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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直八時代」成為過去吧，只有「認真」才能救我們！

自卑的是，對解決不了的事情，「眼不見，心不煩」，乃「鋸箭桿學」的傳統幹法，只要俺家像個神仙洞府就好啦。從前之人，還掃一掃門前雪，現在不但連門前雪不掃，還把自己家裡的雪堆到那裡。古詩不雲乎：「雙手推出門外月，吩咐梅花自主張。」現在則是：「一腳踢出臭鞋陣，推給別人胃潰瘍。」六十年前的事啦，那時柏楊先生年紀方輕，有一次去探望一位朋友，他慷慨大方，舉世無匹，當下就買了四兩排骨請客，預備教柏老過過饞癮，他太太不知道怎麼搞的，一不小心，把那塊偉大的排骨掉到毛坑裡。該朋友不動聲色，用竹竿好不容易把它撈了出來，洗了一下，照樣下鍋。一直等到酒醉飯飽，他才宣佈真相，那時的柏老已經十分聰明，念過洋學堂的衛生之學，立刻就要往外嘔吐，他跳起來掐住我老人家的脖子吼曰：「嚥下去，嚥下去，眼不見為淨，這都不懂，還上洋學堂哩。」

醬缸蛆心裡所以別扭，大概覺得中國乃禮義之邦，不但是禮義之邦，而且是最最古老、聖人又最最茂盛的禮義之邦。關於這一點，我們十二萬分的同意，想來孫觀漢先生也會照樣同意。蓋一則是自尊心使然，二則事實上也是如此，除了比不上印加帝國外，我們固是古得很也。問題是中國的禮和中國的義，到了今天，似乎只書本上才有，或只在聖人言論集上才看得見。嗚呼，中國只是文字上的禮義之邦，在現實生活上，卻是冷漠之邦、猜忌之邦、粗野之邦。

二、對方不如自己的——「怎麼，你收買人心呀。」

美國是一個健康的社會，而且是一個非常強壯的社會，強壯到可以自己調整自己，所以它的反應不是猛摀屁股，而是到處嚷嚷不得了啦，痔瘡發啦，一天流八千加侖的血，要打聽棺材的價錢啦。鬧得天下皆知，使人心驚肉跳，然後打針吃藥開刀，把硬板凳換成沙發椅，把彎腰駝背改正為挺直脊樑。

留華學生狄仁華先生曾指責中國人富於人情味而缺少公德心，我想狄先生只看到了事情的表面，而沒有看到事情的骨髓，如果看到了骨髓，他絕對看不到人情味，而只看到勢利眼——冷漠、殘忍、忌猜、幸災樂禍，天天盼望別人垮，為了富貴功名而人性泯滅，而如醉如癡，而如癲如狂。

祖先崇拜在本質上是充滿了靈性的，可是再優秀的細胞都可能墮落成致命的癌，靈性有時候也難免墮落成殭屍。祖先崇拜遂一步栽下樓梯，成了對殭屍的迷戀。孔丘先生是驅使祖先崇拜跟政治結合的第一人，那就是有名的「托古改制」，「古」跟「祖先」化合為一，這是降臨到中華民族頭上最早最先的災禍。孫觀漢先生曾在《菜園裡的心痕》中對此生出很大的困惑，蓋外國人遇事都是進一步想的，中國人遇事卻退一步想。嗚呼，「退一步」，這正是儒家那種對權勢絕對馴服的明哲保身哲學。其實，「退一步」只不過是果實而已，在孔丘先生當時，這種思想已經十分濃厚，他閣下對社會的不平，政治的黑暗，人民的疾苦，都有深切同情，而且也有其解決的方法，不過他的解決方法不是努力「向前看」，不是提出一個新的時代方案，而是努力「向後看」「向古看」「向祖先看」「向殭屍看」，看三皇、看五帝、看堯舜、看周文王。他的本意可能只是畫一張藍圖掛到祖先的尊臉上，以便當權派有個最高榜樣。但這種本意被時間沖淡，也被醬缸蛆曲解。於是，「古」也者，就成了黃水直流的香港腳，無論幹啥，如果不捏捏該腳，就不算搔到癢處。必須捏得齜牙裂嘴，又唉又哼又哎喲，才是真本領，才算舒服得沒啥可說。死祖先進而化成活殭屍，不但會呼風喚雨、撒豆成兵，成了萬能的百事通。而且還忠勇俱備、品學並臻，道德高漲時，一輩子連女人都不看一眼，每天呆坐如木瓜，啥都不敢想，要想也只是想「道」（好像聽哪個醬缸蛆說過，孔丘先生到死都是個童身，真是守身如玉，可為萬世法者也）。

台北郵局人員表示，此信可能是被郵政人員誤認為是國人投寄信函，以後決予改進。

何秀子女士當鴇兒是一回事，人權又是一回事，中國憲法是不是規定妓|女不准招待記者？一個妓|女受了委屈，是不是不准呻|吟，一呻|吟就「成了什麼世界」？只有蒙古帝國的征服者才把中國人分為四等十級，「南人」最差，難道中國人自己也將妓|女劃成一個最低階層，不受法律和人道的保護？

這就教人想起另一個古老的故事，吾友孔丘先生，想當年困於陳蔡，餓的奄奄一息，附近有家觀光飯店，教弟子仲由先生去討碗殘菜剩飯。掌櫃的曰：「我寫一個字，你若認識，我就免費招待。」仲由先生曰：「我是聖人門徒，不要說一個字，就是十個字，都包下啦。」掌櫃的寫了一個「真」字，仲由先生曰：「這連三歲娃兒都知道，一個『真』字罷啦。」掌櫃的曰：「明明白癡，還說大話，小子們，給我亂棒打出。」仲由先生狼狽而逃，稟告一切，孔丘先生曰：「無怪你會挨揍，等我前去亮相。」掌櫃的仍寫一個「真」字，孔丘先生曰：「這是『直八』呀。」掌櫃的大驚曰：「名不虛傳，你的學問果然大得可怕。」酒醉飯飽之後，仲由先生悄悄問曰：「老頭，你可把我搞糊塗啦，明明是『真』字，怎麼變成『直八』？」孔丘先生歎曰：「你懂個啥，現在是認不得『真』的時代，你一定要認『真』，只有活活餓死。」

柏楊先生曾介紹過《唐聖人顯聖記》，現在再介紹一遍，以加強讀者老爺的印象，該書作者用的是一個筆名「伏魔使者」，他閣下對戊戌政變六君子殉難的悲劇，有極使人心魄動搖的評論，曰：「只聽一排槍砲聲，六名犯官的頭，早已個個落下。可憐富貴功名，一旦化為烏有。」請注意：「富貴功名，一旦化為烏有。」在勢利眼看來，啥都可以，賣國可以，禍國可以，當奴才當狗可以，就是不可以「富貴功名，一旦化為烏有。」六君子唯一的錯處是沒有得到富貴功名，沒有走「正路」。寫到這裡，忍不住又要嘆曰：「血淚流盡反惹笑，常使英雄涕滿襟。」嗟夫，每個中國人都努力走富貴功名的「正路」，中國社會將成一個什麼樣子？用不著到關帝廟抽籤算卦，就可知道。可是，迄今為止，仍有成群結隊的人在提倡富貴功名的「正路」，你說急死人不急死人。

這些話使人聽啦，比沒有聽還糊塗，說了半天，到底說的是啥？懂的朋友請舉手，我就輸他一塊錢。可是司馬師先生的小老婆羊徽瑜女士（史書上稱為「景獻羊皇后」「弘訓太后」）卻嘆曰：「此言雖鄙，可以命世人。」既然鄙矣，就不能命世人；既然命世人矣，就是至理名言，不能算鄙。不過不管怎麼吧，老太婆對女兒指示的結果，並沒指示出一條應走的路。我想這種不知道屙啥屎的心理狀態，似乎仍與「責備賢者」有關。老人家教訓子女，當然不好意思鼓勵他心黑手辣。但也不能昧著天良鼓勵他力爭上游，蓋中國傳統文化是專門用「責備賢者」的毒牙咬力爭上游的。你再賢都沒有用，俺仍能把手伸到你被窩裡，大喜過望吶喊曰：「他屁股上有個疤呀。」結果你不但賢不起來，反而弄得一身臭。

——跳出影子，似乎是中國人第一要務。

世界上黑白之間的種族歧視，本屬一種血海深仇，都已在人權大義和開闊的心胸之下，被理性克服。而絕頂聰明的中國人，卻仍醬在情緒的地域觀念裡，煞有介事斤斤計較，只好越想越自歎命薄如紙。

吾友趙寧先生，在他的專欄中，指出大多數中國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影子裡，明明是一隻小貓的，一看影子那麼龐大，就自以為是隻老虎。嗚呼，趙寧先生誠目光如炬，不過，柏老得補充補充，蓋自以為是隻老虎，那還是日正當中的影子，如果是日落西山的影子，則不僅僅自以為是隻老虎，因為斜照的影子更為龐大，他簡直還自以為是頭恐龍，一個噴嚏，地球都會震動哩。這種恐龍型人物，滿坑滿谷，觸目皆是，馬路上、商場上、房間裡、衙門裡，以及每一個行業的每一個角落，都會碰到。重則碰得你命喪黃泉，輕則碰得你膀胱發緊，小便頻仍。

權力是有毒的，當權派當得久啦，免不了就要中毒。古時帝王，大概跟日月潭毛王爺差不多，一個部落的酋長，到了夏王朝，多少建立起來一點規範，開始有點舒服，於是姒文命先生進了棺材後，他的兒子姒啟先生就硬是不肯放。這未免使醬缸蛆臉上沒有光彩，只好用文字詐欺戰術，硬說小民非跟著他走不可。姬發先生父子起兵叛變，把殷紂帝子受辛先生活活燒死，如果依照醬缸蛆的原則和邏輯，這種行為實在該入十八層地獄吃閻王老爺的屎，可是古人既然都是好的，而孔丘先生又在他們父子尊臉上抹了金，就不得不也靠文字詐欺戰術。孟軻先生就很文藝化的說他閣下向東征時，西邊的小民就怨啦，曰：「為啥不先來打我們呀。」向南征時，北邊的小民也怨啦，曰：「為啥不先來打我們呀。」聽起來真是悅耳，蓋古人既都妙不可言，就索性讓他妙到颱風眼裡吧。

對您所說中國人要能鑑賞，要有鑑賞力，我是贊成得來不及；在有鑑賞家，能鑑賞之前，我覺得中國人最吝嗇讚美。除了讚美自己之外，別人統統是狗屎。文人相輕，同行相忌，同性相斥等等偉大的中國文字，不勝枚舉。所以如果能夠人人都肯讚美，而且是公開的讚美，那自然就會有欣賞、有鑑賞。西諺說：「沒有看到善的敵人，才是最大的敵人。」中國人就是最見不得人家好。人家好，他說沒什麼。人家真正好，他就去整人家。

不認真，不敬業，悠悠忽忽，吊兒郎當的「混」，是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特徵。它在人性上形成的畸形心理，令人流淚滿面。蓋不認真不敬業的結果，必然產生強大的文字魔術詐欺。嗟夫，「真」在歷史文件中沒有地位，中國的歷史文件就跟中國的傳統文化一樣，也不得不走錯方向。在這種走錯了方向的腳步聲中，中國同胞遂把吃奶的力氣都使出來，去追求「美」，追求「善」。獨對「真」提都不提，一提「真」就搖頭，要想他不搖頭也可以，那就得打馬虎眼。上上下下，大大小小，一致認為文字的力量可以封殺或曲解真實的事實，可以把白的染成黑的，把黑的漂成白的，把二加二證明等於八，把月亮證明四四方方。玩文字魔術的知識份子，十分有把握的認為：天下小民全是狗屎，而大批醬缸蛆也偏偏心甘情願的——而且用一種潘金蓮喝尿的精神，來堅信自己並沒有受騙。怪不得蘇西坡先生歎曰：「尿入骨髓，化作醬缸淚。」該淚流到今天，都沒流完。

寫到這裡，敝孫女拿了一張表格，教我老人家填寫。表是啥表，不必說啦，反正是臨表泣涕，不知所云。尤其使人淚落如雨的是，表上留給填表人應填項目的位置，空白奇小。像「住址」欄的「省」「縣」「市」「路」「街」「巷」，上面的空格，小得簡直是在主辦視力測驗。有些空格倒是比較大方，留的位置較大，但也只能大到眼睛可以看見的地步，想把要填的字擠進去，恐怕得使用世界上最尖的筆，外加上一副世界上最精細的顯微鏡。「閱讀書籍」欄，奇窄而且奇短，填三本兩個字書名的書，都得冒汗，一個人一生如果讀過三十本書，僅填表就能填出近視眼。更想不通，製表人為啥不為填表人想一想。

古時候的「人」既然都「好」，則古時候的人幹出的「事」，像法令規章之類，自然也都好得不像話，碰都不能碰。如果膽大包天，想改它一改，就像一槍扎到醬缸蛆的屁|眼裡，聽他號聲震天吧。王安石先生是一個了不起的政治家兼思想家，那個紙糊的宋王朝，如果不是他大力整頓，恐怕早亡了國——早亡給西夏帝國，還輪到金帝國動刀動槍？王安石先生曾說過一句衝擊力很強的話曰：「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這對醬缸蛆真是個致命的一扎，所以醬缸蛆屁|眼紅腫之餘，便把他恨入骨髓（有一點可供讀者老爺參考的，凡是抨擊王安石先生最烈，或對王安石先生的人格或私生活最污蔑栽贓的，用不著調查，我老人家敢跟你賭一塊錢，他準是條大號醬缸蛆）。他閣下最後仍大敗而歸，實在是醬缸蛆太多，難以抵擋。

這是一個基本的問題，現在政府一再申令警察不得刑訊犯人，不管做到做不到，立腳點固站在這個觀念上。一個人犯了法，當然應該判罪，但如果大家都認為他不是東西，走上去拳打腳踢，甚至把鼻子耳朵都割掉，還不准他哼哼，「哼哼啥？你偷了人家一百塊錢，還有人格呀？還敢亂叫呀！」這應是吃人的野蠻部落的事，而不應是現代化中國的事。

中國社會是一個恍惚萬狀的社會，有時候恍惚得連自己屙的是啥屎都不知道。《淮南子》上有一則故事，只簡單幾句，恭抄於後：

中國人同情心的貧乏，使狄仁華先生有沉重的感慨，一團沸騰的靈性被醬成一條麻木的醬缸蛆，要它活潑起來，恐怕非一時之工所可收效。

沒有公眾（大眾）就沒有制度之期求，沒有制度又何求能有合作、團結？

回頭介紹柏楊夫人的籐牌，這籐牌功用可大啦，不但惹得洋大人處處「效勞」，甚至遇到排隊，也總是讓她排到前面。夫排隊者，是人類文明外在的寒暑表，從一個國家的排隊秩序，可以準確的判斷它們的文明程度。我在美國只兩個月，就想提議把「美利堅合眾國」，改成「美利堅排隊國」，蓋美國排隊，不但氾濫，而且已造成災難，不得不惋惜那些黑白兩道朋友，竟把那麼多寶貴時間，浪費到排隊上。上飛機排隊，下飛機排隊，檢查行李排隊，繳驗護照排隊，買郵票排隊，寄封信排隊，窗口買票排隊，付錢取錢排隊，等公車電車排隊，上公車電車排隊，去廁所排隊，最使人不耐煩的，是無論大小飯鋪，也要排隊。

種族歧視是一種頑癬性的觀念，我們不必大驚小怪。值得我們大驚小怪的是，美國處理這種頑癬的方法。他們的方法可跟中國不同，中國的方法是「諱疾忌醫」兼「家醜不可外揚」——事實上這是原理，不是方法，真正的方法是一面屙血，一面雙手摀住屁股號曰：「俺可沒害痔瘡呀。」誰要說俺害痔瘡，誰就是「別有居心」兼「是何居心」。「二居心」是傳統法寶，只要唸唸有詞，祭出這法寶，對手就在劫難逃，痔瘡就霍然而愈——哎呀，又說溜了嘴，不是痔瘡霍然而愈，而是自己就從有痔瘡忽然間變成沒有痔瘡。醬缸蛆、畸形人所努力的，只是猛摀屁股，不是治療痔瘡。

嗚呼，二十年代時，胡適之先生有〈差不多先生傳〉。四十年代時，美軍在成都有「馬馬虎虎俱樂部」。這正擊中中國人心窩，可能是在醬缸裡醬得太久的緣故，中國人不但習慣於「差不多」和「馬馬虎虎」，而且對認真的人，最初是驚訝，然後是嗤之以鼻，再然後說他是神經病；最後則索性恨他入骨，一口咬定他「小題大做」「百般挑剔」「惹事生非」；再最後，泛政治的帽子出籠，他遂成為「別有居心」的國家蟊賊兼社會敗類，只好追隨仲由先生後塵，活活餓死。吳增忠先生為了求證司機是不是詐欺，不惜花費大把銀子，這正是認真精神，每一個人都有此認真精神，計程車就永遠不敢搗鬼（柏老特別聲明，我並不認為司機搗鬼，停車前跳表，是常見的事）。劉黃歆歆女士以長達八年的時間（正是中國對日本侵略，焦土抗戰的時間），去維護國家法律的尊嚴，那更是認真精神，和因認真精神而延伸出來的，不向邪惡屈服，非把是非弄清楚的倔強精神。

三、對方跟自己是親是友——「你們的關係不同，你當然為他說話。」

嗚呼，我們對一個奄奄一息的乞丐捨施時，不能先去調查調查他的品格是甲等或是丁等，如果是甲等，就把掏出的一塊錢擲過去，如果是丁等，就把掏出的一塊錢重新裝回口袋。蓋這是人道問題，不是訓導主任打分數問題。

嗚呼，世界上大概只有中國人天性懦弱，從不敢「據理力爭」。凡是據理力爭的，全被醬缸蛆之輩視為不安份的偏激份子。大家都在「算啦算啦，過去的都過去啦」裡過日子，等候著玉皇大帝忽然開了竅，來一個「惡人自有惡人磨」的頭條新聞——抗暴起義的英雄壯士，竟成了同等量的「惡人」。於是，「善人」也者，不過窩囊貨兼受氣包，既沒有勇氣，又沒有品格。華青幫所以不敢碰坐在餐館櫃檯的白老爺，因為他們深知，欺負中國人跟欺負螞蟻一樣，中國人怕事怕得要命，對任何橫暴都習慣於逆來順受，噤若寒蟬。而一旦欺負到白人頭上，律師出現，那可沒個完。

