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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知道和珅的詩風格與自己類似，所以和珅的詩集中留下了不少奉「敕」而做的作品，如《奉敕敬題射鹿圖．御寶戊申》：

另外，乾隆為了顯示自己對班禪此行的重視，同時也為了展現大清帝國的強大，特命在熱河為班禪擇地建廟。乾隆之所以這麼安排，是因為早在康熙年間，五世達賴進京陛見的時候，康熙就曾在熱河特意為他建造黃寺，以供停駐下榻之用。所以乾隆此舉也是遵循先例。

通過這件事，和珅展示出了他出色的語言天賦和處理對外事務的能力，被乾隆任命為理藩院尚書，管理蒙、疆、藏事務及外交上的一切事宜。理藩院首長尚書歷來由滿族王公擔任，實際地位高於吏、戶、禮、兵、刑、工六部首長。和珅擔當此職後，多次幫助乾隆帝處理西藏、新疆以及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問題，深受乾隆器重。

和珅一生的命運起伏，與《紅樓夢》裡的人物頗有幾分相似。不僅如此，和珅的一生與《紅樓夢》一書的完成、面世及流傳也結下了不解之緣。正是由於和珅的巧妙安排，才讓乾隆解禁了《紅樓夢》。

和珅是何等聰明的人物？他立刻明白了汪如龍的提醒，但卻沒有把汪如龍的提醒放在心上。一臉輕鬆地說道：「此意甚妙。那只是歷代的草莽英雄，眼光短淺，因此結局大多如此。」和珅他覺得自己的地位相當穩固，與歷代的草莽英雄並不一樣，所以他的結局都將有別於他們。

《紅樓夢》原名《石頭記》，作者是曹雪芹。曹雪芹是康熙年間江寧織造曹寅的孫子，家中累世巨富，自幼過著錦衣玉食、無憂無慮的生活。康熙帝諸皇子爭奪皇位，曹家支持皇八子胤祀，皇四子胤禛（雍正帝）即位後，曹寅被抄家。所以，十三歲以後曹雪芹的生活從衣食無憂變成了飢寒交迫，痛苦不堪。成年後，曹雪芹更加衣食無著，後來竟至以喝粥維持生活的地步。曹雪芹看破世間百態，開始把全部精力放在寫《石頭記》一書上。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年），曹雪芹唯一的兒子病死，曹雪芹不堪喪子之痛，哀痛成疾，終於不治。曹雪芹的好友敦誠在《挽曹雪芹》詩的注中提到：「數月前，伊子殤，因感傷成疾」。

和珅本來就是學生出身，後來為了能同乾隆有共同語言，也刻意留心學習作詩，尤其是泛覽乾隆的詩作，從中把握乾隆的思想脈絡，所以他的詩風與乾隆極為相似，深為乾隆所愛。

和珅從始至終都參與了英國使臣的這場覲見，他忠實地執行了乾隆的外交方針，即熱情又不失原則，使馬戛爾尼一行受到了最禮貌的接待、最嚴密的監視和最文明的驅逐。不卑不亢，有理有節，出色完成了這次外交任務，和珅不愧是位充滿智慧的外交家。

和珅當政的二十多年中，為了革除弊政，對清朝前期制定的所有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制度進行了一系列的變更和革新，這是具有積極歷史意義的。在這一點上，和珅可謂是一位軍國大事的謀略家。但不可否認，他的諸多更改大多是為了自己更加專權，這就為清朝由盛而衰奠定了基礎。

乾隆之所以特別寵信和珅，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和珅善於斂財。他總是運用各種方式，為乾隆聚斂財富供他揮霍和講排場，尤其是皇族的盛大節日，耗費總是高得驚人。因此，乾隆是無法離開給他搜刮財富的和珅的。

嘉慶三年（一七九八年）正月十九日，乾隆帝又在圓明園宴請各國使臣。宴後，和珅奉太上皇之命，傳達太上皇、皇上對各國國王的問候，並接受使臣的行禮。而且還代表皇帝、太上皇「各賜酪茶一巡，果盒餅肉之饋」。總之，一切對外事務多半由和珅負責，他總能安排得非常周到細緻，給外國使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說，他一直就在擔任外交部長這一角色。

和珅只用幾天時間就將八十回的《石頭記》讀完了，不由得對作者和這本著作本身心服口服，他認定這是天下第一的小說，心裡還一直掛念著後面的內容，於是吩咐蘇凌阿代為尋找。但是，由於曹雪芹沒有完成後面的內容就撒手歸天，蘇凌阿只找到曹雪芹遺存的一些回目和零散的片段，和珅對曹雪芹的病逝深感遺憾。

我們常說，一千個人心中就有一千部《三國演義》。學派思想深重的治學文人，凡是參與全書編修的人都是國家的名人大儒。這些人難免有不同的治學觀點，再加上讀書人特有的倔脾氣，把他們協調到一起工作確實是個大難題。

雖然《石頭記》被列為禁書，但整本書內容寫實，符合各階層的閱讀需求，故而在文人墨客、市井小民中輾轉抄錄，廣為流傳。讀書人更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此書被譽為奇書。但是僅限於人手相互傳抄，偷偷地看，雖然坊間也有《石頭記》刻本，但畢竟是少數大膽書商冒險刊發的，無法廣為流傳。

其二：

和珅還專門制定了一份詳細縝密的禮儀程序表呈遞給乾隆御覽。內容如下：

和珅似乎從書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的身世與曹家、書中的賈家頗有幾分相似。他少年貧寒，三歲喪母，十歲喪父，靠借貸讀書。繼承世爵成為三等侍衛後，才有幸接近皇上充當鑾儀衛侍衛。後來，憑藉才學贏得了乾隆的讚賞，才有了今日的榮耀。相比之下，曹雪芹的祖父也是奴才出身，後來累官至江寧織造，是康熙年間外放的高官。曹家敗落，想來那曹雪芹也是歷經坎坷，嘗盡了千辛萬苦，看透了世態炎涼。《石頭記》中的賈政是達官顯貴，女兒還被選入宮中為妃。而和珅的兒子也娶了皇上最寵愛的女兒做妻子。書中所述引起了和珅的強烈共鳴。和珅越看越入迷，漸漸地沉醉在其中，忘了周圍的一切，直到僕人前來喚他吃晚飯，他才發現天已經完全黑了下來，合上書，不免又是一番慨嘆。

很快，乾隆帝就知道了這件事，他命令和珅重新審查《紅樓夢》。和珅連忙說他已經將書稿審查了好幾遍，寫的都是家事，並沒有什麼特別忤逆的地方。同時將《紅樓夢》獻給皇上御覽，請求若無重大問題，付諸發行，以讓天下人都能閱讀，同時沐浴皇帝的恩澤。

