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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九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我發表社論要趁中日戰爭尚未與世界大戰打成一片時趕快單獨停戰，以求隔離，將來歐美疲弊，亞洲獨完，改造世界歷史在此一舉。

民間一直說汪先生必是與蔣先生串通做的，連跟汪先生的許多人亦將信將疑，我不曾當面問過汪先生汪夫人，因為我知道事實不如此。汪政府滅亡後，於今已十有餘年，民間尚不信汪先生是病死，卻傳說他是被日本人謀殺的。還傳說當年汪先生到日本與軍部會見，先與隨身一衛士說好，「你見我若被迫抽筆要簽字時，你就拔槍打死我」，因為民間不信汪先生會簽賣國條約。但當年的抗戰其實像天道蕩蕩，包含有和平在內，而和平亦與抗戰非異類，所以民間的這些傳說雖虛多實少，亦另有一種真。

組府時我見諸人紛紛營謀，因稱病數日不到汪公館。林柏生不樂周佛海，恨朱樸之兩頭跑，告訴汪先生說是朱樸之教蘭成反，汪先生大怒，即刻打電話與佛海說。「你得當心那朱樸之是小人！」是晚我在中華日報，樸之來信痛哭流涕，說「不知何處開罪吾兄，使弟蒙此奇冤」，柏生亦忙差泳今與我說知，我道：「汪先生若問我，我不能欺騙，但我可以不答。」第二天汪先生果然叫我去，柏生在旁一直擔心，見汪先生不提，他纔胸口一塊石頭落地。

乃至當年汪先生的想法，亦似真似假。他尚在河內時，曾仲鳴被刺，接著林柏生亦遭擊傷，汪先生寫信給柏生與我，問「國事尚可為乎？抑已不可為乎？若不可為，銘當自殺，以謀諸同志之安全。」是我起草回信去安慰。彼時李聖五，樊仲雲等以為汪先生不如且出洋，周佛海，梅思平等則主張強行。汪先生訪問日本後到上海，尚只欲以在野的運動促請蔣先生主持和議，而終至於召開國民黨全會，成立政府，且與蔣先生訣絕了，其間經過，汪先生倒也不是因被部下逼迫或日本人挾制，且汪先生亦不和*圖*書是個有貪心或不勝其情的人。他這樣做，只是像漢樂府裏的「與君別離後，人事不可量」。

不久汪先生搬到愚園路。九月裏召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議決和平大計，改選總裁及中央委員，成立新的中央黨部。但實際行動尚只有宣傳，警衛及外交。宣傳的行政在宣傳部，部長陶希聖，副部長林柏生，中華日報代理社長趙叔雍，但宣傳的方針則在社論委員會。社論委員會主席汪先生，總主筆胡蘭成，撰述陶希聖，周佛海，林柏生，梅思平，李聖五，樊仲雲，朱樸之。警衛是七十六號，主任周佛海，副主任丁默村，李士群，大隊長吳四寶。外交與宣傳一樣，亦是汪先生親自擔當，交涉委員周佛海，陶希聖，高宗武，林柏生，褚民誼，李聖五，周隆庠。此外是財務及秘書的事情，財務交由周佛海，秘書是陳春圃，林柏生及我三人分擔曾仲鳴的空缺。當時的經費是向日本交涉發還的關稅餘金，按月四千萬元，汪先生也對我說明，關餘原是中國的，並非接受日本的錢，他是想到同志們也許在疑念。

翌日春圃陪我去見汪先生，汪先生解釋「這是褚民誼交涉得不好，他問法國領事館，汪先生若來法租界住，你們可以保護麼？法國領事館不敢。他理該只去通知，汪先生要來居住，請你們保障安全。」汪先生又道，「但是就在虹口亦可。八國聯軍之役，李鴻章在北京議和，那時北京亦淪陷。淪陷區仍是中國的國土。」汪先生卻隨即轉入本題，說道：「我把宣傳的事付託蘭成先生，必要堅持中國的領土主權獨立完整。」

汪先生這樣灑然，是因近來交涉進入現實的階段，不免重新思省日方，思省蔣先生，思省他自己。他以為陶高事件倒也是給日方一個教訓，且這二人到重慶見了蔣先生但凡照實講，使那邊曉得這邊的情形，亦不為無益。

