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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很抱歉，」我說：「我最不樂見的情況就是帶給他困擾。我也不樂於帶給任何人困擾。從不樂於。」那男看護看我的眼神，彷彿懷疑我是不是在講反話。「放心，他不會再看到我。我吃完飯就離開，以後絕不會再出現在你們任何人面前。」

到了下個星期五，我想不如乾脆就在這裡吃晚餐，於是便點了一客配手切薯條的碳烤海鱈和一大杯智利蘇維翁白酒。味道相當不賴。然後，到了第三個星期五，就在我叉起一把澆了胡桃醬汁的通心麵要送進嘴裡時，看到了那個身體歪一邊和那個蓄八字鬍的男人走進小酒館來。兩人熟門熟路地在一張桌子坐下，酒保顯然知道他們需要什麼，主動送上兩杯苦啤酒，他們便默默開始啜飲。他們沒有東張西望，更沒有試著與什麼人眼神接觸，而相反過地，也沒人注意他們。大約二十分鐘後，一個媽媽模樣的黑種女人走進來，到吧台付了帳，然後把兩人靜靜帶走。我只是觀察，沒採取什麼行動。時間在我這邊，不是嗎？流行歌曲偶爾還是能夠說出真理。

「不客氣。」

「所以它們不是在你們店裡切的？」

「我們不會去切它們。它們送到這裡來的時候就是那樣子了。」

幾分鐘後，那三人也走進小酒館，與正在喝酒的兩個同伴會合。女看護走到吧台，點了飲料。讓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是，雖然他們在街上說話非常吵鬧和孩子氣，但在小酒館和雜貨店裡卻顯得十分靦腆，只敢低聲細語。三杯軟性飲料被送到三個新到者面前。我聽到他們談到「生日」二字，但也可能聽錯了。我決定該給自己點些吃的。走向吧台的路線會經過他們旁邊。我沒有任何事先擬好的計畫。那三個從雜貨店過來的人仍然站著，看到我走近時微微向我轉過身。我再次神情愉快地對那徽章男說了句「晚安」，而他的反應也和上次一樣。那個身材高瘦的男人此時就在我正前方，我停下腳步，仔細看了看他。他大約四十歲，身高六呎左右，膚色蒼白，戴一副鏡片很厚的眼鏡。我原以為他會急忙轉身背向我，但他卻沒那樣做，反而大出我意料之外地脫下眼鏡，把我整張臉收入眼底。他的眼珠是褐色。

有天，我問小酒館的酒保：「你們能不能幫我做份細薯條，讓我換換口味？」

「那你現在知道了。」

「祝你們事事順利。」我說。

但那只是我的罪孽的一半。為了設法傷害他們，我還在信中寫道：「我本來還希望你們有個小孩，因為我深信時間是復仇者，會讓作孽的人禍延子孫……不過，報應理應落在對的人頭上，也就是你們兩人頭上。」然後又說：「所以，我最後決定不要如此祝願，因為我不希望某個無辜的胎兒只因為是你們的種（恕我太文謅謅），長大後便多災多難。」就詞源學來說，「悔恨」一詞意指「被再次啃咬」，而各位可以想像，重新記起這些話時，我被啃咬的程度有多深。我彷彿看到一個遠古的詛咒（一個我甚至忘了自己說過的詛咒）發生了效力。當然，不管從前還是今天，我都不相信詛咒，即不相信純粹的語言文字可以引發實際後果。然而，當你詛咒過別人，而事情也果如你詛咒那樣發生時，仍會讓人不寒而慄，覺得兩者冥冥中是不是有些關連。當然，發出詛咒那個我和見證詛咒結果的我是兩個思想感情相當不同的人，但這點幾乎是不相干的。例如，假設更早之前有人告訴我，艾卓安事實上並沒有自殺，而是娶了薇若妮卡，兩人又生了小孩，然後又有了孫子，那我一定會回答：很好，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他們有他們的生活，我有我的生活，不需要彼此仇恨。但我現在的這種心態改變不了那個無可改變的事實：時間的報應落在了無辜的胎兒頭上。我回想起那個精神受損的可憐男人為了避開我而轉過身，朝著貨架上的一捲捲餐巾紙和特大包衛生紙面壁的畫面。他的這個本能反應是有道理的：我真的是那個他應該避之唯恐不及的人。