每年元宵節前後，皇帝都要請各國使臣到圓明園山高水長閣前觀看煙火、戲劇，並賜饌款待，和珅常常到使臣們坐處，「久立，視所食多少。又問臣等科名品級，故臣等謝以不安之意，即答以此是皇命，非私自來觀云」。

乾隆時期，各國經濟交往增多，各國的使節也紛紛進駐京城，希望同大清建立良好的關係。和珅於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年）出任理藩院尚書，總理清政府的外交事宜。他曾先後接待過朝鮮、英國、安南、暹羅、緬甸、琉球和南詔等國的使臣，尤其是乾隆時清政府同英國之間的外交事務，幾乎是交由和珅全權處理的，他憑藉機智與語言天賦，出色地完成了外交任務，並給各國使者傳達乾隆帝的諭旨。

乾隆向來喜歡這種場面上的事，聽罷更是歡喜非常。於是命和珅擬詔，和珅用滿、藏、漢三種文字擬定了詔書。詔書中說：「昔據章加呼圖克圖奏稱：『班禪額爾德尼因庚子年為大皇帝七十萬壽，欲來稱祝』，朕本欲見班禪額爾德尼，因道路遙遠，或身子尚生，不便令活佛遠涉。今活佛親自修書，致達尊願，實屬吉祥之事，特允所請，是年朕萬壽月，即馳熱河，外藩畢集，班禪額爾德尼及若於彼時到熱河，最為便宜。」

和珅是乾隆時期文字獄的大力維護者，不想卻對《紅樓夢》的傳世立下功勞，不得不讓人感嘆世事難料啊！

好書的魅力總是能夠打動很多人。乾隆帝自從得了和珅送的《紅樓夢》就愛不釋手，天天抽時間閱讀，並且讚不絕口。於是下旨：「查禁違逆書籍，是為了端正世道人心，懲辦大逆不道、煽動民變之徒。《紅樓夢》不過都是家事，只能算是才子之書，從此解禁。」

除了編輯人才缺乏外，和珅面臨的還有文獻搜集的問題。編書需要參考文獻，朝廷雖然已經幾次下詔尋找歷史上流落下來的hetubook.com.com文獻，但人民歷經戰火，肚子都難以填飽，哪還有精力保護圖書，所以很多民間文獻都散失了。明朝永樂年間成書的《永樂大典》是重要的官方參考文獻，它收錄了古代重要典籍七八千種之多。全書分門別類，輯錄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古書資料，經史子集、道釋、醫卜雜家之書匯聚群分，甚為詳備。更難能可貴的是，收錄在《永樂大典》的古代文獻都經過詳細的考證，而且未曾刪改，對編修《四庫全書》很有借鑒意義。但是可惜，經歷明末清初的那場戰亂，《永樂大典》全本早已不見蹤影。紀曉嵐等人多次到翰林院查找都沒有結果。

汪如龍也不多言，他不久就如同賈寶玉一般辭官歸隱，只希望萬一和珅被嘉慶扳倒，不至於連累自己。

和珅看完了續寫的書稿，細細閱讀了一遍，並不滿意。他認為續作的結局未免過於絕望，給人一種壓抑的感覺。雖然續寫部分讀起來比較通暢，但肯定通不過乾隆這一關，於是和珅要求高鶚重寫。和珅不愧是審查書籍的高手，他讓高鶚重新安排一個略為圓滿的結局，同時標出原作八十回中那些過於悲傷和壓抑的文字，命他一併加以修改。

由於和珅是被嘉慶帝賜死的，所以官方有可能把對和珅有利的證據都毀滅了。所以，我們能看到的官方記載及民間傳說大都對和珅不利。但從僅存的官方資料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乾隆朝的數次重大用兵，和珅要麼親臨前線作為督軍，要麼負責整個用兵的後勤供應，即便他不親自參與其中，往往也會給乾隆帝出謀劃策，為軍事勝利作出貢獻。和珅在對內的與各少數民族關係和外交事務的處理上也都有不俗的表現。

修改和續寫這個工作由誰來做呢？這個人首先要有才華，會寫小說，否則難免狗尾續貂；其次，地位也不能太高，否則難免趾高氣昂，不配合。和珅想來想去想到了高鶚，高鶚是漢軍黃旗內務府人，熟諳經史，工於八股文，詩詞、小說、戲曲、繪畫及金石之學，在乾隆年間頗負盛名，但只是個舉人，沒有考中進士，所以總感覺矮人一頭。和珅覺得這個人是合適的人選，於是他悄悄找到高鶚，命他修改、續寫《石頭記》一書。

和珅在軍機處任職二十餘年，利用手中的權力對軍機處做了大量的調整，等到後來和珅倒台，早已將很多政策融入其中，難以分辨了。

清朝的儒家學派主要有兩個，一個是漢學派，一個是宋學派，兩派各有自己獨特的觀點。兩派最大的分歧在於是否尊重宋明理學。《四庫全書》館的編修人員眾多，也存在著這兩個學派。漢學派的代表人物是學者戴震，漢學派治學態度嚴謹，方法較為縝密，擅長考據，但是編修書籍有時候過於煩瑣，甚至為追求證據而脫離實際；宋學派代表人物是翁方綱和姚鼐，擅長理論。兩派學術觀點針鋒相對，難免有激烈爭論。幸好和珅擅長從中穿插協調，就算批評某一觀點也是從實際出發，並不偏袒某一學派。他的最高原則是「爭論要有助於編書」，在這一原則下，兩派摒棄派系鬥爭，求同存異，很好地完成了編纂工作。

紀曉嵐是名人，不用多作介紹；陸費墀是浙江桐鄉人，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年）進士，曾任禮部侍郎。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年），《四庫全書》開館，陸費墀被聘任為四庫全書館總校及副總裁，專職負責校對工作。

有一天，汪如龍與和珅聊起了《紅樓夢》一書，道：「先生曾經派人修改《石頭記》，並將名字改為《紅樓夢》。先生可曾想到這『紅樓夢』三個字的含義嗎？」和珅道：「所謂『好知青塚骷髏骨，便是紅樓掩面人』，這『紅樓』就是『朱門』，指的就是王侯貴族；『紅樓掩面人』，則是官宦人家的夫人小姐。世事無常，整部小說就如同紅樓一夢罷了。」

和珅卻從中嘗到了甜頭，此後更是越發嚴厲，甚至流於形式，只要有「違逆」的言辭，《四庫全書》中一律刪改。他已經猜透乾隆控制輿論的心思，就趁著搜集文獻的機會，多次下令查繳「違禁」書籍，對清朝有詆毀，甚至稍有「影射」之嫌的書籍，一律加以銷毀。就這樣，編入《四庫全書》的資料大都做了相應修改，有些甚至失了原意，在客觀上降低了資料的真實性。

