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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現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有」（have's）與「沒有」（have─not's）的階級分別，太刺眼了。「有錢的階級」，就是「有閑的階級」。（就是韋勃倫（Veblen）所說的leisure class）。並且他利用他有閑去作惡、去做壞事。利益是他們享的，租稅的責任卻是很巧妙的轉移到大眾身上去。尤其一般「新富」（nouveau riche）鄙俗的豪華，可與「新貴」媲美。乃至有理想的青年，看見他們的榜樣，理想也就隨著沉淪。他們不勞而獲的懶惰生活，毀了他們的創造慾。他們的把持，有時簡直阻礙創造的發展。

我是不贊成黃老哲學的人，我卻極佩服老子「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的主張。（羅素所用譯文為〝Production without possession action without self─assertion development without domination〞尤為清晰動人。）此中有極精深的道理。

我舉以上幾個顯著的例，雖然敘述不免較長，但是可以使大家對於創造和佔有兩方面的典型人物之中，有所選擇。就人生哲學方面來講，我們要如何發展人類的創造慾而減少佔有慾。就制度方面來講，國家要如何調整乃至改造社會制度，尤其是經濟制度，使有創造能力的人能夠充分創造、合作；使有佔有慾的人把佔有慾轉移方向，得著代替，不能而且不必從事於私人的佔有。讓大家「人自為戰」的去幹，不但是不對的，而且埋沒許多天才，阻礙社會進步。

這判斷是清楚的，這態度是正確的，就是：

一個人要有不愁穿吃的相當資財（moderate means of living），才能安心創造，或是進一步能有獨立的思想，就是柏拉圖在共和國裏，也是如此主張。「簟食瓢飲」，「曲肱而枕之」的生活，祇能希望於顏回，然而歷史上有幾個顏回？況且如愛迪生的創造工作，在顏回的生活方式之下是不行的。我們否認物質是人生唯一的條件，但是我們承認物質是人生的重要條件之一。從個人道德上說，我們希望個人有顏回安貧樂道的高風；從政治立場上說，斷不能希望人人做顏回。所以如何重行安排社會經濟的秩序，使人人各盡其才，各得安生之道，是近代政治上一個最困難而最基本的問題。就是福特增加工資，救濟殘廢的工作，也斷不能靠一個特殊的個人去做，而要政府能通盤籌算，整個的擔負起來。

在古代奴隸制度之下，一個人佔有成隊的「人形的財產」為其工作，這是何等可驕傲的事。在封建社會裏，多少的農奴，多少的佃戶，來完糧納稅，供私人的享受：諸侯地主居住在宮殿似堡壘或是大廈之中，間或出來打圍射獵，以資消遣，也是十分的舒適。自從工業革命以後，西洋的資本比較集中都市，於是漸漸演化到金融資本主義的社會。金錢本來是交易的媒介，也是運用作建設事業的工具，至此乃變為取得大量享受，滿足佔有慾望的惟一爭奪品。交易市場的股票流通，造成了許多「不見面的東家」（absentee ownership）。在紐約的人可以操縱倫敦的市場，在倫敦的人可以買完印度的棉花。一個電話可以買進一個工廠的所有權，而不需自己管理。遠處千萬勞工的血汗，他可以在海邊避暑的別墅裏享受。於是聚積財富（accumulation of wealth）成為一種賭博、一種打圍、一種達到豪華的捷徑。他可以不顧人類的幸福，不顧國家社會的需要，而以純粹個人謀利為目的。這種制度的流弊，一可以大量浪費人力的資源；二可以普遍的使可能創造的人，道德趨於墮落；三可使青年的想像弄得俗不可耐（〝vulｗww.hetｕbｏｏk•coｍ•ｃomgarization of youthful imaginations〞）。尤其是第二第三兩種流弊，從人生哲學的觀點上來看是最可痛心的事。

沒有創造的精神，人類與一般的生物何異？沒有創造的能力與成就，人類那有光榮的生存？

世界上有專佔而不創造的人。我現在舉一個極端而有趣的例，就是格林夫人（Mrs Hetty Green I825─1906）。她於八十一歲在紐約死的時候，確定的遺產，在一千三百萬磅英金以上，據說還另有半數不曾知道。她是愛錢的祖母，也是弄錢的天才。她是英國人，年輕時一遊紐約，就從事購買股票。她一個人提了一個破舊的皮袋進交易市場，可以使世界金融中心裏的人變色。她有「億則屢中」的本領。她若要打倒和她競爭的對手，她一定可以打倒。她和感情很好的丈夫離異，因為她雖很愛她的丈夫，她尤愛錢。她良心疼她的兒子，祇是因為醫生索價較高的緣故，她情願兒子陷於殘廢，而耽誤了醫治的時間。冬天裏，她因為節省，不買內衣而穿報紙。她住很壞的房子而且常搬，因為要逃避租稅。像這樣的情形，她自然不會投任何資本在建設事業方面，連慈善事業上也一毛不拔。這真是一個奇怪的動物，她不足為奇，所奇怪的是怎樣會有這種社會制度，能允許這多財富，在這樣一個人的手裏？

