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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閹割和纏腳。閹割這種慘無人道的不可思議的事，說起來實在是太噁心。我們的祖先竟做出這種見不得人的事，使我們後代子孫，個個臉上無光。婦女纏足這種「矯柔造作戕害天和」的習俗，起自南唐李後主宮中行樂，有宮嬪名窅娘，以帛纏足而舞，一時上行下效，相習成風，是為纏足之濫觴，此後誨淫造孽，長達一千年之久，中外有關纏足的各種史籍，真是洋洋大觀，不勝列舉，這個陋習大概在唐宋元明四、五百年間，發展還不很快，因明太祖朱元璋的太太，還是安徽鳳陽的大足婆，算是一個例證。可是到了滿清，卻加速發展，很快就成為根深柢固的風習。民國成立以前，除江西、廣東等邊區少數客家人以外，全國婦女沒有不纏足的。

民族與民族的競爭，猶之於個人與個人的競爭，最足以一決勝負的，莫過於知識文化高低。原來在嘉慶、道光年間，西方世界已具備了所謂近代文化，而東方世界仍停滯於中古時代；我們的祖先還熱中於小腳、辮子、太監、姨太太，和鴉片煙，西方的科技於十八世紀中葉，已開始製造堅船利炮，已經利用機器從事生產和運輸，而我們的農業、工業、軍事，還都停留在唐宋時期，文人或知識份子還在那裡做八股文，講陰陽五行，我們實在太落伍了！天朝中國，又焉有不敢不亡之理！而後有識之士尋根究底，漸漸看出我們的問題出在傳統文化上面，可是偏偏有些冬烘先生執迷不悟，掛起「衛道」旗幟，不脫孔孟的奴性，披著道統的外衣，宣傳儒教。其實，我們的「本位文化」簡直已成為一個大糞坑！

八、女權。在傳統上，中國社會男女生活的壁壘，特別森嚴，重男輕女的觀念深入民心。在封建時代女子不得拋頭露面，女子不能有財產權，不能成為一家之主，否則就是「牝雞司晨」，是反常的異教。女子與孺子、小人相提並論、等量齊觀的，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孔聖人的遺教還強調女子不必有才能，只要嚴守婦道、從一而終就好了，所以說：「女子無才便是德」。婦女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再加上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便是「三從四德」，也就是當時社會壓迫女子的道德律，自古以來男子三妻四妾有如家常便飯，可是在舊禮教約束下的女子，如有不貞，只有去死的一條路，別無選擇。「吃人的禮教」殺起人來，比什麼都厲害。所謂的「貞節牌坊」，鼓勵女子個個要三貞九烈，正是禮教吃人的一個代表作。

醬和霉豆腐一樣，都是我國農村裡最常見常吃的食物。二者的製作都是經過醱酵生霉的化學作用而成。因為具有以毒攻毒的自我防腐作用，這兩種食物都很容易保藏，無論冬冷夏暖，都可經久不壞（實際是：本身已腐爛到了極點，根本無從壞起）。霉豆腐是吃稀飯用的一道好菜。至於醬，它的用途就更多了，醬可以做成甜面醬、辣椒醬，下飯調味都可以。當我們把黃瓜、蘿蔔、生薑，放在醬裡泡一個時期，這些東西就原味盡失，而成了醬瓜、醬蘿蔔、醬生薑等等所謂的醬菜。這些蔬菜成了醬菜之後，也就與醬一樣容易保存，經久不壞了。不過，無論醬和菜，畢竟是中國民間的窮辦法，在肉類價格奇昂，新鮮蔬菜不能終年常有的情況下，只好以醬、醬菜、霉豆腐、鹹菜、梅乾菜等家常菜來下飯。反正中國人一向米面是主食，其他的東西都是次要的。話雖是這樣說，像醬這種東西，偶爾吃一點是可以的，如果以此為主，長期的吃，任何人都會倒盡胃口。筆者是有過親身經歷的人。在抗戰時期上學，每次從家帶去的菜，以醬ｈｔｔｐs://wｗｗ•ｈｅtubｏｏk.ｃｏｍ•coｍ菜為最多，到後來吃得一嗅到那股醬味就怕了。