和珅在乾隆朝後期當政二十多年，深得乾隆帝的重用和賞識。乾隆帝雖然處處維護和珅，但他畢竟是開創了「康乾盛世」的一代明君，而不是一個昏君。所以，和珅儘管在當政時期貪污受賄，但不可能一無是處，也決非不識軍國大事的人；否則，不用等嘉慶，就是乾隆也不答應。

這首詩是和珅奉命描述乾隆帝打獵情景的，全詩可謂四平八穩，圓滿地完成了「任務」。然而，古人云：「詩必窮而後工」，只有真正發自作者內心，詩才會有令人感動的力量，我們要瞭解和珅的文學才華，決不能只看他的御前應和之作，更應該關注那些他真正情鬱於中而不得發的作品，從中才能更好地看出和珅的真實水平。

書終於修改完了，但和珅總不能慌不迭地跑去呈給乾隆帝，這未免也太明顯了。因此，和珅拿到書後，沒有立刻呈給皇上，而是從太后那裡找突破口。他每天都去向太后請安，有機會就跟太后聊天，講上一段書中的故事。和珅本來就善於言辭，他把故事描述得惟妙惟肖，太后越聽越喜歡聽，一來二去被迷住了。太后不滿意每天聽和珅講一點兒，就向和珅要書自己來讀。和珅見目的終於達到了，於是連忙拿出準備好的手抄稿獻給皇太后，趁機說出本意：《紅樓夢》是千古第一奇書，無奈現在卻被冤枉為禁書，真是可惜啊！

和珅出任《四庫全書》正總裁之後，接到乾隆帝的聖諭，要求「將違礙字句的書籍，著力查繳」，可見控制文化的思想根深蒂固。和珅既然是乾隆的代言人，在這方面自是不遺餘力，全力查繳「禁書」。誰知一個偶然的機會，卻讓和珅成就了小說名著《紅樓夢》，因此傳為一代佳話。

此後，和珅與朝鮮使者接觸頻繁，以至於在朝鮮使者的多種記述中經常可以看到和珅的名字，這些也成了瞭解和珅的歷史資料。

《四庫全書》的編纂是一個曠日持久的文化工程，不可馬虎，必須選定一個可靠而又有一定聲望的人擔任。乾隆剛開始讓第六子永溶負責整個工程，內閣大學士于敏中任總裁；實際負責具體內容編纂的是紀曉嵐，任總編纂官，其他的參與者還有陸鉺熊、孫士毅、戴震、周永年、邵晉涵等，都是著名的學者。所有參與編書的文人有三千六百多人，抄寫人員另有三千八百人。而此時的和珅只是一個小小的御前侍衛，連出人頭地都遙遙無期。他雖然算是半個文人，但對參與《四庫全書》的編纂是想都不敢想的。《四庫全書》這個巨大的文化工程，都是由很有名氣的文人學者參與的，似乎注定與他無緣了。有誰能想到，皇帝身邊的一個小小侍衛，幾年後會成為這個文化工程的正總裁，與名動天下的紀曉嵐合作編書？

其實早在康熙年間，皇帝就下令編纂過一套《古今圖書集成》，該書是皇帝欽定的書名，歷經康熙、雍正兩朝方才完成。乾隆既然自比秦皇漢武，當然有心讓《四庫全書》成為權威經典，超越以往所有的書籍。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年）二月，為了鄭重其事，乾隆設立「四庫全書館」，全書正式開始編纂。

恰好，高鶚也很喜歡《石頭記》這本書，早就對裡面的故事瞭然於胸。他聽說當朝紅人和珅要他續寫《石頭記》，喜不自禁。他與朋友程偉元一起商量、揣摩原作者的心思、想法，依據曹雪芹留下的回目構想，很快完成了續寫工作。

曹雪芹死後，留下了《石頭記》前八十回的書稿，後四十回只有散落的一些片段和部分回目，並未成型。這本不完整的《石頭記》恰似曹雪芹的一生一樣命運多舛。由於書中有關男女關係的描寫過於細緻，被當時社會上的「道德之人」稱為淫穢之書。況且書中涉及康熙、雍正年間各皇子為爭奪皇位繼承權而明爭暗鬥的內容，故被朝廷列為禁書。

汪如龍聽後深有感觸地說：「先生果然高見。紅樓夢，乃是紅樓一夢，世人終其一生，所追求的只不過是一場虛幻。先生愛讀此書，必定有所感悟。」

馬嘎爾尼目的還沒有達到，回去不好交代，當然不會輕易回國。他說了幾句表示謝意的話之後，就拿出了早已擬好的條約，內容大意是要清政府開放和圖書通商口岸，並給他們一塊地作為貨物中轉站。

「臣和珅謹奏：竊照英吉利國貢使到時，是日寅刻，麗正門內陳設鹵簿等大駕，王公、大臣、九卿等俱穿蟒袍褂齊集佔其應行入座之王公大臣等，各帶本人座褥至澹泊敬誠殿鋪設畢，仍退出，卯初，請皇帝御龍袍褂升寶座，御前大臣、蒙古額附、侍衛仍照例在殿內內翼侍立，乾清門行走、蒙古王公、侍衛亦照例在殿外分兩翼，侍內大臣帶領豹尾槍長靶刀，侍衛亦分兩班站立，某隨從三五大臣、九卿、講官照例於院內站班，臣和珅同禮部堂宮率欽天監副素德超，帶領英吉利國正甬使等躬逢表文，由避暑山莊宮門右邊門進呈殿前階下，向上跪捧恭遞占御前大臣福長安恭接，轉呈御覽，臣等即令該貢使此向上行三跪九叩頭號禮，畢。其應入座五三公大臣以次入座，帶領該貢使於西邊二排三米，領其叩頭入座，俟令侍衛照例賜茶，畢。各於本座站立，恭候皇上出殿、升輿。臣等將該貢使領出，於清間閣外邊伺候，所有初次應行例嘗該國王及貢使各物，預先設於清音閣前院內，候皇上傳旨畢，臣等帶領貢使，再行瞻覲。頒嘗後，令其向上行謝恩禮畢，再令隨班入座，謹奏。」

不管是負責《四庫全書》等官修書籍，還是插手其他的文化事務，和珅都做出了不小的貢獻。

二人聽了和珅的話，認為他過慮了。和珅進一步申明觀點，二人也據理力爭，認為這只是歷史文獻，輕易替換會造成後人閱讀上的不便，降低《四庫全書》的文獻價值，有違皇帝的本意。和珅日夜伺候乾隆，當然對自己的判斷非常自信，而陸費墀、紀曉嵐也堅持自己的看法，雙方一時間陷入僵局。最後，和珅把這一問題呈交皇上，請皇上定奪。

乾隆時期是世界大發展的時期，世界各國之間建立起了廣泛的聯繫，一個國家的進展再也不可能脫離世界獨立發展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史」。

