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人的天職
當然，我本該知道的，他不是一九一七年入的伍。他入伍的時間更早一些，他是一九一七年被送到弗蘭德斯的。在那之前，他在英國軍隊中服役，駐紮在愛爾蘭。
「是英國人嗎？」他用法語說，指著伯納黛特和我自己。我耐心地搖了搖頭。有史至今，被錯當成英國人是愛爾蘭人的忌諱。「愛爾蘭人。」我用法語說，希望我說明白了。他的神態一下子明朗起來。
不可否認那個夏日的夜晚在五十年代初是極其美麗的。那時，多爾多涅河這個地區完全沒有被發現——至少沒有被最趕時髦的人士所發現。這是法國的鄉村地區，幾個世紀來都沒有變化。這裡沒有工廠的大煙囪，沒有電線桿伸向天空，青山也沒有因興建公路而被鑿通。小村莊坐落在狹窄的小路旁邊，人們靠種地為生。兩頭牛拉著吱呀作響的木車，載滿了收獲的莊稼。在那個夏天，我和伯納黛特決定乘坐我們的老爺車去觀光的就是這個地區，這是我們首次在國外度假，也就是在愛爾蘭和蘇格蘭以外的地方度假。
然後再也沒有什麼可說的了，於是又陷入了沉默。過了足有一分鐘的時間，不知從何處傳來了有人用英語說了一聲，「四十四。」
「一直到那個時候咱們怎麼辦哪？」伯納黛特小聲對我說。我把牧師的注意力吸引了過來，用雙掌放在臉的一側，歪著頭，用這種國際上的通用的手勢來表達我們想要睡覺，牧師明白了。
或許我本不該有足夠的興趣來耐著性子和他聊了兩個小時。但是好奇心驅使我想知道，為什麼一個威爾斯人在法國內地這樣偏僻的地方務農。慢慢地，一點一點地，這團迷霧被驅散開來。這是一個十分令人著迷的故事，我和伯納黛特都高興地聽了起來。
「想起來了？」我問。
幾分鐘後，他又出現了，和他一起來的是一個大塊頭的男人，那人身穿藍色帆布褲子，上身穿著一件典型的法國農民穿的襯衫。他腳上穿著一雙帆布鞋子，踏著塵土慢慢地朝我走來，而他旁邊的牧師卻步履矯健。
說到這裡，我應該解釋一下。在講述這個故事時，如果我不加快速度的話，讀者們將會感到厭倦得要死。而實際上，我們當時的對話並非這麼快。相反，對話展開得異常緩慢，可以說花了好長一段時間才完成。這都是由於我們的一問一答之間總是有一段較長的停頓造成的。起初，我以為他聽力不佳。但並非如此。實際上他的聽力好得很，然後我又想他或許是一個謹小慎微、狡詐多疑之人，就像是一名棋手一樣，每走一步都要思前想後。但實際情況也並非如此。簡單地說，他根本不是什麼耍詭計的人。他是個思維遲緩的人，往往是先聽了一個問題，把它的意思琢磨出來，再構思出一個答案，然後把它傳遞出去，這樣幾十秒，甚至整個一分鐘的時間就過去了。
但對他來說太難了。儘管他盡了力，但他還是沒能記起來。最後他搖了搖頭。
當其他人奔赴弗蘭德斯前線時，他則在訓練營度過了十二個月。而後又在威爾斯一個軍用的物資倉庫裡工作。在一九一五年年底，他被派往愛爾蘭，他的部隊駐紮在都柏林利菲河南岸的愛蘭布里奇的寒冷兵營裡。
「兩年。」
「噢，聽你這麼說，我感到很遺憾。」。
當他走近時，我看出他是這個村子的牧師。在那個年代，他們依然穿著長長的黑色法衣，並且束著腰帶，戴著寬邊的帽子。我竭力想找出一句法語和他們招呼，可是沒有用。當他走到我們面前時，我還是用英語喊了聲，「神父。」
