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包吉亞運用種種殘酷恐怖手段，的確獲得了相當顯著的成功，但其成功為時頗為短暫。馬基維利本人是一個共和政體的堅強支持者，但他在詳細考察了義大利當時種種困難的情況之後，認為唯有像包吉亞這樣的人，才足作多年積弱，動蕩不安之時最需要的理想領袖。唯有這一型的領袖方能撥亂反治，措國家於磐石之安。

在進一步討論「新王國」之時，馬基維利警告說，「必須牢記在心的是，群眾的心理浮動易變，雖然他們容易被說服而相信某一件事，但卻難以持久。因此，在人們不再相信他們自己的意願時，為王者就應斷然下令，如此，民眾尚可因外力之強制而增強信心。」

■義大利的墨索里尼則說得更為坦率。他說，「我相信馬基維利的『王者論』乃是政治家的最高指南。他提出的教言，至今依然生動有力。在過去四百年間，在人類的心靈中以及在各國的行動上，都沒有發生過甚麼深刻的變遷。」墨索里尼如此讚揚馬基維利，可能由於他是義大利統一最有力的鼓吹者。不過，到了一九三九年，墨索里尼的想法大大改變，他親自列出古代與當代的作家，編入法西斯書目索引；指示羅馬的圖書館人員，馬基維利的任何著作，都不可借閱。

在「王者論」全書之中，最為世人指責詬誶的一章，是第十八章「國君應如何守信」。「馬基維利式」的這個形容詞之具有貶斥之意，主要也便是由於這一章。馬基維利在這一章中說，「守信」當然是一種可貴的美德，但是，欺詐、偽善、發偽誓等等，為了保持政治權，必要時仍可一用。他說——

下面是馬基維利的一段名言：

■法王亨利三世與亨利四世，對於此書也都深為愛好；他們兩人被謀殺之時，身邊各藏有「王者論」一部。

將這兩部著作仔細研讀，並加以比較之後，便會發現一個相當驚人的結論：馬基維利乃是一個篤信共和政體的人。他並不喜愛專制政體，他認為能將民主政體與君主政體合在一起方為上上之策。他瞭解，任何一個統治者，如果不能得到臣民的愛戴，總是不安全的。基礎最穩固的國家應該是那些由君主治理而又受到憲法節制的國家。馬基維利認為，人民的判斷與選擇，是公正健全的。他的建國理想，乃是古羅馬時代的共和國；關於這點，他在「論道集」中曾一再提到。

他指出，君主被臣民驅逐或推翻，最直接的原因，是由於他被臣民看到了他「反覆、輕薄、娘娘腔、卑怯而無決斷」的樣子；照這樣說來，東方國家的君主務求「神秘化」，不能不說有點道理了。

「王者論」這本書，是獻給弗勞侖斯城邦的新統治者麥迪西家族的勞倫祖（Ｌｏｒｅｎｚｏ　ｄｅ　Ｍｅｄｉｃｉ），可是書中的真正主角乃是包吉亞（Ｃｅｓａｒｅ　Ｂｏｒｇｉａ）。包吉亞乃是教皇亞歷山大六世之子，他本人在十七歲時便獲得樞機主教的尊銜，是一個英武的軍事領袖，羅馬格那（Ｒｏｍａｇｎａ）的征服者，當時並以殘暴無情的獨裁者知名。

馬基維利說，為人君者必須設法避免為臣民憎恨或藐視。他說，君主遭臣民憎恨仇視，主要不外兩大原因：一個是侵奪臣民的財貨，一個是霸佔臣民的妻女。所以，他強調，為人君者對於財帛子女，不可存貪得之心。否則的話，「如遭人民之憎恨，雖金城湯池，也不足以保障王者的安全。」

對於歷史事件觀察敏銳的學者，在看到以上所舉的例子之後，都會有一個想法：即希特勒與墨索里尼之流的暴君，雖曾自命為「王者論」的信徒或馬基維利的知音，但卻都曾掀起了一代浩劫，製成國破身亡的悲劇。這並不是馬基維利的錯誤，而是希墨之流忽略了或誤解了馬基維利理論體系中某些重要的基本原則。

