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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曰求仁則人悅。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我與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愛物，是於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於尊官厚祿，高居人上，則有拯民溺救民饑之責。讀書學古，粗知大義，即有覺後知覺後覺之責。孔門教人，莫大於求仁，而其最初者，莫要於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數語。立人達人之人有不悅而歸之者乎？

八月底，是送張光藻和劉傑進京的日子。雖然曾國藩知道周家勳、張光藻和劉傑主要是充當「替罪羊」，他們的審判，也就是做個姿態給洋人看。但是他們的命運究竟怎麼樣，曾國藩也無法斷定。一直臥病在床的曾國藩思前顧後，決定籌一點款子給這幾個人的家屬，杯水車薪，聊以表達自己的一點心意吧。這麼多年來，一直克勤克儉的曾國藩幾乎沒有什麼家產，思前想後，決定從自己僅有的兩萬兩銀子的養廉費當中拿出七千兩來，救濟這三家。轉念又一想，三家平分，一家只有兩千多兩，也太少了。於是，曾國藩安排趙烈文去直隸總督府募捐。趙烈文去了一趟，很快回來了，這一行，一共籌募了一萬三千兩，全是直隸總督府的幕僚們湊的，沒有驚動地方官，更沒有驚動百姓。曾國藩讓趙烈文把這兩萬兩銀子分送給三家後，稍稍覺得安心了一點。年紀越大，心腸越軟，這樣的慈悲心，連曾國藩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現在，這個瀕海的城市再也沒有曾國藩什麼事了，甚至，在直隸乃至北方，都沒有曾國藩什麼事了。曾國藩覺得在直隸的這一年多時間裡，簡直如同夢遊一般：練兵未完，辦教案也不成，僅僅生了一場大病，然後，又稀里糊塗地離開了這個地方。尤其是這一次天津教案，從曾國藩到天津處理此案，一直到離開，只有短暫的兩個月。可以說，曾國藩是在艱難困苦焦頭爛額中度過了兩個月。在這兩個月中，曾國藩費盡口舌，耗盡心機，充分領教了洋人的無理，也領教了同胞的蠻橫。現在，終於可以離開了。讓曾國藩感到困惑的是，為什麼朝廷執意要找自己這樣一個替罪羊呢？一開始就把李鴻章放在這個位置上不是更合適嘛？也許，朝廷的意思就是這樣善變，就像一張女人的臉——這是典型的女人政治，多疑，怪戾，虛弱。曾國藩想不通的是，為什麼這個女人要把他這把老骨頭放在火上烤一烤，直到烤出異味來才放下。也許，她就是想毀掉他，毀掉一個神話，也毀掉一則文化的寓言——一個神話破滅了，一個榜樣倒塌了，只有在別人的神話和傳說破滅之時，自己的危險才會真正地解除。

從接到上諭那一刻起，曾國藩就有著一種濃烈的不祥兆頭，自己身體如此衰弱，慈禧讓他來處理天津教案這個棘手事件，很明顯是別有用心的。雖然朝廷一開始以試探的口氣在諭旨中詢問曾國藩：你最近的身體怎麼樣了？可以處理這件事嗎？但曾國藩知道，這件事情自己無論如何是推脫不了的，朝廷就是要讓他出面處理此事。曾國藩的回答是：身為直隸總督，天津發生鬧事，我怎麼能不管呢？他還引用林則徐的「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福禍避趨之」的悲壯詩句自勉。當然，這些都是做給別人看的。曾國藩隱隱約約地知道，事到如今，自己是很難躲得過這一劫的。

想到這裡，曾國藩不由苦笑了，畢竟，都是屬羊的。都說屬羊的人命苦，看來是真的，自己就是一隻苦命的羊啊。自己這頭老羊正被一隻年輕的母羊驅趕著，就要去赴湯蹈火。當然，這一隻「母羊」也很命苦的，一對孤兒寡母看守著這搖搖欲墜的山河，也的確不容易。曾國藩唯一擔心的就是「借刀殺人」，弱國無外交，在這樣的外交衝突中，自己很可能因此而身敗名裂。曾國藩知道這個時代最敏感的就是中外國民的交往問題。一個曾經的泱泱大國，顏面盡失之後，子民們當然是滿懷憤懣，當這種憤懣從一個出口噴薄而出的時候，哪裡會有什麼理性呢？往往造成激烈的矛盾和衝突，從而引發事端。這時候，朝廷就會從中找一個替罪羊，本朝的林則徐、琦善等等，不都是這樣的命運嗎？如果流放，結局還算好，怕就怕給朝廷下手的藉口。此次去津，最有可能的，就是去當這樣一隻祭祀的羊。

值得一提的是，曾國藩在處理天津教案的過程中，一直與李鴻章保持著熱線聯繫。在曾國藩看來，李鴻章對於外事相對熟悉，有經驗；而且膽大心細，有謀略，有手段。曾國藩多次去信給李鴻章，向他咨詢處理的方法。李鴻章告訴曾國藩，「洋人論勢不論理」，對於法國人，退讓得緩慢進行，不能退得太快。再一點就是，如果法國人鐵心要打仗的話，也不要怕，法國畢竟是歐洲列強當中比較弱的，而且歐洲各國矛盾眾多，可以有效地利用他們之間的矛盾。針對羅淑亞所提的要單方面懲治「天津教案主犯」的問題，李鴻章的意見是，不妨由中外大員一起審訊那些「罪犯」，如羅淑亞交不出證據，自然不太好定罪。然後，就可以將法國人拖住。李鴻章的意見，讓困境中的曾國藩如獲至寶。這時候的曾國藩也想不出什麼好計策了，他沒有照會法國人，只是盡量地等待觀望，他開始考慮拖延的辦法了。

後來，曾國藩聽說了李鴻章處理天津教案的全部結果——其實，並沒有什麼實質性的變動，只不過，因為俄國人只索要經濟賠償，不要中國人抵命，精明的李鴻章便乘機將原定二十名死刑改為十六名，算是多保了四個人的性命，其他的，並沒有什麼變動。但就是這種改動，贏得了國人的一片喝采。相比之下，曾國藩顯得更難堪。曾國藩想想就覺得滑稽，他不由想起了那個「朝三暮四」的成語典故：一個耍猴人養了一大群猴子，漸漸地，覺得糧食不夠了，耍猴人就跟猴子商量：以後你們的口糧要作調整了，早晨四個桃子，晚上三個桃子。猴子們大怒，紛紛把手邊的石頭撿起來砸向耍猴人，然後，又以絕食相對抗。耍猴人靈機一動，便很誠懇地對猴子們說，你們的意見我接受，現在，我們把早晨的桃子改為三個，晚上改為四個，你們看怎麼樣？猴子歡聲雷動，一次尖銳的矛盾衝突，就這樣解決了。

