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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樣的堅持，以及更多的個人遭遇到的人際困惑，我開始思索臺灣社會的結構和心理問題。如果對我自己這些年來寫社會評論的企圖做一個總結，我想，應該是努力要面對這個大局勢的社會心理來進行一場可能永無止盡的精神分析吧。

一直到今年年初在花蓮遇到了陳菊女士，我才跟她提起第一次見到她的情形。那是清晨四五點的某個早晨，我隨著單位到了土城看守所，只見剛剛才在睡夢中被通知釋獄的陳菊，從遠處悲喜交加地激動蹦跳出來。

最初，面對這樣的情勢，我的反應是整個心情陷落深淵一般的沮喪。久而久之，也不知不覺地習慣了。這樣的漂泊流離倒不是有怎樣自憐自艾的悲情，更不是想要勾誘起閱讀我文字的人們來讚歎、惋惜或愛憐。當然，寫在這裏的回憶不免有些懷舊的憂鬱情愫，渲染化開的誘惑力量是必需事先警告的。但我並不否認，長久的不定位狀態，甚至是分裂的人格或心理認同，反而讓我脫逃了許多不必要的負擔，譬如幫派一般的情理合一的內部要求；但也推卸了很多應有的擔當——雖然我會懷疑「應有的擔當」真的可能存在與否。

佛洛依德的閱讀，我開始接納每個人自以爲客觀的意識都是他自己主觀的歷史所建構的；而馬克思的教導，則是更能審慎地注意社會位置（不止是階級）決定了包括我在內的每個人的最後選擇，進而盼望並要求自己如何在急速流動的社會中依然能站在大多數人民的這一邊，雖然人民意識到自己情勢的時刻往往是比實際的變化慢了許多拍。

同樣的妄念也支撑著自己以為可以做一些堅持。然而，當筆下尋常評論的社會問題降臨自己身上時，才是真正經歷的考驗。

當時參加編輯的不止是https://www.hetubook.com.com《南方》雜誌；還有更多的，是各路異議：刊物和各種讀書會。然而，那時的反對文化早已發生很大的變化了。不止是陣營的對立越來越界線清楚，甚至權力的流動也開始動搖了國民黨是掌權者而黨外則是被迫害者的這個鋼鐵般的簡單邏輯。我的主觀認定雖然認為自己是没有改變原初堅持的，然而在別人認定的文化政治地圖卻開始了永無止盡的漂泊流離。

桌上翻開的書其實不是解剖、生理或內外科學，大部分都是英美國家以外的各類詩、小說和文化史。白天擔任中華民國少尉軍官的我，就這樣在兩年之內行軍走遍了亞洲、非洲、拉丁美洲這些第三世界國家的文學版圖，後來又闖進了東歐和當時的蘇聯；到了下班時候，騎著破舊的速可達直接到景美的《南方》雜誌去交稿，同時和那裏出入的南北各路校園英雄談談當時如火如荼的第二波學運。

而那時在不同單位同時服役的朋友已經陸續遭到麻煩了。每次遇到放假到臺北的田雅各，總是又聽到一堆他的最新災情。而我更戒慎地坐在辦公室，每天總是一本洋文書打開，然後拿一張紙塗塗寫寫。醫務室裏頭校級軍官來來往往，每個人看了一眼說：「醫官好用功啊！」

寫作原本就是誤打誤撞的事。剛上大學的那一年，我不小心去聆聽一場關於七等生小說的演講，全場新生只有兩個人，聽完了一堆陌生的書名和理論以後，也就不得不成為阿米巴詩社的社員了。那時候詩社是這個南部小校園裏聲名狼藉的酒社，每當酩酊襲來，學長就會循循諄囑：「人在社會上就是要對自己誠實。」所以，在詩社裏，筆名也就意謂著有些不夠光明磊落。

沈浸在社會評論的書寫時，往往開始有進行系統學派之家族治療的錯覺，總以為在這原有的互動基態中丟進足夠的弔詭就可以改變原來生態的平衡了。的確，這真的是錯覺，一種支持著自己不斷書寫的貪念，但也是讓自己以為可以繼續堅持的妄念。

然而這樣的錯覺往往也幸虧有人共同享有，共同編織。特別我感激編輯自立早報副刊的顧秀賢和中國時報文化觀察版的蔡珠兒，當時他們將我推進了這條路。但我更私心地認為，他們兩人小兵立大功的編輯努力（特別是顧秀賢），可能是繼高信疆之後，影響臺灣知識界最大的編輯。

大學時代少數幾篇用「譚石」筆名寫的評論之一，是有關電影〈帶劍的小孩〉，柯一正導演而張艾嘉主演的。後來臺灣新電影成為主流了，這電影反而被遺忘了。和*圖*書但是電影裏小孩帶劍互相交往也互相傷害的意象，倒是成了一個豐富譬喻，特別適用在家庭或朋友這類的親密關係上。