一五〇二年，馬基維利曾奉使駐節於包吉亞的王廷；他親眼看到包吉亞如何交替使用不同的手法，有時是冷靜矜慎，有時是旁若無人；常常是口頭上說盡了甘言蜜語，行動上則殘暴無比；同時又以偽託善良與背信無義的作風處世待人。他對於那些屬於他強權之下的被征服的人民，不惜使用種種殘酷恐怖的手段，壓制反側；對於那被征服的國家，更是以獨裁高壓的手段，做最有效的箝制。馬基維利對於包吉亞這種種施為，深表嘆服，他認為：為王者固當若是。

他又說，一個君主應該不必斤斤計較他會有吝嗇的名聲。無論他花費的是他自己的、他的臣民的或其他來源的財物，他都應該有所節制。不過他又建議說，「當花費既不屬於你自己亦不屬於你的臣民之所有的財物時，你無妨一擲千金，慷慨施與。……這些財物是因用兵得手，攻城略地之後所得，儘可以施惠四民。如此則不僅不會有損你的名譽，而且反會增加你的聲威德望。不過如果你所施予的，是屬於你自己的財物，那就無益而有害了。」所以，照他的說法，慷他人之慨是可以的，真正自己「出血」則大可不必。他認為君王過分的揮霍、大方，可能招致自我毀滅。因為揮霍的結果必使國困民窮，不知伊和-圖-書於胡底。更糟的是如果身為君主的人，一面要擺闊一面又要竭力搜括民間的財物，自然會招致人民的痛恨，那是很危險的。

■羅馬帝國皇帝查禮第五對此書頗致讚美，許為治國者所必讀。

在馬基維利時代的義大利，政治、經濟與神學方面都在醞釀著一場空前的鉅變。當時，在英國，在法國，在西班牙，都在經歷了長期的鬥爭之後，實現了國家的統一化。然而，在義大利，連所謂族民國家或聯邦國家的概念也無人知曉。整個的義大利分為五個單位：即米蘭（Ｍｉｌａｎ）、弗勞侖斯（Ｆｌｏｒｅｎｃｅ）、威尼斯（Ｖｅｎｉｃｅ）、教廷（ｔｈｅ　Ｃｈｕｒｃｈ　Ｓｔａｔｅ）和拿波勒斯（Ｎａｐｌｅｓ），其中最大最強的是威尼斯。

馬基維利又說，君主欲厚結臣民的敬愛之心，應該凡是施恩於眾的事情，都要親臨主持；但如張刑罰，申法紀，或其他足以引起人民不滿的事情，都應該留給其部下的官吏去做。

馬基維利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如普利佐禮尼（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Ｐｒｅｚｚｏｌｉｎｉ）曾做一個綜合的評斷說：「馬基維利是一位教士，然卻是教會的敵人。馬基維利是一位愛國者，是念念不忘義大利統一的救世主。他又是一位軍事學者，為倡導成立國家軍隊的先鋒。馬基維利也是一位哲學家，他發明了一種新的思想方式——實際的精神。馬基維利更是一位卓越的作家；作家們對於他在寫作時所流露的陽剛之美，和旁若無人的態度，都表示敬佩……」

「王者論」這本書乃是當政之君主王侯的指南，（也有人說它是暴君們的手冊）。此書目的在導引政治領袖如何取得權力，如何保持權力。不過，馬基維利所主張的權力，不是為君主王侯自身，而是為了人民的福祉，君主有權力可以建立穩定的政府，防止內亂外患。

「王者論」這本書的結論，題為「解放義大利的提議」，鼓吹愛國主義精神，亦是作者心目中畫龍點睛之筆。他說，目前時機已經到臨，由一位新君，與義大利的英雄人物，攜手前進。他指出。「義大利目前的處境，比希伯萊人更像奴隸，比波斯人更受壓迫，比雅典人更分裂。全國沒有一個領袖，也無所謂法令紀律，被異族攻擊、凌|辱、分崩離析，瀕於毀滅……」他最後激昂慷慨地說，義大利再不容這一機會失之交臂。「我們看到義大利祈禱上帝，派遣一個人來拯救義大利於野蠻的暴政與壓迫之中。我們也看到，義大利已妥予準備並且熱切期待著，有人（那新的領袖）揭櫫任何新的標的，義大利都將奮起而追隨。」