「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七年」
「你說得對。」我順著她指的方向看了看。
有時，人們會遇到這樣的情況，就是不得不等待事情的發生，與此同時，還要面對一個言語不通的人。只有遇到過此類事情的人才會理解我們當時是什麼樣子。我向他點了點頭，並示以微笑。他也向我點頭微笑。最後還是他打破了沉默。
汽車把我們拉到了村邊，映入我們眼簾的是一個擁有二十四戶人家的一個小村莊，由於慣性，我們的車子滑到了這個村子的中央，然後終於停了下來，我們再次從車裡爬出來，這時，夜幕已經降臨了。
又過了幾秒鐘。他咕噥著點了點頭。我和伯納黛特驚喜地相互對視了一下。
「當兵。」
他並未抬頭看我們一眼，只是繼續吃著東西。我迅速地瞥了一眼普里斯夫人，她的臉上浮現出幸福的微笑，似乎在向我們說，「我的丈夫有語言天賦。」我和伯納黛特吃驚地放下了勺子。
畢竟在那種年月裡，很多人被處決了。普通的殺人犯在芒特喬伊都被絞死了。但他們是被獄卒絞死的。難道他們還需要士兵來幹這種差使嗎？而且在英國士兵當中那些殺人犯、強|奸犯，根據軍規，經過法庭審判，也是要處死的。但是他是被絞死還是槍決呢？我不知道。
「噢，你的車和圖書子壞了，我的孩子？」他用法語重複道。
這座農舍可能有個客廳，客廳或休息室——你只管隨便叫好了，但我們被讓進了廚房，顯然這裡是家庭生活的中心。這間屋子的地面是由石板鋪成的，裡面有一個洗碗槽，一個餐桌，在火爐旁有兩把舊的舒適的椅子。石頭水槽旁還有一個手壓水泵，表明水是從井裡打上來的，一盞煤油燈散發著微弱的光。我把行李放了下來。
伯納黛特靜靜地躺著，但我知道她並未睡著。她在想著心事，我也是如此。在一九一六年明媚的春天裡，在復活節後的星期一，有一群人策劃著把愛爾蘭從英國獨立出來。在當時，這個想法是不得人心的。他們把郵政大樓和幾個其它大型的建築給搗毀了。
我們都柏林人往往是非常自豪的。我們更喜歡外國人——哪怕是駐軍——來欣賞我們這座城市的特色。
他不叫普里斯，而叫普賴斯，按法語的讀音是普里斯。他的全名是埃文．普賴斯。他出生在威爾斯南部的朗達山谷。將近四十年以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曾經是一名威爾斯軍團的二等兵。
藉著落日的餘暉，我發現這也是一個磚壘起的棚子。棚子上方寫著：「汽修廠」。顯然它已關門上鎖了。農民取下連接汽車和拖拉機的掛鉤，把繩子歸攏起來。牧師指著他的錶和這家關了門的修理廠，示意該廠第二天早上七點開門，到那時那位現在不在的修理工就可以檢查一下汽車的毛病了。
他還是像以往那樣想了一會，然後他點了點頭。
伯納黛特在我身旁輾轉反側，不能入睡。她思緒萬千，不能自已。我知道她在想什麼。她在想，五月份那幾個令人心寒的早晨，在拂曉前的黑暗中，行刑隊的士兵們穿著帶釘子的靴子，從駐地向監獄進發。士兵們在監獄的大院子裡耐心地等著，一直到犯人被押上來。犯人們被帶到遠處靠牆的柱子旁。
我和普賴斯太太結清了賬，又是一千法郎（在那個年月，確實花一小筆錢就可以在外國度假）。隨後便叫伯納黛特出來。我們裝上了行李，上了車。汽車立刻發動了。普賴斯太太最後揮揮手，然後就進屋了。我馬上倒了車，朝著公路駛去。
我吃了一驚。他像是一個為了讓父母高興而做了什麼特別事情的快樂的孩子似的。