當然，我並不是像執業的精神分析師般地傾聽整個社會的聲音。這和真正的臨牀工作所接觸的個案是不同的。臨牀工作是過去個人歷史盡量不曾重疊的兩個主體相互之間的對話，寫社會評論卻是永遠不由自主地陷在對象黑暗氣氛的濃厚籠罩裏。我永遠不會擁有一個足夠讓整個臺灣社會坐臥下來的躺椅，更不可能找到一個完全置之度外的聆聽座位。

雖然自己開始習慣在別人凝視的地圖中自在地漂浮游離，大部分的沮喪早已經不復存在；但是，永無止盡的分裂並不是就意謂著没有任何的焦慮。有些很簡單但很底層的原則，我試著做最後的堅持；但這樣的堅持往往還是會攪動生命最深處的焦慮。

但是學校雖小卻也刊物衆多。好不容易才認定自己是詩人的我，也開始必須要寫社論了。「譚石」這個身分也就這樣浮現了。後來很多朋友問我這名字的意義，因為當時的確是一份年少輕狂的菁英姿態，而今也就往往支吾其詞地打住了。

然而，這樣地有意識的被動放逐，我還是試著去尋求自己理論的依據。近年來隨殖民論述興起的漂泊美學（diaspora）或多重的最小自我（minimal selves）當然是相當適用的，但是，我那時候想更多的卻是德勒茲和伽達希合著的《反意第帕司》。

因為讀的是七年醫學系的緣故，我的學生生涯也就跨越了好幾代各校學生中的異議份子。八五年入伍時臺灣還是戒嚴時期，許多校園朋友參與的「李文忠事件」剛過，各種地下讀書會興起，而臺大的「學生之愛」還没發生。原本做好最壞的打算要入伍被釘梢的我，竟然抽到一個「百事可樂」的上上籤：在臺北市上下班地當兵；但也是到單位報到以後，才知道這可能是全國大專預官任職中最神祕也最機密的單位。

熟稔的朋友近來經常問候關於工作單位發生的一些事情。關於這件事，最後還是馴從了。那是一場相當不愉快的噩夢，精神分析地說，像是再次地遭整個外在世界閹割了。所有的漂泊流離，所有的逃逸戰術，剎那間忽然機器失靈了，就這樣許久不曾有過的慌張，不知所措地做些混亂的掙扎，最後是全然地接受了這整個體制在身體內部深處開始進行的一切改造了。

家庭的羅曼史是複雜地矛盾糾纏著，讓我深深地迷惑了。我的注意力開始從臺灣的整體社會，開始降到社區群體或社會團體，也降到了在社會結構中每一個人常見的家庭腳本。

但是，眞正發揮保命作用的，卻是當兵的時候。

「譚石」是那時候需要化身為印刷字體時的名字，隨後還用「拉非亞」譯介了許多第三世界文學及運動，還有更多的早已忘記的各種名字。總之，是活下來了。

那是最近發生的事情，我只是趁一切還没失憶地潛抑以前，悼亡一般地記和-圖-書錄下來。就像我回首看看自己這些年來所寫的文章，似乎有些屬於我的東西，似乎早已動搖異變了。就像一些堅持邊緣戰鬥的朋友所擔心的，似乎真的遂了他們的疑慮了。

我開始學評論是和使用筆名同時發生的。

更多的閱讀可以說是介於佛洛依德和馬克思之間的。對於這兩人理論的理解，我也許永遠都是半調子，就像更早以前參加另一個《資本論》讀書會時，我永遠都是受教的聆聽者，或是現在還參與的一個精神分析小組裏，我也只能談談簡單的溫尼寂特。

我忽然想起學生時代大家搞串聯時經常揶揄的一句話：「不要相信任何成人的話！」而我，忽然回首，發現自己一腳已經跨入成人世界了。

對我來說，這許多的閱讀開始摧毀了我原先内心世界的理性邏輯，根深柢固的二分法思考開始真正融化消失，思考開始出入於弔詭的自在。思想，也許還没辦法變成德勒茲筆下的戰爭機器，讓自己如何逃脫出意第帕司的必然軌道卻開始成為夢想藍圖的一部份。

那時我們組了一個讀書會，最先是因為要設法一起讀懂拉康的作品，猶如天書一般的《Écrits》，也就聚了一群不同知識背景的朋友，每週固定的時間就陸續出現在我家裏我自己的臥房兼書房。這個讀書會竟然也維持了近三年，前後參加的十多位朋友也你讀出了「革命情感」，才有了「戰爭機器」這樣的江湖名號。

對Ａ陣營來說，我可能是有Ｂ陣營的傾向；對Ｂ雜誌而言，我的Ａ意識型態又太濃了。這樣的質疑一直可以強烈感受到；甚至到了今天，開始在國內最主流的兩大報寫鳥專欄時，我還是可以感受到一起堅持邊緣戰鬥的朋友潛存的疑慮。

我試著要求自己做這樣的簡單的堅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