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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為之無恥，即在於翁同龢及德宗，謬託知己；後世言此事之失，在以為康有為雖欺詐，但事實總得其十之七八，究其實際，必無之事，滿紙誑言。茲就其矛盾偽飾之明顯可見者，略舉如下：

這就是何以楊銳得以保存此密詔而未交與康有為的緣故。康有為甚至連墨本都未得到，他只是聽譚嗣同說過，有此一道詔書，「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能保」一語，在康有為年譜中，居然變成「朕位且不保，令與同志設法密救」了。

第二、康有為在京多方活動，終未能更上層樓，八月初二日催其出京的明詔一頒，康有為的原形，已顯了一半。八月初三楊崇伊上訓政摺，則慈禧復掌大權，已成定局。康有為至此已至日暮途窮之境，倘不速走，禍且及身；但既不能攜其弟同行，而忍令蹈虎尾春冰之險，就必須有一說得過去的理由，因而造作德宗境況如何危險，欲其相救，以示大義所在，忠君不能不棄弟的苦衷。

康有為以奉有「衣帶密詔」為言，在海外招搖撞騙，且曾偽造譚嗣同在獄中所作的「血書」，為王照所揭發（詳見「水東集」），此為治近代史者所深悉。所謂「密詔」，事誠有之，亦僅只一通，係德宗在七月廿八日手交楊銳，楊被難後，其子密藏回川，宜統元年繳呈攝政王，交實錄館，真相始大白於世。原件以大白摺端楷硃書，其第一段云：

此一段無一真實，且「康梁」為後來的名詞，當時的梁啟超，尚鮮為人知。又談與榮祿的關係云：

這段話有真有偽。榮祿如於初五秘密進京，袁世凱決無不知之理。因為榮如初五夜進京，則初六日謁見慈禧，有許多事要辦，初六必然無法、亦無必要趕回天津，則袁世凱至督署見榮撲空，榮祿的行蹤自明。推作不知，正為榮祿其時未曾進京的反證。

（一）「訓政之電，業已自內發矣」，表示榮祿並未主張請太后復出；而由「楊莘伯在座」，「出示」此電，暗示策動政變，另有其人。

但在「戊戌日記」中談及硃論時，謂「譚云：『硃諭在林旭手，此為楊銳抄給我的，確有此硃諭。』」前後說法不同。張國淦又記：

第一、袁世凱雖罷歸洹上，其禍未解，倘或追論「告密」案，則先有印行的一本日記在，可作為辯解的根據。

「與榮祿各辦各事」一語，亦見「戊戌日記」，但記為初二日謝恩時所諭；日記中謂初五日請訓時，只有袁世凱的奏諫，而「無答諭。」揆情度理，以與張國淦所言為真實，因既為請訓，德宗決無一言不發之理。張國淦又記：

不過，袁世凱作此誣證，亦係備而不用，此非有面子之事，袁所深諱。但當時眾口喧騰，政變係由袁世凱告密而起，則為康梁師弟大肆宣傳而起，袁世凱是不得已而作誣證，康梁則明知其誣，乃以別有用心之故，蓄意誣上加誣，以致後來保皇黨每罵一次慈禧，即使得慈禧遷怒於德宗，加上幾分虐待，且慈禧對德宗的成見始終膠結不解，康有為之「保皇」者如是！近世高級知識分子，欺世盜名，奸險無恥，莫過於康有為！梁啟超固可佩服，但於此重公案不能不與師同流合污，實為白璧之瑕。

試想，袁世凱有兵七千在新農鎮，亦即所謂「小站」，由此發兵，首須北向通過天津，這一關能不能通得過？其次蘆漢路局總辦胡燏芬，會不會支持袁世凱，撥給足夠的車廂供他運兵？就算北洋自榮祿以下都在夢中，任其所為，但蘆漢路只通至南苑附近的馬家埠，袁部又如何能從城南到京城西北的頤和園？即令聶、董兩軍不能赴援，步軍統領崇禮的「巡捕五營」及屬於內務府護軍營系統的頤和園衛隊，莫非都會棄械投降？

