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講 修辭：使我們凝聚，也使我們盲目
恐懼的散播者不是設法使世人凝聚，就是設法使世人盲目。他們利用獨白般的修辭來鞏固權力，引發歇斯底里，製造敵我對立，使人拋棄理性與個體。這種魔咒的美妙之處在於它們永遠都有辦法把複雜的事件和全球關係濃縮成一碗修辭湯，這碗湯雖然有礙消化，但保證你喝完後心滿意足。
我打算從兩方面來探討這個主題：一個是政治面，另一個是宗教面。事實上，在當代，或者更確切地說，在一個幾乎完好無缺的歷史連續體中，這兩方面不過是一枚銅板的兩面；因此，如果我們有時覺得好像是在用一個雙面的概念，就像丟銅板，這應該不會讓人太過訝異吧？我們看著這個雙面的概念在空中翻轉，因為翻轉的速度太快了，加上地心引力（也就是往地上掉）的緣故，以致於我們看不清哪一面是正面、哪一面是反面，這兩面一直在互換。我們常常用「道貌岸然」來描繪其中一面的人（政治人物），然後用「神聖不可侵犯」來描繪另一面的人（宗教人士），儘管政治人物或一般俗人也可能擁有這樣的特質。當然，我們都很清楚，這兩個特質殊途同歸，也就是影響他人、控制他人的道路，而其終點站就是權力——使其權力得到鞏固，或是執行那些能夠完全控制某個政體的政策。
因此，某個強權國家的總統可能會以救世主自居，用災難式的預言製造某種政治情勢。而在地球的另一面，某個宗教的領袖也可能會用言詞煽動他的信徒，讓他們陷入極度瘋狂不安的狀態；他的話大抵是說他們集體靈魂的救贖，附帶提到國家的生存已經瀕臨危險的境地了。群眾因此變得歇斯底里，數百名年輕人因為犯了作為「撒旦的代理人」、「上帝的敵人」以及諸如此類的罪行而被殺死。回到地球的另一面，他們發動了出兵理由其實沒那麼正當的戰爭，猛烈攻擊，把地球搞得天翻地覆，而權力的修辭學家全都睡得很熟，一直睡到下回歇斯底里再度發作時才會醒過來。「為了上帝」和「為了國家」被配在一起，並不是出於歷史的偶然。
我得提醒大家注意，反常的外在表現並不總是歇斯底里，而經常是喧譁和暴力。事實上，歇斯底里也有安靜型的，醫學專家能夠證實這一點。不過也是有會集體爆發而且會傳染的歇斯底里，這類型的歇斯底里不總是能夠準確地追溯到某個合乎邏輯、因果的事件。這類型的歇斯底里飽含情感，是單向溝通的產物，所謂單向溝通簡單說就是獨白；這樣一種單向溝通把信徒關在一個信念的社群裡，甚至是那種並不很堅定的信念，使他們看不見周遭的現實。這類型的歇斯底里跟溝通內容沒有多大關係，與其訴求合不合乎道德或公義沒有多大關係，與其追求可能產生的後果也沒有多大關係。這類型的歇斯底里只跟時機（moment）有關，而且這類型的歇斯底里會讓每一個受其感染的人——每一個覺得世上唯我獨存的個體——覺得自己被納入了一個不隨便允許外人加入的小圈子裡，這種小圈子只有一個參考點，就是眾人集體陷入亢奮狀態的那個無限時刻（infinite moment）。「修辭型歇斯底里」（rhetorical hysteria）就是在這種環境下產生的，這類型的歇斯底里事後很快就會消散，但並不總是會消散。人多不僅讓我們感到安全，人多膽子就壯，通常也讓我們深信不疑，覺得自己刀槍不入、不會受傷。因此，一旦眾人做鳥獸散之後，在政治或宗教集會結束之後，支撐個人的集體信念或許就會消散無蹤。而在這樣的情況底下，因為眾人又重新回到了現實裡，因此時機引起的病變就治好了，而每一個人的全體身心也都重回自己的懷抱裡了，直到下回歇斯底里再度發作為止。