為了支持這一建築盡早完工，乾隆告訴和珅，一切財力、人力悉聽他調用。不到一年，「須彌福壽之廟」建成開光，和珅因督造有功而獲得封賞。

再者就是加強稅收管理。和珅為了弄到銀兩，雷厲風行地清理各鹽區拖欠的稅課，加強各稅關的徵稅力度，雖然他的目的是為了快點兒見到錢，但畢竟為政府做了好事，算是為皇帝辦事的時候順便為人民做了善事。他還長期把持京師稅務局——崇文門監督一職的權力，親自抓京師稅收，並想盡一切辦法搜刮錢財，甚至在崇文門按照進京官員的品級高低進行收費，幸虧有乾隆帝的袒護，否則差點兒被人告倒。

和珅在制度上所做的一系列變革，在嘉慶親政後大多被廢除，但是，這些變革畢竟對乾隆統治後期的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客觀上造成了各地農民紛紛起義、官員貪污成性等混亂局面。

另外，早在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年）八月，他陪同乾隆帝到東北拜謁祖陵時，就以吏部侍郎的身份與朝鮮使臣李澈接觸過。李澈還做了相關記載：「皇帝乘馬執鞭過臣等所坐處，間不過五六步，顧謂侍臣曰：『彼是朝鮮使臣乎？』有一衣黃者對曰：『然矣』。衣黃者聞是吏部侍郎和珅云。皇帝遽曰：『通官前來』。則衣黃侍臣謂通官曰：『使臣何為起對？』皇帝笑曰：『朝鮮禮法』，例如此矣。」

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年），西藏六世班禪飛馬急送一封書信給朝廷。信是用藏文寫成的，朝中無人能識。和珅趁機向乾隆表明自己的能力，他拿起書信朗聲唸道：「小僧自幼仰承文殊菩薩大皇帝豢養之恩，不勝盡數，非他人所能比。小僧乃一出家之人，無以極稱，雖然每日祝禱文殊菩薩大皇帝金蓮座億萬年牢固，並讓眾喇嘛等誦經祈禱，但仍時時企望覲見文殊菩薩大皇帝。庚子年為大皇帝七旬萬萬壽，欲往稱祝，特致書大皇帝膝前，以達敝意。」讀罷，垂手肅立一旁，舉目四望，心中不免得意洋洋。

因為清政府一直以來實行的是閉關自守的鎖國政策，早在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一年），朝廷就下令關閉了寧波、漳州等幾處通商口岸，只留下廣州一處與外國通商，極大地限制了中外之間的商品貿易，英國的產品遲遲不能大面積進入中國市場，所以英國政府希望能通過這一次大規模的出使與中國建立外交和貿易關係，打開新局面。

這份奏摺裡把接見過程表述得非常清楚，而且接見英使的全過程完全是按照和珅的設計進行的，這幾乎是接見過程的全景展現。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和珅在氣勢洶洶的英使面前，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大清帝國的尊嚴。

汪如龍這是言在此而意在彼，話中有話。原來，當時乾隆已老，駕崩只在旦夕之間，永琰是乾隆著力培養的接班人。和珅深得乾隆寵愛，但與嘉慶關係並不好。汪如龍仔細觀察了嘉慶與和珅，發現嘉慶是個城府很深的人，喜怒哀樂不形於色。而和珅傲氣日增，已經深深迷失在自己的大權之中，認定嘉慶不會把自己怎麼樣，而實際上和珅已經不是嘉慶的對手了。汪如龍感念和珅的提攜和重用，想藉談論《紅樓夢》提醒和珅不要太過自負，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西藏自唐朝文成公主嫁給吐蕃首領松贊干布後，就一直同中央政府保持著密切的聯繫。西藏地區佛教鼎盛，藏民都信奉佛教的分支喇嘛教，宗教領袖同時也是西藏的政治領袖。明朝萬曆年間，喇嘛教領袖索南嘉措被尊為達賴喇嘛，這是中央政府承認的第一位西藏本土的首領。雍正年間，西藏內部為爭奪統治權的鬥爭而出現了兩個達賴六世，準噶爾部的頭目策旺阿拉布坦趁機攻入拉薩，囚禁了達賴六世。清政府派兵前往救援，經過一系列征伐，驅逐了準噶爾兵，重新擁立青海所立的達賴六世登上寶座，舉行了隆重的寶床大典。從此，西藏在清政府的管理下，安定了下來。

為了滿足乾隆奢侈排場的需求，他的廣開財路，其實就是巧立名目，利用權力命令官員和商人將財富進貢到乾隆和他那裡而已。但是，為了保證不讓皇帝背上「亂收費」的黑鍋，收這些錢都要名正言順，讓乾隆用得心安理得。為此，他打著「皇恩浩蕩」的旗號，讓各地官員以向皇帝謝恩的名義「自願」進貢，以示忠心。他的這個理由既充分又無懈可擊，下面的官員誰敢不聽？如果不貢獻財物，豈不是皇帝的恩澤沒有惠及你，而你也無法向皇帝表達忠心了？因此，這個大旗一豎起來，無論是朝中的官員，還是各地的地方官都爭先恐後、不遺餘力地搜刮民脂民膏以貢獻朝廷，讓皇帝知道自己的忠心。乾隆見全國各地的官員紛紛向自己表達忠心並對皇恩感恩戴德，心中的那份自豪感越發膨脹，對和珅更是言聽計從。

乾隆一朝在文化事業上最大的舉動是《四庫全書》的修纂，由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年）開始直至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年）才告初步完成，其間歷時十年之久，《四庫全書》的總裁也幾易其人。最終，這正總裁的頭銜落在了和珅頭上，並最終在他手中完成，這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部叢書，和珅作為這部書的正總裁，自然功不可沒。

和珅怕翰林院的官員敷衍了事，不肯認真翻閱，於是親自帶人到翰林院的藏書庫查找，但還是沒見蹤影。翰林院的官員說，這部大典一定是在明末戰火中遺失了。和珅又認真查閱了資料，認定《永樂大典》這麼重要的典籍，就算是丟失了，也一定會有記載。現在竟然沒有一點記載，那麼副本應該還在翰林院的某處保存著。

接見儀式終於順利結束了，在此後的談判過程中，更顯示出了和珅的機智和能言善辯。英國使節向乾隆提出了開放通商口岸、兩國進行貿易的要求，乾隆此時還沉浸在自己大清帝國的美夢中，對此當然不屑一顧。他覺得對英使已經仁至義盡了，就讓和珅趕快打發他們回去。

和珅一直都是乾隆個人意志的完美執行者，乾隆有和珅作為文化項目的負責人，是他的幸運。但是和珅為討好乾隆而肆意篡改歷史資料，卻是我國歷史文化上的一大不幸。

和珅為了全面瞭解對方的具體情況，就派人前去打探。回報說英國人因遠涉重洋，水土不服，已經死了三個人。和珅立刻以此為藉口，對馬嘎爾尼說：「公使先生，聽聞貴國使團中有幾位隨從不幸去世，我國表示哀悼。我國與你國氣候差異甚大，尤其入冬以後，天寒地凍。你們遠道而來，一路上也不容易，本應多留你們住些時間。我主萬歲體諒你們的不易，鑒於這種情況只好讓你們早些回國了。」本來要趕人家走，偏偏還要做出替對方著想的樣子，贏得了外交上的主動。

