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戊戌政變
美夢成空
李鴻章雖為首輔，但以翰林出身，而一生從未有過考差，所以不獨不能派充翰林院掌院，且凡所有屬於主持修史撰文的差使，亦皆無分，在內閣完全只有一個文華殿大學士的空銜；唯一的差使即為總理大臣，亦即唯一的據點在總理衙門。撤去此差，已同閒廢，但於情難堪，猶在其次；嚴重的是，翁同龢即將復起，極可能仍派在總署行走，而張蔭桓亦必將仍與翁同龢合作，如此則中俄交涉，可能翻案，李鴻章引狼入室，復又為虎作倀的種種卑劣行徑，全盤暴露，將有不測之禍。
德宗的變法開始時是漸進的，但守舊之臣，頑固如故，積忿而激成極端，則在禮部主事王照上條陳，堂官不為代奏一案，七月十九日吏部議奏，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騤等，照應奏不奏例，降三級調用；奉上諭「均著即行革職」，有「豈以朕之諭旨為不足遵耶？」是故禮部全堂革職，乃乾綱獨振的立威。德宗如果有高宗那樣的手腕，由此開始，一步一步加強，威信可望逐漸建立和_圖_書，但次日即有授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等四人四品卿銜，在軍機上行走，參預新政事宜之旨，以致「立威」之舉變成除舊布新，似乎懷塔布等人，懲非其罪，並非因違旨而獲嚴譴，只是因為他們是守舊派而適逢其會而已。如是，則舊派人人自危，聯結益固，且得振振有詞地媒蘖於慈禧之前。梁啟超「戊戌政變記」卷三云：
凡此導致人心不安的過當之舉，皆發生於翁同龢自蘇州經上海至南昌途中，在此期間，翁斌孫一直在京觀變，並未致書其叔；翁同龢對京中情形，亦相當隔膜。自四月二十日四京卿參預新政後，「明發」皆用電報，但亦未能發現政局變化之跡；細參各家記述，保守派的反擊行動，起於七月廿二日，命李鴻章、敬信退出總理衙門。
岑春煊之得派此缺，因召見時力陳廣東政風不良；而粵督譚鍾麟為反對新政最力者；督撫同城的廣東巡撫既裁，譚鍾麟的權柄益重，德宗以岑春煊年輕力壯，敢言且勇於任事，既為新政之擁護者，則派為廣東藩司，hetubook.com.com足以箝制譚鍾麟，新政失敗，體制復舊，岑春煊以廣東藩司調甘肅臬司，乃由至美之地調至瘠之缺，不意復有庚子救駕一事，受慈禧特達之知，晚清宦途經歷之奇，莫過此人。
德宗的變法，與宋神宗的變法相較，方向正確得多，且宋神宗的變法，保守派無不反對，德宗的變法，保守派在理論上亦有不能反對者，但兩者皆失敗於執行不善則一。所不同的是，神宗有王安石，而德宗只有王文韶與剛毅，此兩人皆有故意操之過急，鹵莽割裂之嫌。
於是李鴻章又發動他專用的「打手」了，此人即是李伯行的兒女親家，嚴參文廷式的楊崇伊。葉昌熾「緣督廬日記」八月初九日記：
四、其餘京外應裁文武冗員，命即詳議趕辦。
梁啟超「戍戌政變記」卷一，有「岑春煊（誤作暄）以上裁官摺由未補缺之四品卿特簡布政使」一語，所記僅得真相之半；岑春煊實已補缺，而所上裁官摺之妙，即在以退為進，非自請裁撤以證明其為可有可無的冗員，不
m.hetubook.com.com足以動天聽。至岑春煊本人則諱言其事，所著「樂齋漫筆」，不著一字，但云「戊戌四月，陛辭赴粵」，亦為不實之言，「東華錄」明載其簡放粵藩在七月十五日，何得四月間「陛辭」？
在此以前，引起保守派極大恐懼的一事，厥為裁撤冗閒衙門，七月十四日發布的上諭，內容共五條：
三、各省不辦運糧之糧道，及無鹽場之鹽道裁撤。
禮部主事王照上書……皇上初行賞罰之事，此詔一下，維新者無不稱快，守舊者初而震恐，繼而切齒，於是懷塔布、立山等率內務府人員數十人，環跪於西后前痛哭，而愬皇上之無道。又相率往天津，就謀於榮祿，而廢立之議即定於此時矣。
五、各省辦公局所，無非位置冗員，各省應即一律裁撤淨盡。
此事關乎不少人的生計，應有妥善辦法，逐步進行，而軍機惟以一紙上諭了之，殊非辦事之道，而徒為君上賈怨。相傳此議起於岑春煊，此人為漢光武「雲臺二十八宿」之一，舞陰侯岑彭的後m.hetubook.com.com裔，原籍浙江餘姚，北宋年間有岑仲淑者，從狄青西征，因落箱於廣西西林，成了土司，乾隆朝改土歸流，又變為土官，其父岑毓英，曾官雲貴總督。岑春煊先納貲為郎，後中舉人，久任部曹；丁憂起復後，任鴻臚寺正卿。其時新政如火如荼，廣開言路，各部上條陳者，日以百計；岑春煊向來好事，謀之其門客張鳴岐，上一條陳，裁撤各冗閒衙門，且身為之倡，請撤其職，德宗大喜，即交軍機擬上諭，一體遵行。岑春煊則大蒙賞識，簡放廣東藩司。
一、詹事府無事可辦，通政司、光祿寺、太僕寺、大理寺等衙門半屬有名無實，均即歸併內閣及禮、兵、刑等部辦事，原衙門裁撤。
二、督撫同城之湖北、廣東、雲南三省巡撫及只管一部分河工之東河總督裁撤。
聞首發難者，仍係敝同鄉楊侍御也。此君沉深陰鷙，聖門諸賢嘐嘐然志大而才疏，本非其敵。
午後赴省館應紺宇之紹，見鳳石、範卿、淮海昆仲、蔚若，各證所聞，知莘伯發難，無疑義，並聞先商之王、廖兩樞臣，皆不敢發，復赴津與榮中堂定策，其摺由慶邸遞入，係請皇太后訓政，並劾新進諸君，植黨營私，莠言亂政也。
m.hｅｔubｏoｋ•cｏｍ.cｏm
又初十日記：
情況的劇變，發生在七月最後一天，是日日記，翁同龢完全刪去，只書三字：「發京電」。現在還不能確知發生了何事？但必與七月十九、二十兩日以後的朝局有關。
於此可知「初而震恐」則「立威」已見效果。徜或德宗自己見得到，或軍機大臣得力，則必於上諭中聲明，此係懷塔布等自取之咎，中外臣工但能恪遵旨意，實心奉職，無須疑懼，強調此為個案，則守舊之臣又何能集結環跪於慈禧之前？此在雍正、乾隆兩朝，行大誅罰，必有此安定人心的表示。而此一上諭，不特未設想到此，且敘明賞王照三品頂戴的原因，竟用「不畏強禦、勇猛可嘉」之語，是則皇帝先就視守舊之臣為待剿之匪了。至於何以有此上諭，非「木訥令兄」有意煽動，即王文韶等輩無能，兩者必居一。甚至王文韶有意迎合剛毅，亦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