中旬開始的。每年這個時候的滿月之後，島子的最南端會出現一種水蛭。這種水蛭現身之後，他們的一年就開始了。衣索匹亞西南方的墨希人（Mursi），也依賴月曆來指引他們的農業活動。但他們也辨認一些重要的農事，特別是一些會造成河水泛濫的大雨。因此，墨希人把月曆當作是可以討論與爭辯的東西。他們經常一面看著月曆過日子，一面補充些細節。

諾曼．梅勒抨擊過：時間如此無機又單調，則所有的生活都被規劃和預定，所有的活動都被逼得要滿足時鐘的需求。一九六四年出版的《美國之夢》中，他把無機的時間和地獄畫上了等號。小說裡有個人物，造訪一位大人物的閣樓時，目睹了「地獄的景象」：

然而，即使是在今天最倚賴時鐘的文化裡，在一些特殊狀況下仍然會對自然時間產生一些懷舊的情愫。一旦籠罩在大自然的力量之下，再倚賴鐘錶的人通常也會回歸到比較「原始」的認知時間的程序。故去的作家艾里斯．海利（Alex Haley），有一次描述他之所以喜愛乘坐小船出海邀遊，有一個理由就是他可以享受到對時間的感受：「你一旦在海上呆個一兩天，時間就不再有意義了。」海利如此寫道，「你經常會疑惑起來：今天是什麼日子？你要辨認哪一天，只有倚靠天氣和海洋的特色，或是某一個特殊事件，譬如說：我們看到一大群綠海龜之後的那一天。」他也相信：當他置身在自然時間之下的時候，才是他創作最佳的時刻。

可是，日晷畢竟不是個可以細求精確的工具。太陽躲入雲後，或是夜晚下山之後又怎麼辦呢？有個日晷上就刻著：「沒太陽，沒有用」。在這種不精確狀況下，時鐘只能用來衡量光度最夠的時刻（其實這時也只是粗略的估計）。當然，想要在某些夜間時刻安排些約會，就更沒有意義了。

後來成為史密索尼協會（Smithosonian Institution）秘書長的藍格利，是最早以投資來推動大家對時間統一需求的人。一八六七年，藍格利接手經營在賓西法尼亞州阿勒赫尼市的一間氣象台，很快就著手改善其計時設備。接著他遊說了西方聯合公司（Western Union）把這家氣象台和阿勒赫尼市相聯結。沒多久，他籍由電報發送的途徑，針對匹茨堡各行各業，以氣象台時間訊號的名目，把「時間」當作產品銷售起來。舉例來說，在一八七一年，賓西法尼亞鐵路公司就正式聲明以阿勒赫尼氣象台的時間為他們的標準時間，並且簽下一年一千美元的合約來接收藍格利的訊號。藍格利也寫了許多文章，鼓吹採用單一標準時間而不是各行其是的地區時間的好處。他把地區時間稱之為「虛構時間」，「老古董」，以「地區度量衡」或「地區錢幣」來做比擬，而這些東西在「中央集權的過程，以及商業與旅遊的交互變動下」都早已證明是過時了。在藍格利的手上，時間成為一個商品。時間就是金錢這句話，也因而有了新解。

計時器不只是演變得更為精確，同時也更加深入了我們的私人生活。在《手錶：一世紀開發的歷史》一書中，卡勒（Helmut Kahlert）和他的同事一起編輯了大概是最容易為人理解的手錶相關的討論文集。他們觀察了手錶在歷史上是如何一步一步地接近我們。在中世紀的時候，計時器是屬於公眾場合的裝設，後來進入家庭，後來成為可攜帶的掛錶，現在則可以植入身體了。「除了特殊用途的心律調整器之外，腕錶已經是這一波發展的最後階段了。起碼目前來說如此。」他們如此寫道：「腕錶已經近如肌膚，隨時可見。」也有人對這種發展沒那麼樂觀。他們也許比較同意馮拉德奇（Sigmund von Radecki）的說法。馮拉德奇在本世紀初就說：腕錶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手銬」。

如同物理學家霍金（Stephen Hawking）所指出：今天我們測量一段時間的準確度，遠高於我們測量一段距離。因此，距離借由時間的單位來定義時，最為精確。一公尺的距離，可以定義為光速前進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三三三五六四〇九五二秒的距離。或者，我們還有一個更方便，更新的距離丈量單位，叫做「光秒」（light second），光秒就是光線在一秒鐘時間內行進的距離，可以用來定義時間，也可和*圖*書以用來定義距離。

這個事件是布洛克筆下，中世紀人們「對時間漠然」的典型代表。在工業時代之前，對時間的認知主要來自於環境的需求。大自然會要求什麼時候要下種，什麼時候收穫，什麼時候又只管坐在那兒什麼也不要動。

接下來的計時器，就追求不論天候如何，不論白晝或黑夜，都可以計算時間了。這些革命性的工具中，水鐘是最早的嘗試。在頭一批日晷發明五個世紀之後，發明家開始用一個水缸裡滴出來的水量，來計算時間了。水鐘有各種不同的長相，不過利用的都是讓水流滴過一個洞，然後計算其滴量的原理。舉例來說，有個埃及的水鐘，就是用白石膏做的壺，內部刻上刻度，底部則有一個小洞。當水流滴出小洞的時候，時間流逝多少也就可以借壺裡刻度下降的程度來觀察了。

