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戊戌政變
楊崇伊發難
乘十一點四十分車，下午三點抵津，同城文武各官，咸往迎迓。
按：達祐文名達斌，一字以文。甲午之戰時，恭王奉旨組織「督辦軍務處」，慶王幫辦，翁同龢、李鴻藻、榮祿、長麟會辦，達斌為幕僚，以後即為榮祿參贊軍務。袁世凱日記中提及此人，殊有深意。
予因其志在殺人作亂，無可再說，且已夜深，託為趕辦奏摺，請其去。反覆籌思，如癡如病，遂亦未及遞摺請訓，細想如任若輩所為，必至釀生大變，危及宗社，惟有在上前稍露詞意，冀可補救。
銀鐺夜醉開東閣，鐵騎朝飛入北軍。
一、德宗力行新政，而頑固的保守派，相繼反對。軍機處剛毅當權，所採取的破壞手法是，凡事掣肘；掣肘不成則如江湖傷科郎中之「貼爛膏藥」，鹵莽割裂，為帝賈怨。
三、李鴻章奉旨退出總署，深恐經手交涉有翻案之虞，於是而有楊崇伊請太后訓政之舉。
此一日記，論者皆以為不實。如劉鳳翰即謂之為「除了承認自己告密外，幾乎全是謊言，並且漏洞百出」。因而相信「榮祿於當天下午五點即已去京」，以為袁所記「晚間」及「次早」與榮祿的談話，「當然全是虛構」。且同意「張謇傳記」作者，與張一麐頗有交情的劉厚生的看法，這段日記經過張一麐的筆削，因為「袁世凱自己的手筆，尚沒有如此通順」。
袁世凱續記：
二、步軍統領崇禮，奏報緝捕人犯的經過，奉旨派軍機，會同刑部、都察院嚴行審訊，並宣示概不深究株連。
汪袞甫（榮寶）「重有感」十首戊戌政變，其第七首下半云：
自初二召見後至初三「將暮」，袁世凱所會見的只兩個人：召見後「在宮門外候見慶邸，匆匆數語」；初三晨「謁合肥相國，久談兵事」；午後赴慶王府「在回事處候」，將暮未能見到，即回寓所。將這些情況聯結起來看，明明白白顯示，前一天慶王匆匆數語，必是關照袁世凱，詳細情形可問李鴻章，次日和*圖*書與李鴻章久談後，復赴慶王府，乃是禮貌上的覆命，報告已遵囑見過李鴻章；故雖未見到慶王，亦無關係。
細考官文書及私人記載，均無榮祿於初五入京之說。如葉昌熾記當時前後情事甚詳，楊崇伊上訓政摺，先謀之於「王廖兩樞臣」，皆不敢發，而廖因楊有此舉，知德宗欲召翁同龢的意願，必成畫餅，因而通知翁斌孫轉電翁同龢。我的推斷，即因葉記有此重要透露而來。依當時情勢來說：榮祿以大學士而握兵權，其行蹤備受人注目；如政變為榮祿入京後所發動，葉昌熾亦必有楊崇伊的摺子，由慶王遞進的記載，而竟無隻字提及，可知必無其事。至於袁世凱的說法，亦復兩歧，或有或無，只能信其一；我的看法，適與劉鳳翰相反。
袁世凱的說法有兩種，一為袁世凱在北洋最親密的幕僚張一麐，在「古紅梅閣筆記」中所記：
次日召見，德宗示以所命，袁極言母慈子孝，為立國之本。退朝，有某侍衛大臣拍其背曰：「好小子！」蓋西后遣人詗之，而為立言得體也。袁遂不敢返館，即赴津，至督轅則見榮祿已命衛兵夾道羅列，而自西后處來之楊莘伯亦在座，乃跪求榮祿作主。
四、四京卿中譚嗣同、林旭主張設法分北洋軍權，俾以實力作後盾，強力推行新政。其中譚嗣同主張籠絡袁世凱，而林旭則傾向於聯絡董福祥。
第一、初三午後至慶王府，慶王在頤和園，司閽囑稍後，則慶王必已先有交代；也就是說，慶王有事交代，但候至日暮，未曾見到慶王，此後亦再未提及，然則袁世凱與慶王之間，究竟有何交道要打，而保持如此密切的接觸？
二、最成疑問的是，初三晨謁李鴻章「久談兵事」，而且是在李處午飯後，赴慶王府。袁世凱自韓歸國，久為李氏父子所深惡痛絕，乃忽然有此一謁，已頗奇特，而又「久談兵事」，試問李鴻章久已不親行伍，西法練兵，亦非素所講求，有何可談？而且「新建陸軍」只得七個半營，總計七千人，談這樣一支部隊，又何須一上午之久？
謝恩召見，復陳無尺寸之功，受破格之賞，慚悚萬狀。上笑諭：「人人都說你練的兵，辦的學堂甚好，此後可與榮祿各辦各事」等語。退下，在宮門外候見慶邸，匆匆數語，即回寓，會大雨，至午，始回清華寺，憊甚酣睡。至晚食復睡。
