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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果的散文寫得好，人亦如其文那樣的儒雅敦厚，與朋友交，必守忠信，而於謙沖中則又能不失真誠，藹然可親。這且不談，只說由他這篇文章，卻觸發了我對於時下各種翻譯出版品的缺失，久已存在於心中的一點感想。

《新生報》的〈新聲〉，常常有益人類的新聲出現，實在是一種可喜的好現象！十七日曾刊出了李曉丹先生的談翻譯與出版，引發了筆者許多感想；十幾年前，筆者曾為思果先生談翻譯譯名問題，國內翻譯界，遇到人名地名，一律以英文音讀譯出，並且往往也多錯誤。世界上不止英文，我們應該依照地名與人物所屬的國家文字的音讀譯出，這是天ｍ.ｈeｔｕbｏｏk.ｃｏm.ｃoｍ經地義，不可不遵照的定律。然而我們的翻譯界，對此呈絕對的視若無睹；比如法國存在主義者Satre，他是地道法國人，音讀是薩（或撒更好）爾特爾，或者譯為薩爾特，絕沒有沙特之音讀，再如Camus音讀是賈密，而我們偏譯為卡繆；名畫家Van Goph應譯宛高夫，而我們譯為梵谷；Gauguin高幹（干），而我們譯為高更。多了，讓全世界人們笑我們只知有英文！這太不應該了。

我們誠懇的希望，翻譯的人，要認真翻譯，如果不懂文法問問人，筆者譯哲學論集，曾多次寫信，詢問原作者，以求無誤——如果自知能力不夠，則請您不必答應這樣的工作。還有出版界，也要認真的找能譯的人，稿費不要太低，千萬不要粗製濫造，不但災梨禍棗，和*圖*書並且害人無限，罪莫大焉。再如不知那位學者，譯錯了歷史，而寫成：哥伯尼繫獄，伽里略誅，這完全不是事實，然而卻為我們無辜的青年所學習，而陷入錯誤！政府有關部門，最好想個辦法，來救救翻譯界，也救救我們的青年，免陷於錯誤才好。

其次，是在翻譯的內容方面，往往是胡譯，在坊間您取出任何一本翻譯的書，如果您與原文核對一下，保證您要說是錯誤百出。一封杜威的信，只五百字，有二十幾個大錯；一本七百頁的愛彌兒，譯成二百頁，還說是全譯本；一本西方的沒落，一千多（二、三百）頁，足有七十萬字，譯成三十萬字，也說是全譯本；民約論的名著，筆者只核對過，能給予他們批評，應該是「盧梭有的他沒有，盧梭沒有的他有」，是名譯述家，竟而至此，夫復何言？去年筆者曾為https://www.hetubook.com.com某部校核一本科學的哲學，大概四、五萬字，費去比筆者自譯所用的時間還多，錯誤最少有三、四百處。一本社會科學的書，三十多萬字，我的朋友李貴良曾指出了一千三百多處的大錯，God譯為好，而Good譯為神，In general譯為大帥或大將，Italic斜體字，譯為義大利，Austere（嚴厲）譯為奧地利，冰島首都，譯為荷蘭海牙。多了，然而您去信給他，他還回信罵您不懂，第二版錯誤依舊，最近有一本小百科全書（尚未出版），幾乎無一是處，諾貝爾獎叢書，我們已經從某一面看到了，不忍言，不忍言！

跟這有連帶關係的，是各種翻譯的出版品，在排字工作上也簡化到了近於「偷工減料」的程度。這與幾十年前比起來，不但無進步，反而退步。最常見的退步現象，是和_圖_書從外文翻譯過來的人名、地名或其他專屬名稱。於排版時不在左側加上私名號；對於書刊或文章篇名，也不在左側加排書名號，尤其在這些外文名稱，被譯成中文，在用字上不加推敲，而又無標示符號的時候，就使得某些專屬名稱的中譯文字字義，往往不經意的會跟正文文句的上下文字，發生了錯誤的連接，而致混淆不清，使得讀者很覺不便，尤其是對習慣於快讀的讀者來說，每被打岔而受頓挫，為之興味大減，索性就丟下不看了。

時下的翻譯作品，以英文與日文翻譯成中文者為最多，這原是文化界的一種蓬勃景象，只可惜因為出版家互相競爭過甚，每遇有惹眼的外國新作品出現，大家就跟著搶譯，就不免流於「粗製濫造」，甚至於在讀者面前呈現出「不堪入目」的中文譯本，不但顧不得信、達、雅的要求，即便連中文的句型與句法，也hetubook.com.com不去加考究了。我想，任何一位有修養的翻譯家，都是不願意弄成這個樣子的，只因在出版家催促搶時間的情況下，而難以慢工出細活了。再不，就是出版家所給予的酬勞微薄，即只能取得「便宜貨」。

從前——很久以前的翻譯出版品，不論是對於外來的或中文原有的專屬名稱，如果是直排，就必然會在文字左側加上私名號或書名號，好讓讀者可以一目了然。但不知是從何時開始的，出版界竟把這種標點符號省略掉了。如此這般，給讀者製造麻煩，實在就是給這種出版品的銷路過不去。

文友思果先生，於三月二十日在《新生副刊》發表的大作，談翻譯的還原，不僅反映出他從事翻譯工作的認真不苟，也道出了從英文著作還原中文工作之艱辛。

現代化與科學化的意義，並不完全在於簡化。對於不該簡化的東西，而硬予簡化，它的效果是適得其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