馬基維利的著作中，攻訐羅馬教廷之處甚多。他的著眼點倒並不在神學上或宗教理論上的論爭，而是由於在十六世紀初葉，羅馬教廷並未能掌握時機，統一全義，逐退未來的侵略者。換言之，他是從民族主義的出發點，不滿教廷，因而積極倡導「政教分離」的。

■在近世，德國的希特勒自稱，「王者論」一書乃是他床頭的恩物，時時要從書中尋求啟示。

這些話當然都是極端憤世嫉俗之言，但亦不能說它不包含有幾分真理。不過，他最後的結論還是置「愛」與「畏」於平衡的地位。他建議人君「應盡一切力量，避免遭人民的忌恨。」

■普魯士的菲特烈大帝（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是一代英王，他主持普魯士的內外大計，有許多政策是根據「王者論」的精神擬定的。

同時，馬基維利又建議，人民對於刑罰的恐懼，乃是明智的君主常常用以統治臣民的一種方法。他說——

馬基維利強調君主的權威；他甚至建議，為人君者應該將「殘暴」作為一種武器，以使其臣民在敬畏戒懼的心情下，團結一致，向君主輸誠效忠，服從無二。他說，「人能洞燭機先，見到一二朕兆，立即採取鎮壓行動，實較優柔寡斷，縱容事態自行發展而演變成爭掠流血之局，具有更大的慈悲救世之心。因為使禍亂坐大，受害者是整個國家；至於君主的嚴酷殘暴，受害者尚不過若干個人而已。」從這一段話看來，多少給人一種印象，即國君為了維持國家的安定，「殺無辜以保天下」也是值得原諒的。這當然與近代的民權思想是極為衝突的。

「王者論」這本書後來於一五三二年出版時，正文一共不過四十九頁。書中的主旨是：國家的利益高於一切；在公務生活與個人私生活之間，道德標準是不同的。根據這種說法，一個政治家為了國家的利益，儘可以採取在私人交往中絕對不容許的暴力與欺騙等方法，以求貫徹其目標，馬基維利實際上是將倫理道德與政治分離為兩個絕不相干的範疇，這便是他後來為人攻訐譏評的最大原因。

馬基維利看得很清楚，可能比他同時代的任何人都看得清楚，義大利的處境實在太危險了，正由於他退居林下，被迫在野，對於國事的憂慮反而更為關心。他深https://www.hetubook.com.com信，要拯救義大利於分崩離析之中，唯一的希望是期待一位英明偉大的領袖出而領導群倫。在他心目中，這個領袖應該是堅強勇猛，足以對義大利境內星羅棋佈、實力孱弱的各小邦施展其權威，能將它們合併，「統一宇內」，不但足以禦外侮之來，而且可以將境內的外國勢力驅除淨盡。這樣的領袖人才何處去尋找呢？「王者論」這本書便是馬基維利心目中這樣一位領袖所必須具備的條件；同時，這本書中若干詳細的建議，也正是他心目中一個強有力的領袖欲成大功立大業所必須遵循的途徑。

關於馬基維利其人的生平，在一四九八年前的情形如何現已無可考據；一四九八年他二十九歲，就任弗勞侖斯共和國政府的秘書。他在這城市國家服公職達一十八年。後來因外交使命而前往杜斯干尼（Ｔｕｓｃａｎｙ），然後，跨越阿平寧山脈到達羅馬，後來更過了阿爾卑士山。他得出使之便，結識了各國的帝王公侯，將相名流。如法國的路易十二，教皇亞歷山大六世，羅馬皇帝麥米倫。當時，弗勞侖斯與其他城邦國家如威尼斯、庇薩、米蘭以及拿波勒斯等之間外交上的傾軋衝突，幾於無歲無之。而當時各國政風都是令人難於置信的腐化。馬基維利是一個洞明世事，探達人情的角色，會運用當時的情勢，和他自己的能力，完成了許多困難重重的外交談判。他後來對於有關政治的事務採取現實主義甚至犬儒主義的看法，無疑是以他自己親身體驗為根據的。在他經驗中，人類行為的動機，無非是貪婪與自私。