法國大革命的時候，倒是有場有關時間的變革，是極為激進的。一七九三年，法國國民議會建立了一套「革命曆法」來取代反動的格雷果里曆法。新的曆法有很多變革：基督紀元的一七九二年，改為新的共和曆法的元年；舊曆的九月二十二日，成為新曆的元旦；每個月都是三十天，到年底的月份再多加五天；每個月都細分為三個十天；一天不再是二十四個小時，而是十個小時。接下來，他們更進一步宣布：時間一律用十進位來計算，也就是以十分以及十秒為一進。

這個時期，泰勒的方法為工廠完全原封不動地予以應用。工廠把每個工作所需要的最少標準時間定下之後，各個不同階段的程序再先後聯接起來，然後，全都控制在中央辦公室的一具「主」時鐘之下。每當工人開始或完成某一件工作的時候，他們就會在另一台「奴」時鐘上打卡。這些卡片匯總到中央辦公室裡一名「時間記事員」那兒，將各人使用的時間和公司的標準時間做一比對。

然而，儘管大家對這種新的發明十分迷戀，大多數人還是注意到：在他們生命中真正指引著時間，可以憑以求生的，仍然還是大自然。鐘錶可以用來當作比較精確的會議指南，也可以視為別有風味的裝飾品。但是在大多數人的生命中，農業活動仍然是最重要的時間事件，對他們來說，大自然仍然是最精準的指引者。現代的吟遊詩人鮑布．狄倫（Bob Dylan）曾經唱過：「我們不需要氣象員來告訴我們風往哪裡去。」這句話是大多數人都會同意的。直到十九世紀，大家認為機械式的鐘錶，其實是很差勁地模仿了自然界衡量時間的方式。

跟著華爾多的步伐，鐘錶公司最主要的策略之一，就是把鐘錶本身和華爾多的標準時間做一「整體」銷售。許多廣告都在推動準時的美德。舉例來說，一八九一年，「電力訊號時鐘公司」（Electric Signal Clock Company）在產品型錄中，大力推廣可以設定時間來響鈴的時鐘（這種時鐘這時在學校裡已經很常見了）。他們的廣告文案這麼寫著：「一個人想成功，最需要培養的美德，莫過於準時：想避免犯錯，就不要落後。」這家公司號稱他們最好的產品（品名是很生動的「獨裁者」）「不論在任何場所都可以指引出軍事行動般的精準，並且教導我們務實的快速與準確。」目錄裡還這麼寫著：「任何學校，公司或工廠採用了我們的系統，絕對不會成為反覆無常的鈴響的受害人，因為這一套公司時鐘已經是所有工作場所的標準時間。」照廣告文案的說法，「獨裁者」不只會把時間標準化，還可以提供主管一套在眼睛看不到的地方也能執行紀律的方法。

時鐘時間的下一步演化，可能會導致我們對滴答人的懷念嗎？我們會再想回到真實的時間的指引嗎？幾年前，我住在佛羅里達州塔拉哈斯市，當地的市政府打算通過一項法令，把當地時間轉化為日光節約時間。一個憤怒的基本教義派宗教團體發動了一場示威遊行，鼓勵大家保留舊的標準時間。他們的標語上寫著：「保留上帝的自然時間。」

腕錶的錶面會設計成我們今天所熟悉的模樣出現，是一八五〇年之後的事。（最早的腕錶錶面，是斜著的。）然而，有段時間大家還認為這種設計很失敗，馬上就要被淘汰了。一九一七年，一位德國教授反映了鐘錶業大多數人的看法，卡勒和他的同事將之予以引述：「大家把鐘錶戴在身體上最沒有休止的一個地方，還整天暴露於溫差變化最大的部位，這真是最白痴的一種設計，我們希望馬上就可以消失。」不過，他的預言沒有成真。到一九八六年，全世界生產的手錶，一年就有三億隻。

泰勒（Frederick Taylor）和他的效率工程（efficient engineering）出現之後，大家對時鐘的迷戀也抵達顛峰。以科學管理之父而聞名的泰勒，把時鐘視為追求工廠管理的聖杯，也就是絕對化效率的利器。舉例來說，科學化管理一個有趣的發明，就是其「行動與時間研究」（motion-and-time studies），這也是泰勒早期弟子吉爾布列斯（Frank Gilbreth）的腦力結晶。這個研究的方法，就是把工人工作的每個動作都拍成電影，目的有二：一，把公司的交待的任務，分解成細部的組合；二，把身體每一個動作所需要的時間，定下標準。每一件工作，都訂下以幾分之秒為標準的時間。其過程，如雷夫金（Jeremy Rifkin）所描述如下：

對一個技|師而言，發展精準又為人負擔得起的計時器，可以提供大家經過計算又協調的生活的可能。可是，大家為什麼選擇了要實現這個可能？時鐘為什麼成為主導生命節奏，而不只是純粹在事後做個查核記錄的工具？要了解時鐘為什麼會發展成今天全能的地位，遠不只是技術層面所能解釋的。人類會轉向對時鐘的遵循，牽涉到複雜的經濟、社會、心理力量，以及非常主動的行銷手法。當然，這種變動發生的時機也恰到好處。

