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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陸軍上尉正跑下碼頭，在舷梯口離我相當近的地方停下來。上尉抬起頭瞪著甲板上抬著擔架準備卸人的那幫人叫道：「誰命令把這些人抬走的？」

「你說什麼？」羅施曼叫嚷著：「不會跳舞？啊，我肯定像你這樣年輕美妙的小東西會跳舞的，你不會嗎？」

當然，很多人渴望去做這種舒適的工作。羅施曼走進隊列中來，挑選去的人。過去在這種場合那些年紀大，有病的人總是往後躲，大叫大喊，又拖又拉，死也不肯進入送往「處決山」的隊伍。這一次，他們似乎急於出頭露面了。最後選中了一百多一點人，全都爬進貨車。這時碰地一聲關上車門，目睹者看到他們多麼緊地擠在一起。貨車開走了，沒有排出一點廢氣。後來露出風聲揭了這輛貨車的底。原來杜拉門德根本就沒有什麼醃魚廠，那輛貨車是輛煤氣車。此後在猶太區的用語中，「杜拉門德輸送車」就意味著用煤氣燻死。

一九四三年秋，從柏林來了命令要把「高林」的幾萬具屍體發掘出來，用火或石灰永遠滅跡。這樁工作說來容易，做起來就不容易了。天氣已經入冬，大地快封凍了。這個命令使羅施曼好幾天情緒惡劣，不過為了執行命令而做的瑣細安排已夠他忙了一陣，沒有空閒跟我們打交道。

當然這是處決流放犯的標準程序。所有在「處決山」被害的人都在墓邊剝光衣服，隨後他們的財物就被運送回來。這些財物經過挑揀分類後送回「帝國」。金、銀、珠寶則由羅施曼親自監管。

（這本日記以顯然是最近打上字的兩張乾淨的白紙作為後記而結束。）

「她是誰？」他問道。我不能回答，我的嘴好像被膠粘住了。

他沒有說什麼，但他的臉像犯了癲癇似的扭成一團。然後，他臉上的肌肉鬆弛下來，換上了他的冷靜的豺狼式的微笑，這種微笑使得猶太區的每一個人，甚至拉脫維亞的黨衛軍，都不寒而慄。

我花了二十年時間試圖理解她眼睛裡的神色。

我聽見鎖著的大門外開來了一輛汽車，並聽到重重打門的聲音。這個老「民衛」走去開門。那個進門來的人警惕地手上拿著左輪手槍，那是一個我以前從未見過的全副戰鬥裝備的軍人。

在跟我們一道來的黨衛軍的搶托推搡下，我們開始向跳板走去。一直站在後面觀看裝船的幾百名黨衛軍士兵跟著我們湧上船去。先頭的人一上甲板就抓起擔架往碼頭抬去，或者不如說，他們剛要往碼頭抬去，另一聲吼叫制住了我們。

他顯然是個軍官，因為有一個戴著淺口圓頂鋼盔手持步槍的士兵跟著他。他們默默無言地站在那兒，向監獄院子四圍打量。院子的一角堆著大約五十具屍體，這是在最近兩週裡死去的，誰也沒有力氣把他們掩埋掉。其他的人半死不活地沿著院牆躺著，想得到一點春天的陽光，他們的傷口在化膿發臭。

在此約一個月前，我們第一次看見開來了一輛奇怪的貨車。車的體積大約相當於大型單層公共汽車，漆成鐵灰色，沒有窗戶。車就停靠在猶太區大門邊。

起初，這些受害者排隊走向城外的一座森林。

彼得．密勒放下日記本，在他的安樂椅上靠了好一陣，抽著菸呆呆地望著天花板。快到早上五點的時候，他聽見門開了，西吉下班回來了。她驚訝地發現他還沒有睡覺。

這裡我應該描述一下對那些不宜服勞役的人進行處決的方法。根據愛德華．羅施曼的命令，有七至八萬猶太人在里加是以這種方式處決的。當牲口列車把一批新囚犯運抵車站時，通常大約有五千名健壯的人，而死在路途中的總有一千人左右。只是在個別情況下，分散在五十節車廂裡的死亡人數才少到有那麼三幾百。

他踢掉椅子——它實際上更像一個木匣子——之後，就轉過頭來對同夥說：「天哪，我真該有一個助聽器。」

英國人把我安排在馬格德堡的醫院裡待了一陣，但我自動離開那裡，搭便車回了家。當我到家看到什麼也沒留下時，我終於心力交瘁徹底垮掉了。我在醫院裡與那些從一個叫做貝爾根—貝爾森的地方來的人住在一道，當了一年病號；次年在醫院裡當看護，照顧那些比我健康狀況更糟的人。

「跳……跳……給我們跳，你這討厭的猶太娘子！」他叫嚷著，每當他說一聲「跳」時，就向她腳下的沙地開一槍。

胳臂肘邊一杯咖啡，一支燃著的香菸，他靠在心愛的安樂椅中，把紙包打開。這本日記是一個用硬紙板做封面的活頁紙夾，深黑色塑膠的包皮，中間有一長串夾子，必要時可以抽出幾頁或插|進幾頁。

當大隊人馬走後，我們五人伴送最後的百把人到停靠著煤氣車的大門口。他們大部分都一跛一跛地，步履蹣跚，有的咳嗽著。那個瘦弱的婦女也在其中，她的胸脯受著肺病的折磨。她知道自己在走向何處——他們都知道，但她也像旁的人一樣，順從地、踉踉蹌蹌地走到車子後面。她太虛弱了，爬不上去，因為車的後門離地面相當高，所以她轉過頭來讓我幫她上去。我們站在那裡，互相看著，一下子驚呆了。

「你叫什麼名字？」他溫和地問道。

此後我們奉命把國防軍傷兵卸下船去，並讓我們把他們放在碼頭旁邊的雪堆上。我攙扶一個年輕士兵走下跳板往碼頭上去。他已經瞎了，他的雙目用從襯衫尾襟撕下的一塊布做為繃帶包紮著，繃帶很髒。他已經陷於半精神錯亂的狀態，老在找他媽媽。我猜測他肯定只有十八歲上下。

密勒往後靠了靠，翻開第一頁，開始閱讀。

我還在英國醫院的時候，有個醫生問我，為什麼不移居到即將取得獨立的以色列去。我怎麼能向他解釋呢？我不能告訴他，在我對我的妻子伊斯帖做了那種事情之後，我永遠也不能到那塊土地上去了。我常思念那塊土地，並夢到那兒該是什麼樣子，但是我不願到那裡去。但是，如果我這幾行文字將來能夠在我永遠見不到的以色列土地上被閱讀，那裡會有人為我唸超度經文嗎？

