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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玄而又玄的、被損害了聲譽的確定「真實」的方式，這種產生某種獨特的（而且可能起改造作用的）「真實」的方式，是否也包括Ｓ／Ｍ？

對比之下，澡堂裡展開的「遊戲」完全不同——那是不可預測的、匿名的、隨意的。傅柯對勒比杜說：「我認為，性可以像在澡堂裡那樣發生作用，這一點從政治上看是重要的。你在那裡與人會面時，彼此都只是一具肉體，一具供相互結合、產生快|感的肉體。你不再被囚禁在你自己的面目、自己的過去，自己的身分裡了。」

在這一次文化的外層範域中，活動著一些最無所畏懼的遊戲者。他們試驗著各種別出心裁的腳本、不斷變化的「場景」，以及捆縛、毒品和強烈肉體痛苦的各種新組合，由此出現了一些不同的意識狀態。

「『那太好了，』」傅柯連想都沒有想就同意了。「『我真巴不得馬上就開始哩。』」

「必須深入挖掘，」他總結道——暗指著他自己關於性史的「考掘式」研討，「以表明事物從歷史上看都是偶然的，都是出於這樣那樣可以理解但並非必然的原因。」不過，洞悉歷史雖然極其重要，但僅做到這一點還是不夠的：「思考存在的東西遠遠不同於探索全部可能的空間。『我們可以做什麼遊戲，我們怎樣才能發明一種遊戲？』——讓我們由這種問題，來提出一個真正不容置疑的難題吧。」

面對這一想像的反駁，傅柯並未退縮，他重申了他的定見：社會徹底改變了肉體，甚至塑造了它的「生理功能」。而且，他還用最確信的語氣，重申了他的這一觀點：生殖器官對於寫關於性的歷史而言，絕不是什麼「生物學意義上的堅實」基礎，而毋寧是這種歷史中的「最理想、最富於思辯性的要素。」

「『我可以拿來同這種體驗相比較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同一個陌生人性|交，』」他說。「『同一個陌生的人體接觸，能產生一種和我現在正在經歷的差不多一樣的「真實」體驗。』」

第二個星期，當瓦德給他打電話時，傅柯的回答是肯定的。「『我決定去克萊蒙特看你們，』」瓦德記得他這樣說。

實際上，他現在已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能更公開地進行這方面的探索了。由於同性戀解放運動，以及各種備受詆毀的性行為已在紐約、芝加哥、洛杉磯和舊金山的同性戀社區中，成為各種肆無忌憚的次文化的興趣中心。而且自一九七五年第一次旅居加利福尼亞以來，傅柯就從未掩飾過他對佛索姆街（那正是舊金山的蒸蒸日上的「皮革」場的中心）的許多奇異樂趣的迷戀。

據瓦德的回憶，他冒險的目的很簡單：透過帶傅柯去死亡谷作一次ＬＳＤ旅行，希望他激發出「一種智力，這種智力能夠探討各種科學幻想的奇怪想像，如《禁止進入的星球》（Ｆｏｒｂｉｄｄｅｎ　Ｐｌａｎｅｔ）（一九五六年的電影）中的莫比烏斯博士，或《外部境界》（Ｔｈｅ　Ｏｕｔｅｒ　Ｌｉｍｉｔｓ）（一九六三年的電視連續劇）第一集中的銀河系生物之類。」

在「乳|頭折磨」方面，遊戲者們使用夾子、伸張器和挽套，「有時還繫上重物」，有時將乳|頭夾同生殖器夾連在一起。夾子上有可調的螺絲釘，旋轉之可使夾子越夾越緊，直至獲得恰到好處的疼痛感。「如果一切順利的話，捉弄乳|頭能使人產生奇妙的感覺」，吉奧夫．梅因斯在《城市土著》中解釋說。「各種痛苦都會變成銷魂的快樂。一根根針從皮肉中穿過，滾燙的蠟燭油滴在鱷嘴夾上，肌肉或相關組織承受著極其古怪的壓力。痛苦和快|感之間的邊界已被穿越。」

「樂苦的緩慢運動」遠遠不止於能實現薩德自己的殘酷幻想；透過說明耽迷於暴力和侵犯的性|欲從歷史上看是偶然的，它還可能使人擺脫這些幻想，同時從實際上解除「性|愛慾望」（佛洛伊德稱之為「死亡本能」）的可怖的具體化。

可是，偉人沒有回信。瓦德不免有些沮喪。但他仍未放棄努力。

第二天，格林尼治村各建築物的外牆上噴滿了「同性戀者權力」（ＧＡＹ　ＰＯＷＥＲ）的標語。這顯然是向非裔美國人鬥士們主張的「黑人權力」學來的。就在這幾個星期裡，同性戀者行動主義分子們建立了一個新組織，叫做「同性戀者解放陣線」（Ｇａｙ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ｎｔ，簡稱ＧＬＦ）。

按傅柯的看法，認為「真實」可以透過探究來接近，顯然是一個現代的觀念，也是當代科學的方法論基礎之一。人們假定「真實」是客觀的，是某種可以由任何一個受過適當訓練、認識方法正確的人來確認的東西。這種探究模式，對於現代國家的司法過程，對於蒐集自然界的信息的科學程序，都具有關鍵的意義。一旦這種模式被劃入受控制的實驗室試驗的技術和工具之列（傅柯認為這一變化發生在十八世紀的最後幾十年），那種被科學探究證明了的「真實」，就被認為具有普遍意義而且是超越時空的了——因為不同的研究者在不同的實驗室裡，都可以確認別人在別處作的觀察的正確性。

而在模擬「醫療」的活動中，「醫生」則會將他的「病人」平放在手術台上，並用柳葉刀刺他的「乳|頭、陰|莖表皮」或陰囊。「這當然很疼，」湯申德評論道，「有時還要出一點血，但真正的感覺是精神上的。」

儘管傅柯對這種爭取假定的「性身分」合法化的社會抗議運動心存疑慮，但自「無產階級左派」失敗以來對傅柯影響最大的政治運動，也許仍是在北美發展起來的「同性戀者的解放。」

然而，Ｓ／Ｍ這樣的活動，真的能使傅柯（或任何別人——在這一點上）得以「按非常規的方式思考」嗎？

瓦德和他的朋友仍不罷休，又提出希望他去作一天的訪問。

傅柯的「萬花筒」已在一九七五年春，在加利福尼亞，發生了引人注目的轉動。

儘管他還要用好幾年的時間來蒐集他關於已發生的事情的思想，來公開表達他的感情，但他似乎已經感到，他在佛索姆街和死亡谷的「真實考驗」，與他在舊金山關於同性戀解放的體驗相協調，不僅賦與了他關於自己性特徵的一種新認識，而且賦與他關於權力的一種新感覺，以及一種前所未有的完全出乎意料的自由感。

你將以一種科學研究從未能夠說明的方式，直接體驗「內部的無聲世界，肉體的整個黑暗的內面，以及其中無休無止、毫無意義的幻夢。」

這種「傷害模擬」是在受控的條件下自願地為Ｓ／Ｍ行為者所進行的。它似乎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說明Ｓ／Ｍ何以那樣誘人。透過那些富於想像力的腳本（它們使許多Ｓ／Ｍ活動有了一定的格式和統一性），「頂子」和「底子」都能有意地重演各種統治和墮落的幻想，否則這些幻想的體驗就會是非情願的。「這種重演可以降低不安的心情，無論人們扮演的是主人還是奴隸，」懷特評論道。「人們感到輕鬆，並不是因為人們承擔的特定角色，而是因為這齣戲是一種人們已經開始但又可以隨時終止的事情。」

起初，這個短語只有一個意思，即指一個人坦率地向自己和向同性戀朋友們承認自己是同性戀。但同性戀解放運動，卻將曾經是一種謹慎的、極不正式的過程，變成了一種政治化了的公開承認儀式。大膽地宣布自己是同性戀，實際上就是驚人地否定了那種認為人的性是可恥的或病態的觀點；就是藐視社會禁忌，證明一個人具有信念的勇氣，哪怕為此失去朋友、家庭支持甚至工作也在所不惜；就是穿過一條臨界線，將一切希望寄託在一場公開抗議運動的成功之上。同性戀行動主義分子們希望穿過這一界線，既表明自己已經消除了自怨自艾的心理，又表明他們對一個壓迫人的社會制度的抗議。如同性戀解放陣線的一條標語這樣勸導人們：「走出來，爭自由！立即走出來！……趕在關門之前走出小屋！」

又一次，他在為探尋自己而抹消自己瓦解他的心智，讓渡他的肉體，向其他情況下不可思議的事物開放自己，試圖解釋他那一堆獨特的衝動和幻想——它們曾產生出（至少是根據他的尼采式「認識」理論）一些虛構的系譜學著作，而這些著作已被知識界奉為卓犖不群的天才之作。

那時，傅柯在美國還不大有名。在此之前，他只到過兩次美國（分別在一九七〇和一九七二年），都是在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校任教。但在某些美國學者當中，他已經是一個崇拜對象了。

「『唔，』」瓦德記得傅柯這樣答道，「『我並不感到對我的生活裡所發生的事情負有責任。』」戴維還是想不通：「『可是尼采確信，力圖感覺你作為一個人而在心中懷具的意志是很重要的，難道你不認為是這樣的嗎？』」

「『我應該冒生命危險去搏一搏嗎？』」學生認真地問道。

但是薩德還走得不夠遠。他不過是由古典理性時代塑造的一個過渡人物，雖然他首創了（按傅柯的獨到見解）我們自己以「虛構」和「極限體驗」為前提的現代反文化。

這一觀點的激進性，也許被人們過於忽視了。因為傅柯這裡實際上是在暗示人們：人的有機體是一種本質上無定形的衝動和活力流，儘管也許不可能在現代科學所做的「真實遊戲」中表達這種本能。初看起來，許多生理衝動似乎在像某些固定的本能一樣（包括對生殖器官本身的特別關注）產生作用，但它們卻是集體想像的虛構物，可以為集體遊戲自由利用——甚至也可以為「非性化」的偉大文化試驗自由利用。

在死亡谷實際發生的事情中，並沒有這樣一些離奇古怪的幻想。但這件事仍然很值得注意。

傅柯並非同性戀的初試者。但佛索姆街這陣勢，他畢竟從未見過。

把Ｓ／Ｍ看作產生某種獨特的「真實」場合，這乍看上去似乎是牽強附會。然而傅柯自己就在這些年裡大談某種「真實色情學」。他談到了「對某種快|感真實的堅持不懈的探求」，說這種「真實」應透過「體驗」來探索，「根據其特性來分析，並從它在肉體和靈魂裡引起的全部交混回響中去尋求。」傅柯認為，這種「真實色情學」是「最完美的知識」，是「透過教師傳授來傳播的，帶有秘密的標記，而且只有那些已表明自己有資格接受它的人，那些願意在自己快|感的層面上利用它、強化它並使它變得更敏銳更完美的人，才能得到傳授。」

這本書另一個同樣引人矚目的地方，是傅柯的這樣一個謎一般的暗示：只有透過向「肉體和快|感」回歸，我們才能超越那種削弱著我們的、將我們自己同化於我們的「性器官慾望」（或「生殖器慾望」）的習慣。

「我們，革命的男女同性戀者，認識到只有廢除全部現存社會制度才能實現所有人的徹底解放，決定組成這一團體，」「同性戀者解放陣線」的成立宣言宣稱。「我們反對社會強行規定各人的性角色和我們的天性的任何企圖。」

也許是想起了瓦德的第二封信，傅柯沉默了。他打量了一下面前這兩位不屈不撓的追隨者。他們的目光是銳利的，他們的態度是認真的，這看來錯不了。傅柯終於綻開了笑容：「可是如果只和你們待一天，我又怎麼能看到死亡谷呢？」

「人對自己的行為是毫無責任的，人對自己的本性是毫無責任的；對人的行為進行評判本身就是不公正的行為，」尼采在一九七八年曾這樣寫道。

亞爾多這種創造一具無神論的「沒有器官的肉體」的觀點，像歐里根的那個同樣極端但正好相對立的觀點（要把肉體變成一座「上帝廟堂」）一樣，可能顯得很荒謬——如果還不是瘋狂的話。但在《反伊底帕斯》（這本書傅柯很熟悉，也很欣賞）中，吉爾．德勒茲和費利克斯．瓜達里卻對亞爾多的觀點作了系統的詳述。而在他們於一九四七年發表的一篇論文裡，德勒茲和瓜達里則走得更遠了——他們還提出了造就「沒有器官的肉體」的一些具體方法。當然，最令人吃驚的（或更切合傅柯自己的色情興趣的）還是德勒茲和瓜達里稱作「受虐淫|肉體」的東西。

與此同時，傅柯很擔心自己在大眾心中留下這樣一種印象，好像他同自己是其中一分子的同性戀次文化關係過密。這是可以理解的。正如列奧．柏薩尼（Ｌｅｏ　Ｂｅｒｓａｎｉ，他也許是傅柯在柏克萊的最要好的朋友）所說的，傅柯不希望自己的書「被認為只是談論少數可能與世隔絕的人的作品。」

