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輯 我有一個夢
死了一名愛滋患者之後
——政策對弱勢團體的「善意」謀殺
幾週以前,成立並不久的愛滋患者中途之家宣布結束了。透過報紙新聞的披載,同樣身爲男同性戀者的主持人,忿憤地指控國内最知名的「愛滋義工」祁家威先生,說他「擅自帶來一些他認爲很重要的人士來參觀,造成居住患者的驚恐,甚至導致其中一位的免疫力急速下降而死亡。」這使得運行不久的中途之家,因爲義務工作人員士氣遭到打擊以後,而草草結束。
在同性戀團體與愛滋病問題之間,我們看到了這樣的問題;在其他弱勢團體也是如此。譬如最近勵馨園策畫的反雛妓運動,從名流人士的參與簽名來出發,就曾遭到一些人士的質疑,在中國時報意見橋上提出實際作用的質疑。稍早,西方對第三世界熱帶雨林要求保護的呼籲;更早以前,人類學家以保護者自居,對某些原住民權益的大聲疾呼,都有類似的反應。這些活動當然是有其不可否認的效應。問題是,一旦有了善意回應的政策,甚至成立專職「機構」,這一切現象就改善了嗎?
美國的諸多大都會區對愛滋病的戰爭,在一九八五年到八六年有一次重大的轉變。原先屬於男同性戀草根性團體的愛滋工作,隨著大量的經費補助和政策的和-圖-書確定,也就轉移到充滿矛盾感受的政府和漠然的醫療帝國。弱勢團體的相關問題一旦機構化了,問題本身的發言權也就悄然有了異動。
回到愛滋病問題上吧。一九八一年七月美國〈疾病及死亡每週報告〉提出六位死於卡式肺囊蟲(Pneumocijstis carinii)的個案報告後,一個接一個的恐怖命名,從「男同性戀肺炎」、「男同性戀癌症」到「男同性戀黑死病」,隱涵了整個美國社會的日益驚慌。從接近中性的疾病態度(「肺炎」)到充滿敵意的詛咒(「黑死病」),而產生了「同性戀——愛滋病——世紀黑死病——天譴」的刻板印象。
——原載民國八十二年四月十五日《中國時報》
美國醫療界及一般民衆的反應從恐慌開始,以隔離的態度來進行驅逐,到現在,當愛滋病不再只屬於同性戀者時,人道主義的表面態度才得以浮現。然而充滿道德訓誡的口氣,還是隨時可見的。這樣的例子很多,譬如「達拉斯反擊愛滋病的醫界聯盟」C. Muller和P. Cameron兩位醫生的m•hetubook.com•com這類發言:「如此嚴重的公衛問題,必然是要透過各種方式,來促使全體公民盡一切力量毀滅同性戀運動,將這些形形色|色的行爲都視爲罪行。」
當然,單憑新聞報導,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的掌握並不是很完整的。然而,至少可以確定在同性戀者參與愛滋工作的團體中,同樣是弱勢者的身分卻已隱然分成了不同的立場:以發言人角色自居而與「重要人士」密切合作的半官方人士;以及和醫療界(特別是直接或間接的官方人士)保持距離的愛滋工作人員。
在這情況下,同性戀團體自然很直覺地認爲愛滋病是虛構了,至少也是相當誇大的,是用來隔離、汙衊和控制同性戀團體。即使到現在,愛滋病的工作是一個借助同性戀團體的政策時,合作的對象還是有限的代理人而已。對大部分的弱勢團體來說,在政策層面上的論述並非屬於他們原來的身體或語言的;要他們在陌生的場合討論或發表意見,他們就不再是原來的他們了——一旦能與強勢者或官方對話,弱勢也就不再是弱勢了。
在臺灣同性戀團體中,愛滋病是否是一個嚴重問題,這是十分複雜而有待爭議。然而,在同性和*圖*書戀這議題本身還不全然廣爲接受的情境下,對愛滋病的預防或教育,也就往往和同性戀基本權利的爭取有著息息相關的微妙關係。整個社會的逐漸開放,固然促進了弱勢團體權益的爭取;但也同樣出現了像祁家威這樣的「義工」和莊哲彥這樣的「專家」。弱勢團體一旦開始受到注意,這類的「義工」和「專家」也就隨之而生。讓人感到好奇的,並不是這些「專家」和「義工」的誠意,相反的,他們某一程度的熱心和好心是可以肯定的;讓人想要進一步思考的,應該是這樣的弱勢團體一旦出現了「專家」和「義工」,究竟帶來了怎樣的變化?