和珅還對傳統的台諫制度做了變更。在中國傳統的官僚體制中，因為制度建設的鬆散和不健全，主要還是由官員進行「人治」。而彈性極大的「人治」是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的。為了彌補這一缺陷，才設立了所謂的「諫官」制度。諫官起源於漢朝的「御史台」，所以又稱「台諫」之官。諫官的主要任務就是負責監督各級官員的行為和操守，有權直接向皇帝上書報告官員的行為或彈劾官員，而且可以僅憑「風聞」即採取行動，意在引起皇帝的重視。

其三：

高鶚知道了和珅的意願後，覺得那樣修改就歪曲了作者本意，不甚妥當，有違作者意願，是對原作者的不敬，所以不願修改。和珅當然知道這樣做會使作品意味有所改變，但總比永遠被封強，於是他對高鶚半勸半嚇地說道：「我也是愛書之人。按照曹雪芹的原意續寫當然是對他的尊重，然而這樣一來這本書就會永遠無法公開面世，後人也難以見到這本書了。況且，萬一朝廷追查下來，你高鶚作為續寫者，肯定罪責難逃，曹雪芹也永世不得翻身。豈不是兩敗俱傷？所以，為了這本書能夠流傳後世，只有將書中對朝廷不敬的地方略加改動，才能獲得皇上的首肯，從而能夠刊行天下。你也算幫了曹雪芹遂了心願。曹雪芹倘若黃泉下有知，就算內容有所改動，也定會心存感激的。」

紀曉嵐、陸費墀等人雖然一百個不樂意，無奈聖命難違，只得忍氣吞聲逐一對所有涉及的字進行了修改。這種工作不僅毫無意義，而且費時費力，一個多月才完成。不料乾隆帝見他們遲遲不能完成，認為紀曉嵐工作不力，故意拖延時間，又把他們申斥了一番。紀曉嵐、陸費墀等人費力不討好，又不敢發作，只好忍氣吞聲。

其一：

另外，和珅還對工程用款精打細算，盡量節省。乾隆中後期的工程大都由和珅參與財務監督，和珅對工程款的使用精打細算，常常為減少花費而費盡心思，他經手的工程大多比預算花費少許多，如北京城中軸線上的青石路，和珅就向乾隆建議盡量利用舊材料，節省了不少銀子。乾隆因此誇他肯為國家著想，並將剩餘的銀兩大部分劃歸自己的內務府，少部分賞賜給和珅，和珅因此更加被乾隆看重，將一切維修重建事宜交由和珅全權處理。

洪亮吉就曾經說過：「十餘年來，其更變祖宗之成例，汲行一己私人，猶未嘗平心而論，內閣、六部各衙門庶務，何為國家之成法，何為和珅所更張，誰為國家自用之人，誰為和珅所引進，以及隨同受賄舞弊之人，皇上縱極仁慈，縱欲寬脅從，又因人數甚廣，亦不能一切屏除。」

《四庫全書》在和珅的全力主持下終於大功告成，並且按照乾隆帝的旨意刪去了對清廷不利的字句，這又為他贏得乾隆的信任和歡心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從此和珅不僅在官場扶搖直上，在文化活動中也頻頻插手，先後主持了多部重要圖書的編纂工作。

正是由於和珅天資聰穎，善於理財，才使乾隆的內務府「扭虧為盈」，所以，和珅受到乾隆帝的異常信任，後來乾脆把軍政大權也放心地交給和珅管理。這也從一個方面反映出，和珅善於理財的本領得到了乾隆、嘉慶帝的認可，成為大清國不可替代的理財高手。

和珅雖然通曉文學，但畢竟首先是一個政客，而乾隆最關注的不僅僅是文化事業，還要控制文化和言論，這一點和珅當然明白——這也是乾隆讓和珅當正總裁的原因。第一部《四庫全書》的抄錄工作接近尾聲，他首先想到的是怎樣規避「違制」言論才能讓皇上滿意，而不是書的歷史價值和文化價值。他標記出「胡」、「虜」、「賊」、「虜廷」、「入寇」、「南寇」等字，然後找來了負責校對工作的陸費墀以及負責編纂內容的紀曉嵐。和珅對他們表示：清朝是外族入關，皇族對這些字很敏感，應該用別的字替換。

整個清朝時期同國內各少數民族以及周邊國家的交往都非常頻繁，國家對外交人才的需求也日益加大。而中國傳統的教育對這方面人才的培養，無疑存在著一定的欠缺。和珅憑藉著他的語言優勢脫穎而出，成為乾隆時期最為出色的民族事務家。

高鶚聽和珅這麼一說，覺得和珅的話也有道理：自康熙開始，朝廷大興文字獄，凡有任何詆毀清政府的言辭，哪怕是一些不相關的詞語，如「華夷、明、清」等，都會被追查，令人提起筆來就膽戰心驚。況且和珅本人就是積極禁書的官員，不敢得罪，現在他既然要求這麼做，自己也沒有辦法。高鶚無可奈何，只好按和珅的意圖重新續寫了後四十回的結尾，對曹雪芹的原稿中凡是涉及朝廷避諱之處都做了相關修改，書名也按照和珅的意思改成了《紅樓夢》。

和珅於是請求乾隆給翰林院下旨，再次查找《永樂大典》的下落。翰林院官員雖然老大不樂意，也只好遵旨再查找一次。

和珅與《紅樓夢》的淵源還不止這些。和珅的一個黨羽汪如龍，本是鹽商，當官全靠和珅提攜。此人善於逢迎，而且非常聰明，也喜歡讀書。

馬嘎爾尼一行在天津大沽登陸後，受到了清政府的熱情接待。和珅身為理藩院尚書全權負責接待事務。中英雙方一開始就遇到了難題，中方要求英國使臣按照中方的禮儀對乾隆行跪拜大禮。而馬嘎爾尼則認為自己是代表大英帝國前來的使臣，不同意行這麼重的禮節。清朝政府多位官員都沒有談成功，和珅只好親自出面。

嘉慶賜死和珅後，雖然有心徹查其黨羽，但終因人數過多，法不責眾，只好作罷。和珅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首先是因為他改變了過去軍機處章京人數均有定額的做法，而是規定，「其挑補俱由軍機大臣自取，並不帶領引見」，這樣一來，軍機處的人事任免權就從皇帝手中轉移到了和珅手中。從此可以不經過皇帝就決定人選。這就有利於和珅排擠與自己不和的人。和珅利用這一機會，將軍機處中絕大部分不依附於他的人撤職或調出，肆意安插黨羽，使偌大的一個軍機處完全成了和珅的會議室，使他有機會搞「一言堂」。

