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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讓這個「國王」念念不忘的還是儒學的「仁」和「理」，從一開始，曾國藩就賦予了這支部隊很多衛道的特質。這也決定了湘軍後來的特點——這支部隊有很多看起來很奇怪的做法：不僅僅以軍紀營規約束士兵，還用講學的方法來教化士兵；不單單是貫徹軍事思想，還一點一滴地教士兵如何做人。每天早晨，曾國藩都會早早地巡營，認真觀察軍士們操練，有時候，他還要把將士們聚集在一起，耐心地講解時局和道理。在曾國藩看來，這些做人的道理比軍事本領更為重要，必須「老僧常談」，要天天講，月月講。曾國藩還把理學中的「仁」、「誠」、「禮」等道德原則引入治軍之中。「仁」就是要官長用仁愛之心來調節與士兵的關係，使他們心甘情願地出力；「誠」就是把忠君誠心的政治品質作為選將的要義；「禮」則是湘軍中要有上下尊卑的關係以及嚴明的紀律。值得一提的是，這支部隊的「國王」曾國藩以他自己獨創的方式，親自為這支部隊創作了很多琅琅上口的歌謠，以此作為對這支由書生、農民以及社會閒散人員所組成的臨時軍隊的教化——

現在看來，當年洪秀全僅僅利用淺顯的基督教義，就能在全國範圍內掀起滔天狂飆，除了複雜的社會與歷史原因之外，更重要的，還應該有文化傳統和大眾心理方面的深層次緣由。複雜的社會原因，當然是尖銳的社會矛盾造成的，長達數百年的封建殘酷統治讓底層的大眾走投無路，人們希望能夠揭竿而起，過上「均貧富」的好日子；至於大眾心理，當然跟中國文化的傳統有關，在很長時間裡，這個文明古國的基層民眾一直有著偶像崇拜的習慣和要求。鴉片戰爭的失敗，西方列強的入侵，讓這個古老國度失去了信心和自尊，人們更願意去相信外來神的神通廣大。洪秀全所創立的「拜上帝教」的橫空出世，正好滿足了大眾新一輪崇拜的要求……歷史當然是紛紜複雜的，複雜的一切組成了洪秀全應運而生的機緣，也造就了時代的宿命以及人的宿命。

現在，時機成熟了，曾國藩開始帶著自己的三湘子弟兵從湘南向北挺進。很多年後，人們在研究湖南在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貢獻時，發現了一個頗為奇怪的現象，那就是，在曾國藩之前，這一塊土地上很少產生驚天動地的事，也從未為天下先；但從曾國藩開始，這一塊看起來一直溫柔敦厚的地方，彷彿脫胎換骨，不僅敢為人先，而且英才輩出，層出不窮……這塊土地開始爆發它的能量了，它就像一座火山一樣，開始噴發，熾熱的岩漿流得到處都是。這時候，曾國藩肯定會想起孟子的那句名言：「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對於曾國藩，甚至對於湖南，似乎都是這樣的情景。也可能就是從那時起，上天開始垂青這個地方，也開始垂青這個地方的人，於是讓這個地方在飽受兵燹與摧殘之後，來了個集體大爆發，這樣的爆發，一直持續了近一個世紀——這是一種宿命呢，還是一種冥冥之中的暗示？

曾國藩和湘軍從一開始就注定成為十九世紀中國的一個最重要的文化現象——這可以說是歷史上一支真正由讀書人領導的軍隊，是在亂世中一群書生「投筆從戎」所組建的人馬。這群讀書人挺身而出的最大使命，就是為了捍衛中國傳統文化。

