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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小說開頭，似乎想告訴人們潘金蓮是一個天生的「好色的女子」，「衒色而情放」（第一回）。的確，從表面看，潘金蓮作為武大的妻子與西門私通，作為西門的妻子又與琴童苟且，接著又與經濟勾搭，借王潮兒洩欲，真是一個天生的騷|貨。

但仔細看看，似乎情況並不那麼簡單。小說以活生生的事實在告訴人們，像潘金蓮這樣的女人的「淫」，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被有權有勢的男人們逼出來、誘出來的。她本是裁縫的女兒，雖「生得有些顏色」，但應該也天真無邪。可惜九歲那年被賣進了驕奢淫逸的王招宣府，浸染薰陶，將她的天性向淫縱的方向引發。年方十八，正當尋求正常夫婦生活的時候，卻被張大戶「收用」，「美玉無瑕，一朝損壞；珍珠何日，再得完全」？她的貞操觀從此被轟毀了。以後又被迫嫁給武大郎，張大戶卻仍與她朝來暮往，公開廝會，作為玩物。張大戶一旦身故，她面對著「人物蝟」的丈夫，不免感到「奴心不美」，心裏受到壓抑，處在一種性苦悶中。因此一遇到西門慶的誘惑，馬上上鉤。但西門慶本是一個「玩女人的領袖https://www.hetubook.com.com」，不斷地周旋於妻妾，鬼混於妓院，根本不可能對她有什麼專一的愛情，常使她「粲枕孤幃，鳳台無伴」，「捱一刻似三秋，盼一時如半夏」，這就難免又使「青春未及三十歲」的她在性壓抑中「不顧綱常貴賤」，與小廝琴童「做在一處」（第十二回）。假如說與琴童、王潮兒之類的勾搭，是在寂寞中的潘金蓮比較主動的話，那麼與陳經濟的私通，就離不開這個「色膽如天」的小女婿的挑逗和誘惑了。因此，潘金蓮性欲的惡性膨脹，人性的畸形扭曲，不能不說與男人們有著密切的關係。男人們的淫，從正面或反面逼著她一步一步地成為被男人們詛咒的「淫|婦」。

潘金蓮是有罪的。她情欲衝動，催化了她自我意識的覺醒，但遠談不上是一個背叛或反抗那個社會的先知；她情欲的膨脹，人性的扭曲與泯滅，害人又殺人，無疑是有罪的，且罪孽深重，不容諱言。但是，她的情欲為何會惡性膨脹？是誰使她淪為「淫|婦」？是誰將她送上了絕路？這些都值得我們深思。