曾紀澤：中國臣民恨洋人，不消說了，但須慢慢地圖自強，才能自濟，決非毀一教堂，殺一洋人，便算報仇雪恨。現在中國人多不明此理……

曾國藩終於歸位了。在努力將人生畫了一個巨大的弧形後，曾國藩想的是，如何在收筆的時候，盡力使這根軌跡變成一個圓。在天津的最後一段時間裡，曾國藩最惦念的，就是家鄉白楊坪了。對於家鄉，以及家鄉的父老鄉親，曾國藩一直懷有深深的愧疚，自己所得到的一切，都是白楊坪、湘鄉乃至湖南那塊紅土地給予的。自己這一輩子，一直忙忙碌碌，前期博取功名，中期帶兵打仗，晚年極度虛https://www.hetubook.com.com弱，對於家鄉，實在無暇顧及，欠賬太多。現在，曾國藩最盼望的，就是回到老家湖南，耕種自己的一畝三分地，然後，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種願望，很長時間裡，一直埋藏於自己的內心深處，秘不示人，也秘不示己。現在，隨著歲月的流逝，年齡的增大，這種願望，終於如驚蟄後的蚯蚓一樣，開始蠢蠢欲動了，並且，越來越強烈地向上拱動。這一輩子，曾國藩儘管如此喜歡學問，喜歡作文，但在他看來，自己從沒有寫出最好的東西，甚至，連一首好的抒情詩、風景詩、喧笑詩以及諧趣詩都沒有寫過。曾國藩給人的印象只是謹慎、冷靜、冷酷、執著，甚至老謀深算、從容自得，其實，他的身上到處都是傷痛，可以說，涉世越深，就越感到恐懼和悲哀；恐懼和悲哀佔據了他全部的生活，尤其是他晚年的生活。那是對於冥冥之中的恐懼，以及對於現實的悲哀。而他靈魂中真正的聲音呢，卻從沒有機會酣暢淋漓地表達。現在，曾國藩很想躲到金陵或者乾脆回歸那個屬於自己的小山村，去淋漓盡致地表達，去淋漓盡致地釋放。當然，對於自己是否能夠真正地表達出，曾國藩一點也沒有自信，在很多時候，他甚至感覺到自己的江郎才盡。很長時間以來，身上的痂殼越來越厚，心靈也蒙上厚厚的塵埃。要想自由地表達，畢竟已不太容易了，也不太習慣了。不過一切都不是太遲，自己可能還有時間，曾國藩這樣安慰自己。也只有在這樣的自我安慰中，曾國藩稍稍地找到一點心理平衡。人生，就是這樣失之桑榆得之東隅，哪裡有那麼完美呢？

面對此突如其來的變化，曾國藩如墜煙雲。他先是悲傷，隨後，就是失望。曾國藩沒有想到他的決策會引起如此激烈的反應，更何況，意見還處於向朝廷請示階段，並沒有真正地付諸實施。現在，曾國藩覺得此事的複雜性遠遠超過他的預料。那些朝廷的遺老遺少們，可以毫不吃力地表達自己的立場，可以堂而皇之地說著大話以及縫隙很大的官話，但結果呢，所有的責任都不在他們身上，背負這一切的，只有自己瀕臨腐朽的身軀。作為當事者，曾國藩當然力求一個結果，這個結果，不僅僅是本方能夠接受，對方同樣也要接受。但在如此國力之下，奢望根本無法得到保證。如果事情不能得到解決，吃虧的只能是自己的國家和人民。曾國藩決定豁出去了，不管怎樣，盡人事，聽天命，他要全力避免這場戰爭的爆發，哪怕是委曲求全，也不能讓這場戰爭打起來。

很快，李鴻章來到天津，與曾國藩進行了交接。看到李鴻章仍是一副風流倜儻的樣子，曾國藩不由心生感慨。李鴻章還是比他灑脫啊，能拿得起，也放得下，不像自己，永遠背負著沉重的包袱。這是曾國藩第二次正式與李鴻章進行移交了，而且，在外人眼中，都是他的事情沒有辦好，然後，朝廷令李鴻章來接替他。第一次，是一八六六年，當時曾國藩奉朝廷命剿滅捻軍，出師不利，朝廷命時任江蘇巡撫的李鴻章來接替曾國藩，然後讓李鴻章回任兩江總督。這一次，仍然是這樣。曾國藩知道李鴻章的才幹，對於李鴻章的為人，也十分瞭解。移交之後，曾國藩仍積極與李鴻章溝通。他們師徒之間，還是好溝通的，有些事情，只要說幾句話，心裡也就明白了；另一些事情，不說，心裡也明白。曾國藩問李鴻章：可做好準備了？準備怎麼跟洋人打交道？李鴻章在曾國藩面前耍起了幽默：「準備打痞子腔。」曾國藩聽後很不高興：這是代表朝廷啊，是代表國與國之間，怎麼能「打痞子腔」呢！曾國藩當時就把臉一沉，批評了李鴻章兩句。李鴻章見老師動怒了，慌亂解釋，那是開玩笑的。曾國藩說，開玩笑也不行啊。李鴻章在老師面前還是謙遜的，李鴻章立即就說：學生記住了。