捲入這場戰爭，同樣可以看作是曾國藩人生的一個轉折點。其實對於曾國藩來說，回鄉練勇，也是對他個人的挑戰和超越。以科舉入仕的曾國藩雖然一度在京城風光，但往下的前程，已屬於既定：一是如京城蠅營狗苟的官僚一樣，亦步亦趨，像一頭轉磨的驢子一樣在中央六部慢騰騰轉上一圈，緩慢地獲得陞遷，耗盡自己的生命；或者，像那些窮酸的翰林閣老，一輩子皓首窮經，終老於灰濛濛的故紙堆中，變成一條僵死的蛀蟲。雖然一直酷愛讀書，但對於那種僵死的生活方式，曾國藩並不熱衷，曾國藩追求的是「經世致用」，他更願意去做一個治世之能臣。主意拿定之後，曾國藩一邊處理善後之事，一邊頻繁與外界聯繫，想獲得更多信息。各方反饋來的消息，讓曾國藩對於形勢也有了一個準確的判斷。曾國藩考慮的是，如何在濃雲密佈的戰爭風雲之中，走出一條自己的路來。

很多年後，當曾國藩回憶起自己的人生時，會不由自主地感嘆命運的不可捉摸，作為一介畢生鍾情於學問和操守的書生，就那樣突如其來地陷入了戎馬生活中不能自拔。這樣的結果，明顯地帶有宿命的意味。曾國藩曾自嘲說當年從軍主要是自己想「賭口氣」，是為了自己的自尊。實際情況確是如此，熟讀《論語》的曾國藩當然懂得《論語》上那一句著名的話：「夫道失求諸野。」在曾國藩看來，國家危難之時挺身而出，是自己的責任。曾國藩就是想以自己的行動，達到挑戰自我的目的。雖然曾國藩一直看起來循規蹈矩，但這個湖南佬卻天生執拗剛強，很認死「理」。在他看來，數千年的道德和文化，代表著「天理」。現在太平天國隨意否定這種道德，就是要與「天理」挑戰，代表著「魔」與「妖」。在這個關鍵時刻，朝廷示弱，作為中國文化的一分子，這個時候，自己不挺身而出，又待何時呢？——這樣的想法和命運，不僅僅是曾國藩個人的，也是所有「湖湘集團」的想法和命運。

從曾國藩出山的那一天起，他就有了一個長達十多年的對手——小自己一hetubook.com.com歲的洪秀全。洪秀全與其說是曾國藩正面的對手、戰爭的對手，還不如說是曾國藩文化的對手、人格的對手。可以說，在曾國藩順利地進入科舉之前，這個破落地主的後代與洪秀全的家境和出身，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只不過，科舉上的成敗讓他們的命運南轅北轍——曾國藩順利中第，而洪秀全名落孫山。自此，二人走上了一種迥然不同的道路：曾國藩成為了既成道統的捍衛者，而洪秀全則全力破壞這個道統。洪秀全的失敗，完全是因為他選擇和製造的精神和文化工具的支離破碎不堪一擊所造成的。與洪秀全所倚仗的那些精神旗幟與文化盾牌相比，曾國藩所固守的精神力更強大，更長久，也更牢固。畢竟，這樣的旗幟與盾牌有著數千年的歷史，雖然在很大程度上顯得垂垂老矣，但至少，那種以生吞活剝方式所形成的力量，還不足以對它形成致命的打擊。

當然，湘軍的創辦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帆風順的。在地方上，湘軍還沒有成形，各式各樣的阻撓就已經出現了——那些平庸的巡撫、布政司和按察司們，他們一直試圖掣肘曾國藩，在他們的阻撓下，曾國藩的每一次行動，都顯得艱澀而困難。這些大大小小的官吏們既膽小怕死，又怯懦怕事，但他們都有一副忠於職守、老實忠厚的面具。對於他們來說，再也沒有比在唯唯諾諾的面具下遮掩妒賢嫉能的實質而感到更有樂趣了。這些人掌握糧食和供給，從一開始，他們就不斷給曾國藩出難題。曾國藩在長沙招兵買馬時，那些打仗怕死的綠營兵甚至闖進了曾國藩的大營，差一點跟曾國藩的兵勇打了起來。為了顧全大局，曾國藩只好將自己的湘軍移至衡陽，避免跟綠營直接接觸，全力訓練自己的部隊。