在「新領地應如何治理」的大題目下，馬基維利提供了三種可能辦法。第一是毀滅它；第二是統治者住在新領地上；第三是引用當地的法律，嚴加治理，並且明定其按時朝貢，將政府權力交付少數當地土著之手，他們可以使所有的居民都成為你的朋友。但在這三種途徑中，馬基維利認為第一或第二種都是保險的，言外之意是第三種方法未必是有效的藥方。

馬基維利認為，世襲的君主是沒有甚麼困難的，祇要具有一般人的聰明才智，他就能夠控制政府，使政務順利進行。但是，在新創的國家，新立的君主，問題就複雜多多。一個國家如果藉征討的方法，兼併了新的領土，那些土地上的人民如係同文同種，使用相同語言，治理起來還較容易。在這種情況下，馬基維利認為，祇要遵守下列兩個原則做去就夠了，一是將過去舊王室的後裔，徹底消滅。一是原有的法律與稅政，不要加以任何變更。

此後，馬基維利經羅馬宣佈為「無神論者」，在當時那是一項頗多不便的罪名。他的作品在羅馬乃至全歐洲都遭查禁。德國的耶穌會教士們甚至用草人作他的形象，焚之解憤。天主教與基督教內不同的宗派，居然在指責馬基維利這一件事上完全一致。一五五九年，馬基維利全部的著作，都被編入了「禁書索引」（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ｅｄ　Ｂｏｏｋｓ）。普通人絕對無緣寓目了。

直到十九世紀，馬基維利的冤獄始稍得平反，聲譽也漸次恢復。由於當時發生在美國、法國、德國，以及其他各地的革命運動，在歐洲言，那便是政教分離運動，使教會不再干預國家政治。義大利的爭取自由十字軍運動，到一八七〇年達到了成功的顛峰。這一運動便是導源於馬基維利激昂慷慨、振振有辭的愛國言論。歷史學者對於那一段史實發展的評斷說，當時義大利的領袖是卡弗爾伯爵（Ｃｏｕｎｔ　Ｃａｖｏｕｒ），他就是遵照了馬基維利的議論，團結義大利境內的各種力量，將入侵的異族驅逐出境。歷史家於衡量各種可能的發展之後指出，如果卡弗爾伯爵採取任何其他的路線，其結果都必然是一敗塗地。

研究馬基維利學說的人大都同意，要想充分瞭解他整個的思想，必須要將他兩部重要著作都仔細閱讀不可。這兩本著作，一本是「王者論」，另一本便是「論道集」（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論道集」這本書，馬基維利花了五年時間才完成，於一五三一年出版，篇幅較「王者論」多得多。這兩本書都是以討論政治學上的問題為主，不過，「論道集」所討論的是「應該如何」，比較側重於理想；「王者論」所討論的是「現在如何」，比較側重於現實。「王者論」全書所論，限於君主國家，當國者僅有一位國君，擁有全權。「論道集」所討論的則是共和國家應遵循的政治原則。

■一世之雄拿破崙，是「王者論」的信徒。當他在滑鐵盧那場決定命運的戰役失敗之後，有人在拿翁的座車中發現了一本他親箋註解過的「王者論」。

馬基維利雖有「政治學之父」的稱號，但是，說來奇怪，他卻是一個極端相信命運的人，也許這是由於當時一般人重視占星學的影響。關於運命之事，他說得非常富於詩意。他說，「好運道，乃是我們一半行動的情婦；她將另外一半，也許還不到一半的行動之控制權，留給了我們自己。」不過，他也深信，人自己可以相當地控制命運，www.hetubook.com.com「激烈的行動反而比小心謹慎來得好。因為命運是一個女性，你應該打她或粗魯地對待她；越是對她頤指氣使的人，反而比那些怯懦的人，使用柔弱的方法與她打交道的人更佔上風。命運常常像女人一樣，喜歡年輕的人，因為年輕人顧慮較少而熱情較多，敢於更大膽，更旁若無人的指揮她。」