從京城到金陵，一路上曾國藩走走停停，北方的冬天，平原上到處都是凜冽的風，乾硬而粗魯，曾國藩覺得趕路都變得艱難而無力了。十一月十六日，曾國藩趕到山東平原縣境內，不知是當地縣令不知道消息，還是有意怠慢他，到了必經地的腰站鎮之後，竟沒有人出面來接待。曾國藩見此場景，只好嘆口氣，自己安排住下，然後又買了食物。到了東阿縣境內之後，曾國藩接到了李鴻章的信函，一個噩耗傳來，他的長女紀靜在湘潭婆家亡故。曾國藩不由老淚縱橫。紀靜還不到三十歲，六歲那年，由曾國藩做主，與湘潭人氏袁漱六的兒子袁榆生定親。袁漱六當時跟曾國藩都在京城做官，彼此算是好友。一八六一年紀靜完婚時，曾國藩已任兩江總督，袁漱六已於兩年前去世。紀靜成婚之時，曾國藩只給了女兒奩資兩百兩白銀。家人主張稍增紀靜奩資，曾國藩堅決不允。紀靜對於父親的舉動也很理解。過門之後，紀靜嚴守婦道，克勤克儉，但丈夫袁榆生卻放浪形骸，不務正業，甚至在娶紀靜之前，先迎了一個小妾。與紀靜成婚之後，曾國藩給袁榆生找了一個當差的事做，但袁榆生仗著曾國藩的關係，胡作非為，封民房，奪娼妓，帶人打保甲局，儼然當地一害。有人向曾國藩告發，袁榆生驚慌失措，吞食鴉片自殺未遂。曾國藩一氣之下，與袁榆生斷絕了關係，但還是將女兒送到湘潭袁宅，畢竟，女兒還是別人的妻子。在這種情況下，完全可以想像紀靜的悒鬱愁苦了，也難怪她如此短命。曾國藩不由陷入深深的自責中，他在日記當中寫道：「不料兒女中有袁氏女之變，老境頹唐，不堪傷感！」

二曰主敬則身強。內而專靜統一，外而整齊嚴肅，敬之工夫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為承大祭，敬之氣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驗也。聰明睿智，皆由此出。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若人無眾寡，事無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則身體之強健，又何疑乎？

曾紀澤：臣從前讀書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語，以為人臣忠則盡命，是到了極致。觀近來時勢，見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時須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層，竟須拼得聲名看得不要緊，方能替國家保全大局。即如前天津一案，臣的父親先臣曾國藩，在保定動身，正是臥病之時，即寫了遺囑吩咐家裡人，安排將性命不要了。及至到了天津，又見事務重大，非一死所能了事，於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其時京城士大夫罵者頗多，臣父親引咎自責，寄朋友的信常寫「外慚清議，內疚神明」八字，正是拼卻聲名以顧大局。其實當時事勢，捨曾國藩之所辦，更無辦法。

那一天，曾國藩和崇厚商議了很久，他們絞盡了腦汁，也商量不出一個好辦法。曾國藩急了，他知道，如果要打起仗來，京城一帶駐軍空虛，哪裡是法國人的對手呢！當年道光帝派林則徐到廣東禁煙，又同意他以武力回擊英國人的武裝侵略，但後來仗打敗了，道光帝又把責任推到林則徐身上，將他革職充軍。道光帝號稱聖明，頗想有所作為，尚且如此出爾反爾，更何況現在的寡婦孺子，那是更不會承擔責任的。如果戰爭失敗，自己肯定會成為把國家推進災難中的罪魁禍首，災難深重的國家也會遭受更大的損失……想到種種後果，曾國藩與崇厚相對而泣。這個時候，曾國藩思緒萬千，即使是當年與太平軍的戰鬥到了最困苦最艱難的時候，曾國藩也沒有亂方寸，但這一次，曾國藩的確是有點亂了。他最擔心的一點是，因為自己處理失當，從而招致戰爭。自己的一世英名是小，要是清國再遭塗炭，他將因此背上沉重的枷鎖。曾國藩無路可退了，他不得不為避免戰爭而妥協。曾國藩幾乎是發瘋了似的責令下屬搜尋事件中的激進分子，同時將原先安排回老家休假避風頭的張光藻和劉傑也收審起來。一切都是無奈之舉，曾國藩只得這樣做了。

對於「教案」一事，曾國藩並不陌生，曾國藩清楚地知道，「教案」的屢見不鮮，跟中國百姓的大眾心理有關和_圖_書。鴉片戰爭之後，一個泱泱大國在與洋人的對局中屢屢失敗，使得各界人士尤其是普通大眾積淤了強烈的忿恨情緒；外國傳教士在中國的傳教活動越來越公開化合法化也招致了人們的不滿。更令中國人氣憤的是，對中國道德倫理一知半解的外國傳教士們，在中國內地的地方事務中逐漸擁有了相當的特權：他們不受中國法律的約束，享有「治外法權」和「領事裁判權」；他們在中國土地上觸犯了法律，只有他們的「領事」才有權「按照他們的法律」進行處理，這實際是縱容傳教士們在中國土地上為所欲為。那些一開始對中國國情不瞭解的外國傳教士很快就學會了清國的等級制度，他們和清國的官員一樣，也分成若干等級，開始與清國的官員們平起平坐。教會中的主教官職相當於清國的一品大員，與總督與巡撫平級；副主教與清國的司、道平級；神父和牧師則與清國的知府、知縣平級。這樣，教會實際上也就成了另外一個政府，甚至有些人要求中國的百姓見了外國傳教士，同樣也要下跪磕頭。除此之外，那些先行入教的中國地痞流氓，恃洋人為後台，為非作歹，更讓人們橫眉冷對。有了這樣的大眾心理，也難怪那些百姓們會對教會群起而攻之。這些年貴州、廣西、山西，都發生了很多當地人與洋教士衝突的「教案」，在這樣群起而攻之的過程中，也有一些人胡亂洩憤。中國人人多勢眾，吃虧的，當然都是那些洋教士們，在教案中，教士屢屢被殺被打，教堂也被燒燬。曾國藩清楚地知道，民眾只要一聚集在一起，有些事情根本就無法控制。人心當中那些複雜無比的情感和動機，又如何能把握住呢？結果，只有天知道了。