曾國藩的湘軍就是這樣「不倫不類」。這支人員結構複雜的軍隊就是以這種獨特的方式，投入了這場戰爭，與另外一支同樣也堪稱「不倫不類」的太平軍，進行生死誅殺。

各種困難的遭遇讓曾國藩對於清朝的現實狀況有一個透徹的瞭解，對於這種制度的本質，曾國藩看得比先前清楚得多。曾國藩豁然明白了一個現實，那就是，中國千百年一直奉行的是文官制度，在這種制度下，那種知識的優越感以及在這種制度下享受的便利，使得中國的精英以及社會普遍意識對於軍事將領和士兵，一直心存鄙視。從制度上來說，朝廷軍隊的軍餉和給養都是由地方發放的，這使得軍隊在很大程度上對那些手握地方大權的文官們異常依賴。很多時候，這些掌權的文官政府密切監視軍隊的動向，施展他們高深的學識，安插親信，組織派系，甚至引發軍隊的內訌，從而將武裝力量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中。千百年來，沒有人真正地把軍隊當回事，真正地把軍隊當作國家的武裝力量來經營，或者在權力和制度上給予它們保護。這種政權本身，已習慣於對軍隊進行打壓，這樣的打壓，完全不是由於個人的喜好，而是一種整體的存在狀態。不僅如此，中國文化對於武裝勢力在骨子裡也是排斥的，在民間，一直以來，人們崇尚的只是傳奇，而不是英雄。那些曾經的英雄，在最受民間歡迎的話本和說唱中，慢慢演變為純粹的傳奇，變成脫離實際的傳說。至於真正的英雄是怎麼回事，人們並不真正地感興趣。由於缺乏真正的英雄意識以及榮譽感，一直以來，只是那些卑劣和懦弱的人在參加戰鬥，在執掌這部分力量。這些當兵的人既不是出於愛國的熱情，也不是為了效忠皇帝和追求榮譽，僅僅是為了維持自己及家人的生計。這種現實和傳統的存在，讓軍士們並沒有一種榮耀感，也讓軍隊失去份量，從而造就偌大一個帝國的羸弱，讓一個國家失去堅強的支柱，只剩下徒有其表的光鮮面目。

一八五三年一月十二日，正在白楊坪的曾國藩收到咸豐皇帝的寄諭，要求他協同湖南巡撫辦理團練。曾國藩剛剛把母親的棺柩厝置於居室，還沒來得及舉行葬禮。接到咸豐的聖旨，曾國藩想了很多，他最擔心的是，自己在守孝期間出來從軍，怕招人恥笑——按帝國官制，官員在父母亡故後都要在家丁憂三年。曾國藩還擔心的是，自己一介書生，從沒有帶過兵，哪能打勝仗呢？除此之外，曾國藩對於地方政府的辦事能力和作風也感到信心不足，如果招兵買馬，那些效率低下、腐敗嚴重的地方政府，能積極支持自己嗎？曾國藩前思後想，還是決定給湖南巡撫張亮基寫一封信，想推脫此事。信寫好後還沒有發出，一個驚人的消息傳來，武漢失守，不久前剛剛見過面的湖北巡撫常大淳被殺。曾國藩非常震驚，局勢的危急遠遠超出了他的想像。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耿直的曾國藩覺得自己應該挺身而出了，即使不成功，但只要成仁，又何妨？正在曾國藩拿不定主意的時候，老友郭嵩燾專程趕到湘鄉，為曾母弔唁，到達白楊坪時，已是深夜了。稍稍吃了點東西之後，兩人秉燭而談，郭嵩燾力勸曾國藩起事，郭嵩燾認為此時如果曾國藩不振臂一呼的話，那麼，中國文化的道統將難以傳承。郭嵩燾的鑿鑿言辭，讓曾國藩打消了顧慮。曾國藩決意投身於戰爭的塵煙之中了。

