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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投降了。其他人（包括傅柯在内）則轉移到屋頂上，並開始從那裡向聚集在下邊的警察投擲磚塊。

同時，就政治問題的癥結是「非主體化」而言，一個人可以不斷地和這個敵人處於短兵相接的狀態，並將「意識」本身看作推翻「作為偽統治者的主體」的一個戰場。

「ＧＩＰ」就這樣工作著。德勒茲幫助德菲爾和傅柯蒐集消息。他們分發小冊子。當紐約北部阿提卡監獄的囚犯發動血腥叛亂的時候（法國報刊對此作了廣泛的報導），他們懷著強烈的興趣注視著。

在這幾年中，除了從事「監獄信息中心」的鼓動工作之外，傅柯還利用一系列公開場合和記者採訪，詳細闡述了他那一獨特的政治見解，反覆表達了他對於尼采稱之為「破壞的歡樂」的那種東西的獨特興趣。

傅柯指出，這兩個目標可以同時去接近，其方法便是向一切舊制度、舊習慣實施「『文化』進攻」，即積極試驗各種新的習慣：「取消性生活方面的各種禁忌、限制和劃分；探索群居生活方式；放寬有關毒品的禁令；打破規範和引導正常人發展的所有禁條。」（在鼓吹這樣一些越界行為的時候，傅柯採納的絕非正統毛派的路線：因為按照這一路線，獻身革命的鬥士應當發誓戒絕吸毒這種「資產階級」惡習。）

這次會談中討論的問題並不是學術性的。

街壘越築越多。蓋呂撒克街出現了十座，烏爾姆街出現了兩座，圖爾納福街又出現了兩座，其總數到天亮前已達六十。

集合結束後，學生們開始在廣場上漫無目的地兜圈子。警察在一邊看著他們，心裡直發毛。

如傅柯後來所解釋的，在一九六八年行將過去和他在樊塞納大學的新工作就要開始之際，他很想對各種類型的政治行動進行試驗，而這些政治行動將要求「一種本人的人身投入，將是實實在在的，並將以具體的、精確的和確定的方式提出問題……。從那時起我就致力於為自己設計一種行動方式，它既可以再現那種曾在我寫關於癲狂的書時引起我極大關注的東西，又可以再現那種我在突尼斯剛剛看到的東西也就是說，一種重新發現的體驗。」

恰如事態將要表明的（和「ＧＩＰ」蒐集的資料將要顯示的）那樣，法國監獄裡面的情況常常真是不可容忍的。監獄絕妙地說明著「正義」可能會是多麼的野蠻。尤其是法國監獄在七〇年代初還提出了一個實際的改革目標，聽起來特別美妙。這些塞滿了毛派分子的監獄已成為這樣一種地方：裡面，政治活動家可以鼓動造反；外面，「ＧＩＰ」又可以把消息傳遍法國。

同時，儘管他深深地捲入了他周圍的政治和社會的運動，他的研究卻仍舊幾乎完全集中在過去上。「歷史學具有比充當哲學的婢女更重要的任務，」他在論尼采的那篇文章裡寫道。「它必須是一種關於精力與弱點、鼎盛與衰竭、毒藥與解毒藥的鑑別知識。它必須是一種藥物學」——至少在歷史學家本人看來是如此。

「不，」傅柯回答說，「你嚴重誤解了我的意思」。這畢竟不只是一個改變意識的問題，它同時也是個改變制度的問題。

如果連熟諳法國哲學的中學生鬥士們都感到傅柯的思維方式過於怪異，那麼，對於許許多多的政治活動家和知識分子（無論是法國的，還是外國的）來說，這種思維方式就更加深奧莫測了。

「我指的是所有那些為我們的文明所棄絕的體驗，」傅柯解釋道，「或者說那些我們的文明只在文學中接受的體驗。」然而時代變化了：自一九六八年五月事件以來，種種「極限體驗」不再只是作家和私人的專有領域，它們就處在「超越善惡」的新政治的中央。

該電視節目本身是在相當平和的氣氛中開始的。喬姆斯基維護了這一觀點，即人的本性有「一種在生物學上已經定論的，不可改變的」基礎。傅柯提出了一些疑問。喬姆斯基概括地談了談他關於生成語法的看法，而傅柯則簡單解釋了一下，為什麼在他看來，歷史學需要「消除認識主體的困境。」

然而，已經有跡象表明，這將不是一場普通的辯論。該節目的主持人豐斯．厄爾德斯（Ｆｏｎｓ　Ｅｌｄｅｒｓ），自稱無政府主義者。他想刺|激一下穩重古板的荷蘭電視觀眾，為此弄了個鮮紅的假髮想讓傅柯戴上，但未能如願。同時，瞞著喬姆斯基，他還給了傅柯一大塊印度大麻，作為請他出場的部分報酬，以至於好幾個月之後，傅柯和他的巴黎朋友們還在拿它開玩笑，戲稱之「喬姆斯基海吸希。」

在這些年裡，傅柯好像還饒有趣味地（同時帶著某種狡黠）玩過學術遊戲。在一九六五和一九六六年間，他曾在戴高樂的教育部長克利斯蒂安．富歇（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Ｆｏｕｃｈｅｔ）建立的一個委員會裡供過職，該委員會的任務是改革法國的高等教育。像同一時期美國的克拉克．凱爾（Ｋｌａｒｋ　Ｋｅｒｒ）一樣，富歇希望使大學合理化、現代化，而這些目標，傅柯自己在原則上也是贊同的。在一九六六年的一次談話中，傅柯曾這樣說過：「如若當今某個誠實的人帶有某種野蠻文化的印記，那麼造成這一印記的原因，便只是這樣一個事實，即我們的教育制度源於十九世紀，其中居支配地位的仍然是最平庸乏味的心理、最陳腐不堪的人道主義。」

透過那些「格言式的省略」，傅柯扼要地談了談自己的「短暫存在，這種存在為了被抹消，無疑已得到了表白」。他巧妙地提到了某些類型的「論述」可能會引起的「不安」，尤其是當人們發現「野蠻的外在性空間內的真實」的時候；因為，即使現代的學識也常常表現過「那些被人們想像成『邪惡』的權力和危險」，無論其看上去多麼「庸俗乏味。」

在他於不同的時間寫的一些信函裡，Ｈ．Ｍ．表達了這樣一些夢幻，如：逃往印度，加入克利希那派宗教運動（Ｈａｒｅ　Ｋｒｉｓｈｎａ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像拉英筆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那樣避開現實，在藥物的作用下遨遊於「時空之外」，像黑豹黨人喬治．傑克遜（Ｇｅｏｒｇｅ　Ｊａｃｋｓｏｎ）那樣越獄（傑克遜在一九七一年加利福尼亞的一次越獄行動中被擊斃，他是「ＧＩＰ」前一份小冊子的主題人物）。

同時，「ＧＰ」還從一九六八年五月的學潮中，承繼了該運動懷疑政黨和重視直接行動（將它視為引發起義的一種手段）的心態。本著這一精神，該團體在一九七〇年曾請工人們免費搭乘地鐵，去進行抗議漲價的示威活動。同年，一支附屬於該團體的「突擊隊」對「福順」（巴黎最豪華的食品雜貨店之一）發動了一次羅賓漢式的襲擊：將富人的餡餅偷去以接濟貧困的移民勞工。

傅柯在這次記者招待會上念的聲明，給人留下了許多假象。雖然有像維達爾─納蓋和道梅納赫這樣有名望的人支持，「ＧＩＰ」實際上完全不是一個常規性的「組織」，而毋寧是德菲爾和傅柯臨時策劃出來的一個流動性的鼓動中心。它從來就沒有打算只從事信息蒐集或慈善活動。它的毛派背景還暗示著，它從一開始就被預設成了一個戰爭機器，一種新的文化武器。

「在西方文明中一切限制權力慾望的因素，都是人道主義。」

學生們分頭行動。一些人奔向南邊的蓋呂撒克街和聖雅克街，其他人則湧向東邊的穆菲塔爾街。

尼采的「新人」則與此相反，具有一種破壞性的創造力，超越善與惡的劃分，是令人昏昏的權力和守護神狂暴的形象表現，不為一般人對幸福、公正或憐憫的渴求所羈約。「對我來說，」傅柯在一九七八年解釋道，「必須造就的並非那種（馬克思所嚮往的）與自己同一的人，就像自然對他的安排那樣，或者是按其本質所規定的那樣……這毋寧是一個破壞『現有的我』的問題是一個創造某種完全不同的東西的問題，總之是一種全面的革新。」

「我是在一九六〇年九月認識米歇爾的，」德菲爾回憶說。他當時是一個學哲學的大學生，剛剛念完高等師範學校文科預備班，年齡比傅柯小十歲。當他在巴黎求學的時候，他就投身左翼政治活動，是「法國大學生全國聯合會」（ＵＮＥＦ）的一名活躍分子。（「ＵＮＥＦ」是一個敢說敢幹的學生聯合組織，曾帶頭反對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戰爭。）

一九六八年五月三十日，戴高樂總統經過一段時間的猶豫（他曾認真地考慮過辭職），終於向法蘭西民族宣布了以下幾點決定．．他不會下台；他要解散議會重新選舉；他要動員軍隊粉碎任何進一步的鬧事行為。總之，他要戰鬥。這位偉人的權威由此重新得到了確認，成千上萬的人又湧上巴黎街頭——但這一次是為法律和秩序而示威了。

事過不久，傅柯和德勒茲來到了圖爾，召開了一次記者招待會。在此之前，該監獄的一名醫生——一個名叫艾迪絲．羅斯（Ｅｄｉｔｈ　Ｒｏｓｅ）的精神病學家交來一份證詞，詳細描述了圖爾監獄慘不忍睹的内部情況。傅柯和德勒茲舉行記者招待會的目的，就是為了向輿論界披露這份證詞。在他們看來，這份證詞不僅本身就是一份證明材料，而且提供了一個足資教訓的實例——它讓人們看到，何以至於一個官方委任的專家竟敢違背保持緘默這一職業規定，用最明白的語言道出了她的所見所聞。

「米歇爾感到獄中存有某種躁動不安的情緒，」德勒茲回憶說，「他覺得這不是小問題。」

在這些年代裡，像其他同情學生選擇的教授們一樣，傅柯也對他自己教學方法的某些方面做了些修改。他從未有過地盡力緩和了（如果不是完全抛棄了）他對別人作品的習慣性尖刻態度。同時，他繼續以居高臨下的姿態去講課，絲毫不去（像這個時期許多激進敎授所做的那樣）隱藏或軟化他那獨特才智的力量和權威。「當我用敎條主義的方式講課的時候，」他解釋說，「我就告訴自己：人們付給我薪水，是要我向學生傳授某種知識的形式與内容；我必須使我的演講或課程略微適應一下這種要求，這恰恰就像做一隻鞋子一樣。我設計一樣東西，並盡可能把它做好。我為此煞費苦心（也許不總是這樣，但常常如此）。完成之後，我就把它帶到講台上，對它加以說明，然後就把它交給聽眾，讓他們拿它去做他們想做的事情。我把自己看作一個製作某種產品並把它交給人們去消費的工匠，而不是一個驅使其奴隸幹活的主人。」在實際生活中，傅柯並不反對學生對他恭恭敬敬，因為學生是學徒，他是師傅。然而他謙遜地以工匠自比也絕非全是虛情假意：終其一生，他一貫地藐視那種為一群逢迎的弟子包圍的學術帶頭人角色（這種角色，拉崗就扮演得淋漓盡致）。除此之外，他寧可簡簡單單地以他自己作為樣板，讓學生走他們自己的路，而不願強迫他們和某種教條保持一致。

就在這兒，傅柯提到了那種「古老的日耳曼習俗」：「在敵人被殺後，將他的腦袋放在樁湛上示眾。」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攻克巴士底獄之後，暴民們用長矛挑著守備軍指揮官的人頭在巴黎街頭遊行，正是這種習俗的再現。傅柯評論道，用的顯然是讚許的口氣：「圍繞著〔巴士底獄〕這個鎮壓機構的象徵，不斷地浮現著一種民眾的習慣做法，它擁有自己古老的祖傳權利，而現代的任何司法訴訟中卻全無它的蹤影。」

喬姆斯基對這種提問法深感吃驚。他讀過《事物的秩序》，了解他對十八世紀語言學的研究。但是在這裡，傅柯在援引毛澤東，在取消最基本的正義原則！也許他弄錯了。

政府拒絕談判。

它要打擊的靶子，一如既往地仍舊是讓─保羅．沙特——當代在世的最著名的知識分子，法國在道德上持異議者的脆弱傳統的化身。正如傅柯曾概括指出的那樣，在這個傳統中，「知識分子以那些被禁止說實話的人的名義，向那些尙需要了解事實的人說實話：知識分子意味著良心、自覺性和雄辯。」傅柯還用反諷的口吻指出，正是本著這種奧林匹克精神，戰後的存在主義者們告訴了人們「自由包含了什麼，一個人在政治生活中必須做什麼、怎樣待人接物，等等。」傅柯不但自己決心抛棄、而且還決心在社會中全面加以摧毀的，正是這樣一些以道德權威自居的傲慢姿態。「ＧＩＰ」在這方面的策略是很明確的：它要建立一個論壇，所有藐視道德權威的人都可以在這裡暢所欲言，用他們自己的聲音來揭露一個自稱「人道的」社會曾用怎樣一些殘忍的方式懲罰過他們。