說到「王者論」這本書不好的影響方面，當然，無可否認的，歷代的獨裁者與暴君都曾從這本書中得到若干「極有用」的建議與忠告。對這本書公開表示讚美而且按照書中的步驟去實行的政治領袖太多了。

少年得意的馬基維利，後來卻因大局突變而備經險釁。麥迪塞斯家族因得西班牙之助，推翻弗勞侖斯的共和政體，恢復了王室。於是，馬基維利不但被解職，而且被當權的新貴驅之下獄，飽受鞭撻凌|辱；最後，更被迫退居聖卡西安諾附近的鄉下，除了極短時間之外，他一直閉門隱居至一五二七年逝世時為止。失勢以後，他伏首著述，先後完成了「王者論」、「論道集」、「戰爭之藝術」、和「弗勞侖斯史」等書。這些著作無一不涉及政治，有的是以古代政治為對象，有的是以當代政治為主題。

「王者論」這本書的手稿，當馬基維利在世以及剛去世的最初幾年，曾有若干抄本流傳。一五三二年出版的版本，是經天主教教宗克萊門七世（Ｐｏｐｅ　Ｃｌｅｍｅｎｔ　Ⅶ）批准後印行的。克萊門七世即此書所奉獻的那位「王者」的表兄。出版後二十年間，曾出現了二十五種不同的版本，其受各方重視的情形概可想見。

同時，在義大利人之間，勇於私鬥的現象極為普遍，從公職者貪污腐化，民間社會生活則視搶劫謀殺為家常便飯。共和國與共和國之間，嫉視交惡，爭戰不已，根本無法形成一個強有力的戰線來協力抵抗外侮。而教廷當時又是處於教會史上最不振作的時期，由於不願見到在世俗權力中有一個強有力的對手，所以，教廷是寧願義大利不能統一的。

關於國君應如何對待教會國家，也就是那些在羅馬教廷治理之下的國家，馬基維利用了一些相當諷刺的字眼。他說，那些教會國家「建國是由道德高尚或運氣特性，但其國運之保持卻既不靠道德也不靠運氣。……這些國家的君主雖有土地卻不去守衛，雖有臣民卻不去治理。」

作者於是對於包吉亞的政績，備致讚美揄揚。「當我回憶起包吉亞大公的種種行為時，我不知如何去責備他，但在我看來……我應該把他推薦給後世的主政者，作為示範的典型。由於他的高瞻遠矚，志量恢宏，使他的行為不可能有別的不同的方式。因此，凡有新近得到王位的領袖，如果想要使其國家安全，王權穩固，得道多助，無妨以武力或詐術贏取友人；並且使他自己獲得人民的敬畏，士兵的服從；如果他想要消滅那些有實力而且有理由傷害他的敵手，或者要改變舊有的典章制度來適應新的情勢，……解散不可靠的部隊，另組新軍，並且與列國君主維持友好關係，使他們都能在幫助他的時候頗為熱誠，在攻擊他的時候頗為小心——一個君王要做到以上這些措施，最生動的例證便是包吉亞其人了。」

究竟如何可以獲得穩定與安全呢？

恩威之施，乃人主之大權。馬基維利的主張，說得明白一點的話，就是殺人就痛痛快快的殺，把該殺的一氣都殺光，不要陸陸續續的殺。為人民謀福利的事，則不妨慢慢來。

強有力的政府，必須擁有強力的軍隊；這是馬基維利的理論。因此，他認為凡關軍事，都是國家大政中最重要的部份，他在「王者論」中對軍事方面發揮甚多。在他那個時代，大多數義大利的各小城邦，都慣於用金錢招募「傭兵」，而這些負責捍衛疆土的傭兵中，竟往往大部份是外國人。馬基維利指出，這些外籍傭兵不僅「無用」而且「危險」；他竭力主張，國家的軍隊必須由本國的國民組成，方能勇於作戰，在危急之時亦較為忠貞可靠。由於國家的存亡繫於軍力的強弱，所以，一國之主對於戰陣軍旅之事，必須全心研究，視為最要緊的學問，最重要的工作。

