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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天，西門慶「哭了又哭，把聲都呼啞了，口口聲聲叫『我的好性兒、有仁義的姐姐。』」看來，「好性兒」（作者筆下這個被批判的「淫|婦」的確有「好性兒」的一面）、「有仁義」（當然主要是指無保留地提供了大量的給西門慶用以升官發財的金錢），確實打動了西門慶那顆殘忍、狠毒而又貪財、好色的心。這就是西門慶之所以愛瓶兒的基礎。顯然這個基礎並不是純正的。這也就難怪西門慶的心腹說：「為甚麼俺爹心裏疼（瓶兒）？不是疼人，是疼錢！」也不難理解西門慶伴靈還不到「三夜兩夜」，就在瓶兒靈床邊姦污了如意兒。但是這不能完全否定西門慶與李瓶兒之間曾經存在過一種不乏真誠的愛情，至少，那不全是虛假矯飾之情。總之，西門慶是個惡人，並不是惡魔；他是惡的代表，但他還是個活生生的人。作為一個人，他必然合乎邏輯地產生他應當產生的感情。這正像他為了培植自己的勢力而「仗義疏財」等一樣，儘管在根本上是從屬於其惡，服務於其惡，和圖書但畢竟還閃爍著一點善的折光。這不是流露了作者對骯髒人物的欣賞，也不是作者筆下人物性格的矛盾，而恰恰是《金瓶梅》暴露藝術的精湛之處。它使人們相信：這些醜惡的人物是真實的，這個腐朽的社會也是真實的。

這種看法的產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在《金瓶梅》前後的一些古典小說中，人物形象的性格往往是單一色、類型化的，好人就好到底，壞人就壞到底，而不注意挖掘符合人物心理和性格邏輯發展的複雜性；我們的批評家又習慣於將人物的階級性、社會性簡單化、絕對化，於是就容易欣賞那些黑白分明的「正面」或「反面」人物，不容易理解那些性格複雜、色彩紛呈的形象。但事實上，真正的人是十分複雜的，誠如高爾基所說：「人是雜色的，沒有純粹黑色的，也沒有純粹白色的。在人的身上攙合著好的和壞的東西——這一點應該認識和懂得」。作家要把人寫活，就必須把人放在具體的時代和社會中，按其性格和_圖_書邏輯寫出他的性格的「雜色」來。這一點，熟悉「《金瓶梅》壺奧」的脂硯齋也早就指出，他說：「最恨近之野史中，惡則無往不惡，美則無一不美，何不近情理之如是耶！」的確，假如寫反面人物「無往而不惡」，全用「鼠耳鷹腮等語」，畫外表而皆如鬼臉，表內心則全是獸|性，其結果就必然是「不近情理」，不符合生活邏輯，公式化、概念化。《金瓶梅》遠在《紅樓夢》之前，開始注意真正去寫人，從而突破了那種「惡則無往不惡」的淺薄框框，努力揭示深藏在反面人物本質特徵裏的相互矛盾的性和情。應該說，這是我國小說發展史上的新突破、新貢獻。在這裏，西門慶之類的惡的典型往往並不全惡。他們性格是複雜的，而這種複雜又不是人性和獸|性的簡單相加，也不是某些相反因素的偶然拼湊，而是其性格發展的必然結果，完全在人情物理之中，因而又是統一的、活生生的、令人信服的。

對於《金瓶梅》中人物性格的刻和*圖*書畫，曾經有過這樣一些疑問和責難：西門慶這個專門陷害別人的慳吝狠毒的傢伙，後來怎麼會對李瓶兒情意綿綿，作者甚至「讚歎」起他的「仗義疏財，救人貧困」來？李瓶兒對花子虛和蔣竹山是那麼兇悍狠毒，而做了西門慶的第六妾後卻怎的變得如此善良懦弱？此外，如對龐春梅、宋惠蓮等，都有諸如此類的議論，似乎這些人物性格的發展都有些無跡可尋，前後矛盾，因而這些人物是不典型、不真實的。

及至李瓶兒一死，小說又寫道：

我們就以本書中惡的象徵西門慶與主要「淫|婦」之一李瓶兒的關係來看吧。西門慶開始姦騙李瓶兒，完全是出於好色和貪財，因此並不把她真和圖書正放在心上，連約定行禮的日子也一會兒就忘得一乾二淨。後來把李瓶兒娶來後，又怪她招贅蔣竹山，就故意在精神上加以折磨，逼得她上吊自盡。救活後，又毒罵了一頓，再用鞭子抽打，根本沒有什麼情義可言。但另一方「淫|婦」李瓶兒卻把他當作「醫奴的藥」，口口聲聲說「沒日沒夜只是想你」，不能不使西門慶在感情上有所觸動。再加上李瓶兒的巨額財富、溫良性情，以及生了個兒子，終於博得了西門慶的寵愛。西門慶最後愛李瓶兒，固然沒有擺脫其獸|性，但無論如何也包含著一點人性。他們兩人之間最後確實是有一點真誠的愛情的。瓶兒病重臨終前與西門慶兩人的許多對答和行為都表現了出自肺腑的依戀哀傷之情。比如，瓶兒將死前，潘道士特地關照西門慶：「今晚官人，切忌不可往病人房裏去，恐禍及汝身。慎之慎之！」但西門慶出於真情而不顧，尋思道：「法官戒我休往房裏去，我怎生忍得？寧可我死了也罷，須得廝守著，和他說句話兒。」還是進了房中。再看他們的最後一席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