紀律嚴明，是打勝仗的保證，在同太平天國作戰的過程中，曾國藩反覆告誡屬下切勿擾民：

創辦之初，最讓曾國藩傷腦筋的是清朝的軍事補給制度。清朝在奪得政權後，各方面都沿用明朝制度，明朝體制的很多短處，清朝仍舊沒有改變，相反還變本加厲。清朝的軍事供應和政事參合為一元，軍隊的糧餉補給，不是來自中央財政，而是來源於地方政府的零碎供應。按理說，戶部是國家財政的中樞，應該統籌全局，但實際上戶部卻等同於一個大型的會計機構，只是在賬目上監督各個機關和各地方政府的出納。各個地方政府按照規定的數額把給養直接運送到各個軍事單位。在供給上，各級政府各自為政，有的就乾脆採取拖延的方式。這種軍事供給方式，給部隊的統籌帶來了巨大的困難。曾國藩的湘軍在供給上面臨的問題就更大了，因為湘軍還不算是朝廷的正規軍。在這樣的情況下，身為欽差大臣的曾國藩最費精力的一件事就是，不得不硬著頭皮與各式各樣的大小官吏打交道，軟硬兼施，才能得到不足額的供給。

理解曾國藩此舉的只有他的恩師吳文熔，吳文熔曾是曾國藩的座師，時任湖廣總督，湖北戰鬥激烈之時，吳文熔督師黃州，太平軍攻城非常猛烈，很多人勸吳文熔趕快向曾國藩求救。深知曾國藩性格的吳文熔只好給曾國藩寫了一封信，在信中，吳文熔更擔心的是弟子的迫於形勢、倉促行事：

秋天到來的時候，曾國藩的湘軍隊伍已發展到十營六千人。現在，這已不是一支五花八門的雜牌民兵了，而是一支軍隊，並且，是曾國藩賦予理想和追求的一支部隊。曾國藩在為這支湘軍設計建制時，腦子裡閃現的是明朝名將戚繼光的容顏。的確，在數百年歷史當中，戚家軍是最具戰鬥力的一支隊伍，它不僅有嚴明的紀律，而且，還有很多軍事上的創舉，在軍事思想上也比較先進。曾國藩細細地研究了戚家軍的組成方式、紀律以及作戰策略等，以戚家軍的模式對湘軍進行整編，改革軍制——以營為基本戰鬥單位，擬定營規、餉章等等。這支部隊一個貫穿始終的指導思想是：它只隸屬和服從曾國藩一人，只有曾國藩，才是這支軍隊真正的國王。

曾國藩的捲入同樣具有某種偶然性。一八五三年初咸豐皇帝任命曾國藩為湖南團練大臣時，曾國藩正在湖南老家守孝。在此之前，曾國藩受命前往江西充任鄉試正主考官。一八五二年八月，當曾國藩行至安徽太湖境內小池驛時，母親去世的消息傳來，曾國藩頓感五雷轟頂，淚如雨下。曾國藩的母親江氏，是一個擁有中國傳統美德的農村女子，勤勞淑德，極富自我犧牲精神。曾國藩的祖父曾玉屏晚年臥病在床，很長時間，就是母親日夜守護，毫無怨言。得知母親去世後，曾國藩一邊急急忙忙向朝廷請假，一邊改道由水路經江西火速趕往湖南湘鄉老家。行至武漢時，曾國藩從湖北巡撫常大淳處得知長沙被太平軍圍困，無法通過。曾國藩心急如焚，連忙從岳州改行旱路，經湘陰、寧鄉，歷經磨難。當曾國藩行抵白楊坪的荷葉塘時，已是一八五二年的十月六日了，這一天，距他接到母親去世的消息，已近兩個月。跪在母親的靈前，回想起母親的慈愛和勤勞，曾國藩克制不住自己的悲傷，大哭了一場。然後，開始了自己的守孝生活。