一位名叫安德烈．格呂克斯曼（Ａｎｄｒｅ　Ｇｌｕｃｋｓｍａｎｎ）的青年哲學家在五月運動後不久總結說，這場風暴把「所有準賤民式的社會成員，如青年、移民勞工等等」聯合了起來；它取消了一切「少數民族居住區」和傳統的界線，結束了「社會和種族的隔離及性壓迫等等」；它將索邦大學變成了「一艘新的『愚人船』」，而在這艘船上，統治階級將會重新發現「一切令他們傷腦筋的反常行為。」

對於「忿激派」來說，這個黨派算是玩完了，而認認真真的鬥爭即將開始。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日晚，巴黎。夜幕是在一片躁動不安的氣氛中降下的。好些日子以來，全法國的學校都在舉行示威活動。南特爾大學、索邦大學曾發生過學生與警察之間的對抗，而到了這一天，這對抗似乎已蔓延至全國的大中學校。從五月初起，《世界報》就在用越來越多的版面報導動亂的消息。一浪高過一浪的抗議熱潮，不僅嚇壞了政府官員，連學生領袖都為之驚訝。到五月十日晚，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了。

那麼究竟什麼是「人民司法的自然表現形式」呢？傅柯認為：我們不應當老把眼睛盯著法庭，而應當將目光轉向街頭——譬如，轉向一七九二年的「九月屠殺」！

這些變化，許多都是由一九六八年五月事件及其在法國引出的後果所帶來的。但作為一個全身心捲入一九六八年政治風波的知識分子，傅柯自己採取的第一步行動卻與巴黎事件無涉，而是對兩個月前爆發的一場學生運動的反應。這場學生運動發生在突尼斯本地。

傅柯開始感到（他曾談到過這一點）自己頗似在夏朗東（Ｃｈａｒｅｎｔｏｎ）的薩德：他在瘋人院演出敎人們造反的戲劇，結果卻促使瘋子們對教師本人造起反來。

在巴黎期間，他參加了索邦大學召開的一次會議。顯然就在這個時候，他同他最喜愛的文學理論家莫里斯．布朗修談了幾句話。傅柯在一生中，也僅僅只同布朗修談過這麼一次話，儘管他當時（這很自然）對於他在和誰說話仍渾然不知。「不管五月事件的誣衊者們會說些什麼，」布朗修後來評論道，「這反正是個美妙的時刻，其間每個人都可以和別人說話，沒有個性特徵，不帶個人色彩，僅僅作為人群中的一員，而且僅僅以自己是『另一個人』的資格就可以受到歡迎。」m.hetubook.com.com

傅柯認為，問題的癥結很簡單：這就是「人道主義」。而人道主義的連帶問題，原來也很簡單，這就是：

德勒茲在《尼采與哲學》一書的高潮部分宣布：得到重申的「虛無意志」，即佛洛伊德稱之為「死亡本能」的東西，「不僅是一種權力意志，是權力意志的一種特質，而且是一般意義上的權力意志的ｒａｔｉｏ　ｃｏｇｎｏｓｃｅｎｄｉ（認識基礎）」，是我們現代人認識本來意義上的權力意志的唯一途徑。在文明的影響下，權力意志已被逐入内心，並掉過頭來反對自身了１在人類的内心深處滋生了「『毀滅自己』這樣一個新的傾向」。正是這種由西方禁慾主義所形成、並造成現代虛無主義的傾向，導致了德勒茲「狄俄尼索斯哲學」的焦點問題（也是主要難題）。因為，權力意志（按尼采的說法它是一種求生衝動）怎樣才有可能克服它自己這種由歷史形成的自毀傾向呢？

「唯有在監獄裡，人們才能看到以赤|裸裸的形式表現出來的權力，而且權力在那裡被說成是道德的力量，」傅柯在一九七二年指出，「監獄的迷人之處，就在於權力在這裡從不隱藏或掩飾自己。它以一種被推行得淋漓盡致的暴政的形式呈現在人們面前。它玩世不恭，同時又很清廉，並且完全『正當』——因為它的實施完全合乎道義。結果，它那兇殘的暴政表現為善良對邪惡、秩序對混亂的沉靜統治。」

他遠在一千英里之外的突尼斯。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傅柯來突尼斯大學後不久，那裡就爆發了一場空前規模的學生大示威。學生抗議的矛頭，直指政府的家長式統治及其親美反共的外交政策。大學教員也受到這種反政府情緒的感染，直到一九六八年三月的動亂爆發之前，校園裡一直充滿著緊張的氣氛。

但是，和在抗議運動中再次成為眾所矚目的人物的沙特不同，米歇爾．傅柯哪兒也沒有露面。

三小時後，「街壘之夜」算是過去了。然而對於一代年輕的政治活動家來說，——對於米歇爾．傅柯來說亦同樣如此，一個嶄新的世界卻驀地展現在眼前。

怎麼辦呢？傅柯的辦法很簡單：他盡可能少地待在校園裡，而集中精力做自己的研究，去國家圖書館讀書。

從另一方面看，這後一種影響力（對「整個文化生產領域」的影響力），傅柯在一九七〇年以後行使得淋漓盡致。他把大眾傳播媒介當作傳聲筒，力圖利用自己的名氣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他加入了一個由一些名聲很響的持不同政見者組成的菁英團體——其中有沙特（這是自然）、惹內（Ｊｅａｎ　Ｇｅｎｅｔ）之類的作家，和伊夫斯．蒙當及西蒙．西諾雷之類敢於仗義執言的影星。而且，他還於一九七一年二月（即在他就任法蘭西學院教授僅兩個月之後），張張揚揚地宣布：他要創立一個自己的政治團體——「監獄信息小組」（Ｇｒｏｕｐｅ　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ｕｒ　ｌｅｓ　ｐｒｉｓｏｎｓ）。

「這個經歷對我影響甚大。」傅柯後來回憶說。

同時，他們等待著。

傅柯：「當無產階級奪得權力的時候，它很有可能要向被它打敗的那些階級行使一種狂暴的、獨裁的甚至血腥的權力。我覺得這一點是無可辯駁的。」

解決的辦法，據德勒茲所說，既簡單又充滿悖論。為了恢復健康，狄俄尼索斯必須利用他的虛無意志。他要運用他的破壞權力，積極地毀掉自己，同時消除一切阻遏他的權力的東西，重新發現大量新鮮的衝動。德勒茲自己特別感興趣的，是痛苦粉碎性地化作由受虐狂的性行為產生的快|感，是由毒品和酒精引起的各種幻覺（在這方面他討論了英國小說家馬爾科姆．勞利（Ｍａｌｃｏｌｍ　Ｌｏｗｒｙ〕），是游擊戰爭造成的混亂，是精神分裂症的心理分解作用，和在達到最後極限時用自殺來求得死亡。 馮．薩赫爾─馬索赫和勞利雖然還沒有談到癲狂、兇殺和自殺，但也像一九六八年五月事件中的學生們和亞爾多（德勒茲的另一個崇拜對象）一樣，都說明了虛無意志如何在得到積極的掌握和創造性的應用的情況下，可以被轉化為它的對立面——即對權力意志的積極肯定（或重新肯定），承認它具有（未開化的）充滿活力的本質。德勒茲寫道：「每個人都有可能失去什麼」——或是健康，或是理智，或是生命；但「每個人又都從中獲得了一種不可剝奪的權利」，超越了固定的界限，炸開了一個「洞」：「鋪路石下邊是海灘」。透過由文明樹立起來的社會和心理紀念碑上的這些裂縫，人們可以瞥見「一種單純的、沒有界限的生成」（一種「可怕的、無法無天的生成」，傅柯評論道）。這一景象鼓起了人們的勇氣，使他們有可能走得「更遠一些，超出原來劃定的範圍」，琢磨出新的意象、新的觀念、「新的生活形式」，超越善，超越惡，也超越「虛無意志」。唯有此時——德勒茲教導說，才能迎來「『大政治』的開始。」

那天晚上出了件大事。黃昏時分，巴黎的一個路口廣場——當菲爾─羅什洛廣場上，聚集起約兩萬名年輕人。這是一次中學生的集會。他們的直接目的很清楚：要向政府施加壓力（因為政府在索邦大學的一次學生示威之後，於五月二日關閉了這所大學）；要抗議警察的暴行（因為警察打了一些無辜的圍觀群眾）；同時他們還要求釋放四名被捕的同志。

攻打索邦大學顯然是不行的，因為這肯定會引起一場大屠殺。但後退也絕不可能：人群中已瀰漫著挑戰的情緒。

傅柯：「人們發動戰爭都是為了獲勝，而不是因為這戰爭有什麼正義性。」

「我在很長時間裡『做』的都是哲學史，」德勒茲曾這樣解釋。「正是尼采（我很晚才讀到他），把我從這種狀態中拉了出來。……他能使你產生一種反常的傾向（這一點無論是馬克思還是佛洛伊德都從來不曾做到……），即讓你想以你自己本來的名義來說一些簡單的事情，想用情感、激|情、體驗、試驗來說話，用一個人自己的名義來說點什麼是非常奇怪的；因為一個人以自己的名義說話，完全不是在他將他的自我當作一個『我』（一個人或一個主體）的時候才會發生的事。相反，一個人只有透過極嚴格的非人格化訓練，只有敞開自己的胸懷，讓多樣性貫穿全身，讓激|情流遍全身，讓自己自由地探索『無限多樣的情境』，才能獲得一種真正的、本來的名義。」

談話就這樣輕言慢語地進行著。可是在這個過程中，厄爾德斯一直在桌子下不停地捅傅柯，指著他膝上的紅假髮悄聲催促：「戴上，戴上。」傅柯試圖不理他，但是隨著厄爾德斯的問題提得越來越尖銳，他終於開始發火了。

與突尼斯學潮接踵而至的「街壘之夜」表明，可能存在著某種類似於集體共享的狂喜的東西，它至少能在某些特殊的時刻摧毀習俗的禁條。或許，如傅柯在一九七八年所說的，甚至在當今時代，這種野性集體能量的爆炸都可能會重新引起「某種絕對犧牲的可能性，令人們渴望、喜歡而且能夠承擔這種犧牲」——那是一種犧牲自己的自由甚至生命的行為，它「毫無功利色彩，也不含任何個人野心。」

目擊者們回憶說，那個時刻的傅柯是興高采烈的。他喜氣洋洋地扔著石頭——儘管同時還小心翼翼地注意著不把他那身漂亮的絲絨西裝弄髒。

他們的意向十分明白，這就是：拋開結構主義。這也就是說：拋開大學。革命應該到大街上去進行！

不過，德勒茲也不得不承認：在這種特別的兔子洞下邊，潛伏著巨大的危險。在拚命地使自己解除痛苦、罪惡、憐憫、理性、邏輯、法律等負擔的時候，人們可能會喪失一切秩序意識，不由自主地驟然墜入一片虛空。「這是一種『黑洞』現象」，——德勒茲解釋道：一個人「會闖進一個黑洞，以後便再也無法脫身。」德勒茲對這種「墜毀」的可能性是相當關注的。他引了斯洛特．費茨傑拉德（Ｆ．　Ｓｃｏｔｔ　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的一句悲觀的話：「當然，整個生命都是一個崩潰的過程。」癲狂緊張症患者、癮君子，或沉迷於政治暴力的「小法西斯主義」（ｍｉｃｒｏ─ｆａｓｃｉｓｍ）和恐怖主義的人們，都引起了「一種輕微的恐怖氣氛」。德勒茲吐了句心曲：「反正他們讓我害怕。」

天亮了，人們看到了一片浩劫後的慘景。在拉丁區那些曾短暫地築起過街壘的漂亮的街道上，散布著二百來輛夜間燒剩下來的汽車殘骸。沒有人被打死——這場戰役，儘管很血腥，卻仍是一種遊戲，參加遊戲的警察和抗議者雙方都懂得適可而止，都對此心照不宣。但警方的野蠻進攻，畢竟造成了三百五十人受傷（其中有的傷勢還不輕）的後果，目擊者為之震驚。為抗議政府的鎮壓，法國的一些大工會，包括強大的、由法共領導的法國總工會，號召在五月十三日（星期一）舉行總罷工。

這種「內心深處的鬥爭」的特性和風險，將隨著一九六八年五月十日事件的爆發而發生變化。

他感到受不了了。在和記者的談話中表示和左派團結一致，或從房頂上投擲石塊（那是為了好玩！），是一回事；而不得不日復一日地忍受各種極左派別在他的教室裡胡言亂語，則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關於傅柯所能引起的反應的最生動的（也是最有趣的）例證，大概就是他同美國語言學家諾姆．喬姆斯基（Ｎｏａｍ　Ｃｈｏｍｓｋｙ）的辯論了。這場辯論是荷蘭電視台錄製的一個節目。事情發生在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喬姆斯基對當時的情景仍記憶猶新。「我覺得他完全是個反道德派，」喬姆斯基說。「我還從未見過這麼徹底地反道德的人。」

同時，傅柯也感到很難離開德菲爾。「十八年來我對某個人一直處於一種熱情狀態，」傅柯在一九八一年的一次談話中說道。「在某些時刻，這種熱情狀態採取了愛的形式。但事實上，這是我們兩人之間的熱情狀態的問題。」所謂「熱情狀態」，按照傅柯在這次談話中的描述，是一種超越了愛情、超越了理性、甚至超越了某種對另一個人的強烈欲求的狀態；毋寧說這是一種廣闊無垠的、起離解作用的狀態，它破壞著「『做自己』的感覺」，創造著一種強烈的、溶合的「苦樂」感，使人得以「用完全不同的眼光看事物。」由於「已全身心投入了」對這種「我們兩人之間的熱情狀態」的探索，傅柯承認：「我覺得，當我需要找到他並和他說話的時候，無論什麼都不能阻止我去這樣做——絕對不能。」