然而，那種情緒騷亂深埋了一個核心訊息，或許會持續好一陣子才會消失，因此一個人就常會在不同的意識層面裡想起那次集體經驗的核心訊息，而那個核心訊息會不斷催促他去實踐訊息的要旨。那個核心訊息或許是要他造福他人，要他去改善許多他忽略已久的鄰人的生活，或是對他所做的壞事做出彌補，或是賠償他所獲取的非法利益。這能夠導致大規模的造福人類或拯救人類的行動。另一方面，那個核心訊息或許是相反的，或許是具毀滅性或預示了災禍的。意識型態的路線事實上是個大雜燴，而且通常是更分歧、更自相矛盾的；雖然意識型態的路線宣稱自己是走理性的路子，但事實上是根據天啟教條來行動。
我們或許可以把「修辭型歇斯底里」視為單向溝通——也就是獨白或對公眾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說——的產物。反之，對話涉及交流，而如果對話引發了歇斯底里的狀況，那麼對話的環境肯定是相當異常的。我們可以舉人物為例來比較這兩種溝通的差異。我們可以拿過去的何梅尼大教長（Ayatol lah Khomeini）以及其他有相似性情的人和後來的好戰型領袖何梅尼「總統」（President Khomenei）來比較，這麼做不僅非常便利，也很恰當。我們只要比較何梅尼前後期的差異就可以瞭解這兩種溝通的分別在哪裡。
或許我們可以從比較輕鬆的角度來探討修辭這個主題，但願我們能讓那些自信滿滿的國家、運動或宗教變得比較有分寸，它們常常是第一個出手的。通常，能夠引發修辭型歇斯底里的因素或許在一開始只不過是微不足道的小事，用來惹惱某個自滿的社會，或者使某個團體產生同仇敵氣的不同意見，但小事有可能演變成瘋狂的「絕對概念」怪獸，將他們視線所及的東西全部吞沒，一直到他們終於把自己也給吞了，或是被其他更凶猛的對手給吞了為止。我會跟你們分享我最喜歡的一個例子，但不是現在。首先，為了使我們能夠置身於那個時代的氣氛裡，我們應該先來瞭解當時的社經背景與脈絡。
在座的許多人或許還能想起一九六〇年代那個左翼思潮階段，當時他們都以托派（Trotskyite）或毛派（Maoist）自居，但今天已經被其他更激進的改變人類與社會的運動給取代了。那個年代已經遠去，變得模糊而難以追憶了，這全都要感謝共產主義意識型態的崩毀。但我仍相信，社會主義理想有其人性基礎，而其人性基礎並不會因此變得無效，不過這個主題得留待下回再來探討。無論如何，他們是以激|情來追求意識型態上的正義的，我們可以在各個對抗社會的無政府主義行動裡看到這一點，也可以在世界各地所發生的、建立在意識型態上的戰爭中看到這一點。我們所要回想的時期，其特色是：義大利有赤軍旅在作亂、法國有「直接行動」（Action Directe）在作亂、德國有「巴德爾─邁因霍夫集團」（the Baader-Meinhof）在作亂，拉丁美洲和日本也有這類團體在作亂，此外，亞洲還有一兩個地方也有這類團體在作亂。或許，那個時期最轟動國際社會的一件事是義大利前總理阿．莫洛被綁架撕票案。綁架生意人或他們的親屬然後向生意人勒贖在當時是司空見慣的事。我們也很難忘記躲在山區巢穴裡的日本赤軍旅，他們偏離當初純潔的革命理想，以殘忍無情、「很有個性」的手法犯下眾多罪行。其他的類似組織則在意識型態衝動和犯罪衝動之間建立了迴旋狀的結盟關係，像是在哥倫比亞這樣的國家裡，毒販就跟激進的理想主義結盟，這點應該不會讓人太訝異吧？
巴黎在一九六八年發生了一場年輕人引發的著名暴動，他們企圖在法國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的革命動亂結束後重新恢復模範公社（commune modelled）；這場暴動再次顯著地展現了渴望改變的激|情，也對現狀造成嚴重的考驗，儘管這場暴動有很多歐陸盟友，但它在氣質上還是非常法國的。這些世界革命的角鬥士還有其他名字，像是「紅色丹尼」（Red Danny）龔本第（Cohn-Bendit）､德勃艾（Regis Debray）､安潔拉．戴維斯（Angela Davis）等等，他們全都像衛星一樣圍繞著當時的終極偶像切．格瓦拉（Che Guevara）運行。這個全面性的運動引起了世人極端強烈的崇敬、嫌惡，以及恐懼；一個人會對它產生什麼樣的情緒，端賴他處在階級光譜的什麼位置上，以及他所提倡與採取的行動方法而定。恐懼的人尤其會問：這個運動散布得有多廣，尤其在年輕人之間？這個運動對社會結構的損害有多深遠？