我們第二天早晨醒得很早。黎明之後，陽光就照進了屋子。院子裡母雞的叫聲足以把死人吵醒。我們倆都從壺中倒了一些水，洗了臉，我把鬍子盡可能地刮乾淨。然後把用過的水通過窗戶潑到院子裡。這還能夠溼潤一下乾燥的土地。我們又穿上昨天的衣服，下了樓。
我們回到了汽車上，我掛到空檔，最大限度地踩著離合器踏板，放開剎車。這輛老爺車開始往前緩緩地滑行，然後速度逐漸加快，在令人不安的寂靜中，我們往山下，朝著教堂的方向滑了下去。
「吃好喝好，先生，吃好喝好。」她三番五次地說。於是我給自己又盛了滿滿一碗，我們大吃起來。
「很不錯的一間小屋子。」伯納黛特說。此時正看著我們的普里斯夫人微笑著，上下忙著，除了表示讚歎的語調外，我們什麼也聽不懂，「我希望，」我妻子說，「這兒可別有什麼蟲子。」
本來這件事到這兒就可以結束了，但英國當局卻做出了一個愚蠢的、瘋狂的決定：五月三日到十二日在基爾美因哈姆監獄處決了十六名反叛領導人。在一年之內，整個形勢發生了變化；在一九一八年大選中，獨立黨在全國所向披靡。經過兩年的游擊戰，終於獲得了獨立。
「你還記得……好好想一想……你射的那個人是誰？」
「不是魔鬼，親愛的，」我說，「不是魔鬼。僅僅是一個軍人，履行了軍人的天職。」
「是一次處決犯人。」他說，然後又一門心思地喝起湯來。
「你在行刑隊嗎？」我問。
過了大概五分鐘，劈木頭的聲音停了下來。一會兒，後門被推開了，男主人進來吃晚飯了。我起身和他打招呼。當他夫人向他解釋我們倆的來歷時，看得出來他對兩位陌生人在他的餐桌旁就餐沒有多大興趣，於是我又回到座位上。他是一個大個子，頭幾乎碰到了屋頂。他行動遲緩，與其說是走路，倒不如說在蹣跚步行。人們一看到他就會產生一個印象——四肢發達頭腦簡單——事實也確實如此。
這對夫妻之間什麼話也沒說，但我注意到她不時地瞧瞧自己的丈夫，目光中滿含深情與寬容，可是他絲毫也沒有察覺到。
「愛爾蘭？」我又微笑和點頭，「英國的一部分。」他說。看來有些事情人們爭也無濟於事。在某種程度上來講，多虧了伯納黛特的父親和叔叔的犧牲，愛爾蘭才沒有成為英國的一部分。現在顯然不是和這位好心的牧師解釋這個問題的時間和地點。
又是長時間的沉默，他沒有作答。足足過了五十秒鐘。
「馬車，我的，壞和_圖_書。」我告訴他。它確切的意思的：我的車壞了，但好像我這話獲得了成功。他的圓臉上露出了明白的神色。
十分鐘後，伯納黛特從樓上下來了，看上去比剛才鮮亮多了。她把石罐裡的涼水倒入一個瓷盆裡洗了洗。原來，我聽到的奇怪流水聲就是水從上面的窗戶流入院子裡的聲音。我抬起頭來詢問地看著她。
「有多遠？」她問。
二十分鐘過後，我上了樓。普賴斯先生坐在火爐旁邊的太師椅上，沒抽菸，也沒看書，眼睛盯著火苗，一副怡然自得的樣子。
這輛名為勝利五月花牌的老汽車剛剛爬上了山頂，噗噗幾下便沉寂無聲了。我關掉了鑰匙，拉上手動剎車，從車裡爬了出來。伯納黛特也從車上下來。我們朝下望去，看到山的另一側有一條鄉間小路伸向了山谷。
伯納黛特一動不動地坐著。
當他妻子為他盛第三份湯的時候，他仍然保持沉默不語。
我大吃一驚，我以為他是來襲擊我們的，如果他有這種念頭的話，他可能把我們的車砍成碎塊。隨後我看到他的臉上喜氣洋洋的。他的喊聲和揮動斧頭是為了吸引我們的注意力，以便讓我們停下來。