美國境內因為時間標準化，以及新的時鐘時間的登場而形成的鼓噪，其實只是許許多多時間戰爭中的一場而已。就生活節奏引起的衝突，一直在許多層面上都是權力鬥爭的焦點。舉例來說，在個人層次上，夫妻之間摩擦的最大起源，莫過於互相沒法協調如何打發時間，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情，什麼時候該回家，誰太快了，誰太慢了，誰又該等誰等等。英格蘭蘇塞斯大學（University of Sussex）的社會學家珍妮．蕭（Jenny Shaw），訪問了七百人，要他們寫下他們就時間與守時的經驗。她的發現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大家寫這些經驗時候所表現出的充沛情緒。舉例來說，有位婦女就這麼抱怨：

到二十世紀的初葉，特別是在美國，時鐘時間已經成為一般大眾生活牢不可破的主導者了。但也不是每個人都敞懷接納這種新的時間觀。許多人都明白把時間標準化之後的深遠影響，因而大為擔心。他們覺察到：這種標準化將大家對時間的認知建立了一種新的觀念，最嚴重的是，社會秩序的輕重緩急也因而產生了變化。於是，有人抨擊時間標準化的推動，另外有些人則針對時鐘橫暴而又僵硬毫無彈性的廣泛影響進行撻伐。

讓我們再回到十九世紀中葉。當時，時鐘可以形成的組織化運作還遠在想像之外。雖然計時器的數量和品質都越來越進步，但是大多數人的生活仍然圍繞著自然事件的規律在運作。當時大家最難以接受時鐘時間的一個障礙，在於各個計時器之間根本缺乏一個統一的時間標準。時鐘越來越普及也越來越可靠，但是缺乏同步的標準，卻使得時鐘追求精準的努力顯得南轅北轍。專門研究行為科學的作者科伊思（Ralph Keyes）就如此指出：「各國，各省，甚至各個鄰近的村落都在使用不同的時間標準。有些地方把午夜當作一天的起點，有些地方是中午，有些地方是天亮，有些地方是日落。就算在機械式鐘錶發明之後，旅行的人每到一個不同的地方，就得重新設定他的鐘錶。」就許多方面而言，估算一天的時間之混亂，不下於中世紀決鬥時的例子。

他們的競爭對手，布洛傑鐘錶公司（Blodgert Clock）也採取了類似的銷售手法。「對年輕人的心靈來說，秩序，迅捷，規律是最需要牢記的原則。」他們一八九六年的產品型錄上這麼說，「在學校裡，任何東西都比不上我們的時鐘還能把這些原則描繪得更清楚。」型錄裡，還複印了一份麻州一所高中校長的證詞：「在學校裡，要訓練大家的迅速和忠實，這（布洛傑時鐘）是再好不過的助手了。任何學校的行政人員想要尋求寶貴的助手（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助手），我都願意在此毫不猶豫地推薦這種時鐘。」

然而，即使是最簡單的水鐘，也有一些問題。首先，在冷天裡，水的密度會變化，因而產生不同的衡量標準。第二個問題是：如何保持滴水的洞不要越滴越大。羅馬人為了避免水滴把洞口拉得越來越大，就在一些貴重的水鐘裝寶石來解決。（這也是鐘錶工匠後來使用寶石的濫觴。）

反對意見可以分為好幾大類。舉例來說，有些人攻擊的是泰勒主義，以及這種主義對人類的機械化態度。一九二一年，眾議院對泰勒主義的一場聽證會上，有位機械工就如此表示：「我不反對他們查證做一件工作需要多少時間，但是我反對他們拿著一個碼錶站在我頭上，好像我是一匹賽馬，或是一輛汽車似的。」

在歐洲，最早的機械化計時器，是在十四世紀左右問世的。這些工具既沒法指出很小的時間單位，也沒法予以衡量。大體而言，其精確度和水鐘相仿。最早，發明時鐘的唯一一個理由很明確：通知僧侶誦經禱告的時間到了。在這之前，僧侶主要是倚靠沙漏，但是沙漏要不停地翻過來倒過去，很不方便。事實上，在某些修道院裡，要指派專門的僧侶來徹夜值班負責沙漏，以便晨間的僧侶可以準時進行早課。早期的時鐘，不過是在指定的禱告時間敲出聲音就好了。這些後來大多成為社區時鐘的工具，在鐘面上其實連指針和時間刻度都沒有。設計的主要功能在出聲而不在顯示。中世紀的英文「時鐘（Clok，不是clock）」這個字，是從中世紀的荷蘭文和德文而來的，意思就是「鐘（Bell）」。早期的機械化計時器要不是會出鐘的聲音，根本不會被當作時鐘來看。時鐘的鐘面要加上指針，（最早還不過是時針），是又過了幾百年之後的事。　 早期靠重量來推動運作的時鐘（不管它是水鐘還是香鐘），其定義的速度很難為今天的工業化社會所接受。（在今天社會裡，金錢的價值是以小時，分，秒，甚至幾分之幾秒來決定的。最近我就接過一張帳單，通知我支付使用一台電腦一．六八三二秒的費用。）當唯一的計時器連分針都沒有的時候，我們就知道今天所定義的快速，已經派不上用場了。只有當時鐘的發展可以指出更細微的時間單位時，所謂「準時」，或是為了「遲到五分鐘」而道歉的行動才有意義。在這之前，你要一位朋友「在五點四十五分來見我」，等於要一個沒有月曆的人在十月二十七號這一天來找你是同樣的意思。