康有為之不能如言官、講官之得具「封奏」，陳言逕達天聽，已為鐵樣的事實。德宗之有密詔，不能付與無「封奏」權的官員，更為理所必然之事，否則不能直接奏覆，何「密」可言？而況朝廷辦事，自有規制，上下溝通的管道，尤為嚴格，如翁同龢復起，因軍機處不能逕對無職任人員行文，須由地方官轉知，如在常熟，由江蘇巡撫轉知，不易保密，且恐有故意延擱或阻撓的情事，所以先使翁同龢赴南昌，因其時翁曾桂以贛藩署理巡撫，廷寄朝到，翁則夕行，既妥且速。

張國淦就是一個現成的例子，既錄此「家書」，復作四點分析：㈠「加入保皇黨」，㈡「初五日面交密詔」，㈢「提兵入京」，㈣「初五日請訓告密」。最妙的是，在此四點分析以後，須作結論時，前面先加一句：「由此，我們如認為袁書確實」則如何如何，此非強烈暗示，「袁書」並不確實。中共搞「文化」工作的幹部，以「代工」的方式作「學術研究」，史料便是原料，分配多少史料，便須交多少成品，「論件計酬」付工資。至於史料之真偽，在中共幹部是不分辨也無法分辨的。

照康有為所說，「四京卿」之得用，都由於他的關係，此種囈語，可以不辨。但既常藉譚、林以達天聽，尚未出京，應早為德宗所知，何以「實堪詫異」？既欲「保全」，德宗何不命譚、林口傳，促其從速出京，豈不遠較明詔為妥當？

依前引密詔而論，可以斷言德宗此時對康有為已經疏遠；因為他知道激進之路已經走不通。其實，謂康有為如何上結至知，亦只是他自己如此說而已。果然德宗視康有為如宋神宗之於王荊公，則擢用四京卿時，何不置之於左右？且安有見信之臣，遠遣之上海辦報之理？康有為也好，張蔭桓也好，對德宗的影響力，決不如翁同龢，當德宗準備取得慈禧的諒解，復起翁同龢時，必已想到翁同龢不願引薦康有為的話，而康有為之被疏遠，即始於此時。

但康有為決不能道ｈｅｔuｂoｏｋ.cｏｍ.ｃｏm破實情，否則他的一切誑言，無不拆穿。因此，他竟造作德宗許以「直遞」的子虛之事，進而有所謂「密摺」、「密詔」。其事實真相，可為之分析：

如上所論，今所欲解決的一個關鍵性問題，即在為譚嗣同辨誣。戊戌八月初三之夜，譚晤袁時，究作何語，已成千古疑案，但就情理而論，如康梁所言，譚嗣同勸袁世凱以流血不過五步的殺榮祿，或有可能；若謂其要求袁世凱提兵圍頤和園，劫制慈禧太后，則可斷定譚嗣同決不會作此囈語，否則他就是白癡。

再談康有為所住的南海會館，位於米市胡同。這條胡同的周圍，即清朝詩人筆下常提到的「宣南」，在明朝就很有名，入清如昔，其西的丞相胡同，有明朝嚴世蕃聽雨樓的遺址。米市胡同有「狀元宰相」潘世恩的大宅，至潘祖蔭時代，文酒之會，盛極一時，且內有中州、江陰、光州、六安、重慶等會館，北去即刑人之處的菜市口，在這樣一個車馬喧闐的繁盛之區，謂如逢國喪，大哭特哭，試問有此理乎？且公然「經畫救上之策」，則所謂「妥速密籌」的「妥」與「密」者何在？凡此皆非情理中所能有。

這道上論的用意，是很清楚的。第一是對康有為的警告；第二是澄清康有為的地位。康有為奉旨督辦官報，僅係上海一處，十八行省一千幾百州縣，每處每月出銀一兩，另加紳商購閱，月可得二千兩，此即上諭中的所謂「籌有的款」。但康有為未饜所欲，仍在京中大肆招搖；他本人並無專摺言事之權，有所陳說，須呈本衙門總署代遞，因而多方鼓動言官出奏，頗為孫家鼐所惡，因有此旨，催其出京。又以康有為招搖過甚，流言且有康有為進宮之說，故上諭中特為聲明，「召見一次」。末尾更謂其「遷延觀望」，加上開頭的「實堪詫異」，則此諭已近乎申斥，而康有為自編年譜中，竟如此說法：