勢利眼主義最大的特徵是不講是非，而只以勢利為是非。吾友屠申虹先生告訴我一件故事，該故事發生在他的故鄉浙江，他有一個親戚，在抗戰期間，製造淪陷區通行的偽鈔，用以在淪陷區採購槍彈醫藥打游擊。該親戚不幸在抗戰勝利前夕，被日本人捉住，槍決犧牲。當他的死訊傳到他村莊的時候，正人君子聽啦，無不搖頭嘆息曰：「這個孩子，什麼都好，就是不肯正幹，不肯走正路，如今落得如此下場。」嗚呼，這就是中國人對一個抗敵英雄的內心評價，曰「不肯正幹」，曰「不走正路」，即令充滿了憐惜，卻並沒有絲毫敬意。這正是一種冷漠，一種殘忍。在醬缸文化中，只有富貴功名才是「正路」，凡是不能獵取富貴功名的行為，全是「不肯正幹」，全是「不走正路」。於是乎人間靈性，消失罄盡，是非標準，顛之倒之，人與獸的區別，微乎其微。唯一直貫天日的，只剩下勢利眼。

在「舊觀念」中，一直到今天，人們還瞧不起做生意，認為做正當生意賺錢是丟人的，這跟文化走到岔道上有關。蓋我們的文化本來是走在光明大道上的，卻被長期的封建政體和儒家學派聖人們，群策群力，連推帶打，活生生的塞到醬缸裡。大家最初還嘰哇亂叫，後來醬成了醬缸蛆，不要說叫啦，連哼的聲音都歸於沉寂。孟軻先生的學說便是「何必曰利，唯有仁義而已」的，這位不曰利的祖師爺，為千萬個醬缸蛆制下了仁義的假面具，明明害了楊梅大瘡，鼻子都爛塌啦，卻把面具一戴，喊曰：「都來看呀，俺好漂亮呀！」

恐龍型人物最大的特徵是生活在日落西山斜照下的影子裡。眼看太陽就要沒啦，影子也要沒啦，但他卻覺得一切都是永恆的，一個人只要駕了一陣飛機，就自以為可以直起直落。只要開了一陣汽車，就自以為雙手凌空，仍能轉彎抹角。只要當了幾年護士，就自以為閉著眼睛就可以找到靜脈血管。

我們不能把拯救整個民族的重擔放在當權的官員身上，而要每一個中國人分擔。第三流國民絕產生不出第一流的政府，而第三流的政府卻可能擁有第一流的國民。我們——你這位小友和我這個老頭，且從我們身上一點一滴的開始（我們不可能一下子就脫胎換骨，但能變一個細胞，就變一個細胞）。你以為是不是可行？

——跌成肉醬的後果是禍延嬌妻，上自皇帝，下至觀眾，一致認為受了欺騙愚弄，這種跳塔自殺的節目，人人都會，有啥可看的。他們鼓噪起來，眼看就要暴動，皇帝老爺不得不下令要江湖郎中的妻子繼續去飛。她當然不會飛，但在槍尖圍逼下，只好含淚爬上樓梯，為她丈夫的虛驕，也付出一團肉醬的代價。

每家門口都堆臭鞋，實在是二十世紀十大奇觀之一，有新鞋焉，有舊鞋焉，有男鞋焉，有女鞋焉，有大人的鞋焉，有兒童的鞋焉，有高跟的鞋焉，有低跟的鞋焉，有不高不低跟的鞋焉，有前面漏孔的鞋焉，有後面漏孔的鞋焉，有左右漏孔的鞋焉，有像被老鼠咬過到處漏孔的鞋焉，有類似柏楊先生穿的一百元一雙的賤鞋焉，有類似台灣省議員陳義秋先生穿的四千九百元一雙的闊鞋焉（陳義秋先生還有價值四百五十元的闊頭，那屬另一可敬範圍，心裡有數，不必細表）。群鞋畢集，蔚為奇觀。

主張體罰的朋友，強調只要有愛心就行。嗚呼，愛心，愛心，天下多少罪行，都披著愛心的美麗畫皮。父母為女兒纏小腳，為了她將來好嫁人，是愛心。「君父」把小民打得皮破血流，為了「刑期無刑」，也是愛心。試問一聲，教習對學生，一板子是愛心？十板子一百板子還是不是愛心？報上說，教習把學生三個耳光打出腦震盪，他同樣也堅持他是出於愛心。分際如何劃分？內涵又如何衡量？愛的教育中絕對沒有「修理學」鏡頭。至於「適當」，啥叫適當？誰定標準？又用什麼鑒定？「只要不造成傷害」，事實上，任何體罰都造成傷害。好比說，只要不造成傷害，就可把手伸入火爐裡，這話比輪胎漏氣的聲音還沒有意義。任何人在開揍時，都先要肌肉扭曲，目俱裂。而這種邪惡的神情，和眼中冒出的凶光，還沒有動手，就已造成傷害矣。再加上所展示的絕對權威的感情蹂躪，像教孩子自動伸手待打，那根本沒有愛，只有恨——雙方面互恨，因為那是一種人格上的凌|辱。

中國傳統文化似乎專門培養這種水手本領，責備起人來，如果不用膠布趕緊貼住他的嘴，他的醜話就永遠沒有句點。再加上搖頭擺尾，擠眉弄眼，就更勇不可當。可是你要請他老人家讚揚一位他最佩服的人，他準張口結舌，想上三天三夜，也想不出有誰值得他讚揚的，即令有人值得他讚揚，他也想不出用啥話去讚揚。

自私心人皆有之，不但未可厚非，而且它是促進社會的原動力。但這種自私心一旦超過某種限度，成了臭屎球，就只好抬到了太平間門口，等著斷氣。嗚呼，一個計畫也好，一個辦法也好，一個會議也好，一個決策也好，甚至一件官司也好，參與某事的傢伙第一個念頭就是：「俺可以在裡面有多少好處？」那就是說，俺可以弄多少錢？享多少權？少負多少責任？一字一句，一舉一動，都在這上兜圈圈，上也如此，下也如此，你如此，我也如此，大家抱著屎臭球死也不放。

然而，不www.hetubook.com.com知道啥時候開始，大概是清王朝滅亡後不久吧，中國人既嫌磕頭太舊式，又嫌教堂太洋派，就發明了四不像，也就是迄今仍在奉行的「文明結婚」。婚禮遂不成婚禮，而成了鬧劇。禮堂也不成禮堂，而成了叭蜡廟。貴閣下聽過京戲乎：「叭蜡廟，好熱鬧，也有老來也有少，也有二八女多嬌。」賀客很少祝福的心聲，差不多都是前來逛廟會的。有些更東奔西跑，找朋覓友，眼目中根本沒有婚禮，只有社交。蓋大家雖然同住一個城市，卻往往兩年三年四五年，不見一面，只好把結婚禮堂，當做酒樓茶館。於是，嘰嘰喳喳，人聲沸騰，約典禮後打八圈麻將者有之，約改天再聚聚者有之，至於敘敘離情，打聽打聽消息，感慨感慨年華老去，罵罵張三李四王二麻子，更屬平常。證婚人在台上滿腹經綸，聲嘶力竭，全世界沒有一個人聽得見，連他自己都聽不見。而介紹人者，往往是旱地拔，臨時拔|出|來的，固不知新娘姓啥，也不知他所擔任工作的神聖性，偶爾還扮演一下打諢角色，把鬧洞房的一套端出，當著家人親屬的面，滿口下流黃話，猥褻的程度，使美國《花|花|公|子》的編輯老爺聽啦，都得向派出所報案。老丑小丑，碰碰擠擠，說它是菜市場，還算積德，乃是親友蒙羞、上蒼垂淚之場也。

台灣郵政的服務良好是出了名的，但是也有服務不周的時候。紐約州立大學校長約翰托爾，最近到台灣訪問時，曾希望透過台灣良好的郵政服務，去約晤一位學生家長，卻令他失望了（柏老按：把「寄一封信」寫成「透過良好的郵政服務」，以加強壓力，可謂神來之筆，真得遞佩服書）。

一位中國文化學院夜間部的學生，向柏楊先生談到他的教習傅宗懋先生。傅先生講課很受學生們的歡迎，不僅口才好，而且有深度，日前他在該院這學期最後一節課時，曾對儒家的那種「正其誼不謀其利」學說，迎頭痛擊。傅先生鼓勵學生用正當合法的手段賺錢，「謀利」不是一種恥辱，談錢談利也不是一種恥辱。恰恰相反的，那是一種光榮。儒家那種口不言利，口不言錢，但心裡卻塞滿了錢和利的畸形觀念，必須糾正過來，社會民生，才能蒸蒸日上。

一切絕症都淵源於中國文化中的愛心太少，孔丘先生之道，不過「忠」「恕」而已，獨缺少愛——當然啦，抬起槓來，不但其中有愛，而且愛還多得受不了。不過，「忠」「恕」中的理智成份似乎要濃些，愛的成份似乎淡如雲煙。

這件事對我來說，無疑當頭一棒，蓋被店員虐待，已成習慣，一旦春風化雨，真忍不住上去抱住那老奶親個嘴。如果換了台北，或換了香港，一場警匪槍戰的節目，鐵定的盛大推出。死婆娘竟然有膽量吹毛求疵，店員必然橫眉怒目，迎頭痛擊：「怎麼，妳說啥，黑斑？笑話，我怎麼看不見？就是有黑斑，在胳肢窩底下，有啥關係，妳是舉起胳膊走路的呀？要挑眼早挑眼，買主還有老實的，現在發票都開好啦，妳想退貨？減價？莫名其妙，以後買東西時先背地裡數數自己的家當，銀子不夠時少充闊佬？怎麼，妳不服氣呀，我們是五千年傳統文化的禮義之邦，向來賓至如歸的，妳不敢不如歸呀？噘嘴嘟囔，好像誰欺負妳似的，我們這麼大的公司，還在乎妳那點碎銀子。你們這些文化根基太淺的外國土包子，我也懶得去報官。反正一句話：買不起，算啦，拿來。」

我們並不是說美國好得像一朵花，如果美國真好得像一朵花，他們就用不著三作牌和監獄啦。但有一點卻是絕對可以提供我們學習的，那就是他們的生活方式。美國人有一種很厲害的武器，以堵任何一個國家（包括硫磺坑出來）留學生的嘴，那只是一句話，曰：「你認為美國這也不好，那也不行，但你覺得美國的生活方式怎麼樣？」大體上說，美國是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有最廣最強的公道。

拉雜、零亂的塗寫，耗了您不少精神，反正我想說的都說了，不過，我希望能夠成為您的小朋友。

其一：「永和訊：老漢執著，為了四元的差距，不惜多花一百倍的錢，硬要證明計程車跑表不準，提出詐欺告訴。五十七歲的男子吳增忠，日前自汐止鎮長安派出所，搭乘一輛〇四～三一五三號，日發車行，由陳譽奇駕駛的計程車，返回永和，至永和戲院門前下車，見車表跳了一九六元，加上過橋費共為二〇一元。吳某見狀，即表示跑表有問題，而陳司機堅持自己的跑表標準。為了證實誰是誰非，吳君於是要陳君將車停妥，兩人又叫了一輛〇四～七五四九號計程車，直駛汐止長安派出所。然後重新計表，循當初路線，重返永和戲院，結果跳表為一九二元。與陳司機差四元，也就是少跳了一次。吳君為了四元差距，不惜花了四百多元車資加以證明，然後告陳司機詐欺。陳司機向警方表示，他的車是二千二百西西，又是跑胎，與一般一千二百西西不同，況且一路上曾超車多次，路程自然稍多。而且最後一次跳表，是剛要停時跳的。警方認為詐欺證據，似有不足。」

先生指出這麼多中國人的醜陋，我知道您是恨鐵不成鋼，我所希望者，除了您在海內外的地位、聲望之外，以您對中國文化了解的深刻，和人性的洞察入微；之後，為苦難的中國人找到一條如何鼓勵人肯讚美、欣賞、鑑賞的方法和途徑，廣大的民眾最需要有人用深入淺出的辦法告訴他們、帶領他們，走向這麼一條道路，有方法才能有實踐。

在中國社會上，俠義情操已被醬成了「管閒事」，對之沒有一絲敬意，更沒有一絲愛意，而只有譏嘲和忌猜。或尊之為「傻子」，或尊之為「好事之徒」，成為千古以來最大的笑柄，和千古以來最大的殷鑒。年輕人血氣方剛，可能考慮不到這些，即令考慮到這些，也可能不在乎。而柏楊先生早已老奸巨滑，我豈能惹這種無聊的麻煩？這正是我老人家聰明之處，世人不可不知。蓋中國人最大的特點是聰明過度，中國社會正是由這種無數聰明過度組合而成。而聰明過度是吝嗇同情心的，這不能怪誰，同情心一豐富，就聰明不起來。

致陳文和先生：

看了您在《自立晚報》的〈醜陋的中國人〉之後，有一些不能自已的話，非要跟您吐露不可，我想，或許可做您一部份參考。

一個月之前，一位洋大人在台北跌進排水溝，他向台北市政府要求賠償，報上登出新聞，柏楊先生就親眼看到有些朋友搖頭：「什麼話，什麼話，簡直是欺負中國人呀。」嗟夫，那不是欺負中國人，那是教育中國人，為中國人上了一課——怎麼去據理力爭？如果說四塊錢是小事，一間違建是小事，一個倒栽也是小事，則啥是大事？一個人在小事上都不敢堅持原則、擇善固執，反而譏諷堅持原則、擇善固執的人是好事之徒。溫柔敦厚遂成了懦夫的遮羞布，也成了認真的哭喪棒。遇到大事，他怎敢挺身！

這段文章是醬缸文化的特有產品，遠在一〇六八年宋王朝，這種產品就已經上市。當時皇帝小子上課聽教習講書，是坐著的，教習卻像跟班的一樣站在一旁。宰相兼皇家教習王安石先生尊師重道，建議應該也賜給教習一個座位。消息傳出，醬缸立刻冒泡，大臣之一的醬缸蛆人物呂誨先生，好像誰踩了他尾巴似的嚎叫起來，提出殺氣騰騰的彈劾，曰：「王安石竟然妄想坐著講書，犧牲皇帝的尊嚴，以顯示教師的尊嚴。既不知道上下之和，也不知道君臣之份。」

對於排隊，絕不是吹牛，我可不在乎。不但我不在乎，全體中國人都不在乎。不過美國排隊跟中國排隊，內容上和形式上，都大不相同，這就跟美國的斑馬線跟中國的斑馬線大不相同一樣。蓋中國人排隊，只是一種學說，美國人排隊，卻是一種生活。台北排隊只算半截排隊，上車排隊，本來排得好好的，可是車子一到，卻像穆桂英大破天門陣，立刻土崩瓦解，爭先恐後。英雄人物殺開血路，跳上去先搶座位，老弱殘兵在後面跌跌撞撞，頭腫臉青。嗟夫，真不知道當初辛苦排隊幹啥？為了搶一個座位，或為了怕擠不上車，來一個豕突狼奔，還可理解。而對號火車汽車，座位是鐵定了的，既飛不掉，又不怕別人的屁股帶鋼釘，真不知道為啥還要猛搶？美國人好像一生下來就注定排一輩子隊，所以也就心安理得。大概中國因為人口太多之故，排起隊來，鼻孔緊挨後頸，前擁後抱，「縷衣相接聞喘息，滿懷暖玉見肌膚」，遠遠望之，儼然一串親密的戰友。只洋大人排起隊來，無精打采，稀稀落落，遇到車輛出入口或街口巷口，還會自動中斷，一派淒涼光景，不禁為他們的國運悲哀。在紐約時，一位朋友教我陪他去一家以擁擠聞名於世的銀行取款。我心裡想，這傢伙準聽說過我在台北擠公共汽車的武功，教我異地揚威，自當奮身圖報。一進大門，只見櫃檯一字排開，每個櫃檯只有一個顧客在那裡唧咕，心中大喜，一個箭步就跳到其中一人背後，想不到朋友卻像抓小偷似的，施出鎖喉戰術，一把就把我拖了出去，不但不為他的魯莽行動道歉，還埋怨曰：「老頭，你幹啥？」我沒好氣曰：「我幹啥？我排隊呀，自從到了你們貴國，俺可說是動輒得咎，排隊也犯了法啦。」他曰：「倒沒犯法，是犯了規矩。」原來櫃檯前面有一條線——跟飛機場檢驗護照的那條線一樣，後面的人都得站在那裡，不經召喚，不得亂動。而那裡已排了五六十人，他們要等到櫃檯前顧客走了之後，櫃檯老爺老奶御手輕招，才能像跳豆一樣跳過去補缺。嗚呼，美國立國的時間雖短，規矩可真不少，如此繁文縟節，不知道影響不影響他們的民心士氣？

有一種現象大家無不樂於承認，那就是，中國同時也是一個很聰明的民族，身在番邦的中國留學生，無論留日的焉，留美的焉，留英的焉，留法的焉，學業成績，差不多都比該本國學生拔尖。辜鴻銘先生在英國學海軍，他的分數遠超過日本留學生伊藤博文先生；蔣百里先生在日本學陸軍，學科兼術科，都是該期第一名；日本人那時候比現在還要小氣鬼，忍受不了外國學生的優越成績，才把他閣下擠下來。這些是遠例，近例最驚天動地的，莫過於圍棋大王吳清源先生和圍棋小大王林海峰先生，在日本本土，橫衝直撞，所向披靡，固然是日本棋壇的優美環境所致，但更是中國人的先天智慧所致。如果一定說中國人的聰明遠超過洋大人，似乎吹牛，但至少有一點，中國人的聰明絕不亞於洋大人。——中國同胞沾沾自喜，當然沒啥爭議，就是洋大人，甚至三Ｋ黨，都不能說中國人聰明差勁，大不了說中國人群體差勁。洋朋友往往把中國人叫做東方的猶太人，當然是輕蔑，但同時也是一種敬意和畏懼。猶太人最惹人咬牙的不過一毛不拔罷啦，而其他方面的貢獻，若宗教，若科學，若藝術，無不震古爍今。試看世界上經濟大權，不是握在猶太朋友手中乎？基督教的開山老祖耶穌先生，不就是猶太人乎，現代科學巨星愛因斯坦先生，不也是猶太人乎。

