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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生觀

作者:羅家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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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創造與佔有

第十三章 創造與佔有

因為現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有」(have's)與「沒有」(have─not's)的階級分別,太刺眼了。「有錢的階級」,就是「有閑的階級」。(就是韋勃倫(Veblen)所說的leisure class)。並且他利用他有閑去作惡、去做壞事。利益是他們享的,租稅的責任卻是很巧妙的轉移到大眾身上去。尤其一般「新富」(nouveau riche)鄙俗的豪華,可與「新貴」媲美。乃至有理想的青年,看見他們的榜樣,理想也就隨著沉淪。他們不勞而獲的懶惰生活,毀了他們的創造慾。他們的把持,有時簡直阻礙創造的發展。
我是不贊成黃老哲學的人,我卻極佩服老子「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的主張。(羅素所用譯文為〝Production without possession action without self─assertion development without domination〞尤為清晰動人。)此中有極精深的道理。
我舉以上幾個顯著的例,雖然敘述不免較長,但是可以使大家對於創造和佔有兩方面的典型人物之中,有所選擇。就人生哲學方面來講,我們要如何發展人類的創造慾而減少佔有慾。就制度方面來講,國家要如何調整乃至改造社會制度,尤其是經濟制度,使有創造能力的人能夠充分創造、合作;使有佔有慾的人把佔有慾轉移方向,得著代替,不能而且不必從事於私人的佔有。讓大家「人自為戰」的去幹,不但是不對的,而且埋沒許多天才,阻礙社會進步。
這判斷是清楚的,這態度是正確的,就是:
一個人要有不愁穿吃的相當資財(moderate means of living),才能安心創造,或是進一步能有獨立的思想,就是柏拉圖在共和國裏,也是如此主張。「簟食瓢飲」,「曲肱而枕之」的生活,祇能希望於顏回,然而歷史上有幾個顏回?況且如愛迪生的創造工作,在顏回的生活方式之下是不行的。我們否認物質是人生唯一的條件,但是我們承認物質是人生的重要條件之一。從個人道德上說,我們希望個人有顏回安貧樂道的高風;從政治立場上說,斷不能希望人人做顏回。所以如何重行安排社會經濟的秩序,使人人各盡其才,各得安生之道,是近代政治上一個最困難而最基本的問題。就是福特增加工資,救濟殘廢的工作,也斷不能靠一個特殊的個人去做,而要政府能通盤籌算,整個的擔負起來。
在古代奴隸制度之下,一個人佔有成隊的「人形的財產」為其工作,這是何等可驕傲的事。在封建社會裏,多少的農奴,多少的佃戶,來完糧納稅,供私人的享受:諸侯地主居住在宮殿似堡壘或是大廈之中,間或出來打圍射獵,以資消遣,也是十分的舒適。自從工業革命以後,西洋的資本比較集中都市,於是漸漸演化到金融資本主義的社會。金錢本來是交易的媒介,也是運用作建設事業的工具,至此乃變為取得大量享受,滿足佔有慾望的惟一爭奪品。交易市場的股票流通,造成了許多「不見面的東家」(absentee ownership)。在紐約的人可以操縱倫敦的市場,在倫敦的人可以買完印度的棉花。一個電話可以買進一個工廠的所有權,而不需自己管理。遠處千萬勞工的血汗,他可以在海邊避暑的別墅裏享受。於是聚積財富(accumulation of wealth)成為一種賭博、一種打圍、一種達到豪華的捷徑。他可以不顧人類的幸福,不顧國家社會的需要,而以純粹個人謀利為目的。這種制度的流弊,一可以大量浪費人力的資源;二可以普遍的使可能創造的人,道德趨於墮落;三可使青年的想像弄得俗不可耐(〝vulm.hetubook.com•comgarization of youthful imaginations〞)。尤其是第二第三兩種流弊,從人生哲學的觀點上來看是最可痛心的事。
沒有創造的精神,人類與一般的生物何異?沒有創造的能力與成就,人類那有光榮的生存?
