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戊戌政變
張之洞
這道上諭，透露了許多消息，亦激起很強的反應，但皆歸於失敗或消沉。這些反應，大致為兩種，一種是德宗本人決定採取更激烈的手段；由「朕復何望」一語，可以想見他內心的苦悶與憤懣，所以反應激烈，是很自然的事。
六、嗣後一切考試，均以講求實學實政為主，不得憑楷法之優劣為高下。
三、首場按中額十倍錄取；二場三倍錄取；三場如額取中。每場發榜，取者始准試次場。按：鄉會試錄取名額，每年規定，鄉試稱為中額；會試稱為解額，但名額大致相差不遠。如會試解額總計三百人，則第一場取三千人；第二場由三千人中取中九百人；第三場由九百人中錄取如額。
一、貴州學政嚴修建議特開經濟特科，原已明諭舉行，以後「宜合科舉、經濟、學堂為一事。」
三、德宗對興學一事，幾乎完全採納張之洞的意見，是則入朝後，君臣必能相得。
第二、慈禧太后只是限制德宗過分傾向西化，並無意收權；只要德宗能用老成作溫和的改革，很可望能獲得慈禧的支持。
張之洞雖與翁同龢不睦，但變法的理想，實無二致。張之洞的「名言」，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實即翁同龢所擬的「定國是詔」中的主旨。而詔書中興學為急，則張之洞早已實行，據胡鈞、許同莘各編的兩本張之洞年譜，記是年奉詔以前，興學育才的情形如下：
翁同龢與孫家鼐的關係，在宮中略如李鴻藻之與翁同龢。孫家鼐之能為帝師，出於翁同龢的援引，翁同龢被逐，所遺協辦一缺，亦由孫遞補。至五月七日，命軍機及總署，迅即議奏京師大學堂https://www.hetubook.com.com事，十五日總署奏上章程，詔派孫家鼐管理京師大學堂事務，並節制各省所設學堂，此即不尋常的舉動。
至於在翁同龢，罷黜之日，端午節賞照賞，即表示慈禧猶顧念三十年「西席」之情。當他出都後，愈來愈明顯的跡象是，慈禧深恐激進派如康有為，以及其支持者張蔭桓恃翁同龢為護符而得以出頭，只要翁同龢出軍機，剝奪了他的「宰相」的權力，即無足為患。至於「定國是诏」，並非離經叛道，相反地，他的主張且已積極地見諸行動，此即詔書中所強調的設立京師大學堂一事，以及孫家鼐之被重用。
翁同龢及其晚輩的判斷是，德宗始終是心向師傅的，四月廿七日之事，因在慈禧堅決而激烈的態度之下，倘或全力維護，勢必激起更為嚴重的局面，暫且容忍，俟機轉圜，為德宗唯一可採取的對策。德宗既有彌補咎歉之心，復又想到「師傅」在位時，不論德宗的意旨如何不贊成，但最後終必接受要求；則相形之下，德宗既有甚麼事都「辦不到」的苦悶，自必更會想到師傅。
近來朝廷整頓庶務，如學堂、商務、鐵路、礦務，一切新政，迭經諭令各將軍督撫，切實籌辦，並將辦理情形，先行具奏，該將軍督撫等，自應仰體朝廷孜孜求治之意，內外一心，迅速辦理，方為不負委任。乃各省積習相沿，因循玩懈，雖經嚴旨敦迫，猶復意存觀望，即如劉坤一、譚鍾麟身任封圻，於本年五、六月間，諭令籌辦之事，並無一宗覆奏，迨經電旨催問，劉坤一則藉口部文未到，一味塞責，譚鍾麟且並電旨未覆，置若罔聞。該督等受恩深重，久膺疆寄之人，泄沓如此，朕復何望？倘再藉詞虛延，定必予以嚴懲。直隸距京咫尺，榮祿於奉旨交辦各件，尤當趕緊辦理，陸續奏陳。其餘各省督撫，亦當振刷精神，一體從速籌辦，毋得遲玩，至干咎戾。和*圖*書
至於榮祿，或許德宗沒有考慮到，但翁氏家人一定要估量他是否會成為翁同龢復起的絆腳石？但從榮祿兩次厚贐，又示意袁世凱來結納這些情況來看，榮祿必已感覺得手段太狠，應有所彌補，因為即不論感情，以翁同龢三十年顯宦，疊掌文衡，亦可說門生故舊遍天下，有其不可輕侮者在。因此，「冤家宜解不宜結」這句諺語，在榮祿此時，必是常常盤桓在胸中的。
五、詞章楷法，館閣撰擬應奉文字，未可盡廢，如需用此項人員，先期特降諭旨考試，偶一舉行，不為常例。
此外，張之洞還有一個心願，想調和宮廷間母子的感情，後來作詩有「課停頭白范純仁」之語，以宋朝宣仁太后及哲宗視慈禧母子，而此非入朝不可。
第一：德宗有權無柄。易言之，他缺少得以行使他的權力的憑藉；因為剛毅早就蓄意掣肘，而王文韶除了受榮祿的影響以外，他本人根本是不贊成新政的。
此外於殿試另有特旨一道：以殿試「為通籍之始，典禮至重」，將親自「臨軒發策，虛衷採納」，此後「一經殿試，即可視為授職，朝考一場，著即停止舉行」。將資格考試與任用考試合而為一，為唐朝開科取士以來，一項空前的改革，亦由張之洞原奏，「一經殿試，即可據為授職之等差，朝考似可從省」而來。上諭中並特別聲明https://www.hetubook.com.com：「朝廷造成人才，惟務振興實學，不憑楷法取士」，亦以張之洞原奏中，極力抨擊殿試重楷法之故。