說完了醬的特性，聰明的讀者就不難理解柏楊先生為什麼把中國的古文化稱為「醬缸文化」的道理了。醬缸裡面所存儲的東西，固然不全是一無是處的渣滓，但其內容之陳腐污濁，則是一定不易的。柏楊先生在《猛撞醬缸集》中劈頭就下了一個定義：「夫醬缸者，腐蝕力和凝固力極強的渾沌社會也。也就是一個被奴才統治、畸形道德、個體人生觀和勢利眼主義，長期斲喪，使人類特有的靈性僵化和泯滅的渾沌社會。」柏楊先生對於「醬缸文化」深痛惡絕，成見越來越深，久之他乾脆把這個渾沌的醬缸看作是一個垃圾坑，把一切有惡名的東西統統往裡丟，像目前中共把四人幫看作一切罪惡根源一樣，凡是現在要拋棄的東西，統統歸咎於四人幫或四人幫所搞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倒也痛快淋漓、乾脆俐落。

四、文化不但要變，而且貴在不斷維持良好的新陳代謝作用，使不合時宜、見不得人的文化，一層一層剝落蛻化，不斷產生另一層次的新文化。切忌過於好古泥古，拿「聖人之教」這頂大帽子來責人「離經叛道」，以致一堆古老的文化不變不棄，而形成麻麻雜雜、粘粘糊糊的一個大醬缸。要言之，當我們的本位文化受到外來文化的衝擊時，不必驚慌失措，也不必盲目地實行「文化抗戰」，產生義和團式的保衛本土文化運動，我們要知道文化有種族、地域、時間、階段、層次等等之別，但文化與文化都有互相依賴的傾向，這種依賴，包括縱橫兩個方面。例如：東方文明的發展與轉形，有賴於西方文化的物理學、數學、生物學、哲學、宗教、天文地理、政治法律等方面知識。西方文化的改進，也有賴於東方文化中的藝術、倫理、烹飪技術、拳腳功夫等等來充實它的內容。再從整個人類的文化來看，考古學上的文化分期，也是一個接著一個互有密切關係的。沒有石器時代，就沒有青銅器時代，和鐵器時代；石器時代也不能不經過青銅器時代，一步跨入今日的電器時代和太空時代。總之，文化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由這個文化與那個文化，經過這個時期到那個時期，漸漸濡化，遞變發展。

四、「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之爭。這個問題已在前面討論過了，不必再提。

文化的內容是包羅萬象的。它是人類為了爭取生存、適應環境所作的一切努力的總成果，是一個不可分割的融合的整體，文化之分為「精神文化」與「物質文化」是死要面子的頑固份子，為了不肯接受西洋文化，甚至不願承認「西夷」也有文化這個事實，而硬捏造出來的二分法。柏楊先生與胡適同志，對於這個觀點一向抱著同一的態度。故他在《勃然大怒集》中說：「把文明分為『東』『西』還有點道理，但把文明分為『物質』和『精神』，實在是婊子養的，嚴格地說，世界上壓根兒就沒有精神文明，……精神文明是不存在的，起碼是不能單獨存在的，沒有物質文明，就沒有精神文明。一定要有的話，則那不是精神文明，而是『神經文明』」這是他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台北以〈神經文明〉為題所寫的一段話。他的主張與提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張之洞等人，骨子裡根本不承認西洋的學術文化意見，是背道而馳的。

在八月十六日一個半小時的演講中，柏楊先生提出了一些在他的著作中一再指責過的醬氣。這些從醬缸文化裡衍生出來的問題，正是五四時期的健將們大聲疾呼過的論點。我們把他的演講內容，歸納起來，大概可分為下列幾個方面：