「抱歉，我之前只是沒弄懂。」

「所以，你們所謂的『手切薯條』，事實上是在別的地方切的，而且大有可能是機器切的？」

他站了起來。「對，我們是盡了力。但我們幾乎每年都會受到預算削減的打擊。」

我看到他先是微微一笑，繼而恐慌起來。他轉過身，發出無聲的哀鳴，拖著腳走向那個印度裔女子，去牽她的手。我繼續走向吧台，半坐在一張旋轉鐵凳上，開始審視菜單。片刻過後，我意識到那個黑膚色的女看護走到我旁邊。

「但你剛才的話讓我想不通。」

「那我想你並不明白。」至少他沒說我「沒弄懂」。

起初，我以為那是一封舊電郵，是對方誤點了「回覆」鍵直接回寄。但主旨仍在那裡：「致歉」。下面的內文沒有刪掉。她這樣回答：「你還是不懂。你從來就沒弄懂，也永遠不會懂。所以，連試都不必試了。」

「當然。」

真的，我真的明白。我已經用不著跟那徽章男或那個男看護交談。我已明白是怎麼回事了。

他看我的神情相當類似剛才酒保看我的神情。

我一度想過聯絡這區的社會福利部門，問問他們的「社區內照顧」計畫包不包括一個全身別滿徽章的男人，但又非常懷疑這會有用。因為，我大有可能會被他們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問倒：「你為什麼想知道這個？」我不知道理由。但正如我說過，我並不急於得到結果。這情形就像，不去壓迫大腦召喚出某段回憶。我猜，如果不逼它（逼誰？時間），那某些東西，甚至某個最終解答，也許就會自動浮出水面。

「我是想談談艾卓安的事。」

「介意我說兩句話嗎？」

「你指的是什麼？」

「既然你們的薯條是用人手切的，那為什麼不能把它們切細長一點？」

「是那樣寫沒錯。」

我偶爾還是會開車到那家雜貨店買東西，並到那家小酒館吃飯。雖然說起來有點怪，但這兩個地方總能讓我感覺平靜。另外，它們也讓我有種目標感——大概是我人生的最後一個目標。一如從前，我並不覺得自己在浪費時間，反而覺得時間要這麼用才算善用。這兩個店家都很友善——至少比我住的那區的同類店家友善。我沒有任何計畫，不預期自己會有什麼新發現。我已經很多年不去「計劃」些什麼：我對薇若妮卡的舊情復甦幾乎完全不能算是個計畫。它更多的是種短暫、病態的衝動，是一部受辱小史的一個附錄。

但這次的情況卻有所不同，或說要簡單許多。這一次不存在任何牴觸，我就是光從他的臉看了出來。我是從他的眼睛（顏色與神髓）和他的雙頰（蒼白的膚色和底部結構）看出來的。旁證還來自他的身高，以及骨骼和肌肉環繞這身高的組織方式。這一切在在告訴我，他就是艾卓安的兒子。我用不著看他的出生證明和DNA檢驗報告。我光從他的臉就能看出來和感覺出來。他的年紀也相合：如果艾卓安死前生了個兒子，這兒子現在就會是四十來歲。