世界上有專佔而不創造的人。我現在舉一個極端而有趣的例,就是格林夫人(Mrs Hetty Green I825─1906)。她於八十一歲在紐約死的時候,確定的遺產,在一千三百萬磅英金以上,據說還另有半數不曾知道。她是愛錢的祖母,也是弄錢的天才。她是英國人,年輕時一遊紐約,就從事購買股票。她一個人提了一個破舊的皮袋進交易市場,可以使世界金融中心裏的人變色。她有「億則屢中」的本領。她若要打倒和她競爭的對手,她一定可以打倒。她和感情很好的丈夫離異,因為她雖很愛她的丈夫,她尤愛錢。她良心疼她的兒子,祇是因為醫生索價較高的緣故,她情願兒子陷於殘廢,而耽誤了醫治的時間。冬天裏,她因為節省,不買內衣而穿報紙。她住很壞的房子而且常搬,因為要逃避租稅。像這樣的情形,她自然不會投任何資本在建設事業方面,連慈善事業上也一毛不拔。這真是一個奇怪的動物,她不足為奇,所奇怪的是怎樣會有這種社會制度,能允許這多財富,在這樣一個人的手裏?
老派經濟學為私有財產辯護的話甚多,其中有一個理由,在事實上很難得駁倒的,就是私人經營的事業之中,最富於創造進取的動機(incentive),因為這財產是他自己的,所以他總是想種種方法,以謀改造。「視公如私」的人,不幸實在太多。但是自私就是社會進步的惟一的動力嗎?我不敢相信。我認為這裏面有很大的人生問題,也就是教育問題,不僅有關學校教育,而且更有關社會教育。因為社會的風氣,就是一種很有力量的教育。
(三)我們的有祇能以適合於簡單高尚的生活為限,斷不能建築自己的快樂在人家的痛苦上。
創造靠天才,也靠流汗。大發明家愛迪生(Thomas Alva Edison)說:「天才的成就,百分之五靠興到神來(inspiration),百分之九十五靠汗流浹背(perspiration)。」這是經驗之談。流汗不過是形容勞苦的一個名詞,其實何祇流汗,還要絞腦汁、嘔心血。
但是他這種為發明而奮闘的經過,是一部可泣可歌的傳記。他是貧苦出身,僅受過三個月的學校教育;他做過火車上送報的孩子,開過蔬菜小店,當過電報公司的發電生。他每做一件事,都留一點創造的跡象。他於潦倒的時候,就發明了一種一根線上雙方傳報的方法,為太平洋電報公司所採用,賺了許多錢,但對於發明者卻毫無報酬。這種的事,他生平遇著不祇一次。後來他在紐約黃金報告公司得了一個電報技術員的職位,才開始得到較豐的薪水,儲作開辦泊普愛迪生集股公司(〝Pope Edison &Co.〞)的資本。四年之內盈餘五十萬元美金,他方才有力量正式建造他的實驗室、實驗工廠和圖書室。他不斷的發明,於是成為有源之水,涓涓的流出。他的發明後來都是由自己的工廠製造;因為現在謀利動機支配的制度之下,許多公司買下發明家專利權來,置之高閣,為了怕別家買去,奪他們的財源。他們自己為成本關係,卻又因循不改。這種阻塞人類進步的現象,習見不鮮。(見J.D.Bernal〝The Social Function of Science〞1939)。所以愛迪生有可以自己製造的能力,也是促成進步的因素。韋爾斯說他:「這個人做他的工作,如為任何動機,但是決非為金錢的動機和-圖-書;不祇如此,他的工作並受到專門弄錢的人之阻礙。」他若是為弄錢去工作,祇因為「他是被逼了去弄錢的創造者。」他創造的精力是無限的,是不疲倦的。創造慾和自動電流一樣,在內心不斷的推動他。他發明的機器轉動的時間很準確,但是時間在他做實驗的時候,卻毫無意義,因為他實驗室的掛鐘是祇有鐘面而無長短針的。跟他做工作的人,或是受他感動,或是對他有英雄崇拜的心理,或是對工作發生不可停止的興趣,也是和他一般英勇的苦幹,這是很可使人,尤其是青年,興奮的一個榜樣。
關於上述的制度問題,要國家整個的去解決,不屬於人生哲學範圍以內。若是討論起來,應該另寫專書。現在我們所注意的,乃是我們對於創造和佔有兩種現象的道德判斷,也就是我們的人生態度。
「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諸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