柏楊先生講演完畢後，有一個多小時的發問和討論。當日筆者就提出兩個問題，一個就是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的問題，已如上述。他承認這是為了敘述方便起見所發生的錯誤。第二個問題是：根據西方學者的研究，文化的發生從這個階段到那個階段，是循著一種客觀的程序，並且形成各種文化上的不同層次。我問柏楊先生，是否同意這種觀點，西方文化與東方文化，是否有層次上的不同？或者說西方文化是不是比東方文化高出一層？這個問題柏楊先生沒有明確地表示他的意見。只是含糊其辭，敷衍了過去。許多中外人士談起文化問題來往往很起勁，可是，進一步追究，文化是什麼？也許馬上會使大家感到茫然。美國教育家前哈佛大學校長羅厄爾（一八五六～一九四三）說得好：「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比文化更難捉摸。我們不能分析它，因為它的成分無窮無盡，我們不能敘述它，因為它沒有固定的形狀。」但是，以我們目前對文化的認識程度來說，至少下列幾點是可以肯定的：

二、人類文化的發生，已有一百萬年以上的歷史，凡有人的地方就有文化。「文明人」固然有文化，所謂「野蠻人」，同樣有他自己的文化。究竟誰是「文明」？誰是「野蠻」？這是文化價值觀問題，在世界文化典型尚未出現以前，我們很難籠統地指出誰的文化優秀，誰的文化落後。但人類是有活動的，因此文化也跟著流動。文化與文化就會彼此接觸，一經接觸，就有競爭，競爭的結果是優勝劣敗。落後的文化就會被淘汰，並遭到滅亡的命運。例如：巴比倫文化、亞述文化，都已成為歷史的一個名詞，根本從世界上消失了。南美的印地安土人印加族（Inca）和中美印地安人之馬雅族（Maya），都曾有過很高的文化，但到如今只留下一些遺跡供人憑弔。再說埃及文化，今已面目全非。古代的西亞文化，現在已為油田所淹沒了。印度文化正在蛻變的過程中，我們中國的文化，自中英鴉片戰爭以後，一直在艱苦的掙扎。

難怪那天（一九八一年八月十六日）柏楊先生在紐約華埠容閎小學大禮堂講「中國人與醬缸」時，一開始就重提他在《猛撞醬缸集》中引用過的兩句話：（「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果，今生作者是。」筆者註：此話原出於《聊齋誌異》）。以說明因果循環之理。有什麼樣文化，就有什麼樣的民族和國家，一個時代的盛衰榮枯，豈能無因？他的意思也就是說：我們五千年的文化傳統是好是壞，用不著把頭鑽到故紙堆裡去研究，只要睜開尊眼看看我們民族現在受的是什麼洋罪，就該明白了。而我們能不能復興，用不著到街上找鐵嘴直斷，只要看看我們民族現在做的是什麼事，也就應該同樣明白！

「醬缸文化」一詞與「阿Ｑ精神」有異曲同工之妙，至於什麼是「醬缸」？「醬缸文化」裡面的主要內容是什麼？說了半天，還是一個玄之又玄的問題。妙就妙在可以心領而很難言傳。聰明的柏楊先生那天講演的時候，恐遭畫蛇添足之譏，並未提出解釋和界說。不過，筆者對柏楊先生所提出的「醬缸文化」問題，有兩個初步的假定：

第二，柏楊先生在中國文化問題的思想範疇、觀念形態上，都未超越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層面。五四運動在中國近代史上，是最有意義的一件大事，對中國影響之鉅，實在無與倫比。在文化史上來說，真是一個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黃金時代。如果柏楊有魯迅、胡適那樣好命的生辰八字，也就不會因文字而罹牢獄之災了。如果沒有五四運動的發生，中國共產黨的出現，恐怕就不是那麼順利的事。甚至時到今天，我們回頭去看那時的《新青年》《獨立評論》，以及其他的《新月》《人wｗｗ.hｅｔuｂｏｏｋ•ｃｏｍ.coｍ間世》等期刊雜誌上有關中國問題，和文化思想方面的論述筆戰，真是多彩多姿，實在令人不勝懷念與讚歎之至！