儘管瓦德在信中沒有這樣明說，在死亡谷進行一次類似的試驗卻正是他的熱望。他推論道：歸根到底，「難道亞爾多在墨西哥克羅拉多大峽谷同塔拉胡馬拉印第安人一起作過幾次迷|幻|葯旅行之後，沒有使他的語言大為增色嗎？難道我們不能向米歇爾．傅柯期求更多的、多得多的東西嗎？」

拳|交是在七〇年代同性戀次文化的高潮時期首次時興起來的，是一個新鮮事物，一種無論薩德還是薩赫爾——馬佐赫都不曾想到過的做法。它像其他一些Ｓ／Ｍ技巧一樣，在許多人看來都只是一種準備性動作，它產生的快|感不會引起性|欲高潮。「肉體感覺太強烈，以至於都近乎無性化了，」——拉里．湯申德解釋說，「在這種活動中，大多數情況下雙方都不會出現勃起。」梅因斯也寫道：「許多參與者對性高潮並不感興趣。它主要是與兩人之間的一種精神空間有關的行為。」

所以，對於服用像ＬＳＤ那樣厲害的麻醉品所可能產生的後果，傅柯（以及丹尼埃爾．德菲爾）不能不仔細掂量一番。

這種「肉體的自我解體」可能正是「施虐淫的對立物」。「苦樂」感覺，「同人們在〔傳統性|愛〕慾望或所謂施虐淫和受虐淫中得到的感覺大不一樣。」「那種認為Ｓ／Ｍ同某種深層的暴力慾有關，認為Ｓ／Ｍ活動是釋放這種暴力慾、侵犯慾的一種方法的觀點，是愚不可及的。」和_圖_書

在乾旱、空曠的莫哈維大漠裡開了差不多一整天的車之後，三人抵達了佛納斯克里克蘭治。這是坐落在死亡谷近旁的一塊綠洲裡的一個旅遊勝地。他們找了個飯店住下，然後傅柯小憩了一會。

少頃，他又折了回來，說他只想吃半片藥，因為他這是第一次服用這樣厲害的麻醉劑。瓦德拉住哲學家的手，他們又去走了走。青年敎授耐心地向他解釋，為什麼要享受這種化學靈藥的神奇效果，就必須吃足劑量。

據瓦德回憶，傅柯當時精神一振：「『我對我的生活感到很快樂，』」他說道，但「『對我的自我卻不盡然。』」

傅柯這時突然走開了，神情似乎有些不安。

「『不，』」傅柯說，「『我不認為尼采有這個意思。……尼采的意思是說，一個人對於他的本性，尤其是對於他以為是他的道義的那種東西，沒有任何責任。道義是由個人的存有構成的，而個人是偶然的，是由道德傳統塑成的，並不是真正自主的。』」

他在一九七八年曾這樣告訴讓．勒比杜：「像拳|交這樣的肉體實踐，就是那種我們可以稱之『非男性化』或『非性化』的實踐。它們事實上是快|感的令人驚奇的證偽（ｆａｌ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是人們借助於一些工具、符號、象徵物或『炮波斯』和ＭＤＡ一類麻醉品來獲得的。」在一些合適的「工具」（乳|頭夾、陰|莖環、鞭子、鎖鏈、柳葉刀）和「象徵物」（牢房、手術檯、城堡、十字架）的輔助下，人們有可能像傅柯對勒比杜說的那樣「發明自己」（即促使一個新的「自我」問世），並「使自己的肉體成為一個產生極其多形的快|感的場所，同時又使它擺脫對生殖器官尤其是男性生殖器官作用的依賴。」

「米歇爾．傅柯是一個深深地著迷於權力的人，」埃德蒙．懷特在他死後曾對他作過這樣一個評價，「而且他迷戀的權力，無論在政治方面還是在性|欲方面，都是極端極權主義的。終其一生，他都在同這種迷戀作鬥爭。我最欽佩他的就是這一點。」

一九七八年，在法國政府刑法改革委員會徵求了他的意見後不久，傅柯便同居伊．霍肯根一道，對法國刑法有關同性戀行為的條款展開尖銳的批評。像霍肯根一樣，傅柯敦促政府確定統一的性生活承諾年齡（自一九四二年起，法國關於同性戀的承諾年齡一直是二十一歲，而對異性戀的承諾年齡則一直是十九歲）。傅柯和霍肯根還主張從根本上放寬有關成人和兒童之間性關係的法律限制。實際上，兩人原則上都反對透過法律強行規定任何承諾年齡。一九七八年，他倆共同發表了一次廣播談話。其間，霍肯根挖苦道，「要劃槓槓是很難的」，尤其是「情況可能是，某個小孩由於其性特徵，可能需要某個成人。」

薩德實際上證明了「惡」是自由意志的自然結果：在公然聲稱以自由意志為立國之本的現代民主國家裡，「惡」的冒頭的可能性構成了「一種恆常的威脅」；因此，民主國家在公開獎掖自由意志的同時，也力圖控制它的外部表現；結果，民主文化把「惡的病原菌深深地逐向內心」，從而適得其反地增加了惡可能以更致命的形式爆發的危險。這位天才的侯爵念茲在茲的，正是這種危險（令他深感悲哀的法國大革命的恐怖主義，也正是它的公開顯現）。「有必要在什麼地方把革命群眾隱秘的衝動公開揭示出來，」克羅索斯基解釋道。「而用他們的政治示威活動來揭示這一問題是不合適的，因為即使他們把人打死、淹死、吊死，即使他們搶劫、縱火、強|奸，都不過是在行使所謂『主權人民』的意志。」薩德著作裡表面上看似最下流無恥、最令人作嘔的幻想大氾濫的東西，在克羅索斯基眼裡不過是對民主政治後果的一種玄奧的「驅邪」手段：「看來這種惡必須一勞永逸地爆發出來；邪惡的萌芽必須充分發展以便於心智將它除去、毀掉。」

下面就是他們的製作法：

有了這種典型的尼采式「認識」的武裝，這位「苦樂」系譜學家甚至也許能夠設想衝動和幻象的各種新結合，能夠設想各種新的權力關係，能夠設想一種新的生活「作風」，甚至還能設想一種新的真實「遊戲」。

「『可是在我看來，』」戴維道，「『這種區分是難以成立的。如果你喜歡你的生活所顯示的方式，而且你感到對它負有某種責任，那麼你似乎就有可能也對你自己感到滿意了。』」

「『我們帶了一點「愛希德（ａｃｉｄ）」，』」青年教授答道。「『我想，在死亡谷作一次幻想的探尋，您大概會喜歡的。』

傅柯這一願望永遠也無法實現了而且似乎一點也實現不了了：因為他在死亡谷的頓悟體驗已挫敗了他原先的計劃。

在他看來，這種回歸是可能的，雖然以前在歷史上很罕見。奇怪得很，這種回歸的先決條件，已經由現代文化產生的各種「性變態」的迅速普及預設好了。「由這些邊緣的性活動發展出一種逆反運動」，它被捲入了「權力和快|感的不斷的螺旋運動」，激發出前所未有的、形形色|色的關係。「正規的性活動」即由此面臨著挑戰。一九七六年從加利福尼亞回來之後，傅柯在寫到這種「歪門邪道的性活動」的時候，顯得非常樂觀：「從未見過有這麼多權力中心存在；從未見過這麼明顯而周密的深思熟慮；從未見過這麼迂迴曲折的接觸和聯絡；從未見過人們建立這麼多的鼓動基地，以便將快|感的力量和權力的剛愎與執拗傳向更遠的地方。」

《蓋皮耶》的創刊號上即登載有傅柯的一篇短文。一九八一年，該雜誌發表了一篇較長的訪談錄，標題中寫的是「和一位五十歲的讀者的談話」——若不是記者在文章的結尾用心深遠地說了一句「謝謝你，米歇爾．傅柯」，這位「讀者」的姓名恐怕就沒有人知道了。

在這個場合下，傅柯讚揚了麻醉劑，說它們「可以產生非常強烈的快|感」；他也讚揚了Ｓ／Ｍ的戲劇性方式，說它使遊戲者們得以在許多不同的場景裡扮演各種各樣的角色；他還讚揚了洗澡堂，說這一設施為人們「接觸陌生的肉體」提供了便利。

「所以，我們現在必須下決心予以去勢的正是（男）人，」亞爾多在他一九四七年發表的廣播劇《結束上帝的裁判》的高潮部分這樣宣布。他建議進行一種「狄俄尼索斯式的閹割」（借用傅柯最慣用的措辭之一）：

「『完全應該！去冒險吧，勇敢些！』」

傅柯謝絕了這一恭維。據瓦德回憶，傅柯是這樣回答的：「『這樣說真讓我高興，但是說真的，我的作品同同性戀者的解放毫無干係。』」

同勒比杜的會談是傅柯幫助這位靑年創辦《蓋皮耶》雜誌時得出的一個副產品。為了應付政府的書報檢查，傅柯答應在創刊號寫一篇重點文章。兩人商量了一下，決定最好弄一篇專訪。但是，一旦落實到行動上，傅柯關於是否值得公開談論這種問題的矛盾心理就暴露了出來。他撤回了專訪錄，另寫了一篇談論同性戀和自殺的短文，而且寫得頗有些言不由衷。一九七八年的那篇同勒比杜會談的文章始終沒有在《蓋皮耶》上刊出。然而，經傅柯應允，這篇文章還是在四年後問世了，不過那是在荷蘭用荷蘭文發表的。（直到傅柯逝世後，勒比杜才在一份短命的同性戀刊物《麥克》〔Ｍｅｃ〕上，發表了該專訪錄的法文原稿。）

這當然是一項「計劃」，一個人，只要他或她願意，都可以在Ｓ／Ｍ次文化中，借助傅柯據說的那些「歪門邪道的」技巧和工具，積極加以落實。

戴維起了個話頭。他問傅柯：「『米歇爾，你快樂嗎？』」

傅柯的朋友德勒茲顯然認為包括。他在一九六七年發表的一部研究薩赫爾─馬佐赫的著作中寫道：「受虐淫就其物質方面來說是一種感覺現象（即痛苦和快樂的某種結合），就其精神方面來說是一種感覺或感情作用。但在所有知覺或感覺之外，它還有第三個方面，還有一個超人的要素」，該要素可以像在尼采的ｕｂｅｒｍｅｎｓｃｈ〔超人〕夢想中那樣，導致「新人的誕生。」

傅柯第一批專門為同性戀報刊發表的談話，是由一位名叫讓．勒比杜的青年行動主義者兼刊物主編肇始的。他於一九七九年在法國創辦了一份的新同性戀雜誌，名叫《蓋皮耶》（Ｇａｉ　Ｐｉｅｄ）。前一年，他看到傅柯公開批評法國刑法中懲罰雞|奸的條款，印象很深，曾找過哲學家徵求意見並尋求幫助。作為一九六八年五月風潮和「ＦＨＡＲ」的老鬥士，勒比杜曾以公開宣布的「同性戀」候選人的身分，和居伊．霍肯根一起參加過一九七七年的議員競選（兩人均被擊敗）。像霍肯根一樣，他也致力於按美國的榜樣倡起法國的同性戀解放運動。

此外，在他從加利福尼亞回來後不久發表的一次談話中，傅柯還指出：人們可以將這一看法的「真實性」付諸檢驗，並透過某種「考驗」來為自己證實（非性化）肉體的無定形流動。這一活動，人們可以透過有意地探索「快|感——痛苦的緩慢運動」來進行，——哲學家審慎地建議。來來回回地搖擺，從痛苦的感覺滑向快樂的感覺然後再滑回來，任由種種陌生的知覺一浪一浪地沖擊自己，肉體的所有習慣傾向似乎都陷於崩潰，它的本能和衝動變成一大堆「無定形的偽足」——好像此刻肉體的每個部分，都像可以透過自己的偽足來變形的阿米巴一樣，可以不斷地改變自己的形狀了。「這是一個肉體的增殖和展開的問題」，它可以產生「獲得某種自主的興奮感，而那種自主，乃是肉體最細小部分的自主，是肉體的某個部分的最細小可能性的自主」——傅柯如是說，試圖倡導這種體驗。「肉體內出現了混亂，它的各種等級分類，它的職能定域和指派，或者說它的整個有機性，正處於解體的過程中。……這是某種『不可命名的』、『無益的』的事物，和任何慾望都沒有瓜葛。這是被快|感完全弄活了的肉體，是某種會打開自己、會變緊、會顫動、會跳動、會打呵欠的東西。」

由於這個問題很難避開，傅柯臨時想出了一種在公開場合下處理同性戀問題的策略——一種很能反映他的個性特點的複雜策略：一方面，他在法國審慎然而堅定地支持「ＦＨＡＲ」的行動主義者；另一方面他也開始就同性戀者的合法地位，以及更一般的刑法問題，發表愈來愈大膽的言論。