她的語氣，事實上是很平靜的。羅斯大夫這樣寫道：「最令我難受和痛苦的事情，是看到犯人們被套在鎖鏈上整整一個星期甚至更久。我發誓這是真的：他們甚至在吃飯的時候還戴著鐐銬。我在醫務室曾聽見他們叫看守用叉子給他們餵飯。……有些目擊者告訴我，他們的牢房裡淨是糞便，不過我沒親眼見到。」然而她看到的已經夠多了，以至於強烈地感到，在圖爾監獄坐牢還不如死了的好。「我敢說，自從我去圖爾監獄工作以來，那裡自殺企圖的發生率之高一直令我吃驚，」她宣稱：「自縊的，割腕的，吞勺子、叉子、氖光燈管等等東西的，都很多。」

同時，很奇怪，透過履行忿激派知識分子在法國的神聖職責，傅柯開始在法國公眾中贏得更廣泛的敬意。

但這位法蘭西學院教授並不是去那裡慶祝勝利的。他是要借此機會宣布他的新組織的成立。對著攝像機，傅柯念了一份關於該組織的宗旨的簡短聲明。這個組織是他在皮埃爾．維達爾─納蓋（Ｐｉｅｒｒｅ　Ｖｉｄａｌ─Ｎａｑｕｅｔ，一位傑出的古典學者）和讓─瑪利．道梅納赫（Ｊｅａｎ─Ｍａｒｉｅ　Ｄｏｍｅｎａｃｈ，天主教雜誌《精神》〔Ｅｓｐｒｉｔ〕的主編）的支持下建立起來的。其目的，按傅柯的解釋，是具體而適中的：他和同事們希望蒐集有關法國監獄內部悲慘狀況的信息。他們特別希望聽取親身體驗過監獄生活的人的講述。為了順利得到這些信息，「ＧＩＰ」敦請獄中的人們同他們聯繫。該「小組」還告訴人們，他們已準備了一份調查問卷可供索取，答卷將在以後的某一天予以公布。

一九六八年五月事件後，他倆之間的哲學和政治同盟關係進一步深化。「一九六八年五月事件是純粹狀態的『生成』的顯現和爆發，」德勒茲後來說。「這恰恰就是尼采稱之為『不合時宜』的那種東西。」

在往日的法國左派戰友們的批評下，毛派游擊隊洩氣了。兩天之後，那位雷諾官員被釋放了，而且毫髮未損。同德國和義大利的朋友們不一樣，法國的毛派在政治謀殺之前給自己劃了一條界線。

一座街壘！

「我覺得，學生們以初看上去純屬民間傳統式的行為試圖做的，和我自己力圖在我的書的塵埃中試圖完成的，基本上是同一件事情，」傅柯在這幾個月裡的又一次談話中解釋道。「我們既必須擺脫政治保守主義，也必須擺脫……文化保守主義。我們必須看穿我們那些禮儀的本質：它們是一些完全沒有道理的東西，是和我們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聯繫在一起的。透過遊戲和反諷，用戲弄的方式來超越它們，是有益的（而真正的戲劇也就在這裡）；把自己弄髒，讓自己鬍子拉雜，長髮披肩，讓男孩看上去像女孩、女孩看上去像男孩也是有益的；我們必須把那些在暗中到處對我們發號施令的制度投入『遊戲』，予以揭露，加以改造，並推翻之。就我而言，這正是我在自己的作品中試圖做的事情。」

他宣稱：「一種持久的自殺興趣和某種形式的政治自覺性的產生，往往只有一步之遙。」

「ＧＩＰ」從好幾個方面展開工作。德菲爾和傅柯設計了一份調查問卷；德菲爾將它分發給去探監的犯人家屬；答卷收回後，兩人便對它們進行篩選、摘錄，然後以連載形式發表。「ＧＩＰ」還同犯人家屬們一道，透過鬥爭，使一些以往不許進監獄的報紙得以在獄中被自由傳閱；它召集一些由富於同情心的專業人員如醫生、律師和社會工作者等組成的委員會，以便宣傳某些特殊監獄内的情況；它還在獄中發生絕食的時候，組織予以聲援。

他在一九八二年的一次談話中說道：「從六〇年代到現在，人們的日常生活已發生了變化，而我自己的生活肯定也是如此。這是一個事實。」一些令他關注的問題——從消除負罪感直到探索體驗的邊緣，現已進入了公共領域。一九六八年五月事件後，他的早期作品，尤其是《癲狂與文明》，將獲得一批全新的讀者，因為他們的口味已經改變，可以接受這些書的實際涵義了。「而且可以肯定，」傅柯在一九八二年的這次談話中還指出：「這一情況並不是由他們的政治派別造成的，而是許多運動所產生的後果。這些社會運動已切實改變了我們的整個生活、我們的精神狀態、我們的態度，以及一些並未參與這些運動的人的態度和精神狀態，這一點非常重要，具有非常的積極意義。」

在蘭斯經驗的鼓舞下，毛派又搞了一個「人民法庭」，這次是用來對警察進行缺席審判的，因為他們被指控為犯有暴行。但是幾個月過去了，隨著群眾對人民司法觀念的熱情開始增長，毛派的標語口號變得愈來愈令人不安：「把老闆送進監獄！」「用憤怒去爭取自由！」「私刑處死議員！」這類口號是符合某種邏輯的：它們的目標，是要像德國巴德─邁因霍夫幫（Ｂａａｄｅｒ─Ｍｅｉｎｈｏｆ　ｇａｎｇ）和義大利赤軍旅之類極左分子那樣，實施一種恐怖主義的「人民司法」

讀到德勒茲的《尼采與哲學》（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　ｅｔ　ｌ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時，傅柯很自然地感到了他們在哲學興趣上的相似性。於是，他想請德勒茲來克萊蒙費朗大學任教，儘管這次未能如願，六年後他又一次聘請過德勒茲，這次是在樊塞納大學，但兩人相遇了，並成了極要好的朋友。關於其原因，德勒茲後來回憶說：「這不只是一個〔相互〕理解或思想一致的問題，其中還有激|情、共鳴和音樂上的一致的成分。」

從某一層面上看，讓喬姆斯基和傅柯兩人在一起討論問題是很有意義的。到一九七一年，他們兩人都已是國際知名的知識分子；而且他們都寫過論語言結構的著作，雖然喬姆斯基學的是語言學，不是哲學。更重要的是，他們倆都以政治觀點激進好鬥著稱——一九六七年喬姆斯基曾在《紐約書評》上發表了一篇極有影響的反對越戰的文章。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即傅柯和維克多之間的辯論被錄下音來的三個禮拜之後，一位名叫皮埃爾．奧維內（Ｐｉｅｒｒｅ　Ｏｖｅｒｎｅｙ）的毛派工人在雷諾工廠大門外的示威活動中，被該廠的保安人員開槍打死了。奧維内原先曾在該廠工作，後因政治上過於激進而被廠方解雇（同時被解雇的還有他的一些同志）。

又是沙特！傅柯不論走到哪裡，看來都躲不開這位存在主義者的影子。沙特雖然已差不多六十五歲了，但仍然是法國知識分子最完美的典範．．他敏於批判，以揭露權力的濫用為己任，從不懼怕響應埃米爾．左拉昔日的戰鬥呼喚——「我控訴！」他在一九六八年五月進一步確定了自己的這一地位——即使只是因為據說他在學潮的高峰期間曾來過索邦大學。

這混亂是令人陶醉的。人們劈開了廣告牌，挪走了路標，放到了絞首架和鐵絲網，推翻了小汽車。被打碎的東西在馬路中央堆起一座座小丘。人人意氣風發，一派節日氣氛。「大家頃刻間都認識到了自己的實際願望，」事過不久一位參加者在概述當時人們的心態時寫道，「破壞的熱情從未顯示過如此巨大的創造力。」

但是，一個像傅柯那樣博學多才的人，怎樣才有可能透過加盟一個轉入地下的革命運動來獲取最大成果呢？這是個大難題。傅柯便同德菲爾一起探討把自己的課題同毛派的計劃聯繫起來的途徑。據德菲爾的憶述，在「無產階級左派」方面，他們的目的只是建立「與法蘭西學院的聯盟」，以形成（用馬克思主義行話來說）某種聯合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人民陣線」；在傅柯方面，目標則稍有不同：他想透過探討作為一種「極限體驗」領域的政治，找出某種方法，以「推展在《癲狂與文明》中宣布過的研究方案。」

他向聽眾們解釋說，對論述起支配作用的各式各樣的禮儀，有可能把這類「權力和危險」中和掉。中和的方法很多，如：強加一些邏輯和語法規則；審查某些詞語和論題；規定在某學科內可以接受的各種研究和計劃；只認可關於某些選定作品的某些評論方式；將作者假定為作品的自覺的（因而是負有責任的）、創造性的本源。傅柯指出，所有這些相互間毫無邏輯聯繫的計謀，都可以被用來「祓除」論述中的權力和危險，就像牧師們曾試圖祓除惡魔一樣。由此看來，控制著語言的那張錯綜複雜的慣例網，無非是「我們施於事物的一種暴力」，一種「我們強加給它們的習俗」，一種無意識的、「人們在每一句話中都必須加以調動的推論『監察』。」ｗｗｗ.ｈｅtuｂook•ｃoｍ•com

這次談話是由傅柯向學生們提問開始的。他問他們所遭受的「最不可容忍的壓迫形式」都是些什麼。但轉眼間，問題就轉回到哲學家自己頭上來了。於是他談了談他的一些最基本的政治觀點。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日，傅柯的一些著名的同輩學者、老友和一支青年崇拜者代表團湧入法蘭西學院，來聽傅柯的就職演講。讓．拉古蒂爾（Ｊｅａｎ　Ｌａｃｏｕｔｕｒｅ）在《世界報》上描繪道；在一群「翹首以盼的」聽眾面前，出現了「一個帶象牙色澤的光頭；他的舉止像個佛教徒，他的眼神閃著靡菲斯特式的狡獪，即使這種莊嚴的場合，也不能使他愛說反話的習性有所收斂。」

他的年輕的對話者們不時地感到很難跟上傅柯的邏輯。「這是不是說，」一位學生問道，「你的主要目標是改變意識，以及你可以暫時忽略反對政治經濟制度的鬥爭？」

由於親眼目睹了突尼斯學運的慘烈「犧牲」，並在樊塞納勇敢地參加過戰鬥，傅柯在一九六八年五月後變化了條件下，似乎感到前所未有地信心十足：他要去直接探討肉體在政治和歷史中的地位，試著了解它的創傷，改變它互相對立的需要和弱點的結構。

他的演講頗像走鋼絲，在儀式的要求和他自己思想的表達之間靈巧地玩弄著平衡。正如人們可以預料的，他的演講也許是他偽裝得最巧妙的一個作品。一位很有眼力的評論家對此作了這樣一個總評：「他用象徵的方式，向聽眾們縱論數百年的歷史，彷彿概述的全然是一些有關真實、合理性和正常性的研究方案。他的聲音，就其講究格言式省略法而言，頗似貝克特；而就其令人生畏的洪亮音色來說，又很像勒南（Ｒｅｎａｎ）。」

一九七〇年以後，傅柯自己的「適當地呼吸」變得容易多了。從十二月份開始，他榮任法蘭西學院教授，由此獲得了一個比樊塞納更高級的講台，可以更方便地展開對「偉大尼采式探求」的歷史學方面的探索了。

傅柯這位年輕的新朋友神采飛揚，英俊瀟灑。但是，最令他著迷的，恐怕還是他那緊張而投入的政治生活作風。據德菲爾自己的回憶：「我覺得米歇爾能在這個時期喜歡上我，是因為我當時過的那種學生鬥士的生活。」傅柯將他置於自己的卵翼之下，為他在克萊蒙費朗大學找了個職位。一九六四年，德菲爾離職赴突尼斯參加一項志願服務，傅柯也隨同前往，結果在突尼斯大學為自己找到了一份工作。一九六八年後，他倆再度攜手合作——這次是在樊塞納大學，德菲爾作了那裡的社會學教授，並在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夜裡和傅柯一道同警察幹過一仗。

例如，在一九七一年年中，傅柯坐到一群好鬥的中學生中間，同他們一起討論了這場運動及其方向。談話的錄音經整理後，發表在《當前》（Ａｃｔｕｅｌ）月刊上，該雜誌是一九六八年以後法國出現的一套新輿論機構中最自由散漫的刊物，其中總點綴有克魯姆（Ｒ．　Ｃｒｕｍｂ）的漫畫，並充斥著關於當時國際反文化潮流各個方面的消息——從毛主義到迷|幻|葯ＬＳＤ，無所不包。

從收音機中聽到這一暴亂的消息後，巴黎的毛派們立即行動起來，一邊策劃發新聞特刊來報導此事，一邊組織人員去了解真相。

德勒茲出生於一九二五年，在索邦大學讀過哲學，一九四八年通過中學哲學教師資格考試。像傅柯一樣，他年輕時迷過亞爾多，並對發表〈存在主義就是人道主義〉（Ｌ＇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ｓｍｅ　ｅｓｔ　ｕｎ　ｈｕｍａｎｉｓｍｅ）的沙特產生了終生的反感。和傅柯（以及與他同輩的大多數學生）不同的是，他從未加入過共產黨；而且他對海德格只發生過短暫的興趣，儘管他透過莫里斯．布朗修間接地吸納了他的許多關鍵思想。