五、人權、民權和自由。這些名詞都是舶來品，在中國自己的文化中是從來沒有過的。中國人民在皇帝面前的地位，連狗還不如。什麼「民為貴，君為輕」，只聽見過有此一說，從來沒有看到事實的表現。終年胼手胝足，為孝敬肚皮而忙碌的人民，是沒有餘暇去從事任何較高級的文化活動的。一般的農民，只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生自滅式的自由。

七、容忍性。民主、法治、自由是現代政治的三大支柱。而「容忍」又是「自由」的基礎，不能容忍就不會有自由。胡適之先生在台灣時，曾寫過一篇很有名的文章，登在《自由中國》，篇名即為〈容忍與自由〉。他的主張是：政府肯容忍，人民才能有自由。個人要肯容忍，才不致妨礙別人的自由。果能如此，則執政黨能容忍反對黨，黨內可以容忍黨外，大黨可以容忍小黨，大家就可以和平共存，各走自由發展的道路。有一次，我在紐約地下車裡看到一個黑人高高地蹺著二郎腿，那時是晚上，車上乘客並不多，並不妨礙別人行動。但一個警察走到他面前加以干涉，兩人都很不愉快，那個人就說了一句：「這是我的腿！」（我的腿放在哪裡有我的自由！）他不買那警察的賬，二郎腿還是照蹺在那裡。那個警察也只好默默地走了。我的心裡想，美國真不愧是一個民主自由有素養的國家！這種事如果發生在台灣，那「三作牌」（柏楊語：作之君，作之親，作之師，謂之「三作」）的警察會容忍那條二郎腿嗎？

以中國幅員之廣，人口之眾，民性之勤，智慧之高，竟一再受制於外國。自鴉片戰爭之後一百年來，幾至亡國滅種，豈非咄咄怪事，令人大惑不解？凡有血性的中華兒女，無不為此潛心探索，因悉我國積弱如此，無非種因於文化。在無數向中國傳統文化挑戰的人士中，我們最熟悉的，前有魯迅、胡適，後有柏楊，他們眼見社會道德的墮落，政治觀念之落伍，學術文化之萎縮，一致針貶時弊，痛詆我們祖先所遺留下來的世故、功利、權詐、諂諛、泥古、保守、作偽的傳統文化。我們就拿柏楊來說吧！這位以雜文名聞天下的作家，著作等身，除了若干文藝小說而外，計有短篇雜文《柏楊選集》十輯，《柏楊隨筆》十輯，以及諷刺小說《古國怪遇記》《打翻鉛字架》二集。他的全部作品都是以嘻笑怒罵、刁鑽靈活的筆法向目前中國社會中的畸形道德和醜惡人性，展開無情的攻擊，吸引了無數像孫觀漢先生、寒霧小姐這樣忠實的讀者。這個「糟老頭」的基本出發點卻是「我愛吾國，愛之切，故責之也苛」。他一方面是不滿現狀，而另一方面又恨鐵不成鋼，對自己國家的前途，深感嘆惜！

第一，柏楊先生好像是一個病理專家，而不是一個生理學家。他在那浩瀚的著作中指出無數因我們的古老文化而產生的病變，但他並沒有進一步去深思文化的本身是什麼？文化的內涵，文化發生的現象、變動和層次等等學理的問題，也沒有下功夫去研究中國文化的特質是什麼？源流如何，因此，一不小心，他自己也跌入文化的陷阱裡面去了。

可是十五年以後的八月十六日，當他在紐約大談「醬缸」的時候，竟忘記了上面的說法。筆者很驚訝地聽到他一再區分出「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兩種東西。他說：「……這個大的衝擊，對我們醬缸文化的中國來說，無疑是對歷史和文化的嚴厲挑戰。它為我們帶來了新的物質文明，也為我們帶來了新的精神文明。……所謂物質文明，像西方現代化的飛機、大炮、汽車、地下鐵等等，我們中國人忽然看到外面有這樣新的世界，有那麼多hetubook.com.com東西和我們不一樣。使我們對物質文明重新有一種認識。再說到精神文明，西方的政治思想、學術思想，也給我們許多新的觀念和啟示，過去我們不知道有民主、自由、人權，這一切都是從西方移植過來的產品。」（見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日紐約《北美日報》）讀者們，你們看看他這段話與上面那段咬牙切齒反對「精神文明」存在的話，是不是明顯地衝突和矛盾呢？是不是柏楊先生上次的筆伐，是一時「心血來潮」，而這次的口誅，是有一點神經衝動呢？