付帳時，我給了多出平常一倍的小費。這起碼是種讓錢有用的方法。

我機械化地吃下一根薯條。然後另一根。鹽放得不夠。這就是粗薯條的毛病：口感太像光吃馬鈴薯了。如果是細薯條，不只外皮會比較脆，鹽的分布也會比較均勻。

「艾卓安。」我重複一遍。為什麼我沒想到他會是這名字？他除了這名字外，還能是什麼別的名字！

大概兩小時後，我放棄守候。第二天和第三天也毫無收穫。第四天，我把車開到那條有家雜貨店和一家小酒館的街道，等了一陣子，然後走到雜貨店買了幾樣東西，又等了一會兒便開車回家。我完全不覺得自己是浪費時間，反而認為如此運用我的時間最有價值。而且不管怎樣，那雜貨店對我大有用處。它是那種從熟食到五金器具一應俱全的商店。這段期間，我都透過它購買蔬菜、洗潔精、切片肉和衛生紙。我還會利用它的自動提款機提款並在店裡補充烈酒儲備。光顧過幾次後，店家便開始喊我「老哥」。

我唯一能做的，是向泰利伸出手並重申我的承諾。「我希望他一切都好。我深信你們會把他照顧得很好。他們五個看起來相處得很融洽。」

在男看護的肩後，我看到那五人組仍然站著，https://m•ｈeｔｕｂｏoｋ•ｃｏm•ｃｏｍ仍然沒喝飲料，神情緊張地看著我這邊。我為自己對他們帶來的困擾感到羞愧。

「我們沒賣那種薯條。」

那酒保一向的和氣態度突然凝結起來。他望著我的神情，就像懷疑我是個書呆子或白癡，又或兩者皆是。

但老是思考羅布森和她女友只是我的一種逃避思考艾卓安的方法。羅布森那時十五歲（還是十六歲？），仍住在家裡，而他父母毫無疑問不會是多開明的父母。如果他的女友小於十六歲，那他說不定還會被控以強|暴罪。所以，他和艾卓安其實無法比較。在後一個案中，艾卓安已經成年、離開父母獨立生活，而且腦筋比可憐的羅布森要好太多。況且，在那時候，如果你弄大一個女孩的肚子而對方又不想墮胎，其實有很好的現成方法可以解決：娶了她。但艾卓安卻連這麼現成的方法都不肯面對。「你認為是不是他太聰明的緣故？」我媽曾經惹人惱怒地這樣問。不，那與聰明無關，也與道德勇氣無關。他不是雄渾地拒絕人生這份禮物，而是害怕門廳裡的嬰兒車。

我想了想。「啊，對，抱歉。我說的薇若妮卡就是指瑪莉。我記得他兒子叫她瑪莉。我猜她在他面前都是這樣稱呼自己。那是她的中名，但我一直都叫她薇若妮卡。」

「幾星期和幾個月？」

我的海鱈和手切薯條送來了，後者放在一個金屬缽裡，下面墊著報紙。當那個男看護向我的桌子走來，我臉上大概泛起了微笑。

「真的很抱歉，」我說：「希望我剛才沒做出什麼不該做的事。」

「那你就該明白，不是嗎？」她靜靜地說。

「謝謝。」

對此，我的第一個反應是想到自己幹了什麼好事。我無法不回想起我在那封信上對薇若妮卡說過的話：「那就要看妳是不是能趕在她發現妳是個無聊鬼之前懷孕。」事實上，我寫這話只是要設法傷害它們，不是為了反映我的真實感覺。在我與薇若妮卡的全部交往過程中，我是發現她有許多特點（包括吸引人、神祕、以及愛指責我），但從不覺得她無聊乏味。就連最近的接觸雖然可以讓我新增加一些對她的負面形容詞（惹人生氣的、頑固的、傲慢的），但我仍不覺得她無聊乏味。所以，那話除了是句傷人之語外，還是假話。

「瑪莉不是他母親，而是他姊姊。艾卓安的媽媽大約六個月前過世。他大受打擊，所以最近……才會變得更嚴重。」

我是誰？「當然不介意。我的全名是東尼．韋伯斯特，很多年前是艾卓安父親的好朋友。我們是中學同學。我以前也認識艾卓安的母親，也就是薇若妮卡。我們很熟，但後來失去聯絡。但幾星期前我們又重逢了，見過好幾次面。不對，不是幾星期前，是幾個月前。」