一九四二年七月，從維也納運來了一大批奧地利猶太人，顯然這批人已無一例外地被打上「特殊處置」的標記，因為這一整批從來沒有到達猶太區。我們沒有見到他們，他們從車站直接向「高林」進發，並被機槍點了名。那天黃昏，四輛卡車載滿衣物從山上開來，衣物送到錫廣場以備挑揀。這些東西堆成像一所房子那麼大的山丘，然後挑揀分類成一堆堆的鞋、襪、褲衩，長褲、女外衣、夾克、剃鬍刷子、眼鏡、假髮、結婚戒指、圖章戒指、帽子等等。

他對看護兵尖聲叫道：「把他們撂下！我以『帝國』的名義徵用了這艘船。」看護兵不理會他，他們服從國防軍上尉。上尉離我只有兩米遠，所以我看清了他的臉。他因過度疲乏而臉色發灰，眼眶底下泛起黑斑。鼻側滿是皺紋，下頷上留著幾個星期沒有剃過的鬍碴。他看到裝載傷兵的工作重又開始，便打算從羅施曼身旁走過去監督他那些看護兵。從積雪碼頭上擁擠的擔架堆裡，我聽見一個漢堡腔的聲音叫道：「上尉，你幹的好事。你這頭豬。」

「考慮下一個想寫的故事。」

她囁囁嚅嚅地說了些我們聽不見的話。

她抬頭看著我，臉上布滿染睫毛油、胭脂、眼淚和沙土，但一雙黑眼睛卻亮得像星星。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又學會了愛，愛岩石和樹木，愛頭頂上的天空和流過城市的河流，愛迷途的貓犬，愛生長在石隙間的野草，愛那些在大街上由於我長得太醜陋而躲開我的孩子。它們和他們都是無可指責的。法國古諺說：「理解一切就是寬恕一切。」當一個人能理解人民，理解他們的幼稚可欺和他們的恐懼，他們的貪婪和他們對權力的欲求，理解他們的無知和他們對叫嚷最烈者的馴從，他就能寬恕了。是的，他甚至能寬恕他們的所作所為。

他沒有見到我，因為我的腦袋大部分包裹在一塊從舊馬鈴薯袋子上割下來的頭巾裡，以抵禦凜冽的春風。但是我看見他了。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

所以我沒有同多少人談過話。

後來我們知道里加在十二月十四日落入俄國人之手，當時我們還在海上航行。

說著他就抓著她的胳臂，推搡著向錫廣場中央走去。到達那兒後，他讓她站在一個顯眼的地方並說道：「好囉，小姑娘，你這麼年輕又這麼漂亮，現在你也許願意為我們跳個舞吧！呃？」

在那個夏日的傍晚，那些被挑上的人絕大部分都被編成隊伍，由卡波領著走到猶太區的大門口，然後由拉脫維亞人和*圖*書接收過去，走最後的四哩到「高林」去領死。

煤氣車開走後，羅施曼仍然獰笑著，轉過頭來對著我，「陶伯，你可以繼續活下去，直到我們認為適宜消滅你的時候，」他說，「不過你也等於是個死人了。」

猶太區在城市的北沿，再往北就是開闊的鄉村。沿著猶太區的南邊是一堵牆，其他三面則用多層鐵絲網嚴密封鎖。在北面有一座大門，這是進出的唯一通道。大門由駐著拉脫維亞黨衛軍的兩座瞭望臺衛護。從大門直通猶太區中心到達南牆的一條道，叫小丘街。街的右邊（對著大門從南往北看）是錫廣場，那是在點名時挑人和處決人的地方，即挑選苦役隊的人，執行鞭刑和絞刑等等。廣場中心樹立著絞刑架，上有八個銅鉤，常備的繩套在風中來回搖蕩。每天晚上絞刑架上至少吊著六個不幸的人，經常這八個吊鉤必須連續絞殺幾批，才能使羅施曼對他的日課感到滿足。

（即使在這種情況下，陶伯還是活了下來。最後殘存的人抵達柏林西面的馬格德堡，黨衛軍在那兒終於扔下他們自找活路去了。陶伯他們被安頓在馬格德堡監獄裡，由當地「民衛」組織的那些不知所措，無依無靠的老頭們照管著。「民衛」組織沒有食物可供他們的囚犯吃，又怕向前挺進的盟軍將來找到他們時不知會怎樣處理，於是准許囚犯中最健壯的人到附近農村去覓取食物。）

我上一次見到愛德華．羅施曼，是在但澤碼頭上被點數的時候。他穿戴得暖暖和和地以抵禦冬寒，正爬進一輛汽車。我以為這大概是我最後一次看到他了，但我還有一次見到他的機會呢。那是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三日。

「你認識這個女人？」他問。

我永遠不會知道了。

回顧過去，為求倖存，為能寫下證詞而進行的努力，完全是一種時間和精力的浪費，因為別人已經把這些事做得比我好得多。我真希望當年不如在里加與伊斯帖一起死去。

（陶伯的磨難重重的航行要到達終點了。活下去的人從但澤用駁船送到但澤郊外的斯圖特霍夫集中營。直到一九四五年的頭幾個星期，他白天在柏格拉本的潛水艇工廠勞動，晚上住在集中營。在斯圖特霍夫又有好幾千人死於營養不良。他看著他們都死了，但他還活了下來。

一面用他的長統皮靴踩她的肚子。在這過程中，我們全體鴉雀無聲，這時我旁邊的一個男人開始禱告了。他是個哈錫派教徒，個子矮小，滿臉鬍子，還穿著他的襤褸的黑色長外衣。儘管我們大部分人都凍得把帽子上的遮耳放了下來，他卻戴著他的教派的寬沿帽。他開始用顫抖的聲音一遍又一遍地背誦禱文，聲音逐步提高。我知道羅施曼正在最能使壞的勁頭上，便也默默祈求那個哈錫派教徒不要出聲，但是他不聽。

工作極其勞累，足以摧毀一個壯漢的筋骨，因為無論冬夏，我們大部分時間是在拉脫維亞沿海低窪地區又冷又潮的室外勞動的。

他對第一頁上的幾段迅速掃了一眼，心裡頗感納罕，因為日記的語言是明晰而準確的德語，顯然出自一個受過良好教育和有文化素養的人之手。封面上貼著一方塊白紙，外罩一張大一些的方塊玻璃紙以免汙損。在方塊白紙上，是用黑墨水寫成的幾個粗大的正楷字：所羅門．陶伯日記。

當子彈擊中他的時候，他脖子上戴著的什麼東西飛出來了。後來我奉命把屍體投進水裡時，我路過那個東西，發現那是個掛在綬帶上的獎章。我始終不知道這個上尉的名字，但這個獎章是帶橡樹葉的騎士十字勳章。

里加的猶太區是這個城市的一個組成部分，以前是里加猶太人的聚居區。我到那兒的時候，他們只剩下幾百人了。不到三個星期的時間裡，在羅施曼和他的副手克勞斯監督下，根據上面的命令，消滅了他們中的絕大部分。