以下又談「廢立」云：

特別需要指出，而言戊戌政變所全未指出者，即密諭中的「爾等」，並不包括林、譚、劉，固已見於字面，且並不包括康有為，康有為是在「諸同志」之列，與林、譚、劉等，都在「妥籌密商」的被動方面。然則「爾等」指誰呢？指具有「密繕封奏」的人，也就是楊深秀、徐致靜這些言官及兼講官的翰林，六部九卿以外，只有他們能上「封奏」；至於康有為上奏，需由工部堂官代遞，所言之事先要說明白，如王照之例可知。

（二）榮祿謂「倫常之變」，「非子孫所忍言，也非子孫所敢聞」，暗示德宗之被幽居瀛臺，完全是慈禧單獨所作的決定。

第二、袁世凱的日記中，不但為他自己辯解，而且也極力為榮祿開脫，強調他跟榮祿的立場是一致的，如果他有責任，榮祿也脫不得干係。因為攝政王載灃是榮祿的女婿，如果他要迴護他的岳父，即不能不連帶迴護袁世凱。

關於「密告」的傳說，起於八月十四日既殺六君子，頒發上諭，為康黨加上「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這些謀反大逆的罪名以後。此為榮祿於八月初十進京以後，面謁慈禧太后後，商定的策略，因非如此不能殺六君子，幽德宗於瀛臺。當八月初六採取逮捕行動時，以康有為為「首惡」，其罪名亦不過「結黨營私、莠言亂政」；初九日續奉上諭，逮捕張蔭桓、徐致靜、楊深秀及四京卿時，僅謂「均著先行革職，交步軍統領衙門，拿解刑部審訊」，根本未言是何罪名？故步軍統領崇禮會同刑部具奏時，亦含糊以「該革員和_圖_書康有為結黨營私，莠言亂政，牽涉大小臣工多名，案情極為重大」為言，僅是株連，而無法具體指出涉嫌的罪名。及至十一日已派軍機會同刑部、都察院嚴行審訊後，忽又於十三日逕行縛赴西市，四新貴，一言官，一布衣，同時公開處斬，而不知所「伏」者是何「法」？更不知所謂「明正典刑」者何在？於此可知六君子畢命以後，指其謀反大逆，若問證據何在？殊非秦檜之「莫須有」三字所能了事。在死無對證的情況下，唯一的活口袁世凱，為上諭的誣控作誣證，乃成必須。「戊戌日記」末綴「謹述大略，五衷如焚，時在八月十四日記於天津督署」等語，實為暗示在見及是日明發上諭以後，作桴鼓之應。袁世凱之受嘉獎，以及翌年冬天之被擢為山東巡撫，乃酬庸及誣證而非告密。這一點，至今尚無人為之細辨，甚矣哉，論史之難。

按：其時只有「保國會」，並無保皇黨。至光緒廿五年夏，康有為在加拿大以「衣帶詔」為斂財之舉，始於六月十三日在域多利省成立「保皇會」，其後遍設總會、支會於加拿大、美國各埠；梁啟超亦於日本橫濱成立同樣的組織，方有「保皇黨」這個名稱。「戊戌政變」以前，皇帝所握有的權力，前所未有，足以自保，何待他人「保皇」？

吳梅村的方法是先寫董小宛被劫，而以「引言」中「阮佃夫刊章置獄；高無賴爭地稱兵」兩語，閃爍其詞，故意用阮大鋮及高傑兩人來淆亂聽聞；最後在第八首結尾，留下「欲即薛濤憐夢斷，墓門深更阻侯門」這麼一個疑問，也就是一個大漏洞，董小宛既然葬在影梅庵，何以祭掃無由？墓門是如何深；侯門是如何阻？要問答案，便須從這個「匙孔」中去探索真相。

康有為於「大眾痛哭不成聲」下又說：「乃屬譚復生入袁世凱所寓，託袁勤王，率死士數百，扶上登午門而殺榮祿，除舊黨。」袁曰：「殺榮祿乃一狗耳」云云。

問題是假話說得不好，照道理應該編得更合理，事實上這亦並非困難之事；而所以如此寫者，是故意寫得不合理，故意留下漏洞，須知這個漏洞，是一個開啟真相的匙孔。譬如這一段：

但就是袁世凱自己的話，亦有許多前後不符之處，如張一麐所記，「據北洋幕府所聞」，而又謂「此數語皆袁所親告人者」，謂袁世凱回津後，「榮祿已令衛兵夾道羅列，而自西后處來之楊莘伯亦在座」之云，而「戊戌日記」則謂次日始於榮祿座中見到楊莘伯。