金陵十二釵，分正冊副冊，而晴雯鴛鴦平兒這班人m.hetubook.com.com亦實在是與黛玉寶釵鳳姐她們同生在大觀園的風景裏，你若標籤為主子冊，奴才冊，徒然見你是個言語無味，面目可憎的人罷了。當年汪先生一朝人與國民政府在重慶，亦不過像這樣的一個是正冊，一個是副冊。

可是一面在交涉要從日軍佔領體制現狀收回主權，真亦甚非容易，汪先生往往為條款裏的一個字，夜裏睡不著起來徬徨。前此臨時維新兩政府所訂的協定，隨著兩政府的解消，日方答應汪先生可把來改正或廢棄，汪先生一次與我說起，歎息痛恨道：「原來他們竟連玄武州的魚亦都已斷送與日本人！」

汪先生從與近衛及現地日軍交涉的經過，深感若能全面和，條件可以更好，所以最後又一次電勸蔣先生主持議和，蔣先生仍不答，這邊纔管自組織政府。汪先生的新語是：「從局部和平祈致全面和平」。

希聖出走，頗有人暗暗稱心，且有人為了討好，讕言希聖有神經病，近來哭過幾回，我聽了很不喜，及汪先生從青島回來，在中全會報告畢，我請間跟汪先生到鄰室，與他說，「方才和平運動以義合，宗武我與之無素，希聖是不合則去，今其家眷尚在此。昔宋祖稱趙普之妻為嫂，想必先生能全朋友始終之義。」汪先生道：「我亦是這個意思，所以剛纔我報告僅到此為止，即是不許他們輕薄。希聖的家眷可派他的學生送到香港。」

汪先生只問我身體可好些了，隨就親自上樓取來一千元，與我為醫藥之用。汪先生不開支票，且數目亦總是一千元兩千元，倒是有民間人家對朋友的親切，汪先生因道：「這幾天為人事，蘭成先生是自己人，所以且放後，但我亦已擬就了。」是有三個職位由我選擇，行政院政務處長，立法院外交委員長，宣傳部政務次長。我答「官吏的榮辱在國體，惟願政府能像樣，開向中華民國全面，我只做做科長都已知足了。」但結果我當了宣傳部政務https://www.hetubook.com.com次長，因為知道汪先生的意思，中華日報總主筆仍要我兼任下去。

人世的事，是在諸力關係或民主的表決之上尚有天意。蔣先生領導的抗戰與汪先生領導的和平皆是中華民國的，且亦皆是天地未濟。雖當時議論紛紛，乃至千年後尚「舟人指點至今疑」，可是人世悠悠，如桃李不言。

那天汪夫人叫我到愚園路汪公館看春圃擬就的聲明稿，我把它改了幾個字，還有英譯稿，是汪夫人自己改正。我因向汪夫人道，「希聖的三個學生，鞠清遠，武仙卿，沈志遠，怕七十六號也許逮捕，請夫人吩咐他們可以安心。」汪夫人怒道，「人家要我們的命，你還顧到他的學生安心不安心！」我默然告退，卻見點心搬出來了，汪夫人留我喫，但我已走近門邊，她遂亦由我，卻高聲道：「你去通知，與他的學生無關。」我答知道，又施一禮，纔出來了。

卻說艷電發表後，轉瞬新年，周佛海，陶希聖來香港，曾仲鳴被刺，林柏生亦遭擊傷。二月，陳春圃約我見面，交給我汪先生的親筆信，信裏開首說「茲派春圃同志代表兆銘向蘭成先生致敬」。春圃要我寫回信，他說前次的信不得回覆，汪先生很掛念，我答我收到的這是第一封信，春圃聽了就不語。早先的信是林柏生沒有轉到。又問我的月薪，我答了，春圃驚道，「這怎麼可以，汪先生是不知道，汪先生知道了一定心裏不安的。」此後不數日，汪夫人到香港，叫林柏生太太來接我去見她，當即把我的薪水增為三百六十元港幣，另外還有二千元機密費。

但是日本亦不悟，重慶亦不諒，汪先生的和平運動又因脫離了民間起兵的氣運，說話不得響亮。歐陽修論五代史，「自古興亡盛衰之際，雖曰天命，抑亦豈非人事哉」，中日當年一段事，是幾方面皆於天命亦有所未知，於人事亦有所未盡。如今敗戰後的日本人罵倒戰前戰時派，國民政府在台灣尚對舊時汪政和_圖_書府的人律以大義名份，而未有於此作一反省，死者已矣，所不釋然者，只是生者又在遭遇新的不祥。這是後話不提。