老婦人的有節瘤的膝蓋開始發抖。她囁囁嚅嚅地說：「是的，先生。」

（一次在接近午夜時，他把日記本放下，再煮了些咖啡。

陶伯日記：前言。

當我們走上但澤碼頭時，死屍也搬出來成行地排在活人旁邊，以便計算人數與里加上船的是否相符。黨衛軍在數字方面總是很精確的。

（彼得．密勒看到深夜。對種種暴行的描述使他感到既單調又沉悶，好幾次他重新在椅子裡坐正，做三兩分鐘的深呼吸振作起精神，然後繼續看下去。

（在這些死亡營建成之前，必須找一個地點能盡可能多地處決掉這些人，並把剩餘的「儲存」起來。里加被選中了。

「我要去追蹤一個人。」他說。

就這樣，在其他上百名受害者上車前幾分鐘，我把老婦人拄起來，抱著她頂著小丘街走向停在門口的貨車。我下頷的血，如注般地滴在她身上。我把她安置在貨車的後部，就準備下去了。這時，她的乾枯的手指用一種我意想不到的力量緊緊抓住我的手腕。她坐在那輛死亡車的地板上，把我拉向她，用一塊細麻布小手絹，那必定是她往昔的好日子的遺留物，給我還在流血的傷口止血。

（密勒讀到日記的這一頁時大為驚愕，漸漸又將信將疑起來，最後則深信不疑，怒火填膺。他把這一頁反覆讀了十來遍，確定還是無可懷疑的了，然後繼續閱讀日記。）

有個老年婦女預見到這一點，就站在前排，她肯定快有六十五歲了，可是為了活命她穿上了高跟鞋，長統黑絲|襪，還不到膝蓋的短裙，戴了一頂花哨的帽子。她兩頰擦了胭脂，抹了粉，嘴唇塗得紅紅的。實際上她不論站在哪一堆猶太囚犯裡都是很顯眼的，但她幻想也許能夠冒充年輕姑娘混過去。

「我知道，知道你在想。想什麼？」

她上車後，從車上注視著我，兩顆淚珠湧上來，一邊一顆，滴落在臉頰上。她什麼話也沒有對我說，從始至終，我們沒有互相講一句話。車門砰地一聲關上了，車開走了；我最後見到的，就是她那雙注視著我的眼睛。

羅施曼走到她面前在她胸脯上敲了敲，就走過去了。跟著他的拉脫維亞人立即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拉出隊伍，趕進廣場中央的人堆。這一批人中不宜服勞役的人很多，所以被選出來人的隊伍很長。這就意味著從我們這裡少挑些人就夠數了，雖然這個問題對我來說還不怎麼相干。作為一個卡波，我戴著臂箍，拿著棍子，額外的口糧已使我體力稍有增強。羅施曼雖然見過我的臉，但他似乎並不記得。他劈頭蓋臉地揍過那麼多人，所以挨過揍的人並不怎麼引他注意。

他打完一夾子彈又接一夾，直到他的子彈匣中所有三個備用彈夾都打完了。他使她跳了半個鐘頭，甚至越跳越高，以至每跳一次她的裙子都圍著屁股飛舞起來。最後她倒在沙地上，死也罷，活也罷，反正再也起不來了。羅施曼把最後三顆子彈射向她臉面前的沙地上，沙土直噴進她的眼睛。在每次射擊間歇期間，老婦人上氣不接下氣的喘息聲甚至在廣場四周都能聽見。

那些開車門的黨衛軍警衛，是些一臉卑鄙相的粗魯傢伙。他們用一種我聽不懂的語言嘰哩咕嚕地吆喝著，帶著厭惡的表情直往後靠。車廂裡有三十一個人橫七豎八地躺在地板上，受人踐踏。他們永遠也不會再起來了。餘下的人，餓著肚子，半睜著眼睛，衣衫襤褸，從頭到腳散發著臭氣，掙扎著走向月臺。乾渴使我們的舌頭與上齶粘在一塊，發黑而腫脹，嘴唇也乾裂了。

「想什麼？」過了一會兒西吉說。

當羅施曼走到她面前時，停下腳步，盯著她，再三打量。接著他臉上浮起高興的獰笑。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清晨五點，希特勒的一百三十個師，分成三個集團軍，越過邊境入侵俄國，跟著每個集團軍後蜂擁而至的是黨衛軍清除隊。他們根據希特勒、希姆萊和海德里希的指令，清除廣闊的軍事占領區內的共產黨委員和居住在農村的猶太人，至於居住在城區的猶太人，則圈入每個地區首府的猶太區，留待以後「特殊處理」。

「把這個老醜婆拉起來，送到車裡去。」他嚎叫著。

站在這些警衛後邊的，是一群畏畏縮縮穿著骯髒衫褲的人，每人胸前背後有一方塊黑布，上面印有一個大大的「Ｊ」字。這是來自猶太區的一支特別勞動隊，任務是清除牲口車廂裡的死人並運到城外去掩埋。他們也有人監督，這六、七個監督的人胸前背後也有「Ｊ」字，不過他們都帶有臂箍，拿著鎬把。這些人是猶太犯人警察，為了他們幹的這門差使，可以得到比旁的犯人好一點的食物。

最後，隨著時光的流逝，我又敬愛上帝了，並求主饒恕我幹的許多違和_圖_書反主的戒律的事情。

顯然黨衛軍部隊打算利用我們這些數以十萬計的來過里加的猶太人中的最後殘餘，作為他們從俄國人的挺進中脫逃的口實，作為他們返回「帝國」的通行證。運輸工具是一艘貨船——逃出包圍圈的最後一艘，碇泊在六號碼頭。在我們望著它的時候，德國人正開始把靠碼頭較遠的兩座倉庫裡幾百名德國陸軍的傷兵用擔架抬上船。

特列森城是一處在波希米亞的集中營，數以萬計的德國和奧地利猶太人在送往東方處決之前，就關在那裡。當羅施曼在錫廣場上進行挑選時，我站在廣場的一邊望著他。這批新來的人都已在原來的營地被剃光了腦袋，除了大部分婦女是穿著女外衣這一點外，不大容易分辨出男女。在廣場上正對我的那一邊，有一個婦女引起了我的注意。雖然她形容枯槁，瘦得像根撥火棍，不停地咳嗽，但她的容貌有某種東西觸動了我的心弦。

「是的，上尉先生。」我回答。

對德國人民，我沒有仇恨或怨憤，他們是善良的人民。人民不是邪惡的，只有某些個人是邪惡的。英國哲學家柏克說得對，「我不知道有什麼辦法起草對一整個民族的起訴書。」不存在集體的犯罪，因為據聖經記載，上帝要毀滅所多瑪和哥摩拉，包括那裡的婦孺，因為那裡的男人罪惡過甚。但他們當中有一個正義的人，因為他是正義的，就得到了赦免。可見犯罪，正如得救一樣，都是個人的事。