但書中的主要資料，是一個署名「Ｈ．Ｍ．」的犯人的一系列來信。Ｈ．Ｍ．出生於一個破裂了的家庭（其父是個酒鬼），現年三十二歲，是一個染上了鴉片癮的同性戀者。他在十七歲時就犯罪坐過牢房，後來又因盜竊、鬥毆和販毒等多種罪名在十幾個監獄裡服過刑。據他在好幾封信裡所說的，他最近的被捕是因為中了一個圈套：幾個便衣警察誘使他去買鴉片，從而把他抓了起來。回到監獄後，他開始公開追逐男兒。因為發生了一次口角，他的性活動被看守告發了，結果他被關入了單身牢房，隨後他便上吊自殺了。

他現在斷言：「肉體是Ｈｅｒｋｕｎｆｔ之所」（Ｈｅｒｋｕｎｆｔ是尼采用的詞，意即「起源」），是意願、感情和思想的根本。但按傅柯的描述，這種「起源之所」也是模糊不清的創傷、莫名其妙的痛苦和捉摸不定的本能之所在。肉體包含有一幅關於過去事件的圖示，它銘刻在肉體裡，形式很奇特。這些事件的痕跡，僅用理性是讀不通的，卻能在愛好與厭惡、長處與弱點、快樂與痛苦的矛盾混亂中清晰地見到。然而即使在這裡，肉體仍呈現著一幅令人困惑的圖景，如同一片硝煙瀰漫的戰場。而尼采派歷史學家的任務，實際上就是仔細省視這一戰場，識別出尙能起作用的一切肉體的力量，甚至那些處於「邊緣」的肉體力量。傅柯認為，這種省視，事實上是可以實施的，只是必須運用「一種連自身都能夠離解的離解性眼光」。唯有這樣一種眼光，才能夠揭示「被烙滿了歷史印跡的肉體和糟蹋肉體的歷史。」

他們共同用寫作來探索理性的界限，在「無定形的流動」中表達快樂，尋找恰當的詞語來引起「一種非真實感」，這種非真實感能夠像某種「認識病毒」一樣，「透過語言向知性和人們傳送自身」。從一九六二年以後起，他們就在工作中密切配合，仔細研讀對方的每一本新書，加以評論，從中吸取推動工作進一步深入的動力和靈感，為破壞「確定著各種固定同一性的常識」（德勒茲語）作出協調的努力。

在制度方面，他強調說，革命的目標是橫掃一切：實際上無非是把社會作為一種強制性的、完整的整體加以破壞。「所謂『社會的統一性』，正是我們應予以破壞的東西。而且但願從此再不會出現任何類似於這種社會統一性的東西。」在進行這種反對最古老的法律和契約的無條件戰爭的時候，很有可能發生（就像戰時通常都會發生的那樣）限制權力意志的傳統道德信念的瓦解。從尼采的觀點看，這是好事。但在不發生血腥內戰的情況下，也有可能透過比較和平的和局部的團體鼓動（如傅柯自己的「ＧＩＰ」所做的那樣），來有效地削弱這些信念。哲學家告訴學生們說：「『ＧＩＰ』實行干預的最終目的，並不是把探視犯人的時間延長至三十分鐘，或在牢房裡安上抽水馬桶，而是對無辜和有罪之間的社會和道德的區分提出質疑。」如若成功，「ＧＩＰ」將摧毀「一種簡單的、基本的意義形態」，即「關於善與惡的意識形態。」正因為如此，這次談話的題目被定為：〈超越善惡〉。

「我渴慕那種破壞證據和一般性原則的知識分子，」傅柯在一九七七年的一次談話中宣稱。在這裡，就像他在這些年裡經常談起的那樣，他把這種知識分子想像成一種游擊戰士，來無影去無蹤，徘徊不定，很難被拿住。他從邊緣地帶打狙擊（傅柯曾想像過一種撥弄癲狂火山的地下人，與此很相似），將「當代各種惰性和限制」中的「弱點、缺口和力量的分布情形找到並標出來。」他不願提供未來社會的藍圖，「不停地處在運動之中」，而且「既不知道他究竟在往哪裡去，又不知道他明天會想什麼。」儘管目的地仍未找到，但他已不再打地洞了。他現在歡迎公開的戰鬥，希望這種力量的較量有助於說明「革命是否應該受懲罰，以及那一種（我的意思是，那一種革命和那一種懲罰）。我們已經知道，這個問題只有願意冒生命危險將它提出來的人才能回答。」

他反駁道：對待人民司法的最好做法，就是打開一切監獄的大門和關閉一切法庭的大門。最好是坦率地把最新消息告訴群眾（就像在蘭斯的那個法庭上所發生的那樣），然後便任由民眾的「復仇需要」去自行其是，而不要去建立什麼「正常化」手續，和根據什麼法律來作出判決。透過不受阻礙地行使他們的權力，群眾也許會恢復「一些古代的儀式，那曾是『司法前的』司法的一些特徵。」

正在這時，這所監獄又發生了第二次暴亂。但這一次警察反應很快，他們迅速控制了該監獄，並在此過程中打傷了幾十名囚犯。

這事惹惱了共和國總統。教育部長解雇了米勒，並迅速發出通報：樊塞納大學哲學學位的持有者不再具備在法國教育體系中任教的資格，由此取消了整個哲學系授學位的權利。

「他非常勇敢，確實非常勇敢，」安德烈．格呂克斯曼回憶道——他那一夜一直在和傅柯並肩作戰：「夜裡警察來的時候，他要求站在最前列，跟他們鬥……。真令我欽佩。」

可是，如果警察打來了，他們怎麼自衛呢？

馬克思的「新人」具有一種令人愉快的和諧感，擺脫了主人和奴隸、老闆和工人之間的殘酷衝突，是普羅米修斯式的自由和普遍知性的形象表現，它以思想、勞動和愛體現著整個人類的天使般的本質。按傅柯在一九七八年的一次談話中所說的，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來說，問題在於「恢復我們『失去的』同一性，解放我們被囚禁的本性、我們內心深處的真實。」隨著異化的結束，以及共產主義的勝利，馬克思稱之為「真正的個人」的那種東西將最終以完整的姿態顯現於世。

吉爾．德勒茲在一些年後憶述說，「米歇爾具有一種政治的直覺，能覺察到某件事將在某個特殊地點（不會在別處）發生。」德勒茲是德菲爾和傅柯在「ＧＩＰ」裡最重要的盟友之一。他和傅柯的心是相通的，當時就已是他哲學上的戰友。德勒茲雖然也是個淵博的學者，但他對傅柯仍懷著幾分敬畏。「他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個先知，」德勒茲後來解釋說。「他能幻視事物，而且像所有懂得幻視、能夠看見什麼並且看得很深的人一樣，他發現他看到的淨是些不可容忍的事情。」

這些好鬥分子誤解了他們的傅柯。在他的突尼斯經歷的啟發下，傅柯迅速建立起一個具有突出的反傳統色彩的哲學系。他讓兩個人擔任了系裡的高級職務：一個是米歇爾．色黑─位精通數學但又著迷於文學的大學者；另一個是弗朗索瓦．夏特萊（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Ｃｈａｔｅｌｅｔ），他年歲稍長，也極善於把博學和想像結合在一起。這兩人都同傅柯本人一樣，都是學識淵博而且真正具有獨創性的思想家。

「ＧＰ」透過它信奉馬克思主義的骨幹分子，承繼了布爾什維克在鼓動工作和地下活動方面的經典技能：它的影響很大程度上都是透過一些衛星機構（如《人民事業報》（Ｌｅｓ　Ａｍｉｓ　ｄｅ　ｌａ　Ｃａｕｓｅｄｕ　Ｐｅｕｐｌｅ）之類）、各附屬的人民陣線組織（如「人民事業之友」之類）和一些準軍事性的秘密團體，來行使的。這個團體學習過毛主席的一些政治言論，牢牢記住了他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這句著名格言。他們還囫圇吞棗地接受了「文化大革命」的反等級制、反官僚主義的口號。（很自然，「ＧＰ」的大多數成員雖然耽迷於造反的幻想，對中國政治生活的殘暴現實卻缺乏興趣。）

一九七二年二月五日，傅柯同皮埃爾．維克多坐到一起，就「人民司法」的意義問題作了一次討論。這次討論是為沙特的《現代》（Ｌｅｓ　Ｔｅｍｐｓ　ｍｏｄｅｒｎｅｓ）雜誌的一期特刊而安排的。那時，維克多身上那種嗜血的狂熱勁頭，已開始在他的同盟者和知識分子同路人中引起日益廣泛的不安。據格呂克斯曼的回憶，他們希望對他的主張發起持續不斷的批評，借以遏制他的行動。

喬姆斯基：「這看法，我，就個人而言，不能同意……」

傅柯當然同意這一說法。而且，在一九七一年的一次談話中，當提及一九六八年五月事件及其後果時，他還意味深長地指出「這個制度正在被粉碎」，人們將贏得一個新世界。

「我的意思是，作為一個人，我很喜歡他。只是我不明白他是怎麼回事。他好像不是人，而是屬於其他的什麼物種。」

至少格呂克斯曼就絲毫也不對傅柯最近的變化感到驚訝。「在法國這很正常，」他說，「你已經做了知識分子，接下來就必然要作一名鬥士。在沙特看來這完全是一回事。」

然而這種讓步太有限了，為時也已太晚。夏爾．戴高樂的統治突然顯得那樣不堪一擊。年輕的激進派迅即占領了索邦大學。「塗鴉」的作法（即用噴漆筒在建築物上噴寫大標語，這也許是這場運動最富於新義的表現）開始盛行。牆壁遭殃了，理性受到了踐踏。這種「塗鴉」的目的顯然是要人們把激|情、迷惑和狂暴的精力統統宣洩出來：

他的演講體現了一種悖論（在這方面很像《事物的秩序》）。從它公開表明的意圖看，它具有激進的顛覆性；而從它展示的雄辯和學識看，它又具有讓人放心的傳統性。這篇演講的傳統形式，實際上是傅柯自己實施的一種「暴力」，其目的是，為了包容（並傳達）他自己那不守規矩的「來自外界的思想。」

在他的逗留期間，傅柯還同讓．丹尼埃爾閒逛了一次。作為《新觀察家》雜誌的編者，丹尼埃爾的工作曾使他得以及時了解事件的進程。當他們的眼前出現一支學生隊伍的時候，傅柯向丹尼埃爾轉過身來。

在一九六七年的一次記者專訪中，傅柯自己不僅承認存在這樣的問題，而且還刻意強調了他的觀點的一個最令人不安的政治涵義。他對記者說：「我們顯然正在討論人道主義問題，但我懷疑我們討論的實際上是一個簡單得多的問題，即幸福的問題。我相信，人道主義至少在政治層面上，可以定義為各種認為政治的目的就是創造幸福的態度。現在，我並不認為幸福的概念是真正可以思考的了。一般的幸福尚且不存在，更遑論人們的幸福！」

像德菲爾一樣，傅柯這時也在急切地為自己找尋政治行動的新形式。正是出於這方面的考慮，他也加入了「無產階級左派」。

事實上，「ＧＩＰ」的第四份也是最後一份小冊子就是專門論述這個主題的。這份一九七三年由伽利馬爾出版社的小冊子——《獄中的自殺》（Ｓｕｉｃｉｄｅｓ　ｄｅ　Ｐｒｉｓｏｎ），像前幾個小冊子一樣，也是一種資料彙編（將一些事實和當事人的回憶錄作些整理，略加一點評論即呈送給讀者）。它一開始就向讀者展示了一個統計表，其中列舉了一九七二年法國監獄發生的自殺事件，其數字高得驚人——共三十二起。編者將這些事件按時間順序排列在表內，並逐個詳細說明自殺的方式，如：自縊，過量服藥，服毒，吞叉子，甚至有躺在燒著的床墊上自焚的。

凌晨兩點剛過，警察戴上防毒面具。兩點一刻，進攻開始。

不過儘管如此，他的突尼斯經歷仍使他認識到：某些馬克思主義理論，雖然是膚淺的教條，但在一定的情況下卻可能具有某種索萊爾式神話（Ｓｏｒｅｌｉａｎ　ｍｙｔｈ）的價值。他還認識到，「ＧＰ」裡的大部分鬥士，像全世界大多數學生造反派一樣，在內心深處「真正崇奉的是羅莎．盧森堡而不是列寧」——他在一九七〇年這樣指出。「他們更相信的，是群眾的自發性而不是理論分析」（或者說，革命菁英的號令）。尤其是，「ＧＰ」熱中於直接行動的對抗風格，和他自己在突尼斯被誘發出來的一種前所未有的、對於形形色|色反叛（它可以引發「某種絕對犧牲的可能性，令人們渴望、喜歡而且能夠承擔這種犧牲」）的興趣，正好不謀而合。

乍看起來，很難理解像「無產階級左派」這樣一個宗派性集團，這樣一個充滿禁慾主義激|情和馬克思主義狂想的組織，會引起傅柯的興趣。他在一九七八年承認：「五花八門的理論、政治討論、詛咒、排斥、宗派主義，鋪天蓋地而來，這絲毫引不起我的興趣，相反卻令我沮喪透了。」

像所有親密的朋友關係一樣，他倆的關係也幾經起落。但自始至終德菲爾對傅柯一直忠貞不渝。一位認識他們倆的朋友說：「我覺得丹尼埃爾是真心愛他的。」

或者，恰如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所說的（這段話德勒茲自然是熟知的）：「我愛那些沉重的雨滴，它們一個一個地從懸浮在我們頭上的烏雲中落將下來：它們預告著閃電的到來，並作為預言者而歸於毀滅。」