於是汪先生離河內秘密到日本，當面與近衛要約為信，返抵上海，隨即叫我去。我到上海，春圃在碼頭接我。他說汪先生在虹口，問我可以過橋去見麼？這是汪先生要他先向我致意，因為當時上海人有一句話是不過北四川橋。

陶高發表的密約亦可說是事實，亦可說不是事實。前此汪先生到日本與近衛首相當面談妥的和約草案，汪夫人給我看過，當頭有一條即是軍事同盟，我還說這條不好，要防日美開戰被牽入，汪夫人道：「這回汪先生與近衛二人是用筆談，連翻譯亦不用，汪先生亦曾率直言明對軍事同盟有顧慮，近衛說日美決無開戰之事，汪先生纔同意的。」我道：「形勢將非近衛所能作主，日美戰爭我看難免。」汪夫人不樂道，「人家是以負責的地位說此話的」。我遂默然。再看下去，關於經濟文化的條文，惟云兩國以平等互惠，緊密合作，這只是原則，方式可是要保留到全面和平後二年內日軍撤退了纔商談。惟華北為兩國共同防共，未免特殊化，但根據的只是同盟條約，即將來形勢變遷，同盟解除，特權自亦隨之消滅。可是汪先生到上海後，與影佐禎昭他們交涉從日軍佔領體制現狀收回主權，俾可組織政府。日方遂有意把基本和約與戰時暫定的協定混為一談，單方面提出了一個草案即是陶高發表的密約草案，但因這邊堅拒，遂成擱淺。及被陶高發表了，日方果然也驚，不得不又把基本和約與戰時暫定的協定分開，後來南京政府成立，頒佈的基本和約，即大體依照當初汪先生與近衛所作的，僅是些原則，多少也是陶高事件之賜。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國民政府還都南京，仍遙奉林森為主席，汪先生是代理主席。那天在國民政府大禮堂舉行還都及就職典禮，我看看一堂同僚，及飄有和平反共建國黃和*圖*書條子的青天白日旗，心裏微有感喟，快要流露出諷刺，但因汪先生之故，奏樂時我亦肅然改容。

當下我惟敬聽。與中華民國歷史上這樣有名的人初次見面，竟難說明甚麼感想，只覺山河大地盡皆端然。汪先生問知我家小亦來了，春圃已為我租好南陽路的公寓，就在趙叔雍家斜對面，他即起身去到內室取來二千元給我置家具。我辭別汪先生出來，只覺甚麼事都像新做人家。

中華日報的社論，汪先生每朝必看。周佛海寫道：「淪陷區是蔣先生把它丟了的，不是我們把它丟了的，我們今與日本交涉，只有收回多少的問題，沒有喪失多少的問題。」江先生看了不樂，但因是周佛海署名發表的，為顧到他的體面，且還隱忍著不說。隨後梅思平寫的一篇社論，痛責國民黨禍國殃民，把事情弄到今天的地步，又樊仲雲寫的一篇非難蔣先生，又一篇我今記不得是誰寫的，響應建設大東亞新秩序，汪先生看了皆把我叫去，問是誰寫的，怒道：「凡是中華民國的事，即無論是蔣先生做的或誰淪陷的，我們皆應負責。」又道：「國民黨是孫先生交與我們大家的黨，罪己亦不是這樣的。」又道：「我們做和平運動是為使抗戰有終之美，不是為與抗戰敵對。」又道：「日本人說的大東亞新秩序，今尚性格未明，我們自應以孫先生的大亞洲主義為準。」但是汪先生仍顧到諸人的體面，惟關照我「以後社論不管是誰寫的，請蘭成先生一概不要顧忌，便是我寫的若有不妥，亦請通知我要改。」

卻說汪先生組府，周佛海，梅思平，丁默村等力主，陶希聖，樊仲雲等則反對。希聖堅持戰則全面戰，和則全面和。惟我無可無不可，但看是怎樣的做法。我發表社論「戰難和亦不易」。轉瞬新年，汪先生飛青島與王克敏，梁鴻志會商解消維新臨時兩政府。陶希聖，高宗武出走香港，揭露密約草案。上海當時惟汪夫人留守，她命陳春圃以汪先生的隨從秘書長名義對此發表聲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