美國人是一個喜歡幫助人的民族，「我是不是可以為你效勞？」並不只是油腔滑調一句應酬，而是劍及履及的一種行動。除了紐約和一兩個大碼頭地方外，只要你臉上稍露出困惑焦急的顏色，準有人上前問這一句話。你如果胸懷大志，答曰：「對呀，俺正需要幫忙，借給五千億美元週轉二十年，行不行？」結果當然不行。但假設你只不過迷了路，他閣下恐怕要忙上一陣，總要跟你說上一個備細；不幸你的英文程度跟柏楊先生一樣，任憑他說得天花亂墜，仍然不敢聽懂，他可能拉著你東奔西跑，好像你是王孫公子，他是販夫走卒。柏楊夫人因為腰傷未癒，臨行時帶著一個特製的籐牌，作靠背之用。這籐牌在台灣用了半年之久，始終沒沒無聞，可是一到美國，它卻立刻樹大招風。無論走到那裡，總有白臉老爺認為她閣下的尊腰隨時都有從當中喀嚓一聲，折成兩截的可能。飛機上、火車上，更像龍袍加身，連站都不敢站，剛一欠屁股，就有人脅肩諂笑曰：「我是不是可以為妳效勞？」當然不可以，她要去毛坑屙屎，豈有別人可以代屙的。害得她老人家以後只好憋著，以免盛情難卻。

新聞曰：

即令離婚次數最多的電影明星，也都會認為結婚是人生一件大事，否則既離之矣，何必再結之乎哉？蓋在生命歷程中，結婚乃一項躍進與突破，一男一女離開了所習慣的固有環境，跳到另一隻船上，組成以彼此為中心的家，共同掌舵，駛入陌生而使人興奮的海洋。這是多麼重要的改變，所以，無論中國古老的傳統儀式，或西洋移植進來的宗教儀式，都是莊嚴的，在莊嚴和歡樂中充滿了這種改變的祝福。不要說古老的啦，縱在四〇年代，鄉間婚禮，一直都十分隆重，新郎要親自去新娘家迎娶，或坐轎或坐車，回到新郎家後，一拜天地，感謝上蒼的安排匹配。二拜高堂，感謝父母的養育之恩。三拜——拜天地、拜父母、新郎新娘互拜之後，這時才正式成為夫婦。西洋的教堂，具有同等意義，在肅穆的音樂聲中，新郎佇立聖壇之前，新娘挽著老爹或老哥的手臂，徐徐而出，也就在聖壇之前，父親把女兒，哥哥把妹妹，交給新郎，再由牧師或神父，以上帝天主的名，宣佈他們結為一體。

那一次我可真是嚥下去，一則捨不得吐，一則被他掐得奇緊，吐不出也。這事早已忘光，最近碰見大批的現代化的臭鞋大陣，家家戶戶，都在眼不見為淨，才覺得胃腸有點不舒服。

責備賢者的原意是不是如此，不敢確定，即令是如此的吧，結果也難逃「天下沒有一個是好人」的厄運。勉勵「賢者」更上一層樓當然是善意的，但在實踐上，自由心證兼誅心之論一齊爆發，一定產生「責人無已時」的絕症。這絕症就是挑剔沒有完，好像百步蛇的毒牙，咬住誰誰就得四肢冰冷，隆重的抬到太平間。蓋人性是較弱的，都有犯錯的時候，都有犯滔天大罪的可能，都有胡思亂想把不穩舵的局面，柳下惠先生也會想別的女人，孟軻先生也會為目的不擇手段。

吳增忠先生和劉黃歆歆女士，已為中國人立下一個榜樣——奮鬥的榜樣、認真的榜樣，這正是現代化所需要的基本態度。不妨瞧瞧世界，沒有一個強大國家的國民，是不認真的、不敬業的。只有落後地區，才會出現「和稀泥」。等到大多數中國人都有認真精神，中國才能夠邁上現代化富強之境。否則的話，再多的工廠，再多的高樓大廈，都沒有用，勢將一直停留在粗糙的泥坑裡，永遠不能進入精密軌道。

印地安朋友的傳統文明，少得可悲，如果他們肯吸收現代化西洋文明，可以說易如反掌，蓋房子裡空空如也，只要新式沙發搬進來就功德圓滿。中國人屋子裡卻塞滿了長板凳、短板凳、高板凳、鐵板凳、木板凳、帶刺的板凳、滑不溜丟的板凳，如果不動心忍性，把它們扔到化糞池裡，新式沙發就永遠進不了大門。

當然，這是一個世紀的重整工程，您可以號召您的朋友，用心替苦難的中國人思考出許多實用、有效的辦法來，分門別類的（教育的、文化的……），階段性的推出來。

第二個現象比第一個現象還要使人怒髮衝冠，那就是：「古時候啥都好。」僅只啥都「有」不稀奇，必須啥都「好」，才算夠水準。這種畸形觀念，大概秦王朝統一中國時就很嚴重，惹得皇帝老爺嬴政先生一肚子火，再加上宰相李斯先生直打小報告，於是陡起殺機。嗚呼，柏楊先生可不是拍巴掌贊成焚書坑儒，而只是說「古時候啥都好」的毛病也是「古已有之」，並不是最近才抬頭的新興勢力。兩千年來，不要說是一種思想，像硝鏹水一樣浸蝕著靈性，就是一天只滴一滴水，也能把喜馬拉雅山滴出窟窿。

虛驕之氣使我們產生一種錯覺，認為中國絕不會亡，理由是中華民族最富於同化力，證據是我們已亡過兩次啦，一次亡給蒙古，一次亡給滿洲，結果還不是來個鷂子翻身，把侵略者打得夾著尾巴而逃？——滿洲似乎還要慘，連尾巴都無處夾。這理論和證據可增加我們的自信，但並不能保證以後就不再亡。有一點要注意的，再偉大的民族，當他沒有滅亡以前，他是從沒有滅亡過的，而該民族在絕種以前，也是從沒有絕種過的。然而他們竟滅亡啦，也竟絕種啦，是虛驕之氣塞住了尊眼，迷糊了心竅，對內在外在的危機，有一種葉名琛先生式的情意結，認為危機根本不是危機，於是乎危機兌了現，哭的是千萬小民和後代子孫。當希臘祖先張牙舞爪，光著屁股，初到希臘時，克里特島已有燦爛輝煌的文明，不但知道用鐵，還有高度的藝術成就。然而，只不過兩百年光景，克里特人在後起之秀的希臘人征服之下失了蹤。五千年前，南美洲的印加帝國的宮殿，現在還在祕魯荒山中發現，從那些宏麗的建築上，可看出他們文化程度之高（當印加帝國登報招標蓋那麼好的房子時，中國人還是野蠻民族，在茹毛飲血哩）。可是他們而今安在哉？

這種欄杆上列盆景的奇觀，在公寓式的樓房之上，幾乎觸目皆是，有些更前後夾攻，在屋屁股的陽台上也羅列一排，則下面曬的衣服就要遭殃。而且日久天長，鐵架生銹，忽然有一天塌啦，下面的朋友豈不要腦袋開花。即令不塌，鐵架孔洞奇大，萬一掉下一片碎瓦或一塊石頭，尊頭同樣受不了。實在想不通，住在上面的傢伙，為啥不為下面的人想一想。

——吳黌先生一個人虛驕，四十餘人罹難。比起江湖郎中只不過夫妻兩人斷送殘生，似乎更價值連城。

老太婆炫耀小腳是一種至死不悟，醬缸蛆炫耀醬缸則是一種至死不悟兼虛驕之氣。孫觀漢先生上週寫了幾個字在一份他剪寄的《真實雜誌》單頁上曰：「中國人在『倒運』時期，心理上尚有這麼多自誇自傲，我真怕『走運』時期來臨！」

抗戰之前，柏楊先生曾在報上看到過一位記者老爺的西北訪問記，該記者大概在十里洋場的上海長大，一旦到了甘肅河西走廊，對女人的小腳，大為驚奇。該報導原文已記不得啦，只記得大意是，他訪問了一位小腳老太婆，該老太婆談起當初纏腳的英勇戰鬥時，正色曰：「俺那村上，有女孩子纏腳纏死的，也有女孩子纏了一半不肯纏的。」該記者形容曰：「當她說這些時，故意把她的小腳伸出炕頭，似乎是炫耀那些死亡的成績。」這段評語一直印在腦海。嗟夫，醬缸蛆炫耀傳統文化，跟這位老太婆炫耀她的殘廢小腳，你說說看，有啥區別？

在表面鎮靜而心裡奇癢的狀態之下，儒家朋友對商人充滿了輕視、嫉妒、憤怒。一提起商人，就是「奸商」。奸商當然多的是，但公務員中也有壞蛋，卻從沒有聽說過有「奸官」的（不過，「贓官」一詞倒層出不窮）。夫商人以正當合法的手段賺了錢，吃得好一點，住得好一點，就有人眼紅。而「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卻他媽的高貴得不得了，人人翹起大拇指稱讚他「有辦法」。

中國人的缺少笑容，對觀光事業是一種威脅。但最大的威脅仍在中國人對陌生人的態度上，柏楊先生為謀生走遍各省，發覺除了北平一個地方外，幾乎無一處不「欺生」。

和這同屬奇觀的是懸掛高樓的一些冷氣機。嗚呼，巍巍大廈，七層焉，八層焉，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層焉，高矗天際，美奐美輪，儼然小型皇宮，卻每個窗口都突出一個黑漆漆的小棺材。既大小不同，也式樣不一，每個小棺材又都有一根輸尿管，晃晃噹噹，迎風招展。好像一個雍容華貴的貴婦人生了一身膿瘡，把全部美感都破壞無遺。然而我們擔心的倒不是美感，而是萬一有一天小棺材的支架跟花架一樣，由老而銹，由銹而斷，忽連倒冬，翻滾而下，砸到路人的尊頭之上，據我瞭解，那效果可比傾盆大雨厲害。我們再一次的想不通，有錢的大爺，為啥不為路人想一想。

這些都是小事，但從這些小事，可看出心理上的癥結。澆花水傾到你身上，冷氣機掉到你頭上，窗子把你砸的稀爛，填表填不進，那都是你的事，原主錢大力猛，就是這麼幹啦。不出事時，誰嚷嚷都沒用，嚷的嗓門稍大，則招災進禍。一旦出了事，血肉橫飛，官蓋雲集，開會如儀，號叫著要追查責任，結果查來查去，除了死人有責任外，誰都沒責任。嗚呼，這癥結跟家家戶戶門口的臭鞋大陣一樣，是一目了然的，過度的自私和自卑，使頭腦不清兼老眼昏花。

關於前者，對一個開妓院的名鴇，一直等到臉被抓破之後，才咆哮如雷，我們除了遺憾外，還有啥可說的，一說就說到紅包上，柏楊先生能吃得消？那麼，對於後者，也就是對於那些學問很大，而又道貌岸然，有地盤可以寫方塊文章的袞袞聖崽，不得不請他們聽一聽托爾斯泰先生的言論。

記得若干年前，有人曾對民族舞蹈演員面無笑容，感到詫異，主持人答曰：「那一幕是『宮女怨』，宮女當然愁眉苦臉。」但後來演至「喜相逢」「萬壽無疆」，仍愁眉苦臉如故，不知主持人如何說詞。過去我曾想到，可能黃種人天生的不會笑，和不喜歡笑。可是到了日本一瞧，他們那些黃種人不但會笑，也喜歡笑，除了車掌小姐會笑外，連開那單調如棺材的電梯小姐也會笑，乃大吃一驚。於是再追究中國人所以笑臉甚少的原因，可能是百年來戰亂頻仍，哭的時候多，依生物學「用進廢退」的定律，再加上整天無米少鹽，以致想笑都笑不出。

柏楊先生說這些，可不是專門洩氣，而是我們要認清，競爭是無情的，天老爺並不會因為中國有五千年文化，而特別派六丁六甲，謁者功曹，像保護唐僧一樣保護中國。趁著還活在世界上，應該趕緊鍛鍊鍛鍊，把尊肚裡的髒水吐出來（吞點瀉鹽拉出來也行），多吃一點有養分的東西。現在我們哀悼那些在歷史上被滅了亡、絕了種的民族，不希望有一天別的後生也來哀悼我們，千言萬語一句話：「勿使後人復哀後人也。」

反正是，怎麼都不對勁。對勁的只有詬罵，中國人聚集在一起，三句話如果不談論別人的是非，他們準不是黃帝的子孫，和龍的傳人。所謂「大漢天聲」，天聲是什麼？就是聚集在一起把別人私生活攻擊得體無完膚的人聲。尤其這種攻擊也不見得一定出於惡意，而是一種濾過性病毒發作時的自然反應。君不見狗先生乎？狗先生每次見面，你聞聞他的屁股，他聞聞你的屁股，味道對了頭之後，皆大歡喜。中國人相聚，主要的是批評別人，一旦對方鼓掌稱善，就跟聞屁股聞對了頭一樣，才互相認同。

柏楊先生印象最深的「謝謝你」，是彈簧門奇案。https://www.hetubook.com.com我老人家經過彈簧門時，向來都是推之而過，然後撒手不管的。到美國後，當然一切如初。朋友屢誡曰：「老頭，這裡是番邦，你可別把中國五千年傳統文化帶過來，千萬看看後面有沒有人，再慢慢松回原處。」笑話，我來美國是遊歷的，不是給人管門的，我走過的彈簧門比你見過的都多，還用你上課乎哉。於是，有一次，我一撒手，門向後猛彈，屁股後一位白臉老爺發出一聲大叫，朋友和我急得幾乎跪下討饒（本來我要腳底抹油，偏偏聞聲趕來救駕的閒人太多，沒有跑成）。幸好未碰出腦震盪，白臉老爺瞧我的長相打扮，以為準是新幾內亞吃人部落的重要人物，沒敢追究。事後朋友告曰：「你沒吃過豬肉，也應看過豬走，請學學洋大人，那才是真正愛國之道。」嗚呼，原來洋大人經過之後，總要停步扶門，直等到後面客人魚貫而入，或有人半途接棒，再緩緩放手的。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對這種規矩，我老人家不久就滾瓜爛熟。也因而不斷聽到後進的洋老爺洋老奶一連串的「謝謝你」，好不得意。

魯迅先生鼓勵我們敢愛敢恨，「愛」和「恨」都是一種能力，神經質的恐懼把中國人的愛恨能力，幾乎全部摧毀。愛既怕人譏嘲，恨又怕人報復。於是，愛和恨熔化成一種邪惡的力量，大陸上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就是這種累積了太久的邪惡力量的總爆發；潛伏在中國人內心深處的野蠻、凶暴、詭詐、嫉妒、殘忍入骨，全部顯現，使中國人的品格，更為低落，不要說向上提升，就是恢復三〇年代之前的水準，恐怕還要五十年——建設所需的時間，往往五倍於破壞。

上面不過是犖犖大者，至於其他種種，也無不怵目驚心。好比，貴閣下去百貨公司買件襯衫吧，公共汽車站排隊，就會首當其衝，嗚呼，一個國家是不是禮義之邦，在排隊上可一目了然。而中國公共汽車站的排隊，到今天都有異於外夷，蓋外夷是排成一條線，只中國同胞擠成一大堆。車子還沒停住，群雄立刻就人海戰術，一擁而上，擠的大人跳、小孩叫。貴閣下如果認為這裡真是禮義之邦，循規守矩，恐怕一輩子不但上不了車，還要被罵為白癡。假使你勃然大怒，不坐車啦，安步當車，那麼，轉彎抹角時，問問路試試？好不容易找到百貨公司，女店員一個比一個火眼金睛，你本要買十六寸領口的，她們就有本領把十三寸的賣給你，膽敢拒絕，晚娘臉立刻出籠。假如你膽大如斗，第二天去退貨，火眼金睛馬上變成青面獠牙，你能活著逃出，算你三生有幸。

一個人的教養，和全民的品質，在人際關係第一層面的接觸上，完全顯現出來。貴閣下還記得《鏡花緣》乎，唐敖先生到了「君子國」，對禮義之邦的定義是：「聖聖相傳」「禮樂教化」「八荒景仰」。其實他閣下不過見了商店買東西時童叟無欺一件事，就五體投地。而在美利堅，童叟無欺早已稀鬆平常，不僅僅價錢不欺，服務態度更使人歎為觀止。柏楊夫人在拉斯維加一家小店，看上了一件小褂，言明十二美元成交，貨銀兩訖，正要包裝，發現右腋下有塊米粒大，彷彿可以看得見的黑斑，老妻曰：「哎呀，這是啥？」店員老奶拿起來，映著日光細瞧，歉然曰：「確實是一個汗漬，用水洗可能洗掉，但也可能洗不掉。妳如果同意的話，我去問問老闆，看是不是可以減一點價？」接著鼕鼕鼕鼕跑上二樓，再鼕鼕鼕鼕跑下，說可以便宜兩塊美元。

夫窗子向前開，空氣的流通量，當然比窗子左右拉要大兩倍，屋主老爺住在其中，可能因此多活三千年。但問題也就出在這上面，向前開的現象是，每個窗戶都跟衙門一樣——作八字形，金屬的窗軸是唯一的支柱，這支柱再粗也粗不過放盆景或冷氣機的鐵架。即令是鋼的吧，鋼也有腐爛之日。好罷，俺的窗軸是鑽石做的，那就算鑽石做的。可是窗架窗框總不能也是鑽石做的吧，窗軸如不先壞，窗架窗框也會先壞。一旦壞啦，恐怕倒楣的仍是行路的朋友。如果它不垂直而下，來個天女散花，散到馬路之上，坐汽車的朋友，也難逃此劫。

柏楊先生在去美國之前，朋友祝福曰：「你回來後，希望不會說『中國人，在哪裡都是中國人』的話。」而如今，忍了又忍，還是要這麼嘆息。嗟夫，中國人的劣根性造成中國人前途的艱辛。在美國黑白雜陳的社會，中國人卻單獨奮戰。因為沒有集體的力量，所以，爬到某一種程度，也就戛然而止。不要說永遠趕不上猶太人，就是距日本人、朝鮮人，都相差十萬光年。日本移民比中國移民少一半，卻選出了兩個國會議員。柏老可以預言（又要擺卦攤啦），再過一百年，中國移民也選不出一個。不信的話，咱們就賭一塊錢。

他閣下沒說跟美國人同樣冷漠無情，是他聰明之處，否則我這個愛國心切的中國老漢，可能認為他比喻不倫，語帶諷刺，「挑撥政府與人民之間的感情」。他之特別提出紐約，因紐約是「不忘本」人物的大本營，據說外國人占紐約總人口的五分之四，以致美國人一提起紐約，就誓不承認是他們的城市。

在中國，只拚命想到自己，視別人如無物的現象，多如驢毛。對方如果竟然膽敢證明他也存在，而且有獨立的人格，麻煩可就大啦，小者吵嘴，大者打架，再大則一頂帽子罩下來，不是說你小題大作，就是說你惹事生非；不是說你不知道安份守己，就是說你不知道溫柔敦厚，亂發牢騷亂罵人。而亂發牢騷亂罵人者，一一都在卷宗裡，後果堪哀。

孫觀漢先生認為「舊觀念」和「醬缸」名異實同。柏楊先生想，它們似乎只是一部份相同，舊觀念中也有好的，在舊觀念下產生的行為，也有和日月並明的。只有醬缸蛆觀念，即令它是新的，也是墮落的、惡毒的。