在臺灣,將愛滋視爲醫療工作而正式展開的期間並不很久。一九八四年十二月臺北出現一位愛滋病的外籍人士以後,次年五月才展開血清檢驗工作,衛生署也才開始委託醫界「專家」有計畫地宣導和教育。當然這些「專家」其實也才初次接觸愛滋病。最典型的例子是目前國內愛滋病的主要學術界人士,也就是臺大醫院內科莊哲彥敎授。在一些訪問和介紹裏,莊敎授坦然承認了工作開始時,因爲完全沒有愛滋病的實務工作,而引發的一些「笑話」。譬如:爲了和同性和-圖-書戀團體接觸,招募醫學院高年級學生「混入」同性戀聚會圈;或是自行進入Gay Bar等同性戀聚會場所,要求發表類似醫學講座的預防宣導,卻招來冷漠的接待。
對原先的草根性團體而言,運動本身已經到了一定的瓶頸,需要更多的經費和效率;對官方機構而言,問題本身一定有其合法性,人道主義也就成爲最好的態度,如何結合(或製造)專家來成立機構也就是最好的方法。於是少數的同性戀工作者被吸納而位居「榮譽義工」之類的明顯位置,擔任著代理人的角色,提供相關的資訊,也就是「專家們」要成爲專家的基本素材。相對而言,一旦官方機構和專家們有了他們的代理人,往往也就對外宣稱有了他們的「全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最近蘭嶼雅美族對國家公園設置的抗議,內政部部長吳伯雄的反應是「也許我們宣傳不夠,應該再去進行」,而不是如何去傾聽各種聲音。政策執行者往往將原先的溝通對象(代理人或義工等等)視爲全部的聲音,而以「聽過了」、「已經溝通了」、「有注意到了」、「有代表了」,來結束了整個弱勢團體的聲音;而扮演代表的人士,也以握有奇貨可居的資源來增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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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籌碼。在愛滋病中途之家事件中,我們看到了不知如何和官方專家配合而只好自行奮鬥的例子;甚至,我們是看到了遭「善意」政策塞住了喉嚨時,受害者失去了任何發聲的機會,只好以死亡作爲最後哀嚎的一種活生生慘劇。然而,這樣的慘叫又喚起多少改變呢?
儘管這些「專家」眞正著手愛滋病問題並不久,但在數年之間,這些原來只是擅長免疫學的專家也都因應需要,成爲新領域的新專家了。如果我們打開莊敎授主編衛生署出版的《愛滋病全貌:1992》,將會發覺這些專家居然從生理、醫學,到心理、社會同性戀文化、歷史,甚至是倫理道德、人權等等領域,也都儼然以專家的口氣來論述各種問題了。
於是,隨著機構和政策的確立,所謂「專家」和「義工」因應而出現,羣衆也就消失了。或者,更準確地說,羣衆也就失去了發言權,失去了主體性。弱勢團體的羣衆在面對這些「善意」的政策和人們時,突然失去了抗爭的合法性。彷彿,一旦有了安排,問題如果還沒改善,就是這些弱勢團體本身的墮落了。於是,問題沒解決反而遭譴責的弱勢者越來越疏離,而專家們也就越來越需要代理人式的「義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