他對我所說的沒做任何反應，又喝了幾勺湯，大口吃著麵包。過了一小會兒，他用異常清晰的英語說道，「四十四，到伯爾格拉克，四十四公里。」
這時，從路兩邊都是用磚壘成的棚子的小巷裡，剛才那位農民坐在一輛舊的隆隆作響的拖拉機上出現了。在這個由牛馬拉車的世界裡，它或許是這個村中的唯一的一輛拖拉機。它的引擎的聲音聽起來比我這輛車的引擎在熄火之前的聲音好不了多少。它突突突地響著來到了街上，而且就停在我的汽車旁。
「你在那兒幹什麼？」又過了一段時間。
農民來到農院門前，敲了敲門。不一會兒，一位婦女出來了，她身後煤油燈的光映射著她的輪廓：矮個兒，中等年紀，紮著一副圍裙。拖拉機司機指著我們和她說著話。她點了點頭。他也顯出很滿意的樣子。然後，他回到了拖拉機上，對我們指了指那扇敞開的門，然後開車離開了。
牧師和農民之間又快速地說了幾句話，我一句話也沒聽懂，但那位農民抬起了一隻胳膊，指點著什麼。我聽出了，「普里斯」這個音，當然我並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但是我看到牧師同意地點了點頭，然後他轉過身來，向我們示意把車上的行李拿下來，登上拖拉機的後部的踏板上，並且要用手牢牢地抓住。
「沒有。」
有關這位前二等兵前期生涯，正如前面所展開的後期那部分經歷一樣，十分緩慢地展示出來了。他一八九七年出生在朗達山谷的一個非常貧窮的家庭裡。生活艱難和淒涼，一九一四年，他十七歲，參了軍，參軍的動機與其說是出於愛國的熱情，還不如說是為了吃的、穿的和住的更合適。他一直是二等兵。
伯納黛特說話了，「簡直是個魔鬼。」她說。
「我想我們大約在這兒。」我說。
「愛爾蘭人？」我向他微笑著點頭。
他點了點頭，「記起來了，」他重複道，「我那天早上槍斃的是一個叫皮爾斯的詩人。」
我向前探過身子並碰了碰他的小臂，他抬頭看了我一下，目光中並沒有狡詐，只有耐心地詢問。
「啊，我們都是都柏林人。你喜歡都柏林嗎？」
我不知道作為一名行刑隊的隊員一定是什麼樣子。眯著眼用槍瞄準另一個被綁在六十英呎遠的杆子上的人，辨認出心臟的位置，把準星定在那個活人身上；一聽到射擊的命令，立即扣動扳機，只聽到「砰」的一聲，接著又會聽到人體倒地的聲音，然後看到這個被捆住的人臉色慘白地扭曲和突然跌倒。而後回到營地，擦拭步槍，吃早點。謝天謝地我從不知道，也不想知道這樣的場面。
「最近的大城鎮在哪兒？」我妻子一邊一口口地喝湯一邊問。
我給伯納黛特盛了一份濃湯，主要是馬鈴薯，既好吃又有營養。它是這頓晚餐中的主食，加上它味道不錯，我們倆每人吃光了三碗。我要給普里斯夫人盛一份，但她沒要。顯然當地沒有這個習慣。
就在他們倆談話的時候，我憑藉著最後一抹霞光，環顧了一下這個農家院。
想到修車開銷或許會加重我們這次戰後的小小旅行的負擔，我不禁心頭一顫。
「你會英語？」我問他。
「那也比整個晚上困在這兒強呀。」妻子興奮地說。
我和伯納黛特坐在那裡驚呆了，一動不動，毫無反應地盯著他。他臉上的高興神態消失了。他想盡辦法想讓我們高興，但是他沒能做到。他把我的問題太當回事了，害得他想了整個一晚上。其實這些事情與他有什麼相干呢？十秒鐘以前，通過冥思苦想，他終於想起來了。他及時地趕上了我們，而我們卻毫無表情，並且無言以對。