三、鄉愿。這兩個字的意思就是良知的泯滅，事情不分是非曲直，不管真偽黑白，只根據同個人的關係、利害、好惡論事，這種人無論做什麼都沒有正義感，都缺乏道德勇氣，處處推、拖、拉，對人敷衍，對事不負責任，所謂「明哲保身」「溫、良、恭、儉、讓」也者，只不過是隨波逐流、逃避現實的別解。

一、中西文化之間誰優誰劣，是近一百年來知識文化份子爭論不休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的先決條件，是要找到評定文化優劣的標準是什麼？在優劣的標準沒有定位以前，任何爭論都是沒有意義的。如果我們把「適者生存」這個生物界生存競爭的原則，應用在文化上，以一種文化之能否適應它內部的要求，和外部環境的壓力作為優劣的標準，那就不用說的了，西洋文化是優於東方文化；我們俗謂的「精神文明」優於西方，而西方的「物質文明」優於東方，這是一種無稽之談。何況文化是人類適應環境與創造活動及其成果的總稱，涵蓋了文化發展中的各種層次。若以「物質」和「精神」這樣簡單而粗疏的分割法，不能說明文化的內容。

二、榮譽一元化的文化價值觀。中國人要想「揚名聲、顯父母」，唯一的一條路，就是一頭鑽進官場。做了官就可以發財，就有權有勢，跟著身份、地位，一切榮譽都有了。中國知識份子追求榮譽利祿的途徑，絕不是經商致富，或製造發明，而是科名文章。所以中國人的價值取向，素來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十年寒窗」讀書的目的，就是要擠入仕途，仕是「四民之首」，他們瞧不起工匠和農夫，也瞧不起唯利是圖的商賈，有身份的女子絕不肯嫁作商人婦。在中國文化裡，地位和聲威的外表層相是面子，中國的「讀書人」最愛面子。「面子」是中國文化份子的第二生命，「面子」也是中國文化份子的自尊心之最積極而具體的表現。所以，大家說：人生的情面、體面、場面，這三碗麵「最難吃」，但又不得不吃。甚至時至今日的台灣，還是一條鞭式的學制，教育不講究內容，不重視工藝和職業教育，人人只知由幼稚園、小學而中學，而大學，往一個窄門裡鑽。每年參加聯招的考生，在選擇志願時，是先選學校而後才是志趣，以大學的名聲費用的考慮為先，把所有各大專學校的所有科系，都填在報名單上，填完為止。入學目的還是受到「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萬鍾粟」那一套名利和虛榮觀念的作祟。

中國人的暮氣、保守、迷信、愚昧、欺詐、鄉愿、貪污、奴顏、畏縮、虛榮、勢利、淫|亂、嗜殺等等惡劣的習氣和人性，是多方面的，很難一語予以概括；但我們可以肯定地說，這些人心不振、道德沒落的現象，往往與我們的傳統文化有關，或直接從我們的祖先手裡遺傳下來。魯迅先生把中國人那種變態的精神上的存儲反應，統稱之為「阿Ｑ精神」。李宗吾先生從我國官場，悟到了一種「厚黑哲學」，教人臉厚如城牆，心黑像鍋底，曾在生活艱苦的抗戰期中，膾炙人口，人人樂為傳誦。現在我們的柏楊先生對上面這些林林總總，積非成是的盤古文化，無以名之，統而稱之為「醬缸文化」。

