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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想國》令人難忘的一幕中，柏拉圖的確對當時民主政治人物為成為決策者所受的訓練，提出概要的理論性討論。蘇格拉底宣稱，當政客就有如照顧一頭凶猛無理性的野獸，這個人要餵食牠並隨時注意野獸的情緒，學會用不同的聲音安撫或激怒牠。即使長久的經驗讓他相當熟悉這頭野獸，他卻不知道該如何分辨野獸的喜好的好壞，同時無法對自己的行為提出一套合理的說法。「那個人，」蘇格拉底一邊搖頭一邊做結論：「會是個非常古怪的教育家。」

希特勒也一再推崇斯巴達人。他們只憑一小群菁英人口，就能控制人數龐大的希洛人和其他地中海地區的次等民族，足證斯巴達人以種族純粹和軍事秩序為基礎所造就的非凡力量。他們在溫泉關戰役表現的精神，就和德國人在一次世界大戰及後來的史達林格勒戰役展現的一樣。斯巴達是史上第一個「民族國家」——一個種族純粹的人民經由服從和軍事訓練，展現完美的社會秩序。最怪異的是，希特勒將什列斯威-霍爾斯坦地區農民喝的湯，拿來和拒斥一切奢侈享受的刻苦的斯巴達人常喝的肉湯相比擬。從食物到優生學，斯巴達的象徵為納粹思想提供了古代權威。

柏拉圖認為斯巴達體現了他想在理想國建立的秩序，他的褒揚成了現代政治世界最長遠和困擾人的思想遺產。橫跨十八世紀，而且尤其是在十九世紀，雅典民主和斯巴達秩序的理念捲入當時的革命政治動盪，歐洲知識分子為誰優誰劣而爭論不休。哲學家和政治家彌爾以雋永之言，展現希臘的象徵何以做為當世辯論的主張，他直率宣稱：「即使就英國歷史而言，馬拉松戰役的重要性也勝過黑斯廷戰役。」彌爾認為，過去與現在為一綿延不斷的整體，因而值得為了今日的政治現況，熱烈辯論過去的理念。在革命的時代，斯巴達可做為安定社會的榜樣。就連盧梭也稱頌斯巴達沒有雅典——延伸來說，以及現代歐洲——政治情況那種飄搖擺盪、派系分裂和全然紛亂的毛病。

批判納粹主義的知識分子，同樣也拿柏拉圖的政治思想做文章。誠如一位美國教育家所言：《理想國》是「法西斯主義的原始哲學憲章，也是西方世界教育史上最危險的東西之一」。克羅斯曼是二次戰後英國政府的政治領袖，他在西和-圖-書元一九三七年寫了一本暢銷書《柏拉圖在今日》，他在書裡假想柏拉圖造訪納粹德國（以及蘇聯和其他政體）。儘管柏拉圖在第三帝國見到許多值得讚賞的事，但他也不期然地抨擊一個德國學者不但誤解他的理論，還誤用他的論點。

柏拉圖是西方歷史上關於民主政治的首要批評家。他生活在西元前四世紀雅典的民主盛世，年輕時，曾目睹血腥短暫的寡頭政治論者的政變。他有個叔叔是這群奪權者的領袖之一，他們被冠上「三十僭主」之名。還目睹自己的老師和偶像蘇格拉底被民主政治的法院處死，後人認為他的許多著作是出於對這個事件的深沉憤怒和失望。《理想國》是柏拉圖政治哲學的集大成之作，從蘇格拉底和友人的長篇對話中，畫下一幅理想社會的藍圖。柏拉圖在此書和其他對話錄中，藉蘇格拉底之口所表達的批評，至今仍主導西方世界對民主政體的思考。他的觀點影響了現代民主的面貌，卻也助長了希特勒的法西斯政府和蘇聯共產主義。他要負的責任很多。

在民主政體中，無論在理論和實務上，都難以約束公民的喜好。不過，柏拉圖對「秩序和約束」的愛好也主宰了他的政治理論思考。他認為在希臘所有城邦中，斯巴達最能顯現良好社會秩序可帶來的益處。他一再讚揚斯巴達，《理想國》通篇可見斯巴達社會制度的影響力。在柏拉圖和其他保守的貴族看來，雅典民主制度是瀕臨混亂、無政府的自由主義，而斯巴達則是可供比較的表率。

柏拉圖對民主政體的批評，已完全融入今日怪異又自我矛盾的民主形式的形成過程。他以法律和秩序之名反對民主政體的立場，一直是極權政府（以及不安的民主政府）所依據的重要思想權威。柏拉圖的問題仍是我們的問題。他的論證持續以深入的方式建構現代的政治辯論並解釋現代的體制。和柏拉圖辯論、為柏拉圖的理論辯論，以及透過柏拉圖辯論，讓民主政治及批評家的根本理念充滿生氣。