當他看到受刑者站在椅子上顫抖——以為自己已經吊在絞索上，實際仍舊站在椅子上——就縱聲大笑。

火車最後在一個車站上停住了，這個日期我實在記不起來，我想那是我們在柏林被關進車廂整整六天六夜之後，突然火車不動了，一縷白光告訴我外邊是白天了。由於精疲力竭和惡臭刺鼻使我頭暈腦脹。

「你搞得這麼晚在幹什麼？」她問。

羅施曼的笑容消失了。「跳！」他咆哮著。

對於把食物帶進猶太區的處分，就是晚點名時在錫廣場馬上當眾絞死。儘管如此，冒這種危險卻是生存下去的唯一途徑。

大家集合完畢後，羅施曼就昂首闊步地走來，後面跟著黨衛軍警衛和十來個倒楣蛋。其中的男人登上絞刑臺，脖子上套著絞索，等待點名結束。然後羅施曼沿著絞架走過，向他頭上的那些面孔齜牙獰笑，並且逐一踢去他們腳下的椅子。他喜歡在臨死者的當面幹這一手，使他們能看見他。有時他假裝要把椅子踢掉，而在最後一刻又把腳縮回來。

聽著，以色列人啊，上帝是我們的神，上帝是唯一的。

幹這種工作的人不是從猶太區派去的。他們不跟任何人接觸。他們也是猶太人，但被囚禁在附近最壞的集中營之一——沙拉斯．彼爾斯集中營。他們後來被斷了糧，不少人餓得去吃人肉，最後還是全都死了。

在不多的幾個月裡，對於我們這些囚犯來說，愛德華．羅施曼變成了惡魔的化身。他幹什麼都是花樣百出的。

於是我起誓，無論付出什麼樣的代價，我要活下去。這時她讓我走開。我顛躓著走回猶太區，在半道上暈倒了。

「上帝是唯一的。」

日復一日，可以見到新成立的勞動隊帶著尖鎬和鐵鍁走向山裡，進入森林；日復一日，一股股長龍似的黑煙衝向森林上空。他們把森林中的松樹作為燃料，但是大部已經腐爛了的屍體不容易燃燒，所以工作進度緩慢。最後他們改用生石灰，在每層屍體上蓋上生石灰。到一九四四年春天，土地化凍後，再填上土。

所以我沒有把我的日記公開發表出來。我留著它，留著這些筆記，是希望某一天我至少可以作為在里加這個小範圍裡發生過的事情的證人。我甚至從來未讓任何人讀過我的日記。

密勒往後一靠，掐掉他的菸蒂。

有時他開空槍，只不過咔嚓一響，而這個婦女以為自己馬上就要死了。這些拉脫維亞人都是些凶殘的傢伙，但羅施曼搞的這些把戲卻使他們震驚。

每當處決一批人時，我們在猶太區能聽見機槍的掃射聲。事後就望見羅施曼坐在他的敞篷車裡從山上下來穿過猶太區的大門。

我現在還記得住那個日期。那是一九四二年三月三日，「杜拉門德輸送車」第二次光臨的那天。

「好哇，我們這裡有什麼樣的貨色？」他叫道，用鞭子指著她，讓他那些正在廣場中央監視著已經挑出來的百來個人的同夥們都來注意她。「年輕的小姐，你不願意坐車到杜拉門德去作一次小小旅行麼？」

她微微曳足搖擺幾下，就停下來了。羅施曼掏出手槍！拉開保險，向離她的腳一吋的沙地上開了一槍。她因驚恐而跳起有一呎高。

當我們到達碼頭區時，那裡已布滿黨衛軍的官兵。我從來沒有同時在一個地點見過這麼多的黨衛軍。他們在那裡的人數一定比我們多。我們在一座倉庫前面排成幾行，大部分人又以為要在這裡用機槍把我們斃掉。但是並非如此。

我離開醫院後，在我出生的漢堡找了間房子，消磨我的餘年。

羅施曼上尉到來時，已快天黑了。他一看到正在發船的狀況，倏地停了步。等他看清正往船上裝運的是德國陸軍的傷兵，便轉過頭來對抬擔架的看護兵大叫一聲：「停下來！」

我望著羅施曼和他的黨衛軍同夥的獸行，連眼皮都不眨一下。對於任何能觸及人們靈魂的事和大部分能觸及人們肉體的事我都無動於衷。我只是記下每一件事，每個微小的細節，把它們記在心上，或將日期刺在我的腿上。運人的列車不斷來到，走向「處決山」或上煤氣車，被處死，被埋葬。有時當我戴著臂箍拿著棍子走在他們旁邊把他們送出猶太區的大門時，我注視著他們的眼睛。這使我回憶起我讀過的一個英國詩人的詩篇，描述一個被迫活下去的古代水手，注視著他的因乾渴而死亡的同伴們的眼睛，從他們眼神裡看到了詛咒。不過我沒有發覺什麼詛咒，因為我甚至沒有犯罪的感覺。這種感覺在若干年後才到來。我才有一種行屍走肉的空虛……

我名叫所羅門．陶伯，我是個猶太人，行將去世。

（密勒拉上窗簾，喝完咖啡，又拿起所羅門．陶伯的日記了。）

老婦人因恐懼而顫抖，囁囁嚅嚅地答道：「不去，先生。」

三月三日那天，在猶太區私下裡傳開了又要來一次「杜拉門德輸送車」的消息。果然，在早點名時羅施曼宣布了這件事。但這次沒有志願者向前擠，所以羅施曼面帶獰笑開始沿著隊列走過去，用他的馬鞭敲敲那些被挑上的人的胸脯。他狡黠地從四排和後排開始，估計能從這兩排找出老弱和不宜服勞役的人。

（柏林決定把里加作為德國和奧地利猶太人走向死亡前的中轉營地，一九三八年德國有三十二萬猶太人，奧地利有十八萬，一共五十萬左右。到一九四一年七月時，數以萬計的猶太人已被處置，主要是在德國和奧地利的各集中營，著名的如薩克森豪森、毛特豪森、拉芬斯布呂克、達豪、布痕瓦爾德、貝爾森以及波希米亞的特列森城等。但集中營愈來愈過於擁擠，鑑於隱蔽的東方似乎是消滅多餘的人的一個理想地點，於是就著手擴建或創建奧斯威辛、特來勃林卡、伯爾則克、索必博、凱爾姆諾和梅丹奈克等六個死亡營。

我並不太清楚我怎麼又回了漢堡。但我是回來了。我想我是要看看那兒還有沒有什麼過去生活的遺跡。那兒什麼也沒有。我出生和成長的街道在盟軍空襲引起的大火中全部燒光了，我工作過的辦公室，我的住宅等等一切東西都完了。

一九四四年春天，當這樁工作基本上完成後，猶太區終於被消滅乾淨。猶太區的三萬囚犯絕大部分被送往森林，成為松林裡在劫難逃的最後一批犧牲品。我們大約五千來人被轉移到皇帝森林集中營，留在我們後面的猶太區被付之一炬，然後用推土機推去灰燼。那兒原有的東西蕩然無存，只留下一塊幾百公畝的土地覆蓋著推乾了的灰燼。https://m.hetubook.com.com