這段「聖人教訓」充滿了聰明伶俐，和見風轉舵，人人變成了滑不溜丟的琉璃蛋。別人把天下打太平啦，他就當官，等需要大家拋頭顱灑熱血的時候，他卻腳底抹油，便宜事教他一個人佔盡啦；把兒子女兒送到美國「傳種」的老頭老太婆，大概就是儒家的正統，可當孔孟學會理事矣。在勢利眼裡，只有努力適應，努力使自己安全，「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知識份子連可能有瓦片掉下來的地方都不敢去，則對政治的腐敗、小民的疾苦，事不幹己，看見啦就假裝沒看見。蓋看見難免生氣，生氣難免要嚷嚷，嚷嚷難免有禍事。嗚呼，儒家的全部教訓中，很少激發靈性，很少提到權利義務，很少鼓勵競爭，而只一味要他的徒子徒孫，安於現狀，躊躇滿志。啥都可幹，就是不可冒任何危險。所以孔丘先生誰都不贊成，只把窮的叮叮噹噹的顏回先生，當成活寶，努力讚揚他的安貧氣質，卻不敢進一步研究研究使這位二級聖人窮成這個樣子的社會責任，更沒有想到應如何去改造這個群體的社會，而只是瞎著眼教人「窮也要快樂呀」，一旦每個中國人都這麼快樂，國家民族就墮落成原始社會。

這裡涉及到一個重要課題，有些人竟能把截然不同的兩碼子事，和並沒有因果關係的兩種行為，不經大腦，就能用唾沫黏在一起，實在是高級技術人員。「崇洋」與「媚外」相距十萬八千里，風馬牛互不相及，經過如此這般的硬生生黏在一起，動不動就掏將出來「猛批」，災難遂無遠弗屆。不過受傷害的並不是被詈為「崇洋媚外」之輩，而是因怕「媚外」而不敢「崇洋」的人民。柏老的意思不是說根本沒有人崇洋媚外，這種動物可多得要幾籮筐有幾籮筐。而只是說，更多的朋友，卻是「崇洋」而並不「媚外」。在洛杉磯會場上，我一時緊張，忘了自己客人身份，把臉一抹，露出本相，立即反問與會的紳士淑女，為啥不坐獨輪車而開汽車來瞧老頭？開汽車就是崇洋。為啥不梳辮子，不束髮盤到頭頂，而弄成左分右分模樣？左分右分模樣就是崇洋。為啥女士們不纏三寸金蓮，走路一擰一擰，而天足穿高跟鞋？天足穿高跟鞋就是崇洋。為啥男人不|穿長袍馬褂，或更古的京戲上寬衣大袖，而穿西服？穿西服就是崇洋。為啥不吸水煙旱煙，而吸紙煙雪茄？吸紙煙雪茄就是崇洋。為啥煮飯時不用煤球木柴麥．，爬到灶頭吹火，而用電爐瓦斯？用電爐瓦斯就是崇洋。為啥不睡土炕，而睡彈簧床水床？睡彈簧床水床就是崇洋。為啥見了頂頭上司不忽咚一聲跪下磕頭，而只握手喊「嗨」？握手喊「嗨」就是崇洋。為啥不弄碗豆油燃亮，挑燈夜讀，而用電燈？用電燈就是崇洋。為啥寄信時不托朋友順便帶去，而弄張郵票一貼，往一個密封筒子裡一投？貼郵票投郵筒就是崇洋。為啥不去看皮影戲，而去看電影？看電影就是崇洋。為啥不拉著嗓門猛喊，而去撥電話？撥電話就是崇洋。然而，我可不相信各位紳士淑女媚外。

唐人街已成了中國人吞噬中國人的魔窟，有些沒有居留權的小子或老奶，被關到成衣廠，每天工錢只夠喝米湯的。跟當年黑奴，相差無幾，一生就葬送在那裡，連個哭訴的地方都沒有。即令找到哭訴的地方，也不敢哭訴。幾乎所有的黑店，都是專門為中國同胞而設，對白老爺可連眼都不敢眨，學堂和政府衙門的中國人，也不能例外，你如果遇到一個中國人頂頭上司，那可得小心小心，不但升遷無望，一旦裁員，你可是第一個捲舖蓋，蓋頂頭上司要向洋大人表態：「俺可是大公無私呀！」事實上他的「私」連太空梭都裝不下。為了給白老爺好印象，不惜把中國同胞宰掉，用中國同胞的屍體，作他向上爬的台階。中國人傳統的神經質恐懼，使自己先天的注定要永無止境的被騙被坑、挨打受氣。僅以平霸兼聯邦騙財這件奇案來說，老姊最初向我一五一十吐苦水，可是一聽我有意把它寫出來，就嚇得花容失色，涕淚齊流曰：「好老頭，你遠在台北，狗腿自可無恙，俺弟弟卻留在舊金山，你害了他呀，你這個老不死的惹禍精呀。」硬把鼻涕往我身上抹。逼得我當場發誓，如果形諸筆墨，教我掉到茶盅裡淹死。

然而，臭鞋大陣的最大威力，還不在使人伸腳丫或蹶屁股。伸伸腳丫、蹶蹶屁股，等於活動活動筋骨，也是有益於健康之舉。問題是從臭鞋中所宣傳出來的那股異味，實在是一種災難。從前南方蠻荒地帶，有一種瘴氣，誰都弄不清瘴氣是啥，有人說是毒蛇猛獸口中吐出來的，有人說是妖魔鬼怪布下的天羅地網。我想那分明是一種空氣污染，人們冒冒失失闖了進去，輕則頭昏腦脹，重則一命歸陰。而中國公寓中家家戶戶的臭鞋大陣，使得整個樓梯，從根到梢，無處不熏人欲嘔，可稱之為公寓式的瘴氣，一個人如果從二樓走上十樓，他至少要衝過十八個臭鞋大陣。而每一個大陣的臭味都是具有輻射性的，透過氣喘如牛的尊鼻，侵入咽喉和肺，積少成多，累瘴成癌，恐怕現在砍殺爾大量增加，醫院門庭若市的場面，即與此有關。

——然而，生為中國人，身在中國地，要想幫助別人，也不容易。柏楊先生在《猛撞醬缸集》中，就努力嚷嚷過，一個沒有高貴情操的人，永不瞭解別人會有高貴情操，也永不相信別人會有高貴情操。「好事之徒」「愛管閒事」「別有居心」的毒箭，早就上了弦，只要對方有助人一念，亂弩立刻齊發，見血封喉。吾友楊希鳳先生，是一位計程車司機（他閣下經常載我二老，前往鬧市兜風），一個雨天黃昏，載得一位落湯雞女人，在車上不停發抖，牙齒咯咯猛響，楊希鳳先生遂動了不忍其觳觫之心，正好他太太教他從洗衣店取回來毛衣毛褲，乃建議曰：「小姐，妳可以把濕衣服脫下來，換上一換，等妳到家再還我。」那女人一聽要她脫|光，立刻杏眼圓瞪，嚎曰：「色狼，你要我報警呀。」把他閣下氣得馬上就咒她害感冒兼三期肺炎。另一位朋友李瑞騰先生，乃中國文化大學教堂教習，一次在公共汽車上，一位女人（對不起，又是女人）陽傘把柄掉啦，眼看就要踩個稀爛，他趕忙揀起，巴巴的擠到後座，交還於她。感謝觀世音菩薩，這次那女人比較有文化，沒罵「色狼」，但也沒有「謝謝」，只用死魚般眼珠猛瞪，一語不發。李瑞騰先生只好大敗，向我歎曰：「老頭，你說，咱們中國人是怎麼搞的？」嗚呼，中國人似乎仍停留在林木叢生的山頂洞時代，身上穿著刺蝟一樣的甲冑，只露出冷漠猜忌的兩隻大眼，心神不寧的，向四周虎視眈眈。

致柏楊先生——

這是歷史故事啦，現實的場面是，今年（一九八〇）二月，中華航空公司一架飛機，在馬尼拉降落時，機長吳黌先生，就有這種膨脹鏡頭。聞見思先生在台北《中央日報》上說他：「藝不高而膽大」，恐怕太過於客觀，蓋在主觀上，他已到了江湖郎中階段，認為沒有翅膀，跟有翅膀沒有分別，只要信心堅定，就是武功高強。他早已發現降落的高度不對勁，但他的自尊心不允許他重來一次。反而收回油門，放下襟翼和起落架，更使用減速板，使飛機降的更快。等到接近跑道尾巴時，下降的趨勢更勇不可當，鼻輪和兩個主輪，三點式同時的重重落地，一聲響亮，剎那間翅膀折斷，引擎脫落，大火沖天，飛機化成灰燼。四位最倒楣的乘客燒死，三十九位次倒楣的乘客受到輕重之傷。

最精采的還是台北《自立晚報》記者楊淑慧女士的一篇特稿，標題是：「愛心乎？體罰乎？運用得當最為重要。只要避免學子誤入歧途，教育局何需硬性規定。」文中有一段留芳千古的話，她報導曰：「據瞭解，台北市某著名國民中學一位男老師，他的『教鞭』和『教學』同樣有名，上課的第一天即在教室中安置好籐條（柏老曰：好一個大刑伺候的場景），然後和學生約法三章，每次考試距離標準成績幾分，就打幾下。結果，這位老師的班級，成績總是特別好（柏老曰：也就是升學率高）。他的大名全校響叮噹（柏老曰：他如果在講台擺上鋼鍘，大名叮噹的恐怕能響到倫敦），學生都期望讓他教，（柏老曰：這得作一個科學調查才算數，不能用文學的筆法），許多畢業後的學生懷念的竟是『排隊打手心』（柏老曰：剛考上聯考的老爺老奶，還可能有此一念。以後下去，恐怕不見得），足見實施體罰與否，並不重要（柏老曰：在該響叮噹的教習看，恐怕是實施體罰十分重要），重要的是體罰所帶來的意義。」

羅明鑒指出，他收到信時，信封上雖加注中文地址，但郵局已加蓋「退回」的戳記，上面並註明「寄交國內之外國郵件封面，應附註中文地址」字樣，顯然是此信退回圓山飯店後，再由別人加注中文地址的。

要特別聲明一點，「對不起」和「謝謝你」，都和笑容同時並發，於是，自然蔓延出來另一句話：「我是不是可以效勞？」我老人家這麼一把年紀，從大陸到台灣，從山窩到都市，從三家村到洋學堂，從牙牙學語到聲如巨雷。「對不起」「謝謝你」雖少如鳳毛麟角，倒偶爾還聽到過，只有「我是不是可以效勞」這句話，可從沒有聽有誰出過口的。

人類是一種會笑的動物，但中國的女護士和女車掌例外，關於這一點，大家吶喊了十餘年，大概公共汽車管理處和台大醫院（台北醫院也很精采）當局忙於搞紅包，無暇改進之故，所以一硬到底，迄今不變。看情形，除非把鈔票摔到她們臉上，便是老天爺都無法教她們嗞牙。

中華民族有五千年傳統文化，當然有優秀的一面，介紹這一面的朋友太多，說的話寫的書，更排山倒海，用不著我再插嘴，即令再插嘴，也不能增加優秀的重量。我們現在面對的，卻是五千年從沒有見過的巨變。一種嶄新的西洋文明，像削鐵如泥的利刃一樣，橫切面的攔腰砍過來。如果拒絕接受消化，只有斷成兩截，血枯而死。美國一些印地安人保留地，和散佈在各地印地安人的廢墟，每一處都使我們膽顫心驚。印地安人幾乎全部住在保留地，所謂保留地，用不著睜眼亂瞧，僅只掐指一算，就可算出那裡準是窮鄉僻壤，一片荒涼。雖不能說寸草不生，且保留地的農作物，往往難度一次荒年。最糟的是距城市太遠，也就是距交通線有學堂的地方太遠。其實太遠也沒啥，多走幾步路就行。問題在於，印地安人壓根兒拒絕接受現代文明的西洋文明。

民主政治的精義是「我不例外」，大家都不准闖紅燈，我自己也不闖。大家都不准隨地吐痰，我自己就不吐一口。人人贊成法制，我就不要求特權。既然建立了制度，我就不破壞它。可是這玩藝一到了中國，就成了「只我例外」，我反對闖紅燈，只是反對別人闖，我自己卻可以闖那麼一闖。我反對隨地吐痰，只是反對別人吐，我自己卻可以想怎麼吐就怎麼吐。我贊成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但我自己卻不能跟別人平等。我贊成建立制度，但只希望你們遵守制度，我自己聰明才智要高明得多，不能受那種拘束。蓋我閣下如果不能例外，豈不有失面子，活著還有啥勁？

夫「面子」是啥？洋大人怎麼研究都研究不懂，有人解釋為「面皮」，言其只顧外表一層，不管實際內容。有人解釋為「尊嚴」，言其虛榮第一，實質第二。我老人家想，面子也者，大概是神經衰弱和牢不可破自私的一種產品。因精神衰弱，做賊心虛，所以處處必須用驕傲來彌補自卑。因牢不可破的自私，唯恐怕不能佔便宜，所以才處處都要「只我例外」。

——至於柏楊先生，自從巷口擺地攤的有一天看我教敝孫女唱：「月奶奶，明光光，打開後門洗衣裳。」讚揚我是偉大的聲樂家之後，我就覺得台灣這個小島簡直容我不下，每天早上都把鋪蓋捲好，準備出洋去當貝多芬的教習（我最近就要寫一大文，揭發貝多芬《田園交響樂》十大謬誤，讀者老爺拭目以待可也）。

拉斯維加是純觀光的賭城，百分之九十都是旅客，而這些旅客又百分之九十九一生中只來一次兩次，坑這些人絕無後患。但他們卻仍跟其他地方商店一樣，親親切切、正正派派。

第二個原因是，五千年來，君焉臣焉，賢焉聖焉，都在渾渾噩噩混日子，可能根本沒有一個人想到活生生割掉生殖器是不道德的。中國文化中缺少的似乎就是這種敢想敢講的靈性。皇帝有權殺人，他就是「是」，不要說割掉幾個男人生殖器沒啥了不起，就是殺掉千人萬人的腦袋，也理所當然。積威之下，人味全失，而奴性入骨，只要你給我官做，你幹啥我都贊成。

美國一位教授寫了一本《日本第一》，沒有一個美國人怒詈他崇洋媚外。柏楊先生只不過寫了幾篇僅涉及到皮毛印象，便番天印亂飛。嗚呼，你就是掐著我的脖子，我還是要嚷：「絕對崇洋，但不媚外！」還請讀者老爺思量。

無論如何，別教孔丘先生再嘆氣才好。「直八時代」讓它死到十八層地獄，代之而興的應是仲由先生的「認真時代」。如果再麻木不仁，悠悠忽忽，恐怕災難還要層出不窮，一直層出到大家都伸腿瞪眼。

百思難解的是，奴性在中國何以不能斷根？中國文化中最殘酷的幾項傳統：其中給女人纏小足、閹割男人，和體罰，都已被革掉了命。教育部嚴禁體罰，是它所作的少數正確決定之一。想不到二十世紀八〇年代，竟面臨挑戰。問題是，羞辱就是羞辱，只有奴性深入腦髓的人，才會身懷絕技，把羞憤硬當作榮耀。有英勇好戰型的人不足奇；有呂誨這樣的人，有甘於「排隊打手心」這樣的人，才是中華民族的真正危機。如果這種羞辱竟能變成榮耀，則世界上根本沒有榮耀矣。被羞辱而又其樂陶陶，如果不是麻木不仁，就是故意打馬虎眼，包藏禍心，再不然，準是天生的奴才或奴才胚。

對惡棍連咳嗽一聲都不敢（往自己臉上貼金的懦夫不好意思說「不敢」，只好說「不屑」），對「賢者」卻挑剔個沒完。人是一種會犯錯的動物，也是一種會做出不可告人之事的動物，努力挑剔的結果，每一個人都成了虎豹豺狼。於是乎，存心壞蛋到底的朋友有福啦，永沒有人責備他，不但沒有人責備他，遇到「德之賊也」，還原諒他，猛勸責備他的人適可而止哩。而力爭上游的朋友，反而永遠受不完的抨擊。這種責人無已時的毒牙，只有一個後果：逼得人們感覺到，做好人要比當惡棍困難得多。

——閉著尊眼猛想美女如雲，是一種「意淫」，說這話還是「直八哲學」，如果說老實話，對殭屍的迷戀簡直是一種他媽的手|淫，更要斲喪元氣。

身在美國的若干中國朋友，明明處於跟黑人相同的地位，心眼裡卻難以接納黑人，一提起黑朋友，簡直把頭搖得好像啥時候害了搖頭瘋，那種不屑的表情，能使人抽筋而死。真不能想像，如果中國人中十一巴仙是黑人或是印地安人的話，我們黃臉朋友，不知道會發燒到多少度？不同省份尚且難以包容，更何況不同種族。

孫觀漢先生有一句使人感慨的話，那就是：中國社會上，讚揚的話總是等人死了才說。蓋在中國社會，對活人的讚揚幾乎絕跡。嗟夫，天底下最容易的事莫過於責備人，挑別人的眼，只要一開口，就好像從懸崖上栽下來的飛車，停也停不了，剎也剎不住。閣下看過《所羅門的寶藏》乎，兩位財迷被土人捉住，綁到廣場，表演砍頭。甲先生知道再過一個小時，就要日蝕，乃嚇唬酋長老爺，說他法力無邊，可以把太陽吃到肚子裡，如果把他宰啦，天上就永遠沒有了太陽。酋長老爺半信半疑，甲先生說，他可以先露一手教他們瞧瞧。酋長老爺下令暫緩執行，看他能耐如何，於是他就唸起咒來。嗚呼，他會唸啥咒？只不過他閣下乃水手出身，可以用醜話連續罵三天三夜都不重複一個字。於是，你瞧他口沒遮攔吧，陰陽頓挫了一個小時，天昏地暗，太陽果然被他吃到肚子裡，不但救了老命，還撈了不少寶貝。

印地安人是個活榜樣，這個可哀的紅臉民族，跟西藏岡底斯山的犛牛群一樣，低著頭，朦朧著眼，蹣蹣跚跚，有意無意，身不由主的，一步一步，走向絕種的死亡之谷。聽到他們蹣跚的腳步聲，和世代的辛勞喘氣，心都裂成碎片。有人說，你別杞人憂天，中國人多呀，咦，在可怕的核子武器和強大的生存競爭壓力下，人多可沒有用。印加帝國的人口可多，如今都到哪裡去啦。有人說，中國人聰明呀，聰明確實聰明，但把聰明用到抗拒改善自己品質，動不動就番天印和窩裡鬥，聰明反而會被聰明所誤。似乎只有自慚形穢、痛改前非的覺醒，才能躲過印地安朋友所遭的大難。