這就是當時的背景，當時還有一個比較沒那麼轟動但也流傳得很廣的旁支運動，你也可以稱之為初級合夥人（junior partner）發起的運動，這個運動是在一九六〇年代那種激進的氣氛裡誕生出來的。我想從那些萃取出來的精華，那是從那些四散的、非致命的旁支運動裡所萃取出來的、會不斷繁衍增生的咒語，來說明修辭的本質，這些萃取出來的咒語，其輕率與幼稚的程度各有不同，都可能逐漸演變成極端主義的議程；這些咒語會逐漸增強，最後使人產生歇斯底里，而原本還相當理性的人也會強迫自己起碼暫時停止懷疑。這種現象也就是自我放棄懷疑。新的社群誕生了，這個社群有了自己的道德標準，儘管禁不起嚴格的檢驗，進而這個社群就自外於現有的社會組構（social arrangements）。自滿的社會起先是以看笑話的眼光在看他們，但後來則是以惶恐不安的眼光在看他們。
我為何能夠直接觀察到這個過程，跟我個人的親身經歷有關。那時我正在「自願流亡」，那是我當時正在進行的自我治療，因為我也面臨了一個致命修辭的情勢：奈及利亞當時處於一個咒語「務必完成國家統一大業」的統治之下，而這個情勢已經使一、兩百萬名奈及利亞人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奈及利亞內戰最後是在眾人歡欣鼓舞的情況下結束的，那時我剛獲釋，我不確定哪種歇斯底里比較令我受不了，是我被關起來之前鎮日環繞我的極端國族主義調調（就是這種調調使得這場內戰無法避免、一定得打），還是在我重獲自由之後一直朝我襲來的、為了向戰敗者大肆誇耀的自鳴得意調調？最能夠證明戰爭無罪的，就是打勝仗吧。
另一方面，在想要分離的比亞法拉（Biafra）共和國裡，同樣一種症候群卻帶來更悲惨的後果。年輕人只拿了一把木槍就上戰場，他們也被同樣一種修辭給俘虜了，這個修辭「在非洲沒有強權能夠征服我們」整天在他們腦海裡咚咚地敲。這個信念最後以某種方式轉換成他們用來對抗聯邦敵人的假槍；我一個同僚報導了這件事情，同時宣稱他被這樣的事給嚇呆了。我想，這件事情應該和「許多正常而且鐵齒的男人竟然都歸順於一個叫愛麗絲．拉奎娜（Alice Lakwena）的烏干達女人和她所領導的『聖靈抵抗軍』（Army of the Lord）」所展現出來的修辭力量沒什麼不同。愛麗絲的志願軍向著雨雪般射過來的子彈衝去，深信自己是刀槍不入的，子彈對他們起不了作用，而他們之所以能夠刀槍不入，是因為愛麗絲已經在他們身上做過法了。在愛麗絲於坦尚尼亞（Tanzania）被捕之後，有位曾經是她軍隊一員的大學教授在一場訪談中被人問道，像他這樣一名高級知識分子怎麼可能會相信這個女人有超自然力量，而且還信了那麼久。他提不出任何答案，只能猜測他們大概全都被什麼法術給制住了。他說，死亡已經合理地排除掉了，只有信仰軟弱的人才會成為受害者。悲哀的是，這樣的情節在非洲眾多發生內戰的地區都可見到，特别是在娃娃兵（child soldiers）身上。
口號、修辭、咒語
至於財富，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所產生的財富才不算是人對人的剝削而產生出來的，才不算是從剩餘勞動（Surplus labour）取得的不道德利潤？因此，從邏輯上來說，他們那個建立在馬克思的權威上的強大咒語，很簡單，就是「一切財產皆為竊盜」（All Property is Theft）。他們以各種方式，從裝腔作勢到引發社會動盪，來實踐這個口號；如果把這個口號跟馬克思對法律的詮釋結合起來，就可以主張推翻財產權制度了。