■法王路易十四也是時常檢閱此書，終年不離。他說「王者論」這本書，「是我最心愛的睡帽」。燈前枕上，非讀不可。

他這種建議乃是先假定「世人皆偽」，所以非用欺騙狡詐的手段不可。事實上無分古今中外真正能成大功立大業的領袖，無一不是以至誠格物的精神，昭大信於天下的。

一個篡國者，「在他掌握權力之後，如果必須採取膺懲鎮壓等行動的話，應該一鼓而行，切不宜日日行之。不過，可以藉鎮壓行動的暫時中止以穩定人心，然後再藉施行仁政以贏取人心……仁惠之施予，應該一點一點的來，如此人民能體會得更為深刻。」

在馬基維利的本性中，究竟對於出任公職從事政治抱什麼態度，很難查考得出來。不過，有一種情緒我們由讀其著作可以體會得出的，那便是他是一個真正的愛國者，他有滿腔的熱望，希m.hetubook.com.com望義大利能成為一個強大統一的國家。他可能是一個冷靜的觀察家，一個充滿了機鋒的智者，但是一討論到義大利國家的統一，他便會變得熱情澎湃議論縱橫，而且十分之入世的。在十六世紀初葉義大利的情況之糟，確可以使每一真正的愛國人士放懷一哭的。

馬基維利這個人，也一直被認為是喜歡玩弄權謀策略、偽善、不顧道德、不守原則的下流政客的象徵。世人解釋馬基維利的整個哲學，就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大家都已相信，馬基維利的最高原則便是所謂政治上的權宜之計，以利害得失來定是非。在十七世紀的英國頗流行的「老尼克」（Ｏｌｄ　Ｎｉｃｋ）這個名詞，其意思即指魔鬼與馬基維利的。換言之，他的惡名昭彰，已經與魔鬼等量齊觀。

馬基維利憑著他的滿腔愛國熱誠，提出了組織聯邦國家的建議；他由於深切感到外侮日亟，時不我予，所以要盡傾其畢生的學問與經驗，著成「王者論」一書；他認為此書中的主張如果為新王一一採納，仍不失使義大利中興之千載一時的良機。「王者論」著於一五一三年的下半年。作者費了六個月時間即告完成，然後上呈於勞倫祖王廷；他在獻詞中說明，「此書乃臣多年困學之所得。皆為經無數艱難危險所獲之心得。謹以此書呈獻殿下，俾能在最短時間內瞭然臣之所學；此為臣所能進呈之最佳獻語也。」

「鬥爭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按照法律，一種是使用武力；第一種是人類所使用的，第二種是野獸所使用的。但是，由於第一種方式有時不甚有效驗，因而往往不得不採用第二種方式。因此，為人君者必須能深切瞭解如何善於運用人和野獸……又由於君主應該知道如何善用獸|性，他應該選擇獅子與狐狸這兩種野獸的性格；獅子無法使牠自己永遠不落在陷阱中，狐狸則一遇上狼群就無以自衛……一個謹慎的國君既不能也不應該為了那些他曾說過而對他自己有害的話守信，尤其是當他提供誓言的原因已成過去的時候為然。如果天下的人都是好人，這番建議當然是不好的。但正因為他們是虛偽的，而且絕不會對你守信的，所以，你當然也就不必對他們守甚麼信用。一位君王祇要有好像說得過去的理由，就儘可以不守然諾。而不致於受到任何損失。……人類是如此簡單，而且是絕對為其眼前的需要所統御。如果有人想要欺騙別人的話，他永遠不愁找不到甘願上當的傻瓜的。……因此，一個人被別人看到似乎是慈善、誠實、人道、虔誠、清高，當然是很好；若能真正實踐那些美德就更好。不過，在你心裡邊必須善於平衡，如果是沒有必要的話，你就應該能夠而且曉得如何採取完全相反的態度。……人人都看到了你的外表像甚麼樣子，但幾乎沒有人曉得你的內心真正是甚麼樣子。」