我和伯納黛特盡量找話說，至少我倆互相說點什麼，與其m.hetubook.com.com說是交談，倒不如說是打破沉寂，「我希望明天早上能把汽車修好。」我說，「如果這輛車壞得厲害的話，或許我還得去附近的大城鎮買個零件或者找一輛搶修車。」
「什麼事兒？」
這名小護士在弗蘭德斯的醫院裡，悉心照料並愛上了這位五大三粗的、無助的、頭腦簡單而又帶有孩子氣的男人。伯納黛特也深深地被這位小護士的形象打動了。她探過身去，用手碰了一下普賴斯的胳膊。
「威爾斯。」他一邊說著一邊又往口中放了一大塊麵包。
十分鐘後，她叫我們到餐桌旁坐下。然後，她在桌上擺上瓷碗、湯勺，每人一塊酥鬆美味的麵包。最後桌子中央放上了一個又大又深的帶蓋大碗，裡面有一個鋼勺。她示意我們隨便吃。
普賴斯夫人在餐桌上為我們每人準備了一碗牛奶咖啡，還有麵包和黃油，非常可口。她丈夫沒有露面。我還沒喝完咖啡時，普賴斯夫人把我叫到院前。在那兒離大路不遠處的堆著牛糞的院子前面停放著我那輛汽車，旁邊還站著一個人，後來知道他是那個修車廠的主人。我想普賴斯先生或許會幫著我翻譯一下，可是哪兒也找不見他。
我往院子裡劈木頭的地方望過去，就是那個手握斧頭上下揮舞的人曾經用過一枚子彈引發了一場戰爭，並使一個民族走上了獨立的道路。
我想對他來說生活一直非常乏味，因此他才說他並不喜歡都柏林。孤零零的營房宿舍，微薄的津貼，沒完沒了、沒頭沒腦地打掃整理，在冰冷的夜晚站崗，在瓢潑大雨中放哨。至於消遣，當兵的那點津貼無疑是杯水車薪。軍營的食堂沒有啤酒，或者說啤酒和這些信仰天主教的人們來說是無緣的。兩年後，他被派往別處了，他或許為此而感到高興過。不曉得這位動作笨拙、行動遲緩的夥計是否為什麼事所高興過或悲傷過。
房間裡很黑，我不想點亮煤油燈。藉著窗戶外的月光，脫了衣服，躺到了床上。
他氣喘吁吁地跑到車窗前，他的大臉盤子立刻出現在我們面前。「我想起來了，」他說，「我想起來了。」
女主人看上去很可愛：圓圓的、蘋果紅的臉蛋兒，灰色的頭髮在腦後盤成髮髻，一雙飽經風霜的手，灰色的長裙，白色的圍裙。她臉上流露出歡迎的微笑，她向我們介紹自己是普里斯夫人，我們把名字告訴了她。她是肯定不會拼讀我們的名字的。我們之間談話顯然就被限制在不停地點頭和微笑這個範圍之內了。但是想想一個小時以前在山上我們的困難處境，有這麼一個地方待著，我們已經很是感激了。
現在的學校當然不教這段歷史，因為它在歷史的長河中微不足道，但它畢竟是揮之不去的事實；當叛逆者戴著鐐銬，被押送到都柏林碼頭，經由水路去往利物浦監獄途中，都柏林人，其中多數是窮苦的天主教徒們，詛咒謾罵他們給都柏林人帶來了那麼多的災難。
「沒有引擎，我們或許也能趕到那兒，」我說，「但再遠就不行了。」
他確實盡力想了，他真的是盡力了。你幾乎能夠感覺到他是在努力回憶。最後，他說，「一九一六年，我想是在夏天。」
汽車的引擎噼噼啪啪地響了兩英哩了。當它最終熄火的時候，我發現我已不知不覺地爬到了一個陡峭、蜿蜒的山坡上了。我向愛爾蘭的眾神祈禱：千萬不要把我困在這個地方，這片法國的山野，雖美麗，但很荒涼。
「你還記得這次處決是什麼時候嗎？」我問。
普里斯夫人示意我妻子可以看看房間，洗洗澡什麼的。我根本不關心這些細節。兩個女人手拉著手上樓了。我走到敞開的窗戶前，一股暖流撲面而來，這扇窗戶對著這幢房子後面的另一個院子。在那兒，一輛馬車停放在一個木屋附近的一片亂草中。在這個小木屋的外圍，有一小段籬笆，大概有六英呎高。這時透過籬笆我看到一把大斧頭的刀刃在一起一落，同時也聽到了持續不斷的劈柴的聲音。