翻譯成白話，就更明白啦：

坐計程汽車沒有小賬，應是中國唯一值得大吹之事，但僅此一項，難廣招徠。不二價運動應設法展開，凡是在台北中華路買過東西的人，恐怕都有同感，真正的漫天要價，就地還錢，上當不上當全憑運氣。柏楊先生從前曾發明一定律和圖書曰：「還他一個你根本不想買的價，包不吃虧。」結果不然，前日往購一皮箱，要價三百，我以為它只值一百五十元，但嫌其式樣不好，乃大聲曰：「七十元。」料想他寧去自殺，也不會賣，想不到他大叫曰：「好啦，拿去。」嗚呼，如何使中國人以善意和誠懇對待陌生人，不僅是觀光之道，亦是做人之道。

而今，勢利眼只好乞靈於自己的幻覺，希望大人物都有不記舊惡的美德。大人物真不記舊惡耶？有些大人物固然寬宏大量，但也有些大人物不見得太上忘情。後來，張君勱先生赴越南講學，越南以國賓之禮，隆重歡迎（洋人對中國學人如此禮遇，百年來還是第一次，乃中國之榮。可是，台灣報紙卻一字不提，嗟夫），中華民國大使館迫於形勢，不得不舉行一個盛大酒會，屆時各國使節和所有應邀的知名之士，全部擁至，只有兩個人沒來，一位是吳廷琰總統，一位便是張君勱先生，弄得下不了台。這還不算，據說吳廷琰總統下令取消華人國籍，也有其感情上的因素，則影響就更巨矣。

「崇洋媚外」這個蓋世奇寶，大概是十九世紀四〇年代鴉片戰爭之後，才煉成正果，為害人間的。這奇寶的內容，可用一個老漢朋友的吼叫作為代表：「你們這些崇洋媚外的傢伙（這還算客氣的，有時候簡直成了『漢奸』『洋奴』『賣國賊』），千言萬語一句話，無論是啥，都是美國的好，要說美國科學好，我還服，要說連美國的文化比我們好，我就不服，難道我們連做人處事，也要學美國？」

中國人好像是一種不會笑的動物，聖人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每個人似乎都要「重」要「威」。人生籬笆就像西柏林圍牆一樣，活生生築了起來。笑固然和「重」「威」並不排斥，但天長日久的冷漠，卻是可以把笑排斥掉了的。嗚呼，中國人不但對別人從不關心，似乎還對別人充滿了忌猜和仇恨。前天報上有則消息，台北峨嵋餐廳一個夥計病故，老闆不給錢，家族們就把棺材抬到餐廳抗議。食客同胞一瞧，大喊倒楣，一哄而散，有的趁此良機也就沒付賬。嗟夫，抬棺材對不對是一個問題，我們只是感慨，那位死人對活人的意義，難道只是「倒楣」？難道沒有一點哀傷之情？

我們也並不一定要效法美國，效法效法德國，效法效法日本，也是自救之道。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和日本復興之快，真是可怕。中國同胞研究他們所以這麼快爬起來，發現了很多原因，若馬歇爾第四點計畫焉，若韓戰焉，若他們的工業基礎焉，聽起來有這麼一個印象，好像他們復興都是靠的運氣。嗚呼，大家似乎忘了一點，戰敗後的德國和日本，固然成了三等國家，可是他們的國民卻一直是一等國民，擁有深而且厚的文化潛力。好像一個三頭六臂的好漢，冬的一聲被打暈在地，等悠悠甦醒，爬起來拍拍屁股上的灰，仍是一條好漢。而我們這個三期肺病的中國，一時站到世界舞台上，不可一世，可是被冷風一吹，當場就連打三個偉大的噴嚏，流出偉大的鼻涕，有人勸我們吃阿斯匹靈，我們就說他思想偏激、動搖國本，結果一個倒栽蔥，兩個人都架不起。

孫先生顯然對未來感到隱憂，不過，「欲知來世果，且看今世因！」今世充滿了自滿自傲，絕不會有一天成為真正的大國，敬請放一百二十五個心可也。但孫先生的隱憂卻發人深省，嗟夫，中國淪落到今天這種地步，真應該父母兄弟，抱頭痛哭，把過去的一切都搬出來檢討。然後，吸鴉片的戒掉鴉片，吸海洛英的戒掉海洛英，推牌九的戒掉牌九，偷東西的戒掉偷東西；包妓|女的立即把妓|女遣散，病入膏肓的立即送進醫院，害花柳病的立即打六〇六，斷手斷腳的立即裝上義肢；然後，一齊下田，耕地的耕地，播種的播種，挑土的挑土，澆水的澆水，這個家才能夠興旺。如果大家只會張著大嘴瞎嚷，而嚷的只是我們從前是多麼好呀，恐怕只能限於過去好，現在可好不了，將來更好不了。

「謝謝你」給我的威脅，跟「對不起」給我的威脅，同樣沉重。世界上竟有人把唾沫浪費到這兩句話上，實在難以瞭解。柏楊先生雖然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可是到了美國，要想逃出這兩句話的網羅，卻比登天都難，你越踢騰，他越「謝謝你」。照相朋友照完相你再穿腸而過，他們固然「謝謝你」，就是去買東西，東西到手，他們也要向店員「謝謝你」（換在中國，不要說顧客啦，就是店員能說聲「謝謝你」，天花板都會感動得塌下來），銀行提款，櫃檯老奶眼睜睜看你把白花花銀子拿走，也會「謝謝你」（讀者老爺不妨到中國銀行打個轉，便知端詳），到衙門辦事，臨走把證件交還你時，也要「謝謝你」（貴閣下到咱們中國各衙門試試，包管你立刻發思洋之幽情），一旦開快車或不該轉彎處硬轉了彎，警察老爺交給你罰單，也要「謝謝你」（台北街頭開罰單的結果，恐怕是一個板起晚娘臉，一個口吐三字經）。在洛杉磯時，吾友周光啟先生帶我去停車場開車，臨出大門，繳出銀子，取回單子，他也冒出一句「謝謝你」，我訓勉曰：「老哥，禮多必詐，你不給錢，他放你一馬呀，有啥可謝的？」他想了半天也沒想出非謝謝不可的理由。可是第二次再去，他「謝謝你」如故，把我氣得要死。

一盤散沙的意義是不合作，我們說不合作，不是說中國人連合作的好處都不知道。咦，不但知道，而且知道個徹底。醬缸蛆先生忽然發了罡氣，他能寫上一本書，引經據典，大批出售古聖古賢以及今聖今賢關於合作的教訓。柏楊先生如果也發了罡氣，我同樣也能引經據典寫上一本書——不但寫上一本書，簡直能寫上一火車書。但問題是，不管經典上合作的教訓如何茂盛，那些教訓只止於印到書上，行為上卻不是那麼回事。

然而，最可怕的還是，大小飯鋪，也要排隊，這就太超出我偉大的學問範疇。自從盤古開天闢地，從沒有聽說飯鋪也要排隊的。柏老在舊金山第一次到飯鋪吃飯，一走進去，就被老妻拉出。嗟夫，根本無隊可排，當然大步進場，拉來拉去怎的？誰知道即令鬼也沒有一個，也得站在那裡，等待侍女像領屍一樣領到座位之上。如果沒人來領，就是當場餓死，也不能越雷池一步。印象最堅強的，是大峽谷之夜，好不容易找到一間晚上仍開張的小館，那小館倒皇恩浩蕩，特免排隊，但客人們必須先到櫃檯登記尊姓大名，然後蹲在門口聽候傳喚。侍女老奶一出現，大家把她當作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聖母瑪璃亞，張著祈求盼望的大眼，惶恐不迭的望著她。聽她張金口、吐玉音，傳喚某某先生可進去啦，某某先生和他全家大小，立刻歡聲雷動，大喊大叫。咦，何必多這一道手續乎哉。台北就絕對不是這種景氣，一群餓殍殺到飯鋪，明明客人已滿坑滿谷，照樣深入虎穴，揀一張看起來杯盤狼籍，快要吃完了的桌子，把它團團圍住。桌上食客對這種陣勢，早已司空見慣，任憑餓殍們怒目而視他們的尊嘴，他們的尊嘴仍細嚼慢咽，氣不發喘，面不改色。最後，興盡而退，餓殍們升級為座上客，另一批新餓殍又洶湧而至，再圍在四周，恣意參觀。非洲草原上胡狼歪著脖子看鱷魚大嚼的鏡頭，重新上演，好不刺|激。

嗚呼，真不敢想像，如果上帝老爺一旦大發神威，把中國人「崇洋」所得到的東西，全部抽掉，不知道中國還剩下了些啥？番天印朋友鼻孔冒煙曰：「難道我們連做人處世也要學洋人？」咦，真是一個漿糊罐，這還要問，我們在做人處世上，當然更要崇洋，更要學習洋人的優點，但這跟媚外又有啥瓜葛？中國在政治制度上，崇洋已崇到過了頭，首先就把五千年帝王世襲傳統一筆勾銷，猛學洋大人的投票選舉。接著把封建制一腳踢，猛學洋大人的民主政治。在經濟制度上，摒棄五千年的重農輕商，猛學洋大人的工商第一。更拋棄五千年做官為唯一途徑的人生觀，猛學洋大人多層面結構。在文化上，整個大眾傳播工具，包括報紙、電視；整個藝術創作，包括小說、詩、話劇、繪畫、音樂，又有哪一樣不是崇洋崇得暈頭轉向。可是，豈全國上下都死心塌地的媚了外？

中國有五千年悠久的歷史和龐大的國土，中國人理應見多識廣，充滿深厚的氣度和胸襟。卻有這麼多恐龍型人物晃來晃去，好像參加恐龍競技大會，各顯各的神通。跟我們深厚的文化背景，如此的相悖，實在教人越想越糊塗。沾沾自喜和浮誇膚淺，只有使一個人陶醉在自己的影子裡，惹人生厭生畏，自己卻再不能吸收任何新的東西，再沒有長進。大多數人都如此，中國殆矣。

所謂「好」，似乎不是指東西好，大概再偉大的醬缸蛆，都不好意思說穿草鞋比穿皮鞋好，用丈八蛇矛比用機關鎗好，騎牛騎驢比開汽車坐飛機好。所以，古時候啥都好者，可能限於四個節目（但這四個節目卻是大節目，已夠中國人奄奄一息），該四個節目者，曰「人好」「事好」「書好」「名好」。夫「人好」者，不用介紹，大家的口頭禪就是：「人心不古」，這口頭禪真是口頭禪，只要有人稍微碰他一下，這口頭禪就會像吃了屁豆似的立刻放之。既沒有經過大腦，也沒有經過心臟。蓋他閣下已一口咬定古人都好得頂了尖，不但不會坑他騙他，甚至當他坑了古人騙了古人的時候，古人還要溫柔敦厚的向他獻旗感恩。古時候的好人說起來車載斗量，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連孔丘先生都服貼的，莫過於唐堯帝伊祁放勳先生，他連國家元首都不幹，而把寶座像燙山芋似的拋給姚重華先生。姚重華先生也是好人大學堂畢業的，在幹了四十八年帝王后，又把那玩藝拋給姒文命先生。然而他們還不算了不起，了不起的是許由先生，一聽說有人教他當皇帝，就好像誰向他念了三字經「幹你娘」，趕忙跑到亞馬遜河，把耳朵洗了個乾淨。

中國人根本沒資格抨擊美國白人種族歧視，目前——二十世紀八〇年代，美國應該是世界上種族歧視最最輕微的國家之一。環顧寰宇，大國小國，強國弱國，二十個巴掌都數不完，恐怕也只有美國一國，還肯繼續接納中國人，假使沒有美國，那些想出國移民想得如醉如癡的中國同胞，還有啥地方可以投奔？這可不是說美國白人真的表裡如一的沒有種族歧視，更不是說對中國人沒有種族歧視，而只是說，中國人不但有比種族歧視還要低層面的地域歧視——任何一個高度文明國家中，地域觀念都日趨泯滅，代之以政黨利益！你聽說過維吉尼亞人排斥阿利桑那人？又聽說過九州人排斥四國島人？而且，中國人的種族歧視，比起美國人的種族歧視，恐怕更變本加厲。「炎黃子孫」加「大漢天威」，「非我族類」加「其心必異」，別人活命的機會，微乎其微。

就在吳黌先生表演一手之後的次月——三月，司機老爺許萬枝先生，也有表演。他開的是遊覽車，滿載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堂的學生，作畢業旅行。行駛途中，車掌小姐照例介紹她自己和司機，當介紹許萬枝先生時，稱讚他是最好的司機。許公龍心大悅，而且為了表示他確實與眾不同，就在危險萬狀的山路上，放下方向盤，舉起雙手，向大家抱拳，一方面答謝服務小姐的推薦，一方面向大家展示他優美的駕駛技術，已到了神奇入化之境，雖不用方向盤，照樣可以開得四平八穩。當他抱拳的剎那，全車人都出了一身冷汗，有人更喊出聲音。但許公神色自若，並且對那些喊出聲音的膽小鬼，嗤之以鼻（有沒有像江湖郎中踹嬌妻那樣踹了乘客幾腳，報上沒有記載，不便瞎猜），蓋那太傷他的自尊心啦。於是，到了梨山附近，左撞右撞，終於把車子撞到萬丈深淵，十七位大學生死亡。

柏楊先生這些時吉星高照，忽然間也遇到了這種蓋世奇寶，不過時代不同，現代化的「番天印」不叫「番天印」，改名換姓，另行修煉，而叫「崇洋媚外」。只要「崇洋媚外」這句話被現代殷郊先生隆隆祭出，比三千年前的「番天印」，還要雷霆萬鈞。洛杉磯一次聚會上，我正頭頂石臼，努力演唱，一位聽眾老爺忽然傳來一張字條，上面寫曰：「老頭，想不到你竟崇洋媚外，認為美國一切完美，而美國絕不像你想像中那麼完美。」稍後，洛杉磯《南華時報》刊出鐸民先生一文，其中一段曰：「崇洋媚外觀念，應該猛批。柏楊老頭也像許多剛踏上美國本土的老中一樣，迷失在這個社會表象的美好之中，先是自慚形穢，接著是妄自菲薄。假如他能夠待上個三年五載，相信觀感必會大不一樣。」

台北國泰寶通大樓固然沒有紐約帝國大廈那麼高，但風力的遞增定律，卻是天下一樣。該大樓現在是新蓋的，還沒有跟颱風老爺碰過面。而且即令撐過一次兩次，柏老也不相信那細細的窗軸能長期抵抗日夜不停的高空的強風，萬一表演炸彈開花，別人的態度如何，我不知道；我自問可是誓不敢當。於是又想不通，當初設計的工程師老爺，為啥不為窗外人想一想。

前一則新聞刊出後，報上就有正人君子寫文，譏諷吳增忠先生「小題大作」「庸人自擾」「神經病兼莫名其妙」。後一則新聞在編輯老爺的標題上，可看出中國人的典型反應，標題最後兩行曰：「縣府與鎮所承辦人都被拖下水」「附近四十家違建戶亦跟著倒楣」。意思很明顯，承辦人都清白無辜，硬被劉黃歆歆女士「拖」到泥漿裡。而違建戶本來快樂非凡的，也硬被劉黃歆歆女士檢舉得無家可歸。咦，賊老爺正在小館大吃大喝，警察老爺可千萬別動手，一動手就是「拖」他下水，教他倒楣矣。

在歷史上，「祖宗家法」成了豬八戒先生的五齒鈀，對任何改革，用五齒鈀當頭一築，就能把人築出腦門癰。嗚呼，現在學堂裡，都是學生坐著聽，教習站著講，蓋學生太多，而且一天站上五六個小時，真能站成香港腳。而古時候私墊，卻硬是教習坐著講，學生站著聽。這是我們這個自吹為禮義之邦的規矩，可是這規矩到了宮廷那種獸|性多人性少的地方，就變了花樣。卻是皇帝學生孤零零一個人坐著聽，大臣教習呆愣愣一個人站著講。宋王朝時，韓維先生曾建議教習也應該坐，這請求並不過份，可是想不到喝尿份子劉邠先生馬上反對。後來程頤先生也建議教習該坐上一坐（他閣下雖然也是一個醬缸蛆，卻為了自私，倒也明白了一陣），鬧嚷嚷了一陣，屁股仍沒著落。蓋這玩藝是祖傳的家法，動不得也。

傳播工具和文學上直接暴露種族歧視，正是鬧得天下皆知，使人心驚肉跳。健康強壯的社會，建立在人民健康強壯的心理上，他們有智慧尊重事實，有勇氣承認錯誤，有能力加以改正。種族歧視是一樁事實，也是一樁錯誤，美國人正藉著他們的智慧和勇氣，尋覓妥善的解決之道，他們理性的採取種種步驟，使種族歧視慢慢減少，期於根絕。

——一個女孩子的虛驕，柏楊先生就得為她贖罪。幸虧我注射的不是含有劇毒的六〇六，如果是六〇六，當場就在她玉足前滿地打滾矣。

有些人似乎害著翹尾巴瘋，一談到美國，尾巴就翹起來曰：「美國的文化太淺！」（也有說「沒有根基」的，也有說「沒有深度」的，反正他們那玩藝沒啥。）美國文化是不是淺，是另一個問題，即令他淺啦，我們才更不好意思。好像書香世家的破落戶，披著蔴片，蹲在破廟裡，仰仗著別人殘茶剩飯過日子，卻嚎曰：「俺祖父大人當過宰相，他祖父大人不過是一個掏陰溝的。」不但不滿面羞愧，想想自己為啥窮？反而洋洋得意對方出身不高。嗚呼，真是奇事處處有，只有中國多，這句話應該是別人挖苦我們，而且誰要是這麼一提，都得打上一架！現在自己卻往外猛冒，實在是虛驕過度，一時轉不過彎。

柏楊先生沒有力量反對百分之九十一，百分之八十五，以及百分之八十。但我老人家可要向那些不甘受辱的學生老爺，提個秘密建議，如果打到你頭上，你雖不能起而抗暴，但你應該跟柏楊先生對侯仰民先生一樣，記恨在心，來一個大丈夫報仇，十年不晚。有些好戰份子的教習，可能發狠曰：「我就是打啦，十年後見。」對這種地頭蛇，你就應該更永遠不忘，給他來一個真的十年後見。

托爾斯泰先生有一次向一個乞丐施捨，朋友告訴他，該乞丐不值得施捨，因他品格之壞，固聞名莫斯科者也。托先生曰：「我不是施捨給他那個人，我是施捨給人道。」

——鐸民先生在「自慚形穢」下，緊接著「妄自菲薄」，這兩句話同樣沒有因果的必然關係。自慚形穢固然可能妄自菲薄，但也可能矍然醒悟、發憤圖強。日本老爺的明治維新，就是這麼搞起來的。情緒激動的夾纏，屬於風火輪戰術，中國人特質之一。