「我是從他臉上看出來的。」這句話常是有道理的，不是嗎？我們會聽別人說話，讀他們寫的東西：這些是我們的證據、我們的旁證。但如果說話人的話牴觸自己的臉，我們就會向他的臉探詢。一個閃爍的眼神、一片升起的紅暈或一條不由自主抽動的臉部肌肉便足以洩漏一切。我們知道他只是說大話或假話，因為證據明明白白就擺在「眼前」。

「你知道嗎，這裡菜單上的手切薯條是指粗薯條，不是真的用人手切。」

「不會。」

我在雜貨店裡回答「是」，在小酒館裡回答「不是」。雖然是不同的回答，但它們幾乎不會帶來任何不同的結果。我這許多年的生活何嘗不是如此？它們極少是由我自己所引發。

不久前我才對薇若妮卡有過一些朦朧的遐想，那怕我對她四十年來的生活毫無所知。不過，如今，我對一些原先未問過的問題已有了答案。我已知的第一件事是她懷了艾卓安的孩子。然後，可能是因為受到艾卓安自殺的刺|激，她情緒大為波動，進而影響到子宮裡的胎兒。結果，小孩出生一段時間後被診斷出患有……患有什麼？我不知道，但反正就是無法獨立生活，必須持續受人照顧。我好奇這診斷是什麼時候得到的。是一出生就發現嗎，還是潛伏了很多年，讓薇若妮卡有一段時間還能多少得到慰藉？但那之後，她為了他而犧牲了多少自己的人生呢？她是不是靠打零工來供兒子念特殊教育學和圖書校呢？更後來（我們有理由這樣假定），這孩子愈長愈大，也愈來愈難駕馭，讓薇若妮卡在經歷激烈內心掙扎後，不得不把兒子交付社工照顧。想想看她對此會是什麼感覺，會有多大的創痛、自責與內疚？相對之下，我還有什麼好抱怨的呢，何必只要女兒偶爾忘記寫電子郵件來問候便多所抱怨？我記起自己在晃橋與她重見之後有過的那些不知感激的思緒。我嫌她有點邋遢，頭髮散亂，我認為她是個難相處、不友善並毫無魅力的人。但事實上，她願意抽時間見我已經算是我的幸運。我應該指望她把艾卓安的日記給我嗎？換成我是她，八成也會把日記燒掉，而我這時也開始相信她真是那樣做了。

「完全不是。我只是覺得困惑而已。我從來沒想過『手切』指的是『粗』而不是指『必然是由人手所切』。」

我以手示意他坐到我對面。他坐下時，我從他肩後看到另外五個人遠遠看著我，沒喝手上的飲料。

如果我有她的住址，我將會寄封正式的信給她。我電子郵件的主旨欄寫上「致歉」一詞。我一度把它改為所有字母全都大寫，但覺得這樣太容易讓人眼花，便又改回來。事到如今，我只能以最直白的方式表達我的感受。

寫這封信盡了我最大的努力。雖然內容沒有我期望的好，但起碼信中每個字都是由衷之言。我沒有任何隱藏的動機。我沒有暗暗奢望這信可以為我帶來什麼：沒希望我會因此得到艾卓安的日記、沒希望薇若妮卡會對我印象改觀，甚至沒希望她會接受道歉。

「如果你是他父親的朋友……」

這件事情我無人可說，至少很長一段時間內是如此。正如瑪格麗特說的，我開始做自己了——所以我也應該做自己。這不只是因為有著一大包裹的過去等著我重新評價，而與我為伴的只有悔恨。重新思索過薇若妮卡的人生和性格後，我也必須重新回到過去處理艾卓安。我這位哲學家朋友曾經審視人生，並做出結論，指出任何負責任並會思考的個人都有權拒絕這份不求自來的禮物。他的說到做到讓大部分人的人生中的妥協性格與渺小，每過十年都會益形放大。不對，我言重了：不能說「大部分人的人生」，只能說「我的人生」。