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年），《四庫全書》終於完成了。全套書用不同的顏色|區分開來，四部書的顏色依春、夏、秋、冬四季而定，經部為綠色，史部為紅色，子部為月白色（或淺藍色），集部為灰黑色，而《四庫全書總目》採用代表皇權的黃色。

和珅受命接任《四庫全書》正總裁一職，並盡心竭力地編纂這部巨作，為這一巨大的文化工程做出了很大的貢獻。雖然和珅為了領會聖意而恣意篡改文獻，禁毀了有價值而屬於「違禁」行列的歷史書籍，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這部書的歷史價值，但這並不能掩蓋《四庫全書》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叢書這一事實，和珅所做的貢獻也不可抹殺。

內務府和「天祿琳琅」的書向來只供皇族閱讀，並不外借。和珅為了保證《四庫全書》的質量，懇請乾隆允許翰林前往宮中把這些珍貴的書籍抄寫一份副本，以作《四庫全書》編修之用，乾隆恩准。

縱觀和珅一生，他的詩文雖不算上乘，但畢竟小有成就，而且在文化上貢獻頗多，可以算作一個詩人和文化人。

《四庫全書》所搜集的材料眾多，其中難免有些對朝廷不利的書籍。為皇上辦事，需要的不僅是學識，還要有絕對的忠誠。在編纂過程中，那些參與者總是不敢大刪大改，難免將不利言論流傳於世，乾隆心中頗為不滿。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年），和珅乾淨俐落地查辦了李侍堯一案。恰hetubook.com.com在此時，《四庫全書》編修也遇到了一些問題。於是乾隆乾脆下令，任命能幹又忠實於自己的和珅為《四庫全書》館正總裁，負責統領協調整部《四庫全書》的編纂工作。

乾隆帝一生留下了四萬多首詩，他一向自詡文采非凡，平日裡非常喜歡吟詩作對，覺得自己的詩作上可比李杜下不讓溫韋。每到一處，總要顯示一下自己的文學才華。遇到喜歡的景致或建築，不僅要題名賜字，更要賦詩一首，以表明心志。

《紅樓夢》一經解禁，迅速流傳全國，風靡一時。高鶚也因此而名聲大振。很快就中了進士，而閱卷官正是和珅，其中意味，值得玩味。

和珅這一次表現得極為出色，乾隆就把為班禪建造廟宇的事交給他全權處理。自康熙年間五世達賴進京面聖之後，還沒有哪一位西藏的領袖走出過雪域高原。這次六世班禪進京，乾隆自然極為重視，所以為班禪建造的廟宇一定要富麗堂皇，體現出皇恩浩蕩。和珅知道這件事有關國體，不敢絲毫懈怠。於是他親往熱河，勘測地形，反覆修改圖紙，並特意強調體現出西藏本地特色。

和珅除了善於理財之外，還是一個出色的民族事務家和翻譯家，他從小就精通漢、滿、蒙、藏四種語言，這為他圓滿處理各民族事務提供了方便。

和珅見無法看到《石頭記》後面的內容，心中又割捨不下，於是反覆閱讀八十回的《石頭記》。他讀的次數越多，越覺得這是一部曠世奇書，於是有心將它刊發面世，雖然皇帝有查禁令，但只要像修改《四庫全書》一樣，對全書做一番處理，刪掉那些不合聖意的地方，再續上一個能夠接受的結局，皇上肯定高興，是不會加以阻攔的。只要得到了皇帝的首肯，這本書的「禁書」帽子一摘，就可以公之於世了，自己落得個慧眼識書的美名。和珅禁不住遐想各級官員對自己拱手祝賀的樣子，開始陶醉起來。

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年）英國政府正式派出以喬治．馬嘎爾尼勳爵為正使、喬治．斯當東為副使的使團訪華，他們由英吉利海峽的樸茨茅斯港出發，分乘軍艦「獅子號」和「印度斯坦號」前往中國，這在中英歷史上是非常有影響的一件事。當時英國正在進行工業革命，他們此行的目的是希望能同中國建立貿易通商關係。以此打開中國的經濟大門，為他們日益增長的生產力開拓新的巨大的市場。

和珅在制度上變更最為重要的是議罪銀制度的設立。這項制度自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年）左右開始設立，一直延續到乾隆逝世才告終止，其間大約經歷了二十年。議罪銀由和珅在軍機處內部設立的密記處加以管理，收取的銀兩絕大部分不用歸入國庫，如果官員犯了過失「尚非法所難宥，是以酌量議罪，用示薄懲」。也就是官員交納銀兩以代罪的制度。然而，實際操作過程中，正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只要皇帝需要銀兩了，可以很容易地尋找緣由，叫官員出錢。因為議罪銀採取的是「自願」交納的形式，有一些貪贓枉法的官員，為了表明自己的忠心，也為了日後減少麻煩，未雨綢繆，常常不等上面降罪就先交上銀兩，而且從重交納，以博取皇上歡心。據記載，僅議罪銀一項，乾隆每年的收入就可達三十萬兩左右。

和珅還利用官員犯了貪污等罪名後，實行抄家罰沒，或者代以「議罪銀」，讓罪行不是很大的官員向內廷交納數千兩至數萬兩的銀子，作為一種贖罪的表現。這些罰沒的錢財８５％上繳內務府，供皇帝及其內廷使用，只有少量上繳戶部或用於國家財政，這就為皇帝找到了名正言順的財源。

沒過幾年，汪如龍的預言終於應驗了。不可一世的和珅垮台，這是貪官的必然下場。不知道和珅在獄中是否想起過汪如龍的善意提醒，即便想起來，他也只能哀嘆自己一生「如紅樓一夢」吧？無論如何，和珅的命運起伏，與《紅樓夢》裡的人物頗有幾分相似，這也許是他為什麼會與《紅樓夢》有這麼深的淵源的原因吧？

和珅將他們安撫下來後，馬上把他們的要求呈報給乾隆，乾隆對這些要求一概拒絕，並給他們下了諭旨說：「我天朝物產豐富，無所不有，本不需外夷貨物，因為茶葉、瓷器、絲綢乃西洋各國必需的東西，朕體諒西洋各國的難處，所以准許在澳門開設洋行，滿足夷人所需。至於額外貿易之事，與天朝法度不合，不准進行，天朝法制森嚴，每一寸土地都開於版圖，不容分制，英人請求賞給土地一事，斷不可行，至於英商免稅、減稅一節，西洋各國均屬相同，亦不便將英國上稅之例獨為減少，公佈準則一節，粵海關向有定例，毋庸另行曉諭，爾國王惟當善體朕意，益勵款誠，永矢恭順，以保全爾有邦，共享太平之福。」和珅看了這道諭旨，就明白了乾隆的意思，對英國使臣也就沒必要客客氣氣了。第二天，和珅立刻召見了馬戛爾尼，把乾隆回覆英國的國書交給他，示意他馬上率團回國。馬戛爾尼知道乾隆已經關上談判大門，只好回國覆命去了。