馬基維利的罪名，可以說完全來自一本書，即「王者論」（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ｅ）；此書著於一五一三年，但直到一五三二年即作者去世五年之後，才得出版。一本書決不能完全脫離其創作的時代，這種關係在「王者論」這本書得到了最明白的證明。而這本書也像其他偉大的書籍一樣，包含著許多不朽的至理名言。

在「王者論」中，馬基維利以數章的篇幅來討論「王者」的行為——在各種不同的環境中，為君者應該採取的正當行為。他說，「在人的實際生活形式以及他自認為應該採取的生活方式之間，具有極大的差別。為君主者為要保持其權位，必須學習如何能夠不必做到至善的地步，並且要視環境的需要來決定應該用或不用他的善行美德……我曉得，如果為君主者能擁有世人所稱道的一切美德，當然再好也沒有了，不過，因為事實上他不可能擁有那樣十全十美的美德與善行，而且他也不可能永遠是言必忠信，行必恭敬，……因此，他必須要小心翼翼，去避免各種寡廉鮮恥的醜行，否則便可能使他被迫失去政權。」

舉其犖犖大者至少有下面這些人——

在「王者論」發表之後約三百五十年，馬基維利夢寐以求的目標方告實現，義大利脫離了外人的統治，建立了獨立而統一的國家。

關於「君主自處之道」，馬基維利提出建議說，「君主應表明他是一切卓越成就的守護神；凡人在藝術上有一技之長者，都應該授以榮譽以資獎進。他應該曉諭臣民，使他們盡力去追求進步，無論在製作業或農藝方面……他們應獲得保證，即當他們的產業美化之後，不至於為豪者所攘奪；當他們開創新行業之時，不至於為國家課徵新的捐稅。」

「因此引起一個問題，究竟（為君主者）被人民敬愛甚於畏懼好呢，抑或是畏懼甚於敬愛好些。這問題的答案可能是，最好能夠兩者兼得。但是，由於愛和懼兩種情緒極難並存，如果我們必須在二者之間作一選擇，則能被人畏懼實遠較被人敬愛為安全。蓋一般人皆是忘恩背義，虛偽善變，趨避兇險，貪求無饜。當你能對他施惠時，他對你卑躬屈膝，甘效驅馳；當沒有甚麼危險的時候，他們會信誓旦旦，願意為和圖書你流血，願意犧牲他的財物，願意犧牲他們自己乃至他們兒女的生命；但是一旦到了患難之時，他們馬上就會翻臉無情，挺身而出來反對你了。」

至此，自然有一個問題不免要提出：既然馬基維利認為自由人民所建立的共和國家應在其他一切政體之上，何以他自己又會寫出像「王者論」這樣「帝王之學」的著作，來為專制政體辯護呢？理由是「王者論」乃是因應一個特殊的時代、特殊的環境所寫。馬基維利顯然已經看得很透徹：要想在十六世紀的義大利建立一個成功的共和國家，事實上是辦不到的。「王者論」這本書的完成，唯一的目的在於聲援一位強有力的領袖，能拯救義大利國家免於分崩灕析，並使其人民脫離水深火熱的悲慘境遇。在馬基維利看來，為了國族的存亡興廢，使用任何一種武器都可以，祇要確實有效就行。他認為一個英明的國王，為挽救當時的義大利而言，遠比共和政體為有效。用中國的說法，他乃是先要賴「霸術」來救亡圖存，站得住腳以後，才能夠去談「王道」。後世誤以為「王者論」便是他政治理論的全部，或者政治理想的最高境界，那都是誤解了。