wｗw.ｈetubｏoｋ•ｃｏm.ｃom定策殊勛誰第一，青袍御史氣如雲。
此為舊黨因李岳瑞等有此一奏，因而造作謠言。謂康有為「勾引」伊藤，將康有為的地位太高估了。
新黨御史李岳瑞等，曾上書請用客卿，伊藤之來，或傳係康有為勾引，將入軍機，舊黨惶悚不安。
三、為翁同龢所不滿而退出總署的徐用儀，復回總署。
二、德宗思召翁同龢為助：而當翁待命之時，因禮部不為王照代遞奏摺，導致德宗盛怒，一意孤行，擢用四京卿，以致新舊黨爭，益趨尖銳。
這都是榮祿到京，謁見慈禧以後所作的決定。
政變由楊崇伊所發難，為眾口一詞的指證；但整個計劃出於何人策定，則尚成疑問，時人有詩：「定策殊勛誰第一，青袍御史氣如雲。」則為楊崇伊定策；但楊崇伊背後有人，即是李鴻章父子。袁世凱「戊戌日記」，記七月廿九日奉召進京，八月初一日召見，旋奉旨以侍郎候補；初二日謝恩情形云：
綜合以上分析，可以推斷當時情況如此：
「銀鐺」、「鐵騎」一聯，用酈寄賣友的故事，以譚嗣同為酈寄所出賣的呂祿，而以榮祿擬條侯周勃。詩意亦謂袁世凱告密後，榮祿入京「清君側」。因此，這段史實的分辨之處，在於榮祿是否曾於八月初五連夜進京，八月初六如周勃之突入北軍？
六、八月初二日召見袁世凱後，如無袁以侍郎候補的恩命，政變或可稍緩發作，既有此命，楊崇伊遂於八月初三日向太后遞請訓政摺。
當袁世凱在慶王府久候時，政變已經發動，慶王在園未回，即是安排楊崇伊在頤和園上書https://www.hetubook.com.com，請太后訓政。楊崇伊的行動，李鴻章當然知道；而袁世凱不能不知楊李為至親，且楊崇伊有赴京謁榮祿之舉，然則初三袁、李的話題，不能不及於此，而其時譚嗣同尚未晤袁，無所謂「告密」。
以下接敘譚嗣同密訪事。結尾云：
榮曰：「吾已奉懿旨入京，此座即以屬君。」送至車中，袁曰：「今日之事，皇上處於危地，如皇上有他，世凱以死繼之。」榮曰：「皇上決無他，其餘臣子則不能保。」
首先要指出的是，「告密」一事根本不存在；因為：第一、譚嗣同既未說過圍頤和園的話，即無密可告；第二、袁世凱的新建陸軍，已奉明旨，歸直督節制，則袁世凱奉召入京時，必先向榮祿請示；榮祿亦必有召見時德宗作何語，隨時密告的要求。及至入京，所接觸者為慶王、為李鴻章，一定會問起召見的情形；袁亦一定不敢隱瞞，「與榮祿各辦各事」之語，早就傳了出去，如譚嗣同真有「圍頤和園」之語，不必袁世凱回京「告密」，在京即已不能保密。因為袁世凱在京必有人偵伺，譚嗣同夜訪，則次日自有慶王等人相詢。其日記「失落」初四一天，其中大有文章。
七、政變的關係人物，策畫者為李鴻章、楊崇伊；執行者為榮祿、袁世凱，居中聯絡者為慶王。
五、袁世凱之被召，加速了政變的推進。七月底請太后訓政一事，即已定局。由於楊崇伊曾先謀之於王文韶、廖壽恒，則廖壽恒必曾通知翁斌孫，訓政實現，翁同龢豈有復起的機會？多日經營，一旦成為畫餅，此為八月初一日翁同龢日記全刪，惟留「發京電」三字的真相。
按：既云「候見慶邸」，則必有要事；而又只「匆匆數語」，且不言其事，此為一大疑問。但次日行蹤，大致可以解答：
八、慈禧於八月初四日回宮，而於初六日始發動政變者，由於伊藤博文到京定於八月初五日覲見之故。
如上排比，只缺八月初四日一天情事，留待後論。茲所欲辨者，根本無袁世凱告密之事；是則謂政變之作由袁告密而來，與事實全不相符。所以有此一說者，由於八月十四日即殺「六君子」的和_圖_書第二天，上諭有「前日竟有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經覺察」等語，因非誣以謀反大逆的罪名，便無「正法」的理由。不過如此鉅案，必然有人追問，是如何「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又如何而「幸經覺察」？於是速作一段譚嗣同夜訪袁世凱，說以先誅榮祿，再謀圍頤和園的「故事」；而「幸經覺察」，則由於袁世凱的告密。其過程如劉鳳翰「袁世凱『戊戌日記』考訂」，就袁記刊出八月初五日的活動如下：