參考水鐘設計的邏輯，其他許多計時工具也都用上了會流動或是會消耗的事物。其中最有名的是燃燒油脂或是臘燭，當然，也有人用沙漏。中國人發明了一種香鐘。木盒裡裝了一系列相互聯結的小盒子。每個小盒子裡面都盛著不同味道的香。哪個時刻是燒那一盒香，先後燒的順序都是安排好的，所以，聞香的人只要聞到香的味道，就知道是一天的什 麼時候了。

一八八〇年，紐約一個名叫布恩地（Willard Bundy）的珠寶商，和一個名叫狄伊（Alexander Dey）的蘇格蘭物理學家兼數學家，各自研發出了一套記錄時間的系統，可以讓受僱的員工準確地上下工，換句話說，也就是打卡。到一九〇七年的時候，差不多所有主要的打卡系統的製造商，都被一家叫作「國際時間記錄公司」（International Time Recording Company）所吞併了。而「國際時間記錄公司」最後則演變為大家熟知的ＩＢＭ。歐馬利的報告中指出：這家公司也是以準時的美德來推銷他們的產品。國際時間記錄公司在一九一四年的產品型錄中表示：時鐘可以「節省時間，加強紀律，並且增加生產時間」。還有，「把時間記錄下來，可以加強時間對每個人的價值感，進而加強大家的守時」。他們聲稱：這種工具可以改善工廠作業的特質。「工廠裡，頂重要的就是紀律。對一個工廠順暢又獲利的運作來說，最要命的就是有人的出沒不規律，不是遲到就是早退。」新的時間記錄器一定有助於「清除這些不需要的人」。

比時間標準化更嚴重的，是大家對時鐘應不應該如此左右日常生活的廣泛議論。比起時間標準化，這方面的抨擊進行得更持久也更不客氣。其實，我們幾乎可以說：大家對時鐘時間的攻擊，往往根本就是針對現代生活的一些基本價值觀而來的。

照社會學家翟魯巴弗（Eviatar Zerubavel）的觀察，這些大規模的變革的目的，主要在於「籍由施加一種新的集體生活的規律，來達到針對社會的控制。」然而，新的曆法不論在法國內外都遭到強大的抵制。其中的一個問題是：十天一個星期的話，那就是要過十天而不是七天才會有一次安息日，換句話說，一年的休息日數從五十二天減少為三十六天。新的曆法也把舊曆的假日天數減半。如此這般，新曆動盪不安地實行了十三年之後終於廢止。

有些水鐘雕做的十分精細。波爾斯汀在大馬斯革大清真寺東門外發現一個大水鐘，他如此加以描繪：

在最早的機械式時鐘還沒有發明出來之前，要想協調各人之間的活動，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所有的約會都必須定在黎明時刻。歷史上那麼多重要的事件，不論是戰爭，決鬥，還是會議都選在黎明時分，不是巧合。

守時的好處，和個人的成就以及成功相聯結在一起。倚賴時鐘時間來生活，成為一個新的社會階層的特色。能夠戴上手錶，也就象徵自己也是這個階層的一份子。歷史學家卡沃地（John Cawelti）指出：在艾爾吉（Horatio Alger）的故事裡，這個英雄人物得以進入中產階級有兩個最重要的指標，一個是他獲得了一套好西裝，一個是他收到了一隻好手錶。卡沃地的解釋是：「這支新手錶，指出這個英雄的身份更上層樓，是一種準時的象徵，以及他對時間的尊重。」由於手錶成為如此珍貴的身份象徵，所以有些比較貧窮的美國人乾脆組織了「手錶俱樂部」。這些俱樂部其實都是手錶的彩券形態，參加的人每個星期交一點錢，來買一支新錶。然後到週末再抽籤來決定是誰抱得大獎歸。甚至，有人能得體地維修自己的手錶，也可以被視為一個人物。手錶確立了一個人的身份與社會地位。

古代的天文學家，有能力區分年份轉換，某種程度上，也有能力區分月份的轉換。然而，計算小時的單位，卻是相當現代的發明。決定分、秒的存在，則是更近期的事情了。

學校教科書裡，尤其把守時行為做了特別重點的推動。舉例來說，在一八八一年小學五年級《麥古非讀本》（McGuffey's Readers）的課文裡，有這麼一段開場：「一列火車以近乎光速的速度行進。車長知道已經遲到，但是他希望能夠安全地通過這個彎道……剎那間就相撞了。撞擊和尖叫的聲音混合在一起，五十條人命就此消失。而這一切都是因為一名機師遲到了的原故。」課文繼續描述一家企業如何因為其代理商付款遲延而導致倒閉，一名死刑犯如何因為特赦的信差遲到五分鐘而終究不免送命。在最後的高潮裡，課文強調「拿破崙最後會囚死在聖海倫島，都是因為他手下一名將軍來遲了。」（歐馬利的觀察是：「如果拿破崙手下的將軍都有一套麥古非讀本該有多好。」）課文的結論是：「生命就是如此。設計得最好的計劃，最重要的任務，個人的財富、榮譽，和幸福，都一再因為某些人沒法準時執行而遭到破壞。」

氣象預報也面臨類似的問題。歐馬利的觀察如下：「氣象員很難掌握如何播報天氣預測。如果威斯康辛的某個站播報說：『現在是十二點，正在下雨』，讀到這個報告的人必須搞明白這個十二點就其他地方的標準來說，到底又是幾點。美國氣象局和國際地球物理學會的人都急於推動時間標準的統一。」