老派經濟學為私有財產辯護的話甚多，其中有一個理由，在事實上很難得駁倒的，就是私人經營的事業之中，最富於創造進取的動機（incentive），因為這財產是他自己的，所以他總是想種種方法，以謀改造。「視公如私」的人，不幸實在太多。但是自私就是社會進步的惟一的動力嗎？我不敢相信。我認為這裏面有很大的人生問題，也就是教育問題，不僅有關學校教育，而且更有關社會教育。因為社會的風氣，就是一種很有力量的教育。

（三）我們的有祇能以適合於簡單高尚的生活為限，斷不能建築自己的快樂在人家的痛苦上。

創造靠天才，也靠流汗。大發明家愛迪生（Thomas Alva Edison）說：「天才的成就，百分之五靠興到神來（inspiration），百分之九十五靠汗流浹背（perspiration）。」這是經驗之談。流汗不過是形容勞苦的一個名詞，其實何祇流汗，還要絞腦汁、嘔心血。

但是他這種為發明而奮闘的經過，是一部可泣可歌的傳記。他是貧苦出身，僅受過三個月的學校教育；他做過火車上送報的孩子，開過蔬菜小店，當過電報公司的發電生。他每做一件事，都留一點創造的跡象。他於潦倒的時候，就發明了一種一根線上雙方傳報的方法，為太平洋電報公司所採用，賺了許多錢，但對於發明者卻毫無報酬。這種的事，他生平遇著不祇一次。後來他在紐約黃金報告公司得了一個電報技術員的職位，才開始得到較豐的薪水，儲作開辦泊普愛迪生集股公司（〝Pope Edison ＆Co.〞）的資本。四年之內盈餘五十萬元美金，他方才有力量正式建造他的實驗室、實驗工廠和圖書室。他不斷的發明，於是成為有源之水，涓涓的流出。他的發明後來都是由自己的工廠製造；因為現在謀利動機支配的制度之下，許多公司買下發明家專利權來，置之高閣，為了怕別家買去，奪他們的財源。他們自己為成本關係，卻又因循不改。這種阻塞人類進步的現象，習見不鮮。（見J.D.Bernal〝The Social Function of Science〞1939）。所以愛迪生有可以自己製造的能力，也是促成進步的因素。韋爾斯說他：「這個人做他的工作，如為任何動機，但是決非為金錢的和-圖-書動機；不祇如此，他的工作並受到專門弄錢的人之阻礙。」他若是為弄錢去工作，祇因為「他是被逼了去弄錢的創造者。」他創造的精力是無限的，是不疲倦的。創造慾和自動電流一樣，在內心不斷的推動他。他發明的機器轉動的時間很準確，但是時間在他做實驗的時候，卻毫無意義，因為他實驗室的掛鐘是祇有鐘面而無長短針的。跟他做工作的人，或是受他感動，或是對他有英雄崇拜的心理，或是對工作發生不可停止的興趣，也是和他一般英勇的苦幹，這是很可使人，尤其是青年，興奮的一個榜樣。

關於上述的制度問題，要國家整個的去解決，不屬於人生哲學範圍以內。若是討論起來，應該另寫專書。現在我們所注意的，乃是我們對於創造和佔有兩種現象的道德判斷，也就是我們的人生態度。

「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諸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