我想起自己教書的大學裡所發生的一件事。那所大學位於奈及利亞的伊巴丹（Ibadan），大學裡比較激進的學生團體也都感染了這股狂熱。如果現在有我以前的學生也正在聽我演講的話，希望他們能夠原諒我，我保證這是我最後一次拿這件事當例子了。這件事當時給了我很多啟發，讓我得以探索後殖民世代的意識型態：他們是非常困惑、一直在尋找答案的世代。無論如何，這段記憶實在太有趣了，所以我沒辦法輕易遺忘！那是一場示威遊行，我已經想不起遊行的起因了，但這場遊行後來衍生出暴力。在遊行的過程中，學生認為有名教授在這場危機裡所扮演的角色很令人不齒，因此這名教授就成了學生發洩怒火的目標，也成了學生追求「革命正義」（revolutionary justice）——這也是後革命時期的國家所信奉、也是激進運動所採用的修辭工具之一——的不二人選。這名教授位在校園裡的房子被學生侵入並肆意破壞，接著是他的研究室。學生把他的研究論文點火燒個精光。後來，我跟其中幾名學生交涉；我質問他們為何要搞到這個地步，為何要把我這名資深同僚的畢生事業都給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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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六〇年代末到一九七〇年代初的德國或法國，學生會把停在路邊屬於別人的腳踏車、摩托車、汽車順手牽走，不認為這是竊盜行為。他會把車子留在身邊，有空的時候再還回去，或是等他弄到更讓他心動或更好騎（更好開）的車子以後再丟棄手上的，此時車子距原車主最後一次看到車子時已經被多騎（開）了好幾百公里。圖書館束手無策，只能抱頭痛哭，因為學生會把書拿走，然後永遠不還，如果哪天還書的話，通常是為了行使他們「借」更多書的權利。有的學生認為書店裡的書本來就是讓讀者拿的。有的學生覺得侵吞父母或監護人戶頭裡的錢，或是附近店家收銀機裡的錢，是很光榮的一件事。「一切財產皆為竊盜」——請大家注意，包括智慧財產在內。總之，抄襲也不是犯罪。
我們這個時代新出現的恐懼供應者已經不再服膺理性的審查了，這一點還有人會感到訝異嗎？這些新出現的恐懼供應者並不是聚集在學生自助餐廳裡的人，也不是星期天下午在倫敦海德公園的「演講者之角」（Speakers'Corner）高談闊論、滔滔不絕的修辭家，畢竟這些人到了晚上就會回家，重新消化並且熱烈討論大家白天所提出的主張。這些新出現的恐懼供應者並不是受不確定性支配的人，而是受神聖信念支配的人，他們會不厭其煩地向大家說明。他們認為，只有在竭盡所能實踐自己所信仰的神聖信念時，他們的生命才是有價值的；他們甚至不是不小心，而是故意做出傷ｈｔtps://ｗww.hｅｔｕbｏok.com•ｃoｍ害最多無辜老百姓的行動。這些新出現的恐懼供應者並不走越南獨裁政權下的佛教徒那種以有限度的自焚為終極信念的路線。這些新出現的恐懼供應者，成員全都經過精挑細選、一般人幾乎打不進去，而他們要當自殺炸彈客，甚至一死了之，才能提升在團體中的地位。
「沒有人是無辜的！」這句話是為了凸顯在更前面提到的修辭——「一切財產皆為竊盜」。這句話使我們全都成了竊賊，因為我們主張生命是我們的財產，不論有多短暫。而在六〇、七〇年代全世界陷入瘋狂的修辭型歇斯底里以及我們今天正在見證的事情的本質之間，最能標誌兩者差異的就是那句「沒有人是無辜的！」。這兩句簡單的修辭都能引發歇斯底里，而如果把這兩句結合起來，我們就得到一個主張「所有人的生命都是竊取來的」，因此任何真正的信徒都應該盡快把生命還給生命的合法主人。但願我們能夠說服宣揚「無限正義」（infinite justice）這類福音的傳教士把個人的生命交還給個人！唉，那些人把自己當作歸還的代理人，而無辜的人就得把自己的生命交出來，但就算他們把生命交出來，也得不到撫慰，也得不到生命的合法主人的寬恕。