服從大自然時鐘的傳統，可以回溯到文字歷史的起頭。舉例來說，古代的埃及月曆，就是一張尼羅計（nilometer），垂直的表來衡量尼羅河水的漲跌。今天，一些沒有工業化的農業社會，仍然借助於大自然的時鐘。尚比亞的魯浮（Luval）族，就根據周遭氣溫以及作物的變化，把一年劃分為十二個長短不等的時間區隔。汶萊的巴汗人（Bahan）則把一年劃分為八個區隔，各個區隔反映一種特定的業活動，從砍柴到慶祝收成，不一而足。

過世的心理學家科史提門（William KirStimon），對這一點可是見怪不怪。他的專業生涯中，大多數時間都是用來理解個人生活節奏的重要性，以便做為夫妻諮商所用。科史汀門發現：他所謂「時間領空」（Temporal territoriality）或是「時間停滯」（Tempostasis）的說法，經常可以在夫妻之間產生平衡又同步的溝通。照他所言，除了一些明顯的文化與家庭因素之外，個人生活節奏之所以會有所差異，還有基因的原因。他在臨床上特別著重在這些時間衝突上。舉例來說，有時候他會帶給夫妻兩人各一個節拍器，要他們設定自己最喜歡的節奏，然後用來幫助夫妻兩人了解互相節奏之不同，進而消除兩人在時間節奏上的差異。時間節奏的不同，在親子之間也會造成矛盾。生產過後沒多久，有的媽媽就會因為自己的寶寶吸奶吸得太快或太慢而心焦。除非當媽媽的學著接納寶寶的節奏和自己的就是不同，否則她就會給自己和子女造成緊張。

要求統一化的這些力量，主要都出於工業化的需求。但也不全然如此。也有一小批企業家是看出了把「時間」當作一項商品來推廣的潛力。其中，藍格利（Samuel Langley）和華爾多（Leonard Waldo）這兩位，就在時間統一化的進程中，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

誰說的才是正確時間？沒有一個共同認定的標準，根本說不清楚。

文學也是如此。時鐘經常是同樣惡毒的主角。梭羅說過：「如果有人沒法跟上他同伴的步伐，或許因為他聽的是不同的鼓聲。」這大概是有關生命節奏的名句裡，針對時鐘制約的社會最有名的一句了。這些年來，梭羅在文壇上的許多後人，都針對如何幹掉那個鼓手提出更直接、更挖苦的說法。在《湖濱散記》發表一百多年之後，衛斯特（Nathanael West）在一本書裡幫許多人講出了他們要講的話：「各位印第安先生，不要誤會我。我不是盧梭派的哲學家。我知道你們不能把時鐘恢復原樣，可是有一件事情你們可以做。你們可以停止那個時鐘，你們可以把它砸了。」

日晷，可以說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發明之一。早在五千五百年之前，人們就發現豎一根棍子，等太陽比較降落的時候就可以拉出比較長的影子。這種工具當中，最原始的一種型態就是光在地上插一根棒子（希臘人叫這種棍子gnomon，取其「可知」的意思），來駕馭陽光和陰影。後來一些比較精緻的設計，像是在英國古代石柱群中的發現，可以讓大家把時間分割為比較有意義的單位。於是，人類有史以來頭一次不但可以記錄時間，還可以據以約會。（譬如說，太陽照的影子出現在第二塊石頭的一個巴掌寬的時候。）最後，大家則發明了一些極為精細的工具來計算白天的時間。舉例來說，古代的歐洲人發明了一種日晷，大約一呎長的橫棒上，一頭豎了一個小小的Ｔ字型東西。這個Ｔ字型的東西沿著橫棒投下陰影，橫棒上也就刻滿了比較可以更精確地計算時間的刻度。早上，立著Ｔ字形的那一頭橫棒就指向東方，過了中午，則掉頭朝向西邊。有一個圖特摩斯三世（ThutmoseIII，紀元前一千五百年左右）時代的這種工具，一直留傳到今天。

畢耳歌（Peter Beagle）在《最後的獨角獸》中則這麼說：

泰勒主義把效率的價值和時鐘時間的重要性提升到新的層次。經濟學家布雷佛曼（Harry Braverman）認為：泰勒和他的門生，「對西方思想所造成的貢獻，很可能是美國提出聯邦文告（Federalist Papers）之後所僅有的。」照雷夫金的觀察，「新的男男女女，都要借由時鐘工作以及機械語言進行客體化、量化，以及重新定義……最重要的，他們的生活和時間要能配合時鐘的支配，要能滿足時間表的前提，以及效率的要求。」及時地，碼錶也出現來支持泰勒主義。而到最後，碼錶則引爆了滴答人的敵對力量起而抗爭。

另外一位應答的女士，也說出了她和先生之間心理時鐘的差距：「在我們剛結婚的時候，除了沒錢之外，就數這一點最能叫我們吵架了。」

對工業社會裡大部份人來說，活在時鐘之下是理所當然的。如同一位社會學家所觀察的：「在現代社會沒有正確的時間，就等於沒有勝任的社會能力。」

因此，我們如何定義時間，測量時間，其實是和宗教相當類似的。而大家是不大會隨便改變宗教信仰的。

歷史學家布洛克（Marc Bloc）講過一個這種約會的故事。中世紀的時候，在蒙恩（Mons）地區，有兩個人約好了在「天亮」（Dawn）的時候決鬥。但只有一位先生現身。先到場的這一位等了又等，一直到他認為是「中無」，過了九個小時的候駕最後期限。（當時稱「中午」［noon］為「中無」［none］）。然後他就要求裁判把他對手的懦弱記錄下來，自己匆匆離去。然而，問題是：裁判們爭論了好久，並沒有就這個人離去的時候是否已是「中無」這一點達成協議。最後，大家必須召開一場聽證會。討論過各方證據，諸如太陽的位置等等，再參詢許多在這方面學有專長的書記員，再經過冗長的辯論之後，大家終於認定「中無」的說法成立。先到的先生正式被記錄為勝利者，沒到場的人被認定是懦夫。