傅柯的加利福尼亞之行改變了他的生活。

當大家又圍坐在壁爐前的時候，另一個小夥子說話了。他說他感到需要心理治療，並問傅柯該選擇哪一種療法。「『佛洛伊德的療法不錯。』」哲學家答道。

「石牆暴亂」的消息迅速傳到大西洋彼岸。一九七一年三月，一小幫法國極左派宣布了「革命行動同性戀陣線」（Ｆｒｏｎｔ　Ｈｏｍｏｓｅｘｕａｌ　ｄ＇Ａｃｔｉｏ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簡稱ＦＨＡＲ）的成立。很明顯，這是美國同性戀解放陣線的一個翻版。是年六月二十七日，「ＦＨＡＲ」為向其北美的榜樣表示敬意，在石牆暴亂兩周年之際舉行了法國的「同性戀自尊節」慶祝活動．儘管「ＦＨＡＲ」是個小規模的組織，而且相當短命，但它卻將法國的同性戀問題政治化了——這在一個至今仍重視ｐｕｄｅｕｒ（風化）或「體面」的國度（尤其是在涉及個人事務的時候），是一個不小的成就。

其他地方更陰森恐怖。這些地方沒有集體的溫暖，或者說沒有友好狂歡的馬戲團氣氛，而只有一個個供群|交使用的昏暗的房間，其兩側是將一個個小寢室串起來的迷宮似的過道，小寢室的門一律半開著。訂用這些寢室的人都不留姓名，他們默默地待在裡面，等待著「接觸陌生的肉體。」

ＬＳＤ的效應在持續增強，於是傅柯也開始感覺到「一片不可思議的前景，如同某種新生活的種種幻象一般」。

據丹尼埃爾．德菲爾的回憶，他已經放棄了要寫一部紀念碑式的七卷本著作的最初計劃。他給瓦德寫信時也表達了同樣的意思，說他的死亡谷之行已經使他幾乎擱置了一切他以前寫的有關性的東西。

時間過去了。

一連串的問題在瓦德的腦際湧現。這正是他盼望已久的時刻。這位偉人還會想到別的什麼呢？

德勒茲和瓜達里評論道：「這並非幻想，而是一項準備落實的計劃。」

傅柯對這極端迂曲複雜、自我註銷的陳述（它同時既肯定了作為一種關於存在的「作品」〔該作品是透過對「肉體和快|感」的探索來獲得的〕而出現的、可證明為同一的「自我」的可能性，又否定了這種「自我」的似真性），作了一番展開論述。他說，他的興趣在於讓「同性戀文化」「為多形的、各種各樣的、作過各別調整的關係」鍛造「工具」；「但不要提出方案和建議，這個想法是危險的。」不同的個人、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間的差別必須得到尊重：「擁有一種適合我們自己〔法國〕國情和那種美國人稱為『走出來』的渴望的獨創性，是必要的」；所謂「走出來」，是一種英文的表達法，「其意思是坦誠直率、感情外露。」

「『我們給您弄了點很特別的東西，讓您在荒漠上吃，』」在驅車離開洛杉磯時，瓦德說道。

為測定他的感覺，傅柯回想起另一種「極限體驗」的意象——這種「極限體驗」，前幾個禮拜在舊金山就已經成了他的家常便飯。

這實際上正是《知識意志》末尾處提到的那些玄妙的可行方式之一。

這次旅行也改變了他過去性|愛及思考性的問題的一貫方式。

「這一性實踐運動，我認為，同揭示或認識深藏於我們無意識之中的Ｓ／Ｍ傾向的工作毫無關係，」傅柯告訴加拉赫和威爾遜道。「我覺得Ｓ／Ｍ的内容比這要豐富得多：它是各種新的行樂方式的真正的創造。」透過Ｓ／Ｍ活動，人們「正在用他們的肉體的一些非性器官的部分，即透過對肉體的色情化，發明各種新的行樂方式。我認為這是一種創造，一項創造性的事業，其主要特徵之一，我想可以稱之為『快|感的非性化』。那種認為肉體快|感永遠應當來自性快|感的觀點，以及那種認為性快|感是我們所有可能獲得的快|感的根源的觀點，我認為實在是大謬不然」。

傅柯在加利福尼亞的全部「極限體驗」（先是在佛索姆街，後是在死亡谷），都明顯地證實了他的這一論點：肉體，如同靈魂一樣，在某種意義上都是由社會構築起來的，因而至少在原則上是可以改變的。甚至「性器官」本身（我們同生殖器官聯繫在一起的一簇心理慾望和生理衝動），如他在「性史」第一卷中所寫的那樣，只是「一個想像的點」，是「權力在支配肉體及其物質性（即肉體的力量、活力、知覺及快|感）時」的歷史性的偶然產物。（這裡，就像其他地方一樣，當傅柯使用法文「ｓｅｘｅ」時，這個詞總是明確地意味著生殖器官，而英文的同類詞「ｓｅｘ」就比較含糊一些。）

「『可我想知道解決的辦法。』」

「『不存在解決辦法。』」法國哲學家的口氣斬釘截鐵。

透過一種自選「折磨」的嚴峻考驗，一個人有可能超越傳統的思維方式，也可以超越一種被具體化了的對於生殖器官的「價值維持」。透過動員各種古老的衝動和幻想，一個人也許能夠給難以抗拒的衝動和ｉｄｅｅｓ　ｆｉｘｅｓ（固定觀念）的獨特組態帶來新的擾亂（這種組態是由道義和負罪感的現代「記憶法」烙在肉體和靈魂上的）。透過向「一種可以離解自身的有離解力目光」屈服，一個人也許還可以看見（似乎只是短暫的一瞥）「烙滿了歷史印記的肉體和糟蹋著肉體的歷史。」

三人盯著頭頂上那片黑暗的虛空，電子音樂在背景中轟然鳴響。

「在說與不說『我是同性戀』這句話之間，存在著一種非常含糊不明的辯證法，」傅柯在一九八二年的一次會談中說道，話語中一點也不掩飾他對堅持要人們表態的做法的憤怒。「這是對於一種權利的必要的肯定，但同時也是對一種樊籠、一種陷阱的肯定。終有一天，『你是同性戀嗎？』這個問題，將顯得如同『你是個獨身嗎？』這個問題一樣自然。」

但是，如果說傅柯對他在舊金山第一次發現的這種團體感讚嘆不已的話，那麼，對於這種團體最直率的成員們所喜歡採納的各種政治策略，他卻還有一種相當深刻的矛盾心理。就在他去死亡谷服用ＬＳＤ後的第二天，在一次聚會上，一位年輕的同性戀者鬥士來到他跟前，向傅柯表示謝意，說他的思維方式（據西蒙．瓦德關於這段交談的回憶），「使同性戀者的解放之類的事情有了可能。」

的確，正如柏薩尼的評論所暗示的那樣，最令傅柯難以啟齒的話題，也許既非同性戀本身，也非和圖書身體本身，而是他正以全部精力進行的關於施虐受虐淫性行為的研究。

傅柯思前想後地考慮了一番。當他們回來時，他顯然已經被說服了，只是問了一下邁克爾這藥他該怎麼用。

在小屋門口，他們看到了那位引起傅柯注意的小夥子——一位名叫戴維的研究生。他把傅柯和瓦德讓進屋，請他們到壁爐前坐下取暖，並動手煮咖啡。群居村的青年們得知來了位知名人物，開始紛紛湊過來加入談話。傅柯起身在門口邊找了個地方坐下（從這裡他可以眺望遠處的山林風光），開始回答簇擁著他的學生們提出的問題，同時享受著（他經常如此）這一扮演現代蘇格拉底角色的機會。

在法國，Ｓ／Ｍ活動長期以來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偷偷摸摸的、陰鬱的、專業化的，是一種老式的「艱苦行當」——如到勒阿弗爾的碼頭上旅行一趟，回來時被揍得鼻青臉腫。而舊金山「皮革」場中那肆無忌憚、如火如荼的群|交生活，已使Ｓ／Ｍ活動發展到無以復加的程度。

在他一九七〇年發表的一篇文章（那是一篇關於吉爾．德勒茲的作品的評論；德勒茲在關於上述那段話的一個公開發表的腳註裡強調了這樣一個疑問：「他們對我們會怎樣看？」）裡，傅柯談到了鴉片的特殊效果（說它「能使人產生一種輕飄飄的停滯感，蝴蝶翩翩般的心醉神迷」），也談到ＬＳＤ的特殊效果：「它一解除範疇的宗主權，就挖去了它的中性的根基，並抹去了無言動物性的那副愁苦嘴臉；它不僅把這一大塊單義的、無範疇的動物性表現為雜色斑駁的、流動的、不對稱的、無中心的、螺旋似的和交混回響的東西，而且促使它時時刻刻地湧現為一堆亂烘烘的幻覺事件。」

像法國的毛主義運動一樣，美國這場爭取同性戀者權利的運動也源於六〇年代末期的反叛事件。它是從一場暴亂開始的。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七日，紐約市的警察襲擊並封閉了格林尼治村的一個叫做「石牆酒店」的同性戀者酒吧。這種騷擾在當時是很常見的，但這一日紐約市同性戀者團體的反應卻非同尋常。有些主顧當場拒捕，圍觀者也憤憤不平起來。磚塊和酒瓶開始橫飛。在事情完全平息之前，酒吧已被燒塌，而憤怒的同性戀者群眾則同警察們一直戰鬥到深夜。

壁爐中的火要滅了，傅柯自願去砍一些木柴。他從屋外的木頭堆裡挑了些木塊，然後揮斧猛砍起來。瞧他那奮力砍柴的樣子，人們（至少瓦德是如此）不禁有些愕然。瓦德趁機拍了一張照片，這張照片長期為傅柯所鍾愛（後來他將該照片放大，裝上鏡框，掛在他的巴黎公寓的起居室裡）。

在致傅柯的第一封信裡，瓦德很客氣地邀請哲學家去克萊蒙特做一次公開演講。傅柯當時謝絕了這一邀請；理由是他不清楚他在美國的時間安排。但他請瓦德在他到達柏克萊後再給他來信。

這種科學的「真實」概念已在實踐中證明了它的力量。然而，傅柯在一篇對比「ｌ＇ｅｎｑｕｅｔｅ」和「ｌ＇ｅｐｒｅｕｖｅ」的文章裡指出，「我們發現，另一各種〔關於真實的〕觀念也深深地根植在我們的文明裡，而它跟科學和哲學都是尖銳對立的。」在這一陰暗的「反傳統」裡，「真實」是作為「有利時刻」和「特權場所」（那裡可以展開一種儀式化的「考驗」）的獨特產物而出現的。

有一個微妙的平衡必須被打破。因為從一方面看——如傅柯在一九七三年的一次談話中所言，「薩德的偉大試驗」旨在「將慾望的混亂引入一個由秩序和分類統治的世界。」這一「偉大試驗」的一個哲學後果，在傅柯看來就是「自我（ｅｇｏ）的分解，至少是自笛卡爾以來人們所理解的那種『自我』的分解。」正是這種由薩德首次探討了的「當代性活動的放蕩品行，提出了主體|位置的問題。」薩德著作的這一方面，傅柯從未否認過。

《事物的秩序》令瓦德對傅柯佩服得五體投地。他認定傅柯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思想家，致力於研讀他的著作，窮究其中的每一個神秘暗示和依據。他是一位上過哈佛大學的歷史學家，並經過六〇年代造反運動的洗禮，對政治有著濃厚興趣。他先前學的是馬克思主義黑格爾派的歷史研究方法，同時也探討了各種非主流的歷史學。他也是（或許更主要地是）一個毫不害臊的享樂主義者，積極參與過同性戀者解放運動。

在傅柯看來，尼采意義上「成為自己」的過程所特有的「對某種生活方式的探求」，需要一種非同尋常的「同性戀苦行（ａｓｃｅｓｉｓ）」。「禁慾主義是一種對快樂的棄絕行為，名聲很壞，」他解釋道。「但苦行卻是另一種東西：它是人自己對自己承擔的工作，目的是使自己被改變，或使這一自我顯現出來——很幸運，這事永遠不會發生。」

「遺憾的是，在異性戀那裡還不存在這種色情體驗場所，」傅柯接著說（他的「色情體驗場所」指的是不受限制的、匿名的偶然相遇），「因為，你想，如果人們有權力在白天或夜間的任何一個時刻，進入一個備有一切可以想像的舒適條件和行樂方式的地方，在那裡同一具既看得見摸得著、又飄忽不定的肉體相遇——這該是多麼奇妙呵！在這個場合下，存在著一種特殊的可能性，就是說，人們可以在這裡」，透過「一種足夠長久的『潛入水下』的行動，以便徹底忘卻那種常常在滿足了性要求後仍能感到的慾望和苦惱」，來證實一種「無身分」，並由此「使自己失去主體、擺脫壓抑」和「失去性|欲。」

他將這一堆已經完成的手稿置於不顧，著手寫了一篇談研究方法的短文，論列了一些一般性原則（類似於一種反康德主義的「關於任何未來物理學的緒論」），進一步詳述了他的尼采主義權力觀，並用高度抽象的語言，描述了這種權力觀同關於人體的思考之間的關聯。