第一、從譚、林口中，康有為得知確有密詔付楊銳。康有為設想他人必有此疑問：康某既自稱如何上結德宗特達之知，則有密詔，何以不付康某？於是撒謊撒到底，竟謂有兩道密詔，一道謂「朕位且不保，令與同志設法密救」；一道謂催其出京，意在保全。好在譚、楊均已不在人世，死無對證；即令不信有其事，但無證據。不意此密诏竟為楊銳攜回四川，且於宣統元年呈交攝政王，公諸於世，真相乃明，否則終成疑案。

這段話大概是康有為想到了明英宗的「奪門之變」，信口胡說。照康有為的wwｗ.hｅtuｂook.ｃｏm•ｃｏm計畫，其前提是袁世凱有兵帶來，可以挑選死士，在京行動，但袁世凱並未帶兵來。而且德宗在京，而榮祿在津，「扶上登午門」即無法殺榮祿；倘謂是在津殺榮祿，則又何必「扶上登午門」？皇帝固照常辦事，且將接見伊藤博文；並非已被幽禁，需要扶上午門，令百姓瞻仰，以示真命有在。凡此不通之說，數十年來竟無一人指摘者，實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至於袁世凱，只在迫不得已，或居然有人當面詢問時，承認告密，不認誣證，因為告密可有解釋，一是為了「保全皇上」；二是榮祿為長官，如此大事，何所不告？但誣證則為陷害，決不可認。

事實上，那裏有「保全」的說法？楊崇伊遞請訓政摺，係初二下午到海甸，初三凌晨遞摺；其時促康有為出京已有明發上諭。楊崇伊尚未遞摺，訓政亦未成為事實，而謂德宗竟能先知，促康出京，以為保全，天下竟有此奇事？其後康徒張伯楨為其師作傳，知此為大不通之事，改為「楊崇伊於初一日至頤和園遞請訓摺，西后意遂決，德宗知事中變，欲保全先師，故促先師出京也。」康門弟子之誕妄如此！

曾在北洋政府任要職的張國淦，數年前有一回憶錄發表，謂曾面詢袁世凱。據記如下：

張國淦與袁世凱的上引談話，是在民國二年，當時他並未看到宣統元年在南通印行的「戊戌日記」，直至民國十五年二月，有名的詞家況夔笙，在發表於「申報」的「餐櫻廡漫筆」專欄中，連續刊載日記原文，張國淦方始發生疑問，認為其中最大的漏洞是袁世凱八月初五回津與榮祿相晤的情況，他說：

所謂「林暾谷持密詔來」，根本為子虛烏有之事，已成定論。且就其自己所記，已出現了極大的漏洞，既然有所謂密詔中的「妥速密籌，設法相救」，且「草密摺謝恩並誓死救皇上」，卻又奏報「於初四日起程出京」，初四日即翌日，然則「皇上」救不救了呢？

誠然，這是情理上絕不可通之事，袁世凱於此段未說真話。但如因此而以為袁世凱有不可告人之處，即為告密的證據，則大謬特謬。如前分析，袁世凱作此日記的用意，在留一辯解的餘地，且極力強調他與榮祿的立場、看法以及情緒相同，俾使攝政王載灃有投鼠忌器的顧慮，不敢再追究此案，即不能不簡化其與榮祿談話的經過。

對袁世凱的這封「家書」，只有以「開玩笑」三字來形容。表面上是開袁世凱的玩笑，實際上是開中共的玩笑。中共幹部常將文化人視如勞工，以為只要動手，就必有成績，若干文史學者，乃以苦中求樂的心情，信口開河，大開玩笑，一以排遣無聊寂寞的苦悶心情；一以嘲笑中共之無文化，一以交差換取糧票，一舉數得，而淺薄無知者，信以為真，則自取之咎。

第三、有密詔始可號召勤王，以遂其行騙之計。

十九日硃瑜，指禮部全堂盡革事，慈禧「以為過重」，並不以為根本不應處分，此即所謂「恐失人心」之意，而德宗亦因「聖意堅定」，故「不得不徐圖」，冀「隨時幾諫」，尚有挽回之望。此為當時德宗的基本態度。第二段云：