我因不滿於我的愚蠢而咕噥著。所有這些全是廢話，英國軍隊中還有其他犯人，如強|奸犯、搶劫犯、謀殺犯和逃兵，經過軍事法庭的審判，也都被槍斃了。那些日子就是這個樣子。有很多類型的犯罪都是要強制判處死刑的。而且隨著戰爭的繼續，就會有更多的人被判死刑，「在夏天。」普賴斯曾說過，那是一段很長的時期。從五月到九月底，對於一個小國來說，一九一六年春天所發生的事情可謂重大事件。在重大事件中，二等兵起到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我摒棄了這些思緒，進入了夢鄉。
「你們的基地在哪兒？」
「這是一個非常動人的故事，普賴斯先生。」她說。
「太久了。」他說。
這位穿著藍色衣服的農民用一根結實的繩子，把我的車與他的拖拉機連上。牧師示意讓我們上車。這樣，牧師在旁邊走，我們被拖拉機拉著，繞過一個路口，進了一個和*圖*書院子。
「不喜歡。」
然後我掛上擋，朝著通往伯爾格拉克的路開去。
普賴斯先生平靜地抬起頭看了我一眼。接下來，他搖了搖頭，「很久以前。」他說。我想他可能在撒謊。但他沒有。他只是記不起確切的時間了。
「你去過愛爾蘭嗎？」伯納黛特問道。
從某個看不見的地方，我聽到了斧頭有節奏地一起一落的聲音以及它劈進木頭的重擊聲，也聽到木頭被劈開時的綻裂聲，有人在為即將來臨的冬天準備保暖用的劈柴。這時，門口的女人在用手召喚著我們進屋。
他大約六十歲，上下相差不了幾歲。他的灰白頭髮剪得很短。我注意到他長著一對圓圓的小耳朵。儘管他看我們的時候，目光裡並沒有任何問候的表示，但他那雙淡藍色的眼睛卻顯得很坦率的樣子。
我指了指汽車引擎蓋。
這個巨人坐在了他久已坐慣了的椅子上，一言不發。他妻子馬上給他盛了滿滿一份湯。他的黑手還帶有泥土，很髒，而且我知道還粘著別的什麼東西，但是他沒有去洗手。普里斯夫人又重新回到座位上，她又朝我們笑了笑，而後又點點頭，我們又繼續吃飯。從眼角的餘光中我看到這位農民正大口地喝著湯，不管不顧地將麵包掰開。
她想到了她伯父。在這個溫暖的夜晚，她一定在想著他。他是她父親的胞兄，是她很崇拜但又在她出生之前就已不在人世的伯父。在監獄中，他伯父拒絕和獄卒用英語對話，在軍事法庭，他也只用愛爾蘭語講話。最後，他高昂著頭，在太陽要升出地平線的時候，倒在了槍口下，還有其他的幾個……奧康奈爾、克拉克、麥克多諾、帕德里克．皮爾斯。當然，得想到伯父皮爾斯。
伯納黛特微微地打了個寒戰。他來自狂熱的共和黨的家庭。或許我本應該不去管它，不再探究下面的內容。但出於記者的本能，我又繼續問了下去。
透過樹梢，我們依稀地能看到教堂塔尖，還有倉庫的圓頂。我打量了一下我的汽車和小山丘，沒有把握地盤算著。
我從車上找出了交通圖，研究了一下，用手指著多爾多涅山谷外圍北邊的一個地點。
這樣，他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的馬納第二次大戰役，這場戰役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在這場戰役中，他受了重傷，曾在一家英軍醫院躺了幾個星期，在這期間停戰協定開始生效了。當英軍返回家園的時候，普賴斯由於傷勢太重，被轉移到一家法國的醫院。在這兒他得到了一位年輕護士的悉心護理。正當他遭受病痛折磨之時，這位姑娘愛上了他。後來，他們結了婚，來到了南方的多爾多涅，他們在這位姑娘的父母的農場裡安頓下來。他再也沒回過威爾斯。他岳父母故去後，他妻子作為唯一的子女，繼承了這個農場。這就是我們現在待的地方。