他的德國黨衛軍同夥們縱聲大笑。那些拉脫維亞人不懂他說的什麼，但也開始齜牙咧嘴。老婦人搖搖頭。

他射擊完所有的子彈之後，又吆喝道：「跳。」

她站在那兒，在寒風中發抖，因恐懼而戰慄。

當我聽到吼叫聲時，我正走到舷梯下面準備往上爬，我轉過頭去看看發生了什麼事。

我恢復勞動後不久，我作出了兩項決定。其一是祕密地記日記，夜裡用一根針和黑墨水在腿和腳上刺一些字和日期，以便有一天能夠把裡面發生的事全部重寫出來，作為對此應負罪責的那些人的精確的罪證。

由於有一輛煤氣車也停在大門口，所以被挑上的人中最弱的百把人被從大堆人裡分離了出來。我正準備領那些倒楣的男女往大門口去，黨衛軍中尉克勞斯把我們五個卡波叫住了。「你們，」他叫道，「把這些人送上杜拉門德輸送車。」

國防軍上尉正走到羅施曼跟前，這個黨衛軍軍官一把抓住他的胳臂，把他拖了個轉，並用戴著手套的手打他的耳光。他揍人耳光我是司空見慣，但今天這樣的下場倒從未見過。上尉挨了這一傢伙，搖晃搖晃腦袋，緊握拳頭，對著羅施曼的下巴用右手狠狠給了一拳。羅施曼踉踉蹌蹌倒退了幾步，仰面朝天地倒在雪地上，一小股血從嘴裡流出來。上尉向看護兵走去。

他越過碼頭衝到他們面前，打了一個看護兵的耳光。他快步繞到我們囚犯的隊伍跟前吼道：「你們這些混蛋！到船上去把這些人攆走。把他們弄下來。這艘船是我們的。」

說什麼都是多餘的，判決已經下來了。羅施曼對那個婦女瞟了一眼，眯縫起眼睛，好像感到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這時他臉上浮起他那種緩慢的，豺狼式的微笑。

每天傍晚當勞動隊伍拖著沉重的腳步回來進入大門時，羅施曼總是和他的幾個同夥站在入口處，對進來的人作現場檢查。他們可以隨意叫一個人，不論男女老少，命令他離開隊列在大門旁邊把衣服剝光。如果從衣服裡找到一個馬鈴薯或一塊麵包，那麼當其他人走向錫廣場進行晚點名時，這個人就得留在後面。

要下這個決心是很艱難的。因為卡波就是來回帶著他們的猶太同胞去工作，常常還要帶著他們上刑場去的那種角色。此外，他們手提鎬把，逢上有德國黨衛軍軍官在場時，往往還狠揍他們的猶太同胞，逼迫他們更賣命地勞動。雖然如此，在一九四二年四月一日，我還是去找卡波的頭頭申請當一名卡波，這樣我就自絕於我的猶太夥伴們。卡波總是有空額的，儘管有較好的口糧、較好的生活條件和免於從事奴隸勞動，仍只有極少數人同意當卡波。

她轉過身來打量著他，「你要幹什麼？」她問道。

我默默地點點頭。

（在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至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四日之間，約近二十萬純粹是德國和奧地利的猶太人被運往里加。八萬人留在那兒，全部死難。十二萬人繼續運往波蘭南部上面提到過的六個死亡營，有四百人活著出來，其中的一半又死在斯圖特霍夫或死在去馬格德堡的「死亡行軍」途中。陶伯是從德意志帝國運往里加的第一批，於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八日午後三點四十五分到達。）

我慢吞吞地伸出胳臂，伊斯帖靠著我的胳臂。

我當了卡波以後，我與其他囚徒便完全斷絕了往來。我無需解釋我為什麼要去當卡波，因為多一個或少一個卡波沒什麼兩樣，不會使死亡名單有任何添減，但是為了幫德國猶太人復仇（不是拯救他們），哪怕只有一個活著的證人，可能就會使情況完全不同。這至少是我對自己一再提出的論據。然而，這是真實原因麼？或許我只不過是怕死？不管過去是什麼原因，反正在那年的八月之後，怕死已不成其為一個因素了。那時，發生了一件事，使我的靈魂死亡，只留下軀殼為倖存而掙扎。

然後羅施曼讓她在我們面前跪下（我們沿廣場的三面排列），由營地的理髮師剃光她的頭髮。

我早先曾說自己是個木匠，這是不真實的。不過作為一個建築師，我見過木匠工作，也完全了解怎麼做。我猜測——並且猜對了——木匠總歸是需要的，我被送到鄰近的木材場勞動，在那裡把當地產的松樹鋸開，為部隊預製臨時營房。

有幾個德國黨衛軍軍官站在車站的遮陽篷下面，我只是在眼睛習慣了光亮後才看清了，他們其中有一個高高站在一隻貨箱上，觀察著從火車裡下來的這幾千個人骨架子，臉上帶著一絲滿足的笑意。他用一條皮條編成的黑色馬鞭輕輕敲著過膝的長靴。他穿著帶黑色和銀色黨衛軍徽飾的綠軍裝，非常合身，彷彿專為他訂做的似的。右領上戴著部隊黨衛軍的兩道閃電的標誌。左領上的軍階表明他是上尉。

這兩個人互相看了看，然後看著年已七十的「民衛」。他也看看他們，不知該怎麼辦。然後他說了一句一定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學到的話：「哈囉，湯米。」

所以在我們搬進來的第一天晚上，住的是建築得最好的房子，一人一間房，睡在真正的床上，把簾子和外衣當毯子用。我隔壁房間的鄰居，在一個大水桶裡喝足了之後說，情況也許不至於太壞。我們還沒碰上羅施曼呢，當夏天轉換為秋天，秋天轉換為冬天時，猶太區的狀況變得更壞了。每天早上，所有的人——主要是男人，因為到達這裡的婦女和小孩被處決的要比適合服勞役的男人多得多——在拉脫維亞人的搶托的敲打下，被趕到錫廣場集中，開始點名。實際上一個名也不點，只是數數人頭，分成幾個勞動隊。幾乎所有的人，男女老少，每天都要列隊離開猶太區到鄰近大批新建的車間去進行十二小時的強迫勞動。

（陶伯的日記一開始用二十頁敘述他在漢堡出生和童年時代，他的工人階級的立過戰功的英雄父親，以及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攫取政權後不久父母的死亡。在三〇年代末期，他與一個名叫伊斯帖的姑娘結了婚，並當了一名建築師。由於他的雇主的干預，他在一九四一年之前才免於被抓到集中營。最後，在柏林被捕，當時他正去找一個委託人。他在一個中轉營地待了一個時期後便同其他猶太人一起被裝上運牲口的車廂馳向東方。）