此足見德宗有自知之明，且亦明白道出處境，謂「權力實有未足」，則非無權力；謂舊法盡變，昏庸盡黜，位且不能保，則倘非盡翻全局，位均能保。德宗在此時的地位，還談不到「危」之一字。第三段云：

一則曰「俾舊法可以漸變」；再則曰：「候朕深思熟慮，再行辦理」，充分顯示德宗已由急切求功，轉變為謀定後動，逐漸改進，以迄於最後達到黜舊進新的目的。情緒上「雖不勝焦急翹盼之至」，而事實上毫無匆遽急迫之狀。

袁世凱的「戊戌日記」漏洞尚多，而所有的漏洞，無非都在暗示，「圍園」是不可能的事；政變亦非由他而起。所謂「袁世凱告密」亦如「曾參殺人」，越傳越盛，越具體越誕妄，最可笑的莫如大陸專門造假古董、假史料的一班人，在所謂「項城書札擇抄」中，偽造一封袁世凱致其兄袁世勛的信。先謂袁世凱是保皇黨，其言如此：

在此以前，康又自謂：

（二）康有為日記又云：「初三日暾谷持密詔來，跪誦痛哭激昂，草密摺謝恩，並誓死救皇上，令暾谷持還繳命，並奏報於初四日和_圖_書起程出京，並開用官報關防。二十九日交楊銳帶出之密詔，楊銳震恐，不知所為計，亦至是日，由林暾谷交來，與復生跪讀痛哭，乃召卓如（梁啟超）及二徐（徐致靖、仁鐘父子）、幼博（康廣仁）來，經畫救上之策。袁幕府徐菊人（世昌）亦來，吾乃相與痛哭以感動之，徐菊人亦哭，於是大眾痛哭不成聲。」

康有為日記中，其他公然作誑之言，可謂之指不勝屈，如五月初三日：「總理大臣代遞謝恩摺，上命曰：何必代遞，後此康有為摺，可令其直遞來。」但「東華錄」後此所載上諭，如為康有為的奏摺，無不由總理衙門代遞，則仍是工部主事派充總理衙門章京的身分，並無特許直接上奏之權。

（一）八月初二上論：工部主事康有為，前命其督辦官報局，此時聞尚未出京，實堪詫異。朕深念時艱，思得通達時務之人，與商治法，康有為素日講求，是以召見一次，令其督辦官報，誠以報館為開民智之本，職任不為不重，現籌有的款，著康有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遷延觀望。

就「告密」而言，這一段是非常不通的。葉、達皆榮祿幕僚，儘可請他們離去，以待畢其詞；即或為了禮貌，亦可請榮祿易地密談。復就情理血言，榮祿亦決不會置如此大事於不問，而與幕僚閒談之理。袁世凱所以如此寫，主要的原因是：第一列舉兩名在場的證人；第二，暗示本無密可告，故以「略述內情」一語了之。此為史法中曲筆及隱筆的交替運用。清朝初期文網甚密，故清人有所記述，欲保留真相而恐觸犯時忌時，每每運用此技。我在作清朝諸疑案的考證時，經常遇到。如冒辟疆作「影梅庵憶語」，有意將董小宛的年齡弄錯一年；並託吳梅村設法保存董小宛被劫，輾轉入宮，祔葬順治孝陵的真相，吳梅村為之寫「題冒辟疆名姬董白小像」七絕八首，即為一例。

此時袁世凱已經在京，何得又謂之「提兵入京」？但愈出愈奇，奇談之尤，更在以下：

然則袁世凱在德宗既崩，攝政王載灃與隆裕太后定策，欲殺袁世凱為德宗報仇，而為張之洞所力救，罷黜回籍之前，何以要留下這一篇支離葛藤的日記；而張一麐又特地託費仲深在南通印行？實為預作免禍之計，其想法與作法是：

袁世凱這一段話，與日記不同。日記中強調他與榮祿的立場一致，俾為如或興獄，有辯解的餘地。此時已非清朝，無所顧忌，因而語氣中指出榮祿為后黨。至於所謂「欺瞞」，袁世凱所瞞者，為「與榮祿各辦各事」一語，而非所謂「誅榮圍園」，但日記既已如此說法，對張國淦遂亦不得不說假話。張國淦又記：

至於日記中所欲透露的事實，當於不經意處及無字間推求，其主要的申訴是如下兩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