傅柯常常同德菲爾說話，尤其是在一九六八年之後，談他們最新的共同興趣——政治。德菲爾經久不衰的政治活動癖，又被新的學生左派，尤其是一九六八年底出現的「無產階級左派」引發了。在這個組織於一九七〇年被正式取締後不久，德菲爾自己就作了該組織的地下成員。他回憶說：「我入會了，這是因為它已被禁止活動了，被取締了，成了一個處境危險的組織。」

在他們的討論中，傅柯對於維克多所熱中的人民法庭活動，事實上採取的是一種猜忌的態度。他拒斥法庭這種「形式」，認為把一個本來可能不會受到懲罰的人抓起來，帶到一個法庭上，說服一個陪審團「本著某些公平的方式」來審判他，然後強迫這個被判定有罪的人去接受懲罰——這樣做，無論是以國家的名義還是以人民的名義，都是要不得的。

但德勒茲仍努力抑制住了自己的恐懼感和總是過於敏感的疑心。「人性中任何美好而偉大的東西」，他在《意義邏輯學》中用種冷冰冰的果決語調宣稱，都只能「在隨時準備毀滅自己的那些人身上」顯現——「死亡優於我們的健康。」

動亂的策源地就是傅柯工作的地方：突尼斯大學。自法國給予突尼斯獨立起，十二年來，該國總統哈比勃．布圭巴（Ｈａｂｉｂ　Ｂｏｕｒｇｕｉｂａ，他還以道德監察官自居）一直試圖把突尼斯建成一座「完美無瑕的紀念碑」。這位總統是個狂熱的民族主義者，深受法國革命傳統的影響，又致力於實現現代化事業，總以某種現代羅伯斯庇爾（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ｅｎ　ｄｅ　Ｒｏｂｅｓｐｉｅｒｒｅ）自比。他在突尼斯大力清除宗教迷信，力圖在一個充滿古風的社會造就一個開明的民族，並透過該國唯一的一個合法政黨來表達這個民族未受敗壞的統一意志。布圭巴世俗幻想的一些中心內容已化作突尼斯大學的制度。作為發展高等教育的一個步驟，突尼斯大學於一九六三年建立了哲學系，傅柯就是來此貢獻他的才華的。由於《事物的秩序》的出版，他當時的名望已非常顯赫了。

或者，正如尼采本人在一句為傅柯所引證的格言裡所解釋的那樣，「在現在中、在某種單一的文化中生活，並不足以成為一種普遍有效的良方：許多不會在其中適當地呼吸的有用的人會死去。我們可以借用歷史為他們提供空氣。」

傅柯是一九六六年秋去那裡的，由此逃離了克萊蒙．費朗大學沉悶的外省生活氛圍。他在突尼斯的一個叫做希底布薩伊德（Ｓｉｄｉ─Ｂｏｕ─Ｓａｉｄ）的小村裡住了兩年。他的小房子很不起眼，坐落在一座小山上，從那裡可以眺望地中海。這段時間裡，他一邊在突尼斯大學教哲學，一邊作長時間的思考，同時撰寫關於研究方法的論文（後來彙集成一冊《知識考掘學》）。但他的時間並不完全花在工作上，他對突尼斯陽光充足的海灘和物美價廉的印度大麻都十分著迷，盡情地尋歡作樂。同時他還有丹尼埃爾．德菲爾作伴，後者從一九六〇年起便作了他的同性戀伙伴。傅柯的巴黎公寓裡（德菲爾一九九〇年還住在那裡）掛著一張兩人在突尼斯拍的照片：他們正共享著一只小小的煙斗。

傅柯則訴諸輿論，堅決捍衛他的教學方案和各大學仍在繼續的造反運動。「我們力圖創造自由的經驗，」他在《新觀察家》雜誌上解釋說。「我說的不是全面的自由，而是在像樊塞納這樣的大學裡的那種盡可能完整的自由。」他指出，法國的哲學教育長期產生一種陰險的教化作用，創造著一種「政治——道德意識，一種良心上的國民自衛軍。」若按政府所要求的那樣保持傳統的哲學課程，人們「就會陷入一個圈套」。此外，傅柯還說，「我不能肯定，你知道，是否真的有什麼哲學存在。真正存在的是『哲學家們』，是這樣一類人，他們的論述和活動隨時代的變化而變化。」

羅斯大夫的報告後來發表在《新觀察家》雜誌上。傅柯為它寫了篇引言，在文中親自對一些最令人震驚的細節作了一番概述：「人日復一日地戴著腳鐐手銬被關在合適的地方……每天不是受刑罰，就是服鎮定劑；不是被拘押，就是被注射藥物；不是下地牢，就是上城堡（多麼讓人放心的道德喲！）；在二十歲就會被變成終身罪犯的偷車賊」（這將成為《訓誡與懲罰》的中心論點）；而且——傅柯怎麼能夠在這件事上罷手呢？——「幾乎每天夜裡都有人在企圖自殺」！

傅柯又一次投入了對秩序軍隊的肉體抵抗行動。在戰鬥最激烈的時候，目擊者們看到，這位法蘭西學院大教授亮光光的禿頭，被一位警官用警棍重重地敲了好多下。

權力——這個尼采的中心概念，終於在這裡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它要求占據一個適當的位置，即要求成為傅柯自己的詞彙表中的中心術語。現在，傅柯開始將他的政治目標解釋為「權力意志的一種『非主體化』」了。

「『ＧＩＰ』是一種思想試驗，」吉爾．德勒茲在傅柯死後的一次談話中回憶道。「米歇爾總是把思想的過程看作一種試驗；這是他承繼自尼采的一個觀點。既然如此，『ＧＩＰ』的用意就不是拿監獄來做試驗，而是將監獄理解為這樣一種地方，那裡的犯人們在經歷一種體驗，而這種體驗也是知識分子（或者至少是傅柯所設想的那種知識分子）應該加以思考的。」

「我親眼目睹了這場學潮，它鬧得非常兇，」傅柯在一些年後的一次談話中回憶說。「事情發生在一九六八年三月，動盪卻一直持續到年終：三月大逮捕引起了許多罷課事件。警察到大學裡來打學生，許多學生被嚴重毆傷，並被投進監獄。後來開庭審判，一些學生被判處八、十到十四年的監禁。」

喬姆斯基接著談起有必要建立「某種關於人的本質或人的本性的嚴格而人道的概念。」傅柯又表示不敢苟同：「難道這樣做不會讓人誤入歧途嗎？毛澤東曾談到資產階級人性和無產階級人性，而且他認為二者不是一回事。」

但在傅柯來這裡的時候，該大學的教育制度正在陷入危機。突尼斯最優秀、最富於聰明才智的青年人大多都在接受啟蒙，不過這種啟蒙並非來自國家認可的崇尙舉國一致的公民宗教，而是來自馬克思、托洛茨基和傅柯的老友及敎師路易．阿圖塞（他當時在操法語的激進派中享有極大的威望）的學說，即一種「在衝突中求進步」的幻想。一種旨在支持該國正趨於現代化的各精英階層的教育，卻正在引發強烈的批評浪潮，這使布圭巴的公民「紀念碑」面臨著分崩離析的危險。

同時，像佛蘭肯斯坦（Ｆｒａｎｋｅｎｓｔｅｉｎ）博士一樣，傅柯還不得不對付他以樊塞納大學哲學系的形式創造出來的那個怪物。

街壘之夜顯然具有關鍵意義，它使傅柯多年來第一次認識到這一點：一種新型的政治還有可能改變法國社會。

被這種意義含糊的措施吸引來的大學敎員中，有理想主義者，有自由主義者，也有最褊狹的極左派，這就使他們內部注定要發生不同興趣之間的齟齬。另一方面，被吸引到樊塞納來的學生，正如設計者所希望的那樣，盡是些好鬥分子的拔尖人物，其中許多人都是參加過五月街壘戰的老鬥士。

傅柯這些年政治觀點的那種冷漠無情的野蠻性，不僅震驚了像喬姆斯基那樣的激進人道主義者，連哲學家的一些年輕的毛派盟友都為之愕然。當時，他們正在就所謂「人民司法」的範圍和意義等問題展開辯論。

難怪，在傅柯生命的下一個階段，尤其是在他關於「現代道德系譜學」的那部著作（他稱之為《訓誡與懲罰》，這是他影響最大的一本書）裡，「仇恨和侵犯」的問題會產生一種關鍵性的、錯綜複雜的作用。

然而一九六八年三月的學潮給他的印象就完全不同了。作了突尼斯大學最著名的外籍教師之一，他有權作大量的觀察，而他越看越覺得，突尼斯學運的意義非同小可，體現了「一種非同尋常的存在行為。」因為他終於看出了一點：馬克思主義在這一情況下產生某種神話的作用：這個「神話」是喬治．索萊爾意義上的，指的是這樣一群意象，它們能激發「一種道義的力量」，激起「狂暴的行為、強烈的情緒和非同尋常的激|情」，使學生能夠承擔起「可怕的風險，去發表和散發宣言，去號召罷課，哪怕會因此而坐牢。這給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

五月底，傅柯回巴黎作了次短暫的逗留。自德菲爾五月十日給他打過電話以來，他每天都看《世界報》、聽廣播，像對突尼斯的事情一樣密切注視著法國的事態發展，而他在突尼斯的經歷已使他對問題有了一種定見（或許是偏見）。當他最終親臨其境來看這一事態的時候，索邦大學仍在學生手中，政治體制仍在受到困擾，年輕的「忿激派」仍沉醉於「不斷革命」的狂想。

但這些青年男女所體現的，又是一種什麼樣的革命呢？傅柯有理由感到疑惑。因為革命總是以創造全新的「新人」為宗旨的，這是馬克思和尼采的共同理想；然而這種理想卻指向兩個截然對立的方向。

尤其是，在他站到死亡的門檻上的時候，（事實上，此時他感到除了死就再也無法脫身了），Ｈ．Ｍ．做了一個最後的、也是本質的夢（按傅柯論賓斯萬格的那篇文章的說法）：他夢到了自殺。「我每天都在考慮這件事，」他在一個後來被傅柯引述過的段落裡寫道。「活著和死一樣地難。」

那日上午，為抗議被捕的同志在獄中的悲慘處境，毛派組織了一場大規模示威活動。當示威還在進行的時候，政府就表示它要作出某些讓步，這就是它打算建立一個研究獄中情況的委員會，並打算把在押的好鬥分子改定為「政治犯」——按法國的法律，這種犯人應享受較寬大的待遇。聖貝爾納小教堂的記者招待會，就是在毛派宣布絕食鬥爭的主要目標已經達到、因而準備結束的時候開始的。當傅柯那锃亮的光頭出現在人們面前的時候，那裡的左派們已經在彈冠相慶，一片歡樂的氣氛。

三月八日，「復仇需要」得到了滿足：一支自稱「新抵抗運動皮埃爾─奧維內小組」（Ｇｒｏｕｐｅ　Ｐｉｅｒｒｅ─Ｏｖｅｒｎｅｙ　ｄｅ　ｌａ　Ｎｏｕｖｅｌｌ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的毛派地下游擊隊，抓獲了雷諾工廠的人事部長，並把他扣押在一個秘密地點。

我們在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三日得到了答案。那天下午，在樊塞納大學，傅柯夥同其他一些教授，和五百來名學生和鬥士一起，占領了這個新學校的辦公大樓和幾天前才啟用的梯形敎室樓。當天早些時候，索邦大學學生為抗議警察進入校園而占領了校長辦公室。表面上，傅柯他們的行動似乎是為是顯示他們同索邦學生的團結一致，但實際上，套用美國這個時期學生運動的一句妙語來說，就是：問題並不在這裡。有人猜測，人們的主要目的，還是要再度探索混亂狀態的創造性潛能，重溫「街壘之夜」的舊夢。

它的戰術意義微乎其微，但它的象徵意義卻十分強烈。因為街壘，在每一個受過教育的法國公民心目都是神話般的起義標誌，是革命傳統的生動形象，這種傳統始自一七八九年，在一八三〇、一八四八、一八七一、一九三六年屢次得到續延，並且又在現在，在一九六八年五月，再度顯示出了自己的生命力（但這未必可能）。

據喬姆斯基回憶，他們在節目開拍前曾在一起待了幾個小時，頂著語言方面的困難（喬姆斯基不會說法語，而傅柯這時的英語還不大流利）建立了某種共同的立場。他們閒聊了一會政治，並討論了國王港（Ｐｏｒｔ─Ｒｏｙａｌ）語法學派——這是他們共同的學術興趣之一。

成千上萬為觀念所陶醉的人，下定決心去接受命運的挑戰。

這一目標的實現必須透過「革命行動」一種「把意識和制度同時攪亂的行動。」

這樣，除了毫不畏懼地面對「絕對犧牲可能性」的突尼斯學生的英勇形象之外，傅柯又加上了一個怪異得多也陰暗得多的政治鬥爭形象一種被逐入內心的殊死戰鬥。似乎在某種絕望的情境下發生的自殺行為，如若得到正確的理解，有可能像傅柯在他論尼采的那篇文章裡所說的那樣，以某種方式戲劇性地展示一具「烙滿了歷史印跡的肉體」，並透過該行為本身的暴烈性，展示「糟蹋肉體的歷史。」

領袖們倉卒決定：把他們面前未受警察保護的這些拉丁區街道控制起來。

傅柯贊同德菲爾反對阿爾及利亞戰爭的立場，但並不同意法國左派六〇年代早期對戴高樂政府的分析。他們提出「法西斯主義必敗」的口號，似乎戴高樂是個法西斯。德菲爾回憶說，傅柯「從未接受這種看法。這是最重要的」。暗示戴高樂主義是一種類同納粹主義的現象，如同一九六八年五月後在法國左派中流行的一些類似提法一樣，令傅柯感到荒唐。