一些人從四面八方匯聚到曾國藩的麾下：在他們當中，有偏遠山區的淳樸山民；有對自己的生活狀況不滿意的手藝人；有屢試不第落魄的文人；有失去土地的農民；也有渾水摸魚的亡命之徒……曾國藩的原則是，只要這些人有忠義有血性，就可以到這裡來端上自己的飯碗。曾國藩深知底層民眾的狀態，他對湘軍薪餉標準的制定，對於普通民眾也是有很大誘惑的：在湘軍中，一個普通士兵的薪餉一般為綠營軍最高級別士兵的兩倍左右，至於高級官員，由於希望減少貪污和維持鬥志，就更不吝惜獎賞了。曾國藩知道，重賞之下，才有勇夫，只有軍餉高，將士才肯賣命。在這支魚龍混雜的部隊中，最初，曾國藩堅持的一個原則就是：這支部隊中的所有高官，都由那些德行很好的讀書人擔綱；只有下級軍官，才是那些打仗不要命的武夫。在曾國藩眼中，一支部隊的忠貞、才華和理想，是最重要的，至於其他，則可以通過戰鬥和訓練得到。在湘軍當中，整個骨架，是他的一幫兄弟和朋友，在他們當中，有曾家弟兄曾國荃、曾國華、曾國葆，還有他的「鐵哥們」郭嵩燾、江忠源、羅澤南、胡林翼、左宗棠等。這些人，堪稱「唯楚有材，於斯為盛」，比如胡林翼，才冠湖湘，經天緯地，後來成為僅次於曾國藩的湘軍二號人物；羅澤南同樣也是一個湖湘大儒，對於程朱理學，羅澤南有著極深的研究，性格上也極有宋儒堅忍刻厲的作風，他的弟子遍及湖南境內，其中最有名的，有王珍、李續賓、李續宜、劉騰鴻、劉典，包括曾國荃、曾國葆等。這些人，後來都成為湘軍的著名將領。曾國藩起事時，江忠源和羅澤南手頭已有現成的兵勇，並且，曾經赴廣西打仗。

比如說《莫逃走》：

歷史的進程中，每到重大拐點之時，總會有一些奇異之人破土而出。這種人表面上看起來動機純淨，擁有理想主義信念，實際上，他們往往會因為自己的信仰和理想，造就更多的災難。恰巧是這種信念純真、虔誠篤信、狂妄熱忱的人，這種自詡要改變世界、懷有最高尚目標的人，促成了連自己也深惡痛絕的殺戮和災難。鴉片戰爭之後，這個應運而生的奇異之人就是洪秀全。這是一個很難用常理來解釋的人。現在，留存下來的所有關於洪秀全的描繪，都顯得撲朔迷離莫衷一是。他就像一個巨大的謎語一樣，等待著人們去破譯。首先，這個人是狂熱的，在他的眼中，世界因為他，將會呈現一道嶄新的、永不消逝的旭日紅霞。其次，這個人是執著的，他盲目而狂熱地崇拜著一知半解的基督教義，猶如崇拜一個神靈。最初，他把那本《勸世良言》背誦得滾瓜爛熟，以他幾近天真的幼稚和執著進行煽動性的演講，以鼓舞那些深受剝削和壓迫的下層的勞動者，為他們創造一個虛無縹緲的海市蜃樓。在這個過程當中，那些底層的勞動者，本能地感受到他那灼熱的、富有同情的博愛精神，也相信他美好的承諾。苦難深重之中，那些底層的人們將所有的幻想都集中在他身上，賭博似的將所有的希望、人格、靈魂都抵押給他。他也慢慢地變成了神靈，變成了法力無邊的救世主。但很快，一切都在慢慢失控，人們的情緒變得越來越熾熱，而他自己也漸漸地喪失了理智，將自己送入狂暴的祭壇。