乾隆帝果然對和珅的提議大家讚賞，命令將書中出現的「胡」、「虜」、「賊」、「虜廷」等字眼，一律用「全」、「敵」、「人」、「北廷」等替換。乾隆還斥責了紀曉嵐、陸錫熊、陸費墀等人不體察聖意，編纂不用心的行為，而對和珅大加讚賞。乾隆帝覺得這還不算完，他還催促各地加緊查繳違禁書籍。一經發現，立即沒收。

雲南巡撫孫士毅因為涉及李侍堯一案，已經被革職，押解京城。按照孫士毅的罪名，本應發配伊犁流放。若真的發配伊犁，能否返回內地實在難以料定。幸虧和珅對孫士毅比較瞭解，知道他頗有才氣，再加上孫士毅在辦案期間還曾經幫過和珅，和珅認定此人可以爭取，決心幫他一把，把他調去編纂《四庫全書》。於是，和珅啟奏乾隆：「孫士毅只不過是李侍堯案的一個從犯，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他的所作所為實在是不得已而為之。況且臣聽說孫士毅才學廣博，如今編纂《四庫全書》正是用人之際，把這樣一個熟讀經書的飽學之士發配伊犁，豈不是暴殄天物？不如將他調去編修《四庫全書》，將功贖罪。這樣一來，孫士毅必定感激皇恩浩蕩，盡心竭力。如果他再出什麼差錯，皇帝再定他的罪，諒他也無話可說。」乾隆見對編書有利，就欣然應允，乾隆為了編《四庫全書》而赦免一個流放之人，可見他對這本書的重視。

我們常說「盛世修典」，這也是中國歷代的文化傳統，宋朝的《資治通鑑》，明朝的《永樂大典》，都不僅體現了文化的昌盛，更是綜合國力的體現。清朝自康熙、雍正以來，社會趨於安定，國力日趨強盛，人民更加富庶。這就為文學的興盛提供了優越的環境。乾隆向來以明君聖主自居，怎會甘於人後？他決定編纂一部空前的大典——《四庫全書》。

皇帝除了處理國家大事外，也有私事要辦。所以他的所作所為，有些是公事，如架橋修路等，有些是私事，如個人出遊、皇族生日擺宴等。公事由戶部出錢，私事則由內務府出錢。皇帝的個人開支，費用必須由內務府自籌，而內務府的財源實在有限，而乾隆又喜歡把私事搞得很隆重，這樣一來，內務府就漸漸入不敷出了。內務府的錢不夠花，就只好向戶部尚書「借」一點，雖說戶部不得不答應，但次數多了，皇帝面子上不好看。

乾隆有鑒於痛失《永樂大典》的前車之鑒，命人抄寫了七部《四庫全書》，以防丟失。分別貯於北京紫禁城皇宮文淵閣、京郊圓明園文源閣、奉天故宮（今瀋陽）文溯閣、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合稱「內廷四閣」（或稱「北四閣」）。又在鎮江金山寺建文宗閣，揚州大觀堂建文匯閣，杭州西湖行宮孤山聖因寺建文瀾閣，即「江浙三閣」（或稱「南三閣」），各藏抄本一部。副本存於京師翰林院。其中文淵閣本最早完成，校勘更精、字體也更工整。

從此以外，和珅還歷任過許多官書的總裁，如《開國方略》總裁，國史館總裁等，他在任各種官書總裁期間並沒有閒著，總是尋找機會，施加影響。在他負責國子監石經的過程中，屬下校勘官彭元瑞校審之餘，撰寫了一部《不經考文提要》，獻給皇上。乾隆對這本書大加讚賞。這下可氣壞了和珅，就向乾隆進言說：「不是天子無權考慮經文。」誰知乾隆不加理睬，說彭元瑞乃是奉旨考證，沒什麼可懷疑的。和珅見這一招沒有奏效，又生一計，他說彭元瑞的ｈtｔps://ｍ.ｈeｔｕｂook.cｏｍ•cｏｍ書中錯誤甚多，他願重寫一本，對彭的書加以修正。得到乾隆首肯後，他馬上召集了幾個學問高深的翰林，對彭的書和經文仔細研究，寫成了《提要舉正》一書，獻給皇上，要求皇上把彭元瑞的書棄之不用，乾隆仍是不許，和珅就命人將自己主編的《提要舉證》抄寫三部分別放在懋勒殿，翰林院和國子監，同時把彭元瑞書中涉及的字在石經上亂加篡改，最終不得不棄去不用，和珅這才心滿意足。

和珅經過仔細揣摩，覺得一定可以找到。於是下令：除書庫外，將各處房屋的頂架、角落，閒置的亭子、閣樓等再認真查找一遍。眾人見和珅這樣執著，只好對翰林院展開全方位搜索，不留一個死角。功夫不負有心人，終於在一個名叫敬一亭的偏僻閣樓的角落裡發現了塵封已久的《永樂大典》。和珅找到這部書，為《四庫全書》的編修立下大功。

和珅不僅是乾隆的御前第一詩人，而且在其他文化方面也有功績。和珅歷任許多官書的正總裁，經筵講習，教習庶吉士，殿試卷官，翰林院掌握院學士和平日起居注官等職務，控制了書籍的出版與查禁及考試，經選，教育等一切事務。

乾隆力爭使《四庫全書》涵蓋盡可能多的書，所以資料來源非常廣泛，除了民間捐獻和從翰林院調取資料，國子監以及內務府也藏有大量古書典籍，這裡收藏有珍貴的宋、金、遼、元、明的善本，並且還有各朝實錄、玉碟與《大清會典》，具有很強的史料性。這些對編修《四庫全書》極為有利。另外，乾隆帝喜歡鑒賞書畫，他在昭仁殿有一個專門的藏書處，將宮中珍稀古籍聚於此，並賜名「天祿琳琅」，是清皇家藏書的精華所在，有很多外面見不到的歷代珍籍善本。這些書都是五色織錦封面、宣綾包角，每冊書的封面和封底襯頁上都鈐上「五福五倀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寶」，「太上皇帝之寶」，「乾隆御覽之寶」，「天祿繼鑒」等五玉璽，稱之為「乾隆五璽」。

和珅心中明白，自己那點學問只能哄乾隆帝高興，真正要編纂《四庫全書》，還得靠「實力派」的紀曉嵐等人，因此非常重視他們的意見。《四庫全書》主體內容的編纂大部分是由紀曉嵐完成的，和珅除了嚴格把關不利於朝廷的文字內容外，平時並不「外行領導內行」，不去干擾這些學者的工作，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和珅的領導才能。