走過了守衛索邦大學的警察防線之後，人群在聖米歇爾大街上停了下來。一夥空有其名的領袖湊到一起，試圖即興籌劃一下下一步行動。

可是，為什麼劃的是這條界線，而不是其他什麼界線呢？

於是，大約在九點十五分，他們開始在勒高夫街掘地，路面上挖出了一個洞，露出了淡黃色的細沙。一位旁觀者用噴漆筒把這一情景記錄在路邊的牆上：「鋪路石下邊是海灘」。很快，牆邊的石塊越堆越高——在既無計劃又未經商議的情況下，一座街壘赫然出現。

這正是那種通常最令傅柯感興趣的資料——無論是他在國家圖書館裡發現的，還是某個像羅斯醫生那樣的人提供給他的。傅柯讚許地評論道：羅斯醫生「並不去批評」作為一種機構的監獄，而只是「在這樣一個日子，這樣一個地點，這樣一種情況下，展示了已經發生過的事情。」這位監獄精神病醫生用一種不帶情感的語言（這能令人奇怪地想起羅伯格利耶的那些冷漠的敘述者），冷靜地再現了獄中最可怖的情景。

但在另一個層面上，他們的目標卻一點也不清楚，甚至示威者自己對此都不明不白。有的默默地感到困惑。一位自稱「毛主義者」的人在一些年後回憶說：「當時要是有人很理性地問我：『你們究竟想得到什麼？』說實話我是答不上來的。我不能說我連這些同志是誰都不知道，不能說我是在為示威而示威。」

回憶起當時的情景，喬姆斯基感慨地說道：「通常，當你和某個人談話的時候，你會理所當然地認為你和他有一個共同的道德立場。通常，你會看到他用共同的道德標準來辯明自己的觀點。在這種情況下，你就可以提出一個論點，就可以去論證它，就可以指出這個觀點對在那哪裡，錯在哪裡。但是這一次，我感到像是在和一個並不跟我住在同一個道德世界的人談話。」

在這一驚人的會談過程中，傅柯的確也對他的一些觀念作了限定。在維克多的反覆詰問下，他讓了一步，承認「回擊階級敵人的正義行動不能託付於某種即刻的、缺乏思考的自發性。」他甚至承認「革命的國家機器」有可能發揮某種建設性的作用，但這種作用的發揮，不是透過建立新的法庭，而毋寧是透過對群眾的「政治教育」：

但是，若以為傅柯的政治興趣是被一九六八年的事件在一夜之間引發出來的，那就大錯特錯了。畢竟，這個人曾當過三年的共產黨員；作為一個思想家，他在自己最重要的一些書裡曾贊成過對西方文化的「全面批判」；作為一個作家，他曾耽迷於這樣一種幻想，即「癲狂火山」可能會以某種方式「摧毀最古老的法律和契約」；作為一個哲學家，他還曾試圖證明他的思想同「某種進步的政治干預」之間的建設性關係（這是在他碰巧於一九六八年五月發表的一篇論文裡提出來的）。認為這樣一個人對政治不感興趣，顯然是違背事實的。wwｗ•hetｕbｏoｋ.com•ｃoｍ

就在那個星期一，一百多萬人走上了街頭。大學生的造反轉變成對戴高樂威權主義政府的全面抗議浪潮。同時，人們還在一般的意義上，把矛頭指向了現代世界的社會制度本身——這一點雖然不很清楚，但更具爆炸性。

傳統上，法國哲學家總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德國思想上。德勒茲藐視這一傳統，偏偏轉向英美文學和哲學，在這方面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專長。他的第一本書——《經驗主義和主觀性》（Ｅｍｐｉｒｉｓｍｅ　ｅｔ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ｅ），是討論大衛．休謨（Ｄａｖｉｄ　Ｈｕｍｅ）的；這位英國哲學家從懷疑論立場上對自我的實在和意識的統一提出的批評，成了德勒茲思想的一個前提。「心靈是一種劇場，」休謨這樣寫道，由此創造了一個將被德勒茲牢牢記在心中的意象。「嚴格說來，裡面既沒有同一時刻的單純，也沒有不同時刻的同一」，只有「一種永恆的流動和運動」，一種連續不斷的變化，其中「好幾種感覺相繼出現；它們來來往往，悄然逝去，混入無限多樣的情境之中。」

他同意一個學生的看法，認為「知識的傳授總是積極的」，即使（像另一個學生所抱怨的那樣）人們傳授的知識「帶有偏見」。「正如五月事件所令人信服地表明的那樣」，知識總會帶來「一種雙重壓迫」：一是因為它總要排斥點什麼，二是因為它總要把秩序強加於人。比如，在法國歷史教科書裡，「人民運動……總被說成是由饑荒、賦稅或失業引起的；從來不說它們是權力爭奪的結果，好像群眾永遠只想吃飽肚子而不想行使權力似的。」權力乾脆被忽略了。同時，透過利用一堆讓人放心的範疇，如「真理、人、文化、寫作等等」，這些書力圖「消除每日都會發生的各種震盪」，彌合「由事件引起的劇烈的破裂」，填平和掩蓋「街壘之夜」之類的暴烈行動所炸開的那種德勒茲所說的「洞」。

創立這一組織的主意是傅柯和丹尼埃爾．德菲爾一起想出來的。德菲爾現在已經是他的主要政治合作者。

游擊隊提出了釋放雷諾官員的條件：赦免雷諾工廠所有被捕的抗議者，並為每個被解雇的工人提供一份工作。

在突尼斯學潮結束後，傅柯面臨著一項抉擇：或是在公開場合替學生說話，然後被驅逐出境；或是偷偷地幫助學生，利用自己的顯要地位來為學生服務。在學生的要求下，他選取了後一個方針。他冒著危險，把一些躲避了被捕的學生藏在自己的公寓裡。他還窩藏了一部學生們用來印刷傳單的油印機。他不止一次地為獄中的學生同當局作過交涉，但從未成功。而且他又開始閱讀馬克思、羅莎．盧森堡（Ｒｏｓａ　Ｌｕｘｅｍｂｕｒｇ），閱讀列昂．托洛茨基的巨著《俄國革命史》。在那年春天回巴黎的一次旅行中，他竟貿然聲稱他已是一名托派，把德菲爾嚇了一跳。當然他這只是隨便說說而已。

數年來，傅柯一直渴望著得到一個與他的才能相稱的學術職位——不是在索邦大學，就是在法蘭西學院；數年來，他一直在為獲得這一職位而拚命鑽營，尋求像喬治．杜梅澤爾（他本人於一九六八年進入了法蘭西學院）一類朋友的關鍵性的支持。

傅柯的評論最驚人之處，也許就是他賦與這種死亡願望的意義。據傅柯所言，Ｈ．Ｍ．的信，雖然「產生於孤寂之中」並以寫信人的死而告結束，卻應當被視作一種非常具有政治性的文件，它表達了「一種新型的政治思考，這種思考意在消除公與私、性與社會、集體要求與一種個人生活方式之間的傳統區分」。有人可能會認為，一種可能導致自殺的個人生活方式對於推進一場革命並沒有什麼積極意義，但傅柯堅決不同意這一看法。

傅柯的系開出了無數諸如「文化革命」和「意識形態鬥爭」之類的課程，很自然地吸引了一切類型的持不同政見的人們。他的許多好鬥的同事都被當時流行的狂熱情緒裹挾而去了。一九七〇年，朱迪特．米勒（Ｊｕｄｉｔｈ　Ｍｉｌｌｅｒ）——她自稱是毛派（和雅克．拉崗的女兒）——在公共汽車上，向一些完全不認識的人胡亂分發哲學學分證書。後來她在《快報》上解釋說，她這樣做是因為她覺得「大學是資產階級社會的一種虛構物。」

輿論嘩然。不僅保守派和自由派，就連法國學生左派的許多鬥士都為之震驚。

那麼該怎樣做才好呢？傅柯主張：抛棄法庭形式，直接訴諸「人民的司法行動……。因為，我的前提是：法庭與其說是人民司法的自然表現形式，不如說它的歷史作用恰恰就在於將人民司法誘入圈套，將它納入作為國家機器典型特徵的制度規範，從而控制它和約束它。」

殘忍狠毒者如維克多，也不禁被他舉出這個例子的涵義嚇得一哆嗦。在法國大革命的高潮期間，巴黎的好鬥分子群眾，為「王黨陰謀」的謠言所激怒，曾瘋狂地衝進監獄，撲向叛國嫌疑犯；棍棒、長矛、斧頭、刀劍，甚至木匠的鋸子，一齊向那些被認定有罪的人（其中有些只是妓|女和普通刑事犯）猛擊狠刺、胡劈亂砍過來。當受害者們被打死和被切割成碎塊之後，被扔到血淋淋的屍堆上的算是幸運的，而其他的則被人們用長矛挑起屍體的部分碎塊（包括頭顱和生殖器），在巴黎的大街上遊行示眾。在這場屠殺狂歡結束之前，已有一千多男女命喪黃泉。

同時，他的一些同事（如喬治．杜梅澤爾）和一些左翼知識分子（如沙特），總認為他是一個相當傳統的、甚至保守的學術權威，也並不奇怪。正如傅柯在一九七八年的一次談話中所說的，他在共產黨裡的那些日子，以及他後來在蘇維埃東歐的旅行，使他產生了「某種痛苦的感覺，某種非常深刻的懷疑情緒」，而且他對此從來都是「直言不諱」的。他後來還回憶道，一九六〇年他回到法國後，各主流黨派都絲毫引不起他的興趣，而知識分子中的激烈爭論在他看來都「書生氣十足，毫無意思。」在獨立左派方面，這時正是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和沙特存在主義的全盛期。然而傅柯對這種形勢的反應，卻是悄悄進入某種「內心流放」狀態，消失在他自己的語言迷宮之中，以至於那些對他的書只略知皮毛的讀者，都開始懷疑他是一種神秘的新式戴高樂派，在那裡哇哩哇啦地說著冷酷無情的結構主義行話。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九日，圖爾的監獄發生了暴亂。一群犯人洗劫了獄中的木器廠；另一群縱火焚燒了監獄圖書館；一些單身牢房的犯人砸壞鐵窗，把墊褥、椅子、盤子扔了出來。該監獄有三座樓房，暴徒們占領了其中的一座，一遍一遍地高呼「打倒專政！」，並高唱《馬賽曲》。據監獄牧師的傳達，他們的主要要求是：暖和的浴室和較好的牙病醫療條件。（這種顯然瑣屑無聊的要求，在這些年法國其他監獄發生的暴亂事件中頻頻出現。這使傅柯感到很興奮：他感覺這是一種「無罪化」的標誌，說明現代囚犯們已變得多麼缺乏羞恥感、多麼「問心無愧」。）

對於傅柯（他當時正在寫一本論罪行與懲罰的書）來說，這不能不是一個難解的、而且可能是不可解的問題。差不多二十年前，就是說在一九五三年，他就宣告：「人能夠而且必須透過仇恨和侵犯，消極地體驗自己。」在自己十五年後的政治「極限體驗」（先後在突尼斯和法國）的激勵下，他參加過和警察的激戰，促發過監獄中的不滿，並且號召過摧毀「社會的統一性」——悄悄地期待著人民起義帶來的大流血。

他的言談話語也迅速發生了變化。為了在毛派自己的推論基礎上迎合他們（就像他在十年前加入結構主義語言遊戲那樣），傅柯在後來的好幾年裡一直使用著階級鬥爭的套語，甚至利用過毛主席的偶像權威。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德勒茲言行不一（這一點和傅柯完全不同）。對於自己在演講和作品中極其生動地論述過的那些大膽而危險的事情，他本人大都沒有實踐的興趣。他有家室，有兩個孩子，外表上過著傳統式的法國教授生活。他最明顯地與眾不同的地方，是他留著長長的指甲。據他解釋，這是因為他沒有「正常的起保護作用的指紋」，故而在「碰到東西，尤其是布」的時候，手指會感到「鑽心的疼痛。」儘管他著迷於流浪的部落生活（他把自己幻想為一種「流浪的」思想家），他卻很少旅行。正像休謨曾遭遇過的那樣，他大膽的信念和他個人溫和平靜的生活之間顯見的不一致，引起了人們的非議。而他則反駁道：「我雖然沒有走動，沒有旅行，但我像大家一樣靜坐著旅行過多次了。我能用各種不同的手段獲得類似於同性戀者、酒鬼或吸毒者的感覺，你說我和這些人有何不同？」

他的思維活動又再發生新的轉折。在樊塞納大學，他告別了他在《知識考掘學》中討論過的方法論問題，開設了一個題為「性論」的系列演講，由此又回到了「極限體驗」的一個領域裡來，而全面研究這種「極限體驗」，正是他在《癲狂與文明》初版序言作出的許諾。他還重新提出「偉大尼采式探求」這一指導性思路，在樊塞納開了一門關於尼采的課，在此基礎上寫成〈尼采．系譜．歷史〉（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　ｌａ　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ｉｅ，　ｌ＇ｈｉｓｔｏｉｒｅ）一文——他唯一的一篇論述這位最受他青睞的哲學家的重要文章。