就在這時，那五人組出現了，陪著他們的是那天我坐在薇若妮卡車子裡看過的男看護。徽章男經過我桌子時停下腳步，伸長脖子鞠了個躬。他獵帽上有兩個徽章碰在一起，發出輕輕的叮噹聲。其他人尾隨他走過。當艾卓安的兒子看見我時，馬上轉過肩膀，好像要把我或噩運擋開。那五個人走到離我最遠的那面牆，找了張桌子，但沒有坐下。男看護走到吧台，點了飲料。

「我是說法國式的薯條，形狀細長的。」

稍後回到家，我花了些時間把整件事情思索一遍，終於明白了一切。我弄懂了。我弄懂了為什麼艾卓安的日記會在福特太太手上。弄懂了她為什麼會說：「又及：雖然明知你會覺得怪，但我還是要補充一提，我認為艾卓安人生中的最後幾個月過得很快樂。」弄懂了那個女看護為什麼會說：「尤其在這節骨眼上。」甚至弄懂了薇若妮卡的「血錢」二字作何解釋。最後，我還弄懂了艾卓安的日記片段，包括「所以，我們要如何表達一個包含b、a1、a²、s、v這些數值的『累進』呢？」這話和接下來那兩條用於表達累進的等式。現在一切再明白不過了。第一個a是指艾卓安（Adrian）自己，第二個a是指我，即安東尼（Anthony）（以前他只要每次想提醒我認真，都會喊我安東尼）。b是指「小嬰兒」（baby）。這小嬰兒由於有個高齡產婦的媽媽（「母親大人」），所以自一出生便腦部受損。他如今已四十來歲，正因喪母而深陷悲痛。他喊他姊姊瑪莉。我望向那條責任的鍊子時，看見自己的名字縮寫就在其中。我記起自己曾在那封醜陋的信中建議艾卓安找薇若妮卡的母親打聽她的為人。我腦中不斷重播這個此後將會縈繞我一生的建議，還有艾卓安這個未完的句子：「假如當初東尼……」至此，我知道，我已不可能改變什麼，或補救什麼。

所以，他在我心中的這個形象被推翻了。我和亞歷斯都曾同意：艾卓安一向拿一流成績，自然也會想要個一流的自殺。但現在，我得到的又是怎樣一個艾卓安？一個搞大女友肚子、無法面對這種結果和「選擇容易出路」的人。以前我們都認為他的自殺一點都不容易，而且是種個體性戰勝平庸性的最大表現。但現在我必須重新調整艾卓安的口徑，把他從一個引用卡繆之言（「自殺是唯一不折不扣的哲學https://www.hetubook.com.com問題」）的犀利批判者縮小為……羅布森的翻版。正如亞歷斯說過的，羅布森不是「愛神與死神之爭」的料子，只是科六班一個不起眼的角色，留下的只是這麼一句道別語：「對不起，媽媽。」

我注意到，限制停車的時間只是早上十點到中午。這大概是為了防止通勤者把車開到這區丟著，再坐地鐵上班去。所以這次我決定開車：一輛「福斯馬球」，它的輪胎肯定會比薇若妮卡的車長壽許多。在北部環形公路折騰了一小時左右，我停在那條微微上斜的市郊街道上，旁邊的一排私家灌木樹籬映著下午的陽光。三五成群的學童正放學回家：男生都把襯衫從褲腰拉出來，女生的裙子全都短得讓人難受，許多人都在講手機，有些在吃東西，有幾個在抽菸。我還是中學生那年頭，我們被告知：只要穿著校服就必須謹言慎行，免得丟學校的臉。所以我們都不容許在街上吃喝，誰抽菸被逮到就會挨板子。我們也不可能有結交異性的機會：鄰近女校都刻意比男校提早十五分鐘放學，讓它們的學生不會遇上掠奪成性的雄性同儕。我坐在車裡，清楚回憶起今昔的一切差別，但沒下任何結論。我既未嘉許那些做法，也不反對。我把思考和判斷的權利擱置。我唯一關心的只是一個問題；為什麼兩星期前我會被帶到這條街來。我搖下車窗，靜靜等待。