「『作為一個年輕人，你必須完蛋，』」瓦德記得傅柯這樣回答。「不完蛋，你就不會真正奮起拚搏。這是個好兆頭。我年輕時也完蛋過。」

（１）你可以把我緊緊地綁起來，平放在桌子上，時間在十至十五分鐘，要長得足夠你想工具準備停當；（２）至少用根子抽一百下，然後暫停幾分鐘；（３）你開始時：把陰|莖頭上的開口縫起來；把陰|莖頭周圍的包皮同陰|莖頭本身縫起來，防止頂部開裂；把陰囊同大腿皮膚縫到一起。再縫胸脯，在每個乳|頭上牢牢地縫上一只四眼鈕釦。你可以透過鈕釦眼用一根橡皮筋把兩個鈕釦連結起來。現在你可以繼續進行第二階段的工作；（４）由你選擇：或在桌上把我翻過來，讓我臉朝下躺著（但兩腿要併起來），或把我綁到柱子上，雙腕、雙腿都要併在二起，全身上下被緊緊地捆住；（５）在我後背、臀部和大腿上抽至少一百根；（６）縫臀部，從上到下將整個屁股溝縫起來，要縫結實，用雙線，每一針都要打結。如果我還在桌上，現在請把我綁到柱子上；（７）在臀部打五十下；（８）如果你希望加強折磨、將你上一次的威脅徹底落實，就把那些別針狠狠地扎進我的臀部好了；（９）現在你可以把我縛到椅子上，在胸部抽上三十皮觀，扎上一些較小的別針；如果你願意，你還可以事先把別針燒紅，全部燒紅，或只燒紅其中的一部分都行。我應該被牢牢地捆在椅子上，雙手縛在行後，讓胸部凸出。我没有提到用火燒，只是因為我不久有一場醫學考試，而燒傷要過很長時間才能痊癒的。

傅柯興致勃勃地投入了「皮革」場中的每一項活動，彷彿被那種放縱的景觀激動得不能自已。這使柏薩尼同許多其他人一樣，深感驚訝。「我覺得他表現出了某種歐洲人特有的趣味，即總是想把某些事物理想化或審美化，」柏薩尼說。「我發覺我對這些事情並不一槪贊成，認為我常常顯得過於理性。我的確如此，比如對毒品，我就從無興趣。所以我們沒有談這方面的問題。」

「同時，他是為數不多的一類法國知識分子之一。他來到美國時似乎能夠睜開眼睛觀察美國社會。而他睜開眼睛所看到的，都是整個加利福尼亞和舊金山的同性戀場景，還有毒品。所有這些，在他的心目中都具有某種意義。這不僅僅是個痛痛快快玩一玩的問題。你知道，那裡有許多法國人來來去去。他們不過是一群壞孩子，最後回家了，這一經歷沒有產生任何意義。而傅柯就不是這樣。這些全都是重要的體驗：他的肉體生活對於他的精神生活具有重大意義。」

「他的迷戀中有某種非同凡響的東西，」列奧．柏薩尼回憶道。「我是說，這個場景雖是有趣，但還不至於有趣到那種程度！」

「『我們又得回家了。』」

好不容易收住了笑聲，他告訴人們（據瓦德回憶）：「『不可能存在一種普遍適用的精神分析理論，其實人人都應該為自己制定一套精神分析法。』」

克羅索斯基的看法（這是他在一九三九年的一次講演中首次加以表述的），薩德侯爵根本不是什麼反基督教分子，他實際上和與他同時代的約瑟夫．德．麥斯特爾（Ｊｏｓｅｐｈ　ｄｅ　Ｍａｉｓｔｒｅ，在法國大革命的保守的基督教批判家中，他也許是最突出的一員）是同一類人物。據克羅索斯基對《朱絲蒂娜》和《朱麗葉特》的理解，薩德很聰明地將一種關於原罪的諾斯替派神學（ｇｎｏｓｔｉｃ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偷偷塞入了這些作品，這種神學就其淒涼的摩尼教傾向來說，和麥斯特爾哲學別無二致，但在方法上卻有一種迷惑人的秘傳色彩——其實那是在「裝出無神論的樣子來同無神論作鬥爭」，說著「道德懷疑論的語言來同道德懷疑論作鬥爭。」

第三，Ｓ／Ｍ的狂熱愛好者們並非外行們常常想像成的那種新納粹暴徒。從整體上看，他們都像一般人一樣溫和而守規矩。正像懷特所說（以及最好的精神病學研究所證實）的那樣：「他們的性生活似乎把正常人的骯髒慾念宣洩殆盡了，以至於完事之後他們都成了相當寬厚的人。」

儘管像捆綁、鞭打這一類廣泛使用的Ｓ／Ｍ技巧都相當溫和，湯申德所列出的「儀式化交互作用」清單中的「等等」，卻包括了一大套駭人的做法：堵口、穿刺、切割、懸吊、電擊、拉肢拷打、監禁、火烙、蒙眼、做成木乃伊、在人身上大小便、刮毛、火燒、綁上十字架、懸掛、鉗夾、憋氣和拳|交。

「『我們又得回家了。』」

這種考驗行得通麼？

舊金山在這些年已成為男同性戀者的聖地。在一九六九～一九七三年間，有大約九千人湧入了這座城市，到一九七八年之前又增加了二萬人。這種大規模遷徙的起因是一九六七年的所謂「愛之夏」運動。那一年《時代》周刊曾宣揚說，該市的海特─愛希貝里聚居區是「嬉皮士運動生氣勃勃的發祥地」，一下子把舊金山變成了一座反文化的樂園，全世界勇於背叛正統文化的人們紛紛來這裡尋求自由性|愛、優質「愛希德」和改變意識狀態。大多數反文化的青年觀光客都來去匆匆，入山不深；但滯留下來的那批人卻改變了這座城市的社會風俗乃至性生活的風俗。群居、亂|交，在這裡蔚然成風；多種形式的變態行為也在公開氾濫。該城市的一些小型的、但數量日益增長的男同性戀夜總會和洗澡堂，便反映了這種新風氣：「狂歡室」破天荒地開始出現了。該城市的政策也作了調整，以適應輿論的變化。一九六六年以後，警察的襲擊行動減少了；十年之後，一切成年人之間雙方同意的性行為，都在加利福尼亞正式合法化了。這時，男同性戀者向舊金山的遷徙已進入了高潮。卡斯特羅街、坡克街和福索姆街一帶，湧現出許許多多新的男同性戀者聚居區。該城市與日俱增的男同性戀酒吧、俱樂部和洗澡堂，為人們大規模地試驗新的自我表現方式、新的放蕩方式、新的毒品和性|愛的混合方式、新的（常常極其富於想像力的）「肉體與快|感」的結合方式，提供了便利。

透過儀式化的戰鬥來確定美德和英勇、無罪或有罪，這種觀念在傅柯看來是一種範例：「使被告接受檢驗（ｌ＇ｅｐｒｅｕｖｅ）的考驗，或使被告和原告（或雙方的代表）對抗的決鬥，並非『探明』真實和了解有爭議事情『真相』的什麼粗暴的、非理性的方式。它毋寧是確定上帝在這個時刻究竟站在哪一邊，究竟想讓運氣或力量的天平向那一方傾斜的一種方式。……真實是對勝利者的儀式化確定所產生的結果。」

正像他在一九七一年發表的一篇評論德勒茲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樣，透過使我們的「邪惡意志」運作起來，進行一次「墮落的、做戲似的演習」，也許會一反常態地引起「萬花筒的突然轉動，產生出一些符號，它們將在瞬息間顯示擲出的骰子的結果和另一場遊戲的結局」。

難道真如他所暗示的那樣，一種色情「考驗」能使一個人在某個「真實時刻」，創造性地掌握他特有的守護神，並由此改變他的歷史命運，促成「新人的誕生」？

在他的這些話裡，最令人吃驚的詞也許就是「證偽」了。這在傅柯的詞彙表裡是一個非同尋常的術語。但它也在另一個重要場合下出現過。這個場合，就是他在法蘭西學院作第一次系列演講期間，在討論尼采的認識理論，討論「真實」問題的時候在他看來，「真實」是「最初的和不斷重構的證偽」的一個產物，而「真實與虛假之間的區分就是透過這種證偽來確定的。」

「『那你現在怎麼看同性戀者的解放呢？』」小夥子不禁有些納悶。

「『什麼玩意兒？』」瓦德記得傅柯問了一句。

「舊金山是男同性戀者們夢幻成真的地方，」埃德蒙．懷特在一九八〇年寫道，當時該城市的色情冒險除了當事人的厭倦之外，已不受任何限制。「這個城市提出的問題是：我們究竟是真想實現這些特殊的夢呢，還是我們本該更喜歡其他一些夢？我們了解過這些夢將要我們付出的代價嗎？這些夢會按一些生氣勃勃、持續不斷的方式，使我們變得不能適應日常生活事務——而這些方式我們預測過嗎？或者我們關於日常生活的觀念本身就應該變一變？」

多年來，他一直在讀書、翻檔案、編資料，不聲不響地做著他的研究。在完成《訓誡與懲罰》之後的幾個月裡，他專心致志地對他蒐集的那些資料作了思考、分類和分析。到一九七五年春他去加利福尼亞講學的時候，他的研究差不多已經結束了。他知道他想說些什麼，而且他已經開始說了——各種有關文獻的概括性分析，已完成了初稿。只有最後一步工作還有待於完成，這就是摘取他的歷史學研究的各種成果，並透過某種「虛構的」文體將它們變成一個藝術品。

傅柯這會兒正要去享受一種樂趣（他後來稱之為他平生最重大的體驗）。這是一種大徹大悟，是他在舊金山男同性戀社區的一系列同樣強烈的「極限體驗」的最高潮。作為這些體驗的一個結果，傅柯的思想將發生一次重大的新轉折。這將促使他按一些不合常理的奇怪方式，改變他為說明他自己獨特的存有這個難題（尼采稱之為「人必須破解的謎」）而進行的持續不斷的努力。

據湯申德講，Ｓ／Ｍ活動「最常見、幾乎普遍使用的做法」是「捆綁」——扮演「受虐淫者」（或「底子」）的伙伴被捆作一團，扔在地上，戴上手銬，蒙上眼睛，可能還被施以「輕微的鞭笞」，作為一道「開胃菜。」

這裡存在著一個問題。ＬＳＤ會對這種飄忽不定的「別的什麼東西」產生怎樣的影響呢？法國哲學家們談論試驗和文化反叛常常是最大膽的，但是像所有地方的知識分子一樣，他們當中大多數人仍寧願保持對心智的良好控制。沙特曾去過聖安娜醫院，在精神病醫生讓．拉加什的監督下服用過一些墨斯卡靈（ｍｅｓｃａｌｉｎｅ，一種迷|幻|葯），但這種失控的體驗使他感到很不舒服，以至於他發誓絕不再碰這種東西。

不過，只是在一九七八年以後，在北美和法國的同性戀行動主義分子的催迫下，傅柯才開始（通常是在同發行量有限的同性戀報刊記者的談話中）直接對同性戀團體的文化和政治發表評論。可是，一旦大膽地談論起這些問題，他實際上就在「走出來」了——雖然可能有些姍姍來遲，但卻也是決定性的。

「『我終於弄懂了馬爾科姆．勞利《在火山底下》（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Ｖｏｌｃａｎｏ）一書的意義，』」傅柯說。

在這一點上，傅柯對「生殖器官的嚴厲君主制」的批判，不禁使人聯想起三世紀基督教哲學家歐里根（Ｏｒｉｇｅｎ）提出的類似論點。據說歐里根曾為根斷俗念而引刀自宮。像傅柯一樣，歐里根認為肉體在某種「極限體驗」（對這位神學家來說，這是對於接受上帝智慧的熱望）的影響下，可以減少「遲鈍」、「凝固」和「堅硬」的特性，最終進入流動、自由狀態。歷史學家彼得．布朗對這種信念的涵義作了這樣的概括：「人的生命，居住在一個被賦與性特徵的肉體之中，不過是漫漫長夜最後的黑暗時刻，它將隨著黎明的到來而逝去。肉體恰恰處於一種巨大變化即將發生之際，這種變化將使所有同性差異聯繫著的關於身分的現存觀念，將使所有基於婚姻、生殖、分娩的社會角色，都顯得像在陽光中飛舞的塵埃一樣虛弱無力。」

「『你覺得解放以前的同性戀情況怎樣？』」小夥子對傅柯的冷淡的回答毫不在意，又接著提問。

在一九七七年的一次談話中，傅柯說得更簡潔：「我們每個人的內心中，總有某種東西在和另一種東西打架。」

湯申德甚至宣稱他目擊過一次「閹割」活動：受害者的睪丸被割了下來，並被放在他的嘴裡待了一小段時間。有人懷疑這純粹是幻覺，它和Ｓ／Ｍ活動的主流肯定沒有關係。湯申德自己在談過這件事之後，也趕緊補充道：那些為數不多的耽迷於閹割幻想的人，一般都更願意用較安全的方法來表演這種幻想，如穿刺陰|莖；用夾子和重物來「折磨」睪丸；或更大膽一些——用釘子穿過表皮將陰|莖釘在木板上。hｅｔuｂooｋ.com.ｃｏｍ