這種感情可能會顯得平庸——在這個場合下，也只能如此。

一九七一年二月八日，在蒙帕納斯火車站的聖貝爾納小教堂裡，傅柯走到攝影機和麥克風跟前，宣告了「監獄信息小組」（ＧＩＰ）的成立。選擇此時此地來發布這一通告，不是沒有用意的。在此之前的兩個禮拜裡，聖貝爾納的敎堂曾被毛派占據，他們在這裡舉行絕食鬥爭，要求改善獄中同志們的處境。（在當時的法國，「毛派」已成了對一切多少同「無產階級左派」有聯繫的好鬥分子的統稱；由於「ＧＰ」已被取締，這一稀奇古怪的名稱對於鬥士們自己是很有用的。）

用石塊，有人建議。

共產黨敦促它的數百萬黨員復工。政府採取緊急行動取締了最好鬥的學生組織。在六月的第三個禮拜，戴高樂派體制便在選舉投票中獲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共產黨和社會黨的議員人數被削去了一半。

傅柯的結論很樂觀。他說：「未來社會的基本輪廓，很有可能是由人們最近的種種體驗提供的，而這些體驗均與毒品、性、群居村以及其他各種意識形式和個性形式有關。如果說科學社會主義產生自十九世紀的一些空想，那麼一種真正的社會化將很有可能在二十世紀的一些體驗中產生。」

這裡，傅柯簡要地談到了他對「權力」問題的日益明顯的興趣，並把它同他以前關於理性的範域和「來自外界的思想」等問題的興趣聯繫了起來。他還暗示說，至少他本人已經透過超越學究式論述，透過再現一種被遺忘已久的、「真實」而充滿野性力量的論述，打破了這一模式。這種論述，如若我們不怕它内在的種種危險，有可能像古希臘詩人們的作品那樣引起「尊敬和恐怖」。透過啟發人類用不同的方式思考和行動，它甚至有可能改變世界，「將它自己溶入人類命運之中。」

就在這個時期第一次邂逅傅柯的讓．丹尼埃爾後來回憶說，這位哲學家給人的印象很奇特：他看上去像「一個柔弱的武士，乖戾、冰冷、超凡；他的眉毛泛著白色，臉上透出一種帶點兇狠意味的魅力，一種貪婪而又令人愉快的奇特色彩，它能引起所有人的興趣。」觀察著他的工作和娛樂，丹尼埃爾看到了「一種內心深處的鬥爭：一方面他在熱切地追求肉體快|感，另一方面他又顯然想限制這種慾望，要將它轉變成一種苦行的方法，或一種理念的訓練。」

事件發生時，德菲爾正在巴黎。那天夜裡，他目睹了蓋呂撒克街上的街壘被摧毀的情景，然後便回到了他的公寓。他感到一場大亂已迫在眉睫，而這場大亂猶如一幅極樂世界的全息圖，令人興奮不已。懷著這樣的心情，他撥通了突尼斯的長途電話，並在向傅柯通報過正在發生的事情之後，把話筒放到了一部收音機跟前。就這樣，傅柯和許多法國人一樣，透過無線電電波及時了解到了這場激戰的情況。

升入這一神聖的學術機構之後，傅柯從一個方面看是很守規矩的。他履行作為法蘭西學院成員的社團義務；認真遵守學院的章程，努力撰寫富於獨創性而且學識淵博的講稿。但是，這不過是他的投資。和那裡的很多教授不一樣的是，傅柯從不在巴黎的某一研究中心建立自己的獨立基地，還是那樣對招募門生毫無興趣。按他的同事皮埃爾．布迪亞的話來說，傅柯的整個職業生涯「幾乎完全失去了明確的學術影響力甚至科學影響力，由此也就失去了這些影響力可以帶來的門徒，即使他借助自己的名氣，對出版界，並透過它對整個文化生產領域，發揮著強大的影響力。」

他聘用的低級教員，造詣自然較差一些，但也幾乎同樣非同尋常．．他們全都是五月學潮的老鬥士。實際上，他甚至給安德烈．格呂克斯曼安排了一個工作！雖然格呂克斯曼沒有接受這個工作，傅柯的那些低級同事卻都是同一類人物：他們之中，有一個托派，一個共產黨員，更糟糕的是還有一群自封的毛派，他們極富批判精神，是所謂「無產階級左派」（Ｇａｕｃｈｅ　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ｅｎｎｅ）組織的成員。

三〇年代的喬治．巴達伊（他的書又恢復了印刷，在法國學生中突然風行一時）也正是出於類似的興趣，歡迎過「無限制騷亂的突然爆發」、「各種人爆炸性的騷亂」，以及「災難性事變」中的血腥暴行。懷著類似的情緒，安德烈．格呂克斯曼在一九六八年也曾對「重新開始的革命的瘋狂性」，報以報烈歡呼。而在後來的幾個月裡，「無產階級左派」的其他一些領袖也將號召人們「處死暴君，為千百年來人民所遭受的一切壓迫進行一切形式的報復。」

儘管如此，傅柯現在開始向他的地位直接發起挑戰了。這一挑戰，不僅像以往那樣表現在哲學方面，而且表現在政治的戰略和策略問題上，沙特可能會發表演說。但傅柯，正如他在樊塞納所表現的那樣，卻準備走得更遠——他要採取行動。

「ＧＰ」成員的嘴邊常常掛著這樣一個口號：「打倒大學！」伏爾泰反敎權的口號「消滅醜類（Ｃｒｕｓｈ　ｉｎｆａｍｙ）！」也成了他們的口頭禪。

電台記者在街上遊逛。起義者和政府官員之間的談判也向全國播放了實況，這些談判富於戲劇性，但毫無實效。為冒險的前景所吸引，增援的人們開始大批湧入拉丁區。街壘上，半導體收音機廣播著新聞，抗議者們鬥志昂揚：我們在創造歷史！

儘管如此，要在樊塞納大學樹立一個樣板，卻日顯不易。這個校園一直在動盪不已，罷課、遊行和教室示威此起彼伏。遵照時下流行的一句激進派銘言——「我最親密的朋友就是我最危險的敵人」，好鬥的學生們已將傅柯的課定為破壞的目標。

最首要的是，「ＧＩＰ」被預設為一種試驗場，它將對一種新型知識分子進行考驗——這種知識分子不願出鋒頭然而富於顛覆性，謙遜然而狡獪。

如果Ｈ．Ｍ．的信真的能作嚮導，那「囚犯所思考的問題」便是十足簡單的：他渴望著（與傅柯自己並無二致）「逃逸」、消失、消散。

在發生這次占領行動之前的幾天裡，樊塞納的學生鬥士們舉行了一系列示威活動，其聲勢越來越大。示威的目的，是要「將樊塞納的怪事、奇妙的花招曝光」。他們把試驗性的師生大會（當然是在這種大會開會的時候）斥為「大騙局」，認為它只是一種虛假的學生參與學校管理的形式。他們宣布「概不承認」所謂「敎授的權力。」

就在這幾個月，皮埃爾．維克多（即本尼．列維）成了建立「人民法庭」的熱心倡導者。所謂「人民法庭」，是一種公共論壇，由毛主義左派組織起來的人們在其中組成一種「法庭」，來審判國家法庭不受理或加以包庇的一些罪行和不端行為。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沙特在北方礦城蘭斯主持了第一個「人民法庭」（因為這裡前不久發生過一次礦坑爆炸，死了十六名礦工）。這個法庭既起到了論壇的作用借此宣傳了某些事實真相，同時又以戲劇化的方式表現了公司的疏忽在這場事故中所起的作用。同毛派在這些年裡的許多行動一樣，這個法庭的確有它一些功績：它把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到實際問題上，激發了全社會的大討論，並迫使平常總與世隔絕的知識分子去同普遍民眾建立某種關係（這是件很難做的工作，但也是有益的工作）。

他曾經指出：「『做激進派』這件事的實質原因是肉體的；『做激進派』這件事的實質原因是存在本身的激進性。」

發現自己竟被人從左翼包抄了，維克多不免有點發懵。但他很快就清醒了過來，並趕緊表示同意傅柯：當然，群眾在任何革命開始的時候，都會採取行動處決他們的敵人。是的，「暴君的被處決，為人民千百年來遭受的種種壓迫而採取的一切復仇行動」自然會發生——維克多說。「這一切都很好。」不過，他又防禦性地補充道：在這種大流血演成無休無止的日常事件之前，法治的重建肯定還是十分必要的。新法庭的設立肯定還是至關重要的。因為這樣做，正是為了確定「這一處決行動或那一復仇行動」是否確實「不只是一種個人算賬——就是說，不單單是一種公報私仇。」ｗwｗ.hｅtｕbｏoｋ•ｃｏm.ｃｏｍ

長期受到抑制的熱望突然得到了表達。全法國的辦公室職員，都在開會討論如何重新進行分工的問題。工廠裡的工人們在有傳染性的憤怒情緒中，自發地舉行著一次又一次的罷工。在索邦大學，一個「革命雞|奸行動委員會」碰過頭，討論過問題，最後悄然解體，沒留下任何組織的痕跡，然而卻為在後來幾個月裡形成的法國同性戀解放運動提供了一個靈感。

那年夏天，傅柯被邀請出任一個新成立的哲學系的系主任，該系位於離巴黎不遠的樊塞納市（Ｖｉｎｃｅｎｎｅｓ）一座試驗性的新校園之內。這項任命和五月事件有密切的因果關聯。戴高樂的新教育部長埃德加．富爾（Ｅｄｇａｒ　Ｆａｕｒｅ）發起了一系列大膽的改革，目的在於使教育制度合理化，同時也為了消除學生運動危害性。樊塞納大學便是富爾的試點。作為一個典範式的學校，這個大學將實施民主化和跨學科，將站在當代學術研究的最前沿。同時，它將成為吸引持不同政見者的一塊磁石：一旦把激進的學生從拉丁區吸引到城外的校園裡來，就可以對那些好鬥分子的破壞性影響加以隔離了——這至少是很妙的一著棋。

在一九六八年五月這些暴風驟雨般的日子裡，巴黎的學生，就像柏克萊和柏林的學生一樣，在愛與恨、和諧與衝突、和平與戰爭之間搖擺不定。為了尋找引路人，有些人轉向了馬克思，另一些人則轉向了尼采。他們想得到那一種世界？他們想成為哪一種「新人」？

法蘭西學院是法國特有的機構，其起源可以上溯至十六世紀。和其他高級學術機構不同，它不要求成員有文憑，也不向學生授學位，它的本國籍的講座持有人（總共約五十人）是由敎授們自己選舉產生的，旨在獎勵法國最傑出的文理科（包括從音樂到數學之間的各個領域）學者。當選者按要求應每年開出一門課，專門討論他們未完成的新作。這些課應向公眾開放，任何人都可以來聽，無須註冊。

當傅柯進入法蘭西學院的時候，德勒茲接任了他在樊塞納的工作，同時也接任了他所扮演的極左派先知的角色。一個經歷過這些激動人心的日子的老鬥士回憶說：像神情緊張地行走在繃索上似的，德勒茲每個禮拜都為一大群聽眾包圍著。他的那間小教室總是被聽眾塞得滿滿的，像是一個熱氣騰騰的土耳其浴室——因為人們抽煙，室内烏煙瘴氣。「他情緒亢奮，趾高氣揚，同時又總是很寬容，像唱著歌兒的瘋子那樣表達著自己的思想。」他涉及的論題極其龐雜，「從斯賓諾莎到音樂，從中國冶金術到鳥語，從語言學到歹徒爭戰」，幾乎無所不包。而他的目的，據他在這個討論班上所說的，是為了「製造材料以便利用各種力量和思考不可思議的事物。」

事實上，這是他第一次暗示人們：政治，像藝術和性活動一樣，也可以引起一種「極限體驗」。

傅柯不同意了。

「這是一個很大的難題，」安德烈．格呂克斯曼回憶道。他當時已進入了毛主義運動的核心機構。「從技術上看，我們事實上已非常接近於巴德─邁因霍夫幫和赤軍旅。我們擁有搞恐怖主義的手段，有一個秘密的武裝組織。我們可以做巴德─邁因霍夫幫所做的一切」，即綁架、拷打、謀殺。「我們的有些人也正準備採取這種行動。而且你應該知道，當傅柯說話的時候，他實際上是在向一些有恐怖主義情緒的人說話。」

大學生們撞開索邦大學的所有大門，宣布該大學為「自由大學」。數以千計的沒有規矩的年輕人湧入這座古老的知識殿堂。他們開始在一起討論新世界可能採取的形式。「願每一個人都為自己的熱情所驅使，而且毫無負罪感，」一份廣為散發的宣言提議。「所有的藝術創造都是暴力，所有的政治行動都是暴力，」另一份宣言聲稱。「暴力是主觀性自我表達的唯一途徑。」

傅柯他們對樊塞納大學的占領只持續了不到一天的時間。一月二十四日拂曉，警察開始進攻辦公大樓。堅守在樓內的人們，包括傅柯在内，則予以猛烈回擊。他們用桌椅箱櫃堵塞了樓梯通道，警察便透過窗戶向樓内放射催淚彈。

米歇爾．傅柯當然不會不注意到這一事態，因為街壘之夜所開啟的，似乎正是他的革命。

喬姆斯基仍然用平心靜氣的語調，認真地回答了他的問題：是的，作為一個拒服兵役者，他常常也認為國家是罪犯，國家的法律沒有效力；但這絕不是說正義的原則應當被拋棄，恰恰相反，他自己對他認為不正當的法律的抵制，事實上就需要依據某種正義的原則。喬姆斯基的結論是：「我們應該做敏感的、有責任心的人。」

樊塞納戰鬥標誌著一個嶄新的和高度清晰可見的米歇爾．傅柯的出現：他不再是「地下人」，而已堂而皇之地成為極左派的先知。

與此同時，傅柯還意味深長地表示希望：除了其他角色之外，他還要作一個學者中的佼佼者。在演說的結尾，他向自己的前任、他以前的敎師和導師讓．伊波利特，表示了一番措詞十分得體的敬意。