二月：開辦工藝學堂，延日本教習工人，教物理、化學、機器製造等。
德宗對張之洞的看重，在這兩道上諭上，灼然可見。原因是當時的督撫，對推行新政，並不起勁。六月廿三日特頒上諭，申明變法不得之苦衷，命內外諸臣，力除壅蔽，上下以誠相感。七月初十更有一道嚴旨：
（三）第三場試四書義兩篇、五經義一篇，其格大略如講義，討論經說。
四、員生童生歲科、科試，亦比照此例，先試經古一場，專以史論、時務策命題；正場試以四書義、經義各一篇。
在張之洞初回任時，正值擬議更改科舉辦法，張之洞是全力支持的，不獨對文科有意見，即「變通武科章程十條」，亦有洋洋灑灑，長達五、六千言的陳奏。文科廢八股之議，起於御史宋伯魯，而奏稿出於康有為之手。最後則照張之洞所奏定議，二十四年六月初一上論，全引張之洞奏摺外，提綱挈領，刊出原則如下：
及至維新開始，由於教育制度的變更，登進人材的途徑，相應而起變化。廢科舉之說大興，張之洞在基本上是贊成的。
因為如此，有閏三月初四的上論：「張之洞著即來京陛見，有面詢事件。」至十七日交卸篆務，二十一日起行，二十五日抵上海，不意湖北沙市有焚燒洋房之案，恐再度引起國際糾紛，飭令「即日折回本任，俟辦理此案完竣，地方一律安靜，再行來京。」
何以言之？學校歸禮部管理，而孫家鼐為吏部尚書；吏部掌人材之進用，而造和-圖-書就人材非其所能問。倘謂京師大學堂性質為變相的翰林院「庶常館」，則掌院學士為徐桐，派他管理大學堂，方於事理為順。固然徐桐及禮部尚書許應騤，皆為守舊派，不宜與聞新政；但此一出自德宗意旨的決定，順利實現，至少可以證明，總署及軍機的「后黨」，既未反對翁同龢的主張，亦未反對可視之為翁同龢的替手的孫家鼐。
不過，德宗要顧慮的是兩個人，一為慈禧；二為榮祿。慈禧一向念舊，或者對翁同龢如此下場，亦覺不忍，即無此心，亦決不會如當年對恭王那樣深惡痛絕，如果德宗請復起翁同龢，只命他辦事，不賦予權力，必能得慈禧的同意。
陳寶箴發此電時，不知朝中政局，已在前一日發生清朝開國以來所未有的劇變，自然再無人理會這通電報，對張之洞來說，實為大幸，此為發動於數日以前，德宗必然接納，電召入都之旨一下，則張之洞必然牽涉在內，當然不會與「六君子」同科，但降調或恐不免。
這樣，翁同龢與張之洞都不能無動於衷，一個不願放棄有所匡救的機會；一個認為抒展抱負，得以大用的時機已至。當然，他們在產生這樣的意念之前，還有個別的考慮。先談張之洞的考慮：
三月：撰「勸學篇」成，分內外兩篇，大意在正人心、開風氣兩義。日撰一首，率以燈下為之，黎明而就，次日復改，易稿至於六、七。
（二）第二場試時務策五道，專問五洲各國之政，專門之藝。
因此，湖北巡撫於八月初七日電奏保薦；略云：
變法事體重大，必得通識老成重望，更事多而憂患密者，始足參決機要，宏濟艱難。竊見湖廣總督張之洞忠勤識略，久為聖明所洞見，其於中外古今利病得失，講求至為精密，似宜特旨迅召入都，贊助新政。與軍機、總理衙門王大臣及北洋大臣遇事熟籌，期自強之實效。和-圖-書
二、朝中當權者榮祿，以李鴻藻的關係，早有淵源；榮祿任西安將軍時，張之洞姊丈鹿傳霖為陝西巡撫，彼此深相結納，此又是對張之洞至為有利的條件。
第二種反應是同情德宗，願為分勞，當然亦有私意在內。滿清自辛酉政變以來，一直是內輕外重之局；全國四督，直隸、兩江、兩廣、湖廣，只有四督中較輕的湖廣奉行新政；內則王文韶、剛毅皆不為督撫所重，且都傾向慈禧，在這種情況之下，德宗號令之不行，亦是很自然的事。可是有一點，卻是實在的，此即德宗仍舊有權，而且乾網已振，無奈他沒有幫手。於是有兩個人怦然心動。一個是張之洞，一個是翁同龢。
二、鄉會試仍定為三場，但將先後之序互易。三場所試科目如下：
（一）第一場試中國史事，國朝政治論策問五道。
翁同龢是隻身南歸，姨太太陸氏亦暫留京寓，京中情形，有他的姪孫弢夫，隨時函告；張之洞則始終有「坐探」在京，對朝廷動態，一向留意。翁、張二人根據「京信」，對德宗斷然實施新政後的處境，有兩點共同瞭解：
一、同治二年殿試前二本，兩宮太后頗有主張，翁同龢之姪翁曾源掄元，乃因詔逮翁同書繫獄，翁心存受此刺|激而去世，故以狀元畀曾源，以慰老臣於泉下。張之洞策論卷書寫不如式，兩宮不以為違犯功令，得點探花。慈禧對張之洞一向優容，亦為事實；有此背景，正宜利用。
閏三月：遵旨廣設學堂，以減徵丁漕平餘捐，永充學堂經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