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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臺先生教書大體可分三階段：第一時期是在大陸的北平、四川等地；第二時期是在臺灣大學；第三時期是臺大退休後，在輔大、東吳兼課。由於臺先生一向豁達而樂觀，又有開明前進的思想，所以往往使晚輩學生於尊敬之外又多一份親近之感。我應該是屬於臺先生敎書的第二階段學生。那時候的臺先生已經不再發表批判犀利而又悲天憫人的小說，是一位諄諄善誘的古典學者，但我的研究室最下面一排書櫃中，還可以找到《小說月報》，所以課外也頗讀過一些他早年的作品。臺先生對於學生的創作，是很關切，也很鼓勵的。他對於文章的看法，主張簡潔明快，寧澀毋流；而他不但自己寫文章如此，批評起來，也用語簡勁，有時簡勁到只使用兩個字，比如：「很好」、「典麗」、「頗細」，或者「不好！」、「甚壞！」。至於品評人物，亦復若此，許多老學生都知道，臺先生罵人也總不會超用兩個字。

本篇將書房與主人同時雙寫。書房主人是甫於去年底逝世的臺靜農教授（1902-90），臺先生教書逾半個世紀，他一生中大部分的時間與空間都消磨在書房中，若説他書房的特色，也正反映他個人的風格，實不為過。文中說臺先生豁達而樂觀、開明而容衆、親切而有個性，這就是作者在努力描摹書房與主人的共同特色之外，也希望文字要避開「平面刻板」的理由了。

我們那時期的學生和師長保持很親密的關係，不過，常去敎授們的家拜訪請益閒談，還是進研究所以後的事情。臺先生在溫州街的日式建築宿舍，更是經常門戶爲學生們開放，尤其每逢過年時，新舊學生登門拜年，或步行、或騎單車、或乘坐三輪車、絡繹不絕。臺先生總是親自上下玄關，開門送客。看著實在不忍心，但又不忍心不去拜年表敬意，心情十分矛盾。

大四的寒假，班上男女同學共十一人，準備去畢業旅行。沒想到系主任會與我們同行，而且由於他和莊尙嚴先生是知交，我們有幸去參觀當時不易隨便進出的設在霧峰的故宮博物院，生平第一次親睹並且小心用手替觸摸到毛公和-圖-書鼎等古物。如今回想起來，那種小國寡民式的大學生活，眞正有無限溫馨的感覺。不過，坦白說，我在大學時期只能算是一個好學生，實在並不是優秀的學生。我幾乎不缺課地把該讀的書都讀好，該考好的分數也都考好，規規矩矩，沒有惹麻煩，如此而已。

許久以來便有一種傳說，道是：要做臺先生的入門子弟，一定要先學會喝酒、抽煙。實則臺先生「有教無類」，煙酒能否之間，並無差別；只是，若在書房中聊天，能陪他淺飲兩盃，接受他遞來的煙，談話的興味會更濃一些。

然而，猶豫多慮不足成事，躊躇蹉跎也不能成文。我不如大膽一點，試將我所認識的臺先生記下來，其餘我所不認識的部分，自會有別的人去記述罷。我第一次與臺先生談話，是考入臺大中文系一年以後。那時一年級的課程多爲共同必修課，上課多在校門進口左側的臨時教室。大一學生不太敢隨便到系辨公室，更莫說去見系主任了。我當時鼓足勇氣去見臺主任，是因爲想大二轉入外文系。我高中畢業時原本要報考外文系，只因一時幼稚的賭氣而改考中文系，所以讀完一年中文系後，就想再轉回外文系。我囁嚅而道來見系主任的原委，並請求簽名同意我轉系。臺先生坐在一張老舊的書桌前，那上面似乎堆積了高高低低許多公文一類東西。他看了看我的成績單，只簡略的說：「你讀的很好嘛，不要轉系了。」我羞澀地臉紅一陣之後，也想不出第二句該堅持的話，究竟後來是怎麼走出系辦公室的，如今倒也記不得了。總之，沒有轉成，暑假後，便繼續升上中文系二年級。

臺先生教書方式，比較著重啓發性。我們那一年的文學史只講到唐代。可是，一旦掌握到方法後，我們各自都把兩大本《中國文學發展史》讀完了。在後來自己也執教的經驗裏，我更深一層地體會到大學教育最重要的不在於量的灌輸，給年輕人指示讀書的態度與方法更屬要緊。因爲四年的時間極有限，能讀到的書也不算多，但有了正確的認知後和圖書，便一輩子受用不盡了。我也還記得《楚辭》的大考，臺先生讓我們在課外用白話文翻譯那些典麗的《九歌》篇章。〈湘夫人〉和〈山鬼〉等作品，在課堂上似乎已經了解，但要變成流利適切的白話文，委實是對自己的賞析能力的一大考驗。我現在對自己的學生，有時也倣效這個方法。一來可以看出個人心得，此外則又可從那譯文中見到文筆才情，而這兩種都是中文系的學生必備的基礎。