您打破了醬缸，您要帶領我們（您看，我又患了烈士情結），當然我也用我能力所及去影響，傳播美的中國人的信念及方法。

羅明鑒說，外籍人士不一定會寫中文，郵局上項國內涵件應注中文地址的規定，應僅指國人相互通信而言，對外籍人士投寄未附註中文地址的信封，照理仍應立即按照所寫英文地址投送。

任何一個社會和任何一個人，多少都有點崇拜權勢，但似乎從沒有一個社會和從沒有一個民族，像中國人對權勢這麼癲狂，和這麼融入骨髓。任何一個社會和任何一個人，也多少都有點自私，但同樣的也從沒有一個社會和一個民族，像中國人這麼自私到牢不可破。這話聽起來有點憤世嫉俗，說出來也覺得危機四伏，可能惹起愛國裁判大怒，亂吹哨子。不過理是應該說的，不是應該怒的。

情緒化的番天印「崇洋媚外」，是語意學上的差誤，經不起思考，經不起分析。鐸民先生曰：「假如在美國住上三年五載，相信觀感必會大不一樣。」這是可能的，但也不見得。我們盼望中國的武器更精密，要求崇洋學習。我們盼望中國的工商管理得更有效率，要求崇洋學習。我們盼望中國人一團祥和，要求崇洋學習說「對不起」「謝謝你」。我們盼望中國人排隊，要求崇洋學習一條龍。我們盼望中國人尊重斑馬線，要求崇洋學習嚴守交通規則。我們盼望中國人過彈簧門緩緩鬆手，以免後面的人腦震盪，要求崇洋學習佇立以待。我們盼望中國人都有開闊的俠情，要求崇洋學習笑容滿面，樂於助人。我們盼望中國人身體健壯如牛，要求崇洋學習把時間花在運動上，不花在窩裡鬥上。——這一切，怎麼扯上他媽的媚外？面對彬彬有禮的洋大人，我們難道不自慚形穢？反應該「不忘本」到底，橫眉豎目到底。古書曰：「知恥近乎勇。」死不認錯只要情緒衝動，捶胸打跌，就可功德圓滿。而知道啥是羞恥，不但需要勇氣，更需要智慧。

您的分析使我心折，要想從中國人口中聽到一聲對別人讚美的話，那可比登天還難。當然也有對別人讚美的，可是往往是政治性的——不是言不由衷，虛情假意，就是不知所云，對一匹馬努力誇獎牠的角真漂亮。大多數中國人都生活在使人作嘔的自卑情緒之中，沒有能力發掘別人的優點，也沒有能力欣賞別人跟自己相異之處。如果一不小心讚美了別人，立刻就會發生下列反應：

然而，這並不是柏老的主要意思，主要的意思是，這次調查結果，願打的跟願挨的，所佔比率竟如此之高，使人沮喪。夫教育的目的在培養人性的尊嚴和榮譽，而今大家居然有志一同，都醉心於摧毀人性的尊嚴和榮譽，可說是教育界二十世紀十大醜聞之一。說明醬缸的深而且濃，即令政府出面幫助，有些人仍難自拔。也說明我們教育畸形發展，已到了倒行逆施的地步。越想越毛骨悚然，嗟夫。

請讀者老爺注意，從第一碰到作鳥獸散，我們聽不到一聲「對不起」。博大精深的「死不認錯學」，在這件街頭小景上，充分發揚光大。所以柏楊先生認為中國同胞已喪夫了說「對不起」的能力，每個中國人都像一個火焰噴射器，只有據「力」力爭的勇氣。

人有嫁其女而教之者，曰：「爾為善，善人疾之。」對曰：「然則當為不善乎？」曰：「善尚不可為，而況不善乎？」

以權勢崇拜為基石的五千年傳統文化，使人與人之間，只有「起敬起畏」的感情，而很少「愛」的感情。寫到這裡，準有人嚎曰：「我們有『仁』呀！」提到「仁」，話就得分兩方面說，一方面是，有「仁」固然有「仁」，但也只是書上有「仁」，行為上「仁」的成份實在稀薄，所以我們動不動就拉出來亮相的「仁」，只能在書上找，很難在行為上找。另一方面，「仁」似乎並不是「愛」，「愛」也似乎並不是「仁」，「仁」是當權派對小民的一種憐恤和同情，乃施捨的焉，賜予的焉，表示慷慨大度的焉，幼稚園教習對小孩子的焉。事實上是，人與人之間充滿了「恭敬」和「恐懼」。有些是由敬生懼，像孩子對父親。有些是由懼生敬，像娼妓對嫖客，像大臣對皇帝，像小民對官吏，像囚犯對獄吏。君不見朱全忠先生當了皇帝後大宴群臣的節目乎，他哥哥朱昱先生罵曰：「老三，你這樣造反，不怕滅族呀？」弄得不歡而散，史書上立刻稱讚他哥哥是大大的忠臣，其實他哥哥只是恐懼「滅族」而已。正史上這種節目多的是，任何一件事情，如果剔除了恐懼的成份，剩下的感情，就不堪聞問矣。《紅樓夢》上，賈寶玉先生對林黛玉女士曰：「我心裡除了俺祖母、俺爹、俺娘外，就只有妳啦。」我老人家一直疑心這話的真實性，說賈寶玉先生愛他的祖母，愛他的娘，一點不假，如果說他也愛他爹，恐怕問題重重。全書中就是用顯微鏡找，恐怕都找不出一星點愛老爹的跡象，而全是恐懼。一聽爸爸叫他，就如同五雷轟頂，一個孩子對父親竟是這種感情，在潛意識裡，他恐怕巴不得老頭早死。

台北名鴇何秀子女士服毒自殺，新聞轟動，遇救後在她的寓所招待記者，控訴非管區的警員和組長對她的騷擾。這一控訴出了麻煩，第一個嚴重的反應是警察局長，表示非取締她不可。古之時也，「為政不得罪巨室」，今之時也，「開妓院不得罪警察」。現在把三作牌的臉撕破，再想繼續下去，前途不卜可知。第二個嚴重的反應是，有兩位專欄作家在報上提出義正詞嚴的攻擊，主要的意思是：一個開妓院的竟敢堂堂皇皇的招待記者，成什麼話？

僅看紙上作業，中國是禮義之邦。但在行為上，我們卻倒退到蠻荒。

印第安人為啥排斥現代化的西洋文明，有人說他們始終懷恨白人的罪行，有人說他們的民族天生僵固，沒有接受新觀念新事物的細胞。這兩種原因都有點怪，因懷恨而拒絕接受敵人的制勝法寶，可謂其蠢如豬。因天生缺少力求上進的細胞，可謂其情堪憐。但至少有一點致命傷是明顯的，可能因為生理上的緣故，印地安同胞之酗酒，似乎比台灣山地同胞，還要ｈｔｔps://m•ｈｅtｕｂｏｏk•cｏm.ｃom兇猛百倍。富蘭克林先生在他的自傳上，曾喟然歎曰：「酒毀滅了印地安人，但沒有酒，印地安人寧願死。」柏楊先生沒有資格作深入分析，只是說明，無論啥原因，結出的果實都是一樣的。我老人家在芒特瑪古堡，看到印地安廢墟，和他們用野草編織的籮筐，六百年後今天的成品，跟六百年前昔日的成品，色彩圖案，一點沒有分別，不禁老淚縱橫，似乎看到，陰風四起，黑雲漸布，日暮途窮，蒼茫朦朧，一幕即將來臨的巨大悲劇，正在死寂的氣氛下進行。可能千年，也可能只幾百年，當他們被逐出保留地之日，也就是這個古老民族全族覆滅之時。連上帝都救不了他們，除非賜給他們吸收現代文化的靈性。而迄今為止，上帝仍沒有賜給。反而，卻像《聖經》〈約書亞書〉上所說的，決心使他們：「沒有一個留下，將凡有氣息的，盡行殺滅。」

一旦學生對「排隊打手心」都不在乎，羞恥心便蕩然無存，體罰也失去被認為「好」的一面的意義。考試有標準答案，不合規格的就要受到暴力鎮壓，孩子們的自尊、靈性，和最可貴的想像力，恐怕全部斲喪。至於有百分之二十九的教習，因為教育部嚴禁體罰，就「心灰意冷，不管教學生」。一個從事教育工作的文化人，如果不准他施展把學生打得鬼哭神號的手段，就束手無策，怠工棄守，教育部應請他們捲鋪蓋走路，介紹去賭場當保鑣。

嗟夫，太多的中國人，身上都是倒刺，肚子裡全是仇情敵意。愛國之士最喜歡自詡中國是禮義之邦，我想僅看紙上作業，古書上倒是說過，中國確是禮義之邦。但在行為上，我們的禮義卻停頓或倒退在一片蠻荒階段。如果不能實踐禮義，再寫三千萬本書，再寫三千萬篇文章，蠻荒仍是蠻荒。

於是，使人又想起當年的另一往事，十年之前，吳廷琰先生以小民身份，經過台北，返回越南，張君勱先生有一介紹信給某大官，告以吳先生有掌握越南政局的可能性，為奠立兩國友好合作之基，他建議應盛大招待。結果似乎比對魯斯克先生更慘，第一、盛大招待沒關係，但他將來萬一沒有前途，我們交這種朋友算啥？而且看他的模樣，不像有啥苗頭。第二、憑隨便一個沒有官位的小民介紹信，便盛大招待，豈不提高該小民在海外的地位？於是，吳廷琰先生只好在松山機場冷冷清清，度其過境時間，連鬼都沒有一個去瞧瞧他。

——事實上美國的「謝謝你」，跟「對不起」一樣，已成為民主生活的一部份，連剛會講話的小娃，媽媽給他擦屁股，都會說「謝謝你」，這使得它發展到氾濫之境。貴閣下看過強盜搶銀行的鏡頭乎，彪形大漢掏出手槍，教櫃檯老奶把銀子裝了個夠，然後脫帽曰：「謝謝妳。」這才撤退。不過，柏老的意思是，寧可氾濫，也不要被乾屎橛塞死。

我們對這種現象，沒啥可說，只是提醒一點，在如此強大的殖民地意識、洋奴意識壓力下，中國人的嘴臉，已經大變，變得可憎！

——怒吼的不僅這麼一位老漢，而是很多老漢，事實上很多小漢也同樣怒吼，就使我老人家的血壓大增。

用不著再搬孔孟學說，來證明中國人如何好客，如何待人。那一套早已死絕，和現代人的思想行為，根本是兩回事。官兒們尤其如此，混世混到如此現實，如此膚淺，對手裡沒權沒錢的人，一律看不起，等看得起的時候，已來不及。魯斯克先生過境而不入，能怪他乎？

人人都說中國有五千年文化，有五千年文化當然有五千年文化，但一切光榮都屬於過去，誠如德國名將魯登道夫先生看了《孫子兵法》後曰：「我佩服中國人，但我佩服古代中國人，不佩服現代中國人。」

孔丘先生有一段話，是躲禍消災的最高準則，其話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摘自《猛撞醬缸集》

趙母嫁女，女臨去，教之曰：「慎勿為好。」女曰：「不為好，可為惡耶？」母曰：「好尚不可為，其況惡乎？」

大多數中國人仍在努力的「不忘本」，努力的不團結，努力的窩裡鬥——無論天涯海角，只要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慘烈的窩裡鬥。聽說美國有個機構，專門研究中國人的這些特質，為啥對白人那麼馴服，而對自己同胞卻像殺手？自從華青幫龍興之後，唐人街很多中國餐館受不了這種東風西漸，就重金禮聘一位白老爺，往櫃檯一坐，好像避邪丸一樣，華青幫就不敢上門。這是低知識層面。而高知識層面，大概薑是老的辣，表現自然更出類拔萃，同在一個大學堂教書，又同是從中國來的，按情按理，應該相親相睦，如足如手。直到柏老身臨其境，才發現天下事竟然真有不情不理的。學堂名稱和當事人姓名，可不能寫出來，寫出來準被活埋。那些「學人專家」兼「專家學人」，寫起文或講起演，呼籲團結，文情並茂，連上帝都能為之垂淚。可是他們相互間卻好像不共戴天，甲老爺請我老人家下小館，絕不邀請乙老爺參加。丙老爺一聽我在丁老爺家打地舖，立刻聲明不交我這個勢利眼朋友。從戊老爺那裡出來，請他開車送一程到己處，你說啥？去找那小子？你走路慢慢練腿勁吧。

另外，中國人的成功，光宗耀祖的只是他們那一家人，那一族人，那一姓人。旁的人分享不到他的那份榮耀，他成功是他的事，所以我成功以後也是我的事，與旁人無涉，與他人無關。

現在，他們還可以在保留地馬馬虎虎過日子，過的是兩三百年前美國西部武打片上差不多的日子。可是，不知道酋長老爺想到沒有，一旦有一天（這一天不是不可能來臨），美國人口急劇的增加到十億——別說十億啦，十億能嚇死人，假如美國人口急劇的增加到三億四億吧，第一件事，你敢跟我打賭乎哉，恐怕就是把印地安同胞驅逐出保留地，趕到落磯山區，在那裡，深雪沒脛，無盡荒山，他們在草原上的古老求生技能，排不上用場，最後只好全體餓死。蓋那些保留地的貧瘠不毛，在現代科學技術之下，開水利、施肥料，都會變成良田。目前美國政府還不在乎，到那時候，可要非常在乎矣，美國政府絕不可能永遠允許印地安人佔著毛坑不拉屎，蹧蹋那些土地。這是遠慮，而遠慮基於近憂。前已言之，近憂是他們頑強的堅持他們那種故步自封的傳統文化。舉個例子說吧，直到今天，他們都不尊重法律，也不相信法律，仍繼續幾千年來的勇敢內鬥，部落與部落間經常仇深似海，不可開交。美國政府前去干預，酋長老爺曰：「這是我們自己的事。」好吧，悉聽尊便，只要不妨害白人安寧，你們即令把自己人殺了個淨光，都沒關係，白人樂於看到天然淘汰的成果。

提起來效法別人，臉上有點掛不住，大丈夫固應該頂天立地，轟轟烈烈，讓別的小子又羨又妒。問題是，這種場面，在漢唐之時，確實是有的，可是時背運停，洋大人紛紛崛起，打也打不過，罵也罵不贏，只好往事如煙。現在唯一的辦法只有學學他們那一套，而且也只有這一條路可走，如果靠一口虛驕之氣，像河西走廊那位老太婆一樣，一股勁直往炕沿伸既醜又臭的小腳，以表示過去纏得好、纏得妙，則只有走另外一條路，該路是一條抵抗力最小的路，直通死亡之谷。

——一切一切，只想到自己，沒想到別人；只想到自己的利益，沒想到別人的利益；只要自己家裡一塵不染，不管公眾場所如何髒亂；只要自己舒服，別人就是栽倒到他的臭鞋大陣之中，氣絕身亡，他也毫不動心。

虛驕只是暈暈忽忽的自滿——自我陶醉，自我意淫，蒙著被子胡思亂想。孔丘先生當年費了好大的勁，才發明了「古」的種種，然後託古改制。現代中國同胞不費吹灰之力，就有個美利堅合眾國擺在眼前，可以看得見，可以摸得著，還可以鑽到裡頭研究研究，體驗體驗，為啥還用虛驕之氣，把這個活榜樣拒之於千里之外？

我最大的心願是：願中國最早成為禮義之邦。這話聽起來有點刺耳，一位朋友吹鬍子曰：「依你的意思，中國現在是冒牌的禮義之邦啦。」柏楊先生曰：「我可不是這個意思，我的意思是，中國現在還沒有資格當冒牌的禮義之邦，而簡直是原始的蠻荒之邦。」一言未了，我順手把小板凳塞到他的屁股底下，他才算沒有昏倒在地，只坐下來發喘。我想，發喘的愛國之士，一定層出不窮，這就空口無憑，必須請貴閣下不要用情緒作直覺的判斷，讓我老人家先領你參觀參觀。

十二年之前，台北上演一部好萊塢電影（片名已忘之矣，好像是「聖盃」，不敢確定），最精采的一段是江湖郎中表演空中飛人。他閣下本來有一套精密設計的裝備，那是一對結實的輕金屬翅膀，綁在兩臂上，就可跟鳥一樣滿天亂飛。可是當他一上檯面，面對皇帝老爺的隆重介紹，和黑壓壓一片群眾的歡呼，就忽然尾大起來，翅膀也不要啦，一直奔向樓梯，往塔上爬去。害得他那美麗妻子，在後面苦苦的追趕哀號，告訴他沒有翅膀不行。江湖郎中不但不聽，反而認為連自己老婆都唱反調，都拆自己的台，是可忍，孰不可忍，就暴跳如雷，用腳猛踹嬌妻攀登而上的玉手，幾乎把她踹下跌死。但她仍尾追不捨，一直到了盡頭，江湖郎中把蓋子一蓋，嬌妻只好掩面痛哭。接著是江湖郎中高立塔頂，群眾的狂熱使山搖地動，他的信心更如火燒，張開雙臂，仰面向天，朗聲誓言：「沒有翅膀，照樣可以飛。」於是，姿勢優美，凌空而下，只聽噗通一聲，跌成肉醬。

印地安人酋長「傑克上尉」有一段沉痛的話：「你們白人沒有打垮我，打垮我的，是我們自己的族人。」白人也沒有排斥中國人，使中國人處於困境的，是中國人自己。

話說，美國國務卿魯斯克先生決定不來台北矣，對中華民國政府眼巴巴的邀請，拒絕詞雖然婉轉得無懈可擊，但不肯來的事實卻斬釘截鐵。嗚呼，這就教人忽然想起當年的往事，想當年甘迺迪先生奉天承運，剛坐上總統寶座，魯斯克先生尚是一位對中華民國不太友好的小民，一個小民妄議國家大事，已夠荒謬，而更荒謬的還是他竟寫了一封信給在台北的某一位立法委員，要求來台北訪問，誠是天大的不知趣。某立法委員把信轉給外交部之後，是不是真的有人笑掉了下巴，我們不知道，但結果卻是知道的，假使對每一個唱反調的人都表歡迎，豈不人人都要唱反調乎？意料中的當然沒有下文。做夢也夢不到，風流水轉，有一天該魯斯克先生竟當上了國務卿，中華民國之官，不得不前倨後恭，不知這算不算優美傳統文化中的一條。