在《理想國》中，柏拉圖接著又以銳利的機鋒剖析「民主政體的人民」。他承認民主政體的自由開放，「就像色彩鮮豔的東西對婦女和孩童那般」具有吸引力。但他反駁，民主政治論者無法分辨「喜好」的好壞，「所有的喜好都平等，都應該享有同等和圖書的權利。」於是，一天喜歡美女醇酒和歌曲；第二天則迷上流行的飲食法。一天喜歡讀書；第二天則愛上運動。「他的生活毫無秩序或約束可言，而他認為自己的生活方式愉快、自由又幸福。」民主政體的自由是指社會和人心缺乏約束。「什麼都可以」的時候，就無法維持應有的秩序。

柏拉圖的第一項論點，就是專門領域應由專家評斷。人民不曾受過治理國家的教育，因而不能期望他們做明智的判斷、評估複雜的論證。民主政體將決策的權力交到人民手中，就等於向製鞋匠請教如何鑑賞音樂，或向音樂家請教如何騎馬。

然而，在眾多這類思想著作中最具影響力的，是卡爾．波普爾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波普爾在第一卷中，對柏拉圖的極權主義思想做了最激動人心的批判。他於西元一九三八年著手寫作這部不凡之作，從家鄉奧地利流亡至紐西蘭後，於西元一九四三年成書。他的筆鋒充滿情感與對「現今世局的黑暗」的深思。此書以兩段引言起首，這兩句引言放在一起顯得別具意義。第一段是培利克里斯所言：「儘管只有少數人有構想政策的能力，我們每個人卻都有評斷政策的能力。」第二段柏拉圖的話，一開頭這麼說：「最重要的原則是，人不分男女，都不能沒有一位領袖。任何人的心靈也不應習於出自熱忱甚或樂趣而做任何事。」然後結論是：「總之，一個人應以長期的習慣訓練，教導自己的靈魂不要夢想獨立行動，而且要徹底失去這樣的能力。」高舉「法律與秩序」口號的政客很少像柏拉圖這樣，把法律與秩序有多重要，或是「法律與秩序」與民主政體講求的個人自由有所牴觸時會發生什麼情形，說得這麼白。自柏拉圖以後，這個問題至今仍是民主政治和政治理論的核心議題。

柏拉圖的鮮活描繪，顯示在民主政體中，政客無法只是執著於真理或正義，而是要順應任性善變的人民的隨興念頭，或是想辦法矇騙他們。「公眾意見」而非憑經驗或知識，成了準則。做對的事的能力不時要和取悅人民——野獸——的需要妥協。柏拉圖第二項具毀滅性的批評就是，民主政客並非領導人民，而是順從人民（缺乏見識）的願望。

民主政客熱中於如何展現自己的論點勝過追求真理，而且這種作法有其和-圖-書必要，柏拉圖看來覺得失望。然而，柏拉圖對民主政治的尖刻犀利批判，在現代社會卻成了一種事業，一種必要而結構化的政治過程。每個政黨都有公關部門，都要打文宣戰，都有其媒體操作人——全都是以「公眾意見」這個唯一標準來評判。柏拉圖的批評，再度在現代政治體系中徹底制度化。

現代民主制度欣然接受他的論點，但柏拉圖也能輕易指出此舉的邏輯薄弱。雖然專業知識不易取得而且有其必要，但專業意見也需要接受統治者的評估。評斷不同專家意見和訂定政策的，是政治人物，可是，政治人物需要有什麼樣的訓練和專業？政治人物需要有什麼樣的知識？選民該如何了解和評估政治專業，並要這樣的專業負起責任？愛諷刺人的柏拉圖或亞里士多芬尼會非常樂於剖析現代政客的「訓練」，尤其是從政倫理。

《理想國》犀利探討這個民主政治論點的意涵。在理想的國度，統治階層是哲學家君王，他們是特別訓練來管理政府事務的特選人才。精心設計的教育學程讓他們成為可勝任治國大事的最佳人選，而治理國家的任務也應該交付給這樣的人。在理論上，女性也可參與這個菁英階層。軍事人員則應選取最適合的人，經過訓練後來保衛國家。其他人——工人、生產製造者、一般的男女——則生活在完美穩定的城邦中。哲學家君王宣揚一套「高尚謊言」的神話蠱惑人民，為國家的制度狀態提供合理化的解釋。

斯巴達是高度中央集權的軍事政體。他們有兩位國王，以及一個輔佐國王的元老議會。「斯巴達公民」的菁英階層是經過嚴格身心訓練的產物。政府規定新生兒若是不健康，即被遺棄山野任其死亡。斯巴達幼童歷經體能訓練和團體控制，少年時就要面對野外求生的體驗。成年後，他們加入「軍團」，一同生活和接受訓練，私有財產和房屋都受到嚴格限制。斯巴達人擁有人數龐大的「希洛人」——被他們征服而受奴役的鄰邦人民——並且以殘酷高壓手段控制著。斯巴達人宣稱，他們的社會制度是由最早的立法者萊科格斯所創，一切細節都不容更動。在這樣的體制下，他們成為地中海地區名聲最響亮、也最讓人心驚膽寒的戰士，並且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打敗雅典。他們沒有雅典那般蓬勃的藝術、文學和_圖_書和音樂發展，這些也是柏拉圖在《理想國》中主張禁止的事。他們的社會不只是保守，也是旨在以集體利益為重，在每個階段都嚴格控制個人。個別公民的生活規畫都以國家（也是全體）利益為中心，以國家之名，排除一切個人的奢侈享受、舒適安逸和改變。