四十二歲的曾國藩投身於這一場戰爭，絕對可以看作是歷史的一個轉折點。在此之前，在中華帝國長長的歷史上，還沒有一個朝代，是以這樣的方式力挽廟堂於既倒的。更多的時候，民間的力量往往選擇朝廷的對立面，捲起狂飆和巨浪，加速一個朝代的毀滅。但這一次，由曾國藩出面組織的民間力量卻站在和*圖*書了朝廷一邊，尤其是廣大的知識分子，幾乎是一邊倒地站在了道統一邊，像圩堤抵禦洪水一樣抵禦著外來宗教對於本土文化的侵蝕。太平天國在民間知識層的頓然失勢，讓這個政權一下子頭重腳輕，不可避免地遭遇到失敗的命運。

一八五三年一月二十三日，瀟瀟的冬雪之中，曾國藩離開了白楊坪。父親曾麟書把曾國藩和曾國葆一直送到村口。看著父親的鬢角這段時間又添白髮，曾國藩不由心生愧疚。此行一去，究竟會怎麼樣，他心裡一點底也沒有。躬身騎在馬上，曾國藩感到很不習慣，畢竟，曾國藩沒有過這樣的經歷，在更多時候，他還是願意坐在轎子中，放下布簾，穩當當地思索一些問題。騎馬會讓他緊張而焦躁，思維也缺乏連貫性。二十五日，曾國藩趕到長沙，經湖南巡撫駱秉章的安排，將原來長沙綠州學院改為欽差大臣的官邸，然後，在門口掛個「欽命兵部右侍郎督辦湖南軍務」的大招牌，就開始招兵買馬了。從第一天起，曾國藩就以自己設計和構思的方式啟動，那就是，明裡曾國藩是招募團練，其實在內地裡，曾國藩還是想建一支真正的軍隊。這個時候，清朝的正規軍，有滿洲八旗和漢人綠營，原先讓明朝軍隊聞風喪膽的八旗勁旅，在清軍入關之後的一百多年裡，慢慢地養尊處優，早就沒有了戰鬥力。到了康乾年間，雖然還是八旗、綠營並用，但戰鬥力還是以綠營為主。由於早期制定的政策不准「擾民」，清朝一直沒有兵役制度，採取的是「募兵制」，即只要當兵，就會發餉給錢。這樣，當兵的大都是些無業遊民和社會上的懶漢混混等，再加上軍隊缺乏正規的軍訓，戰鬥力可想而知。鴉片戰爭爆發後，龐大的帝國軍隊更是名存實亡。曾國藩心裡明白，八旗軍、綠營兵等正規武裝力量根本無法抵擋太平軍的進攻，小股的團練武裝也無濟於事，自己必須從根本上著手，建立和訓練一支組織嚴密，有著頑強戰鬥意志和實戰能力的地方部隊，才能抵擋太平軍的攻勢。

曾國藩和湘軍從一開始就注定成為十九世紀中國的一個最重要的文化現象——這可以說是歷史上一支真正由讀書人領導的軍隊，是在亂世中一群書生「投筆從戎」所組建的人馬。這群讀書人挺身而出的最大使命，就是為了捍衛中國傳統文化。太平天國對於孔孟的態度，讓他們為之激憤，也正如此，讓他們立下了「上馬殺賊，下馬讀書」的誓言；至於效忠朝廷等，倒成了次要的目的。在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一幫程朱理學的忠實信徒看來，太平天國所提倡的「拜上帝教」等，其實就是西方文化妖魔化的體現，是直接違背「天理」的，而他們有責任和義務在這樣的生死抉擇中承擔自己的使命。正因如此，這支頗有湖南士林風氣的儒生在後來艱苦卓絕的生死絕殺中，屢遭挫折而不餒，表現出了與叛道者誓不共存的殉道精神。