最主要的是，風力的強度，隨著高度而比例增加。比例的數字，柏楊先生一時想不起來（這非關記憶不好，如果你閣下欠我銀子，看我記得清楚），只彷彿記得，紐約的帝國大廈，如果地面是一級風，屋頂就是八級風，而八級風足可以把一個人像稻草一樣捲起來拋到半空，以致遊客們不得不像幼稚園一樣，「大家小手牽小手」。或戰戰兢兢，緊抓欄杆，膽小鬼還得用一條繩索綁住纖腰。

平常日子，我們都是朋友開車接送，威風凜凜，趾高氣揚。可是有一次卻抓了瞎，我和老妻從華盛頓中心區，坐地下鐵到春田鎮，春田鎮是地下鐵盡頭，必須再坐一程計程車，才能到請我們吃飯的朋友尊府。偏偏美國的計程車比柏楊先生身上的銀子還少，我們在車站東奔西跑，眼看天又漸晚，急得像兩條喪家之犬。一位年輕的美國朋友看出我們出了毛病，前來詢問：他是不是可以為我們效勞？真是傻瓜，這還用問。他就放下他的小包袱，站在馬路中央，眼觀四面，耳聽八方，最後攔阻了一輛，大概司機老爺趕著回家晚餐，硬是不肯，他閣下俯在窗口說了半天，才招手喚我們過去。等我剛想清楚，想問他一聲尊姓大名，他已揚長而去啦，若非他拔刀相助，看情形我們只好就在那裡打地鋪過夜。

得砍殺爾也不嚴重，頂多死翹翹。嚴重的是為啥外國都沒有這種景致，而中國獨有？沿梯而上，一堆臭鞋連一堆臭鞋，即令不得砍殺爾，也會得鼻腔癌。縱是現代化大廈，走出漂亮的電梯，首先入目的就是一堆臭鞋，實在百思不得其解。尤其是室內裝潢得跟凡爾賽宮一樣，金碧輝煌，卻狠心在門外堆起一堆臭鞋。這似乎包涵著一個嚴肅的課題——絕對的自私兼絕對的自卑。自私的是，把自己都不能忍受的東西，推到大門之外，教別人去忍受。把自己看了就心亂如麻的玩藝，推到大門之外，教別人去心亂如麻。把自己嗅了就會中毒的奇異怪味，推到大門之外，教別人去中毒。

《世說新語》上也有一則故事，也只簡單幾句，也恭抄於後：

當孫觀漢先生《菜園裡的心痕》在台北《自立晚報》上陸續發表的時候，該報總編輯羅祖光先生就挨過這麼一記悶棍。他的一位最要好的朋友，從兩百公里外的台中，巴巴打電話給他，吼之曰：「孫觀漢寫的文章，千言萬語一句話，無論是啥，都是美國的好，要說美國科學好，我還服，要說連美國文化也比我們好，我就不服，難道我們連做人處事也要學美國乎？太不像話，太不像話。」羅先生當時就在電話上勉之曰：「老哥，趕緊往醬缸外跳吧，再不跳你就成了醬缸蛆啦。」——順便聲明，「醬缸蛆」可就是羅先生這麼順口發明的，修理廟打板子時，務請認清屁股。

餐館是中國禮義最茂盛之處，也可以說，所有禮義的精華，全部集中在餐館的「二戰之役」。第一戰是「避位之戰」，有資格坐首席的傢伙——他就是主客，大都屬於位尊多金之輩。好像首席上埋伏一條毒蛇，該傢伙發誓不肯上坐，於是其他各色人等，包括主人在內，群起而推之，群起而拖之，群起而高聲吆喝之。該傢伙口吐白沫，抵死不從。有些人眼明手快，還來一個「先下屁股為強」，一屁股坐定，吶喊曰：「這就是首席啦。」有的於被搞大敗之後，只好委屈萬狀坐上去。等到首席坐穩，次席三席四席，每一席次，都要殺聲震天，鬧上十數分鐘或數十分鐘，才能塵埃落定。席間你敬酒，我敬菜，又是一番混戰，能把人累死，這且不表。表的是曲終人散，第二戰爆發，那就是「避門之戰」，大家像企鵝一樣，擁在門口，好像門檻之外，就是深不可測的陷阱，只要邁出一步，就會跌下去餵狼。於是，你不肯走，他也不肯走，坐首席的傢伙，這次拿定主意，縱被分屍，也不前進一步。又是一陣喊聲震天，該傢伙終於在掙扎中，被轟了出來，年老色衰之徒，立腳不住，還可能被轟得尊嘴啃地。

就在今年（一九八〇）三月份，報上刊出兩則新聞，恭抄於後：

「責備賢者」與「嫉妒」在本質上是一樣的，都是在雞蛋裡找骨頭，但形式上卻不相同，「責備賢者」因有美麗的外套，所以就更惡毒、更害人。嗚呼，我們給「賢者」的愛太少，而只一味的責備，責備，責備，責備，責備。

這只不過是屁例子，比屁還大的例子多矣多矣，中國專制政體下最後一次變法百日維新，就是毀到這五齒鈀上的，嗟夫。這個五齒鈀亂築中華民族，築了兩千年之久，築得流血抽筋，不成人形，只有出氣的份，沒有吸氣的份。迄今為止，殘餘的醬缸蛆和喝尿份子，仍堅決的主張繼續亂築，有人偶爾躲一躲，就立刻大喊大叫曰：「動搖國本。」嗚呼，這種國本，如果再不動搖，中華民族的生存，恐怕就要動搖。

對殭屍迷戀的第一個現象是：「古時候啥都有。」凡是現代的東西，古時候都有，原子彈有，輻射線有，飛機大炮有，汽車有，民主有，共和政治有，砍殺爾有，拉稀屎有，人造衛星有，公雞下蛋有，脫褲子放屁有，西服革履有，阿哥哥舞有，迷你裙有，等等等等，反正啥都「古已有之」，無往而不「有」。只要你能出一個題，醬缸蛆都能寫出一大串古時候都「有」的典故。既然啥都有啦，潛移默化，中華民族遂成了一個膚淺和虛驕的民族，蓋你那些玩藝都是俺老祖宗搞過的，有啥了不起？自己搬塊大石頭擋住自己的去路，只好在自己的太虛幻境裡，閉著尊眼，猛想美女如雲。

回到國內，心裡更沉重得像掛個秤錘，覺得事情必須弄個一清二楚，才能不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國慶日閱兵大典剛過，各位讀者老爺的記憶猶新，夫洋槍洋炮、洋鼓洋號、洋指揮刀、洋軍樂隊，哪一樣不是崇洋產物，可是，卻又哪一樣媚了外？地面分列式、空中分列式，更是崇洋產物，又跟媚外怎麼攀上內親？深入家庭社會一瞧，簡直更成了驚弓之鳥。寫稿也好，寫文也好，寫黑信告柏楊先生挑撥「人民」與「政府」之間感情也好，都只用原子筆、鋼筆而不用毛筆，原子筆、鋼筆（加上打字複印）固努力崇洋者也，與媚外又有何干？客廳也好，辦公室也好，公共場所也好，只坐軟綿綿的沙發，而不坐硬梆梆的長板凳，軟綿綿沙發固努力崇洋者也，跟媚外又有何干？上星期去一位朋友家串門，他當面吆喝我「崇洋媚外」，把我吆喝得發起酒瘋，找了個鎯頭，要把他家的抽水馬桶砸個稀爛。他太太苦苦哀求，我也不理，誓言跟崇洋媚外的抽水馬桶，不共戴天，等砸了抽水馬桶後，我還要砸電視機、砸收音機、砸電冰箱、砸瓦斯爐、砸電話、砸電燈……最後還是他家姑娘，大學堂畢業生，深中「崇洋」之毒，不知道敬老尊賢，不知道禮讓大義，而竟訴之於法，召來警察，把我轟出大門，才算結束這場鬧劇。否則，一鎯頭下去，他們可是住在十二樓的，全家屁股立刻就沒地方放。不過，想了半天，也想不出該姑娘有啥地方媚了外。

——回到台北，我仍繼續崇洋了一陣。不過，三天下來，就恢復原狀，非我意志薄弱也，而是每次停步扶門恭候，屁股後跟進的黃臉朋友，嘴裡都像塞了乾屎橛，沒有一個人說聲謝謝。我就卸手一鬆，管他媽的碰活也好，碰死也好。嗚呼，要想從中國人口中掏出一句「謝謝你」，恐怕非動用吾友豬八戒的五齒鈀不可。

——白人對歸化為美國人的落後民族，一向採取「厭而遠之」的態度。對印地安人如此，對中國人也是如此。就在華盛頓機場，曾上演一場鏡頭。吾友海倫女士，貌美如花、性烈如火，丈夫老爺麥卡菲先生，台北文化界人士，對他相當熟習，不必細表。表的是某一天，海倫女士在等飛機，站得兩條玉腿發酸，看見一個空位，就走過去坐下。不久一個中國人從廁所回來，發現座位沒啦，一臉不高興，跟她身旁另一位中國人用廣東話罵起大街，措辭骯髒下流，寫出來準吃風化官司，姑且找一句最文明的介紹，曰：「這女人的屁股怎麼不丟在你大腿上呀，偏丟在我的位置上，騷到我身上來啦。」想不到海倫女士是言語奇才，啥話都懂，她正氣憤中國同胞亂占座位，更氣憤中國同胞難堪的粗野。於是，一跳而起，用廣東話向他們回報，教他們注意自己的教養。二位廣東老鄉不但不對自己的失禮道歉（注意，中國人沒有道歉的文化），反而回罵起來。候機室霎時吵成一團，華洋黑白，一齊圍上來觀看奇景。白臉警察聞聲趕來，在一旁歪著尊脖，仔細欣賞。麥卡菲先生聽到嬌妻大發神威，趕忙奔來救駕，白臉警察攔住他曰：「老哥，這是他們中國人內鬥，咱們千萬別管。」麥卡菲先生曰：「老爺容稟，我不管不行，因為吵架的是我太太。」這則小故事可看出白人對中國人（無論你是華裔、華人、華僑），就是如此這般，跟對印地安人一樣，看成化外之民。

起畏的哲學使皇帝和臣民之間，官吏與小民之間的距離，一天一天拉大，皇帝的尊嚴真要：「升到三十三天堂，為玉皇大帝蓋瓦。」臣民的自卑，也真要：「死至十八層地獄，替閻王老爺挖煤。」這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的，也是中國必然要倒楣的一種氣質。

《封神榜》是中國的《伊利亞特》，神仙如雲，妖怪似雨，雖然最後都歸結於邪不勝正，但雙方打鬥過程，仍花樣百出，轟轟烈烈。《封神榜》神怪中最厲害的角色之一是殷郊先生，他閣下的番天印，乃天下第一等蓋世奇寶，只要口中唸唸有詞，喝一聲「疾」，該蓋世奇寶就被祭升空，砸將下來，不要說人的血肉之軀，就是喜馬拉雅山，都能一劈兩半。這還不算叫座，叫座的是連把法術傳授給他的師父廣城子先生，都無法拒抗，一見殷郊先生翻臉無情，祭起那玩藝，立刻魂飛天外，落荒而逃。

不知道哪個傢伙，大概是被稱為周公的姬旦先生吧，竟發明了宦官這門學問。男人雖是男人，生殖器卻是割掉了的，該一類朋友，有男人的用場，而沒有男人的危險，真是絕大的貢獻。故當皇帝的一直樂此不疲，為中國五千年優秀的傳統文化之一。嗚呼，「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我想活生生把男人的生殖器割掉，恐怕不算是仁，也不算是義。可是這種割掉生殖器的宮廷制度，五千年來，包括所謂聖人朱熹先生和王陽明先生在內，卻沒有一個人覺得它不對勁，真是怪哉怪哉。以中國聖人之多，道貌岸然之眾，又專門喜歡責人無已時，而對皇帝割人的生殖器，竟視若無睹，教人大惑不解。我想不外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雖然有人覺得不對勁，但因該事和皇帝的綠帽有關，便不得不自動自發，閉口無言。如果皇帝聽了他的建議，廢除宦官，找一批年輕力壯的小伙子代他看守美女如雲，恐怕綠帽繽紛，殺氣四起，屆時真的服巴拉鬆了斷。歷史上任何一個吃冷豬肉的朋友，雖名震天下，可是遇到皇帝割生殖器，就只好假裝沒看見。

為什麼中國人不肯多讚美、多欣賞，我想這大概與您所講的中國人不講真話有關，除此之外，中國人也不敢公開生氣，因為不敢公開生氣，所以也就不敢公開讚美。不敢愛，也不敢恨。

中國人際之間的關係，向來不流行這一套，而且恰恰相反，對樂於助人的人，一律花枝招展的稱之為「好事之徒」。膽敢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則現成的形容詞，就像響尾蛇飛彈一樣，尾追而至，咬定他「愛管閒事」，這種離經叛道之舉，必然的「別有居心」。所以，換到台北街頭，你就是蹲在那裡上吐下瀉，我敢跟你打一塊錢的賭，恐怕是沒人扶和圖書你一把。記得去年，柏楊先生跟一位美國朋友西格裡曼先生在台北看電影，一位觀眾老爺忽然口吐白沫，從座位上栽倒在地，電影院來了兩個人，把他架了出去，用不著多問，當然是送醫院去啦。誰知道散場後一瞧，他閣下竟原模原樣被扔到側門通道的水泥地上，好像他不是「龍的傳人」，而是從蚩尤部落捉來的俘虜，人潮雖然洶湧，卻無人為之駐腳，西格裡曼先生大為吃驚，歎曰：「中國人跟紐約人差不多啦，這麼冷漠無情。」

中國人是聰明的，但這聰明卻有一個嚴重的大前提，那就是必須「一對一」，在個別的較量中，一個中國人對一個洋大人，中國人是聰明的，好比說吳清源先生和林海峰，單槍獨馬，就殺得七進七出。可是一旦進入群體的較量，兩個中國人對兩個洋大人，或兩個以上的中國人對兩個以上的洋大人，中國人就吃不住兼頂不過。孫中山先生曾感嘆中國人是「一盤散沙」，嗚呼，用中國的一個沙粒跟洋大人的一個沙粒較量，中國的沙粒不弱於洋大人的沙粒，但用中國的一堆沙粒跟洋大人一堆沙粒做成的水泥較量，水泥可是堅硬如鐵。

虛驕之氣最大的壞處是自己給自己打堵牆，把自己孤立在水桶裡，喝得尊肚跟柏楊先生尊肚一樣的奇脹，於是就再也灌不進別的東西，頂多灌一些洋槍洋砲鐵甲船。至於更厲害更基本的文化——教育、藝術、禮義、做人的道理，和處世的精神，不要說再也灌不下去，簡直望一眼都會皮膚敏感。

嗚呼，古之時也，有些教習以站著伺候為榮。今之時也，有些學生以「排隊打手心」為榮。記得一九一〇年代，中華民國建立之初，一個遺佬爬到縣衙門前，露出雪白可敬的屁股，教他的家人打了一頓板子，然後如釋重負曰：「痛快痛快，久未嘗到這種滋味矣。」這比打手心的涵意，就又進一層。

不肯讚美，不敢生氣，愛說假話、謊話，可能這些都跟中國文化裡強調「內省」的功夫有關。中國人在中國文化的薰陶下，具有太多「闇諳」的性格，這種性格使人不敢愛，不敢恨，不能心懷感激，不肯犧牲（因為犧牲到最後他發現還是犧牲，犧牲是造成別人的成功，別人成功又不能變成大家的成功，成功不能成為度過苦難的結果，所以大家不肯犧牲，最壞的是，自己不肯犧牲，卻要人家犧牲，我名之為「烈士情結」）。中國的苦難就如此惡性循環。

殖民地意識下的社會，以母國的語文為最高級、最尊貴，和最神聖的語文。中國雖然沒有當過殖民地，但中國人有殖民地意識。留華學生白安理先生，義大利米蘭人也，在台灣八年，他發現他去店裡買東西，講中國話時，店員愛理不理，可是一講英文，店員馬上就變成了馬屁精。以致白安理先生雖然中文呱呱叫，當買東西時，仍是用英文。嗚呼，白安理先生也屬於少見多怪，固不僅店員如此，他如果到高階層打打轉，恐怕他會發現英文更威不可當。今年（一九七八）六月二十四日台北《聯合報》上，有一段新聞，一字不改，恭抄於後。

那位學生轉述這段話時，對傅先生充滿了尊敬。柏楊先生聽這段話時，對傅先生也充滿了尊敬。蓋中國人心中那塊隱藏的私慾，必須取消，這塊保留地一天不取消，自私心便一天牢不可破。「哀莫大於心死」，嗚呼，心死者，自私心牢不可破之謂。也有一種現象不知道讀者老爺注意到沒有，中國人講仁義說道德的嗓門，可是天下嗓門中最高的，聰明才智和判斷力，也可是天下第一流的。問題是，千萬不能碰到心裡那塊保留地，只要碰到那塊保留地，就立刻糊塗成一罐漿糊，什麼原則，什麼邏輯，都會女大十八變。

死亡比結婚，更是人生一件大事，一個人可能結很多次婚，卻只能死一次亡，那是生命的終結，永遠的終結。拋下他一生辛辛苦苦奮鬥的成果和至愛的親眷，撒手歸西。殯儀館是他旅途的最後一站，過此一站，便永遠停留墳墓中央。喪禮的氣氛，不僅莊嚴，更無限悲傷。古人「弔者大悅」，只是「悅」喪葬的儀式合禮，並不是高興他死得好、死得妙。然而，現在流行的喪禮上，經常出現一種現象是，弔客一進門，先到靈前鞠躬致祭，家屬在靈旁跪地叩頭，悲痛時還有哭聲，尤其是母老子幼的孤兒寡婦，哭聲更斷人腸。可是，該弔客一扭身，家屬哭聲還沒有停止，他就一個箭步，跳到另一個弔客跟前，大喜曰：「哎呀，柏老，好久不見啦，看你面團團若富家翁，把老朋友都忘啦。」柏楊先生也大喜曰：「我正在找你哩，總是被他媽的一些紅白帖子纏昏了頭，走，咱們找地方擺擺龍門陣。」走到門口，迎面又來一物，兩個冷血動物立刻蹶屁股曰：「部長大人呀，你老人家安好。」部長大人則點頭含笑，握手而進，兩個冷血動物顧不得走啦，正在尾追陪笑，其他弔客已一哄而上，禮堂也就變成了社交俱樂部。其實，即令沒有此一物駕臨，喪禮也是婚禮的翻版，弔客們很少懷著悲傷悼念的心情，差不多也都是前來逛廟會的。於是，結婚禮堂的鏡頭，在殯儀館中，重播一遍：「嘰嘰喳喳，人聲沸騰，約典禮後打八圈麻將者有之，約改天再聚聚者有之，至於敘敘離情，打聽打聽消息，感慨感慨年華老去，罵罵張三李四王二麻子，更屬平常。孤兒寡婦在靈旁頓首痛哭，聲嘶力竭，全世界沒有一個人聽得見，連他們自己都聽不見。」事實上，殯儀館既成了社交場所，自然呼朋引類。而呼朋引類，自然他鄉遇故知，自然笑容可掬。洋大人嘗抨擊中國人麻木冷酷，老羞成怒之餘，也只好發喘。嗚呼，殯儀館之地，孤兒寡婦傷心之地，上蒼痛心之地也。