為了解決和調整貧富問題，經濟學政治學裏不知道產生了多少派的學說。就是所謂社會主義裏也不知道有多少派別。他們各有特殊的注重之點，但是他們常有一種共同的忽視之點，就是他們太注重經濟學上的解決方式，而忽視了社會上的因素，如生物的遺傳，習慣的改變，教育的功能等等，都不曾在他們考慮時得到相當的位置，這問題太複雜，把他當純經濟的來看，未免過於簡單。譬如蕭伯納先生（George Bernard Shaw）認為苟能將各人的收入一律平均，工作時間也一律減少，大家有閑工夫聽了燕語鶯啼，創造的工作就會出來。這是很美麗的想像。不說別的，他至少忘記了生物學上遺傳的作用，能使人有智愚賢不肖的分別，如蘇聯的史達林主義，是大規模的強迫工作制度。國家是唯一的雇主，而且是有武力強迫人工作的雇主。照共產主義最高的原則，應該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但是蘇聯實行的還是「各盡所能，各取所值。」不特史達林關於幾次五年計劃的演說可以證明，而且現在蘇聯普通工人與技術工人工資的差別，可以到幾十倍，若果被捧的文學家藝術家的收入相比，甚至差到幾百倍，也就是事實的證明。各個人所達到的享受階段，自然都有不同。蘇聯自一九四〇年四月一日、六日、十一日、十六日和十月二十七日幾次頒布關於限制農工的重要法令開始實行，改變了史達林憲法以後，工人絕對不能自由選擇工廠與工作；農人不能自由選擇和離開農場。當政的人公開的說要做到士之子恆為士，農之子恆為農的地步。他們曾引以自豪的自由免費教育，也於一九四〇年十月三日命令廢止，於是每月收入二百盧布的工人，更無力為一個子女繳納一年一百五十至二百盧布的小學學費，三百至五百盧布的中學和大學學費。於是農之子要不為農亦不可得。蘇聯又常採取名譽獎勵制，定某某為某界「英雄」，這是當政者看清楚人性的弱點，不是為利，就是為名。唯物史觀的利不足以維繫，於是用名來維繫。「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現代操縱群眾的人，想是來深深玩味過這句話罷，又如另一派盛行的主張，是以興辦大規模的公共建設事業，來解決失業問題，也就是以變相的方式，徵取有錢入的財富，來調劑無收入的窮人。執行的程度如何不可知，羅斯福卻是曾執行這種主張的一個人。當然有人批評這並不是徹底的辦法，但是在骨子裏這是表現一種社會集體購買制度（community buying）的新趨勢。因為近代的經濟制度太注重「大量生產」（mass production），而不很注重「大量消費」（mass consumption），所以經濟恐慌，常是不免。「若是說沒有富了就沒有貧，這理論是不健全的。」「相信貧者之所以貧，乃由於富者將其所有奪去了，和-圖-書這種結論未免過於匆促。」「貧者也不是一個階級，貧者除購買力不足一點為其所共同而外，其餘相同之點很少，與其說是階級，無寧說是雜湊。」韋爾斯這幾句話，是值得細心研究的。所以要解決這問題，應當把人口問題、優生問題、原料問題、產量問題，運輸問題、風俗習慣問題、教育問題以及國際組織等問題，一齊考量進去。將來我們不但要有計劃經濟，而且要有計劃社會。

但是世上也有同時創造同時佔有的人。佔有或者是福特（Henry Ford）創造性的副產品，因為他創造的主要動機，決不是為錢，而是為創造。他創造動機而外所餘的，與其說是佔有慾，還不如說是支配慾。他以貧苦起家；他有他的人生觀；他有極少的幾個意見，而以全力去實行。他主張經濟時間、經濟人力、經濟物力。凡是可以達到這目的的，他不惜精力去做。他最初為農人發明機械的耕具，繼續就要為農人，甚至於一般人，解決運輸的困難；總之，他要為他們節省努力，把最流汗的工作給機器去做。他不但要發明，而且要大眾有力量能享受他的發明。他致力於能利用公路的運輸機器，遂於一八九三年造成了第一輛汽車，零件是廢鐵做的，輪子是腳踏車的輪子改造的，並且毫無散熱的裝備，但是他駕著走了一千英里以後，還賣了二百文美金。有了這個成績以後，他不斷的改進，不祇要他的汽車造得好，還要賣得便宜。他的目的要每一美國人，能有一輛汽車，現在已經平均三個人有一輛）。為了要賣得便宜，於是他和以營利為目的而眼光淺短的股東意見不合，他脫離了他創設的第缺哀汽車公司（Detroit Automobile Company）而建立了福特汽車公司（Ford Motor Company）。雖然當初資本不夠，他卻可以為所欲為，實行他的主張。他因為要經濟人力，使人盡其才，於是他改進了許多機器，讓瞎的、聾的、手足有殘肢的人可以一樣的工作。他們不但因此有職檠，而且他覺得他們的工作，由於專心的緣故，特別使人滿意。他應付世界經濟的不景氣，不是減工資而是加工資，從增加工人的購買力上謀繁榮的恢復，縱然祇有他一家大膽這樣幹，他也願意做榜樣。在上次大戰時候，他大規模的加造Model T.機器耕犂，到一九三一年已經銷了一千五百萬架。無論你贊成或反對他，但是他幫助美國完成了運輸革命，幫助英美和他國的農人減少了痛苦，實行了農業的機械化。他有獨出心裁的一套，確是與普通資本主義的辦法不同。他遺囑把他全部遺產五萬萬美元的每一分錢，都用在「人類福利」上面，設立福特基金委員會處理。這種精神，尤其可以讚佩。做世界史綱的韋爾斯是傾向社會主義而決不會為資本家捧場的人。他論福特的時候說：「他的心靈是為建設的動機所主宰，為發明的慾望所統治；他心裏所要的發明，是要減少人類勞力的發明。」他又說：「不差的，反對金錢動機的價值，他是一個最顯著的證人。」（見H.G.Wells〝The Work Wealth and Happiness of Mankind〞）至於他認為做人要把握少數意見，而以全力赴之的主張，我覺得很有人生哲學的意義。義大利哲學家克羅且（Croce）批評現代的青年，說他們有許多的觀念而沒有一個觀念。是的，有許多的觀念，天天三心二意，沒有一個中心觀念以作主宰，是會弄到一事無成的。