「聽著，以色列人啊……」

「那麼，你多大歲數了？」當他的黨衛軍夥伴們開始哧哧發笑時，羅施曼興高采烈地問道：「十七歲？二十歲？」

月臺那一頭，四十節來自柏林的車廂和十八節來自維也納的車廂，正在卸下乘客，其中一半是婦女和兒童。許多婦女和絕大部分兒童都是赤身裸體，粘滿汗汙，跟我們的模樣一樣糟糕。有些婦女跌跌撞撞爬到陽光底下來時手裡正抱著她們的已經死去的孩子。

如若不然，那麼過分的擁擠，就會使我們這些人中的勞動力的健康受到威脅。羅施曼更是不願出現這種情況的。

他像個領禱牧師似的按傳統的方式拉長最後一個音節，如同阿吉巴教士奉提盧斯．魯孚斯之命在凱撒里亞的圓形競技場上死去時所做的那樣。就在這個當口，羅施曼停止了對老婦人的吆喝。他抬起頭來，像一頭野獸在嗅辨氣味似的，並把頭轉向我們。因為我比那個哈錫派教徒高出一頭，他就直看著我。

「誰在說話？」他尖叫著，穿過沙地向我大踏步走來，「你——走出隊伍來。」無可懷疑，他指的是我。我想：這回完蛋了。那又怎麼樣呢？沒關係，這一關遲早要過。當他走到我前面時，我站了出來。

從一九四七年起，我就住在阿爾托納區的這個小房間裡。我離開醫院不久，就開始寫我和其他人在里加的遭遇。

有時受刑人會祈禱上帝，有時他們會喊著求饒。羅施曼喜歡聽這個。他假裝自己有點聾，豎起耳朵問道：「你能大聲點嗎？你說了些什麼？」

那年九月以後，我變成一個機器人，對什麼都不在乎了。不知寒冷或痛苦，根本沒有任何知覺。

「看東西。」密勒回答。

「猶太人，我的兒子，」她悄聲說，「你必須活著。對我起誓，你要活著，對我起誓，你要活著走出這個地方。你一定要活下去，那你能把我們的人民在這兒的遭遇告訴外面的另一個世界的人們。和圖書答應我，向上帝的律法起誓吧。」

我直挺挺地站在那兒，動彈不了。他把臉靠近我，低聲說：「限你十秒鐘，扶她上去，不然你自己就上去。」

有一次一個婦女來找我。她說她是從賠償處來的，並說我可以得到一筆賠償費。我說我什麼錢也不要。她感到很意外，堅持說由於過去的那些事，我有權利得到補償。我仍舊拒絕了。他們又派一個人來找我，我還是拒絕。他說拒絕補償是非常違反常情的。我意識到他的意思是這樣一來，他們就不好結賬。但我只去拿了他們給我訂的那份錢。

花了三天時間才抵達但澤，已遠離德國的防線。在甲板下這個漆黑一片、上下顛簸的地獄裡的三天，沒有食物也沒有水，三天裡四千人死掉了四分之一。儘管沒有食物可以嘔吐，每個人還是因暈船而乾嘔。許多人就這樣吐死了，有的死於飢餓或寒冷，有的死於窒息。還有些人只是由於失去了生存的意志，往後一躺，向死亡投降了。船終於又碇泊了，艙門打開了，一股冰冷的冬天氣流衝進臭味撲鼻的貨艙。

「沒想什麼。」

點名完了之後，她就被帶到鐵絲網外面的墓地，讓她掘一個淺坑，然後跪在坑邊，羅施曼或旁的黨衛軍用手槍頂著她的後腦殼開一槍。不讓任何人去看這種行刑的場面，不過拉脫維亞的警衛漏出一些風聲說，他時常讓子彈在婦女的耳朵邊擦過，使她因驚恐而掉進坑裡，然後再爬出來跪在原地。

早點名時，羅施曼說他要宣布一件事。他宣布，離里加八十公里杜拉河畔的杜拉門德城新建的一座醃魚工廠剛開工。他說這個工廠的工作輕，吃得好，住的條件也好。因為工作很輕，所以只有婦女、小孩和病、弱的人才可以去。

向城裡進發之前，警衛在月臺上跑來跑去，用棍棒驅使這些流放犯排成隊伍。是座什麼城市？這些人講的是什麼語言？後來我發現這座城市是里加，這些黨衛軍警衛是當地招募的拉脫維亞人，他們與德國黨衛軍同樣瘋狂地反對猶太人，不過這幫人要更愚蠢得多，簡直是些人形野獸。

我親眼見到數以萬計的人被送往森林裡的萬人坑，數以萬計的人死於凍餒和過度勞役，數以萬計的人死於絞刑、槍斃、鞭笞和棒殺。甚至在活了五個月之後，我就算是多活了。我剛上火車時顯示出來的那種生存的意志消失了，我現在不過是在機械地過著遲早非完蛋不可的日子。然而在三月間發生了一件事，使我獲得了活一年的意志力量。

「閉嘴！」我從嘴角輕聲喝道。

彼得．密勒把棕色紙包帶回家來，到家剛過三點。他把紙包往起居室的桌上一甩，在坐下閱讀之前，先去煮好一大壺咖啡。

他的身材瘦長，灰暗的黃髮，一雙無神的藍眼睛。後來我知道他是一個狂熱的虐殺狂，早有「里加的屠夫」之稱，後來盟軍也用這個名字稱呼他。

「上帝是我們的尊神……」

但早在我寫完之前，我就發現從大屠殺中倖存下來的還大有人在。我最初的意圖是要作為證人，把事情經過告訴全世界，因為我當時相信自己是唯一的倖存者，而任何一個處在與世隔絕狀態下的人都會那樣想的，現在很清楚，這件事已經做過了。

我聽見有人從我後面走近，在車後門的卡波都脫帽立正。走來的人肯定是個黨衛軍軍官，我也跟著那樣做。那位婦女目不轉睛地盯著我。我身後的那個人走到前面來了。他是羅施曼上尉。他點點頭讓其他卡波繼續做，然後用他那雙灰藍色的眼睛盯著我。我想他無非是見我脫帽脫遲了，那天晚上該要抽我一頓了。

全部日記是一百五十頁打字的稿子，顯然是用一架舊打字機打出來的，有的字打在格子上邊，有的打在下邊，有的字歪歪扭扭，或模糊不清。稿子主要部分似乎是十多年前寫成的或花了好幾年才寫成的，因為這些稿子雖然大部分很整潔，但白紙已明顯地變了顏色。稿子的頭尾有幾頁紙是新的，顯然是幾天之前才打出來的。打字稿前面是幾頁新紙的前言，後面則是某種後記之類的東西。查核一下前言後記的日期，都是在兩天前即十一月十一日寫成的。密勒推測，這是死者決心了結自己生命之後才打出來的。