「噢，大約有六十公里遠吧。」我回答說。
「沒有發生過有趣的事情嗎？」我最後問道，有些絕望了。
「你說什麼？」我說。
「你是在英國出生的嗎？」我又問道。
此時伯納黛特盯著我們前方的小路。她說：「那兒有一個小村莊。」
幾秒鐘過去了。最後他只是點了點頭。
「那是什麼時候？」伯納黛特問道。
「盡力想一想到底是什麼時候？」我催促道。
街上顯得空空蕩蕩的。在一個用磚壘成的大棚子的牆邊上，一隻雞正孤零零的在泥土中啄食，兩輛被扔在那兒的運草大馬車，車轅著地，但車主不知去向。我打定了主意去敲開一家緊閉的門戶，好用我那蹩腳的法語說明一下我的困境。這時，一個孤零零的人影從相距一百碼遠的教堂的後面出現了，並朝著我們這邊走了過來。
駕駛員一聲不吭地沿著村子對面的公路行進，穿過一條小溪，又爬上了一座小山，快到半山腰時他拐進了一個農家院，裡面滿是夏天的塵土和牛糞。農民把拖拉機停在農院門口附近，示意我們下車。馬達還在運轉著，發出很大的響聲。
「都柏林。」
在我身旁的伯納黛特驚恐地向我瞥了一眼。我彎腰俯在方向盤上，連連地踩油門，好讓這個奄奄一息的馬達發動起來。顯然，機蓋的下面出了什麼故障。我敢保證，關於這樣的技術活兒，我是天底下最低等的人。
那位修理工解釋的時候口若懸河，我只聽懂了一個字，他反覆重複法語『汽化器』這個詞，然後又做著對管子吹氣，以便吹走管中塵土的動作。原來如此。這麼簡單。我發誓要學一學汽車基礎課程，他向我要了一千法郎。在戴高樂發明新法郎以前的那些日子，一千法郎大約相當於一英鎊。他遞給了我汽車鑰匙，和我道了別。
他無動於衷的樣子。
「你在那兒住多久？」
伯納黛特放下了勺子，僵直地坐著，這時屋子裡的氣氛有點兒令人不寒而慄。只有那位夫人一句話也聽不懂，而她的丈夫顯然是過於遲鈍了，因而，他倆是不以為然的。對於這和*圖*書些我本應該不去理會才是。
當時我們倆都低著頭吃飯，伯納黛特抬頭看了我一眼。我和她一樣，也感到大惑不解。我看了看普里斯夫人，她高興地笑了笑，並且繼續吃著飯。伯納黛特微微地衝著那位農民的方向點了點頭。我舉目看了一下他，他還在狼吞虎嚥般地喝著湯，吃著麵包。
我們照做了。拖拉機開出這個院子，上了大路。那位好心的牧師向我們揮手告別，那是我們最後一次見到他了。我們肩併肩地站在拖拉機的尾部的踏板上，感覺這樣子實在是太傻了。我用一隻手拿著裝有過夜用品的旅行包，另一隻手繼續抓住拖拉機。
伯納黛特坐在車子裡，透過擋風玻璃盯著前方。她臉色慘白，雙唇緊咬。我腦子裡出現了一幅畫面：多年以前一位來自朗達山谷的、高大的、笨手笨腳的小夥子從愛蘭布里奇駐地的軍需官那裡領取了一支槍和一枚子彈。
「只有一次。」他終於回答說。
普賴斯夫人在我們所進行的如此緩慢的對話過程中，一直坐著，聽著，同時也在一直捕捉著她能聽懂的話，並且每當此時，她總會示以快樂的微笑。我努力地想像她在一九一八年的樣子：身村苗條，像一隻伶俐的麻雀，烏黑的大眼睛，俐俐落落，快快樂樂地幹著她的工作。