「『我現在知道我的性是怎麼回事了……。』」

「『你可能不會相信，』」傅柯答道，「『我實際上很喜歡解放前的同性戀生活。那時一切都是比較隱蔽的，像某種地下的兄弟情誼，很刺|激，也有點危險。友誼有很多意義，它有很多信任的意味。我們互相保護，按一些秘密準則互相聯繫在一起。』」

瓦德如期來了信。在第二封信裡，他提出了一份有關討論班、講演和聚會的詳細時間表．他還大膽地建議傅柯去死亡谷作一次遠足，說那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傅柯在那裡可以感到「懸浮在各種形式之間，除了風之外別無他求」（瓦德這裡是在援引亞爾多《塔拉胡馬拉之旅》中的一行詩，該作品敘述了這位劇作家一九三六年在墨西哥服用迷|幻|葯的試驗）。

對於勞利、巴拉蓋以及傅柯來說，麻醉品是一種思想工具。「夜，又是一次同死亡的夜間搏鬥，」勞利寫道，描述著執政官在喝了這種墨西哥酒之後的意識流。「我想我了解許多種肉體痛苦，但哪一種也沒有這樣難受。連靈魂都好像在死去。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今夜我的靈魂真的已經死去了，我此刻有了一種平靜的感覺。或者這是因為有一條路正好穿過地獄？這一點布雷克是很清楚的，而我雖然不能走這條路，但最近我常常能在夢裡看見它。……現在，在一叢叢暗綠色的龍舌蘭之間，我好像又看到了這條路了，路的盡頭是一片不可思議的前景，如同某種新生活的種種幻象一般……。」

精神恢復後，他們駕車徑直進入了死亡谷。在一個觀景點停了車，俯瞰腳下的大漠，只見落日處七彩紛呈，光焰熠熠。沿著一條空無一人的小道漫步了一段路後，邁克爾停住腳步，開始做吸毒的準備工作。

在醫學上的「危象期」中，傅柯認為也有類似的悖論現象。在患有重病的病人身上，也會發生一種禮儀化的「戰鬥」。這種疾病的過程是一種「自主的運動」，但醫生可以透過幫助病人準備他或她的「真實時刻」，來參與這一過程。在危象的高峰時期，「病理過程藉由它自己的力量擺脫了對它的控制。」病床邊的人無可奈何地看著熱病自由演進。生命吉兇難卜。病人可能會死亡。但任由病人潛入熱病譫妄狀態，似乎常常能夠最終促成健康的恢復。

一九七五年五月底，在傅柯經歷了死亡谷「頓悟」的兩天之後，西蒙．瓦德帶哲學家去走訪一群自封為「道家」的嬉皮士，他們住在南加利福尼亞波第山中半隱現地散落著的一些小屋裡。在去那裡的前一天晚上，傅柯參加了一個聚會，其間認識了這個群居組織的一個成員——一位漂亮的小夥子。小夥子邀請他去他們那裡看看。於是，在一九七五年五月的一個涼颼颼的早晨，瓦德和傅柯踏上了一條蜿蜒於蒼松翠柏間的山路。瓦德還記得，當時的山間空氣中充滿著小桷樹散發出的麝香般的芬芳。「ＬＳＤ旅行」雖已過去兩天了，兩人仍感到興猶存。

於是他吞下了給他的那個藥片。

「傅柯和我常常討論他關於『走出來』這個提法的意見，」勒比杜回憶道。「這些個人的保留意見從未妨礙傅柯為爭取同性戀權利而戰鬥」，或妨礙傅柯幫助勒比杜創辦《蓋皮耶》。這個雜誌的名字實際上就是傅柯的貢獻之一（「Ｇａｉ　Ｐｉｅｄ」，直譯即「快樂的腳」，是「ｇｕｅｐｉｅｒｓ」即「胡蜂巢」的諧音詞，也暗含有俚語說的「ｐｅｎｄｒｅ　ｓｏｎ　ｐｉｅｄ」——「達到性|交高潮」的意思）。

但這並不是說，Ｓ／Ｍ純屬戲劇。事實並非如此。因為它的某些技巧，可以被最大膽的實踐者用來製造強烈的「苦樂」，引起毀滅的感覺。

古代的、被損害了聲譽的「真實」，——傅柯繼續說道，不是由諸如現代實驗室所使用的那些工具的中介來提供的，而是直接生產出來的，銘刻在個人肉體和靈魂之中的。這種作為某種「考驗」的產物的「真實」，遠不是什麼嚴格的方法規則所能控制的；它是「由儀式激發出來的，是透過竅門來達到的，人們只有憑運氣才能得到它，只能用計策（而不是方法）才能掌握它。所以，〔『真實』的〕發生產生於這樣一種人的心中：他躺著等待它，能被它打動，能創造一種關係——不是客體對認識主體的關係，而是一種含糊不清的、可逆的關係，一種有著強烈的控制慾、支配慾和征服慾的關係，即一種權力的關係。」

兩個小時後，聽著斯托克豪森的樂曲，從查布里斯基小岬的棲息地凝望太空，傅柯笑了。據瓦德後來的回憶，他還向星星直打手勢，說：「『天空爆炸了，星星雨點似地落到我身上。我知道這不是真的，但這是「真實」。』」

「『對了。』」哲學家道。

「『執政官的龍舌蘭酒，』」傅柯說，「『跟一種麻|醉|葯一樣，以一種類似於迷|幻|葯的方式滲入了他的知覺。』」

下面，便是一場「考驗」的情景（借用薩德的一個意象）：

「『那麼至少得到一些答案。』」

「這一期間，薩德老是在他的腦子裡轉來轉去。當時我只認識到這一現象的表面價值。但回顧起來，我不免總是感到納悶：他為什麼這麼迷戀薩德？」

西蒙．瓦德也一樣。「我知道我們當時很玄，」他回憶道。「把這位哲學家麻翻，有可能毀掉我們時代的一位思想大師。」再說，也「有可能一點效果也沒有」而這，也許就更令人失望了！

傅柯深知這裡存在著危險：那種透過一場「考驗」得來的「真實」——他強調道，總是「模稜兩可的」和「可逆的」。他在一九七一年作關於尼采知識理論的講演時，也提出過類似的論點。從尼采主義的觀點來看，「知識」（自然也包括傅柯自己表現的「知識意志」）總是「可疑的」，是互相衝突著的各種本能衝動和慾望之間的一種「暫時的妥協。」傅柯如是說：「知識」本身「總是被征服的、從屬的和受奴役的（不是受它自己的奴役，而是受一切能夠奴役……它的本能的東西的奴役）。」

他頓住了。

一九八三年，傅柯就他關於「用非常規方式思考」的探討的難以捉摸的特徵，做了一個更清晰的概括：「批判我們自己的存有論，當然不能被看作一種理論，一種教條，甚至不能被看作一套正在不斷積累的、永恆的知識；它必須被設想為一種態度，一種精神氣質，一種哲學生活，其中對於我們的自我（ｗｈａｔ　ｗｅ　ａｒｅ）的批判，既是關於強加給我們的種種限制的歷史分析，同時又是對這些限制被超越的可能性的考驗〔ｅｐｒｅｕｖｅ〕。」

你的雙手被縛起，吊在天棚上。兩隻胳臂都用帶子緊緊地捆紮起來。一個拿著柳葉刀的人走近你，將你胳膊上的血管劃開。你將無可奈何地看著你的血開始流去。

「『今晚我重新認識了我自己，』」他說道。

有如下四點値得記住。

但瓦德還是管住了自己的舌頭：打聽是不合適的。

終於，傅柯說話了。「『我感覺好極了，』」瓦德記得他這樣說。兩行熱淚在他的雙頰上流淌。

傅柯不大公開談論Ｓ／Ｍ活動的特殊工具和做法。不過，但有論及均能說明這一點，即這許多種「極限體驗」對他來說具有深刻的哲學意義。

拳|交（ｆｉｓｔ─ｆｕｃｋｉｎｇ）（輕輕地將一個人的手和小臂塞入另一人的肛|門）也能產生類似效果。按一位專家的話來說，這是一種肉體雜技表演，需要「人體中最神經質、最堅實有力的肌肉。」整個過程是一套冗長的、精心安排的儀式，先進行灌洗和修剪指甲，然後緩慢地、逐漸地將塗有大量潤滑油的指頭、手和臂塞進去。「進完之後，」梅因斯寫道，「再進行内部按摩，並輔以進退動作，這會引起一陣陣強烈的欣快|感。」

看著自己的鮮血，你陷入了譫妄。此刻聽任一種狂熱幻覺的擺布，你就要面對你的「真實時刻」了。

傅柯還覺得這個場景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

或者說，Ｓ／Ｍ僅僅只是（像某些女權主義者所譴責的那樣）讓人得以將關於狂暴統治和悲慘奴役的種種最粗鄙、最殘酷的（男性）幻想表演出來，同時透過那種佛洛伊德主義者可以稱之為「難以壓抑的反覆衝動」的東西，強化傅柯在《知識意志》的末尾處所告誡過的那種性|愛與死亡的可怕會合？

「所以可以認為，」傅柯開始概括他的假說：「在我們的文明中，原來有著一整套確定『真實』的技術，然而科學實踐一步一步地損害了它們的聲譽，掩蓋了它們，並最終驅逐了它們。『真實』在這裡並不屬於某種現存的秩序，而屬於某種偶發的秩序：它是一種事件。它不是被記錄下來的，而是被引發出來的，是ａｐｏｐｈａｎｔｉｃｓ（這是一個哲學術語，用以描述各種涉及某種真實的東西的命題）場所的一種產品。」

儘管在後來的幾年裡他還會裝出在按計劃進行的樣子，事實上他已經另起爐灶了。

但是，對歐里根之類苦行僧的觀點產生了強烈興趣的傅柯，在為他自己同樣異乎尋常的重新創造肉體的希望尋找根據時，卻無須走如此之遠。實際上，和他同時代的亞爾多就表達過類似的希望。亞爾多覺得，他的肉體存在給他帶來的是一種如同「永久的釘在十字架上」一般的痛苦。為了超越這種肉體存在，他試著服用過迷|幻|葯，有意地讓自己陷入瘋狂狀態，以求改變並設法美化構成他的「那一堆胡亂結合在一起的器官。」按他的說法，這堆器官在他的眼裡「就像一片廣闊的正要分解的風景。」

他默然了。

「有一件事對傅柯觸動很大，」柏薩尼回憶道。「我記得他在柏克萊講學時，有一次來了一個青年學生，他來聽課的目的，顯然只是為了問他一個問題：他為什麼不多談談同性戀的解放？這事使他深受觸動。因為那孩子非常認真，他顯然是傅柯的一個崇拜者，同時他又很氣憤。」

作為這件「在我們自己的極限處完成的工作」的一個結果，他現在又處在「重新開始的位置」上了。

類似的只能產生心理刺|激而不能產生性快|感的活動，還有很多。而且這些活動更加不同尋常，能產生厲害得多的肉|欲「痛苦」。（據斯托勒說，在描寫Ｓ／Ｍ活動時，人們會感到「一種詞彙的貧乏：可用以形容那些痛苦感覺的詞彙太少了」。）

在二十世紀七〇年代舊金山Ｓ／Ｍ活動的盛期，這些「劇烈的痛苦幻覺」還常常透過麻醉劑的使用而得到加強。最常用的麻醉劑有戊烷基亞硝酸鹽、ＬＳＤ和ＭＤＡ。「阿米耳」或「炮波斯」，可用來減輕痛苦；ＬＳＤ可以強化心理情節劇和生理痛苦的分裂性效果；而ＭＤＡ，其基本成分也是安非他命，有一種更溫和的致幻功效，能產生「一種溫柔、神入甚至愉快的感覺。」

傅柯討論的「有利時刻」則包括：前現代醫學中的「危象期」；古代的拷打術；以及充滿尙武精神的比武——其間，透過當眾進行戰爭遊戲，有組織地製造流血事件，狂暴的侵犯精神得到了公開的表現和讚譽。

六月份，他回到巴黎，將他的厚厚一大叠「性史」草稿統統扔在了一邊——那是幾百頁論述手|淫、亂|倫、歇斯底里、性變態和優生學的文章。

「『我希望我們有時間去死亡谷看看。』」

又過了幾個禮拜。一九七五年五月底的一個禮拜天上午，傅柯終於和瓦德及邁克爾登上一輛小汽車，直趨死亡谷。前一天晚上，傅柯和他的兩位美國東道主共進了晚餐，聽了點音樂，並抽了點大麻。至此，還沒有人談到ＬＳＤ。

這篇專訪錄，像後來的各篇一樣，之所以值得注意，原因之一就是它的非同尋常的抽象性。正如列奧．柏薩尼在傅柯死後寫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樣，這位哲學家在公開談論同性戀問題時所使用的雄辯術是「挑戰性的、令人惱火的，然而，儘管其意向很激進，卻又是令人寬慰的」，尤其是它規避了爭議中的肉體實踐問題。柏薩尼說，正是這種語言上的抽象性，產生了一種「反常的」效果，即把「我們的注意力從肉體（從肉體所從事的行為，從肉體所加於並乞求的痛苦）引開了。」在柏薩尼看來，傅柯這種極不切實際的語言，他對重新發明肉體及其快|感這個觀點的反覆宣揚，簡直就是在否定他自己對性|愛問題的那種堅持不懈的關注，以至於模糊了「自我喪失、自我墮落問題的那種令人恐怖的魅力」（柏薩尼在他的文章中的提法）。