「盯緊」（keeping a watch）某人，成了一個很流行的雙關語法。手錶製造商推動這個說法最力。舉例來說，一八八七年，華特伯里（Waterbury Watch）手錶公司就在一個手冊的封面上聲言：「工作的人注意：今天這個時代，每個人手上都要有個手錶（Keep a Watch on Everybody）。要知道怎麼辦到這一點，請讀這本書。」這個小冊子的最後一頁，則是一名警察手搭在一個人肩頭上，旁邊寫著：「警察先生，不和圖書必盯緊我，因為我已經擁有這個世界上最好的手錶——華特伯里錶。」

到一八八三年，主要歸功於藍格利和華爾多的推動，各個鐵路公司終於確立了今天在美國使用的四個時區。到一九一八年，聯邦政府則把四個時區的認定正式立法，完成了美國標準時間的制度。

還有些人惱怒的是：他們失去了自然的時間。一八八四年，標準時間才剛發明出來不久，查理．華納（Charles Dudley Warner）就寫了篇文章來反對生活要被時鐘限制得一成不變，毫無彈性：「把時間分割成這麼僵化的區隔，是對個人自由的侵犯，也讓我們沒有保留各自脾氣與感受的餘地。」

計時器的硬體技術，要到快十六世紀結束的時候，才隨著加俐略發明鐘擺原理才有所真正的突破。加俐略發現：在鐘擺擺動的幅度和週期之間，有一定的關係。又過了幾十年之後，大約是一七〇〇年的時候，一位荷蘭數學家惠基斯（Christian Huygens）發明了第一個鐘擺。這些最早期的時鐘，每天的擺數總要差上十秒。人類早在數千年前，就很有辦法地測量出季節、星期，甚至晝夜時數的變化。但是要精確地指出生活裡的小時，卻要到最後這三百年，仰賴鐘擺的發明才得以成真。而分和秒還都談不上。

從最早問世以來，機械式的計時器就不是光用來標示活動的起止而已。它們還要指揮其間的進展。如同梭羅及衛斯特這些評論家所擔心的，這些計時器還把行動的速度，以及社會的步伐都規律化了。時鐘上的時間，在日常生活的步調上起了革命性的變化。在事件的打發上，時鐘時間需要你投入沒有任何折扣的規律。在管理上，我們幾乎可以認為：推動生產的，就是時鐘那反覆又規律化的擺動。然而在另一方面，對社會評論家來說，時鐘又經常代表著時間上森然的單調。然而，雙方都會同意的是：時鐘的規律性經常會把事件進行的速度推展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對很多人來說，這種地步遠超出他們可以接受的範圍。

反對時間標準化的聲浪，尤其顯著。打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推動時間標準化以來，不願意臣服於時鐘這種新權威之下的人，就越來越多。舉例來說，一八八三年，紐約的《先鋒報》就表示：標準化的時間，已經「超越了個人追求公眾事務的領域，進入大家的私人生活，進而合為一體」。《華盛頓郵報》則形容：時間的標準化「簡直是凱撒制定月曆，再經過格雷果里十三世教皇修定之後所僅見」之舉。

羅馬人對時間極為重視。時間就是金錢。羅馬律師經常會祈求法官再多給他們一個水鐘的時間，以便為客戶陳述。所以，在羅馬人口中，「給水」就表示多給律師一些時間，而「失水」，則表示是在浪費時間。參議院裡，如果有人講話講得太長了，他的同仁就會嚷著叫人把他的水拿開。

另外一種抗議集中在時鐘時間的控制力日益擴大這一點上。這也就是所謂的「古列佛論戰」（Gulliver argument）。批評的人經常質疑的是：一個清醒的社會，怎麼可能讓一個人造的東西來控制其存在？很多文學作品中，對自然時間之遭到毀滅，都有極其精彩的撻伐。舉例來說，馮內果在《第五號屠宰屋》中就如此寫道：

在一八八三年至一九一八年之間，當這個新的時間制度透過私人企業體系，而不是聯邦立法過程實行以來，各地經常傳來一些異議。隨著鐵路公司的計劃在擴散，波士頓的《晚間複本報》（Evening Transcript）主張：「我們應該保有自我的中午時間」。路易斯維爾的《信差報》（Courier Journal）則把時間的標準化比喻為「可怕的騙局」，「要命的騙子」。歐馬利描述這家報紙收過一封讀者來函：

事實上，就算十九世紀已經開始很久了，但是全世界仍然被許多互不搭調的月曆和時區所覆蓋。就歐馬利的說法，直到一八六〇年代，光是美國一地就有大約七十個不同的時區。工業革命改變了這一切。新的科技要求前所未有的統一行動步伐。時鐘成為舞台的主角。到一八八〇年，美國的時區降到五十個左右，科學家們則繼續要求實行更徹底統一的時間標準。

