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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週以前，成立並不久的愛滋患者中途之家宣布結束了。透過報紙新聞的披載，同樣身爲男同性戀者的主持人，忿憤地指控國内最知名的「愛滋義工」祁家威先生，說他「擅自帶來一些他認爲很重要的人士來參觀，造成居住患者的驚恐，甚至導致其中一位的免疫力急速下降而死亡。」這使得運行不久的中途之家，因爲義務工作人員士氣遭到打擊以後，而草草結束。

在同性戀團體與愛滋病問題之間，我們看到了這樣的問題；在其他弱勢團體也是如此。譬如最近勵馨園策畫的反雛妓運動，從名流人士的參與簽名來出發，就曾遭到一些人士的質疑，在中國時報意見橋上提出實際作用的質疑。稍早，西方對第三世界熱帶雨林要求保護的呼籲；更早以前，人類學家以保護者自居，對某些原住民權益的大聲疾呼，都有類似的反應。這些活動當然是有其不可否認的效應。問題是，一旦有了善意回應的政策，甚至成立專職「機構」，這一切現象就改善了嗎？

美國的諸多大都會區對愛滋病的戰爭，在一九八五年到八六年有一次重大的轉變。原先屬於男同性戀草根性團體的愛滋工作，隨著大量的經費補助和政策的和-圖-書確定，也就轉移到充滿矛盾感受的政府和漠然的醫療帝國。弱勢團體的相關問題一旦機構化了，問題本身的發言權也就悄然有了異動。

回到愛滋病問題上吧。一九八一年七月美國〈疾病及死亡每週報告〉提出六位死於卡式肺囊蟲（Pneumocijstis carinii）的個案報告後，一個接一個的恐怖命名，從「男同性戀肺炎」、「男同性戀癌症」到「男同性戀黑死病」，隱涵了整個美國社會的日益驚慌。從接近中性的疾病態度（「肺炎」）到充滿敵意的詛咒（「黑死病」），而產生了「同性戀——愛滋病——世紀黑死病——天譴」的刻板印象。

美國醫療界及一般民衆的反應從恐慌開始，以隔離的態度來進行驅逐，到現在，當愛滋病不再只屬於同性戀者時，人道主義的表面態度才得以浮現。然而充滿道德訓誡的口氣，還是隨時可見的。這樣的例子很多，譬如「達拉斯反擊愛滋病的醫界聯盟」C. Muller和P. Cameron兩位醫生的這類發和_圖_書言：「如此嚴重的公衛問題，必然是要透過各種方式，來促使全體公民盡一切力量毀滅同性戀運動，將這些形形色|色的行爲都視爲罪行。」

當然，單憑新聞報導，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的掌握並不是很完整的。然而，至少可以確定在同性戀者參與愛滋工作的團體中，同樣是弱勢者的身分卻已隱然分成了不同的立場：以發言人角色自居而與「重要人士」密切合作的半官方人士；以及和醫療界（特別是直接或間接的官方人士）保持距離的愛滋工作人員。

在這情況下，同性戀團體自然很直覺地認爲愛滋病是虛構了，至少也是相當誇大的，是用來隔離、汙衊和控制同性戀團體。即使到現在，愛滋病的工作是一個借助同性戀團體的政策時，合作的對象還是有限的代理人而已。對大部分的弱勢團體來說，在政策層面上的論述並非屬於他們原來的身體或語言的；要他們在陌生的場合討論或發表意見，他們就不再是原來的他們了——一旦能與強勢者或官方對話，弱勢也就不再是弱勢了。

在臺灣同性戀團體中，愛滋病是否是一個嚴重問題，這是十分複雜而有待爭議。然而，在同性戀這議題本身還不ｈtｔｐs://m•hｅｔuｂoｏk.ｃoｍ.ｃom全然廣爲接受的情境下，對愛滋病的預防或教育，也就往往和同性戀基本權利的爭取有著息息相關的微妙關係。整個社會的逐漸開放，固然促進了弱勢團體權益的爭取；但也同樣出現了像祁家威這樣的「義工」和莊哲彥這樣的「專家」。弱勢團體一旦開始受到注意，這類的「義工」和「專家」也就隨之而生。讓人感到好奇的，並不是這些「專家」和「義工」的誠意，相反的，他們某一程度的熱心和好心是可以肯定的；讓人想要進一步思考的，應該是這樣的弱勢團體一旦出現了「專家」和「義工」，究竟帶來了怎樣的變化？

在臺灣，將愛滋視爲醫療工作而正式展開的期間並不很久。一九八四年十二月臺北出現一位愛滋病的外籍人士以後，次年五月才展開血清檢驗工作，衛生署也才開始委託醫界「專家」有計畫地宣導和教育。當然這些「專家」其實也才初次接觸愛滋病。最典型的例子是目前國內愛滋病的主要學術界人士，也就是臺大醫院內科莊哲彥敎授。在一些訪問和介紹裏，莊敎授坦然承認了工作開始時，因爲完全沒有愛滋病的實務工作，而引發的一些「笑話」。譬如：爲了和同hetubook.com.com性戀團體接觸，招募醫學院高年級學生「混入」同性戀聚會圈；或是自行進入Gay Bar等同性戀聚會場所，要求發表類似醫學講座的預防宣導，卻招來冷漠的接待。

對原先的草根性團體而言，運動本身已經到了一定的瓶頸，需要更多的經費和效率；對官方機構而言，問題本身一定有其合法性，人道主義也就成爲最好的態度，如何結合（或製造）專家來成立機構也就是最好的方法。於是少數的同性戀工作者被吸納而位居「榮譽義工」之類的明顯位置，擔任著代理人的角色，提供相關的資訊，也就是「專家們」要成爲專家的基本素材。相對而言，一旦官方機構和專家們有了他們的代理人，往往也就對外宣稱有了他們的「全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最近蘭嶼雅美族對國家公園設置的抗議，內政部部長吳伯雄的反應是「也許我們宣傳不夠，應該再去進行」，而不是如何去傾聽各種聲音。政策執行者往往將原先的溝通對象（代理人或義工等等）視爲全部的聲音，而以「聽過了」、「已經溝通了」、「有注意到了」、「有代表了」，來結束了整個弱勢團體的聲音；而扮演代表的人士，也以握有奇貨可居的資源來增和*圖*書加自己的籌碼。

在愛滋病中途之家事件中，我們看到了不知如何和官方專家配合而只好自行奮鬥的例子；甚至，我們是看到了遭「善意」政策塞住了喉嚨時，受害者失去了任何發聲的機會，只好以死亡作爲最後哀嚎的一種活生生慘劇。然而，這樣的慘叫又喚起多少改變呢？

儘管這些「專家」眞正著手愛滋病問題並不久，但在數年之間，這些原來只是擅長免疫學的專家也都因應需要，成爲新領域的新專家了。如果我們打開莊敎授主編衛生署出版的《愛滋病全貌：１９９２》，將會發覺這些專家居然從生理、醫學，到心理、社會同性戀文化、歷史，甚至是倫理道德、人權等等領域，也都儼然以專家的口氣來論述各種問題了。

於是，隨著機構和政策的確立，所謂「專家」和「義工」因應而出現，羣衆也就消失了。或者，更準確地說，羣衆也就失去了發言權，失去了主體性。弱勢團體的羣衆在面對這些「善意」的政策和人們時，突然失去了抗爭的合法性。彷彿，一旦有了安排，問題如果還沒改善，就是這些弱勢團體本身的墮落了。於是，問題沒解決反而遭譴責的弱勢者越來越疏離，而專家們也就越來越需要代理人式的「義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