在傅柯看來，這一策略的毛病是顯見的，這就是：它主張人人都有一個多少固定了的性身分，而且這種性身分是應當公開承認的。這種主張早就被傅柯否定了。他在一九八二年一次和同性戀行動主義分子的會談中指出：「我們和我們自己的關係，不是認同的關係，而應該是變異的關係，創造的關係，革新的關係。保持同一，實在令人膩煩。」

在這篇訪談錄裡，傅柯（實際上是平生第一次）公開而詳盡地談論了他關於建立「一種同性戀生活方式」的宿願。正像他在公開場合下始終一貫地主張的那樣，他堅決反對把「同性戀問題歸結為『我是誰？我的慾望的秘密是什麼？』這樣的問題」，而認為最好是這樣來提出問題：「『透過同性戀，可以建立、發明、增殖、調整哪些關係？』」他指出，同性戀「不是一種慾望形式，而是某種可欲的東西。所以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成為同性戀者。」

似乎，傅柯很想告訴人們，Ｓ／Ｍ本身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一種尼采的「真實遊戲」個用身體本身來進行的遊戲。

傅柯粲然，大笑不已。

巴黎的一位同傅柯關係極密切的學界道友——哲學家、翻譯家和色|情|小|說家皮埃爾．克羅索斯基，有一個別具一格但也許切中肯綮的理論。

傅柯早已拋棄了探討這個謎的各種傳統方法。為了認清「自己」（ｗｈａｔ　ｏｎｅ　ｉｓ），一個人必須「向各種多樣性開放自己，讓這些多樣性從頭到腳貫穿自己全身」——像德勒茲所說的那樣，經受「非自我化方面的最嚴格的訓練」。正是本著這種嚴厲的自我毀滅的精神，傅柯已為解決尼采的這一奇怪的問題進行了多年的努力：「我怎樣變成現在這個我的以及我為何要為做現在這個我而受苦受難？」他的這些努力的最顯見的成果，當然就是他正在不斷深入的關於各種「真實遊戲」的歷史探索（正是那些「真實遊戲」，使人們自以為瘋了，病了，成了罪犯了）。但正如傅柯在他一九六九年寫的文章〈作者是什麼？〉（Ｑｕ＇ｅｓｔ─ｃｅ　ｑｕ＇ｕｎ　ａｕｔｅｕｒ？）中所說的那樣，這些作品並非孤立存在的；因為「寫作現在已經同犧牲，甚至同生命的犧牲聯繫了起來，它是自我的自甘埋沒，而自我也無須在書中得到表現，因為它是在作者的存在本身中完成的。」www.hetubook.com.com

在這些月份中的另一次會談裡，傅柯走得更遠。他主張廢除一切管制性行為的刑罰——甚至包括對強|奸的刑罰。他解釋說：「我認為從原則上可以說，性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該受任何一種立法的制約。……如果我們懲罰強|奸，那只是因為我們應當懲罰肉體暴力。並且要講明，強|奸不過是一種侵犯行為：從原則上看，在用拳頭打擊某人的面部和用陰|莖插入某人的陰|部之間，並無任何區別。」

吉約夫．梅因斯對這些感覺作了一番描述。他說，「在被捆縛的狀態下，一個人可以更好地了解他自己肉體的構造圖」，以及他的心態結構。「在動彈不得的情形下，夢幻、記憶和渴望的心態，同我們時時刻刻透過感覺來記錄的世界，呈現出新的平衡狀態。」而在受到「折磨」的感覺下，肉體則潛入「樂苦」狀態中，它的「構造圖」也透過將這具有機體帶「向它的已知邊界和該邊界之外」的各種技巧和工具，而被抹消和得到重畫。

傅柯默默然無語了。

在一九七七年的一次會談中，他這樣概括了這本書的一個主要政治觀點：在新生的女權和同性戀社會運動中，「人們的目標」不應定在「生殖器官慾望」的「解放」上，而應定在「某種非以性規範為基礎的一般的快|感系統」上。

按傅柯在一九七五年的一次會談中的解釋，薩德仍陷在把肉體看作一種器官等級組織的傳統愚見裡。他指出：「肉體在薩德的心目中，仍具有強烈的器官化色彩，仍被困在器官等級組織之中。不同的只是，這種等級組織不再像在舊傳說中那樣以頭部為至尊，而是以生殖器為至尊。」由於仍固守在生殖器性|愛上，薩德系統闡述的那種性生活只「適合於訓誡社會——一種受管制的、解剖學上的、等級森嚴的社會，在其中，時間受到仔細的規定，空間受到嚴密的控制，人人都得擔負責任並接受監視。」

一陣刺骨的冷風從山岬上猛烈地刮過。三人不由得擠作了一團。

同加拉赫和威爾遜的會談是由傅柯同加拉赫的友誼引起的。一九八二年，他赴多倫多為多倫多大學主辦的一個夏季符號學短訓班授課，在那裡認識了前來參加他的討論班的加拉赫。加拉赫當時是個研究生，正在撰寫關於傅柯權力理論的學位論文。他同時也是Ｓ／Ｍ活動的行家裡手，而且是一個同性戀行動主義分子，同英美同性戀知識界的一些重要人物過從甚密。他應傅柯的請求，將其領入了多倫多的「皮革」場。（由於加拉赫總是公開地穿著他那身皮革服，所以傅柯不難看出他是這種次文化的一分子。）六月二十七日，傅柯同加拉赫一道參加了多倫多的「同性戀自尊節」遊行。隨後不久，他就同意接受作為同性戀雜誌《國民》（Ｂｏｄ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記者的加拉赫及其同事安德魯．威爾遜的專訪，談談同性戀的各種問題。傅柯後來按照他的習慣，對專訪錄進行了仔細地編輯加工，刪去了一些他感到「論戰性太強」的有關Ｓ／Ｍ內容。美國激進的同性戀季刊《社會評論》（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因此譏之「毫無意思」。但這篇專訪錄最後還是被北美同性戀周刊《倡導者》（Ａｄｖｏｃａｔｅ）轉載了。

而且，如果和生殖器官聯繫在一起的各種慾望主要地只是「一個想像的點」，一種勾引人的幻想，是由我們自己枯燥文化氣候的偶然氛圍不合常理地釀成的，並且是由「肉體的爆炸般的巨大快|感」不可思議地消解的，那麼，最近由擺脫了對陰|莖、陰|道和性高潮的耽溺的性生活情景所引出的懷疑，終將會顯得像維多利亞時代對手|淫的擔憂一樣目光短淺，留下歷史的笑柄。

戴維不解：「『換句話說，』」他問道：「『你並不為你自己感到驕傲，但對於你的生活形式和展開的方式卻感到快樂？』」

埃德蒙．懷特在《慾望國度》（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Ｄｅｓｉｒｅ）一書（這是他在遊歷了「同性戀的新美洲」後，用漫不經心的筆調寫的一部遊記）中，在談到佛索姆聚居區的情況時曾寫道：「我多次參觀過這個地區。在『黑與藍』酒吧，顧客們真粗魯，一個個直接抓著酒瓶大喝佩利酒，酒吧招待則在一邊往瓶裡擠檸檬汁。酒吧大廳裡，檯球桌的上方，懸掛著一輛前軸轆高高翹起的摩托車。許多燈光在天棚上閃爍，像是滿天星斗。在一張老式的工作檯下，一個擦皮鞋的又刷又拍地正幹得起勁，而頭戴便帽、乜斜眼睛的施虐淫者也可以從這裡物色他的對象。大廳外，用籬笆隔出了兩個小院，一個用作摩托車停車場，另一個設有一隻露天浴盆，一位『水迷』（ｕｎｄｉｎｉｓｔ）可以光著身子坐在那裡，在眾『人泉』撒射出的『水』中嬉戲。」

幾個禮拜之後，傅柯飛到南方，去加大歐文分校作一次公開講演。這地方離克萊蒙特不遠。瓦德便偕其情人邁克爾一道親往拜見，並做最後一次說服嘗試。講演結束後，瓦德和他的同伴奮力擠開一大群簇擁著傅柯的崇拜者，來到他跟前。作過自我介紹後，瓦德再次向傅柯提出訪問克萊蒙特的邀請。

傅柯還是謝絕。「『我恐怕已經失禮了，』」瓦德回憶著他當時的答覆，「『但我這次來加利福尼亞要做的事太多，實在沒有時間去克萊蒙特。』」

「我們討論了許多有關薩德的問題，」鮑勃在回想起他在一九八二年夏天和傅柯一起度過的那些日子時，曾這樣說道（他們在一起相處了一個月，共同探討著多倫多的Ｓ／Ｍ次文化）：「我們的許多討論都是圍繞著Ｓ／Ｍ展開的。而且實際上是圍繞著性實踐展開的，這些性實踐已被他在某種程度上理智化了。所以我們也談到了薩德，即使他對薩德問題的關心已經是很早之前的事了（如果你讀過他的書就會明白這一點）。不過在他的個人生活裡，在他的性生活裡，他當時對薩德問題還是很關心的。

正如羅伯特．斯托勒所睿智地指出的那樣，在這種邊界區域，我們會感到腦子裡一片空白：「有些問題我們甚至不知道怎樣去問。」斯托勒還指出，梅因斯和其他精通Ｓ／Ｍ之道的人們所描繪的那種狂喜體驗，和下列這些人所談到的種種狂喜十分相似：如「毒品文化哲學家們」；「其他一些社會和宗教（那裡的人們常常使用麻醉劑、肉體痛苦、飢餓以及其他種種手段來改變意識）」的理論家們；有過瀕死的外科及其他肉體病痛體驗的人，快要淹死的人，以及一些會用某種方式自殺但偶然沒有成功的人等。也許正如吉約夫．梅因斯所推測的那樣，某些由Ｓ／Ｍ活動所產生的強烈痛苦，像由其他一些形式的肉體磨難所產生的痛苦一樣，能夠激發一個人的內生安神素（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ｏｐｉｏｉｄｓ），從而阻止痛苦的傳播，實際上將痛苦轉變成一種快樂，使人陷入一種自我施與的麻醉恍惚狀態。不管生理、心理和文化諸因素的結合會使什麼發生作用，我們能同意的只是斯托勒的這一結論：「極端磨難的體驗使我們注意到人類行為的一個新的領域，這一新領域已遠遠超越了變態施虐受虐淫者的奇風異俗。」

按傅柯的說法，「嚴刑拷問」也屬於這種確定「真實」的傳統。他在《訓誡與懲罰》裡寫道：「受苦、對抗和真實」是被聯繫在某種「鬥爭」（或「戰鬥」或「決鬥」）之中的；而只有「敵對雙方中一方對另一方的勝利，才能根據某種儀式『產生』真實。」當然，在大多數情況下，獲勝的總是統治者的意志，因為他可以利用絞刑吏「慘不忍睹的感覺藝術」迫使人們坦白交代。不過，在這種令人痛苦的考驗過程中，種種偶然因素和神秘力量常常會進行干預。如果嫌犯「挺住了」，他的無辜就會被認為得到證實了，法官就得撤銷指控。透過勇敢地承受最強烈的痛苦，勇敢地面對死亡的威脅，受拷問的人有可能贏得自己的性命。

傅柯在自己的著作中則顯得較謹慎一些——這也是他的特點。但在他的「性史」第一卷（他將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用「Ｌａ　ｖｏｌｏｎｔｅ　ｄｅｓ　ａｖｏｉｒ」〔知識意志〕這種尼采式的標題發表的論方法的緒言）中，傅柯也認為，我們現代人，不論喜歡與否，都注定了要透過性和性|愛去說明我們個人的「真實」感：「這個秘密在我們每個人身上都很細小，但它的密度卻使它顯得比任何其他問題都重要——同它比較起來，世界上所有的謎在我們看來都顯得瑣碎無聊。」我們自己由文化確定的生殖器官的體驗，可能已經被證明是「想像的」，從歷史上看也是偶然的。但不管怎樣，現在「每個人都必須透過生殖器官來了解自己的可理解性（因為生殖器官既是隱藏的要素，又是產生感覺的動因），來了解他的肉體的所有方面（因為生殖器官是肉體的一個真實的、受到威脅的部分，並象徵性地構成了整體），來了解他自己的身分（因為它將一種歷史的特性同一種衝動的力量結合在一起）。」

「我的感覺是，他對死亡的迷念（毫無疑問他對死亡是很著迷的）和作為自我的一種表現的死亡，和作為自我的一種象徵的死亡，和作為自我的一種間離的死亡，有一定關係。

彷彿只有一種「慘不忍睹的知覺藝術」（一種色情的殘酷劇場），才能像傅柯在一九七八年同勒比杜的談話中所說的那樣，引起「一種足夠長久的『潛入水下』的行動，以便徹底忘卻那種常常在滿足了性要求之後仍能感到的慾望和苦惱。」