俄國大革命的領袖，也曾經嘗試發動一場類似的時間革命。一九二九年，史大林想一舉消滅基督曆法，建立一套革命曆法。首先，這套新曆法引入了一個星期五天的辦法。（也就是每工作四天休息一天，一個月共有六個星期。）後來，又導入了一週六天的循環。這個革命性的方案在一九四〇年廢止，他們又回歸了熟悉的格雷果里曆法。

像雷夫金這種評論家則相信：電腦時代，已經給自然時間正式蓋棺論定了。「電腦世界裡的事件，存在於一個我們永不可能經歷的時間領域裡。新生的『電腦時間』代表時間最後的抽象化，並且也徹底脫離了人類經驗與自然韻律。」

數位鐘錶卻沒法傳達這種訊息。它們是一種有缺憾的工具，一次只能知道一個剎那的事情，我們根本感覺不到正在進行的這個事情和剛過去的這一秒鐘，和馬上要到來的這一秒鐘有任何關聯。數位的計時器就好比一位訓練極為精良的專家，他懂的就是一次只做一件事情，只管把它做得非常好，完全不理會周遭的環境和相互的關係。數位錶和窄小的視野正好配成一對，而這兩者都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特徵。

華爾多的出發點，也不全然是那麼利他的。開始的時候，耶魯天文台聘用他當經理人。然後，在一八八〇年，他在耶魯的溫徹斯特天文台創建了一個鐘錶局，這個單位專門就是為了測試、品鑑鐘錶的準確度來推動標準時間的觀念。他們鼓勵公司商號把自己的計時器送審，審查費用則相當可觀。最後，在一八八二年，他成立了一個「標準時間公司」（Standard Time Company），這是個合股公司，專門用電報向家庭及公司行號客戶來傳送正確的時間訊號。

但，只要工業化開始，而大家負擔得起的計時器開始湧入，所有這一切就都改變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在大多數狀況而言，當時鐘最初進入一個社會的時候，大家都會極為熱烈地歡迎。鐘錶可以幫助大家擺脫過去對無法信賴的計時方法的倚靠。一種新的時間會出現：「時鐘」的時間。其實，對時鐘時間的轉變，是一種社會地位的象徵。時鐘出現在繪畫和詩作裡。中世紀一位法國人，就唱過一首歌來頌揚時鐘：

雷夫金預言：像這樣的時間戰爭，仍然會繼續主宰未來的政治。「有種戰爭是根據時間的政治而發酵的。」他說：「其結果可能決定下個世紀全世界的政治路徑。」過去政治光譜上左右翼的劃分，未來將為「一個新的時間光譜所取代，光譜的一頭是通情韻律（empathetic rhythms），另m.hetubook.com.com一頭則是權力韻律（power rhythms）」。和權力韻律時間架構認同的人，會努力推動效率的價值，並以「時間就是金錢」教條形成現代工業社會所講求的速度特質。支持通情韻律時間架構的人，照雷夫金的預測，則會努力抗拒我們所創造的人工時間架構，以便重新把人類的意識導引到一個和大自然韻律更互通的境界。「長久以來，我們都把政治當作是一門和空間有關的科學，而現在開始，我們要學會把它看作是和時間有關的科學了。」

接下來的兩個世紀裡，計時器的改進極為快速。今天我們生活的社會裡，電腦是以十億分之一秒來計算的。科羅拉多州波德市的「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協會」（NIST）最近公布了一種電子錶，叫作NIST-7，一百萬年也不會快慢超過一秒。他們相信：就機械層面而言，這種原子錶要比前一代進步太多了。因為NIST-6才不過能保證三十萬年。（除了物理學家之外，誰還會對這種準確程度感興趣？）

不過，對許多生命本身就投注在精準上的人來說，今天手錶的準確度已經是難能可貴了。有一次，我把自己對電子錶發聲不夠同步的觀察，講給一名電台的主持人聽。他則回應了一個他自己的觀察。這個觀察發生在一次全美播音員大會上，和我的例子大相逕庭。參加大會的人幾乎都戴著一個手錶，而當每個小時開始的時候，幾乎所有的手錶都在同一剎那響了起來。那位主持人的感覺是：一時之間，迴蕩在那個房間裡的聲音，「幾乎是有點詭異」。在一個幾秒鐘的時間代表幾十萬美元的行業裡，大家對時間精準的堅持已經接近完美。

最激烈的反對，來自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的時間被定為撥後二十二分鐘之後，當地的《商業捷報》（Commercial Gazette）就表示：「他們要我們把時間放慢將近三十分鐘，只為了符合那條想像中從匹茨堡延伸過來的線，實在是可笑無比……我們辛辛那提人應該謹守由太陽、月亮，和星星所定下的真實時間才對。」《商業捷報》主張：呼應鐵路公司的需要，「再愚蠢不過」。直到一八九〇年，他們印鐵路時刻表的時候還會加一個標題：「這是辛辛那提時間。比鐵路公司的時間快二十二分鐘。」

要維持這樣一個東西的運行，需要十一個人來全天候操作。

就一天的行事來說，大多數社會還是認為太陽是最合適的參考指標。月亮的圓缺，則是月份行事的參考。美洲的土著想要比較清楚地區分這一個月和另一個月的時候，有時候會給月亮取一些很有意思的名字，譬如「大樹冰凍起來的月亮」。