曾國藩接到來信之後，深為感動，也深為憂鬱，但他堅持不發兵，全身心地投入到部隊尤其是湘軍水師的訓練之中。很快，消息傳來，黃州失守，吳文熔戰死。

對於事物本質的探究和洞察，使得曾國藩的處事方法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加上形勢越來越急迫，到了衡陽之後，一直主張「溫良恭儉讓」的曾國藩捨棄了打仗最為忌諱的「婦人之仁」，他開始變得冷酷，變得焦躁，變得聽不得別人的不同意見。這個後來被稱為「曾剃頭」的書生行事殘酷而暴烈，他開始瘋狂鎮壓當時一切不穩定因素，對於周邊地方的一些小叛亂，也大開殺戒。同時，曾國藩帶領自己的部下不顧一切地徵收糧食，掠奪那些危險的大戶，對軍餉展開近乎瘋狂地攫取。當然，這當中，還有一些是對上峰命令的不服從甚至抗拒。在曾國藩看來，一切都是火燒眉毛，這支部隊在沒有完全訓練成形之前，拒絕一切戰鬥。曾國藩在衡陽的那段時間，正是太平軍西征軍沿著長江沿岸攻城掠寨之時，那些八旗和綠營部隊聞風喪膽，大小城市一個又一個被攻佔，平日裡享慣了洪福的官宦老爺們不斷地遭受滅頂之災。對於清廷來說，在廣大的南方地區，唯一的救命稻草，就是曾國藩手中ｈｅtｕｂｏok•cｏｍ•ｃom的這一支部隊了。大大小小的官員們紛紛請求曾國藩早日出戰，救他們於水火之中。來自各方的信件像雪片似的飛來，曾國藩堅決地不予理睬，他一直按兵不動，全力在衡陽練兵。後來，連京城的咸豐皇帝也坐不住了，下旨令湘軍參戰，並且在上諭中批評曾國藩平時自以為了不起，關鍵時候，得做出點樣子來。曾國藩仍舊不予理會。這當中，曾國藩甚至冷酷地拒絕了朝廷讓他火速調兵赴皖解救江忠源的任務。江忠源是曾國藩的莫逆之交，也算是他的弟子。創辦湘軍初期，江忠源即跟隨曾國藩左右。不久，江忠源被朝廷調到危險的戰爭前沿，任安徽巡撫。由於孤軍深入，江忠源被太平軍團團包圍在廬州。一八五三年底，朝廷命剛剛組建的湘軍火速北上解圍。曾國藩拒絕了。在曾國藩看來，這支剛剛組建的湘軍火候完全不到，況且，湘軍所購買的火炮、火槍等武器未到，此時輕易冒進，無異於集體送死——一八五四年一月，孤立無援的廬州城破，江忠源跳水自殺，年僅四十二歲。

在那段時間裡，一方面，曾國藩全力將一支以農民為主的部隊訓練成一支鐵血之師；另一方面，他奏請截取了存放在長沙的、由廣東解往江南大營的四萬兩餉銀，以犒勞自己的軍隊。鑒於太平軍在長江有一支龐大的水師，並控制著武漢到金陵的長江水域，曾國藩聽取了郭嵩燾的意見，在建陸營的同時，全力建立一支水師軍隊。在衡陽，曾國藩設立船廠，日夜興工趕造戰船，並派人赴廣東向洋人購買槍炮；不久，又在湘潭設立分廠，加快造船速度。到了一八五四年二月，衡陽船廠建成，曾國藩很快製造出快蟹四十隻、長龍五十隻、大舢板一百五十隻、拖船五隻、鐵甲指揮船一隻；然後，又購買了民船數百艘，將它們改為兵船或輜重船，配備西洋大炮和新式火炮。曾國藩的座船「蒼龍號」更是建造得非常堅固，裡外都用鐵甲包裹，船頭配八千斤西洋重炮三門，船尾置六千斤西洋快炮三門；兩舷各有快炮五門，還配備火箭炮一門，新式步槍兩百支。可以說，湘軍的水師裝備，在當時已算相當先進了。就這樣，曾國藩的湘軍水師終於組建完畢，總兵力為五千人，分為十個營。

曾國藩認為，道德層面的凝聚力對湘軍建設尤為關鍵，於是在湘軍中推廣這一首《要齊心》歌謠：

為了使湘軍們訓練得法，作戰有素，曾國藩寫下了《操武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