幾天之後，曾國藩在濟寧與從保定南下的家眷會合。親人相見，談起自己所經歷的種種以及女兒紀靜的死，自是一派唏噓哀嘆。然後，曾國藩一行登上了運河上的船隻，乘船南下金陵。冬天的北方一片肅殺，船沿著運河的水面無聲地滑行，四野寂寥，船槳擊水的嘩嘩聲更顯旅行的乏味。整個路途中，一家人都緘默無語，各人都想著各人的心思。有時候，曾國藩從船艙裡用一隻尚好的眼睛看兩岸的風景，迷離之中，更覺得這個世界的恍惚無常。這條像掌紋一樣熟悉的河流，在他眼前變得陌生起來，陌生得就不像這個世界的河流一樣。這是一條沒有終點的航線，不知道下一站真正要去的，是什麼地方？終點，還是這個世界嗎？此時，在曾國藩的內心當中，唯一像脆弱的燈芯一樣維繫光亮的，只剩頑強的道德了。在曾國藩看來，在有限的人生中，如何在道德上實現自己的完滿，如何在立功、立德、立言的基礎上，靠道德的完滿來獲取自己的青史留名，是自己最大的問題。在曾國藩的思想中，他越是覺得世界的荒謬，也就越覺得道德的真切。也許，在曾國藩的一生中，讓他唯一真正順從的，只有道德了。雖然在自己的深層次裡，曾國藩也有過對於道德的抗命，詛咒它們是束縛心靈的鎖鏈，但在更多的時間裡，他又為這種鎖鏈感到自豪。作為一個傳統的知識分子，曾國藩的內心深處，是有那種巨大吸附力的。這種吸附力，如集體無意識一樣深入天下庶民之心，形成人們恪守的準則，也成為人們內心的渴望。在所有的東西都變得虛無縹緲的情況下，只有道德像糧食一樣，仍舊實實在在。

八月二日，一個好消息傳來，早在七月十九日，在歐洲爆發了普魯士和法國之間的戰爭。曾國藩非常高興。如果一切屬實的話，那麼，法國將無力跟中國開戰，天津教案的對峙局面必定會解除。當天，曾國藩在給曾紀澤的信中說：「法國公使第二次照會，欲殺府縣。余堅執不允，渠無如何，頃於初九日回京，將與總署商辦。聞布（普）國與法國構兵打仗（自注：此信甚確），渠內憂方急，亦無暇與我求戰，或可輕輕解此災厄。」這時候的曾國藩已經黔驢技窮了，他只乞求上天有眼，在此關鍵時期，助自己一臂之力。

四曰習勞則神欽。人一日所著之衣所進之食，與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稱，則旁人韙之，鬼神許之，以為彼自食其力也。若農夫織婦終歲勤動，以成數石之粟數尺之布，而富貴之家終歲逸樂，不營一業，而食必珍饈，衣必錦繡。酣豢高眠，一呼百諾，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許也，其能久乎？古之聖君賢相，蓋無時不以勤勞自勵。為一身計，則必操習技藝，磨煉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慮，而後可以增智能而長才識。為天下計，則必己饑己溺，一夫不荻，引為余辜。大禹、墨子皆極儉以奉身而極勤以救民。勤則壽，逸則夭，勤則有材而見用，逸則無勞而見棄，勤則博濟斯民而神祇欽仰，逸則無補於人而神鬼不歆。

曾國藩不得不進行兩手準備了。在繼續談判的同時，他開始奏明朝廷，調集軍隊準備戰爭，萬一談判破裂，必須做好打仗的準備。曾國藩向朝廷建議，調集軍隊匯聚京津附近。這個時候，曾國藩的湘軍已裁撤殆盡，所剩下的劉松山部以及左宗棠部都在西北鎮壓起義；李鴻章統率的淮軍也趕赴陝西支援。唯一能調往天津進行防禦的只有駐山東章丘的淮軍劉銘傳部以及曾國藩本人在保定新練的兩千多人馬。於是，曾國藩接連致函朝廷，要求將李鴻章和劉銘傳的軍隊移駐京津附近以防不測，並致信劉銘傳，讓他火速帶兵趕到天津附近。很快，劉銘傳的九千兵馬趕到了天津附近的滄州。

幾天之後，曾國藩奉命在坤寧宮參加朝廷舉辦的宴會。盛大的宴會上，曾國藩再一次見到了慈禧太后，這是曾國藩第六次見到慈禧，也是最後一次。這時候的曾國藩已是身體佝僂、鬢毛盡衰，看得出來，一個人如此這般，怕是很難活到高壽了。當曾國藩蹣跚著向慈禧走來並行大禮時，慈禧連忙開口說平身，然後很親切地詢問曾國藩啟程的日期，又一次囑咐他到了南方後要好好練兵，尤其是水師，一定要好好訓練。慈禧的聲音婉轉悅耳，態度和藹可親。曾國藩知道慈禧終於相信自己的忠誠了，不，不是相信忠誠，而是已確信這個人沒有威脅了。在慈禧太后的眼中，這樣一個病魔纏身的老臣，即使是想作怪，也沒有體力和精力了。一條沒有毒牙的蛇，當然是咬不了人的。

一八七〇年十二月，到了金陵後的曾國藩給朝廷寫了一封奏摺。對於這一次失敗的經歷，曾國藩一直耿耿於懷，在奏摺中，曾國藩流露出明顯的酸楚，也深切地檢討了自己。慈禧讀著曾國藩的摺子，心裡也如打翻了五味瓶一番。一個人，如此自虐般地苛刻自己，是一種病態呢，還是一種美德？或者說，是一種病態的美德？而自己所做的，是刻意地摧毀權威，還是有意無意地「借刀殺人」？這一點，連慈禧也拿不準了。一切，似乎都是天意吧！人力，哪裡敵得過天意呢！慈禧心中不由有一絲憐憫了。多年以後的夏天，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受命出任駐英、法大使，臨行之前，兩宮皇太后召見了他，慈禧把曾紀澤叫到面前，跟他談起當年的天津教案事件，他們的一番談話，可以說是暴露了各自的思想：

接到上諭之後，曾國藩好長一陣子都在發呆。他清楚地明白，此次去津，完全可能有去無回。對自己這衰病之身，曾國藩倒是無甚留戀；官居一品，封侯拜相，也無甚遺憾了。他最牽掛的就是兩個兒子，擔心他們今後若不能好好地立身處世，曾氏家族也會有一天突然敗落。這樣的事，對於名門望族來說，幾乎不可避免，否極泰來，泰極否來，一切都太正常不過。曾國藩唯一希望的是曾家敗落的時間能稍稍長一點。當天晚上，曾國藩又給兒子們寫了一封信，這封信寫寫停停，一直寫到雞鳴之hetubook.com.com時才完成。總算把該交代的都交代了，曾國藩感到釋懷不少。這封信一如既往地飽含了曾國藩的憂鬱和擔心：