危險的地方，千萬不要去。危險的社會，千萬不要住。天下如果太平，就出來弄個官。天下如果不太平，就趕緊保持距離，能溜就溜。國家大治，而你卻沒有弄個官，丟人；國家大亂，你卻弄了個官，也同樣丟人。

西方文明的特徵之一，是承認別人跟自己同樣的存在，同樣的應受到尊重，所以總是小心翼翼表達這種尊重。踩了你的尊腳固然「對不起」，實際並未踩到只不過幾乎踩到也「對不起」，咳嗽一聲固然「對不起」，打個其聲如蚊的噴嚏也「對不起」，正在談話他要去撒尿固然「對不起」，廚房失火，他要去救火也「對不起」。旅客們最常見到的節目是，你正努力照相，有人不小心從中間穿過，他們也要「對不起」。然而絕大多數的洋大人，一見你舉起照相機，都會像呆瓜一樣，停下來站著傻笑，等你按下機關之後再走。照相朋友如果是中國同胞，麻木已慣，不會有啥反應。照相朋友如果是洋大人，他們不甘寂寞，總是要開上一腔。這時候不再是「對不起」啦，而是「謝謝你」。

其他國家所沒有，唯獨台灣特有的，就是「臭鞋大陣」，不管去誰家，都要攻破臭鞋大陣，才能登堂入室。上得樓梯之後，第一眼看見的就是每家門口，都堆滿了臭鞋。我說臭鞋，只是觀感上的，既不能一一拿起來放到鼻子上，當然不敢一竿子打落一船鞋，說每一隻都臭而不可聞也。但如果說它奇香，也應該查無佐證。

其二：「板橋訊：一樁小小的違章建案，因為檢舉人鍥而不捨，於八年間，一共檢舉了四十次以上，致案情不斷升高。除承辦人員被處分外，連同附近的違建，亦可能被縣府拆除。本案檢舉人劉黃歆歆，於七十三年間，向台北縣政府檢舉新店文化路三十一巷九弄二號一樓住民鍾君，利用法定空地，私自增加客廳、廚房、儲藏室等違章建築，請台北縣政府依法取締。但台北縣政府並未積極處理。七十七年開始，劉黃歆歆轉向台灣省政府檢舉，而且將台北縣政府及新店鎮公所經辦人員，也牽扯進去，指該違建能夠領到鎮公所的雜項執照，及其後面建築物非法擴大建築基地，系有關人員枉法包庇的結果。台北縣政府調查：鍾君的房屋，系與附近十幢四十戶公寓共同使用一張建築執照，於七十年興建，七十一年完工，其中有一部份未按照核准配置圖樣施工。台北縣政府發給使用執照，顯然不合規定。另鍾君違建，新店鎮公所發給雜項執照，亦與規定不符。因之責令新店鎮公所吊銷鍾君違建執照，及追究承辦人員責任，並通知新店鎮公所及新店警察分局依法查報。至於未按圖施工部份，因時逾十年，對當時法令，已無法重查，暫免追究（柏老忍不住插嘴，這鬼話說得幼稚，十年前的法令，向檔案夾子裡一探頭便知，怎麼會『無法』重查？明明鼓勵有錢大爺，只要瞞得久，拖得長，違法就成為合法）。由於台北縣政府處理的太慢，處理的結果又不能滿意，劉黃歆歆仍不斷向台灣省政府檢舉，共檢舉四十次以上。台灣省政府最後的指示是：有關違建部份，應依法處理。未按圖施工部份，應由台北縣政府依發照當時有關法令徑行處理。劉黃歆歆在檢舉書中強調，她不斷檢舉本案，是為了端正政風。台北縣政府將來的措施，是否可以使她滿意，不再檢舉，猶在未定之天。」

最傷心的是，美國的很多中國飯鋪，也逐漸染上這種惡習，放棄了我們傳統的「看吃」文化。人人都說美國是一個自由國家，我的意見有點相反，僅只排隊，就能把人排得精神分裂。

福祿泰耳先生曰：「儘管我反對你所說的話，但我仍拚命為你爭取說話的自由。」而一些自命為民主的人士，卻用他們的大筆，封殺一個可憐女人的嘴，真使人如喪考妣。

托爾校長於四月二十四日，隨美國大學校長訪問抵華，在二十七日寫信給就讀紐約州立大學羅玉珍的家長，約定二十九日下午七時見面敘談，結果這封信五月初才送達羅玉珍家裡。

柏楊先生安居汽車間中，將近十月，頭頂之上，都是富貴之家，而就在二樓陽台的欄杆外邊，屋主支起鐵架，在上面放了一排盆景。盆景賞心悅目，當然妙不可言。但該屋主每天都要澆水兩次，而且每次都澆得淋漓盡致。有一次，酷日當空，柏老在門前買了一碗豆花，蹲在那裡正吃得起勁，忽然大雨傾盆，傾了我一頭一臉，剛吃了半碗的豆花，也蕩蕩乎變成滿碗，心裡詫曰：「這是何方神聖，賜下這種宋江式的及時之雨。」抬頭一看，原來能源出在澆花上，而屋主老爺已經龜縮在案，不見蹤影。我本來要大聲開罵的，怕罵了要挨揍，就沒有罵。又想上樓找該傢伙理論，心裡一想，我這個三無牌恐怕不是對手，只好作罷。於是不久我就練就一種三級跳的奇功，只要他閣下手提噴壺，拋頭露面，我就一躍而入，或一躍而出，身上滴水不沾。

——無論如何，許萬枝先生仍是第二流的司機。他跟吳黌先生不同，吳黌的虛驕，只斷送別人的生命。而許萬枝先生的虛驕，卻用自己的生命殉葬。

公寓的威脅不僅是後天的人造雨和小棺材，也有先天的胎裡毒。柏楊先生為了謀生，每天要經過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兩次之多，每逢駕臨到一個名「國泰寶通大樓」的龐然大物，就怦然心動。心動不是想搬進去住，我可是從沒有這種想法，猶如我從沒有想搬進吾友伊莉莎白二世的白金漢宮去住一樣。我之所以怦然心動，是它的窗子。蓋別的大樓，窗子都是左右拉的，只有「國泰寶通大樓」的窗子，卻是向前開的焉。

中國文化另一個使人傷心欲絕的現象是：「《春秋》責備賢者。」發揚這種學說的孔丘先生，真使人搥胸脯。他閣下對人生有深度的了解，對做人道理，也有不可磨滅的貢獻，全部《論語》，堆滿了格言。他向當權派提供了統御之術，並向大傢伙保證，如果用他那一套統治小民，江山就成了鐵打的啦。這一套當時頗不吃香，但經過董仲舒先生奮勇的推薦，西漢王朝皇帝劉徹先生採用之後，果然發生強大威力。不過他閣下理論中最糟的是「責備賢者」，他閣下為啥產生了這種畸形觀念，我們不知道，可能是勉勵「賢者」更上一層樓吧。君不見父母打孩子乎，孩子哭得肝腸寸斷，可是老頭卻氣壯山河曰：「你是我的兒子，我才打你呀，別人的孩子三跪九叩叫我打，我還不打哩。」無他，俗不云乎：「打是親，罵是恩，不打不罵是仇人。」你是賢者，我才表演自由心證兼誅心之論，你如果不是賢者，而是地痞流氓不入流下三濫，請我責備你，我都不屑責備你。

於是，一個人只要有了一點錢，他就覺得神通廣大，所有的人都得向他朝拜。手裡稍微有點權，他就虎視眈眈，隨時準備教對方領教領教他手裡的玩藝。只要出了兩本書，他就成了文豪，全世界都得向他歡呼。只要當上一個主管，不管是二、三流的或七、八、九流的，他的能力就跟著高漲，職位比他低的傢伙，都成了豬八戒的脊樑——無能之輩。只要弄到一個學位，不管是青蛙媽死脫，或跳蚤打狗脫，他就以為連對同性戀都是權威。只要會說幾句英文，如果不在談話中夾幾個字，屁|眼都能憋出黑煙。只要認識幾個洋大人，那就更不得了啦，更得隨時隨地亮出招牌。

另外，女店員的面孔，似乎也應納入改進之列，當你進店之時，活像一頭貓撞進了老鼠窩，小眼睛全充滿了敵意的望著你，如你索物，則先打量你的衣服，然後告曰：「貴得很。」你問：「還有好的乎？」曰：「更貴。」我有一個朋友，在外語學堂讀書時，便曾在台北中山堂前一家委託行，因購一件價值五百元的毛衣而大吃其癟，該老闆伸頸細瞧其領牌，不屑曰：「你外語學堂畢業，當個翻譯官，一個月也不過五、六百元，還是省點吧。」不過結果大出老闆意料，吾友竟然有錢買了一件。然而最痛苦的是，當顧客看了兩件不買辭出之時，上至老闆，下至店員，無不怒目而視，口中唸唸有詞，一種像被雞|奸了似的嘴臉，全露了出來。於是，有人曰：沒有關係，他們見了洋大人，笑容自出。須知觀光事業發達後，洋大人如過江之鯽，將逐漸不再稀罕，且洋大人也有寒有窮，久而久之，劣根性復發，難免終有一天，華洋一視同仁。

至少是近百年來的事，中國人走兩個極端，不是沮喪自卑，就是盲目自傲，而很少能有自尊。嗚呼，跳出影子，別當恐龍，袪除虛驕，應是中國人的第一要務。

寫到這裡，讀者老爺一定大吃一驚曰：「老頭，你三天沒照梨花鏡，就自以為三頭六臂，當起預言家啦。」我可不是要當預言家，而只是聯想到中國同胞，不禁兔死狐悲，物傷其類。中華與印地安兩大民族，雖然有許多不相同之處，卻也有許多相同之處。最相同的一點是，大家都有濃厚的崇古崇祖的情緒，這情緒是浪漫的，多彩多姿，使人動容。可是卻因之使我們無法面對現實，對現代化深拒固閉，對有些已經毛病百出的傳統文化，仍摟在懷裡，沾沾自喜。類似乎這些相同之點，都是致命之點。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堂接受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的委託，調查大家對體罰的意見，提出報告說，百分之九十一的教習，百分之八十五的家長，及百分之八十的學生，都認為只要不造成傷害，適當的體罰是應該的。這個調查表示，開揍的和挨揍的，跟赤壁之戰周瑜和黃蓋一樣，兩情相悅，一方面願打，一方面願挨。中國心理學會和中國心理測驗學會的聯合年會上，也提出討論，與會的若干英勇好戰型的朋友，在學院派魔術名詞的雲霧中，要求把現代課堂，恢復成為古代刑堂。而身為台灣省政府主席的林洋港先生，跟柏楊先生的命運恰恰相反，在台灣省議會中，現身說法，說他小時候讀書，就是因為教習把他打得哭爹叫娘，他才獲益良多。國立陽明醫學院教習劉家煜先生，還要建議教育部，認為教習對學生，可以作適當的幹活。

上面幾件壯舉，柏楊先生都沒有親身參加，只有一件事，我卻是榮膺男主角的。那就是，我老人家請吳基福先生診治眼疾，最初的幾個月，每天都需要靜脈注射。我既不好意思每天往返八百公里去高雄打針，只好把針劑帶回台北，在柏府附近找到一家私人診所，每天前往挨戳。該診所的那位女護士，秀色可餐，被秀色可餐捉住手臂亂搞，本也心甘情願，可是她閣下跟許萬枝先生的功夫一樣，同是天下高手，許先生可以不用方向盤開車，護士小姐則可以不用眼睛注射。她總是一面注射，一面跟她的男同伴猛聊，聊到得意之處，還咭咭呱呱，前仰後合。我懇求曰：「老奶，請妳看著點，這可不是耍的呀。」她的玉容就像掛著簾子似的，刷的一聲拉下來曰：「這有啥好緊張的，我閉著眼睛都能注射。」忽然一陣劇痛，我就哎喲，她曰：「我打針打了整整十年，從沒有出過錯，你這個老頭，怎麼還像孩子這麼難伺候。」回到家裡，左臂一片鐵青。第二天再去，指給她看，她曰：「沒啥，沒啥，用熱毛巾一敷就好啦。」只好換打右臂，回到家裡，這條不爭氣的右臂也跟著一片鐵青，一個月下來，她談笑風生不輟，而我老人家的兩條胳膊幾乎成了兩根木炭。

四、對方跟自己三桿子搭不上——「你連他幹什麼的都不知道！你要是知道他的底細，就不會這麼亂開黃腔。」

不敢、不能公開讚美，我認為是中國人甚少「心懷感激」所致。中國人成功了，他認為那是他自己勤奮努力的結果，跟社會和人民根本沒有關係，他認為他自己的本事最大，根本不感激社會，和群眾帶給他成功的機會，所以他們也就沒有什麼社會責任的觀念。

這則新聞真是集天下之大鮮，這位可敬的羅明鑒先生因未能及時晉見洋大人，失望後跳高之情，躍然紙上。郵局明明規定：「寄交國內之外國郵件封面，應附註中文地址。」羅明鑒先生卻解釋為：「應指國人相互間通信而言」，「對外籍人士投寄未附註中文地址的信件，照理……」嗚呼，照理，照的是啥理？一封英文信寄出，郵局老爺是不是都要拆開瞧瞧，如是洋名就照寄，如是單音節就退回？有些華裔的美國人，如中國原子科學之父孫觀漢先生，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一直用的是K．H．Sun，根本沒有洋名，郵局老爺又如何分辨。如果只看信封，又怎麼知道他是「外籍人士」和「內籍假洋鬼子」？這還不說，中國人在美國用中文寫信，行耶，不行耶？阿拉伯人在台灣用阿拉伯文寫信，泰國人在台灣用泰文寫信，又是行耶？不行耶？郵局老爺迫不及待的承認錯誤，真不知錯在哪裡，誤在何方？又拍胸脯保證改進，更不知哪裡可改，啥地方可進。

約翰托爾校長，到我國訪問時，住在台北圓山飯店，他用英文寫了一封信給他學生羅玉珍的家長，希望見面談敘，結果因這封信未附註中文地址，由於時間耽擱，待羅玉珍的父親羅明鑒收到信時，已過了約定時間，托爾也已返國。羅明鑒認為郵局把此信退回很不合理（柏老按：好一個不合理）。

一、對方有點地位的——「怎麼，你拍他的馬屁呀。」

這些臭鞋所布下的臭鞋大陣，跟契丹帝國蕭天佐先生在三關口布下的天門大陣一樣，暗伏奇門遁甲，詭秘莫測。於是有的鞋仰面朝天，有的鞋匍匐在地，有的鞋花開並蒂，有的鞋各奔東西，有的鞋張眉怒目，有的鞋委屈萬狀，有的鞋鞋相迭，有的則把守在樓梯之口，形成現代化的絆馬樁。主人之出也，先伸出腳丫，像吾友穆桂英女士的降魔杖一樣，在臭鞋大陣中左翻右踢，前挑後鉤，直到頭汗與腳汗齊下，才算找到對象。客人之入也，比較簡單，但如果遇到像柏老這類朋友，襪子上經常有幾個偉大的洞的，就得有相當勇氣，才能開脫。而有些朋友則鞋上是有帶子的，你就得耐心的觀光他們蹶起的屁股，如果屬於千嬌百媚，當然百看不厭，如果是屬於老漢或討債精之類，就無法不倒盡胃口，尤其有幸或不幸的人，客人如果太多，一連串把屁股蹶起，就更顯示臭鞋大陣的威力。

中國人初到美國最大的困擾，是美國人的禮貌多端。馬路上隨隨便便擦肩而過，似乎好像碰那麼一下，也似乎好像沒有碰那麼一下，對方總要致歉曰：「對不起。」如果真的短兵相接，肌膚相親，那聲「對不起」就更如同哀鳴。即令你低頭猛走，撞個震天響亮，也會引起一迭連聲的向你「對不起」。這個動則「對不起」場面，實在難以招架。在我們中國，卻是另一種鏡頭，兩人一旦石板上摔烏龜，硬碰了硬，那反應可是疾如閃電，目盡裂，你瞧他表演跳高吧，第一句準是：「你瞎了眼啦。」對手立刻還擊，也跳高曰：「哎呀，我也不是故意的，你還不是也碰了我，我都不吭聲，你叫啥叫？」前者拉嗓門曰：「碰了人還這麼凶，你受過教育沒有？」對手也拉嗓門曰：「碰了你也不犯殺頭罪，你想怎樣，教我給你下跪呀，哼，你說我碰了你，這可怪啦，我怎麼不碰別人，是你先往上碰的，想栽贓呀。」事情進化到如此地步，軟弱一點的，邊走邊罵，邊罵邊走，也就是鳴金收兵。剛強一點的，一拳下去，殺聲大作，馬上就招來一大堆看熱鬧的群眾，好不叫座。

聖人曰：「知而不行，不為真知。」僅知合作的重要，而不能在行為上合作，就不算真知。僅瞭解團結就是力量，而不能在行為上團結，就不算真瞭解。毛病似乎不出自中國人本性，而出自大家吃儒家學派的藥太多，吃得跟柏楊先生尊肚一樣，害了消化不良之疾。蓋儒家在原則上只提倡個體主義而不提倡群體主義。孔丘先生對那些「有教無類」的二級聖人，教來教去，固然也涉及到群體行為，但涉及的份量卻比蚌殼裡的珍珠，還要稀而且少，大多數言論都是訓練個體的焉。儒家最高的理想境界，似乎只有兩個項目，一個項目是教小民如何的藏頭縮尾，國家事管他娘，而只去維護自己的身家財產；用二句成語，那就是「明哲保身」「識時務者為俊傑」，鼓勵中國人向社會上抵抗力最弱的方向走。另一個項目則是求求當權派手下留情，垂憐小民無依無靠，用御腳亂踩的時候，稍微輕一點；其成語曰「行仁政」。

——寫到這裡，想起一樁房地產生意，吾友曹某某先生，於一九七七年間，在台北永和市福和橋頭，定了一棟房子。落成之日，他不知道安分守己，竟請了一家建築事務所派人去量面積，這一量就倒抽冷氣，原來比圖樣少了好幾坪。建築商最初大跳大叫，又找些身上雕龍畫鳳的道上朋友，出來擺平。可是吾友硬是幹上啦，建築商平生還是第一次遇到這種不開竅的傢伙，只好自認「倒楣」，退錢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