按：伊藤博文係七月廿六日抵達北京，八月初二日接受張蔭桓代表總署的歡宴，八月初五日偕日本公使林權助覲見德宗。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於此條下有附註：
詣院晉謁榮祿，報告內情，榮祿即乘車（五點）晉京，留袁護理直督。
初五日請訓，因奏曰（略）等語，上為動容，無答諭。請安，退下，即赴車站，候達祐文觀察同行，抵津日已落，即詣院謁榮相，略述內情，並稱：「皇上聖孝，實無他意，但有群小結黨煽惑，謀危宗社，罪實在下，必須保全皇上，以安天下。」語未竟，葉祖珪入座，未幾，祐文亦來，久候將至二鼓，不得閒，只好先退晚餐，約以明早再造詳談。次早榮相枉顧，以詳細情形備述，榮相失色，大呼冤曰：「榮某若有絲毫犯上心，天必誅我，近來屢有人來津，通告內情，但不及今談之詳。」予謂：「此事與上毫無干涉，如累及上位，我惟有仰藥而死耳。」籌商良久，迄無善策，榮相回署，復約祐文熟商，是晚榮折簡來招，楊莘伯在座，出示訓政之電，業已自內發矣。榮相撫茶杯笑曰：「此非毒藥，你可飲之。」惟耿耿於心，寢食難忘者，恐累及上位耳。
早請訓，上賜密諭。
次日初三晨，謁合肥相國，久談兵事，飯後赴慶邸府，邸在園，閽人囑稍後，即在回事處候。將暮，得營中電信，謂有英兵船多隻游弋大沽海口，接榮相傳令，飭各營準備聽調，即回寓作復電。適有榮相傳弁遺書，亦謂英船游，已調聶士成帶兵十營來津，駐紮陳家溝，盼即日回防。heｔｕbook•cｏｍ•coｍ
一、榮祿保獎袁世凱。
劉鳳翰的推論，皆有根據；不過虛構是一回事，榮祿八月初五並未進京，又是一回事。袁的日記中，私室晤談，竟作何語，並無見證；但記行蹤，則不可能虛構，因為道份日記在宣統元年即由南通翰墨林印行，稱為「戊戌日記」；南通因張謇之故，冠蓋不絕，「戊戌日記」流傳不會不廣，其時去戊戌不過十年，姑不言各人記憶，或身經其事者，出而證明虛實，即「國聞報」、「申報」等記要人行蹤，亦可覆按。如查出榮祿於八月初五日便已進京，則所言皆虛，袁世凱不能不慮及於此。且記榮祿入京的日期，相當明確，「越四日」即八月初十；而八月十一日，即有一連串重要的上諭，如：
在我的看法，譚嗣同夜訪袁世凱，事則有之；思籠絡袁世凱，使與「榮祿各辦各事」，效忠於帝，言或有之，但所謂「硃諭」，所謂「圍頤和園」，皆是子虛烏有之事。目的在製造一個殺康黨的藉口；不過此亦非袁世凱的本意，而是榮祿授意袁世凱「誣報」四京卿，酬勞則是一年以後的山東巡撫。
退後赴車站候達佑文觀察。
以下即寫初五日請訓事。劉鳳翰著「袁世凱與戊戌政變」，即指出「『失落』了初四這一天」，是最大的漏洞。但疑問還不止於在初四那天，袁世凱做了些甚麼？而在初三那天，袁世凱的行事：
四、原裁各衙門悉仍其舊。
據張一麐自注：「此數語皆袁所親告人者。」袁世凱明言「送至車中」，則是親見榮祿入京。但其日記的說法不同：
越四日，榮相奉召入都，臨行相約，誓死以保全皇上。予曰：「趙盾弒其君，並非趙盾。中堂世篤忠貞，現居要津，而皇上萬一不安，天下後世，其謂中堂何？我亦世受國恩，倘上有不安，惟有以死報之。」榮相曰：「此在我與慶邸，決不至累及上位，勿慮也。良以慈聖祖母也，皇上父親也，處祖母父親之間，為子孫者，惟有出死力以調和，至倫常之變，非子孫所忍言，也非子孫所敢聞。」謹述大略，五衷如焚，時在八月十四日記於天津督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