當我走出里加斯圖．特霍夫集中營時，當我從走向馬格德堡的「死亡行軍」中倖存下來，當一九四五年四月英國士兵在馬格德堡解救了我的肉體，而我的靈魂卻仍然在桎梏之中時，我仇恨世界，我仇恨人民，仇恨樹木、岩石，因為它們共謀算計我，使我受苦受難。但我最恨的是德國人。那時我質問，正如在那之前的四年中多次質問過的：「為什麼上帝不打倒他們，打倒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把他們的城市，他們的房屋從地面上永遠摧毀。」上帝沒有這樣做，我也仇恨上帝，我哭訴上帝捨棄了我和我的人民——他曾引導我們相信是他的選民。我甚至說上帝並不存在。

但是他不能忘卻。

我突然哭泣起來。

我看著羅施曼從槍套裡掏出黨衛軍軍官的「魯格爾」手槍，仔細地瞄準，對著上尉的後頸開了一槍。槍聲一響，一切活動都停止了。國防軍上尉搖晃地轉過身來。羅施曼再開一槍，子彈射進上尉的咽喉。他旋轉著朝後倒下，在著地之前就死去了。

在里加有那麼一個姑娘，自己冒著危險來幫助囚犯。她名叫奧莉．阿德勃，我相信她是從慕尼黑來的。她的姐姐傑達因帶食物進來已在墓地被槍斃了。奧莉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姑娘，得到了羅施曼的垂青。他收她當小老婆——正式的名義是女僕，因為一個黨衛軍與一個猶太姑娘是不許存在那種關係的。當她被允許到猶太人居住區來時，她經常偷帶一些藥品來，這是她從黨衛軍庫房裡偷的。這種事當然要處以死刑的。我最後一次見到她，是我們在里加船塢的船上做木工的時候。

（陶伯的日記中又用了二十頁打字的篇幅描述在皇帝森林集中營裡，在飢餓、疾病、苦役和營地警衛的暴行的重重壓力下進行的垂死掙扎。在此期間，沒有見到黨衛軍上尉愛德華．羅施曼的任何蹤跡。但他顯然還在里加。陶伯描述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初，那些黨衛軍軍官想到他們可能被復仇心切的俄國人生俘，不禁驚恐萬狀，準備不顧一切從里加的海路撤退，帶上最後殘存的一小批囚犯作為他們返回西面的「帝國」的通行證。當俄國人勢不可擋地向前挺進時，這成了集中營的黨衛軍人員相當普遍的做法。只要他們還能藉口需要完成一項對於「帝國」是重要的任務，他們就能繼續享有高於國防軍的優越地位，躲開被調去與史達林的師團面對面戰鬥的可怖前景。他們給自己分派的這項「任務」，就是把他們的過去統治的集中營裡少數殘存的可憐蟲押解回仍舊是安全的德國心臟地區。有的時候黨衛軍警衛的人數竟比蹣跚而行的犯人多十倍，這種莫名其妙的把戲變得十分可笑了。）

幾秒鐘之內，我感到熱血滴滴答答地開始流上我的外套的前襟，血從下頷滴下，宛如兩道小小的紅色噴泉。羅施曼從我身邊走開，然後又折回來，指著仍在廣場中央啜泣的老婦人。

甚至我最後的希望——看著愛德華．羅施曼站在法庭上，由我出庭證明他幹過的那些事——也永遠不會實現了。現在我明白這一點。

當婦女帶食物進來被抓著了，她首先得看著男人被處絞刑，特別是碰上其中有她的丈夫或兄弟。

他說對了，這一天是我靈魂死亡的日子。那是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嗯，陶伯，你似乎有點遲鈍。你認為今天晚上我們應該使你活潑一點嗎？」

然而有些傢伙，他們的罪行令人無法理解，因而也無從寬恕，真正的失敗就在這裡。他們仍舊在我們之中，在城市裡自由來往，在辦公室裡辦公，在餐廳裡吃飯，微笑，握手，稱呼體面人為「同志」。他們居然能作為很體面的公民，而不是逃犯，繼續生活下去，致使整個民族永受其個人罪惡的玷汙，這就是真正的失敗。在這件事情上我們失敗了，你們和我，我們都失敗了，而且敗得很慘。

她扶著我的胳臂爬上車去，旁的卡波等著關車門。

羅施曼從他後面走上來說：「是我。這艘船是我們的。」上尉轉過身子，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紙來，「這艘船是派來運陸軍的傷兵的，」他說，「它要裝走的是陸軍的傷兵。」

二十四天以後當地解放了。我們根本不外出了，寧願在監和*圖*書獄裡挨餓也不願意上街去冒險。街上完全陷於無政府狀態。到四月二十七日早晨，城市完全平靜下來。那天早上九、十點鐘時，我在監獄的院子裡與一個老警衛談話。他似乎怕得要命，花了將近一小時解釋他和他的同伴們是跟阿道夫．希特勒毫無干係的，當然也就跟迫害猶太人的勾當毫無干係。

（在拉上窗簾之前，他站在窗口俯視大街。馬路的遠方雪莉咖啡館的燦爛的霓虹燈光射過斯坦大街。他看見一個業餘的妓|女挽著一個商人的胳臂，這種姑娘是為了增加點收入才走向街頭的。他倆消失在遠處的一所公寓裡，商人將在那裡為半小時的肉欲發洩而付出一百馬克。

羅施曼叫喊道：「多麼美妙哇！好吧，我總是喜歡漂亮姑娘的。出來，站到中間去，讓大家都來欣賞你的年輕美貌。」

是愛還是恨？是蔑視還是憐憫？是迷惘還是理解？

那位軍官回看了他一眼，又朝院子四周打量，用相當清晰的英語說：「你這該死的德國豬！」

他說著就轉過頭去吆喝陸軍的看護兵繼續抬傷兵。我打量著羅施曼。他站在那兒顫抖，我以為他是在發怒，後來我看出他是恐懼，他害怕要留下來面對俄國人。俄國人不像我們，他們是帶著武器的。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黨衛軍上尉愛德華．羅施曼。

整個猶太區肯定不到兩平方哩，在這個方圓內曾住過一萬二千人到一萬五千人。在我們到達之前，里加的猶太人（至少還剩兩千人左右）完成了清掃瓦礫的工作。所以我們這批五千剛出頭的男人、女人和兒童住在裡面，還是寬敞的。但我們到達後，人還一天天不斷運來，直到這個猶太區的人數猛增到三萬至四萬之多。所以每當運來一批新的，就要從原來的居住者中處決一批，其數量恰好是等於新來的倖存者，以便給新來的人騰出地方。

有時我在街上漫步，回憶這兒往昔的情景，但一切都永難復原了。我試圖與孩子們交朋友，但他們嘲笑我，躲開我。有一次我跟一個沒有逃開我的小女孩說話，她媽媽卻尖叫著走來，把她拉走了。