為了解決和調整貧富問題,經濟學政治學裏不知道產生了多少派的學說。就是所謂社會主義裏也不知道有多少派別。他們各有特殊的注重之點,但是他們常有一種共同的忽視之點,就是他們太注重經濟學上的解決方式,而忽視了社會上的因素,如生物的遺傳,習慣的改變,教育的功能等等,都不曾在他們考慮時得到相當的位置,這問題太複雜,把他當純經濟的來看,未免過於簡單。譬如蕭伯納先生(George Bernard Shaw)認為苟能將各人的收入一律平均,工作時間也一律減少,大家有閑工夫聽了燕語鶯啼,創造的工作就會出來。這是很美麗的想像。不說別的,他至少忘記了生物學上遺傳的作用,能使人有智愚賢不肖的分別,如蘇聯的史達林主義,是大規模的強迫工作制度。國家是唯一的雇主,而且是有武力強迫人工作的雇主。照共產主義最高的原則,應該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但是蘇聯實行的還是「各盡所能,各取所值。」不特史達林關於幾次五年計劃的演說可以證明,而且現在蘇聯普通工人與技術工人工資的差別,可以到幾十倍,若果被捧的文學家藝術家的收入相比,甚至差到幾百倍,也就是事實的證明。各個人所達到的享受階段,自然都有不同。蘇聯自一九四〇年四月一日、六日、十一日、十六日和十月二十七日幾次頒布關於限制農工的重要法令開始實行,改變了史達林憲法以後,工人絕對不能自由選擇工廠與工作;農人不能自由選擇和離開農場。當政的人公開的說要做到士之子恆為士,農之子恆為農的地步。他們曾引以自豪的自由免費教育,也於一九四〇年十月三日命令廢止,於是每月收入二百盧布的工人,更無力為一個子女繳納一年一百五十至二百盧布的小學學費,三百至五百盧布的中學和大學學費。於是農之子要不為農亦不可得。蘇聯又常採取名譽獎勵制,定某某為某界「英雄」,這是當政者看清楚人性的弱點,不是為利,就是為名。唯物史觀的利不足以維繫,於是用名來維繫。「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現代操縱群眾的人,想是來深深玩味過這句話罷,又如另一派盛行的主張,是以興辦大規模的公共建設事業,來解決失業問題,也就是以變相的方式,徵取有錢入的財富,來調劑無收入的窮人。執行的程度如何不可知,羅斯福卻是曾執行這種主張的一個人。當然有人批評這並不是徹底的辦法,但是在骨子裏這是表現一種社會集體購買制度(community buying)的新趨勢。因為近代的經濟制度太注重「大量生產」(mass production),而不很注重「大量消費」(mass consumption),所以經濟恐慌,常是不免。「若是說沒有富了就沒有貧,這理論是不健全的。」「相信貧者之所以貧,乃由於富者將其所和_圖_書有奪去了,這種結論未免過於匆促。」「貧者也不是一個階級,貧者除購買力不足一點為其所共同而外,其餘相同之點很少,與其說是階級,無寧說是雜湊。」韋爾斯這幾句話,是值得細心研究的。所以要解決這問題,應當把人口問題、優生問題、原料問題、產量問題,運輸問題、風俗習慣問題、教育問題以及國際組織等問題,一齊考量進去。將來我們不但要有計劃經濟,而且要有計劃社會。
但是世上也有同時創造同時佔有的人。佔有或者是福特(Henry Ford)創造性的副產品,因為他創造的主要動機,決不是為錢,而是為創造。他創造動機而外所餘的,與其說是佔有慾,還不如說是支配慾。他以貧苦起家;他有他的人生觀;他有極少的幾個意見,而以全力去實行。他主張經濟時間、經濟人力、經濟物力。凡是可以達到這目的的,他不惜精力去做。他最初為農人發明機械的耕具,繼續就要為農人,甚至於一般人,解決運輸的困難;總之,他要為他們節省努力,把最流汗的工作給機器去做。他不但要發明,而且要大眾有力量能享受他的發明。他致力於能利用公路的運輸機器,遂於一八九三年造成了第一輛汽車,零件是廢鐵做的,輪子是腳踏車的輪子改造的,並且毫無散熱的裝備,但是他駕著走了一千英里以後,還賣了二百文美金。有了這個成績以後,他不斷的改進,不祇要他的汽車造得好,還要賣得便宜。他的目的要每一美國人,能有一輛汽車,現在已經平均三個人有一輛)。為了要賣得便宜,於是他和以營利為目的而眼光淺短的股東意見不合,他脫離了他創設的第缺哀汽車公司(Detroit Automobile Company)而建立了福特汽車公司(Ford Motor Company)。雖然當初資本不夠,他卻可以為所欲為,實行他的主張。他因為要經濟人力,使人盡其才,於是他改進了許多機器,讓瞎的、聾的、手足有殘肢的人可以一樣的工作。他們不但因此有職檠,而且他覺得他們的工作,由於專心的緣故,特別使人滿意。