傅柯生命旅途中具有關鍵意義的事件，常常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發生的。他的死亡谷之行也是如此。

到一九七五年，「皮革」（ｌｅａｔｈｅｒ）一詞在美國同性戀社區中，已成為指稱從事施虐受虐淫性行為（或「Ｓ／Ｍ」）的人的一種代號（它與服裝有關，因為這些人多穿皮夾克；同時又是語言上的一種速記符號）。像其所代表的性行為一樣，這種次文化的社會風氣也是粗魯、強悍和火熱的。每當太陽落山的時候，舊金山佛索姆街一帶燈光昏暗的貨棧區便人頭鑽動。許多騎著摩托車穿著藍色牛仔褲和黑色皮夾克，裝出一九五四年馬龍．白蘭度（Ｍａｒｌｏｎ　Ｂｒａｎｄｏ）導演的影片《飛車黨》（Ｔｈｅ　Ｗｉｌｄ　Ｏｎｅ）中的流氓惡棍模樣。許多人的褲子後袋裡都仔細地塞著有顏色標記的手絹，以表明自己喜歡承擔的性角色——比如，左邊口袋塞手絹表示此人是「施虐狂」或「頂子」；右邊口袋塞手絹則表示此人是「受虐狂」或「底子」；藍色，是要按老式方法來；黑色，則是要求真正施虐狂式的性|交。這還只是開始。這樣標誌出各自的愛好之後，人們便湧入各酒吧和洗澡堂。這些酒吧和洗澡堂的名字也怪裡怪氣：有的叫「兵營」，有的叫「班房」，還有叫「新兵訓練所」的，不一而足。每個地方都提供著多少有點不同的氛圍，激發出形形色|色的「環境幻覺」，其中許多模仿著過去對同性戀者有危險的環境。「雜物室」被改建成衛生間。各種各樣的迷宮，使遊戲者得以在黑暗角落安全地重演秘密幽會。頗受歡迎的城堡主樓裡，皮鞭、鎖鏈和牢房隨處可見，為「性歹徒」及其施行懲罰的「主人」安排了監獄式的舒適居所。受虐狂可以享受一大套受虐的方式，從孤身禁閉在棺材中直到在十字架上當眾受辱。依靠這種俱樂部，人們可以品味「奴役幻想」——或以最直接的方式體驗「自選的」肉體「折磨。」

他製作了三片ＬＳＤ。

一九七五年他來加利福尼亞的時候，起先是租柏克萊的一個學生套房住。但不久，他就搬到了海灣對岸一個離佛索姆街不遠的房間裡，並在柏克萊的一位同事（他也深深捲入了Ｓ／Ｍ活動）的幫助下，置辦了一套「皮革」行頭（一件黑皮夾克，一條皮護腿套褲，一頂帶沿的黑皮帽；此外，還有許多性遊戲所需要的玩具：有陰|莖環、乳|頭夾和手銬，有頭罩、口罩、眼罩；有各種鞭子和板子，等等）。

這也是傅柯終生不渝的信念。

這就是傅柯所謂的「另一種全新而且極美的肉體。」傅柯清楚地知道，這種幻象奇怪至極，也極易招致嘲諷。他在「性史」第一卷中甚至很鎮定地設想了人們將會提出的反駁：「有人會對我說：這是耽溺於一種歷史主義——這種歷史主義與其說它激進，還不如說它草率；這是無視性功能的生物學意義上的堅實存在，而去追求一些脆弱的、次要的、尤其是表面的現象，儘管它們或許可以變化；這好像是說可以在假定生殖器官從來就不曾存在的情況下談論性……『對你來說，只有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只有無生殖器官的性。可是若割去了生殖器官，一切豈不都得完蛋。』」

人們決定去附近山石間的一個有瀑布的水潭邊散散步。幾個小夥子趁午間天暖，下水游泳去了。其他人仍圍著哲學家聊天。傅柯坐在瀑布邊的一塊大石頭上。

但是，這種陰暗考驗（它對肉體和靈魂加以檢驗，任由各種互相衝突的衝動和幻覺在一種色情「決鬥」或「競爭」中縱橫馳騁）的結果總是可疑的。「把那些直視過它的面孔的人嚇得魂飛魄散的權力，把所有那些冒險嘗試過非理性考驗（ｅｐｒｅｕｖｅ）的人判為癲狂的權力，究竟是什麼？」一九六一年傅柯在談到薩德和亞爾多之類「來自外界的思想」的先知們時，曾這樣詰問。

在驅車去死亡谷的途中，西蒙．瓦德曾問傅柯是否去過佛索姆街。「『當然去過，』」傅柯眉飛色舞地回答道。「連『皮革』樂趣那座最下流的宮殿，那臭名昭彰的『兵營』也去過？」「『去過！』」傅柯回答：「『多麼粗魯的地方啊！我還從未見過在公共酒吧裡這樣當眾搞性活動的呢。』」另一些地方就更令他吃驚了：「一天晚上，我在澡堂遇著一個迷人的小夥子，他告訴我說，他和許多人一個禮拜要下好幾次澡堂，經常使用『阿波斯』（ｕｐｐｅｒｓ）和『阿米耳』（ａｍｙｌ）。」（「阿波斯」，或安非他命，可以刺|激神經系統，引起體力旺盛、大腦反應敏銳的感覺。「阿米耳」即戊烷基亞硝酸鹽，或稱「炮波斯」（ｐｏｐｐｅｒｓ），是這個時期同性戀場所使用最普遍的藥物）。據一位專家關於此藥引起的感覺的描述：「吸用此藥後，人馬上就能忍受平常忍受不了的痛苦，而該藥所引起的眩暈感在經受了一些『打擊』之後，能在大約一個多小時的時間內產生一種令人愉快的、熾烈的內心溫暖感。」

「『我曾有過〔嘗試ＬＳＤ的〕機會，但從未吃過這種藥，』」據瓦德回憶，傅柯在他們驅車前往死亡谷的途中曾這樣說。他後來向瓦德解釋說，這一方面是因為在巴黎很難找到純正的麻醉品，但他的猶豫的主要原因還是在個人方面。在巴黎，每當有人給他ＬＳＤ的時候，丹尼埃爾．德菲爾總要以他們兩人的名義加以拒絕。「『他反對迷|幻|葯，大概是因為他對他的肉體負有某種責任的緣故吧，』」瓦德記得傅柯當時似乎若有所思。「『畢竟，我們就是我們的肉體』」——但，稍稍停頓了一下，哲學家又補充道：此外也是「別的什麼東西。」

勞利是傅柯喜歡的小說家之一。《在火山底下》這部小說，因其生動地描繪了主人公（一位執政官）醉酒時的恍惚神態，長期以來一直是傅柯理解讓．巴拉蓋精神世界的一個窗口，而這種精神世界在其他情況下是無從知曉的。巴拉蓋已於兩年前（一九七三年）死於酒精中毒引起的各種併發症。

第一，儘管七〇年代中期佛索姆街的同性戀者幾乎全是男人，Ｓ／Ｍ卻並不只是男同性戀者或男人所熱中的行當。雖然五〇年代初第一批Ｓ／Ｍ酒吧和澡堂大都是為同性戀開的，但那時也像現在一樣，已經有了規模相當大的、十分盛行的異性戀Ｓ／Ｍ地下活動。這些地下活動主要是透過一些非正式的網絡和私人關係組織起來的。一位名叫蓋爾．魯賓（Ｇａｙｌｅ　Ｒｕｂｉｎ）的專家認為，從事Ｓ／Ｍ活動的異性戀比同性戀要多得多。這應該說是不足為奇的。畢竟，從一個層面上看，在大多數、也許是一切人類關係中，都暗暗地活動著各種施虐淫的或受虐淫的幻想，而Ｓ／Ｍ活動只不過是將這些幻想公開表現出來罷了。「正如我們大多數正常人都有憂鬱症和妄想狂一樣，」美國精神分析學家羅伯特．斯托勒（Ｒｏｂｅｒｔ　Ｊ．Ｓｔｏｌｌｅｒ）說，「施虐受虐淫的精神狀態也同樣存在。只不過施虐受虐淫只是一個名詞，不是一個分子。」

在公開會談中，傅柯很少談到那些令他感興趣的獨特的色情實踐。不過幸而我們有像吉奧夫．梅因斯（Ｇｅｏｆｆ　Ｍａｉｎｓ）的《城市土著》（Ｕｒｂａｎ　Ａｂ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那樣的為該次文化作辯解的書，有像埃德蒙．懷特的《慾望國度》那樣的輕鬆活潑的遊記，尤其是有拉里．湯申德（Ｌａｒｒｙ　Ｔｏｗｎｓｈｅｎｄ）的《皮革人手冊》（Ｔｈｅ　Ｌｅａｔｈｅｒｍａｎ＇ｓ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這是最流行的同性戀手冊），這些書詳盡解說了這些色情實踐，對我們大有助益。

現在，「我們所有人身上的法西斯主義」，也在傅柯明確地想與之戰鬥的東西之列了。他在《知識意志》的最後一章中承認，「一種全能怪物的無限制權利」的「夢幻興奮」，已將薩德侯爵與死亡糾纏在一起的色|欲同納粹死亡營聯繫在一起。

不過，傅柯自己也始終認為：一個人，儘管被套在「各種一般的結構」裡，但還是擁有某種資源，甚至還可能「成功地勾消千百年的歷史留下的印記」——無論為時多麼短暫。

這種情感，在這個範圍內還是和傅柯的信念及脾性相符的。但令他感到難以接受的，也許是這種同性戀解放運動最重要的策略，即行動主義者們所說的「走出來」（ｃｏｍｉｎｇ　ｏｕｔ）。

透過這一體驗（它將安安穩穩地把你帶到你自己想像的死亡的門檻上），你將要感到這一病理過程用它自身的力量解除靈魂的枷鎖了。

哲學家讓瓦德給他在柏克萊的辦公室打電話。

考驗的構成，猶如中世紀醫學中的「危象」。它是一種「遊戲」，一個經過仔細規定的儀式，一個「靜止的默禱、摹擬的死亡」場面。它的目的，是熱烈而積極地表達一種對血和死的極度強烈的渴望，是「在一種連續不斷的反諷中」使這種渴望外向化，並通過一種「邪惡的玄想」淨化它、排乾它、「預先解除它的武裝。」和圖書

「綁上十字架」的作法有所不同。選擇「殉難者」角色的一方，讓對方將自己的手腕和腳踝縛在木製十字架上，「以便讓乳|頭和（或）陰|莖及睪丸受到充分的捉弄。」

一位小夥子悲戚戚地說，他感到自己一切都完蛋了。

「『我認為「同性戀者」這個詞已經作廢了，』」瓦德追憶傅柯當時的回答。「『因為我們關於性的認識發生了變化。我們看到我們對快|感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被一套強加給我們的詞彙限制住了。人既不是這種人也不是那種人，既不是同性戀者也不是異性戀者。我們稱之為性行為的東西有一個無限廣闊的範圍。……』」

然而，從何開始？如何進行？

一九七五年春當他抵達柏克萊時，他正以主要精力忙於寫作他的「性史」。十四年前，在《癲狂與文明》的原序中，他就宣布過關於這部著作的計劃。「實際上，」他後來告訴人們，「從我開始寫『癲狂史』的那一刻起，我就有了〔寫『性史』〕這種想法。這兩個項目是孿生的。甚至在那個時候，我就想把性|愛方面正常與病態的劃分情況也弄清楚。」

他的急切勁兒是不足為奇的。瓦德清楚地知道，傅柯對於麻醉品在引起「作為徹底的無規則物（即自我的崩解）的思想」方面的力量，早已如痴如迷了。在一九六七年的一次談話中，他就為某些麻醉品的價值作過辯護，認為它們是突破文化限制的一種手段，可以讓人進入「一種『非理性』狀態，癲狂體驗在這種狀態中將超越正常和病態之間的區分。」傅柯在一九七〇年還曾寫道：由於麻醉品徹底取消了各種固定的思想範疇，它們「同真實和虛假已經毫無關係。」「但是有可能，在思想必須直面無言的動物性的時候，能夠開動、粉飾、激勵、打破、驅散它的麻醉品，能夠使它充滿差異、用連續不斷的磷火取代罕見的閃光的麻醉品，便有可能引起一種『準思想』。很有可能。」

這種描繪當然符合Ｓ／Ｍ次文化。不過，正如傅柯清楚地知道的那樣，大多數人（其中肯定還包括他的大部分同事）仍一點也想像不出透過「加入」一種秘傳的色情活動，能進行什麼對「真實」或「快|感」的探討。也難怪，這樣一種活動究竟能夠表現什麼樣的「真實」呢？

熟諳傅柯朋友德勒茲的理論的瓦德不免驚訝了：「我還以為『分裂分析學』（ｓｃｈｉｚ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更好呢，」瓦德道，——他指的是德勒茲和瓜達里在《反伊底帕斯》中提出的那一套令人困惑的心理學見解。