再看潘金蓮的死，是不是hetubook.com.com死於有罪，罪有應得？小說所交代的是，潘金蓮死在武松的刀下。武松之所以要殺死金蓮，完全是為了替兄長報仇。他的兄長就是被潘金蓮勾結情夫毒死的。「謀殺親夫」這個罪名，不論是在明代還是在現在，在東方還是在西方，恐怕都為刑法所不容。從這個意義上看，潘金蓮的死是罪有應得。但問題在於她為什麼會走上「謀殺親夫」這條道路？這當然與當時社會的制度、傳統的道德大有關係。男女不平等的法律與思想，無疑阻隔了女性追求愛情自由的道路。在明代，男性自親王至庶人，皆有權娶妾，而妻妾不得事二夫，違者以奸論。潘金蓮憎嫌丈夫，而「和西門慶做一處，恩情似漆，心意如膠」（第四回）。她對西門慶說：「奴家又不曾愛你錢財，只愛你可意的冤家，知重知輕性兒乖。」（第八回）這從她的角度來看，似乎也是在追求一種「靈與肉」相結合的婚姻。但當時的法律與道德都不允許她有外遇，不允許她有自由的追求，於是一旦事情敗露，就鋌而走險。從這一點來看，也可以說是罪在社會。於是，從「五四」以來，不時會看到人和-圖-書們對潘金蓮充滿同情，一時間將她與安娜．卡列尼娜，乃至茱麗葉等相提並論。這種同情無疑是用現代的意識來觀照古代的結果。但是，假如我們同樣用現代的意識來從另一方面考察的話，她與西門慶的偷情與謀殺，畢竟是一己之肉欲惡性膨脹的結果。她自恃「有些顏色，所稟伶俐」，丈夫配不上，卻不曾有過掙脫這個不美滿婚姻鎖鏈的表示和舉動，而只是一味地「好偷漢子」，「勾引」那些風流子弟（第一回）。男性在當時有權娶三妻四妾固然醜惡，那女性事二夫三夫就是美事嗎？當西門慶「十挨光」第一次捏她腳時，她清楚地知道這是在「勾搭我」而並非是什麼愛情。其實，武大還是比較寬容的。他挨了一腳，躺倒在床上，只是希望潘金蓮「可憐我」，「扶得我好了」，以後就「都不提起」（第五回）。可是潘金蓮一味追求的是與西門慶「二人在房內，顛鸞倒鳳，似水如魚，取樂歡娛」，以致「貪歡不管生和死」（第六回），把丈夫活活地毒死，她個人的私欲得到滿足了，但這是以他人的生存權作為代價的。明代後期，鼓吹人欲，張揚個性，對封建禮法發動衝撃，自www.hetubook.com.com有它的積極意義，但凡事過了頭，完全不顧任何一個正常社會所必須維護的正常秩序，也必然為社會所不容。因此，潘金蓮之死，是「淫」與「法」衝突的結果。既不能把一切歸結為她的「淫」，也不能盲目地同情她的「淫」。她的死，社會有責任，她個人同樣也有責任。社會不能超越不平的禮法，她個人也不能克服人性中的弱點。在膨脹的私欲與社會的法制的嚴重衝突中，這個似花如玉的青年女子就不可避免地成為刀下之鬼。

悲哉金蓮，罪由私欲的膨脹；悲哉社會，罪在禮法的不平。個人的欲與社會的法，什麼時候才能擺平？什麼時候才能和諧？

從反面來看，西門慶之流的淫，整日價在外面鬼混，冷落或中斷了夫婦間的正常性生活，使女性常常處於一種性的饑渴與壓抑的狀態中，也就不是把她們逼出了病（如第十七回李瓶兒得「鬼交之病」），就是將她們逼向了淫。小說中的金、瓶、梅在這一點上，都被作者用濃墨重彩寫得活靈活現，無可辯駁。潘金蓮因丈夫留戀妓|女與琴童苟且、李瓶兒因長期被太監霸佔而貪西門慶是「醫奴的藥」，春梅因周統制「逐日理會軍情」，「和-圖-書房幃色欲之事，久不沾身」而「欲火燒心」（第九十九、一百回）。在這裏，都清楚地表現了性壓抑就是性放縱的前奏，金、瓶、梅無不如此！而使女性們受壓抑的罪魁禍首，即是主宰著她們的丈夫。當然，不可否認女性每個個體的生理基礎、出身經歷、道德觀念等各個不同，在她們成為「淫|婦」的道路上不能完全排除她們個人的因素，《金瓶梅》也力圖想說明像潘金蓮之流生性就淫，欲火亢進，甚至還夾帶著一些當時社會普遍流行的「女禍論」的陰影，但這部小說的偉大之處，還是用生活般的事實而不是說教告訴人們：正是那些主宰著女人命運而又不希望女人成為「淫|婦」的男人，恰恰是使女人成為「淫|婦」的真正罪人！

從正面來看，正是張大戶、西門慶、陳經濟之流的好色貪淫，或逼或誘，直接使潘金蓮失去貞操，紅杏出牆，越來越淫的。小說中的其他女性如宋惠蓮、王六兒、如意兒、賁四嫂等等，無不是淫棍西門慶的獵物，使她們成為這個富商、惡霸、貪官的洩欲的工具，同時也就成了不忠於丈夫的「淫|婦」。所以《金瓶梅》的「說淫話」，歸根到柢，正如張竹坡所指出，實在「深罪西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