柏拉圖第一項而且影響力也最持久的評論，看似簡單其實並不簡單，並對現代民主政治造成極具破壞力的影響。他以引人入勝的方式，藉由蘇格拉底及其邂逅之數名公民的對話表達這個論點。蘇格拉底問人：「如果你想得到做鞋子的建議，你會請教誰？」對方回答：「製鞋匠。」接下來，問題涉及的重要性愈來愈大。他繼續問：「如果你想了解什麼人演奏音樂的技巧精湛，你會請教樂器演奏的專家嗎？」「當然。」對方表示同意。「如果你想知道什麼人擅長數學，你會請教數學家嗎？」「當然。」這些對話就這樣一路進行下去，然後他提出了關鍵問題。「如果你想獲得了解政治的建議，你會請教製鞋匠、音樂家，還是政治專家？」對方差不多被逼到角落，顯得有所遲疑，蘇格拉底以更多的例子進行說服，對方最後同意，在每個專門領域都有專家。那麼，什麼人是政治專家？必然不是製鞋匠或其他行業的人。

羅合坦白直言他對一般人的看法。他批評人是「衝動、缺乏思考力和粗暴的」，而且充滿「無知」、「沉迷杯中物」和「習於威脅恐嚇」。這種觀點讓他無法對一般選民有好感。現代民主政治也常提出這樣的論點，只不過表達的方式較為婉轉。經濟、外交、教育、交通等各項政策都是複雜艱深的領域，全由專業人士負責。由於這些專家具有專業，所以委託他們做明智的決定。在現代民主制度中，人民被排除在政府決策過程之外，這個論點主張，部分原因是因為他們沒有做相關決定的能力。柏拉圖的民主評論如今已融入現代民主制度的結構。

不過，對斯巴達的狂熱在二十世紀的德國達到顛峰，以最駭人的形式實現了秩序至上的理念。斯巴達人源自北方民族多利安人，他們是多利安人的盛世。在德國國家主義的神話中，日耳曼人自視為新多利安人，而且斯巴達似乎體現了亞利安人的理想，因而充滿無限魅力。在一九三〇和四〇年代，德國歷史學者一再拿和-圖-書斯巴達當作參考的例子。斯巴達人在思想和政治上都排外——亦即他們不受東方腐敗思想之害。他們的體制仰賴軍人貴族。他們和土地的關係密切，具有依循真理、誠實和率直的生活觀，同時有嚴密的體能訓練當作支持。他們淘汰不健康的新生兒是開化的優生學，依據的是種族純粹的堅定理想。他們不允許具腐化影響的當代文學和音樂。斯巴達是新德國的典範。

這個論點在十九世紀的民主論戰時，被大加利用。羅合反對《一八六七年改革法案》時，提出了一個響亮的口號：「強制我們未來的主人學會認字母，是絕對必要的事。」這句後世一再引用的口號的高明之處，是採用多層次的羞辱。這位出身牛津大學的教育部長，說這話的口吻看似單純討論教育政策，但這項政策是針對他譏諷刻薄稱之為「我們未來主人」的人。要是給予一般男性投票權，就是讓他們成為受過教育官員的主子。他指出有推行義務教育的必要，因為要是不強制，他們就不會上學。一般男性的教育程度遠低於「專家」的資格，甚至必須從最基本的「認字母」學起。民主政治論者的主張，是要將投票權給予文盲，讓他們成為菁英階層的不適任主人。羅合高雅又充滿蔑視的矛盾之言，總結了他眼中民主制度的荒謬。

現代政治，尤其是美國和英國的民主制度，沉迷於「如何展現」的問題。儘管世人常悲歎這是現代政治不比以往政治那般乾淨高尚，已不幸沉淪了，但正如柏拉圖著作清楚顯示的，早在古代雅典，這就已是人們熱烈討論的問題了。雅典人同時從宏觀的哲學層次和政治運作的實務層面討論這個問題。當時有稱為「詭辯學者」或「修辭學老師」的專家收取高昂學費，訓練人「編造輿論」和「自我表現」的技巧。

民主政治仰賴的，是如何展現對抗的論點或事件版本。要在民主政治中發言，就要想辦法說服聽眾。說服的技巧能夠學習而來，也有一套評估的方法。喪失選票和打輸官司的人，很可能覺得自己是吃了別人辯論技巧的虧。編造輿論是民主政治特有的現象：要理解民主政治，就必須承認說服的影響力，一個人認為的精采論述，在別人眼中可能是欺騙性的不實陳述。編造輿論並非現代才有的問題，打從民主政治一開始，這就已經是雅典人關切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