現在，我們來談一談咒語滋生的環境。我在那次自願流亡期間，開始在幾所歐洲大學巡迴講座，沒多久我就瞭解到，那次歷史性的巴黎暴動儘管以失敗告終，氣氛依然濃厚，那種熱情全都保留了下來，或許變得更頑固了。我每天都跟學生以及形形色|色理想幻滅的年輕人接觸，設法為他們社會裡那些不平等的、壓迫人的社會矛盾尋找革命性的答案。毛派，或是毛派兼列寧派，或是托派，或是蒲魯東派（Proudhonists），或是毛派兼列寧派兼托派，或是史達林派兼列寧派……不論他們宣稱自己信的是哪一個革命教派，他們全都有一個根本的共同特徵：他們全都服膺於「人類社會的狀況和未來的新解釋」。他們全都是破壞性極大的代理人，他們會竭盡全力推翻布爾喬亞階級秩序，並且解放「新人」（the new man），將這些人從失敗社會的種種規範釋放出來，將這些人從失敗社會的偽善和可疑的倫理價值裡解放出來。他們對社會的邊緣事物抱持一種同仇敵愾的態度，不管是發生在多遙遠的地方，從牙買加的鋁土礦到南非的煤礦。他們在意識型態上都信仰馬克思主義，甚至是最粗淺的馬克思主義；他們大多沒把無政府主義當成社會哲學，但卻從馬克思對法律的分析萃取出很無政府主義的看法：法律不是中立的，而是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工具。因此，在他們公然宣稱要完成的使命及職責——階級鬥爭中，他們是跟法律劃清界線的。
hetubook.com.com要不要再看看別的例子？如果我們漏掉那個很容易傳染的解放季裡革命分子最愛的一個口號，那將是很大的遺憾。這個口號是某種絕對的、犧牲https://www.hetubook.com.com小我在所不惜的理想主義，當然也是我們那個世代的人所嚮往的；事實上，這個口號的出現是不可避免的，因為當時還存在著很多殖民壓迫的情況。這個口號就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毛澤東說的。注意，我現在要拿這個例子說明上述修辭結構中掩人耳目的固有情況；當時很多革命電台整天都在喊這個口號，然而，即使這個口號是絕對正確的，它卻會把它本身不費吹灰之力就產生的辯證命題等等數不清的矛盾與警告，以及從後見之明來講，它那種具體可見的力量從一個洲到另一個洲帶給我們的震撼，都輕易地壓制下去。我指的是歷史和社會方面的發現，像是「權力使人腐化，絕對權力使人絕對地腐化」。沒有比蘇聯及其帝國更好的例子了，蘇聯及其帝國是「激進絕對者」（radical absolutes）的實現，而所謂的「激進絕對者」有時不過只是修辭工具罷了。修辭是容得下辯證思考的，事實上，有效的三段論能夠強化修辭的力量，但對於目標在於引發集體歇斯底里的激烈修辭，邏輯推論序列，甚至是純理論上的演繹，都無法使它停頓。
他們的作為是在仿效當時歐美的激進核心小組。這就讓我們想起「集體」（collective）的意思。就連表演團體也不再稱為劇團，而是稱為「集體」。有位很有名的美國作家也感染了這股狂熱，有一陣子很走火入魔，拒絕承認她是自己寫的書的作者：她宣稱她的書是人類集體創作出來的作品，而她不過是個謙卑的媒介罷了，眾人透過她把這些見解表達出來。她這麼做主要是基於罪惡感：個人對任何物品的所有權都成了原罪。我這陣子跟她見過面，問她到了分配版稅的時候，她是怎麼解決集體主義這個問題的。坦白說，我不記得她的回答有讓我感到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