這段惡作劇式的言論是胡言亂語地編造出來的，而且也不大符合實際。因為直到他的死亡谷之行為止，儘管他一生都在用許多其他麻醉品（從印度大麻直到鴉片）作試驗，傅柯從未嘗試ＬＳＤ。

「『沒有任何答案。』」傅柯喝道。

傅柯最終還是公開討論了Ｓ／Ｍ問題，這進一步證明了他具有非凡的勇氣。他在一九七九年以後發表的幾次談話中，順便談到了這一話題，並且在和同性戀行動分子的兩次重要會談中詳細地討論了Ｓ／Ｍ。第一次會議是一九七八年由讓．勒比杜在巴黎安排的，第二次則是在加拿大多倫多舉行的和鮑勃．加拉赫（Ｂｏｂ　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及安德魯．威爾遜（Ａｎｄｒｅｗ　Ｗｉｌｓｏｎ）的會談。

「我們的談話幾乎總是從性活動這個話題開始的。它總是和趣味、技巧有關，而他常常會發一通關於薩德和過度行為的評論，他會用一種幾乎是佈道似的方式談論薩德，老是使用這樣一些字眼：如人對於銷魂狀態的尋求，如屈服的感能（ｓｅｎｓｕａｌｉｔｙ）、苦惱的感能、痛苦的感能、死亡的感能，等等。

像美國的那個同性戀組織一樣，「ＦＨＡＲ」也自詡是一個受批判社會壓迫的全球風潮鼓舞的革命組織。該團體的首席理論家，是一位名叫居伊．霍肯根（Ｇｕｙ　Ｈｏｃｑｕｅｎｇｈｅｍ）的很有天賦的青年哲學家。他是一九六八年五月的老鬥士，也是一位傅柯和德勒茲式的鐵桿尼采派。在他的《同性戀慾望》（Ｈｏｍｏｓｅｘｕａｌ　Ｄｅｓｉｒｅ，一九七二）一書裡，霍肯根在借鑑了德勒茲和瓜達里《反伊底帕斯》（Ｌ＇Ａｎｔｉ─ＯＥｄｉｐｅ）中的許多思想的基礎上，建立了自己的理論框架，認為：儘管慾望本身是無定形、無性別的，但在現代的壓迫環境下發展起來的「同性戀慾望」卻別具一格，很奇怪地保持著比「異性戀慾望」更高程度的自由和流動性。同性戀者一旦擺脫了負罪感的困擾，就可以自由地（這一點異性戀者就辦不到）用「不受規則或法律約束的各個器官的『通電』來作試驗（這是霍肯根的德勒茲隱語）」。現代社會強加於其所有成員的角色和性身分，可能由這種試驗而引起激烈的爭議。

傅柯這些別出心裁的言論當然是大可爭議的（肯定會有人認為他的這些話不是誨淫的，就是荒謬的，或兩者兼有），但他的勇氣卻無可置辯。如此開誠布公地道出他心中最深層的信念的邏輯意蘊，說明他想提出一些通常被認為是談不得的話題，要探索那些已使他的不少崇拜者深感不舒服的可行方式。與此同時，他已直言不諱地公開表示，他擁護「爭取婦女解放和男女同性戀解放的各項運動。」

第四，許多Ｓ／Ｍ活動使用的大型木偶戲道具（如手銬和鞭子等等），都僅僅只是道具。絕大部分Ｓ／Ｍ活動都不會發生真正的殘酷行為或肉體暴力。「經過雙方同意的施虐受虐淫者們並不互相虐待、侮辱或折磨，」羅伯特．斯托勒（他是少有的幾位認認真真地對有組織的Ｓ／Ｍ次文化作過經驗研究的精神病學家之一）寫道：「他們只是互相挑逗、然後互相滿足。」透過按照許多恥辱的、卑鄙的腳本來使用各種折磨的道具，演員們可以品味到有關殘酷、孤弱可憐和大難臨頭的幻想。如斯托勒所言，「施虐受虐淫的藝術就在於它的戲劇效果：即它對於傷害、對於嚴重危險的維妙維肖的模擬。」

令傅柯發生這一轉變的地方，是舊金山。在那裡，這位性史學家發現了有史以來最自由的性|愛社區之一，不禁又驚又喜。也是在那裡，在傅柯去死亡谷悟道之前的一些日子裡，他的加利福尼亞「奧德賽之旅」受到了第一次、也是最決定性的干擾。

夜色，悄悄降臨在死亡谷。查布里斯基小岬的平台上停著一輛小汽車，車旁，一部袖珍錄音機正播放著一段電子音樂卡爾海因茲．施托克豪森（Ｋａｒｌｈｅｉｎｚ　Ｓｔｏｃｋｈａｕｓｅｎ）的《接觸》（Ｋｏｎｔａｋｔｅ）。錄音機旁邊，坐著米歇爾．傅柯和兩位年輕的美國人，其中一位是歷史敎授西蒙．瓦德（Ｓｉｍｅｏｎ　Ｗａｄｅ），另一位是他的情人，鋼琴家且雄心勃勃的作曲家邁克爾（Ｍｉｃｈｅａｌ）。清涼的荒漠空氣裡，迴蕩著由錄音機發出的一陣陣刺耳的噪音。三個男人默默地坐著，眼睛直勾勾地盯著太空。兩個小時前，他們服了一種叫做「麥角酸二乙基酰胺（ＬＳＤ）」的迷|幻|葯。

第二，Ｓ／Ｍ作為一種有組織的次文化，是建立在信任基礎之上的。誠如埃德蒙．懷特所言，「開始和結束一場性活動的自由，差不多是每一個Ｓ／Ｍ契約的組成部分」。這一契約的存在本身就應該加以強調：像七〇年代中期佛索姆街所通行的那樣，Ｓ／Ｍ是經過雙方同意的。這些施虐受虐淫者喜歡能夠老練地做「不出格」的遊戲的伙伴。所謂「不出格」，就是說，知道正好在什麼時候伸展那種「苦中樂」的範域，而且能做到見好就收。

但是，這最後一步恰恰是最關鍵的。因為傅柯很早就懷有這樣一個願望：他的「性史」將不只是另一本書，而是馬拉美說的那種「聖典」一部關於「銷魂狀態」的作品，「在這種銷魂狀態中，我們能夠得到片刻的永生，能夠擺脫一切現實的東西，並使我們的迷念上升到創造的水平。」

也正因為如此，「革命鬥士兼法蘭西學院教授」米歇爾．傅柯，在一九七五年春，難以置信地高高棲息在荒漠中的一塊峭壁上，在「麥角酸二乙基酰胺」的作用下飄飄欲仙了。

由此開始，遊戲者可以繼續使用一些更專門化的技巧，利用「皮革人」行當的各種工具。對於那些「願意被提醒注意自己地位的」死心塌地的受虐淫者，可以給他戴上「裡邊有刺的皮製陰|莖環」（勃起時刺會扎進肉裡）。還有一種類似的工具，即「非常時興的『英吉利籠套』」，用皮革和金屬環製成，可以被用作「折磨生殖器的一種適中的手段」（在環上懸掛重物，可拉住睪丸）。

「Ｓ／Ｍ遊戲非常有趣，」傅柯對加拉赫和威爾遜說，「因為它是一種策略性關係，而且總是流動不居的。當然，有各種各樣的角色。但眾所周知，這些角色是可以反轉的在開始時當奴隸的人，常常在結束時變成了主人，而在開始時當主人的人，在結束時卻變成了奴隸。再說，即使各角色被固定下來了，你們很清楚，這始終只是一場遊戲：不是發生了犯規，就是達成了明確的共識或默契，這使他們注意到某些界限。」在這種遊戲裡，借用傅柯「性史」裡一句玄奧的話來說，「快|感和權力不會互相抵消或互相爭鬥；它們會互相尋求，互相交搭，互相強化。它們是由刺|激、激勵的複雜機制和慾望聯結在一起的。」

例如，在一種「懸掛」活動中，受虐淫者被蒙著眼睛吊在一個皮套上，並挨著鞭笞。這時他從「心底裡」產生出「一種徹底的孤弱無助的感覺」，據湯申德的描繪，「然而同時，他看上去又快樂得幾乎要飛起來。」

事情最初的起因是西蒙．瓦德的一封來信。瓦德是克萊蒙特研究生院的一名助理教授。該研究生院是一所不大的學校，和加利福尼亞州克萊蒙特市的許多名牌學校有連鎖關係，而克萊蒙特又緊靠著洛杉磯。瓦德在一九七四年秋給傅柯寫了封信，當時他剛剛聽說這位哲學家像許多巴黎的權威學者一樣要來美國講學。傅柯當時已接受了加大柏克萊分校法文系的邀請，準備在一九七五年春去那裡做一個季度的教學工作。

「『這樣一種生活方式，』」傅柯不勝驚訝地對瓦德說，「『我覺得太奇怪了，簡直匪夷所思。這些人漫不經心地過著性|愛和吸毒的生活。實在不可思議！法國就找不到這樣的地方。』」

「問題在於要逃避這一切，」傅柯一九七五年從加利福尼亞歸來後說道。「有必要用肉體，用肉體的各個要素——它的面積、體積、濃度，創造一種無訓誡的性生活，一種讓肉體透過偶然的相遇和極大的快|感沉浸於爆炸性漫射狀態的性生活。」

傅柯提及的「特權場所」包括戴爾菲神廟，蘇格拉底曾在這裡接受了神諭，由此引起了他對真實的畢生追求。傅柯也談到了那些荒漠裡的洞穴，早期基督教聖安東尼一類苦行僧們曾退隱到這裡同魔鬼鬥法，以考驗他們信仰的勇氣。

據湯申德在他一九七二年出版的先驅性入門書裡所下的定義，Ｓ／Ｍ包括有如下六個方面的內容：「（１）一種統治與服從的關係。（２）使雙方都感到快樂的痛苦的施予與接受。（３）對合作者一方或雙方發生影響的幻想和（或）由一方或雙方扮演的角色。（４）由一方有意識地壓低對方的身分（侮辱）。（５）加入某種物戀的成分。（６）進行一種或多種儀式化的交互作用（捆綁、鞭打，等等）。」

傅柯要過好幾年才會公開談論Ｓ／Ｍ。他的緘默一點也不奇怪。如同亂|倫和少男戀（ｂｏｙ　ｌｏｖｅ）一樣，施虐受虐淫在當時仍是最廣泛地受到社會譴責的性活動之一。儘管它本身在美國並非不合法，但也有一些法律，如那些限制賣淫和「猥褻行為」的法律，以及突襲式的取締行為，仍常常被用來迫害Ｓ／Ｍ團體的成員。（一個人不可能正當地贊成「突襲」。）

但是關鍵（傅柯對勒比杜以及加拉赫和威爾遜都這樣解釋過），還是Ｓ／Ｍ那深不可測的「煉金術」，以及那些人們透過使用Ｓ／Ｍ的各種工具和技巧，可以對肉體施加影響、並將痛苦變成快|感的方法。

傅柯在一九八三年再次重申：超越每一種固定形式的能力（尼采稱之為權力意志），總是「有限的和被確定了的」。正如尼采在一個世紀前所悲嘆的那樣，「在一個人的短暫的一生裡，任何有效的動機都不能成功地勾消千百年的歷史留下的印記。」

傅柯一貫渴望改變自己日常生活的特徵，故而當即以極大的熱情，鑽進了舊金山的男同性戀社區。據丹尼埃爾．德菲爾的回憶，他熱愛該城市男同性戀者生活作風的開放性，極為欣賞他們那種毫無羞恥感的樂天派性格。「在美國，」德菲爾說，「他有可能經歷各種以社交方式組織的體驗。……他曾旅居過瑞典，那是一個『性解放』的國度，……那裡的人們談論一切體驗時都說著心理學的語言……。我想，加利福尼次文化最受傅柯賞識的地方，就在於這些體驗是〔某種〕團體的體驗，」而不是什麼「演給個人看的心理劇。」

瓦德無疑感到了一陣輕鬆，因為這位思想大師的心智終於沒有像超現實主義大畫家薩爾瓦多．達利（Ｓａｌｖａｄｏｒ　Ｄａｌｉ）畫的鐘那樣被分解掉。他繼續嘮叨著古代蘇美人服用迷|幻|葯的情形。最後，又一次，他也默然了。

傅柯在一九七三～一九七四年間的一系列演講（這些演講後來被編入了他的幾本著作）中，就會間接地解答了這一問題。他首先區分出兩種迥然不同的探討「真實」的方法。一種方法強調進行各種實踐活動，而這些實踐活動的共同特徵，在傅柯看來就是它們都使用「ｌ＇ｅｐｒｅｅｔｅ」（英文可譯為「探究」、「觀察」或「調查」）的手段；另一種方法則強調一系列秘傳的儀式，傅柯認為其共同特徵在於它們都求助於「ｌ＇ｅｐｒｅｕｖｅ」（英文可譯為「考驗」、「檢驗」或「試驗」）。

當然，亞爾多曾一直在使用迷|幻|葯，但他終於只好在瘋人院裡度過了後來十年的大部分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