在邁向人生終點時（不，我不是指人生本身的終點，而是指人生還有任何改變可能的可能性告終時），你會被容許有個長長的停歇，長得足以夠你問這問題：我還做錯過哪些事？我回想起特拉法加廣場上那幾個年輕小伙子。我回想起一個女生在跳舞（她人生中唯一一次）。我回想起那許多我原先一直不知道和不明白的事。我回想起艾卓安對歷史的定義。我回想起他兒子因為避看我而把臉埋向一架子衛生紙。我回想起一個婦人大而化之的煎蛋方式，鍋子裡煎破了一顆蛋卻毫不在乎。然後，我又回想起這同一個婦人曾在陽光燦爛的紫藤下方以平伸的手掌向我悄悄揮手。我回想起反射著月光並向上流急湧的浪頭，回想起一群大呼小叫的學生，他們追逐著湧上陸地的潮水，手電筒光束在黑夜中縱橫交錯。

她看著我，想來正設法揣摩我的動機和可靠與否。

幾乎沒有經過思考，我平靜地說：「我是瑪莉的朋友。」

男看護看著我。「相信你明白，我們不允許透露案主的身世。那是機密。」

他點點頭，然後說：「你不介意我問你是誰嗎？」

我把這封信留在收件匣裡，偶爾叫出來重讀一遍。如果我不是已經決定要採取火葬並讓骨灰隨風四散，我或許會考慮借用信裡的話來當墓誌銘：「東尼．韋伯斯特：他從來就沒弄懂」。但那太戲劇化了，甚至有點自憐自哀的味道。改為「他終於做自己了」怎麼樣？那樣好得多，也符合事實得多。再不然可以考慮我最早的選項：「天天都是星期天」。

「我叫東尼。」

「手切薯條指的就是粗薯條。」

以我這麼一個謹小慎微的人對人生又懂多少呢？這個人既沒戰勝也沒戰敗，只是單純讓人生發生在他身上。這個人只有一般程度的雄心壯志，而且很快便接受了自己的雄心壯志沒能實現的現實。這個人設法避免受到傷害，美其名為一種「求生本能」。這個人會付清各種月結單，儘可能與每個人保持友善，很快就把「狂喜」和「絕望」看成只是小說裡的用語。這個人老是自我指責卻又從不因此感到痛苦。在從事以上這些反省的同時，我又承受著一種特殊種類的悔恨：種一個自以為懂得怎樣躲過傷害的人，最終必然會感受到的痛（這痛也正是因為他自以為懂得躲過傷痛而起）。

果不其然，經過若干時間後，我記起自己遠遠聽到過的這番話：「不行，肯恩，今天不去小酒館。星期五才是小酒館之夜。」所以，接下來那星期五，我便開車到那間叫「威廉四世」的小酒館，找了張桌子邊等待邊看報。它是經濟蕭條下催生出的那種小酒館。菜單上滿是碳烤這個、碳烤那個，店內有臺電視機，靜靜播著BBC的新聞頻道。到處都掛著小黑板和-圖-書，一面在推銷每週一次的謎語之夜、一面在推薦每月一次的讀書會、一面在為一個即將上演的電視運動節目打廣告，還有一面寫著一句警句（毫無疑問是轉自某本企管智慧之類的書籍）。我慢慢喝著啤酒，一面做報上的填字遊戲。但我想看到的人始終沒有出現。

「對，我明白。」

「不明白什麼？」

「要吃些薯條嗎？」我說。

我說不上來寄出這封信後我的感覺是舒服些還是更不舒服。其實我沒有太多感覺，主要只是覺得精疲力竭和被掏空。我無意告訴瑪格麗特最近發生的一切。我更多想到的是蘇西，想到任何父母只要能生出一個四肢健全、頭腦正常的小孩便是多麼幸運。最重要的是一個小女嬰可以長大成為一個小女孩，再長大為成年女子，可以過自己想過的生活。除此以外其他都不重要。正如詩人一度祝願於新生兒的：願妳是個平凡人。