究竟臺先生的酒量多大呢？這是許多人感興趣和關心的事情。我難免也有時好奇地追問：「您究竟喝醉過沒有？」回答總是：「喝酒哪有不醉的！」接著就會講一段他從前在四川白沙酒醉的尷尬記憶，有時則又不免連帶提到別的長輩醉後諸軼聞，最後大概都引胡適之先生的名句：「喝酒往往不要命」爲結論。但如果仔細觀察，臺先生的酒量固然大，酒德也好，其實是頗能自制的。他總是儘量而飲，過量即止。他喝酒、抽煙、不愛吃蔬菜和水果，完全違反一般衛生之道，而長壽又健康，實在不可思議。記得有一次宴請日本九州大學校長，他是一位名醫，臺先生也在座，酒過三巡，透過翻譯問那位醫生校長，衛生保健之道。那位微醺的校長說：「您已經是超醫學的境界，不可言喻了。」我有時難免想，一個人有豁達的胸襟、樂觀態度，或許比斤斤於煙酒多寡更有益衛生罷。

臺先生（編按：臺靜農先生）敎書已逾半個世紀，用「桃李滿天下」一詞來形容他，最爲洽切不過。

臺先生教了大半生的書，始終保持質樸的傳統文人風貌，只有煙與酒總享用名貴的。這是因爲他酒量好，煙抽得多，敬愛他的學生，仰慕他的人士，每好以煙酒表心意的緣故。有一回，我見到他身上穿著一件燒破一個洞的舊毛衣，卻以名貴的煙酒招待來訪的學生，便脫口而出，送他「煙酒貴族」的封號。臺先生似乎並不討厭，有時也和人說笑：「兩袖清風，林文月卻封我做煙酒貴族和_圖_書哩！」

我想起前些日子，忘了因事或無事去看臺先生，聽他提及想要寫一篇文章以紀念他的好友，「可是不知怎麼寫才好」，他用安徽口音的國語告訴我：「是的，心裏是想要寫，就是不知如何下筆？往往如此，好朋友，也有許多瑣瑣碎碎的事值得記，但是也沒有什麼特別緣故，所以難寫。咳，寫文章有時眞難！」寫臺先生之不容易，則又多了一層顧慮，因爲他是我敬愛的老師，也是許多人敬愛的長輩。

在大學裏，我修過兩門臺先生教授的課：大二時的必修課「中國文學史」及大四時選修的「楚辭」。臺先生的鄉音，等我們聽慣後，倒也覺得十分自然。奇怪的是，到現在，《離騷》、《九歌》中的一些章句，我自己心中默讀時，不帶些皖北的腔調還不容易呢。

臺先生那間書房，是許多去過的人難忘的地方，說不清楚那簡單平凡的房間到底有什麼因素，可以讓我們如此放心與敬愛的長者古往今來、天南地北地暢談；有時並不一定刻意去談什麼主題，也同樣令人感覺十分安詳溫馨。

於今回想起來，當初實在是懵懂的，使我決心在中文系這個崗位上固守的因素，來自臺先生的勉勵竟是如此之大，令我旣感激又慚愧。

臺先生敎書多年，每一個學生都敬愛他。到過他書房的人，也都喜歡回憶在那裏的許多時刻。

說實在的，前面這三十字不到的幾句話，我自己也不滿意，太過平面刻板例行公事了。說實在的，自從答應寫一篇關於臺先生的文章以來，我不時在想：應該用什麼樣子的筆調才好？如何起首才妥當？前面那三句話是我試用過的幾種方式之一，雖然嫌平面刻板，但比較正式而穩妥；只是，用穩妥正式的筆調來寫臺先生，卻不是我所喜歡的，所以寫ｗww•hｅｔｕbooｋ•ｃom.ｃoｍ了三句便無以爲繼了。