與此同時，在法方的強硬態度之下，曾國藩在初步請示朝廷之後，違心地答應了法方的要求。七月二十一日，曾國藩將與洋人議定的結果報告給了朝廷：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發往黑龍江效力贖罪；賠償法、俄、英、美四國損失和撫恤費五十萬兩白銀；以殺人罪抵償洋人死亡數處死民眾二十人，以搶劫和傷人罪判處充軍杖徒二十五人。在這份奏摺中，曾國藩還詳細地報告了事情的前因後果：

很快，在天津的曾國藩接到了上諭，對於此項結果，朝廷沒有明確表示同意，也沒有表示反對，只是堂而皇之認為處理事宜，一定要使老百姓心服，「始能中外相安也」。朝廷在巨大的壓力之下，對於曾國藩辦事不力，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奇怪的是，關於天津教案的處理意見尚沒有公佈，就透露出去了。輿論大嘩，無論是朝廷還是民間，已是一片反對聲。尤其是民間，人們奔走相告，群情激憤。情形對曾國藩越來越不利了。在京的一些湘籍官員聯名致書曾國藩，對其大加抨擊，更有激進者，還跑到北京的湖南會館，將所有書寫曾氏科第官階的匾額一併拆除，並要求開除曾國藩的會籍。與曾氏交往多年的倭仁，也送書給曾國藩，要跟他絕交。

曾國藩不由苦笑：如果說那些民眾們就是猴子的話，那麼，自己又算是什麼呢？每一個人都是耍猴人，同時，又是猴子。只不過，是以另外的方式被那些耍猴者耍。其實，人生就是這樣的簡單吧，自欺，欺人，然後被人欺。這些，既是心甘情願，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在處理天津教案的那一段時間裡，曾國藩很多天都無法合眼。壓力的倍增，使晚年的曾國藩明顯感到力不從心。並且，由於連日的操勞，曾國藩的高血壓病又犯了，嘔吐不止，茶飯不進。更可怕的是，因為長時間休息不好，曾國藩又患上了嚴重的憂鬱症，經常神經過敏，想得太多。趙烈文說他是用心太多招致心力不夠，所以無法入眠。曾國藩故作輕鬆地說：睡不著覺更好，我的生命就比別人多一倍時間。儘管在表面上故作輕鬆，但曾國藩還是知道自己力不從心。七月二十四日，曾國藩以身體不支為由，奏請朝廷另派大臣來天津協助查辦教案。朝廷指示江蘇巡撫丁日昌趕到天津，協助曾國藩辦案。由於丁日昌一時趕不到，朝廷只得讓工部尚書毛昶熙先去天津。八月一日，毛昶熙來到天津，會辦教案，隨行者還有侍講吳元炳、員外郎劉錫鴻、總理衙門章京陳欽、惲祖貽四人。

回到金陵後的曾國藩像一隻疲憊不堪的鳥一樣，終於無奈地落下腳來了。他的身體已全然飛不動了，只能依靠自己的記憶苟延殘喘。他開始回憶一生飛翔過的地方：白楊坪、湘鄉、長沙、京城、衡州、岳陽、武昌、南昌、安慶、金陵、徐州、周口、保定、天津……那些曾經生活和盤桓的地方，像是一張複雜的、密緻的網一樣，團團地罩住了他。他就這樣莫名地，以生活的軌跡，與這些大大小小的地方結緣，然後繫上一個死死的結。曾國藩一直反詰自己，如果身處盛世，以自己立功、立言、立身的表現，是足以青史留名的，問題是在這樣的亂世，曾國藩能保住自己的名節嗎？他從不敢想，也從不敢保證。自己的身後，一切都宛如一個巨大的黑洞一樣，一切都是未知，一切都會天翻地覆，連永垂不朽的道德能否保證，曾國藩都沒有確定的把握了。

慈禧的言辭當然堂而皇之。問題的核心在於：一個自私而專制的政權能夠引領這個國家走向自強嗎？並且，一個極端喜歡奢侈生活，把個人生活和愛好凌駕於國家利益之上的人，是承擔不了推動社會進步的重任的——當一些自強措施涉及到專制制度的根本利益時，所有的措施便會畫地為牢；興風作浪的，必然是一堆尸位素餐、因循守舊的腐朽人馬。一個落後的政體，明顯是承擔不了自強重任的。

八月二十一日，丁日昌趕至天津。同一天，劉傑也押赴天津。丁日昌是李鴻章一手提攜的淮系洋務幹將，性格和辦事方面，都頗有李鴻章的爽利風格。丁日昌一到天津，便大張旗鼓地重建教堂，修繕育嬰堂，同時命令道府縣鎮將五衙門，四日內各拿獲四人，違者摘頂；同時密傳縣衙八班捕快，以重賞限期拿犯，逾期者嚴辦。丁日昌的這些舉動遭到了天津輿論的反對，丁日昌也不理會，繼續大刀闊斧地推行。很快，有人攻擊他是「丁鬼子」、「丁小人」；又有人四處張貼小字報，揭發他在江蘇任上貪污受賄的事情。丁日昌一笑了之。丁日昌在拜見曾國藩時，專門為曾國藩請了兩個洋人大夫，給曾國藩治療頭暈和眼疾。丁日昌勸慰曾國藩，天塌下來都不要管，一切都由他丁日昌頂著。八月二十八日，丁日昌的鐵腕政策起到了作用，各衙門共拿獲三十七人。到了九月中旬，總共抓獲八十餘人。因距法方要求三個月內緝出兇犯的期限迫近，丁日昌成立了專門的發審局，與曾國藩一起抓緊連夜審訊。對於丁日昌，曾國藩本來印象一直不太好，在兩江總督的位置上，曾國藩一再聽到有關他問題的傳言。但這一回，曾國藩領略到了丁日昌的果敢和麻利，這還真是個人才呢！敢作敢為，獨當一面。曾國藩這才明白李鴻章欣賞丁日昌的道理。也許，在亂世中，就應該有這樣的無理和果斷吧，很多事情都是賭博，也許，還真的應該快刀斬亂麻似的賭一賭呢。