這種制度可以稱為「謀利動機的制度」（profit motive system）。大家注意的就是所謂「成功」（success），而成功的意義就是得到（〝Success is to get〞）。

得到一點是一點，得到愈多社會愈看hetubook.com.com得起你。在西洋還是從私人的企業裏去「得到」；在私人企業不發達的中國，於是爭向公家的財產裏求「得到」。一朝權在手，便把公家的金錢器物來揮霍、來侵佔；其慷慨豪華的程度，遠過於使用個人財產的百倍千倍。就是在抗戰時期，儘管前線流血，而後方仍發現不少這種情形。經手公家的錢不撈摸幾個，髣髴是傻子，是對於自己的不道德！這是何等可以痛心！為公家購置而得回扣的事，不斷的有。像是旅館的茶房一樣，一定是要小帳的。這種人，這種現象，德文稱之為〝Trinkgelder〞，英文稱之為〝tipping system〞中文正可稱為「小賬制度」。以高視闊步，白晝驕人的公務員，其品格降至通常的茶房，甚至茶房之不若，（茶房如此，乃是由於積習，其實茶房之中，自有品格比他們高的人，）這又是何等的可恥！

沒有創造，何從去佔有？他人去創造而自己去佔有，就是偷盜的行為。不創造而佔有的生活，是寄生蟲的生活；他不但消耗他人創造的結果，而且蠢蝕整個社會創造的力量。

「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這是孔子的遺教。其實戒之在得的，豈祇是血氣既衰的老人；在現在戒之在得的，應當是春秋鼎盛的青年和中年。

我們不要祇看見女子之中，出了一個古怪的格林夫人。女子之中有一個是專為創造而毫無佔有的大科學家——居利夫人（Madame Marie Sklodowsks Curie，1867─1935），鐳的共同發現家，鐳性放射科學的建立者。她的丈夫彼耶居利（Pierre Curie，1859，1906）是巴黎工業專科大學的教授。他們的生活都是很清苦的。他們在清苦的生活狀況之下，簡單不很完備的實驗室裏，共同發現了化學的新原素「鐳」（Radium）。這不是一件普通的發現；他不祇影響化學，而且影響物理學。根據克魯克斯（Crookes）倫第根（Rontgen）與伯克瑞（Becque rel）的學理與發現，他們建設了鐳性發射原理（principle of radioactivity），為近代物理學的一個重要部分。這部份對於原子構造學說的貢獻，可以改變人類的宇宙觀，改變傳統的唯心唯物的哲學理論，雖然現在的人還不十分覺得。他對於實際應用上的價值，現在也還不曾盡量發現，即就生理化學和醫學治療上來講，他不知給世界患疾病痛苦的人帶來多少福利。居利夫人於丈夫死後，還辛苦研究了將近三十年。但是這樣一位發現鐳的大科學，自己沒有一點鐳。大戰以後，她去美國一次；當時美國的婦女為了尊崇她、同情她，捐了一筆鉅款（大約一百萬美金，）買了一個格蘭姆的鐳，贈獻給她。她們在附著這件名貴禮物的贈獻書上，寫明是送她個人的。她以為不對，要他們改為送給鐳性研究所，將來為法國學術界的公產。當時我正在美國，看了這件事非常感動。居利夫人死了，她是清高的、清苦的結束了她有大功於人類的生命！