然而，臺先生有時也喜歡聽學生的意見，客觀地討論一些問題。去年年底，他的書藝集將出版，他撰成一篇序文，甚爲自得，又以白話文附記於後，準備發表於報刊上，卻恐怕那後段的文字稍嫌火氣大，所以打電話要我便時過去看看稿子。那文章裏引用顏之推語：「常爲人所役使，更覺爲累」，是一篇宣布今後不再爲人題書應酬的文章。臺先生不擅拒絕，故登門求書，甚至輾轉託求者，幾乎日日有之。平時我們看他這麼大年紀還窮於應付，著實感覺不平與不忍，也只能暗暗爲他憂慮，卻又無可如何。接電話的次日，授課後去拜訪讀稿子。讀完，臺先生問：「你看怎麼樣？文字火氣大了些，會不會得罪人！」我回答：「恐怕會哦。」「那怎麼辦？」「管他呢，您都這麼大年紀了，還怕得罪人嗎？」「說的也是。我越寫越生氣！」那篇文章刊登出來，許多人對那序文讚賞不已，有人認爲增一字嫌多，減一字嫌少，簡練通悅，可爲文範。不過，大家看到後面的白話文部分，倒也十分訝異，覺得八十三歲的臺先生，竟然寫得如此「有個性」！

自我十年前搬家來和平東路後，臺先生的家正好在我家往返學校與家的中途，而臺先生自臺大退休後，不容易在辦公室看到他，所以偶爾會在下課以後順道去拜訪。沒有上課，也沒有客人時，臺先生多半在他書房看書或寫字。我去打擾，他不但不以爲连，興致好的下午，常常都會取酒邀飲。若是天熱，他說喝酒去暑，若是天冷，他便說喝酒可以禦寒；無論冬夏，臺先生都有理由敎人喝酒。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拜訪，是五年前母親去世後的初冬，從學校返家的途中，忽然很想去看看臺先生，便也沒有事先打電話就逕自把車子開往溫州街的巷子內。臺先生正一個人在薄暮的書房飲酒消遣。桌上除了書籍、硯臺等物外，又有一小碟他最愛吃的小花生米。在書桌的對面坐定之後，他給我斟一盃白蘭地。我授課後，有些疲憊，也有些餓，便極自然地撿著碟中的花生下酒。那時，臺先生也剛失去了一些多年知交。wｗw•ｈｅｔｕboｏｋ•cｏｍ•ｃｏｍ我沒有多說話，靜靜聆聽他回憶他和亡友在大陸及臺北的一些瑣細往事。髣髴還記得他把桌面的花生皮撥開，畫出北平故居的圖形給我看。冬陽吝嗇，天很快就暗下來。臺先生把桌燈點亮，又同我談了一些話。後來，我說要回家，他也沒有留我，卻走下玄關送我到門口，並看我發動引擎開車子走。我慢速開出溫州街巷口，右轉彎到和平東路與新生南路的交叉處，正趕上紅燈，便煞車等候信號誌指示，一時無所事事，淚水竟控制不住地突然沿著雙頰流下來。那種心情應該是感傷的，卻反而覺得非常非常溫暖。

畢業後，有些同學早已有較深遠的打算，準備考研究所，我卻一心想當助敎，在比較單純的環境中工作，於願足矣。畢業典禮過後，請世伯洪炎秋先生向系裏推薦，心情便十分篤定而輕鬆起來。但萬想不到，有一天臺主任打電話叫我去辦公室，問何以不報考研究所？我答不出理由來。其實，那時大概是暫時厭倦了各種各樣競賽似的考試生涯，以爲當了助教便可以監考，挺神氣的罷。臺先生見我沒有什麼特殊理由，便極力勸勉我務必要報考研究所，同時還強調：「這事我同沈先生也談過，他也勸你一定要考才好！」當時的文學院長是沈剛伯先生，我還不曾同他談過一句話呢。一個才二十歲出頭的人，有師長如此呵護關切，還能拂逆什麼嗎？我把自己禁足兩週，日夜復習功課，終於僥倖錄取了。

臺先生的客廳就是書房，原先是鋪著八張榻榻米的純日本式房間。一張大書桌靠窗放置，佔去大部分的空間，他的籐椅座位之後有一大排拉門式的書櫥，數張較小的籐椅與矮几圍置其餘兩邊。有限的牆上經常換掛著書畫，最常見到的是沈尹默先生的字和張大千先生的畫。學生們常去聊天的便是那間書房。我自己從學生時代到畢業後結婚、教書以迄於今，也數不出在那間書房出入過多少回，有時候甚至有丈夫陪同，或者攜兒帶女的。在我的記憶之中，那書房最大的改變，只是榻榻米換成地板，此外，恐怕便是近年來門側裝置了一個自動開門器，可以免去他上下玄關開關門之勞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