他動手快極了，誰也看不清。我感覺到左頰重重地挨了一傢伙，伴隨而來的是一聲巨響，像一顆炸彈在耳膜旁邊爆炸了似的。然後就相當清楚但又毫不痛切地感覺到自己的皮膚像糟腐了的印花布似的從太陽穴直裂到嘴。我的左頰還沒來得及流出血來，羅施曼又動手了。這回是另外一種方式。他用鞭子抽擊我的右臉，使我的耳朵產生同樣的巨響，皮膚感到同樣的撕裂。這是一根兩尺長的皮鞭，靠柄的一段用軟鋼條作芯，剩餘的一尺來長用長皮條編成，沒有芯子，皮條辮能像撕裂薄棉紙一樣撕裂肌膚。我見過這種場面。

新來的人在錫廣場排好隊伍後，便開始處決選拔，不只是從新來的人當中挑選，也從我們所有的人當中挑選。這就是每天早晚要數人頭的原因。在新來的人中，那些老幼病弱的，大部分婦女和幾乎全部兒童，都被作為不宜服勞役的人挑選出來。這些人靠一邊站，然後清點留下來的人數。如果挑剩的有兩個人，那就從原有的人中再挑出兩個，這樣就等於新到五千，就送走五千到「處決山」去。這一來便不至於過於擁擠了。一個人可能經受住六個月奴隸勞動的折磨，再長就很少見了，一旦精疲力竭，羅施曼的鞭子就會在某一天敲敲他的胸脯，他就得加入死亡的行列。

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軍隊占領了拉脫維亞首都里加，第一支黨衛軍突擊隊於該月中旬進駐。黨衛軍的保安勤務處和保安警察的第一個特遣支隊於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進入里加，並開始執行清除計劃，使奧斯特蘭（這是對被占領的波羅的海三國的重新命名）不再存在猶太人。

第二個決定就是去當一名卡波，即一名猶太人警察。

一九四二年八月，又有一批從特列森城運到。

後來他們躺在床上時，最初的晨曦已烘托出聖邁克爾塔的尖頂。密勒則默默地望著天花板浸入了沉思。

我們每天的口糧是：早上出發上工前，每人半公升所謂的湯，主要是著了色的水，有時裡頭有那麼一疙瘩馬鈴薯。晚上回到猶太區，又是半公升所謂的湯，加上一片黑麵包和一個發黴的馬鈴薯。

當明亮的光線射進車廂，人們抬起胳臂遮住眼睛，痛苦地尖叫起來。我看見車門才打開，便緊閉眼睛以免刺痛。這夥散發惡臭的人群亂哄哄地湧向月臺，互相擠壓，車廂空了一半出來。我一直是站在車廂的後半部，一面正靠在設置在車廂中半腰的車門，所以躲開了這場擁擠。雖然強光刺目，我還是冒險半睜一隻眼，直接踏上了月臺。

十月十一日午後我們到達里加市時，已僅剩下四千人。我們的隊伍直接走向船碼頭。我們能夠聽見遠處一種奇怪的響聲，像打雷一樣，沿著地面傳來。我們愣了一會，因為我們從未聽過炮彈或炸彈的聲音。消息隨即在我們這些被飢餓和寒冷搞得迷迷糊糊的人中間傳開——是俄國人的迫擊炮彈打到了里加的郊外。

「別吱聲！你要把我們統統都搞死的。」

「陶伯，上尉先生。」我回答說，仍舊站得筆直。

那天我外出到城市東面的一個小村莊加德來根去，同另外三個人一起弄到一小口袋馬鈴薯。在我們背著馬鈴薯艱難地往回走時，一輛往西開的汽車從後面駛來。汽車停了一會與路上的一輛馬車打什麼交道，我向周圍瞥了一眼，並沒有特意想看看那輛駛過的汽車。汽車裡坐著四個黨衛軍軍官，顯然是在往西逃跑。有個人坐在司機旁邊，正在往身上套一件陸軍下士的制服外套，他是愛德華．羅施曼。

就在汽車西駛時，四個坐在車裡的人顯然都在脫換他們的制服。當汽車在公路上消逝時，一件衣服從車窗甩出來落到地上。幾分鐘後我們走到那裡，停下來瞧瞧是怎麼回事，這是一件黨衛軍軍官的外套，戴著部隊黨衛軍銀色的兩道閃電的領章和上尉軍階。黨衛軍的羅施曼消失了。

他獰笑得更厲害了。「好吧，我親愛的陶伯，你怎麼不講禮貌呢？把這位太太扶上車吧。」

「是你老婆嗎？」他繼續問。

我決心了結自己的生命，它既沒有什麼存在價值，也沒有什麼事要我去做。我全力以赴的那些事情已成泡影，我的努力毫無成效。我所見到的惡人，依然健在並飛黃騰達，而唯獨善良的人都化為塵土並備受嘲弄。我熟悉的朋友們，那些受難者和受害者，都已亡故，而唯獨那些迫害者卻仍在我的周圍。白天我在街上看到他們的面孔，晚上我見到早已死去的妻子伊斯帖的面孔。我之所以苟生至今，僅是為了還想再做一件事，還想再看一件事，而現在我知道這是永無可能的了。

傷兵終於都下船了，命令我們囚犯上船。我們都被塞進一前一後的兩個貨艙裡，直到我們擠得幾乎不能動彈。然後艙門釘上了板條，黨衛軍開始上船。剛剛在午夜之前我們啟航，上尉顯然希望在破曉之前安全駛入拉脫維亞灣，以避免遭受俄國巡邏機的襲擊和轟炸。

外面有人喊叫，有拉開門閂的聲音，車門打開了。反正我當時也看不見我這個原先是穿著白襯衫和熨得筆挺的褲子的人的模樣。（領帶和外套早就甩在地上了。）別人的視力也相當糟糕。

拉脫維亞人把它叫做畢克里克森林，德國人重新命名為霍赫瓦爾德，即「高林」。這裡，在松樹中間的空隙地帶，由處死之前的里加猶太人掘了很大的深溝。在愛德華．羅施曼的命令監視下，拉脫維亞的黨衛軍在這裡用機槍把他們掃倒，屍體就掉進溝裡。剩餘的里加猶太人鏟上土，蓋住屍體，然後在上面再壓一層屍體，一直到溝填滿為止，然後再開一條新溝。

在一個冬末，我確信自己活不了多久了。飢餓、寒冷、潮濕，過度的勞役和經常的肆虐把我健壯的體格折磨成皮包骨頭。我在鏡子裡看到的自己，已是一個眼邊紅腫，兩頰下陷，形容憔悴、毛髮稀疏的老頭了。我才剛到三十五歲，看起來年紀要長一倍。其實每個人都是如此。

（一九四五年一月，當俄國人挺進迫近但澤時，斯圖特霍夫集中營的倖存者又被趕往西去，在冬天的雪地裡向柏林進行臭名昭著的「死亡行軍」。這支活死人的隊伍，被他們的黨衛軍警衛當作在西方手裡謀求庇護的工具，被趕著往西穿過整個東德，一路上，冰凍雪寒，他們像蒼蠅似的大批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