世界上有兩個大醬缸，一是位於亞洲ｗww•hetｕboｏk•cｏm.com大陸西南角的印度，也就是古代的天竺，或唐僧去西天取經的地方。一是東瀕太平洋，南臨南海，西迄崑侖山、喜馬拉雅山脈，北接西伯利亞的中國。印度醬缸裡面盛的是逃避人生現實的印度教文化；中國醬缸裡面所裝的是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道統定於一尊的「固有文化」，這兩個古老的國家，同是地廣人眾，但都將國之不國，民無死所，其貧窮為世界之最，弄得差一點都被自己的文化所埋葬。不幸的是，由於地理環境的封閉，中國向來與廣闊的世界隔絕，既沒有外交，也沒有通商；別人的文化不易流入，我們自己也不屑接受。從外國傳來而能在中國落地生根的東西，沒有別的，只有麻醉人心的佛教。又由於華夏民族的夜郎自大，一向把自己尊為天朝，凡中國以外的地方都視為藩屬或蠻夷之邦。對付這些文化較低的民族，不是剿，就是撫，可說因應自如，游刃有餘。可是，中華民族到了十九世紀，情形就大大地不同。因為這時候到東南亞來找麻煩的英、美、法諸國，絕非已往的匈奴、羯、氐、羌、鮮卑、蒙古、倭寇等「異類」可比。我們雄踞海港，炮鎮要塞，而那些來自不同世界、不同文化的碧眼兒，竟能從幾千里外的海洋上，坐著船，裝著炮，把我們岸上以逸待勞的上國水師和陸師，打得落花流水，俯首稱臣，天下竟有這種窩囊的事！這才真把那些滿大人搞糊塗了。筆者每讀史書，以今視昔，猶感大惑不解，悲憤莫名。

三、文化並非一成不變的化石，而是在不斷地變動之中。不過有的文化變動得快，有的文化變動得慢。無論中國人自己的心裡是否願意，事實上，中國文化已被「船堅炮利」逼著我們走上變遷的道路。不想變也得變，任你對自己固有的文化多麼愛慕與貪戀，也沒有用。文化是和水一樣的，只要找到出路，它就要流入或滲透。例如：隨著建交行為，太平洋兩岸間的橋樑暢通以後，很快地，中國大陸就發生了不可抗拒的生活上的變化，可口可樂、彩色膠卷、錄音機、電視機、電子計算機……一擁而入，男的西裝領帶，女的裙子、口紅、燙髮，一一應運而生，日趨時尚。所以文化一經交流摻合，優劣自明。我們為了文化問題，操過許多無謂的心，老圍繞著「變」與「不變」這個軸心上打轉，什麼「回向源頭論」「中體西用論」「本位文化論」「全盤西化論」「洋為中用論」，爭得臉紅耳赤、唇乾舌燥，鬧了半天，到頭來又有什麼用呢？該來的都來了，不該來的還不是也來了？

六、包容性。「心胸狹窄」是我們中國文化中表現得很強烈的弱點，以「我族主義」為中心的中國人，一向認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對於被征服的「夷狄」和「化外之民」，燒殺、搶擄、姦淫，無所不為，絕不客氣；對外來文化特徵，處處都看不順眼，而且有意無意存著一種鄙夷和排斥的態度。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看美國，就更慚愧了。他們對待那些船民和難民，無論是友邦或敵國，都來者不拒，不但周濟衣食，而且還要提供教育、安排職業。這種同情心和包容性是何等偉大！

「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這是宋神宗時代實行政治改革的王安石（一〇二一～一〇八六）的名言。這位政治家恐怕是秦漢以後，盛唐以降的第一個不願固守傳統，而敢於向歷史祖宗提出挑戰的人。我們中華民族從宋朝起，就國勢轉衰，到了十九世紀，終於遇到空前的生存危機。由於受到西方文化的衝擊，我國知識份子才開始注意到自己的古老文化的問題。從清季文華殿大學士理學名臣倭仁，於一八六七年反對人士接受西學的言論算起，關於中國文化的論爭，斷斷續續已鬧了一百多年。一九一九年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則是中西文化矛盾中所引起的一場激變。