他應付世界經濟的不景氣,不是減工資而是加工資,從增加工人的購買力上謀繁榮的恢復,縱然祇有他一家大膽這樣幹,他也願意做榜樣。在上次大戰時候,他大規模的加造Model T.機器耕犂,到一九三一年已經銷了一千五百萬架。無論你贊成或反對他,但是他幫助美國完成了運輸革命,幫助英美和他國的農人減少了痛苦,實行了農業的機械化。他有獨出心裁的一套,確是與普通資本主義的辦法不同。他遺囑把他全部遺產五萬萬美元的每一分錢,都用在「人類福利」上面,設立福特基金委員會處理。這種精神,尤其可以讚佩。做世界史綱的韋爾斯是傾向社會主義而決不會為資本家捧場的人。他論福特的時候說:「他的心靈是為建設的動機所主宰,為發明的慾望所統治;他心裏所要的發明,是要減少人類勞力的發明。」他又說:「不差的,反對金錢動機的價值,他是一個最顯著的證人。」(見H.G.Wells〝The Work Wealth and Happiness of Mankind〞)至於他認為做人要把握少數意見,而以全力赴之的主張,我覺得很有人生哲學的意義。義大利哲學家克羅且(Croce)批評現代的青年,說他們有許多的觀念而沒有一個觀念。是的,有許多的觀念,天天三心二意,沒有一個中心觀念以作主宰,是會弄到一事無成的。
這種制度可以稱為「謀利動機的制度」(profit motive system)。大家注意的就是所謂「成功」(success),而成功的意義就是得到(〝Success is to get〞)。
得到一點是一點,得和_圖_書到愈多社會愈看得起你。在西洋還是從私人的企業裏去「得到」;在私人企業不發達的中國,於是爭向公家的財產裏求「得到」。一朝權在手,便把公家的金錢器物來揮霍、來侵佔;其慷慨豪華的程度,遠過於使用個人財產的百倍千倍。就是在抗戰時期,儘管前線流血,而後方仍發現不少這種情形。經手公家的錢不撈摸幾個,髣髴是傻子,是對於自己的不道德!這是何等可以痛心!為公家購置而得回扣的事,不斷的有。像是旅館的茶房一樣,一定是要小帳的。這種人,這種現象,德文稱之為〝Trinkgelder〞,英文稱之為〝tipping system〞中文正可稱為「小賬制度」。以高視闊步,白晝驕人的公務員,其品格降至通常的茶房,甚至茶房之不若,(茶房如此,乃是由於積習,其實茶房之中,自有品格比他們高的人,)這又是何等的可恥!
沒有創造,何從去佔有?他人去創造而自己去佔有,就是偷盜的行為。不創造而佔有的生活,是寄生蟲的生活;他不但消耗他人創造的結果,而且蠢蝕整個社會創造的力量。
「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這是孔子的遺教。其實戒之在得的,豈祇是血氣既衰的老人;在現在戒之在得的,應當是春秋鼎盛的青年和中年。
我們不要祇看見女子之中,出了一個古怪的格林夫人。女子之中有一個是專為創造而毫無佔有的大科學家——居利夫人(Madame Marie Sklodowsks Curie,1867─1935),鐳的共同發現家,鐳性放射科學的建立者。她的丈夫彼耶居利(Pierre Curie,1859,1906)是巴黎工業專科大學的教授。他們的生活都是很清苦的。他們在清苦的生活狀況之下,簡單不很完備的實驗室裏,共同發現了化學的新原素「鐳」(Radium)。這不是一件普通的發現;他不祇影響化學,而且影響物理學。根據克魯克斯(Crookes)倫第根(Rontgen)與伯克瑞(Becque rel)的學理與發現,他們建設了鐳性發射原理(principle of radioactivity),為近代物理學的一個重要部分。這部份對於原子構造學說的貢獻,可以改變人類的宇宙觀,改變傳統的唯心唯物的哲學理論,雖然現在的人還不十分覺得。他對於實際應用上的價值,現在也還不曾盡量發現,即就生理化學和醫學治療上來講,他不知給世界患疾病痛苦的人帶來多少福利。居利夫人於丈夫死後,還辛苦研究了將近三十年。但是這樣一位發現鐳的大科學,自己沒有一點鐳。大戰以後,她去美國一次;當時美國的婦女為了尊崇她、同情她,捐了一筆鉅款(大約一百萬美金,)買了一個格蘭姆的鐳,贈獻給她。她們在附著這件名貴禮物的贈獻書上,寫明是送她個人的。她以為不對,要他們改為送給鐳性研究所,將來為法國學術界的公產。當時我正在美國,看了這件事非常感動。居利夫人死了,她是清高的、清苦的結束了她有大功於人類的生命!