「那你們就不能把薯條切細一點？」

「滾！」薇若妮卡以時速二十哩把車子剷上人行道邊緣後這樣說過。現在，我聽到的是這句話的更大回聲：滾出我的生活，我以後都不想再見到你。我從一開始就不該答應見你，更遑論一起吃午飯，更遑論是帶你去看我兒子。滾，你滾！

那時，我們四個人一直都在猜羅布森的女朋友是什麼樣的人，得出的結論是從一本正經的處女到帶菌的妓|女都有可能。我們沒人想到那個胎兒或他的未來。現在，我生平第一次開始思索，羅布森的女友和他們的小孩後來可能會是如何。那個當媽媽的應該跟我差不多年紀，所以大有可能還建在，而那小孩則應該快五十歲。他仍然相信自己「老爸」是死於意外事故嗎？還是說他一開始就被送給別人領養，長大後認定自己是個沒人要的棄嬰。但在今日，被領養人是有權追查生母身分的。我想像，如果羅布森的兒子真的這樣做了，又找到了生母，母子二人的重聚場面會是何等笨拙與令人心痛。雖然事隔遙遠，但我發現自己仍希望能有機會向羅布森的女友道歉：為我們對她的無聊猜測道歉，為我們沒考慮到她的痛苦和羞愧道歉。我心裡有個部分想要與她取得接觸，要求她寬恕我們多年前的罪衍，哪怕她從不知道有這麼回事。

「你的出現讓他很困擾。」

他起先沉默不語。

「但菜單上明明說你們的薯條是手切薯條。」

「我不確定。」她答道，「但最好不要驚嚇他，尤其在這節骨眼上。」

「我就是這意思。」

「我之前見過他一次，當時我是陪瑪莉一道過來。我是她的朋友。」

我的人生繼續過下去。我向正在生病、康復中和快死的病患推薦讀物。我不時讀一、兩本書。我進行資源回收。我寫信告訴岡內爾先生，不必再為日記的事費心。然後，有個下午，出於一時興起，我又取道「北區環形公路」到那雜貨店買了些東西並到威廉四世吃了晚餐。兩家店的人都問我這陣子是不是去度假了。

「你是市議會的人嗎？」

「我叫泰利。」

「對，不過我也不會再去找她。她不想再看到我。」我設法讓自己的聲音聽起來像在陳述事實，而不是訴苦。

這世界是有累進的。這世界是有罪責的。隨它們而來的是不安寧。大大的不安寧。

我回到我的桌子，等待晚餐送來。

我站了起來，把原子筆和報紙留在桌上，表示還會回來。在雜貨店門口，我拿起一個黃色購物籃，慢慢東逛西逛。在一條走道盡頭，那三人圍在幾種沐浴乳前，爭論著要買哪一種。因為空間狹窄，我走近時大聲說了句「借過」。一看到是我，那個戴眼鏡的高瘦男人馬上轉身，面朝放著各種廚房用品的架子站著，另外三人則默不作聲。我走過時，那個徽章男正眼打量我。「晚安。」我說，微微一笑。他又瞪著我看了一下，然後伸長脖子鞠了躬。我離開他們後便回小酒館去。

「也是他母親的朋友。」

如是者，我成了那小酒館和那雜貨店的常客。我沒參加讀書會，也沒參加猜謎之夜，但固定會在星期五找張靠窗的小桌子坐下，細細閱讀菜單。我期待些什麼呢？大概是等待機會跟那個年輕的男看護談談，甚至跟那個徽章男談談，他看起來是他們之中最好相處和最容易接近的一個。我太有耐性，以致不需要保持耐性，沒去算自己花了幾小時。然後，有天黃昏，我看見我一直等著的那五人向小酒館方向走來，照護他們的是同一個黑種女人。不知怎地，我甚至不覺得驚訝。那兩個常客走進小酒館，另外三人隨著女看護走進雜貨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