過了幾年之後，華爾多跨出了更大的一步。華爾多先是在哈佛，後是在耶魯一個類似的時間服務單位當經理人。華爾多的陳義拉得很高，他主張時間應該在科學家的管理之下。他說：「要調整出正確的時間，在本質上是件教育的工作。因為教導社會大眾在日常生活裡保持一定的精準度要求，也許有助於大家往更高的道德水準邁進。」華爾多曾經就工人的需求，寫給鐵路公司一封侰。他在信中如此寫道：「如果有什麼服務可以把這些人訓練出精確又準時的工作，那麼對所有僱用者和被僱用者都會產生一視同仁的影響，就我們以工時來支付的工資而言，則更將對整個國家都很有利。」因此，他認為：對目前毫無組織的工人而言，把標準時間樹立為行為規範的權威，乃是有關當局當仁不讓的責任。

和時間相關的習性是很難改變的。正如同美國人意識清楚地抗拒標準時間的推廣，法國和俄國人也抗拒過革命性的新曆法，任何人想在人類生活中比較喜愛的「自然」步伐上強加限制，他們就會抗爭。就算再微小的改變，也會一下子就被注意。

大家也許會掙扎著想要擺脫時鐘時間的控制（最起碼想要有點休息的時間），但是到最後，滴答人還是會一夫當關地控制著生產，以及所有的進程。物理學家萊特曼（Alan Lightman）在描繪義大利一間虛構的小鎮時，把這種宿命的感覺抓住了：

歷史學家歐馬利（Michael O『Malley）寫了一本書《細看時間：美國式時間的歷史》（Keeping Watch: A History of American Time）。書中，他提到一段發生在一八四三年賓西法尼亞州波茨維爾鎮的選舉糾紛。投票所應該在七點鐘正式關閉，但是很多目擊證人說是直到八點二十分，還看到有人進去投票。是嗎？波茨維爾的《礦工日報》則如此說：「大家都知道，在我們這個區，其實根本沒什麼一定的標準時間。」根據這家報紙的主編觀察：在這個地區，大家鐘錶的時間出入在「一個小時」是很正常的。一位大選的觀察家使用三天前在費城調整過的精密時鐘，主張投票的確是在七點鐘結束的。但是，波茨維爾的時間畢竟不是費城的時間。輸掉的一方因而發動拒絕承認選舉效力的遊行。歐馬利如此寫道：

藍格利、華爾多，以及他們競爭對手所提供的供時服務，內容主要是以同步化的系統，把一些「主」（master）時鐘和遠方的「從」（controlled）時鐘（又稱做「奴」slave時鐘）相聯結在一起。隨著新系統的應用日益廣泛，各地「從」時鐘的數目也越來越多。先是一些大企業流行取得一些可以和主時鐘相聯結的計時器，接著小一點的企業也跟進。沒多久，計時器就以大量行銷的手法向大眾進軍了。藍格利和華爾多銷售的是「時間」的軟體，而鐘錶公司則忙於以靈活的行銷手法推銷他們的計時器硬體。

自然界的一些災變，也經常會導致類似這種對時間認知的「退化」。一九九三年夏天，美國中西部爆發嚴重水災，《紐約時報》問一名米蘇里的居民哪天晚上的雨量最大。報紙說：「河水把他和太太沖出居住二十七年的房子的那天晚上的每一件事，這名居民都記得一清二楚，但，就這一點不記得了。『我講不出那是哪一天…我能告訴你的只有：「當時的水位有二十六呎高。」』」而《紐約時報》這篇文章的標題就叫做〈他們用呎來丈量時間〉。

也就在第一批機械式時鐘剛可以標示出小時的單位不久，英文辭彙裡也第一次出現「速度（speed）」這個字（最早是spede的字樣）。到十七世紀後半，則開始有「準時（punctual）」這個字來形容一個人精準地按照約定時間赴約。（punctual這個字原來有雞毛蒜皮的事也挑剔的意思。）又過了一個世紀之後，「精準（punctuality）」這個字才開始有它今天的用意。

過去一百五十年來，大家的吵鬧主要在於原先平順綿延的自然時間，被機械鐘錶經過計算與區隔的時間所取代。然而，近幾年來，計時的方法在許多方面發生了變動。最新一項對自然時間的挑戰，但同時也是對機械鐘錶時間的挑戰，來自於數位化的計時工具。當然，它也遭遇到抗拒。米克（Joseph Meeker）幫《關懷地球季刊》（Minding the EarthQuarterly）中就如此描述了他對數位手錶的感受：

雷夫金曾經形容：人類是唯一「為時間所束縛」的動物。他這麼說：「我們所有對自身以及這個世界的認知，都是經由我們對時間的想像、解釋、利用，以及實踐來傳達的。」人類對時間的理解如果遭到干擾，總是反應激烈，這是不足為奇的。抨擊時間標準化以及時鐘時間的人，是以生死大事來看待這個問題的。個人對時間的信仰，總是深藏在我們心理的最深處，即使是最輕微的撩撥，也會遭到極大的抗拒。

然而，真的看一下歷史，可以發現時鐘文化的出現，其實是很近期的事。就大多數人類文明而言，就算有人想要打卡，也不見得有卡可打。對我們大多數的前人而言，目前我們被時鐘主導的快速反應與生活步調，是沒法想像的。導致今天時鐘以及時鐘時間神祗般的地位，是一系列事件造成的。從這系列事件的研究，我們可以得窺由自然時間到時鐘時間的進化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