但懷著對於迷宮的尼采式熱情，還遠不是傅柯和德勒茲的唯一共同點。因為在這個語言迷宮的內核處，兩位哲學家（像在他們之前的布朗修一樣）都發現了死亡——按傅柯評註德勒茲思想的話來說，這是「頭等大事。」

德勒茲也被捲入了學生運動。像傅柯一樣，他也歡迎大批新的群體投身「無定形流動」的試驗。他開始了同精神分析學家弗利克斯．瓜達里（ＦｅｌｉｘＧｕａｔｔａｒｉ）的長期而富於成效的合作。瓜達里是一位新馬克思主義者，對正統佛洛伊德學說持激烈的批判態度。和瓜達里及傅柯一起，德勒茲參加了左派的一個都市化問題研究中心；他也參加了「ＧＩＰ」的工作，並支持毛派鬥士更直接的行動；他還為從反文化中滋生出來的各種新生活方式（包括在各種「群居村」吸毒和法國同性戀者解放運動的最初幾次風潮）作過辯護。

動亂愈演愈烈。但直到這時，傅柯仍未介入。首先，是學生言論中的馬克思主義教條令他反感。但更令他反感的，還是他們偶爾流露出的對以色列的刻毒敵意。一九六七年阿以「六日戰爭」爆發時，突尼斯曾發生過一系列反猶學潮，而這些學潮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府特意安排的。這使傅柯深受震動，並深感悲哀。正如丹尼埃爾．德菲爾所說的那樣，「米歇爾懷有深厚的親猶感情。」終其一生他都不能忘懷希特勒的總體戰和納粹的死亡集中營：在他看來，這個猶太復國主義國家的合法性簡直是不容置辯的。

在他的這些「不同的手段」中，最重要的大概就是他那種越來越隨便的寫作方法了。一九六八年以後，德勒茲的文體變得越來越語無倫次，這種演變在他的《意義邏輯學》（Ｌｏｇｉｑｕｅ　ｄｕ　ｓｅｎｓ）（一九六八年出版）中達到了「非現實主義」的化境。據說這是德勒茲最重要的一本專著，是對他迄今所學到的一切知識的一個總結，也是他「奇境」冒險的開端。《意義邏輯學》這個書名顯得樸素穩重，但這本書卻不是什麼傳統式的論著。它深受劉易斯．加洛爾（Ｌｅｗｉｓ　Ｃａｒｒｏｌ）的「愛麗絲」（Ａｌｉｃｅ）叢書的影響，毋寧說是一系列思想試驗，哲學在這些試驗中消失在一個兔子洞裡（像愛麗絲一樣），變得既大又小。它放棄了對於邏輯嚴格性的古老領土要求，放棄了對於各種合理命題的有規則的論證，魔術般地變成了一支機動靈活的隱喻大軍。循著愛麗絲的足跡，德勒茲希望用新的方式來表達「反叛的生成（ｒｅｂｅｌ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ｓ）」，說明「意義」的生產何以是（自相矛盾地）「無意義」（ｎｏｎｓｅｎｓｅ）的一種功能，以及新的思想怎樣從「幻想」和肉體消散中產生。雖然德勒茲仔細地界定了他的每一個關鍵術語，讀者還是感到不知所云，被害得天暈地轉、渾身躁癢。德勒茲通向創造性發現的路線曲曲彎彎，錯綜複雜，令人困惑。而傅柯在讀完該書後，卻興致勃勃地讚道：這正是一座「巨大的內心迷宮」！

「您為什麽對政治這麽感興趣？」厄爾德斯問他。「我不該嗎？」傅柯反詰道。「政治對於我們的存在可能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若是連這樣的問題都引不起我的興趣，那我豈不是瞎極、聾極、蠢極了嗎？！……我們生活的本質，畢竟是由我們棲身於其中的社會的政治運作構成的。」

一九六八年五月之後，一些極左派團體在法國名噪一時。其中，對於法國學生左翼的發展來說（或對米歇爾．傅柯來說）至為重要的，便是這個「無產階級左派」（簡稱「ＧＰ」）。該組織是一個名叫本尼．列維（Ｂｅｎｎｙ　Ｌｅｖｙ，他在這些年裡是以「皮埃爾．維克多」〔Ｐｉｅｒｒｅ　Ｖｉｃｔｏｒ］的化名進行活動的）的青年鬥士在一九六八年底創建的，其中糾集了無政府主義組織「三月二十二日運動」（五月風潮的鼓動者）的一些老鬥士，和一個被取締了的極端馬克思主義宗派組織——共產主義青年同盟〔馬列〕（Ｕｎｉｏｎ　ｄｅｓ　ｊｅｕｎｅｓｓ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ｅｓ　〔ｍａｒｘｉｓｔｅ─ｌｅｎｉｎｉｓｔｅ〕）（簡稱「ＵＪＣ　［ｍ─ｌ］」）的骨幹分子。「ＧＰ」的組織規模一直很小，在鼎盛期也只號稱擁有二千來名資格充分的成員。儘管如此，它卻享有極大的聲望：這個組織極富於熱情和獻身精神，既像巴枯寧（Ｍｉｋｈａｉｌ　Ｂａｋｕｎｉｎ）那樣唯恐天下不亂，又很講求列寧那種高超的策略手腕。在當時的法國，唯有這個組織能夠將五月裡開始的這場運動繼續推向前進，能夠透過控制其混亂的精力來延長這一歷史契機。

傅柯事實上根本不要這些東西：什麼責任感、敏感、正義、法律，統統都是些空洞的觀念，意識形態的符號，是壓迫人的、騙人的、有害的。「無產階級不進行反對統治階級的戰爭，正是因為它認為這種戰爭是正義的，」他宣稱。「無產階級同統治階級作戰，則是因為它破天荒第一次想到要掌握權力。」

傅柯對他的這位通信人極感興趣，其原因是不難理解的。Ｈ．Ｍ．的文字漂亮而生動，帶有傅柯崇拜的幾個作家（波德萊爾、拉英〔Ｒ．　Ｄ．　Ｌａｉｎｇ〕等）的氣息，和他喜歡的音樂（如「門」）的韻味，同時還能使人感到他對自己命運的強烈憤怒之情。他所經歷的存在是一種「陷阱」種由各種被派來專門對付他的監獄專家們構築的陷阱：「也許正是這些善良的人給我帶來了極大的痛苦。」儘管Ｈ．Ｍ．的表達力很強，他卻也顯著地缺乏自我意識。在一篇未署名的短評裡，傅柯指出，這些信函「不停地翻動著各種各樣能夠形成某種迷戀的東西」，由此向讀者們提供了關於「囚犯們所思考的問題」的極富啟發性的一瞥。

按傅柯的薩德─尼采式世界觀，幸福可能不是「真正可以思考的」東西。但創造性精力的釋放所帶來的狂喜卻毫無疑問是這樣的東西。而且不管杜梅澤爾或沙特會怎樣想，也不管傅柯自己在一九六八年以前是怎麼看的，這種狂喜絕非純個人的或僅具有文學性要素的東西。

當晚，傅柯參加了他的毛派朋友們在雷諾工廠舉行的示威集會。示威者同警察之間爆發了一場混戰。

「他們不是在幹革命，」哲學家說，「他們就是革命。」

六〇年代早期，德勒茲曾透過一系列極富於獨創性的史學研究，對這幅永恆流動的圖畫作了反覆的、精心的描繪。他研究的是這樣一些人物：康德、斯賓諾莎和活力論哲學家亨利．柏格森；情詩作者利奧波德．馮．薩赫爾——馬索赫（Ｌｅｏｐｏｌｄ　ｖｏｎ　Ｓａｃｈｅｒ─Ｍａｓｏｃｈ）、馬塞爾．普魯斯特（Ｍａｒｃｅｌ　Ｐｒｏｕｓｔ）；但最首要的還是弗里德利希．尼采這位改變了他的生活的作家。

他把自己的容貌都改變了。在突尼斯的時候，他就讓丹尼埃爾．德菲爾剃去了自己的頭髮，留下一個像矛頭一樣閃亮的光頭。配上他那副金絲邊眼鏡和露出金牙的微笑，他現在看上去頗有點虐待狂的味道，像是一個盛氣凌人的陸軍元帥——後來連續好幾年，《倫敦書評》（Ｌｏｎｄ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Ｂｏｏｋｓ）都用他那放肆的形象做廣告，吸引讀者訂閱。

紛爭在所難免了。其第一個跡象，發生在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六日的一次教員和學生的全體大會上。以安德烈．格呂克斯曼為首的一幫死硬鬥士中的骨幹分子突然發難，大鬧會場，號召學生們不要去理睬關於那些沒有實質意義的改革的無聊爭論。他們的靶子之一便是傅柯；他們指控說，把這位有爭論癖的哲學家僱來就是一個花招；政府在企圖「用學術爭吵來轉移輿論的視線。」

——關於這一觀點，我們在傅柯的全部著作中也找不到比這更鮮明的表述。

他策劃的這場政治冒險，從長遠看，在傅柯關於新革命政治的實驗中具有首屈一指的重要意義。

秩序的軍隊高高地抛出燃燒彈和催淚彈。搗亂的軍隊則以石塊和燃燒瓶反擊。警察進攻時的吼叫，學生負傷後的呻|吟，遠處傳來的沉悶的爆炸聲，透過無線電電波傳遍了整個法國，震顫著千百萬全神貫注的聽眾的心靈。

突然，在既無計劃也未經商議的情況下，人群開始自發地湧動：先是湧向塞納河那邊關押他們同志的那座監獄，由於河上的橋樑全被警察封鎖，他們便又折了回來，向拉丁區的中心進發。

傅柯和德菲爾後來得出的解決辦法特別簡單。德菲爾向他的毛派同志們提議：讓傅柯領導一個調查法國監獄內幕情況的委員會（當時一些毛派鬥士正在獄中服刑）。該委員會可望將公眾注意力引向法國監獄系統的悲慘狀況，並為獄中的毛派提供一個將難友們組織起來的口實。儘管「無產階級左派」的一些成員反對德菲爾的意見，理由是普通刑事犯和「流氓無產階級」不適於（正如馬克思所指出過的那樣）充當社會變革的動力，德菲爾的動議仍然被通過了。

直到這時，政府才意識到事態的嚴重。終於，它在星期一晚間作出了讓步的姿態：讓警察撤離索邦大學，並釋放了那四名被捕的學生。

德勒茲能在這些年成為傅柯最密切的哲學盟友，似乎是很自然的：因為在所有同輩的法國思想家中，唯有他能夠真正理解傅柯獨特天賦（包括他對自殺和死亡的矢志不渝的關注）的涵義。

「那麼在這裡，這種國家機器的工作就是確定判決嗎？完全不是。它的工作是訓練群眾和群眾的意志，而這種訓練只能採取這樣的方式，即告訴他們：得由你們自己來說，『事實上我們不能殺這個人』，或『事實上我們必須殺了他』。」

因此，作為一種獨立的試驗而發起「ＧＩＰ」組織，並將傅柯那一套不同於沙特的設想付諸試驗，就更有必要了。「倡議一項改革還輪不到我們，」——「ＧＩＰ」的成立聲明最後說道（言下之意是他們已有了這一設想）。「我們只希望昭示事實，並希望一刻也不拖延地、差不多是逐日地昭示之，因為問題很緊迫。我們必須使輿論警覺，並使之保持警覺。」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沙特在這個時期原則上也已歸附於某種類似的游擊戰的綱領。他宣布「老的知識分子概念」已經過時。而且沙特也和毛派攜起手來——他在一九七〇年擔任了《人民事業報》的掛名主編，以防止該報被查禁。後來他又不知不覺地被皮埃爾．維克多（Ｐｉｅｒｒｅ　Ｖｉｃｔｏｒ）（即本尼．列維）控制了，並最終讓他作了自己的私人秘書。

但是，似乎出於偶然，混亂方面的力量往往會出乎意料地、自發地沸溢和爆發，摧毀良心之城，扯去「道德」虛飾（傅柯和毛派都從一九六八年五月的事件中總結出了這一教訓）。按照毛主義左派的興致，這種自發的反叛是再好不過的事，它的發生可以提供一個搞鼓動的好機會。

然而，傅柯對這些問題究竟採取了什麼態度？在他對「體驗」的渴求中，他現在難道也會歡迎「無限制暴亂」、「一切形式的報復」乃至「重新開始的革命的瘋狂性」嗎？

他們的一些較高的目標也不神秘：反對法國教育的威權主義，主張激進民主主義；在各種左派理論影響下，他們還大談階級鬥爭，大談工人權力，甚至大談不斷革命。

喬姆斯基展示了自己的無政府主義烏托邦「一種結盟的、非中央集權化的自由協會制度。」相反，傅柯卻拒絕制定任何「理想的社會模式」，這也是他始終如一的立場。

傅柯開始直接向喬姆斯基提出挑戰：「在美國，當你做了件非法的事情的時候，你會用正義或某種最高合法性來為它辯解嗎？或者，你會用階級鬥爭的必要性來為它辯解？這種必要性，對於時下正在和統治階級作鬥爭的無產階級來說，的確是極端重要的。」

隨著政治成為談話的焦點，火星便開始飛迸了。

傅柯直言不諱地反對任何形式的「人道主義」，終於使一些左派分子忍無可忍——試想，根據這種信念搞出的政治改革方案，會是個什麼名堂？

喬姆斯基嚇了一跳：「我不同意。」他囁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