英國使臣同和珅有過一定的接觸後，就感到這個官員與其他人不同，所以態度也有所緩和。最後雙方同意採取折中的方式，在農曆八月初十日乾隆萬壽節慶典之前，先舉行非正式會見，這時，英國公使可以按照英國禮節，行單膝跪拜禮；到了乾隆萬壽節慶典之際，則必須行三拜九叩之禮。

這一職位大多選用清正耿直之士來擔任。而和珅以年輕官員辦事不如老年官員持重，多為無稽之談為由，規定諫官只能任用六十歲以上的人員。其實他這是一種變相的削權，試想人到了老眼昏花的年紀，既沒有年輕人的銳氣，也早已半截黃土蓋身，離告老還鄉的日子不遠了，誰還肯為了得罪其他官員而毀掉自己的晚年？所以，自從執行這個規定後，台諫官員大多緘口無言，對那些不軌行為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形同虛設。

歷史上不乏專為皇帝吟詩寫作的大家，他們用手中的筆墨粉飾太平，為朝廷裝點門面，為皇帝歌功頌德，這種詩作往往辭藻華麗，但是空洞無物。只適合迎合皇帝的心情卻毫無真情實感。和珅也經常為皇帝捉刀，他的詩還曾受到過錢泳的稱讚，說他的詩有佳句可采。

和珅雖然不曾通過考試獲得功名，但他畢竟在官學學習了多年，平時常以文化人自居。現在皇帝讓他主持《四庫全書》的編修工作，他認為這是一個能夠成就他在文化上的名聲的絕佳機會。他知道乾隆將《四庫全書》作為一項千秋偉業來做，只要自己能夠為《四庫全書》做出貢獻，乾隆定會更加寵信自己。此外，和珅做了正總裁，紀曉嵐、劉墉等俊傑才子成了他的下屬。和珅還可以趁機在諸位翰林中培植勢力，從而鞏固自己的地位，因此和珅格外盡心竭力。

這幾首詩全部採用的是五言古風，內容質樸無華卻又直指人心，落地有聲而讓人欲哭無淚，將和珅當時的悲痛心情刻畫得淋漓盡致，讀者往往情不自禁地產生共鳴。和珅儘管是一個御前應和詩人，但是他的作品中也還是有一些佳作的，全部收集在《嘉樂堂詩集》中。

不久，和珅就把設計好的圖樣呈進到北京，請乾隆御覽，乾隆大悅，命加緊督造。廟按原有名稱稱為「須彌福壽之廟」。在普陀東乘三廟東側建造，計劃共佔地三萬七千九百平方米。整個建築建造在山麓之上，寺院由前中後三個部分組成，前部建有碑亭，後部建琉璃萬壽塔，依循山勢，逐次升高，廟的前部建築由五孔石橋、石獅子、山門、碑亭、琉璃牌坊組成。周圍建有圍牆環繞，左右建有東西掖門，上面按照中式宮城的格局建有樓台。整座廟坐北面南，正中的大紅台與東紅台、吉祥法喜殿相毗連，交相輝映、相得益彰，給人一種輝煌莊嚴之感。

和珅的妻子馮氏在嘉慶三年（一七九八年）病故，和珅悲痛欲絕，作悼亡詩六首。

乾隆統治時期，清朝社會表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社會生產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國庫也不再捉襟見肘。乾隆因此有些沾沾自喜，對自己的文治武功非常滿意，喜歡時不時聽大臣們稱頌一番。況且過慣了富貴日子的乾隆，很難一下子改變自己的生活，所以迫切需要一個既善於理財又能廣開財路的人。和珅恰巧就是這樣的人，他一出現立即就成為乾隆的心腹，被乾隆視做國之棟樑。

和珅上任後，也曾認真查訪過《永樂大典》的下落。他經過查閱歷史資料得知，《永樂大典》編成後一直珍藏在南京。明永樂十九年（一四二一年），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將《永樂大典》帶到了北京，收藏在故宮內。嘉靖四十一年（一五六二年）八月，謄寫了副本一部，從此《永樂大典》就有正副兩部。後來，《永樂大典》的正本遺失，副本一直保存在明朝的檔案庫內。乾隆時期，檔案庫的藏書無論公藏私藏都已經發展到了頂峰，尤其是翰林院內的藏書更是浩如煙海，再加上一直疏於管理，所以一時無法找到也在情理之中。但和珅堅持認為《永樂大典》肯定就在其中，只要細細查閱，一定能夠找到。

和珅的信條就是，他只對皇帝一人負責，只要能使皇帝高興，他就會搶著去做，哪管他是否正確、是否對人民有利。

高鶚畢竟文采非凡，他續寫部分的語氣、意境與原著無二，幾可亂真。重新續寫的部分，基調也緩和了不少，甚至還有一些對當朝歌功頌德的地方。和珅看過新稿後，終於喜笑顏開了。

這樣，經過和珅的努力，《四庫全書》的參考文獻豐富起來，編修進度明顯加快。而四庫全書館裡那些學識淵博、自視清高的文人對和珅這個正總裁也開始另眼相看。

和珅畢竟讀過書，是個愛讀書之人。他早就聽說了《石頭記》，但是苦於無法見到其內容，常常深感遺憾，因為他本身就是朝廷負責收繳禁書的官員，所以不好明著向別人索要。有一天，和珅的黨羽蘇凌阿恰好看到了《石頭記》，一讀之下竟然被深深吸引住了。於是蘇凌阿花費巨資買了《石頭記》的原抄本，珍藏在家中。恰好有一天，和珅在蘇凌阿家裡看到了《石頭記》，大為欣喜，立刻從蘇凌阿那裡借來，拿回府讀了起來。這一讀，沒想到他也被書中的故事情節深深地吸引住了。

不僅如此，和珅在一些經濟事務上也作出了一定的貢獻。例如《清史列傳》記載，乾隆五十二年（一七八七年），「京師米價昂貴，各鋪戶囤積居奇」。競相漲價，市民特別是貧民叫苦連天。和珅瞭解到這種情況後，就立即奏請乾隆下旨，令各糧商存貨不得超過五十石，否則問罪，市場秩序很快趨於好轉。和珅還主張把查出的六萬多石糧食或減價出售，或設粥廠賑濟百姓，因此曾引起商人和王公大臣的群起反對，據說只有劉墉支持和珅，而京城百姓則拍手稱快，甚至有人稱和珅為「和青天」。

在軍事方面，和珅也手握重權，他除了擔任正藍旗、鑲黃旗、正黃旗、正白旗、鑲藍旗的副都統、都統之外，還曾兼任過兵部尚書，掌握過整個國家的兵權。乾隆後期，甘肅農民起義，和珅曾作為欽差大臣前去督軍，後來台灣起義，又是和珅向乾隆舉薦福康安任主帥征討台灣，而且整個用兵的糧餉、後勤也多是由和珅安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