我更不能忘記禮運大同篇表現最高的社會理想,也是最理想的社會的兩句話:
(二)我們要有而不佔,我們的有本為創造而有;
若是福特這個例尚有爭論餘地的話,(因為他反對羅斯福新政以來,在美國已有爭論,)有一個人他創造的動機是不會有人懷疑的:他也佔有,但是他絕對是為創造而佔有。這個人就是人類都受他福利的愛迪生(Thomas A.Edison 1847─1931)。他是一個實際的天才,他的發明專利權享有一千五百種。其中有許多是在他成功以後,由他指導監督,經他的實驗室裏的研究助手幫忙發明的;但是主要的,對於人類最有貢獻的發明,無疑義的是他天才的創造。有人說他無和*圖*書所依附的發明,祇是留聲機,其餘同時都多少有點簡單的芻形,由他改造;然而文化的社會學家可以告訴我們,就是許多純粹理論的發明,同時也有相似的創作。這何足為病?他把許多純粹的理論應用到實際問題上去,把許多可能發達的觀念和事物,來重行實驗和另圖改進。他應用的天才,改造的本領,實為人類所少有。近代的電燈、電影、播音機、電車、蓄電池等等,不是由他創始,就是由他完成。電話之有今天,其中不少是他的貢獻。水泥由他而成為建築上應用的材料。西文的打字機,由他改進而能合於實用。複印機由他創製。他對於新式發電機、變壓機的改進與完成,在工業上有絕大的效用。上次大戰的時候,他對於美國海軍部貢獻了三十九種發明。但是他埋怨海軍部還不曾充分注重到他的發明。最有趣的是他最初取得專利權的一件發明,一個自動的會場投票數票機。這個很適用的裝置,竟被國會拒絕採用,因為數得太準確了,他的特性是能把最精采的實驗工作,變成工業上和商業上最大成功。他同時是組織的天才。他的事業經營,有很多科學的組織,散步各處。他的發明不祇使他的實驗室、工廠裏多少萬人有工作,而且為世界上千百萬人創造職業;至於蒙其發明利益的群眾之廣大——如因電燈而保全目力的人,即其一端——更不消說了。
「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
(一)創造是人類天才最高的發揮;
將來中國一定走到重要的經濟事業由國家經營的這條路上去。但是國營事業前途最大的困難就是經營的人操守問題,也就是人格問題。以前招商局的腐敗情形,實在把國民在心理上弄得害怕了。我們希望這覆轍是不會再蹈的。此中固有監督制度等問題,但是這種人生態度問題,也得同時轉變過來。蔡孑民先生說:「必須一介不取,一介不予的人,方可以談共產;」我們可以因襲蔡先生的話說:「必須一介不取,一介不予的人,方可以辦國產事業。」
摩西十誡的第八誡說:「你不能偷盜」。但是這是負號的話。不偷盜的不見得就是有益社會的人。我們應當正號的說:「我們要流汗,我們才能吃!」至於不勞而獲,就是偷盜。
創造慾(creative impulse)與佔有慾(possessive impulse)本來是並存在人性中的兩種力量。前者發展則社會前進,後者發展則社會衰落。這是歷史的公例。前者的發展,不少燦爛光輝的事實;不然人類何以有今天?但是後者的發展,比前者卻更容易;世界上有比「不勞而獲」更能引誘人的事嗎?況且力量的動向,常是朝著抵抗最少的方面去,這是科學家能證明給我們看的話。
哲學家羅素已往對中國人是同情的。然而他論中國人性格的時候(見〝The Problem of China〞),卻提出我們民族三個缺點,就是一貪,二怯,三殘忍。貪是我們看見普遍的現象。我們以前對外國人說話客氣的時候,自稱我國為「敝國」,其實這「敝」字應當改為「弊」字。但是作弊是因為愛錢來的。「錢可通神」,我們中國人真知道錢的妙用,所事死後還要子孫燒紙錢,燒金銀錠以賄賂鬼門關的守卒!這不是一件小事,這是代表一種社會心理。羅素那本書寫在軍閥混戰的時期,所以他很幽默的讚揚當時的軍人,說他們的美德是愛錢過於愛權,因此中國的內戰打不久。到了主帥要動老本的時候,他的部下也被對方買過去了。於是當時有人說岳武穆「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則天下太平」這句名言,應當改動一下,改作「武官不愛錢,文官不怕死,則天下太平。」這話很幽默,也很深刻。但文官不怕死就夠了嗎?中國不有「要錢不要命」這句成語嗎?我不是來和大家引諷刺話,我鄭重的引左傳裏幾句名貴的教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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