七月二十日，羅淑亞來見曾國藩，再次向曾國藩發出最後通牒。羅淑亞的口氣非常蠻橫，堅持要殺張光藻、劉傑和陳國瑞三人，與此同時，提出的要求還包括：在教案中，外國人死了二十多人，因此中方也必須殺掉同樣數字的案犯。曾國藩嚴詞拒絕了。羅淑亞見目的沒有達到，拂袖而去。

這一年，按照中國傳統，曾國藩六十大壽。還沒到生日，朝廷就早早地派人來天津，給曾國藩送來了壽禮，有：御書「勳高柱石」匾額一面、福壽字各一方、佛像一尊、紫檀嵌玉如意一柄、蟒袍一件、吉綢十件、線縐十件……朝廷壽禮如此早早地送來，讓曾國藩始料未及，這些，可能是慈禧太后對曾國藩以示安慰吧。女人的心，還是要細得多。曾國藩連忙上書謝恩，懇請皇上太后接見。聖旨很快傳來：著來見。於是，曾國藩跟李鴻章告別，離開天津，到了北京。在京城，曾國藩又先後受到慈禧太后兩次召見，這兩次召見的地點仍是紫禁城的養心殿。慈禧太后先是問了曾國藩有關天津教案的處理情況，又關心地詢問了曾國藩的健康狀況，特別是曾國藩的視力，問得很細。曾國藩的回答是：「右目無一隙之光，竟不能視；左目尚屬有光。」隨後，慈禧太后又問了兩江總督馬新貽的一些情況，讓曾國藩到了金陵之後，在南方同樣要好好練兵。看得出來，朝廷是被人欺負怕了，對於練兵之事十分迫切，很想在軍事上自強一番，以改變遭人隨意欺凌的格局。

對於慈禧，曾國藩充滿敬畏。雖然只是在京城時見過幾面，但看得出來，這個女子聰明無比，洞察力很強，也心狠手辣。曾國藩曾在私下裡把她跟漢時的呂后、唐朝時的武則天相比較，曾國藩的結論是：比較而言，漢時的呂后是狠，凶殘無比，她可以毫不遲疑地殺掉韓信、陳郗，就足見她的凶狠；而唐朝時的武則天呢，霸氣十足，氣吞萬里如虎，更像一個男人，她甚至有著漢魏武帝的風格，胸襟博大，極具個人魅力。相比較而言，慈禧，這個江南小女子，倒是聰明伶俐，也最具有女人味，她善於運用女人的手段和方式來辦事，在輕描淡寫和風細雨中，達到她的目的。當然，這個女人同樣是頗具膽和圖書略的，幾次關鍵時候的先下手為強，就可以看出她的心機和果敢。曾國藩自認對於慈禧的心理狀態還是瞭解的——身為孤兒寡母，疑心病會尤其重，如果一意識到危險，肯定會先下手為強。從總體上來說，慈禧一點也不比呂后和武后差，但這個女子是否成大器，就看這個時代的機緣了。

夜幕降臨了，整個世界像眼瞼一樣閉上了。世界如此荒涼，也難怪曾國藩有一個荒涼的內心。可以讓人斷定的是，對於這個人來說，他留存在這個世界的唯一的痛苦，就是沒有成為聖人。

曾國藩是應慈禧的旨意來到天津的。

一八七〇年七月八日，曾國藩抵達天津。那段時間，因為教案的爆發，這座城市就像發了高燒一樣群情激憤。曾國藩的到來，似乎更加劇了地表的溫度。大街小巷都在議論曾國藩將會怎樣處理這件棘手的事情。一些人對於曾國藩寄予了厚望，一些人依舊是懷疑，而更多的人則是麻木不仁、幸災樂禍。這個濱海的新城市在長時間與洋人打交道時所吃的啞巴虧，幾乎讓每一個人對於朝廷感到悲觀失望。人們都用一種陌生的眼光看著這個傳奇性的直隸總督。當曾國藩從轎子中走出，緩緩地踱著八字步邁入通商大臣府的時候，在府外，圍觀者人山人海。當地很多平民和士紳都試圖跟曾國藩見面，藉以表達自己的看法。曾國藩一一接見了他們，耐心地聆聽了他們的闡述。當年那個身材修長喜著紫衫的儒雅青年，如今已高顴突出，神色疲憊而昏暝，他的一隻眼睛已沒有光亮了，只有一隻眼睛，睜閉之間，不時發出一道精光。

一八七〇年十一月七日，曾國藩悻悻地離開了京城，南下金陵。兩年的時間，從北上到南下，他就像一隻疲憊的候鳥一樣，辛勤地，從起點出發，復又飛回到起點。可以說，天津教案讓一個神話般的曾國藩倒下了。來北方之前，曾國藩是一個功勳卓越的曾國藩，是一個極受人尊敬的曾國藩；而現在，只剩下一個老而無用的曾國藩，一個視若猶憐的曾國藩。一個強大的專制統治是不需要其他榜樣的，除了絕對的王權之外。天津教案的結果，讓慈禧有意無意摧毀了緊跟在自己亮光後面的一道影子，也解除了一個潛在的危險。

一曰慎獨則心安。自修之道，莫難於養心；養心之難，又在慎獨。能慎獨，則內省不疚，可以對天地質鬼神。人無一內愧之事，則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寬平，是人生第一自強之道，第一尋樂之方，守身之先務也。