「你在那裡工作過嗎？」
伯納黛特突然站起身來。她衝著普賴斯先生的夫人緊張而又不失禮貌地笑了笑。
當他們來到我們跟前時，牧師突然快速地說起了法語。他對著這輛汽車比比劃劃，然後指點著大路的前後方向。我感覺他在告訴他的教區居民：這輛車不能整個晚上堵在路上。這位農民點了點頭，沒說一句話，他又向大路走去，把牧師、伯納黛特和我留在了汽車旁邊。伯納黛特走到路邊，靜靜地坐在那裡。
恐怕會有的。我妻子總是遭受跳蚤和小蟲之類的叮咬，使她那凱爾特族特有的白皙的肌膚上起許多大包。普里斯夫人比劃著示意讓我們坐在一對舊扶手椅上，我們坐下了。她在這個屋子另一頭兒的黑色鑄鐵爐灶上忙碌著。還不時地和我們說上幾句話。做飯的香味勾起了我的食欲，也讓我感到了飢餓。
我竭力回想汽車上那幅地圖的內容，「可能是伯爾格拉克。」我回答道。
它是到目前為止我看到過的眾多農家院中典型的一個：小雜院，物品東一堆西一堆。一個牛棚，一個馬圈，在一個手壓井旁有一個木製的水槽。一大群褐色的雞在大堆肥料上刨食，所有這一切都經歷著大自然的洗禮。沒有現代化的氣息，也沒有高效率的氛圍，但就是這種成百上千的傳統法國農家小院構成了農業經濟的支柱。
「哦，荷蘭人？」他說。我又搖了搖頭，於是拉著他的胳膊，來到了汽車的後部。車尾側面貼著的標牌上，白底黑字，寫著愛爾蘭字頭的三個字母。他笑了，像是一個尷尬的孩子。
「我們來自愛爾蘭。」我說，似乎有一種作為回報也向他們提供一些信息似的感覺。
「是的，神父。」我用法語告訴他。他想了一會兒，然後做了一個手勢，示意要我們等他一會兒，他大步流星地返回到街上，然後走進一家房子。我後來路過那兒的時候，發現那是這個村子的咖啡館，顯然是這個村莊的活動中心。我本該想到這一點的。
用拉丁語，我想。他是個老人，想必他還記得一點在學校裡學過的拉丁語的詞彙。關鍵是，我會說拉丁語嗎？我絞盡腦汁。基督教會的人花了幾年的時間教我學拉丁文，但是我除了會說「彌撒」之外，從未用過拉丁語。而且在彌撒書中也沒有任何解決這臺老爺車的故障的參考呀。
我剛剛上了路，這時，我聽到有人大叫一聲，便停了下來，透過開著的擋風玻璃，我看到普賴斯穿過院子向我們跑過來了。此時，他手裡拿著他那把大斧子，他握在手中輕得像一支牙籤似的在眼前揮來揮去。
「我要去睡覺了。」她對我說，「不要待得太久了。」
他垂頭喪氣。他直挺挺地站著，然後轉過身去朝著棚子後面劈木頭的地方走去，一會兒，我又聽到了劈木頭的那種抑揚頓挫的聲音。
成百上千的士兵開過來，用槍炮血洗了他們。但其中可能沒有駐紮在愛蘭布里奇軍營中的無聊二等兵普賴斯，如果有的話，他會記起這個情景的。在硝煙和吶喊聲中，街上到處是瓦礫、死屍和奄奄一息的人們。有愛爾蘭人，也有英國人。最終郵政大樓裡被擊敗的造反者被帶走了，他們死也不投降。這些叛逆者掛到樓頂上的鮮豔的綠、橙和白三種顏色的旗幟被輕蔑地扯下來，取而代之的是大不列顛聯合王國的旗子。
不管怎麼說，這一聲招呼就足夠了。他停了下來，面帶微笑，並顯出很好奇的樣子來。我用手指了一下我的車，他微笑著點了點頭，好像在說，「好車。」要怎樣向他解釋我並不是個尋求別人豔羨我擁有好車的得意車主，而是一個汽車拋錨的遊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