我更不能忘記禮運大同篇表現最高的社會理想，也是最理想的社會的兩句話：

（二）我們要有而不佔，我們的有本為創造而有；

若是福特這個例尚有爭論餘地的話，（因為他反對羅斯福新政以來，在美國已有爭論，）有一個人他創造的動機是不會有人懷疑的：他也佔有，但是他絕對是為創造而佔有。這個人就是人類都受他福利的愛迪生（Thomas A.Edison 1847─1931）。他是一個實際的天才，他的發明專利權享有一千五百種。其中有許多是在他成功以後，由他指導監督，經他的實驗室裏的研究助手幫忙發明的；但是主要的，對於人類最有貢獻的發明，無疑義的是他天才的創造。有人說他無所和*圖*書依附的發明，祇是留聲機，其餘同時都多少有點簡單的芻形，由他改造；然而文化的社會學家可以告訴我們，就是許多純粹理論的發明，同時也有相似的創作。這何足為病？他把許多純粹的理論應用到實際問題上去，把許多可能發達的觀念和事物，來重行實驗和另圖改進。他應用的天才，改造的本領，實為人類所少有。近代的電燈、電影、播音機、電車、蓄電池等等，不是由他創始，就是由他完成。電話之有今天，其中不少是他的貢獻。水泥由他而成為建築上應用的材料。西文的打字機，由他改進而能合於實用。複印機由他創製。他對於新式發電機、變壓機的改進與完成，在工業上有絕大的效用。上次大戰的時候，他對於美國海軍部貢獻了三十九種發明。但是他埋怨海軍部還不曾充分注重到他的發明。最有趣的是他最初取得專利權的一件發明，一個自動的會場投票數票機。這個很適用的裝置，竟被國會拒絕採用，因為數得太準確了，他的特性是能把最精采的實驗工作，變成工業上和商業上最大成功。他同時是組織的天才。他的事業經營，有很多科學的組織，散步各處。他的發明不祇使他的實驗室、工廠裏多少萬人有工作，而且為世界上千百萬人創造職業；至於蒙其發明利益的群眾之廣大——如因電燈而保全目力的人，即其一端——更不消說了。

「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

（一）創造是人類天才最高的發揮；

將來中國一定走到重要的經濟事業由國家經營的這條路上去。但是國營事業前途最大的困難就是經營的人操守問題，也就是人格問題。以前招商局的腐敗情形，實在把國民在心理上弄得害怕了。我們希望這覆轍是不會再蹈的。此中固有監督制度等問題，但是這種人生態度問題，也得同時轉變過來。蔡孑民先生說：「必須一介不取，一介不予的人，方可以談共產；」我們可以因襲蔡先生的話說：「必須一介不取，一介不予的人，方可以辦國產事業。」

摩西十誡的第八誡說：「你不能偷盜」。但是這是負號的話。不偷盜的不見得就是有益社會的人。我們應當正號的說：「我們要流汗，我們才能吃！」至於不勞而獲，就是偷盜。

創造慾（creative impulse）與佔有慾（possessive impulse）本來是並存在人性中的兩種力量。前者發展則社會前進，後者發展則社會衰落。這是歷史的公例。前者的發展，不少燦爛光輝的事實；不然人類何以有今天？但是後者的發展，比前者卻更容易；世界上有比「不勞而獲」更能引誘人的事嗎？況且力量的動向，常是朝著抵抗最少的方面去，這是科學家能證明給我們看的話。

哲學家羅素已往對中國人是同情的。然而他論中國人性格的時候（見〝The Problem of China〞），卻提出我們民族三個缺點，就是一貪，二怯，三殘忍。貪是我們看見普遍的現象。我們以前對外國人說話客氣的時候，自稱我國為「敝國」，其實這「敝」字應當改為「弊」字。但是作弊是因為愛錢來的。「錢可通神」，我們中國人真知道錢的妙用，所事死後還要子孫燒紙錢，燒金銀錠以賄賂鬼門關的守卒！這不是一件小事，這是代表一種社會心理。羅素那本書寫在軍閥混戰的時期，所以他很幽默的讚揚當時的軍人，說他們的美德是愛錢過於愛權，因此中國的內戰打不久。到了主帥要動老本的時候，他的部下也被對方買過去了。於是當時有人說岳武穆「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則天下太平」這句名言，應當改動一下，改作「武官不愛錢，文官不怕死，則天下太平。」這話很幽默，也很深刻。但文官不怕死就夠了嗎？中國不有「要錢不要命」這句成語嗎？我不是來和大家引諷刺話，我鄭重的引左傳裏幾句名貴的教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