沒到天津之前，曾國藩就已將教案的前因後果基本弄得一清二楚了。一番聆聽之後，曾國藩更加瞭然。一切都在曾國藩的預料之中——起因，並不複雜，複雜的是事件過程中的節外生枝，以及結果的無法控制——關於「天津教案」的一些具體細節，眾說紛紜，相對一致的說法是：春天的時候，天津不斷發生迷拐幼童案件，官府抓獲了拐犯李所之、武蘭珍，這兩人交代，他們的迷|葯是從教民王三那裡得到的。於是，社會上紛紛傳說，罪魁禍首就是法國教堂，那些穿著黑色大袍的傳教士們，躲在那個有著尖尖屋頂的房子裡，把中國嬰兒剜眼掏心，製成藥材，然後販賣到自己國家。與此同時，法國天主教堂的嬰兒因為瘟疫流行，照顧不周，導致中國嬰兒死亡三四十人，屍體潰爛。於是，人們湧向官府，要求官府徹查。在這種情況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率天津道周家勳等會同法國領事豐大業，對武蘭珍進行了審訊。武蘭珍在審訊過程中，供詞破綻百出。天津知府張光藻帶人初查無法落實之時，圍觀百姓與教堂因口角發生衝突。法國天津領事豐大業帶人闖入三口通商衙門和天津知府衙門，要求通商大臣崇厚、天津知府張光藻帶兵鎮壓，遭到拒絕後，豐大業竟然開槍恫嚇崇厚。行至獅子林浮橋時，豐大業又對遇到的靜海知縣劉傑開槍射擊，打死了擋在前面的家人劉七。百姓被激怒了，他們一擁而上，亂拳打死了豐大業以及秘書西蒙。緊接著，似乎全天津的人都湧來了，形勢變得無法控制，憤怒的人群放火燒燬了望海樓教堂，殺死神父兩名；又到仁慈堂，殺死修女十名。在此之後，大隊人馬又闖入法國領事館，殺死兩人。而在同一天，天津群眾還在其他地方，殺死法國商人兩名、俄國人三名、中國人三四十名，焚燬英國和美國教堂六座。暴亂就這樣變得一發不可收拾。在這次事件中，共計打死外國人二十人。法、英、美、俄、德、比、西七國聯合向清廷提出了抗議，並且調遣軍艦到天津海口及煙台一帶示威，放言將天津化為焦土。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驚慌失措，一面自行請罪，一面奏請朝廷速派通曉洋務的大臣到天津扭轉局面。

事情慢慢平息下來了。天津城算是恢復了正常的生活。曾國藩的病也漸漸有了點起色。就在天津教案將要接近尾聲的時候，一個驚人的消息傳來，金陵爆發了一樁離奇大案——接替曾國藩就任兩江總督的馬新貽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刺死。很快，又一個消息讓曾國藩更為驚異：朝廷下旨，讓曾國藩重任兩江總督，負責查辦這樁奇案；同時，將李鴻章由湖廣總督上調任直隸總督，再次接任曾國藩的位置。

八月十日，時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來到天津。很明顯，赫德此行的身份是法國與中國談判的調停人。曾國藩會見了赫德，同樣跟赫德說了一些堂而皇之的話，他讓赫德傳話給法國人，說：「中外修好，必以百姓相安為要。津郡為入京要衝，各國皆有駐京公使，洋人絡繹往來，若辦理太過，令津民冤憤不平，實非永遠相安之道。」他還指出：法國人要求中國官員抵命一事，萬難允許，只能查辦有關兇手。赫德當即表示願意向羅淑亞轉達曾國藩的意見。八月十六日，曾國藩再次接見了赫德，這一次的話題還是跟上次一樣，赫德向曾國藩轉達了當前的壓力，法、俄等國再一次表示不肯罷休。與此同時，朝廷的壓力也在增大，因為抓捕兇手的進展緩慢，英法等國大為不滿。英國公使威妥瑪去了北京，直闖總理衙門，向朝廷遞交照會一件，並在總理衙門大發雷霆。總理衙門認為，天津教案遲遲未解決，責任主要在於曾國藩。緊接著，朝廷又降旨，對於曾國藩辦事的拖拉，提出了嚴厲的警告。尤其對曾國藩批准當事人張光藻、劉傑請假，一個去了順德，一個去了密雲，十分不滿。這時候的曾國藩再一次想退了，曾國藩萌生了由李鴻章來代替自己的想法。

這樣的旨意完全出乎曾國藩的意料。朝廷如此決定，可能是他們以為天津教案已經結束了吧；或許，是因為他對於兩江的情況更為熟悉？不管怎麼說，曾國藩知道，這樣的決定，等於向外宣告：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事件失敗。雖然曾國藩對很多事情處變不驚，坦然受之，但這樣的變動，還是讓他落落寡合。李鴻章是一個很能幹的人，也是他的學生，對於李鴻章，曾國藩再瞭解不過了。曾國藩相信李鴻章能將天津教案的事處理好。雖然曾國藩對此事所造成的沸沸揚揚一直不太開心，對於結果，也很無奈，但曾國藩對這一切，還是認了。很多事情，當局面無法控制住時，就得犧牲掉個人的利益和名譽。換了誰，在這個位置上，也是要做犧牲品的……直到現在，曾國藩才明白，歷史，完全是由不確定的因素所決定。後人在記載和撰寫時，看起來那麼信心十足，其實，完全是色厲內荏。其實，每一個隘口，都有著那麼多的可能性，有那麼多的陷阱和敵意。那些最後走到盡頭的人，都是命運的寵兒。這就是不折不扣的宿命啊！

讓曾國藩沒有想到的是，內閣在發抄請各位大臣議事時，將「五疑」的關鍵內容刪掉了許多，這樣看起來曾國藩的態度完全是一邊倒。因此，大臣們在讀到曾國藩的奏摺後，群情激憤，朝野大嘩，那些遺老遺少們一個個號天叫地。七月二十三日是一個無比炎熱的日子，慈禧、慈安與同治在乾清宮召集御前會議，商議曾國藩的意見。參加會議的有惇親王奕琮，大和圖書學士官文、瑞常、朱鳳標、倭仁，軍機大臣奕訢、寶鋆、沈桂芬、李鴻藻，御前大臣奕譞、景壽、伯彥訥謨祜，總理衙門大臣董恂、毛昶熙，弘德殿行走徐恫、翁同龢、桂清、廣壽等——看看這些人的名字，就會知道討論的結果了。會議的氣氛緊張異常，原本慈禧和慈安一直是「垂簾」聽政的，但這一次，不知是天氣炎熱還是一時忘了，兩太后的簾幕都沒有放下。眾多的朝廷大臣，除了認為曾國藩辦事不妥之外，幾乎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建議，只是在那裡空談要對得起民眾。商議的結果，還是沒有什麼辦法，只好默認了曾國藩的處理意見。會議開了一個多小時，因為天氣炎熱，每一個與會者都汗流浹背。而且，他們的心情變得更糟，一個個長吁短嘆。