但是，在一五五〇年代發生了大風波。當時，羅馬教廷之下的杜倫特委員會下令，要毀滅馬基維利的全部作品。這「杜倫特委員會」（Ｃｏ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ｒｅｎｔ）是教廷所指定的一個組織，在一五四五到一五六三年間，集會於義大利北部的杜倫特城。委員會的任務，是研究有關教義與神學上的種種問題。

究竟世人對於馬基維利的輕蔑與指責是否過苛？對於他的評價是否公平？不無重加探討的餘地。

■克倫威爾（Ｏｌｉｖｅｒ　Ｃｒｏｍｗｅｌｌ）曾珍藏此書的手抄本一部，當他在英國組成政府，與王室對抗時，曾數度引用「王者論」中的原則。

四百多年以來，在世人心目中，「馬基維利式的」這個形容詞，一直是與殘酷、邪惡、奸狡、陰險等字眼具有相同的意義。這個形容詞來自一個人，即馬基維利（Ｎｉｃｃｏｌｏ　Ｍａｃｈｉｖｅｌｌｉ，１４６９～１５２７）。

馬基維利的「王者論」，在西方政治學著作中，可以說是最富「革命性」的書之一。所以，有人稱他為「政治學之父」。如果與我們中國歷代的學者相比較，與馬基維利最接近的應該是韓非。在中國，孔孟的儒家思想是正統。申韓的法家思想是在逼不得已之時偶一用之的手段。雖然我們不能說每一個西方國家的統治者，都是馬基維利「王者論」的忠實信徒，這也正如我們不能說每一個中國的政治領袖都是孔孟的忠實信徒或儒家學說的實踐者；不過，無論如何，由「王者論」一書在西方歷史與政治上的影響，我們也可以約略了解中西文化精神的異同，與思想主流的差別了。

王者能獲人民的好感，極為必要。否則的話，如一旦遭逢逆境，就得不到有力的支持。但古諺有云，「建國以人民為基礎，猶如在沙灘上建屋。」對於一般人來說，爭取他人的好感自然是不錯的，而且在危難之時，可以得到他人的救助。但是，身為一國君王者，必須是勇氣百倍且有指揮大才的人；他曉得如何保持其國內的秩序，永遠無需因為將他的安全置於人民敬愛的基礎上而感抱憾。

義大利這種四分五裂的情況，是其國家積弱的根本，也是招致外侮的禍源。一四九四年，法國國王查禮第八首先興兵越境。不久，他撤兵回去，但緊接著路易十二和阿拉岡的國王菲迪南又獲得同意，瓜分了在他們兩國之間的拿波勒斯。麥米倫皇帝也傳出兵征討威尼斯。德國的、瑞士的、法國的和西班牙的各路雄兵，都曾先後侵入義大利本土，並在義大利境內引起戰爭，互相攻伐，形成喧賓奪主之勢。

此外，馬基維利更主張國君應該仿照古羅馬執政者的榜樣，每年「在適當的季節，舉辦各種集會和表演，與民同樂。」

但是，新得的領土上如果住著的是不同語文的民族，有不同的風習與法律，治理的困難就為之倍增了。馬基維利提出統治這種領土與人民的可能方式有以下幾種：統治者要住在新得的領土上，以增進民眾的向心力；否則就將佔領的殖民地贈予外國或臣僚，如此較直接派遣佔領軍要省事省錢；要與實力較弱的鄰邦增進友好關係，同時要致力去削弱那些強大鄰邦的實力。他指出，法國國王路易十二完全不顧這些基本的治國原則，因此遭受慘敗，甚至於失去了他的王位。

他又說，「如果新得來的城池土地過去一直在一個君主統治之下，現在那君主及其後裔都被消滅了；如此，當地居民由於過去一貫受治於人，現在又失去了舊主，所以，他們就不知應如何做自由人，更不曉得如何在他們自己人中間選出一位領袖來。因此，他們往往未能毅然拿起武器來自衛，一個外國人就可以將他們說服，或使用武力攻擊使他們接受他的條件。」

■拿破崙三世關於政治方面的主要計劃，幾乎完全以這本書為本。德國的「鐵血首相」俾士麥更是對這本書佩服得五體投地，誦讀不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