慈禧：曾國藩真是公忠體國之人。

到了這個時候，對於曾國藩來說，死亡已成為一件自覺自願的事情了。一個人，活到如此地步，就像圍棋對弈，已進入一個死局，所有的落子都會變得無趣了。所有的東西，當成為一種無趣的格局時，還不如早點去結束它。該消失的時候，就應該消失了。於是，我們就看到了曾國藩心猶不甘地消失了。任何人的死亡，都像一滴水消失於河流之中，像雪花融入冰冷之中，一切都悄無聲息。對於曾國藩來說，他的死，卻更像一棵千年老樹的死亡方式，那是一種孤獨無比的死亡，也是一種倔強而無奈的離開方式。心先死，然後靈魂離開，身體再慢慢變得冰冷。這個人以一個倔強的姿勢，宣告著不甘，讓自己的一切，不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

曾國藩悻悻地離開了京城，南下金陵。兩年的時間，從北上到南下，他就像一隻疲憊的候鳥一樣，辛勤地，從起點出發，復又飛回到起點。可以說，天津教案讓一個神話般的曾國藩倒下了。

除此之外，曾國藩還分析了天津士民積憤的原因，即所謂「五疑」，即：一、教堂大門終年關閉，神秘莫測，房屋皆建地下室，疑為囚禁幼孩之用；二、中國人民至仁慈堂治病，恆久留不出；三、教士為瀕死者行洗禮，被疑為送入堂內皆見入而不見出；四、母子同在堂內，經年不得相見；五、堂中死人過多，掩埋多在夜間，又有二三屍一棺者，胸腹先腐，於是浮言大起。鑒於此，曾國藩請求朝廷明降諭旨，宣佈從前反教檄文揭帖所稱「教民挖眼剖心戕害生民之說多屬虛誣」，「一以雪洋人之冤，一以解士民之惑。」

七月十九日，法國艦隊抵達大沽口。大軍壓境之下，法國談判者的膽子似乎更壯了。羅淑亞強烈要求將天津知府張光藻、天津知縣劉傑、直隸提督陳國瑞處死。羅淑亞提及陳國瑞，頗讓曾國藩感到意外。原來羅淑亞認為，正是由於陳國瑞的直接煽動，才有如此嚴重的後果。這個陳國瑞就是當年僧格林沁的部下，在剿捻時，一度在曾國藩手下，並且，還因為跟劉銘傳衝突之事受到曾國藩的多次警告。教案爆發那一天，陳國瑞從浙江調往直隸，正好路過天津，遇見了百姓在暴打洋人，陳國瑞一時痛快，也忘了自己的身份，在旁大叫：「殺得好！」也加入了隊伍當中，並且擔當了指揮者。於是，法國領事館便將陳國瑞也列入了名單，認為作為一個地方官，如此煽動鬧事，也該處置。對於羅淑亞蠻橫的要求，曾國藩當然理直氣壯地加以拒絕，曾國藩只同意將張光藻和劉傑押送到刑部治罪，至於陳國瑞，純屬是看熱鬧，定什麼罪！在曾國藩看來，中國的官員只能由朝廷治罪，這是一個原則問題，法國人不能欺人太甚。

余通籍三十餘年，官至極品，而學業一無所成，德行一無可許，老人徒傷，不勝悚惶慚赧。今將永別，特立四條以教汝兄弟。

一八七一年的某一天，在金陵的曾國藩看到窗外有一株他一直非常喜歡的白玉蘭樹，在乍暖還寒將要吐露花蕊之時，突然不明原因枯槁而死，曾國藩不由感嘆人生和世界的無常。雖然最後一刻還沒有來，但曾國藩早就準備好，時刻準備跟死神一道離去。在最後的時光裡，曾國藩幾乎停止了一切熱情，殘存於世的，只有怠惰、悲傷和冷漠。此刻的曾國藩，已是越來越直接地感覺到自己的身體就像一處四處漏風的老房子，到處都是大大小小的縫隙，冰冷的罡風呼嘯著穿過。最後的日子裡，曾國藩專心致志所做的一件事就是寫自己最後一份遺囑了。這一份遺囑，讓曾國藩頗費一番腦筋，可以說這是對於自己一生的一份總結，也是對於自己做人的一份總結。也許，對於曾國藩而言，越是覺得回天無力，就越是寄希望於道德。現在，道德成了他唯一的救命稻草。他知道，要想身後名垂青史，道德的表率是至關重要的。至於其他，人們總是會有意無意地忽視。在寫這份遺囑時，曾國藩感到自己的一生就像一個陰謀一樣，那是精心設計的一個佈局。只不過，這個佈局不是自己設計的，而是不可捉摸的命運設計的。至於自己，只是當中的一個棋子。一個人的一生，就那樣迷失在棋局中，痛苦而絕望。痛苦的本質是什麼呢？還是因為蒼涼。蒼涼是什麼呢？蒼涼——就是超越痛苦的痛苦。

此四條為余數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記之行之，並傳之於子子孫孫。則余曾家可長盛不衰，代有人才。

曾國藩是在處理過程中才發現艱難的。一踏上海河之濱，曾國藩覺得天津所有的目光，並且，不完全是天津，全中國，甚至全世界的目光都落在他身上。曾國藩感到如芒在背。因為有揚州處理教案的經驗，曾國藩想把此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下車伊始，曾國藩立即頒佈了自己親擬的《諭天津士民》告示。告誡天津士民要將好義剛強之氣引入正道，對教堂傳聞要查訪確實，不可以忿報忿，以亂招亂。十載講和，得來不易；一朝激變，荼毒百姓。對於中國人來說，更重要的是，臥薪嘗膽，奮發圖強。七月十七日，法國公使羅淑亞抵達天津，曾國藩在與羅淑亞進行了首輪談判之後，先向法國人表示了自己的「誠意」：將扣犯武蘭珍和犯罪教民王三立即釋放，將天津道員周家勳、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三人革職。隨後，曾國藩悄然使了一招「暗渡陳倉」之計，批准張光藻和劉傑暫時請假離津（一往順德、一往密雲）。曾國藩是想先表示一種姿態，緩解一下對方的憤怒，然後把事情對付過去。很快，曾國藩發現自己的想法太簡單了。法國人似乎鐵了心要將事情鬧大，他們對於這一處理明顯地表示不滿意。

慈禧：可不是嘛，我們此仇何能一日忘記！但是要慢慢自強起來，你方才的話，說得很明白，斷非是殺一人燒一屋就算報了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